超级军网转\\FBI监视下的婚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1:32:09
FBI监视下的婚姻
美\严歌苓
（摘自三峡文学2007-9）
做媒的是我年幼时的一位好友。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总可以练练英文嘛！”
下午6时30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到扣门声，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子将会是那么一个结果。
不久，劳伦斯和我真的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笑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皱眉头，身子靠近我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人结婚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对他瞅了一会，才认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往常一样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目光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问：“你干了什么了？”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
“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们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的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测试中，他在表格上填了我的名字和背景资料。他老实巴交地写上了“趋向婚姻”。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过誓：对国家要百分之百地诚实！”他答。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后，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用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病了，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的令人犯怵。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我原本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那白种人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劳伦斯在电话中流露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外国人是次等人；次等人的人权分量、质量自然都不足以为息。
不久，劳伦斯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受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我俩带来美好的结局，那么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第一次打电话的那位调查员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言。谎言是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几次对答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线索。我回答的还算流畅。
“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 ?”（“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吗？”）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用心，他是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里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的犹豫，我回答：“Yes.”
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试图看透他，把眼睛睁的很大。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里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非常气恼并感到委屈。
“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劳伦斯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几天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门的，可以和你谈一次吗？”
交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貌似比FBI友善的多的先生，FBI已经无数次向我提问过。
“FBI？”他大吃一惊，“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调查？”他瞪圆眼睛，向我摊开两个巴掌。
我长吁一口气。
星期四上完了课，我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强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了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一个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
但是，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色已黑，答录机上的信号灯不断闪烁。我打开它，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
我突然蒙了一下，然后才恍然大悟，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经被决定了。也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谎纯属自愿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21世纪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2007年秋天，劳伦斯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松地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找到了工作。日子是宁静、明朗的，但我有时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镜，电话里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有哪一天突然跑来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FBI监视下的婚姻
美\严歌苓
（摘自三峡文学2007-9）
做媒的是我年幼时的一位好友。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总可以练练英文嘛！”
下午6时30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到扣门声，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子将会是那么一个结果。
不久，劳伦斯和我真的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笑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皱眉头，身子靠近我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人结婚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对他瞅了一会，才认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往常一样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目光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问：“你干了什么了？”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
“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们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的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测试中，他在表格上填了我的名字和背景资料。他老实巴交地写上了“趋向婚姻”。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过誓：对国家要百分之百地诚实！”他答。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后，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用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病了，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的令人犯怵。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我原本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那白种人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劳伦斯在电话中流露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外国人是次等人；次等人的人权分量、质量自然都不足以为息。
不久，劳伦斯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受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我俩带来美好的结局，那么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第一次打电话的那位调查员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言。谎言是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几次对答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线索。我回答的还算流畅。
“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 ?”（“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吗？”）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用心，他是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里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的犹豫，我回答：“Yes.”
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试图看透他，把眼睛睁的很大。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里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非常气恼并感到委屈。
“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劳伦斯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几天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门的，可以和你谈一次吗？”
交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貌似比FBI友善的多的先生，FBI已经无数次向我提问过。
“FBI？”他大吃一惊，“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调查？”他瞪圆眼睛，向我摊开两个巴掌。
我长吁一口气。
星期四上完了课，我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强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了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一个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
但是，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色已黑，答录机上的信号灯不断闪烁。我打开它，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
我突然蒙了一下，然后才恍然大悟，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经被决定了。也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谎纯属自愿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21世纪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2007年秋天，劳伦斯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松地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找到了工作。日子是宁静、明朗的，但我有时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镜，电话里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有哪一天突然跑来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美\严歌苓
（摘自三峡文学2007-9）
做媒的是我年幼时的一位好友。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总可以练练英文嘛！”
下午6时30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到扣门声，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子将会是那么一个结果。
不久，劳伦斯和我真的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笑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皱眉头，身子靠近我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人结婚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对他瞅了一会，才认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往常一样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目光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问：“你干了什么了？”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
“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们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的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测试中，他在表格上填了我的名字和背景资料。他老实巴交地写上了“趋向婚姻”。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过誓：对国家要百分之百地诚实！”他答。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后，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用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病了，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的令人犯怵。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我原本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那白种人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劳伦斯在电话中流露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外国人是次等人；次等人的人权分量、质量自然都不足以为息。
不久，劳伦斯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受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我俩带来美好的结局，那么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第一次打电话的那位调查员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言。谎言是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几次对答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线索。我回答的还算流畅。
“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 ?”（“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吗？”）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用心，他是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里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的犹豫，我回答：“Yes.”
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试图看透他，把眼睛睁的很大。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里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非常气恼并感到委屈。
“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劳伦斯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几天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门的，可以和你谈一次吗？”
交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貌似比FBI友善的多的先生，FBI已经无数次向我提问过。
“FBI？”他大吃一惊，“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调查？”他瞪圆眼睛，向我摊开两个巴掌。
我长吁一口气。
星期四上完了课，我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强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了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一个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
但是，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色已黑，答录机上的信号灯不断闪烁。我打开它，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
我突然蒙了一下，然后才恍然大悟，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经被决定了。也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谎纯属自愿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21世纪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2007年秋天，劳伦斯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松地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找到了工作。日子是宁静、明朗的，但我有时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镜，电话里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有哪一天突然跑来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FBI监视下的婚姻
美\严歌苓
（摘自三峡文学2007-9）
做媒的是我年幼时的一位好友。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总可以练练英文嘛！”
下午6时30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到扣门声，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子将会是那么一个结果。
不久，劳伦斯和我真的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笑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皱眉头，身子靠近我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人结婚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对他瞅了一会，才认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往常一样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目光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问：“你干了什么了？”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
“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们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的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测试中，他在表格上填了我的名字和背景资料。他老实巴交地写上了“趋向婚姻”。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过誓：对国家要百分之百地诚实！”他答。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后，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用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病了，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的令人犯怵。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我原本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那白种人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劳伦斯在电话中流露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外国人是次等人；次等人的人权分量、质量自然都不足以为息。
不久，劳伦斯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受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我俩带来美好的结局，那么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第一次打电话的那位调查员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言。谎言是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几次对答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线索。我回答的还算流畅。
“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 ?”（“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吗？”）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用心，他是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里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的犹豫，我回答：“Yes.”
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试图看透他，把眼睛睁的很大。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里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非常气恼并感到委屈。
“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劳伦斯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几天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门的，可以和你谈一次吗？”
交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貌似比FBI友善的多的先生，FBI已经无数次向我提问过。
“FBI？”他大吃一惊，“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调查？”他瞪圆眼睛，向我摊开两个巴掌。
我长吁一口气。
星期四上完了课，我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强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了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一个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
但是，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色已黑，答录机上的信号灯不断闪烁。我打开它，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
我突然蒙了一下，然后才恍然大悟，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经被决定了。也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谎纯属自愿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21世纪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2007年秋天，劳伦斯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松地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找到了工作。日子是宁静、明朗的，但我有时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镜，电话里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有哪一天突然跑来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很有意思的故事~~~~~~
真幽默，老百姓不知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