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缅怀人民领袖毛泽东逝世三十二周年

2008年09月09日 11:06新华网
毛泽东是新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奠基者。他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并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创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

(一)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面地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的外交划清界线,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他于1949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

“另起炉灶”的涵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涵义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话时曾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师哲:《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因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新型的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内政

雅尔塔体系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美苏两极格局的时代。毛泽东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建国之初,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毛泽东选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当时,中国与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这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的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仍然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主张,同时还批评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国主义的做法。当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在这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继续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安全,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曾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承认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并先后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施行军事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同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并从战略上为中国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使新中国顶住了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进入70年代,美国政府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于是便有了1972年尼克松登门访问中国。经过20余年的较量,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创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时, 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一)对战后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与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力排众议,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5页。）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之后,毛泽东在同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

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页。）

毛泽东的上述论点,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这对于在炮火硝烟中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外交方向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依据“中间地带”的观点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对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的。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了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和平可以得到维持的观点。他说:“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制止战争的决心。

(二)“和平为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把缓和国际局势和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曾多次强调:“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

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之时,非常注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的谈话》。）

毛泽东的这些论点表明,尽管国际上风云变幻,各国的利益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本着“和平为上”的方针,求同存异,用谈判代替对抗,世界各国之间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办法,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如果诉诸于武力,则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已为大量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

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外交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依据。由此出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准则。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的关系的国际行为准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解互相补充,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过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说法。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1页。）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

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

周恩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1953年12月31日,他在中印两国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对印度代表团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对此,印度方面表示赞同。因此,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到互利。后来,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

(二)“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得到许多国家的赞成和响应,但也有一些国家还持怀疑观望态度,认为这是中国的权宜之计。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第186页）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如何处理好革命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热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毛泽东从来不隐瞒其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场,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支持主要的应该体现为道义上的支持,而不能取代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更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的情况不同,那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像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这几个国家的独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国影响的。但是缅甸的独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帮助而取得的。”（《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第187页。）

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区分了革命与外交的界线,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和平共处,同时也有利于消除一些国家同我国打交道时的疑虑,保证了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毛泽东寄予深切的希望,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团结和互助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脚点。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一)交朋友的重点应该放在亚非拉三大洲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亚非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正在作为独树一帜的、不断发展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经过缜密思考后,毛泽东提出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新兴国家。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指出:“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的谈话》。）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中国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每当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结果很快打开了建交的局面,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亚非拉国家大力支持,对中国取得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份内的责任。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②（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1册,第447页。）

从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极大地关注着亚非拉三大洲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得到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②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同荷兰之间的“圆桌会议协定”。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在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对于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毛泽东十分重视。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独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60年代,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而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1967年12月,正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毛泽东致阮友寿的电报》,1967年12月19日。）为了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严正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斗志。

巨大的成效，深远的影响

在1949—1976年期间,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和包围,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外交方面的建树。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文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2页。）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论述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点时,再次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3页。）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揭示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国际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未消失,并且以新的形态出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在新的形势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外交方面深邃的战略思考,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独立自主的原则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所应坚持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特征,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今天,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处于不败之地,还须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第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仍将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时,曾经揭示出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时候,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形势下,霸权主义正在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人权外交”、“经济制裁”,成为霸权主义向别国施压和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甚至于出现了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种局面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正如邓小平同志于1989年3月23日所说:“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9页。）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的政策是,无论谁搞霸权主义都一概反对,至于国家关系,中国历来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这样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三,继续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毛泽东在50年代曾多次指出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放在亚非拉三大洲；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又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维护世界正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90年代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挫败西方势力所谓人权问题的反华提案,亚非拉国家对中国的有力支持,是这一斗争取胜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巩固和加强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多次指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是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我们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1页。）邓小平还深刻地指出:“连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WM〗立、主权的任务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9页。）与此同时,中国应积极促进南北对话,参与南南合作,推动联合自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事业,以此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宫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已经走出20年“左”倾错误的误区，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这就为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总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折。就这样，我党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开始形成，并付诸实施。从此，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陈 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8年01月10日 11:27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最核心、最根本的是评价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正确地解决了，其他的重大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都好总结。因为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各项重要工作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成就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取得的，错误也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犯的。一切重大的功过是非都与他的作用分不开。因此，《历史决议》把对毛泽东的评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毛泽东是伟大的历史人物。无论他所进行的革命事业还是他所提出的革命理论，既在中国历史上，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迹，发生着巨大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都是在他的思想哺育、教导、熏陶下成长的。他开创了一代学风、一代文风，至今我们常用的许多科学的政治语言都是由他倡导开来的。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那么巨大的历史功勋，尽管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作为他的战友、学生、后继者，要对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的评价，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为了对人民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又必须对他的功过是非加以评价。《历史决议》就是抱着这样崇敬的心情和审慎的态度，努力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方面同错误的方面区别开来，使我们党对他的评价成为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

首先，既充分地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又严肃地指出他的历史错误。《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历史决议》从中国共产党成立60年发展的历史同他的革命活动的密切关系上，论列了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建立的巨大功绩。同时也论列了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所犯的错误。既没有因为他的巨大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也没有因为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而低估或抹煞他的巨大功绩。《历史决议》说毛泽东的功大于过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第一，功与过的份量大小不一样。就拿他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功绩来说，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新中国倒退到旧中国。第二，功与过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毛泽东从开辟井冈山道路以来，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代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他的前40年被公认为立了大功，在最后10年犯了长时间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第三，功与过的历史影响不一样。他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中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地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至于他晚年错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在陆续纠正，而且还是根据或通过发展他过去倡导的正确思想来纠正的。因此，《历史决议》说“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绝非夸张之词。
第二，明确错误的性质，与林彪、“四人帮”的罪孽划清界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忽视或掩盖其错误的严重性是不应该的，这会导致更严重的错误。但是，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孽加以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同样会由混淆是非而导致混淆敌我。这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第一，目的不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林彪、江青一伙则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推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毁灭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党。第二，活动不同。毛泽东尽管没有在全局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但其间还是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保护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等人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等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则是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人民公敌。他们的罪孽与毛泽东的错误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第三，指出错误的责任，但着重于对所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的分析。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应承担主要责任，这在《历史决议》中是明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既不能简单地仅仅以归咎于谁的责任了事，也不能仅仅以个人的品质特点来说明，而应着重于分析历史环境。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指出：“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毛泽东的这番话，当时是告诫别人的，现在对于他自己也应当取这种态度。《历史决议》根据这个精神，不仅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主观因素(比如骄傲情绪的滋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条件，分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犯错误的国内原因和国际背景，理论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国内原因主要是指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矛盾，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他的错误在于对这些问题没有加以正确分析，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不应该采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国际背景，主要是指苏联领导人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端扩大到两国在政治上的对抗，迫使我们在国际上不得不进行反修斗争；毛泽东的错误在于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入国内和党内范围，并把它同党内的意见分歧混为一谈。他犯错误的理论认识根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而他本人还把这当成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为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他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主要是指我们国家漫长的封建历史、专制主义的遗毒对我们党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使我们没有能够迅速地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这就成了党内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滋长的土壤，“文化大革命”一经发动起来也就很难加以制止了。
第四，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把这一科学理论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加以区别。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历史决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结合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坚持毛泽东思想当然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把这两者加以严格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它为今后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历史决议》论列的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只是要坚持这些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正确的原则和结论，更重要的是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研究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五，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论点，曾被概括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历史决议》既分析了它的谬误，也指出了它在实践上的危害。这个“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必须坚决摒弃。由于这个“理论”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即专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因此，这个术语也不宜继续使用。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毛泽东基于这个“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错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革命，但是他本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那种革命进取精神，还是不应当否定的。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再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概念，也不等于不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仅目前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行艰巨的革命斗争，而且将来也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为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理想而进行更加艰巨的革命斗争。这都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因为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历史决议》明确地把这两者加以严格区别，指出“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这是我们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庄重宣言。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对其错误坚决地加以剔除，对其正确的东西热情地加以保护，从而既科学地评价了他的历史地位，又正确地维护了他的光辉形象。《历史决议》的这种分析，充分地表现了我们党的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作者简介

石仲泉，中共党史学家。1938年5月出生，湖北红安人。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做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64年分配至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8年底调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至今，职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任职期间，主管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写等业务，兼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

个人专著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周恩来的卓越奉献》、《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我观党史》和《三个代表思想：领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等。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等。

作者：吴　江
刮风下雨，不仅是自然现象，在象征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风风雨雨三十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阵风，动摇了为害已久的“左”倾教条主义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根基；几场雨，冲刷了闭关锁国几世纪所积累的愚昧落后，并力挽狂澜使我国不仅摆脱了“文革”所造成的险境并奇迹般地闯进了世界大国之林，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因此，也最终使人们相信在世界历史上终将铭刻上属于中国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邓小平继承和纠正了毛泽东。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相伴而来的一场争论――“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开局。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为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制定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称之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而历史则将记载下这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外国一家颇有眼力的报纸评论说:“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果非常大的原则，它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用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事实上正是如此。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开始一段还纠缠于以调整为主还是以改革为主的争论，待到广大农民自发起来冲破人民公社的樊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改革立刻成为无可阻挡的主流。改革又由农村进入了城市，由此正式启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即将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主战场。市场和计划这两股势力的较量极其复杂激烈，经过好多个回合。不少人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占强势，也有人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意见。直到党的“十二大”以后才将我们的经济定位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这也不过是探索中获得的一个中间站而已。

　　在达到这个经济中间站的时候，曾一度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但由于改革仓促进行，未达到预定目标，加上当时其它因素，反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潮，导致上层领导人的变动。不久又招致了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式的学潮，引起政局动荡。两次事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最受影响的自然是正在进行中的改革事业。刚失势的计划经济势力企图乘机卷土重来，有人更大张“共产主义建设”的旗帜以图阻挡改革，最终是要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形势趋于严峻。恰当此时，变革中的苏联突然垮台，东欧变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怎么办？会引起骨牌效应吗？中外都在等着瞧。刚经历过两次事件的国内相当一部分人一时对改革持观望等待的态度，一些批评的声音也起来了。这时候，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卸掉了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以元老身份离开北京到南方广东和深圳特区一带巡视(他显然是以保护者的角色最后一次莅临这个象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区)，他一路上讲了一些极重要、针对性极强的话。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一百年也不能动摇；继续走我们自己改革的路，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经济特区就要以市场经济为主；不要害怕向资本主义学习，要更加敞开大门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及管理经验，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信心；对外则要“韬光养晦”，严格保持独立自主。

　　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震动了北京，在那里，各种噪音戛然而止。不久，国家就正式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正式建立起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应地引起了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使中国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也使资本主义国家大为吃惊，它们不能不对中国刮目相看，采取静观态度，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邓小平之所以为邓小平。

　　自此之后，主要就是依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并辅之以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借助于科技的进步和外交上的努力，奠定并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中国终于重新崛起于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使过去那些“保四争五派”(即认为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4％争取5％)哑口无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大为增强。不要忘记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大体可以举出如下诸项作为标志:嫦娥1号发回了月球照片，首架自主知识产权支线飞机下线，动车组飞驶大江南北，冀东南堡10亿吨大油田被探明，国家巨资建设12项大科学装置，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机歼－10亮相，等等。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举一个例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8日)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依我看，这也可看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描绘。
　　
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

　　到了这一步，有人以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中国已经处于内外交誉的“盛世”。这可称之为“盲目乐观派”。其实，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就是经济改革本身的“转型”也还没有全部完成。

　　例如，在我们这个有十三亿人口并且地区差别极大的大国，整个市场操作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待制定并经受实践检验。目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总的说，只是为建设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它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开拓了空间，为进一步改革(包括文化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础。现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各种问题已经向我们提出来了，如何发展民主成为人们集中谈论的话题。例如，如何铺开乡镇直选并进行县级选举的试点，如何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如何精简国家机构实现大部门制使之接近人民，尤其是，如何逐步推行各级选举制以代替长期存在的层层委派制。

　　这里特别要提到如何改善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有关政体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首先应当说，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根据如上所说，我们是一个多人口、多民族、并管辖不同地区的大国，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必须有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过去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有误，甚至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民主和集中，应当说，民主是第一位，是主体，集中则是民主本身的集中(例如，民主产生人民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行政执行机构等)。因此，集中不能凌驾于民主之上，成为高高在上的指导者和发号施令者。集中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反过来就应当服务于民主即服务于人民，就是各级领导者都应当成为人民的公仆。过去我们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实际上是以集中压民主。这就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领导者之手，领导权力既无监督亦无制衡。这种权力垄断势必使特权横行，特权成为贪污腐败之源。这是我们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要作专题研究，这里不多说。
　　
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

　　这里我倒要向那些“盲目乐观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我们许多领域的改革正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就是已经过初步改革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缺乏审慎的研究，某些改革已显出措施失当，以致弊端丛生。如教育部门(主要是学校尤其是大学)出现了三大弊:市场化、官场化、大规模(将大学合并成无个性特色的超级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大伤。我国的国有企业已陆续告别了行政级别，告别了官本位。相反，我国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却陆续套上了行政级别，进入了官本位，首先使校长(连同党委书记)戴上某类并不算荣耀的“官帽”，貌似升格，实际上是降格，即使这些学校丢掉了自身本应具有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本应享受的较优渥的生活条件，在学校内部造成一种追逐官位的风气，有造诣有名气的学问家反被轻视。这便远离了办教育的宗旨。以此欲求文化学术之繁荣，其可得乎？

　　我国的改革当然有令人注目的成就，我们的国力随之大为增强，我们已是堂堂世界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差别尤其是城乡差别还相当大，广大乡村发展之路还很艰难。因此总体上，正如一位外国评论家所说，中国是“一个既富有又贫穷、既强盛又脆弱的大国”。毫无疑义，我们正在富有和强盛起来，但贫穷和脆弱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国家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我们的改革尚未及半，目前正在进入“深水处”，各种扎根很深的复杂问题正在浮现出来(包括上面所说的某些改革措施尚需再改革)，这些问题都要用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因此，改革不能停顿或半途而废。就外部环境说，世界的格局和形势正在激烈变动中，多极世界并非有序形成，各种势力正在较量中，许多问题难以预测。而在我们身边，“台独”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三十年来，在和平共处既定方针的基础上，我们的外交政策多有改革，日趋成熟，能够适应全球化形势和从容应对这个领域的骤风疾雨，不负大国的声誉，世界影响力日增。我们不搞霸权只求和平，但外交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日益增多，敌意和隐患并未在我们面前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地对待这个领域的问题，坚定地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努力。

　　总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势大变，不仅社会主义以崭新发展模式稳稳地站住了脚，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正在崛起，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但“盛世”之说为时尚早。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作者系资深理论家)

毛晚年的错误 不是他个人的错误 是G党整体的错误 是列宁主义的冒进 封疆专制的延续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之一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某国模仿的在落后国家率先建成社会主义 已经被证明是失败

从主观上讲 革命的目的是追求民主文明和社会解放 但是在现实条件下 中国的革命产物都是近似于暴政的专制统治

远的战争年代不说 自从PRC建立之后 统治者就对自由思想进行了压迫和清洗 不用说反对 只要不表达热爱就是犯罪

在这样的思想统治和舆论控制之下 发生大跃进和文革 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有没有毛一个人 都不是第一要素

湖南人进来默哀

共产主义世界一共只有2个人被称为领袖 第一个是列宁 第二个就是毛大 他的称号是 人民领袖

按天国王朝里 萨拉丁的话说 我不是那种人 因为我是people leader 明白吗 people leader

他的错误我们引以为鉴！他的功绩我们引以为豪！他的思想我们要发展光大！

毛泽东逝世于1976年9月9日，截止08年9月9日，已有32周年。

这就是毛泽东，虽已逝去，到今天为止仍然有人为他疯狂。无论是爱他的、敬他的、怕他的、恨他的、想念他的、想忘记他的，人们，都会在每个9月9日到来的时候，忽然而然地想到他，这让人无法释怀，那是一种怎样的情绪，相信再激情的科学家和再深刻的思想家，都不能尽然说清楚。

毛泽东给中国人留下的足以思考500年甚至1000年的东西，搞明白了毛泽东，也就搞明白了中国人。中国人骨子里自负大于自卑心理可能从唐朝之后就开始了，到清末为最。如果没有毛泽东1949年那句“站起来了”，还不知我们要忍多久呢。

在毛泽东可以把所有帝国主义当成纸老虎，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毛泽东的才气，是他令世界尽折腰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站在一起时，他是这个民族的神圣帝王，与陈胜吴广李自成岳飞站在一起时，他是这个民族的英雄好汉，与孔丘李杜八大文豪站在一起时，他又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偶像。

其实对他的崇拜或者批判，都是出于当前人的渴望和需要，而毛泽东，在他死后32年或者320年仍然有本事填补你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要。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09-10  

图为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　　中评社香港9月10日电／9月9日是开国领袖毛泽东逝世32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毛泽东诞辰115周年纪念。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游客络绎不绝，缅怀毛泽东，官方统计当天前往韶山人数达到逾六万人

　　《大公报》报道，上午8时30分，前往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敬拜的人群络绎不绝，车辆川流不息。所有人祭拜完毕后，在礼兵人员的引导下，绕铜像环绕一周。毛泽东铜像下的花篮上写着“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怀念毛主席”、“人民心中永不落的红太阳”……时刻提醒着人民不忘毛泽东的丰功伟绩。

　　据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统计，9日前往韶山旅游的全国各地民众以及部分港澳台、越南、新加坡、德国、古巴等地游客，是平时的三倍多，达到逾六万人。

　　北京毛主席纪念堂人潮不绝

　　而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许多中外游人前来参观。昨日上午，在纪念堂前排队的参观者有300至400人，排起长队，从纪念堂北门一直延至广场东面，工作人员拉起警戒线组织瞻仰者4人一排，要轮候半个小时才能入内参观。

　　北京自中午起阴雨绵绵，参观人数大为减少。有广场值勤公安私下透露，近年每逢毛泽东忌日，北京几乎都没有晴天。很多瞻仰者为毛主席献上鲜花，表达对已故领袖的敬意。

　　每批进入纪念堂瞻仰者的数量大约在40至50人，队伍缓缓前进。一名在京公干的湖南男子表示，为了瞻仰毛主席遗容，他在人流中排了近半个小时的队。记者昨日在毛主席纪念堂前街头访问发现，虽然毛泽东去世近30年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但还是有不少人（主要是中、老年人）对毛泽东念念不忘。

　　一名来自陕西农村的老农民对记者表示，每年清明、9月9日（毛忌日）、12月26日（毛冥诞日），不管手头农活多忙，他都要由老家千里迢迢赶来北京，看毛主席一眼，因为毛主席对他们全家来说“就是亲人”。

进来缅怀伟大领袖

伟大领袖毛主席

家乡人进来缅怀他老人家！

他确实地从烂泥塘里挽救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至于所犯的错误么……
嘛，起码刚被从烂泥塘里捞上来的人不会埋怨救人的没立刻i给他一杯热巧克力喝……

习近平“思考党建”为何特别提到毛泽东  
2008年09月10日 　来源：人民网  

    9月8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了习近平同志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长篇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

    文章在回顾总结了30年党的建设的历史背景和伟大进程、30年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和进步、30年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30年党的建设的几点启示之后写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各方面建设，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业上展开的。”

    在笔者看来，习近平“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其意义就在于：

    首先，“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有利于传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正是有了这个伟大工程，正是有了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毛泽东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设、巩固并开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所谓“30年党的建设”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思考党建”才特别提到毛泽东，才强调“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各方面建设，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业上展开的。”这是对党的历史的充分尊重，也是对党的光荣传统的有力传承。

    第二，“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有利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与逻辑的密切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史上前后接续、继承发展、与时俱进、高度统一的恢宏理论大厦，堪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观。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又根据时代特征、人民实践和全党集体智慧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沿着毛泽东思想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充分吸收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理论财富（包括活的灵魂和各个组成部分等），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将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的宝贵财富与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总结提炼的新鲜内容有机地融为一体，将坚持与继承、创新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指导作用，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因此，“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有利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三，“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有利于抚今追昔、牢记使命。习近平在“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文章之后写到，回顾历史，我们深切地感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果是来之不易的。8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无数英烈，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才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局面。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使命神圣而光荣。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从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表述中，我们更可以看出，习近平“思考党建”特别提到毛泽东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是很深刻的。（网友：王廷连）

太祖乃本朝立国基石。太祖存，则本朝存；太祖去，则本朝亡。

原帖由 大老虎 于 2008-9-11 12:33 发表
太祖乃本朝立国基石。太祖存，则本朝存；太祖去，则本朝亡。

官方都没这么说 只是说没有毛 道路会更曲折

毛确实在几次关头挽救了党和军队 不过也不好假设没有他就一定灭亡 G党早期不幸损失的精英人物太多了

全世界人民缅怀您。。。

正解，故“姑置毛王事”。

原帖由 大老虎 于 2008-9-11 12:33 发表
太祖乃本朝立国基石。太祖存，则本朝存；太祖去，则本朝亡。

乍一看，以为危言耸听。细细思想，的确如此。

原帖由 大刀斩RB 于 2008-9-11 06:15 发表
习近平“思考党建”为何特别提到毛泽东  
2008年09月10日 　来源：人民网  

    9月8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了习近平同志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长篇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

     ...

建国太祖功莫大焉。

23楼恶毒攻击开国元首遗体，屏蔽处理。:D

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存在，任何人都绕不开毛这个坎

呵呵，26楼的名字好响亮。:lol

缅怀一下。不因为某些话语就放弃尊重。

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缅怀您......

向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奋起抗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新沙皇的决心致敬！！！:D :D

原帖由 歌剧院幽灵 于 2008-9-11 20:53 发表
向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奋起抗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新沙皇的决心致敬！！！:D :D

等啊等啊等……

该来的还是来了。

深切悼念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如果是深情悼念52周年那我肯定哭个昏天黑地的:') :') :')

那几乎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一代完人。

原帖由 f22 于 2008-9-13 15:55 发表
如果是深情悼念52周年那我肯定哭个昏天黑地的:') :') :')

不用等那么久，等50周年的时候，你准备抱枕头哭去吧;P

原帖由 f22 于 2008-9-13 15:55 发表
如果是深情悼念52周年那我肯定哭个昏天黑地的:') :') :')

你那个是架空小说的主人公，这个是一个叫毛泽东的人。

:D 哇！大家出来看救星啊啊，好大的星星啊。

顶楼主,这几张照片选的好,将伟人的神闲气定,潇洒自信展现的淋漓尽致,为伟人离我们而去三十二年深切缅怀.看的出来,在将近四十年后的1965年,井冈山的面貌与伟人当山大王时的变化并不大,但伟人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闲庭信步的,他有理由这样做,从井冈山的几百残兵,到22年后的让当时世界的主要列强都不敢窥视神州的几百万雄兵,他有理由傲视群雄,他有理由指点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