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财政部“刺激经济方案”须好钢用在刀刃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3:58:17
中国经济需跨越“四道栏”终能见曙光
与中国奥运军团的金牌数一路领先一样，中国经济也在以10.4％的增速继续领跑全球经济。当然，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由于内外不利因素集中释放，相互叠加，中国经济仍将面临重大考验。
世有非常之事，方有非常之功。考诸中国经济面临的考验，当下至为急切的任务在于，如何协调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之间不时出现的掣肘与抵牾，这就要求我们仔细甄别相互胶着的主次矛盾，努力推进关乎全局的体制攻坚，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需在市场化道路上全力跨越四道栏杆：
“第一道栏”：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虽然较高，但投融资效率很成问题，其核心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GDP增加量）经逐年攀升已经高达5-7，而发达国家一般仅为1-2，由此，不仅很容易造成固定投资高烧不退并随之带出通货膨胀，而且还会使得旨在降温的宏观调控动辄引起“硬着陆”之忧。导致中国投融资体系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管制。由于信贷资金基本为国有银行所垄断，规模有限的上市壳资源则完全为证监部门所掌控，因此，即使抛开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动机与能力不谈，仅以其很难消弭的所有制偏好而论，中国也有必要逐步放松金融管制以扭转金融错配的不利局面。
“第二道栏”：中国30年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这种主导性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制度建设等方面，还体现在中国的公共收支规模庞大、增速惊人。但是中国的公共预算软约束很难保证财政资金物尽其用，尤其是行政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严重挤占了其他用途的公共支出，显着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有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用于经济建设、科教文卫、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08、1.460、-0.068，由此可见，中国应在强化预算刚性约束的前提下优化公共支出结构。
“第三道栏”：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变量，但是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中国的要素、能源价格无法反映稀缺价格，由此不仅造成中国的投资项目严重背离比较优势，而且还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进一步导致效率损失，如近期各地频频出现的“电荒”，其所反映出的正是电煤价格管制而诱发的需求剧增以及供应不足。表面上看，仅国内油价就存在20％-30％的低估，因此，其价格市场化进程可能有悖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甚至还有可能严重损害到出口部门的竞争优势。而事实上，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好价改的节奏和力度，前述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完全可以通过效率提升去加以消解，更何况，目前越拉越大的境内外价差本身就有很大的水分来自于中国国内价格扭曲所刺激出的过度需求。
“第四道栏”：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制度变迁的潜力还很大。比如说，需要逐步减少和消除的寻租现象，导致交易成本比较高昂，交易费用占GDP比值很高；而这些，其实反证出中国的“一保一控”完全可以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推进法制建设等方式几无损失地实现。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大局已定
财政收入在7月份增长率大幅下滑，16.5%的增速比6月回落14.2个百分点，而占财政收入90％以上的税收收入增幅则同比大幅下滑了19.3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个百分点。财政部已经表态:“预计后几个月收入可能延续7月份增幅较低的态势。”从7月份的税收增长数据看，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速大幅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4.2％，增速同比回落了38.7个百分点。同时增速大幅下滑的还有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4.56%的营业税，其中证券业、保险业、房地产营业税收入还出现了负增长。这两个税种收入的大幅下滑说明，企业经营困难、利润降低是财政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这表明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基础是经济增速的下滑，而不是偶然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下半年可能更明显。据预测，企业所得税增速的下滑，可能在下半年反映得会更突出一些。由于前7个月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和一些政策调整的翘尾因素，财政收入的下滑态势会在下半年持续。而这也是财政部担心的问题，包括增值税转型在内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在现在经济增速下滑、企业生存困难的情况下应该推出，而且条件也已经成熟，但是财政部就是因为怕减收才迟迟没有推行。
财政扩张绝非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亮丽的奥运会结束了，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中央高层近日聚会北戴河，进行关键的对策讨论。各方面的信息表明，一些基本共识已经形成，接下来就要看如何协调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其中还有所争议的则是财政政策会否转向积极，在可能的财政扩张行动中，是继续以政府为主多收多支，还是通过大规模减免税负给企业和个人更多自由？我们当然希望是后者，这也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相当一批决策者的思维定势中，财政政策要转向积极，就是政府要先多收入，然后再多支出。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看法目前在财政部等核心部委中，仍然颇具代表性。在近期有关宏观政策调整的争议中，财政部门一再说手上钱不够多，难以保证今年因为雪灾、地震和经济减速所需的额外支出。一些财政官员和研究专家还声称，下半年税收增长存在不确定性，财政减收因素不容忽视，说白了就是不愿减少财政收入，反对大规模减税。 财政部门老调重弹，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中国并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诸如政府多收入才能多支出、经济增长需要政府支出才能得到有效刺激等传统经济思维，短期内很难完全退出政府决策通盘考虑之中。 由此我们对即将出台的财政扩张举措不无忧虑，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很可能借此死保财政收入来源，并扩大财政支出权限。
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看，财政扩张既有政府通过预算赤字多支出，直接刺激经济增长，还有通过减税或退税，充分让利于企业和公众，间接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经济繁荣周期趋向变局时，因为此前分享了增长成果，政府更有能力大幅减税或退税。只有在严重经济衰退接近尾声时，政府采取财政性投资等支出扩张手段，才有可能刺激经济逐步复苏，这也是凯恩斯最重要的贡献。
当前中国经济显然不是严重衰退接近尾声，而是经济繁荣周期面临变局。因此更需要政府大规模减免企业和个人税负。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高税负国家，中国具有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调低累进税率、减免企业所得税并推进增值税转型的充分条件。在税收增长多年3倍于同期GDP增速的情况下，再不推出大规模减税计划，不仅难以挽救当前经济困境，更会错过酝酿多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给中国经济增长埋下隐患。我们强调，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当作为。最近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高税收政策和财政收入高增长，事实上让政府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一个庞大的利益主体，不仅深度介入各经济领域活动，还对市场化竞争主体崛起形成巨大制约。虽然我们认同，中国可以兼用行政和市场的手段，整合出一批世界级国企，但我们也都承认，真正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和全球竞争优势的企业，只能是激烈竞争的胜者。
这就提醒决策者，始终不能忘记给予企业和公众更大的自由度，诸如适时减免较高的税负，就是政府对市场经济最好的支持举措，是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财政扩张行动。事实已经证明，过多的钱留在政府手上，容易出现低效率和重复性财政性投资，容易诱发行政开支猛增，财政转移支付也会留下许多权力寻租空间。研究员注意到，一些零星税负减免和杂费减除，近期已经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展开，这值得充分肯定。但从总体规模上看，即使目前有关机构提出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涉及各项减税总额也不过1500亿元，无论是相对于中国一年约6万亿元财政收入，还是近25万亿元的GDP，这样的减税规模都显得微不足道，决策层需要考虑扩大减税的范围和幅度。改革开放30年之际，新的财政扩张能否不再重走多取多予的老路，值得决策者审慎选择。
“俯首民生”方为财政扩张政策之根本
8月27日，国务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交的报告列举的是一长串需要财政投入的领域，包括加大财政对农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中小企业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屋漏偏逢连阴雨。在经济增速下滑造成财政收入下滑的同时，财政部面临的是进一步的减收和增支压力。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在经济增速下滑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前提下，市场盼望的是包括减税和稳定资本市场以及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一揽子的经济刺激方案。
据悉，这样的政策确实在高层研究范围内，目前讨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方案涉及金额大约3700亿元。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而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背景下，财政部将如何运用有限的力量？财政部在下半年的确面临很大压力，这是一种两难的局面，财政投资要更加具备科学性，选择要更加谨慎。无论是减税还是增支都不得不做。现在企业生存困难、经济下滑的局面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再不减税给企业留下生存的空间，则很可能出现滞胀的局面，经济急转直下不是不可能。同时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投资同样必不可少。要给符合条件的企业以政策扶持和税收领域的支持。办法只有有保有压，在财政投入选择上更加谨慎、科学，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的报告提出，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幅压缩出国经费，切实减少行政开支。这就是国家在面对财政困难时作出的压缩开支的选择，来增加对民生等领域的投入，以贯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调控政策。中国经济需跨越“四道栏”终能见曙光
与中国奥运军团的金牌数一路领先一样，中国经济也在以10.4％的增速继续领跑全球经济。当然，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由于内外不利因素集中释放，相互叠加，中国经济仍将面临重大考验。
世有非常之事，方有非常之功。考诸中国经济面临的考验，当下至为急切的任务在于，如何协调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之间不时出现的掣肘与抵牾，这就要求我们仔细甄别相互胶着的主次矛盾，努力推进关乎全局的体制攻坚，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需在市场化道路上全力跨越四道栏杆：
“第一道栏”：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虽然较高，但投融资效率很成问题，其核心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GDP增加量）经逐年攀升已经高达5-7，而发达国家一般仅为1-2，由此，不仅很容易造成固定投资高烧不退并随之带出通货膨胀，而且还会使得旨在降温的宏观调控动辄引起“硬着陆”之忧。导致中国投融资体系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管制。由于信贷资金基本为国有银行所垄断，规模有限的上市壳资源则完全为证监部门所掌控，因此，即使抛开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动机与能力不谈，仅以其很难消弭的所有制偏好而论，中国也有必要逐步放松金融管制以扭转金融错配的不利局面。
“第二道栏”：中国30年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这种主导性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制度建设等方面，还体现在中国的公共收支规模庞大、增速惊人。但是中国的公共预算软约束很难保证财政资金物尽其用，尤其是行政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严重挤占了其他用途的公共支出，显着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有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用于经济建设、科教文卫、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08、1.460、-0.068，由此可见，中国应在强化预算刚性约束的前提下优化公共支出结构。
“第三道栏”：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变量，但是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中国的要素、能源价格无法反映稀缺价格，由此不仅造成中国的投资项目严重背离比较优势，而且还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进一步导致效率损失，如近期各地频频出现的“电荒”，其所反映出的正是电煤价格管制而诱发的需求剧增以及供应不足。表面上看，仅国内油价就存在20％-30％的低估，因此，其价格市场化进程可能有悖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甚至还有可能严重损害到出口部门的竞争优势。而事实上，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好价改的节奏和力度，前述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完全可以通过效率提升去加以消解，更何况，目前越拉越大的境内外价差本身就有很大的水分来自于中国国内价格扭曲所刺激出的过度需求。
“第四道栏”：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制度变迁的潜力还很大。比如说，需要逐步减少和消除的寻租现象，导致交易成本比较高昂，交易费用占GDP比值很高；而这些，其实反证出中国的“一保一控”完全可以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推进法制建设等方式几无损失地实现。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大局已定
财政收入在7月份增长率大幅下滑，16.5%的增速比6月回落14.2个百分点，而占财政收入90％以上的税收收入增幅则同比大幅下滑了19.3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个百分点。财政部已经表态:“预计后几个月收入可能延续7月份增幅较低的态势。”从7月份的税收增长数据看，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速大幅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4.2％，增速同比回落了38.7个百分点。同时增速大幅下滑的还有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4.56%的营业税，其中证券业、保险业、房地产营业税收入还出现了负增长。这两个税种收入的大幅下滑说明，企业经营困难、利润降低是财政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这表明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基础是经济增速的下滑，而不是偶然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下半年可能更明显。据预测，企业所得税增速的下滑，可能在下半年反映得会更突出一些。由于前7个月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和一些政策调整的翘尾因素，财政收入的下滑态势会在下半年持续。而这也是财政部担心的问题，包括增值税转型在内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在现在经济增速下滑、企业生存困难的情况下应该推出，而且条件也已经成熟，但是财政部就是因为怕减收才迟迟没有推行。
财政扩张绝非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亮丽的奥运会结束了，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中央高层近日聚会北戴河，进行关键的对策讨论。各方面的信息表明，一些基本共识已经形成，接下来就要看如何协调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其中还有所争议的则是财政政策会否转向积极，在可能的财政扩张行动中，是继续以政府为主多收多支，还是通过大规模减免税负给企业和个人更多自由？我们当然希望是后者，这也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相当一批决策者的思维定势中，财政政策要转向积极，就是政府要先多收入，然后再多支出。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看法目前在财政部等核心部委中，仍然颇具代表性。在近期有关宏观政策调整的争议中，财政部门一再说手上钱不够多，难以保证今年因为雪灾、地震和经济减速所需的额外支出。一些财政官员和研究专家还声称，下半年税收增长存在不确定性，财政减收因素不容忽视，说白了就是不愿减少财政收入，反对大规模减税。 财政部门老调重弹，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中国并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诸如政府多收入才能多支出、经济增长需要政府支出才能得到有效刺激等传统经济思维，短期内很难完全退出政府决策通盘考虑之中。 由此我们对即将出台的财政扩张举措不无忧虑，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很可能借此死保财政收入来源，并扩大财政支出权限。
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看，财政扩张既有政府通过预算赤字多支出，直接刺激经济增长，还有通过减税或退税，充分让利于企业和公众，间接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经济繁荣周期趋向变局时，因为此前分享了增长成果，政府更有能力大幅减税或退税。只有在严重经济衰退接近尾声时，政府采取财政性投资等支出扩张手段，才有可能刺激经济逐步复苏，这也是凯恩斯最重要的贡献。
当前中国经济显然不是严重衰退接近尾声，而是经济繁荣周期面临变局。因此更需要政府大规模减免企业和个人税负。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高税负国家，中国具有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调低累进税率、减免企业所得税并推进增值税转型的充分条件。在税收增长多年3倍于同期GDP增速的情况下，再不推出大规模减税计划，不仅难以挽救当前经济困境，更会错过酝酿多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给中国经济增长埋下隐患。我们强调，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当作为。最近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高税收政策和财政收入高增长，事实上让政府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一个庞大的利益主体，不仅深度介入各经济领域活动，还对市场化竞争主体崛起形成巨大制约。虽然我们认同，中国可以兼用行政和市场的手段，整合出一批世界级国企，但我们也都承认，真正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和全球竞争优势的企业，只能是激烈竞争的胜者。
这就提醒决策者，始终不能忘记给予企业和公众更大的自由度，诸如适时减免较高的税负，就是政府对市场经济最好的支持举措，是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财政扩张行动。事实已经证明，过多的钱留在政府手上，容易出现低效率和重复性财政性投资，容易诱发行政开支猛增，财政转移支付也会留下许多权力寻租空间。研究员注意到，一些零星税负减免和杂费减除，近期已经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展开，这值得充分肯定。但从总体规模上看，即使目前有关机构提出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涉及各项减税总额也不过1500亿元，无论是相对于中国一年约6万亿元财政收入，还是近25万亿元的GDP，这样的减税规模都显得微不足道，决策层需要考虑扩大减税的范围和幅度。改革开放30年之际，新的财政扩张能否不再重走多取多予的老路，值得决策者审慎选择。
“俯首民生”方为财政扩张政策之根本
8月27日，国务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交的报告列举的是一长串需要财政投入的领域，包括加大财政对农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中小企业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屋漏偏逢连阴雨。在经济增速下滑造成财政收入下滑的同时，财政部面临的是进一步的减收和增支压力。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在经济增速下滑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前提下，市场盼望的是包括减税和稳定资本市场以及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一揽子的经济刺激方案。
据悉，这样的政策确实在高层研究范围内，目前讨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方案涉及金额大约3700亿元。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而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背景下，财政部将如何运用有限的力量？财政部在下半年的确面临很大压力，这是一种两难的局面，财政投资要更加具备科学性，选择要更加谨慎。无论是减税还是增支都不得不做。现在企业生存困难、经济下滑的局面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再不减税给企业留下生存的空间，则很可能出现滞胀的局面，经济急转直下不是不可能。同时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投资同样必不可少。要给符合条件的企业以政策扶持和税收领域的支持。办法只有有保有压，在财政投入选择上更加谨慎、科学，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的报告提出，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幅压缩出国经费，切实减少行政开支。这就是国家在面对财政困难时作出的压缩开支的选择，来增加对民生等领域的投入，以贯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调控政策。
与中国奥运军团的金牌数一路领先一样，中国经济也在以10.4％的增速继续领跑全球经济。当然，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由于内外不利因素集中释放，相互叠加，中国经济仍将面临重大考验。
世有非常之事，方有非常之功。考诸中国经济面临的考验，当下至为急切的任务在于，如何协调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之间不时出现的掣肘与抵牾，这就要求我们仔细甄别相互胶着的主次矛盾，努力推进关乎全局的体制攻坚，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需在市场化道路上全力跨越四道栏杆：
“第一道栏”：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虽然较高，但投融资效率很成问题，其核心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GDP增加量）经逐年攀升已经高达5-7，而发达国家一般仅为1-2，由此，不仅很容易造成固定投资高烧不退并随之带出通货膨胀，而且还会使得旨在降温的宏观调控动辄引起“硬着陆”之忧。导致中国投融资体系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管制。由于信贷资金基本为国有银行所垄断，规模有限的上市壳资源则完全为证监部门所掌控，因此，即使抛开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动机与能力不谈，仅以其很难消弭的所有制偏好而论，中国也有必要逐步放松金融管制以扭转金融错配的不利局面。
“第二道栏”：中国30年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这种主导性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制度建设等方面，还体现在中国的公共收支规模庞大、增速惊人。但是中国的公共预算软约束很难保证财政资金物尽其用，尤其是行政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严重挤占了其他用途的公共支出，显着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有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用于经济建设、科教文卫、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08、1.460、-0.068，由此可见，中国应在强化预算刚性约束的前提下优化公共支出结构。
“第三道栏”：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变量，但是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中国的要素、能源价格无法反映稀缺价格，由此不仅造成中国的投资项目严重背离比较优势，而且还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进一步导致效率损失，如近期各地频频出现的“电荒”，其所反映出的正是电煤价格管制而诱发的需求剧增以及供应不足。表面上看，仅国内油价就存在20％-30％的低估，因此，其价格市场化进程可能有悖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甚至还有可能严重损害到出口部门的竞争优势。而事实上，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好价改的节奏和力度，前述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完全可以通过效率提升去加以消解，更何况，目前越拉越大的境内外价差本身就有很大的水分来自于中国国内价格扭曲所刺激出的过度需求。
“第四道栏”：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制度变迁的潜力还很大。比如说，需要逐步减少和消除的寻租现象，导致交易成本比较高昂，交易费用占GDP比值很高；而这些，其实反证出中国的“一保一控”完全可以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推进法制建设等方式几无损失地实现。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大局已定
财政收入在7月份增长率大幅下滑，16.5%的增速比6月回落14.2个百分点，而占财政收入90％以上的税收收入增幅则同比大幅下滑了19.3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个百分点。财政部已经表态:“预计后几个月收入可能延续7月份增幅较低的态势。”从7月份的税收增长数据看，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速大幅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4.2％，增速同比回落了38.7个百分点。同时增速大幅下滑的还有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4.56%的营业税，其中证券业、保险业、房地产营业税收入还出现了负增长。这两个税种收入的大幅下滑说明，企业经营困难、利润降低是财政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这表明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基础是经济增速的下滑，而不是偶然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下半年可能更明显。据预测，企业所得税增速的下滑，可能在下半年反映得会更突出一些。由于前7个月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和一些政策调整的翘尾因素，财政收入的下滑态势会在下半年持续。而这也是财政部担心的问题，包括增值税转型在内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在现在经济增速下滑、企业生存困难的情况下应该推出，而且条件也已经成熟，但是财政部就是因为怕减收才迟迟没有推行。
财政扩张绝非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亮丽的奥运会结束了，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中央高层近日聚会北戴河，进行关键的对策讨论。各方面的信息表明，一些基本共识已经形成，接下来就要看如何协调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其中还有所争议的则是财政政策会否转向积极，在可能的财政扩张行动中，是继续以政府为主多收多支，还是通过大规模减免税负给企业和个人更多自由？我们当然希望是后者，这也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相当一批决策者的思维定势中，财政政策要转向积极，就是政府要先多收入，然后再多支出。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看法目前在财政部等核心部委中，仍然颇具代表性。在近期有关宏观政策调整的争议中，财政部门一再说手上钱不够多，难以保证今年因为雪灾、地震和经济减速所需的额外支出。一些财政官员和研究专家还声称，下半年税收增长存在不确定性，财政减收因素不容忽视，说白了就是不愿减少财政收入，反对大规模减税。 财政部门老调重弹，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中国并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诸如政府多收入才能多支出、经济增长需要政府支出才能得到有效刺激等传统经济思维，短期内很难完全退出政府决策通盘考虑之中。 由此我们对即将出台的财政扩张举措不无忧虑，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很可能借此死保财政收入来源，并扩大财政支出权限。
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看，财政扩张既有政府通过预算赤字多支出，直接刺激经济增长，还有通过减税或退税，充分让利于企业和公众，间接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经济繁荣周期趋向变局时，因为此前分享了增长成果，政府更有能力大幅减税或退税。只有在严重经济衰退接近尾声时，政府采取财政性投资等支出扩张手段，才有可能刺激经济逐步复苏，这也是凯恩斯最重要的贡献。
当前中国经济显然不是严重衰退接近尾声，而是经济繁荣周期面临变局。因此更需要政府大规模减免企业和个人税负。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高税负国家，中国具有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调低累进税率、减免企业所得税并推进增值税转型的充分条件。在税收增长多年3倍于同期GDP增速的情况下，再不推出大规模减税计划，不仅难以挽救当前经济困境，更会错过酝酿多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给中国经济增长埋下隐患。我们强调，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当作为。最近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高税收政策和财政收入高增长，事实上让政府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一个庞大的利益主体，不仅深度介入各经济领域活动，还对市场化竞争主体崛起形成巨大制约。虽然我们认同，中国可以兼用行政和市场的手段，整合出一批世界级国企，但我们也都承认，真正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和全球竞争优势的企业，只能是激烈竞争的胜者。
这就提醒决策者，始终不能忘记给予企业和公众更大的自由度，诸如适时减免较高的税负，就是政府对市场经济最好的支持举措，是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财政扩张行动。事实已经证明，过多的钱留在政府手上，容易出现低效率和重复性财政性投资，容易诱发行政开支猛增，财政转移支付也会留下许多权力寻租空间。研究员注意到，一些零星税负减免和杂费减除，近期已经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展开，这值得充分肯定。但从总体规模上看，即使目前有关机构提出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涉及各项减税总额也不过1500亿元，无论是相对于中国一年约6万亿元财政收入，还是近25万亿元的GDP，这样的减税规模都显得微不足道，决策层需要考虑扩大减税的范围和幅度。改革开放30年之际，新的财政扩张能否不再重走多取多予的老路，值得决策者审慎选择。
“俯首民生”方为财政扩张政策之根本
8月27日，国务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交的报告列举的是一长串需要财政投入的领域，包括加大财政对农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中小企业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屋漏偏逢连阴雨。在经济增速下滑造成财政收入下滑的同时，财政部面临的是进一步的减收和增支压力。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在经济增速下滑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前提下，市场盼望的是包括减税和稳定资本市场以及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一揽子的经济刺激方案。
据悉，这样的政策确实在高层研究范围内，目前讨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方案涉及金额大约3700亿元。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而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背景下，财政部将如何运用有限的力量？财政部在下半年的确面临很大压力，这是一种两难的局面，财政投资要更加具备科学性，选择要更加谨慎。无论是减税还是增支都不得不做。现在企业生存困难、经济下滑的局面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再不减税给企业留下生存的空间，则很可能出现滞胀的局面，经济急转直下不是不可能。同时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投资同样必不可少。要给符合条件的企业以政策扶持和税收领域的支持。办法只有有保有压，在财政投入选择上更加谨慎、科学，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的报告提出，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幅压缩出国经费，切实减少行政开支。这就是国家在面对财政困难时作出的压缩开支的选择，来增加对民生等领域的投入，以贯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调控政策。中国经济需跨越“四道栏”终能见曙光
与中国奥运军团的金牌数一路领先一样，中国经济也在以10.4％的增速继续领跑全球经济。当然，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由于内外不利因素集中释放，相互叠加，中国经济仍将面临重大考验。
世有非常之事，方有非常之功。考诸中国经济面临的考验，当下至为急切的任务在于，如何协调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之间不时出现的掣肘与抵牾，这就要求我们仔细甄别相互胶着的主次矛盾，努力推进关乎全局的体制攻坚，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需在市场化道路上全力跨越四道栏杆：
“第一道栏”：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虽然较高，但投融资效率很成问题，其核心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GDP增加量）经逐年攀升已经高达5-7，而发达国家一般仅为1-2，由此，不仅很容易造成固定投资高烧不退并随之带出通货膨胀，而且还会使得旨在降温的宏观调控动辄引起“硬着陆”之忧。导致中国投融资体系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管制。由于信贷资金基本为国有银行所垄断，规模有限的上市壳资源则完全为证监部门所掌控，因此，即使抛开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动机与能力不谈，仅以其很难消弭的所有制偏好而论，中国也有必要逐步放松金融管制以扭转金融错配的不利局面。
“第二道栏”：中国30年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这种主导性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制度建设等方面，还体现在中国的公共收支规模庞大、增速惊人。但是中国的公共预算软约束很难保证财政资金物尽其用，尤其是行政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严重挤占了其他用途的公共支出，显着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有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用于经济建设、科教文卫、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08、1.460、-0.068，由此可见，中国应在强化预算刚性约束的前提下优化公共支出结构。
“第三道栏”：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变量，但是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中国的要素、能源价格无法反映稀缺价格，由此不仅造成中国的投资项目严重背离比较优势，而且还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进一步导致效率损失，如近期各地频频出现的“电荒”，其所反映出的正是电煤价格管制而诱发的需求剧增以及供应不足。表面上看，仅国内油价就存在20％-30％的低估，因此，其价格市场化进程可能有悖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甚至还有可能严重损害到出口部门的竞争优势。而事实上，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好价改的节奏和力度，前述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完全可以通过效率提升去加以消解，更何况，目前越拉越大的境内外价差本身就有很大的水分来自于中国国内价格扭曲所刺激出的过度需求。
“第四道栏”：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制度变迁的潜力还很大。比如说，需要逐步减少和消除的寻租现象，导致交易成本比较高昂，交易费用占GDP比值很高；而这些，其实反证出中国的“一保一控”完全可以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推进法制建设等方式几无损失地实现。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大局已定
财政收入在7月份增长率大幅下滑，16.5%的增速比6月回落14.2个百分点，而占财政收入90％以上的税收收入增幅则同比大幅下滑了19.3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个百分点。财政部已经表态:“预计后几个月收入可能延续7月份增幅较低的态势。”从7月份的税收增长数据看，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速大幅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4.2％，增速同比回落了38.7个百分点。同时增速大幅下滑的还有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4.56%的营业税，其中证券业、保险业、房地产营业税收入还出现了负增长。这两个税种收入的大幅下滑说明，企业经营困难、利润降低是财政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这表明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基础是经济增速的下滑，而不是偶然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下半年可能更明显。据预测，企业所得税增速的下滑，可能在下半年反映得会更突出一些。由于前7个月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和一些政策调整的翘尾因素，财政收入的下滑态势会在下半年持续。而这也是财政部担心的问题，包括增值税转型在内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在现在经济增速下滑、企业生存困难的情况下应该推出，而且条件也已经成熟，但是财政部就是因为怕减收才迟迟没有推行。
财政扩张绝非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亮丽的奥运会结束了，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中央高层近日聚会北戴河，进行关键的对策讨论。各方面的信息表明，一些基本共识已经形成，接下来就要看如何协调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其中还有所争议的则是财政政策会否转向积极，在可能的财政扩张行动中，是继续以政府为主多收多支，还是通过大规模减免税负给企业和个人更多自由？我们当然希望是后者，这也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相当一批决策者的思维定势中，财政政策要转向积极，就是政府要先多收入，然后再多支出。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看法目前在财政部等核心部委中，仍然颇具代表性。在近期有关宏观政策调整的争议中，财政部门一再说手上钱不够多，难以保证今年因为雪灾、地震和经济减速所需的额外支出。一些财政官员和研究专家还声称，下半年税收增长存在不确定性，财政减收因素不容忽视，说白了就是不愿减少财政收入，反对大规模减税。 财政部门老调重弹，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中国并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诸如政府多收入才能多支出、经济增长需要政府支出才能得到有效刺激等传统经济思维，短期内很难完全退出政府决策通盘考虑之中。 由此我们对即将出台的财政扩张举措不无忧虑，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很可能借此死保财政收入来源，并扩大财政支出权限。
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看，财政扩张既有政府通过预算赤字多支出，直接刺激经济增长，还有通过减税或退税，充分让利于企业和公众，间接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经济繁荣周期趋向变局时，因为此前分享了增长成果，政府更有能力大幅减税或退税。只有在严重经济衰退接近尾声时，政府采取财政性投资等支出扩张手段，才有可能刺激经济逐步复苏，这也是凯恩斯最重要的贡献。
当前中国经济显然不是严重衰退接近尾声，而是经济繁荣周期面临变局。因此更需要政府大规模减免企业和个人税负。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高税负国家，中国具有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调低累进税率、减免企业所得税并推进增值税转型的充分条件。在税收增长多年3倍于同期GDP增速的情况下，再不推出大规模减税计划，不仅难以挽救当前经济困境，更会错过酝酿多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给中国经济增长埋下隐患。我们强调，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当作为。最近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高税收政策和财政收入高增长，事实上让政府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一个庞大的利益主体，不仅深度介入各经济领域活动，还对市场化竞争主体崛起形成巨大制约。虽然我们认同，中国可以兼用行政和市场的手段，整合出一批世界级国企，但我们也都承认，真正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和全球竞争优势的企业，只能是激烈竞争的胜者。
这就提醒决策者，始终不能忘记给予企业和公众更大的自由度，诸如适时减免较高的税负，就是政府对市场经济最好的支持举措，是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财政扩张行动。事实已经证明，过多的钱留在政府手上，容易出现低效率和重复性财政性投资，容易诱发行政开支猛增，财政转移支付也会留下许多权力寻租空间。研究员注意到，一些零星税负减免和杂费减除，近期已经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展开，这值得充分肯定。但从总体规模上看，即使目前有关机构提出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涉及各项减税总额也不过1500亿元，无论是相对于中国一年约6万亿元财政收入，还是近25万亿元的GDP，这样的减税规模都显得微不足道，决策层需要考虑扩大减税的范围和幅度。改革开放30年之际，新的财政扩张能否不再重走多取多予的老路，值得决策者审慎选择。
“俯首民生”方为财政扩张政策之根本
8月27日，国务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交的报告列举的是一长串需要财政投入的领域，包括加大财政对农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中小企业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屋漏偏逢连阴雨。在经济增速下滑造成财政收入下滑的同时，财政部面临的是进一步的减收和增支压力。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在经济增速下滑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前提下，市场盼望的是包括减税和稳定资本市场以及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一揽子的经济刺激方案。
据悉，这样的政策确实在高层研究范围内，目前讨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方案涉及金额大约3700亿元。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而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背景下，财政部将如何运用有限的力量？财政部在下半年的确面临很大压力，这是一种两难的局面，财政投资要更加具备科学性，选择要更加谨慎。无论是减税还是增支都不得不做。现在企业生存困难、经济下滑的局面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再不减税给企业留下生存的空间，则很可能出现滞胀的局面，经济急转直下不是不可能。同时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投资同样必不可少。要给符合条件的企业以政策扶持和税收领域的支持。办法只有有保有压，在财政投入选择上更加谨慎、科学，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的报告提出，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幅压缩出国经费，切实减少行政开支。这就是国家在面对财政困难时作出的压缩开支的选择，来增加对民生等领域的投入，以贯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调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