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马德兴《新十问中国足球》

之二
新“中国足球十问”·开篇





    6月26日下午，我去中国足协办公室，遇到了正在处理“后事”的国足执行主教练福拉多。足协方面希望福拉多在离开中国前写一份总结，从他个人角度剖析中国队此次失败的原因，也谈谈自己对中国国家队今后建设的建议，福拉多同意了……离开足协回到办公室后，我打开电脑，将前中国队主帅阿里·汉在2004年离开中国之前的一份总结调了出来。

阿里·汉总结翻译成中文之后发给我的邮件截屏


    “触目惊心！哭笑不得！！”这八个字概括了我重新看罢后的全部心情。阿里·汉离开中国时明确指出了他执教中国队两年期间尚未解决的问题，四年后的今天，中国队折戟世界杯20强赛居然会是同一原因！


    我没有打电话去征求阿里·汉本人的意见，我知道，贸然选登阿里·汉当年的总结非常不合适。我也知道，当我把这份总结部分刊登出来后，足协相关人士肯定将非常不满。但是，中国球迷们拥有知情权，他们理应知道阿里·汉临走前究竟是怎么说的，更有权知道作为管理者的中国足协这些年来的“不作为”！



    一、“祸根”四年前就埋下


    “国家队两个边路的防守队员，特别是面对对方两翼的助攻，不知如何有效地去防守。尤其是在我方边后卫助攻前插后，边前卫或中后卫对边后卫身后空当的协防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阿里·汉


    【解读】4年前兵败后，外界大谈阿里·汉的排兵布阵与用人如何有问题。但谁又都承认，4年前的科中之战中，年轻的左后卫孙祥在比赛中出现的那次致命失误，导致中国队败走科威特城，是中国队冲击世界杯失利的直接原因。(我强调一点，这里没有指责和埋怨孙祥的意思，即便是下文涉及到其他球员也一样。每一个球员都是在血的教训中不断成长起来的。)4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中国队在本次20强小组赛中4个丢球时，我们想到过中国队是摔倒在同一个“坑”了吗？


    回想一下2月6日伊中之战，直接起因是刘健禁区内犯规被判罚点球。可在刘健犯规前是怎样的情景？伊拉克队16号穆斯塔法左路得球后，张帅是如何防守的？6 月14日中伊之战，伊队6号萨迪尔左路拿球时，中国队右后卫曹阳又是如何防守的？其实，类似的边后卫失误不仅仅出现在这两场预选赛中。







伊中之战张帅的防守(从上至下)                 中伊之战曹阳的防守(从上至下)


    其实，今年以来国家队所参加的一系列热身赛中丢球，几乎都是同样的错误。1月28日中叙之战，叙利亚队6号侯赛因在第88分钟时攻入一记“世界波”，但当时防守的左后卫张笑非在什么位置？2月17日中韩之战，韩国队11号廉基勋在禁区内底线附近拿到球时，张帅又是如何让他传出的球？2月20日中日之战，日本队3号驹野友一接中路球员的分球之后从左路突破，但右后卫张帅在防守时又作出怎样的选择？2月23日中朝之战中，朝鲜队第33分钟时由在中场的文仁国从中路大脚转移斜传给右翼的8号志尹南，回追防守的左后卫孙祥又作何选择？3月15日中泰之战，泰国队左路球员突破右后卫张耀坤的防守后传中，由14号温诺泰将比分追成1比1；第82分钟时，泰国队右肋直塞，左后卫孙祥和左中后卫李玮峰防守中没有盯人，被查纳布特形成单刀，反以3比2将比分反超……





2月23日中朝之战中国队丢球过程(从左至右)


    据统计，国家队今年累计14场国际A级赛中共丢13球，因左、右两个边路防守出现失误而导致的丢球为9个，占69.23％。这是一个怎样触目惊心的数据！这其中固然有偶然因素，更有必然因素。看看阿里·汉的总结，“国家队两个边路的防守队员，特别是面对对方两翼的助攻，不知如何有效地去防守、”我们还能说什么？


    今年3月份昆明集训期间，我曾找过总教练杜伊，与他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交流并提议：能否把中国队今年以来几个丢球集中起来编辑成录像，然后给队员们讲解边后卫防守中的原则，边后卫上前后临近的中后卫如何协防、补位，而边前卫又该如何补位。而且，我也就此专门与当时足协领导进行了交流并给出了同样的建议。但6 月14日与伊拉克队的关键性比赛中还是出现了同样的错误，我只能无语……


    从2004年到2008年，从阿里·汉到朱广沪、到福拉多、再到杜伊，中国队的边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也就是说，这次失败是根本就不可能避免的，而且四年前就已经注定了今天的结果。在整个过程中，作为教练，当然要对问题负责。国足后期特别是昆明中澳之战后，杜伊对两个边路球员极为不满，因而在人员方面，右后卫从张帅到张耀坤、到曹阳；左后卫从张笑非到孙祥，一度在昆山集训期间安排孙继海在对抗中司职左后卫。比赛结果证明了这些努力都是无效的。而且，杜伊甚至打过于海的主意，就是想把于海从左前卫位置上撤回改打左后卫，但因于海的受伤而告吹。


    杜伊经过实践，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作为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在这四年里又干了什么？为什么不能将以前国家队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时与现任教练进行沟通、交流？更进一步，阿里·汉的那份总结现在在哪里？恐怕早就束之高阁了。既如此，还让福拉多写总结干吗？


    其实，不仅仅是这届国家队，未来即将出征奥运会的08国奥队，何尝又不是如此？早在2005年荷兰世青赛上，这支国奥队的前身——85国青队在十六进八的比赛中是怎么死的？德国队的三个进球中，两个就是通过国青队在左路传中后攻入的。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如今，国奥队左路的苑维伟、郑涛，右路的白磊、谭望嵩，是否会重蹈国足的覆辙？这是一个谁也无法保证的问题，杜伊敢拍胸脯吗？进而，我们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边路防守的漏洞三年前就业已存在，为什么三年来还是依然如故？作为主教练的杜伊，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前锋、前卫在门前把握得分机会的能力。这更多的是队员个人能力的一种体现，我们队员在训练中或国内联赛中的节奏较慢，因此得分能力弱的缺点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是在国际比赛的快节奏中，我们队员明显表现得不适应。 ”                                                                                                 ——阿里·汉


    【解读】进球得分少，是本届中国国家队最突出的问题。亚足联6月26日在公布的一份数据中显示：中国队在本届20强赛中是攻击力最差的队伍之一，6场比赛进3球，与黎巴嫩队一起并列倒数第二位，仅强于土库曼队。而且，这三个进球中，除了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最后一场与澳大利亚队比赛中攻入了一个漂亮的运动战进球外，其他两球均是定位球，分别是伊中之战的角球(郑智)和中伊之战的任意球(周海滨)。再请看下表：



          中阿  中黎 中叙  伊中  中韩 中日  中朝 中泰   中澳  中约  卡中  中卡  中伊   澳中
    射正    1    3     4     3     4    0     4     5     5     3     1     1     2      2
    射门    3    5    10     6     6    7     8    11     8    13     5    10    16      6
  －－－－－－－－－－－－－－－－－－－－－－－－－－－－－－－－－－－－－－－－－－－－－－
    效率  33.3  60.0  40.0  50.0  66.7  0    50   45.5  62.5  23.1  20.0 10.0  12.5    33.3



    通过上表不难看出，中国队今年表现相对不错、获得外界首肯的几场比赛，如2月6日伊中之战、2月17日中韩之战、2月23日中朝之战、3月26日中澳之战等，效率都是在50％以上，尽管总的射门次数不多。


    相反，2月20日中日之战以及导致无缘十强赛的天津中卡之战、中伊之战，效率仅为0％、10％和12.5％！为什么同一支队伍出现如此大反差？再对照一下四年前阿里·汉所说的“前锋、前卫在门前把握得分机会的能力”的问题，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究竟做得如何？进而再追问一句中国足协：“为什么？”


    2007年1月3日的《体坛周报》刊登了一篇深度报告《杜家军还没赶上克家军》，对参加多哈亚运会的国奥队进行剖析，指出：“我们一直都在说‘克劳琛率领的85国青队表现很好、令人回味无穷’等等，仔细研究统计数据，不难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85国青队在荷兰世青赛上居然是所有 24支参赛队中‘射正率’最高的球队，累计38次中27次射正门框范围以内，达到了71.05％。而且翻开近几届世界杯与世青赛，还没有哪支队在一届赛事的‘射正率’这一项技术统计数据超过65％的！”


    多哈亚运会上，国奥队射门次数较杜伊上任前有明显增加，但“射正率”却依然并不算很高。在亚运男足参赛队中，中国队的“射正率”为43.64％，仅排第6位，甚至还不如小组未能出线的科威特队和日本队，在射门次数方面，中国队平均每场比赛的次数要远远超过日本队和科威特队。


    文章最后明确提出了杜伊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首先就是在下一步训练中，杜伊不仅仅要进一步强化国奥队员的进攻意识，更需要提高门前的效率。第二就是培养“杀手”。


    自郝海东退出国家队后，中国足坛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少好的得分手。阿里·汉的国家队如此，朱广沪的国家队一样。尽管85年龄段队伍在荷兰世青赛上表现不俗，攻入了11球，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进球球员达到9人。某种意义上，这支08国奥队同样面临着没有得分手的问题，多哈亚运会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遗憾的是，世界杯预选赛中，成年队中找不到更出色前锋的情况下，杜伊将朱挺、姜宁、郜林等国奥队员提拔进队，结果呢？而这样的问题依然困扰着08国奥队，未来40多天时间里，难道我们能相信国奥队中会有“天才射手”降临？


    2007年10月26日的《体坛周报》上刊登了《杜伊推翻“克家军”》的文章中，总结杜伊执教国奥队一周年，文章再次指出国奥队“最大难题是进攻效率”的问题，称：“进球数少、进攻效率低是杜伊这支国奥队的头号难题。”“记得杜伊在多哈亚运会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认为现代足球要进球是越来越困难，但为了要取得比赛胜利，我们应该争取每场比赛至少进2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胜利。’如果按照杜伊所说的‘每场比赛两球’为标准，很显然，现在国奥队在进攻方面是不及格的！而这就反应出了当前国奥队的最大问题——进攻效率太低。换而言之，国奥队在多哈亚运会上暴露出来的进攻效率不高的问题，在过去10个月中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有人说，“射手是天生的，不是靠后天培养出来的。”法国名教头霍利尔发表过题为《精英球员的培养与发展》的演讲，主题是关于如何进一步提高优秀球员的个人能力和技战术水平。他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他刚到利物浦队执教时发现英格兰著名球星欧文在比赛中从来不用左脚射门，而且欧文当时也确实不会用左脚射门。但在2000－01赛季，当他率利物浦队夺取足总杯赛、联赛杯赛以及欧洲联盟杯赛冠军时，欧文在与阿森纳队的足总杯决赛中，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欧文连扳两球令利物浦队以2比1逆转，而且全部用左脚攻入！


    霍利尔举欧文的例子，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再大牌的球星，其个人能力和技战术水平通过有效的训练也是可以提高的，关键在于教练员如何去指导和培养。对照霍利尔的说法，作为总教练的杜伊这两年来又拿出了哪些具体的办法？进而，我们可以再追问一句：这些年来，中国足球究竟解决了哪些问题？作为管理者的中国足协，拿出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并付诸实施？


    至于阿里·汉所说的“国内联赛节奏慢”的问题，杜伊这两年来有关“中超联赛节奏太慢”的抱怨已经出现过无数次。而这个问题归根结底，作为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当然要负完全责任。





    “中前场缺少组织核心，尤其是缺少在后腰位置上既能防守又能组织进攻的人选。”              ——阿里·汉


    【解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真的是有些苦笑不得。当年，正是阿里·汉慧眼识才，将当时还在U19国青队的周海滨直接提拔进了国家队，而这几年来，周海滨也通过他的表现，证明了他是这个位置上国内最好的球员。


    想当初，阿里·汉离开中国之后，周海滨在85年龄段球员中是最后一个进入“朱家军”的国奥队员，直至出征亚洲杯赛前才被最终召入，并一跃成为主力。今年2 月6日伊中之战，执行主教练福拉多“打死”都不想用周海滨，直至迪拜当地时间6日凌晨4时多，在中方差点与福拉多“翻脸”的情况下，福拉多才最终“妥协”，将周海滨安排进了首发阵容中。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6月7日天津中卡之战这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比赛中，周海滨却连18人名单也未能进入！


    对照阿里·汉当年留下的小结，再看看现实，这绝对是对中国足球的一大讽刺！面对现实，我只能无语……





    二、中国足球的“轮回”就是“人祸”所致！


    面对阿里·汉的这份总结，面对中国足球的现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国足冲击南非失败之后，包括足协领导在内的很多人都在问：“这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回答其实就两字：“人祸！”四年来，阿里·汉时代国家队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这不是“人祸”又是什么？具体到足球管理者、到教练、到队员，难道不应该承担责任？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与“体制”有一定关系，因为只有现行的“体制”才能决定执行者的人选。


    中国足球的发展每况愈下，“反思”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从来就是“情绪反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冷静，过多地受到了外界舆论、民众情绪的左右。多少年来，每次国家队在大赛中失利后，我们总是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舆论、球迷这么说情有可原，问题是，我们的教练、球员也这么说，作为管理者的中国足协也在这么说，因而我们一直是“头痛医头，脚痛脚”，这才是最可悲的。


  　出现这样的情况，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更习惯于情绪的反省。因为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以我们自己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的依据和标准。我们缺乏看待事物所需要的全面、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就比从单一的角度去探讨要完全。“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这仅仅是物理学上的原理，在人生经历、社会发展历程甚至具体到中国足球的事业中，距离最短的往往是曲线而非直线。


　　其实，不习惯于理智反省还不是什么致命的问题，真正致命的在于：中国的足球人和诸多领域内的其他人士一样，不习惯于“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中国有句老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就像2004年的国家队失利后，根据合同，阿里·汉走了，随着他的离去，国家队失利的真正原因和症结也可能就此而被永远地带走了，所有问题和责任完全可以让阿里·汉一个人来“扛”。这一次，在杜伊率队打完奥运会之后，走人的可能性也基本成定局。随着杜伊的离去，所有问题和责任完全可以让杜伊一个人来“扛”。但中国足球的问题依然没有丝毫得到解决！


　　不认错是因为中国足球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虽然不认错，可错误还是客观存在着，并没有因为我们不承认，错误就不复存在了。为了掩饰一个错误，中国足球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去再人为地制造更多的错误，以此来证明第一个错误并不是错的。所以，每当中国足球站在失败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都很希望找到一个快速、见效的“良法”，马上包治百病，为的就是掩饰此前的错误，就像现在“忽悠”希丁克来华执教一样，其结果只能让中国的足球事业蒙受更多的损失、遭受更承重的打击。


　　而且，中国人常常喜欢“先破后立”，因为要“破”，所以必须把前面的东西全部说成是错误的，否则就无法“立”，有时甚至是为“破”而“破”，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扬弃”。于是，每任新的领导或新的教练上任伊始，首先不是去认真总结上一任的成败与得失，虚心与前任沟通，采取一种“扬弃”的科学态度，而是“一刀切”，每一次总是从“零”开始，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所以，纵观这些年来中国足球的失败，在很多方面是那么相似。就像阿里·汉离开中国时将总结交到了足协手中，足协是否认真地研究过这份总结？如果真的研究过，又如何解释这次失利的技战术方面的原因就是阿里·汉当初所写的那几点？中国足球不是“人祸”，又是什么？


    中国足球“轮回”是偶然，更是人为因素的必然，是“人祸”！


                                                                      2008年6月29日傍晚于北京

三么体制总是成为“挡箭牌”？——新十问·之一  (2008-07-04 05:17:04)
标签：中国足球 新十问 杂谈          分类：新“中国足球十问”

    ●面对失败，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抱怨受制于“体制”时，却根本无法解释体制比我们更僵硬的朝鲜队闯入亚洲十强赛、八强赛，反倒是中国队连续无缘。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再次“解放思想”，各行各业都在展开探究并付诸行动。中国足球界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始终无动于衷？
    ●中国足球曾经历过第一次“思想解放”，职业联赛的创办便是其标志。它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更是中国体育改革的先锋。
    ●经历15年的职业联赛之后，曾被誉为“灵丹妙药”的职业化为什么在中国足球失灵了？圈内、外对中国足球为什么越来越感到迷茫与困惑？
    ●困惑起因在于管理者们缺乏解放思想、大胆开拓的精神，导致中国足协成为“没有思想”的“执行者”，即变成“靠揣摩并执行领导意图”而运转的“机器”。
    ●08奥运之后，不仅仅中国足球，中国体育同样面临怎么走的问题。中国足球面对历史机遇，应该再一次承担起“改革先锋”与“突破口”的历史使命。
    ●再次惨败后的中国足球需要再次“思想解放”，不仅仅理论上，更需行动上。突破足球发展的瓶颈，不仅需要体制改革，更有必要修订《体育法》。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在前进，成就辉煌的同时又是问题多多，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成绩与问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唯独中国足球很难与“成绩辉煌” 联系起来，甚至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显得极不协调。以世界杯和奥运会为坐标，两年一个“轮回”，除了2001年圆了一次世界杯梦外，中国足球几乎一无所剩。仅存的职业联赛如果不是当时足协内部少数有识之士的坚持，也可能被彻底折腾掉，但现在也已成了“四不像”。


    每一任领导上任后总想取得“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于是“豪赌” 充斥着中国足坛。中国足球成为了某些领导者仕途上的“工具”，“政绩足球”、“政治足球”甚至“官僚足球”等字眼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耳边。国家队不行 “赌”国奥队，国字号队伍不行“赌”俱乐部球队，男足不行“赌”女足，女足不行“赌”青年，青年不行“赌”少年。但“逢赌必输”，连续两次无缘世界杯亚洲区八强赛和十强赛后，中国足球已输光了全部家底，甚至连裤衩都已快没了，何以谈“遮羞”？但领导们还是念念不忘一个“赌”字，因为输完后总是感慨自己“运气不好”……



    一、所有从业者都在迷茫与困惑


    国足折戟南非世界杯预选赛，关心、热爱中国足球的人都在思考，为什么又一次失败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向哪个方向走？但更多的人还是感到迷茫与困惑，难道真该像某些极端人士所说的，“中国当取消足球这个项目”？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尽管男足国奥队和女足国家队即将出征家门口的奥运会，但谁都清楚，即便两支队伍都夺取金牌也无法挽救中国足球(更何况这样的机率几乎为零)。


    几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困惑和迷茫。曾经，我们把职业化当作“灵丹妙药”，希望职业联赛一开展，中国足球便可以有质的飞跃。但中国足球的沉垢太多，职业联赛兴起后，不仅成绩没有上去，反而每况愈下。难怪老百姓感慨“中国球员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曾一只脚踏上了西班牙、我们曾只差三分钟便可进军罗马，如今却连亚洲十强赛、八强赛都进不去！而且职业联赛中“黑哨”、“假球”、“赌球”等屡见不鲜，更有甚者，还出现了“罢赛”这一职业联赛展开前从未有过的荒唐事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腰包渐长的企业家们也曾抑止不住足球的商业诱惑，不再满足于荧屏前的煎熬与叹息，所谓“足球搭台、经济唱戏”，纷纷投身于足球市场大潮中。怎奈期望与水平、投入与产出相去甚远，眼看数千万、上亿元打水漂，突然发现中国足球其实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大蛋糕”，更是一个无底的“黑洞”。“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机制一天不改革，我一天就不会再踏进中国足球这个圈子！”企业家们发出了这样的怒吼！


    曾经，中国的足球运动员被称为“暴发户”，以致于元老们纷纷感叹：球员钱多了，腰包鼓起来了，但吃苦精神太差了，无论是训练还是自我约束能力，根本无法和职业化前所带的那些运动员相比，甚至公开呼吁“不要惯坏了绿荫骄子！”多位外籍教练离开中国前均发出这样的忠告：如果球员的职业素质不提高，中国足球水平还上不去。时至今日，以郝海东为代表的球员则发出了“中国足球运动员连农民工度不如”的感叹。


    数年前，球员一上大街会被前拥后堵，要求合影、留念，“我看见×××了！”这都是普通球迷引以为豪的“资本”。如今的足球运动员走在大街上都不敢承认自己是踢球的。围绕着中国足球的“笑话段子”层出不穷：“吸烟有害健康、看国足有害生命。”“珍爱生命，远离国足。”“看英超要钱，看国足要命。”“国足不是病，踢起来真要命！”“甲：听说你哥是踢球的？乙：你哥才是踢球的，你全家都在国家队踢球！”



    ……


    中国足球该怎么办？


    这些年来，我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足球的反思，但我们更多地拘泥于教练员的排兵布阵、用人，热衷于“密闻”、“真相”，再到大谈体制、领导、管理问题，可体制如何改、管理究竟怎么管？谁也无法解答。就以这次南非世界杯失利为例，之前一直被追捧为“神”的杜伊因败走天津一夜间变成了“鬼”。谢亚龙和中国足协更为千夫所指，老百姓甚至恨不得“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顺着这个逻辑，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换一个管理者，情况就可以扭转了？但如今对谢亚龙的指责、批评，与当初对阎世铎、王俊生的指责、批评又有何差异？都说出不去是教练的问题，来了一个好教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同我在前一篇引子《宿命轮回还是“人祸”轮回？》中所表达的，同样的边路防守问题，四年了，换了三任教练，缘何依旧？中国足球的技战术水平是否真的达到了进入世界杯这个大舞台的标准和要求？


    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中国足球在历经16年的“红山口会议效应”后已遇到了新的瓶颈，而解决新问题的关键，不仅需要体制改革，甚至有必要重新修订《体育法》，专门为足球立法，其前提当然是首先解放思想。



    二、“第一次思想解放”与红山口会议


    中国足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没有问题和矛盾，重要的在于科学的前瞻和认真地回顾总结，通过思想解放、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不断地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回想16年前，徐根宝的国奥队折戟吉隆坡后，恰恰是中国足球界有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众多地方足球队才能从专业走向职业，竖起俱乐部大旗。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就曾指出：“中国足球到了目前这样的状况，根本出路就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并提出了“足球要作加快体育改革的先锋”的指导性口号。


    随着1994年具有浓厚中国色彩的首届职业联赛终于登上历史舞台时，应该说足球项目很好地完成了作为“突破口”的使命，包括其后的篮球、排球等项目均按足球为蓝本，相继推出了各自的职业联赛。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职业联赛”的创立仅仅是中国足球“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非一劳永逸。可当时的管理者们却急于要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放慢了改革步伐，面对职业化初期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大胆解放思想、积极想办法去解决，导致矛盾不断激化，积重难返。如同中国加入 WTO，进去了仅仅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平等做生意的平台，并不等于一入关就万事大吉，中国这些年对外进出口贸易方面取得如此大成就，说到底还是我们自身努力、发展的结果。


    当年推出职业联赛的王俊生离开足协后感慨：“甲A联赛不应该这样搞！”被外界称为“中超之父”的郎效农在离开后也一直在感慨：“中超不应该这样搞，现在的中超与甲A几乎没有区别。”而且郎效农也一直在后悔一件事，即职业联赛出台前，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是可以完全独立起来的，就是像现在外界所期望的那样，是一个类似于英超、意甲等由相对独立的“职业联盟”牵头的一个联赛，但就是因为差了仅仅七天，时任足协副主席许放突然因病去世，此事被耽搁下来。否则，中国足球史很有可能改写。


    在整个过程中，足球的管理者们就是缺乏一种解放思想、大胆开拓的精神，导致现在的中国足协成为了“没有思想”的“执行者”，具体说来就是变成了一个“靠揣摩并执行领导意图”而运转的“机器”，哪怕是选一个主教练这样纯业务范围内的事务，都要揣摩领导的意图！2005年2月18日，我在《致足管中心新主任谢亚龙的一封公开信》中曾写道：“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坚决反对动辄把中国足球的问题归结于‘体制原因’，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足球的发展不能脱离国家与地区的自身制度、社会大环境，在中国现行制度和体制下，要求中国足球的发展脱离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不切合实际的。而且，人的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实，文章的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谢亚龙的前任阎世铎曾在总局工作过，受总局派遣到足协全面负责工作，任职期间就是听命于领导意图，导致中国足球出现了大倒退，篮协公开叫板，称“篮球超过足球成为中国第一体育运动”就是在阎世铎任职期间。遗憾的是，谢亚龙再一次重蹈了阎世铎的覆辙。而在2007年亚洲杯赛之后，08年的中超联赛之所以能够维持现状，决定性因素也是具体负责人敢于“顶”、合理地“顶”，并赢得舆论支持，最终没有让领导意图变成现实。这同样说明了“人”的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这期间，中国足球依托市场经济的职业化发展与行政部门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央在思想领域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作出了科学论述，突破了“公”与“私”的束缚，并对投资、计划、金融、分配体制以及国企制等进行了市场化方向的全面改革，取得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但中国足球界却依然“死水一潭”，没有随着中国足球的客观实际发展和需求而不断发展、深化改革。譬如，外界一直都在说中国足球是“无法无天”，对诸多根本不在自己掌管范围内的问题，足协束手无策、听之任之，没有适时地提出为足球“立法”。


    可以说，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首先就在于足球的直接管理者。面对失败，管理者们不要抱怨受制于“体制”，否则根本无法解释比我们体制更僵硬的朝鲜队可以闯入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八强赛而中国队却早早地无缘了，而是首先应该反思作为管理者任职期间具体做了些什么。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于中国社会发展是如此，具体到中国足球，何尝又不是如此？



    三、再次思想解放刻不容缓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职业化改革前，中国足球屡战屡败，想尽了各种办法与手段来提高水平，并希望能出线、实现“金牌战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把“职业化”当作是一种“万能良药”，希望一走上职业化，水平马上就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确，欧美足球强国无一不是职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职业化对促进足球水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在促进水平的同时，也在腐蚀着足球，球场暴力、贿赂丑闻、假球等等，这些都是职业化后带来的“副产品”，是职业化的“弊”。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在迈向职业化前，没有一整套指导中国足球改革的理论，没有将欧美先进的东西联系中国的实际，形成一套可行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足球改革理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完善。而且从一开始就只谈职业化之“利”和过去专业体制的“弊”，对于专业体制的“利”和职业化的“弊”却避而不谈，加上对职业化本身的“弊”缺少足够认识，自然也就导致了现在中国足球的畸形。一旦受挫，便开始怀疑“职业化”本身，又开始怀念起“举国体制”的好来。


    如同中国经济要发展、首先必须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一样，中国足球要发展、走向世界，同样存在着一个“核心竞争力”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有发展，包括职业联赛的创立、不断地“走出去与请进来”等，但结果更多地是失败的经历与教训，始终没有明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也在不断地总结成功的个例与失败教训，但更多地流于形式与表面，而不是从足球内在规律与本质出发去研究、探讨，没有在宏观上形成发展中国足球的整体战略指导思想。经过这些年实践，中国足球到了该是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时候了。


    16年前，小平同志在上海提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于是，中国足球才有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成为了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更是中国体育改革的先锋。16年后的今天，在08奥运后，不仅仅中国足球，中国体育同样面临怎么走的问题。中国足球面对历史机遇，应该再一次承担起“改革先锋”与“突破口”的历史使命。这首先需要中国足球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因为 “思想解放的空间决定发展的空间”。


    对于足球界来讲，解放思想，就是要有全球意识，自我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要用宽广眼界来思考中国足球的特色问题，树立鲜明的时代意识。譬如，欧洲杯刚刚落幕，在这次欧洲杯赛上，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俄罗斯异军突起是不是仅靠希丁克一个人的“神话”？在俄罗斯足球“复兴”中，俄罗斯足协起到了怎样的意义和作用、于我们有何借鉴意义？譬如，西班牙队最终夺冠，再一次阐释了“技术足球”，这与中国足球“越来越没有技术、就只会踢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为什么？


    再譬如，中国队以1比0击败澳大利亚队的当天，澳足协宣布前荷兰青年队主帅扬·维尔斯莱延担任澳青年队主教练兼任澳大利亚技术学员足球项目总负责人，这样，整个澳大利亚足球从足协技术总监到国家队主教练、到青年队、到整个青训计划，清一色荷兰人，坚定走“荷兰路线”。联想到邻国日本的“巴西路线”、韩国的“德国路线”等等，中国足球这些年来选对过我们自己的“路线”了没有、是否坚定地走下来了？


    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都需要新的理论思想做指导，在以后的篇章中将对中国足球的具体问题，参照足球发达国家及“后发国家”的成功经验，抛砖引玉，希望在中国足球界再一次展开“思想大解放”。



                                                                         2008年7月3日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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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还属中国足球自己的天空？—新十问·之二 上  (2008-07-07 05:52:56)
标签：中国足球 新十问 杂谈          分类：新“中国足球十问”

    ●中国队再度折戟世界杯预选赛之际，俄罗斯闯入欧洲杯四强。国人惊叹希丁克“神奇”的同时，期盼着希丁克能够到中国“神奇”一把。
    ●“希丁克拯救俄罗斯足球”只是表象，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改变全局。俄足球变革的核心在于前苏体委在1990年撤消“足、冰球管理局”、放权足协，使俄足球真正走上职业化。期间经历过阵痛，最终还是走上了复兴之路。
    ●中国足球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无论训练体系、管理体系几乎就是沿用前苏模式。继承了前苏联衣钵的俄罗斯足球已为我们走出了一条新路，为什么中国足球界就不能认真学习、借鉴？
    ●国足折戟之时，国人正全面反思中国足球。将中国队这次折戟归结为谢亚龙、杜伊等个体，无异于冲击德国世界杯失败时归罪于阎世铎、阿里·汉。中国足球的失败是数十年运行与管理体系、模式的失败，包括阎世铎、谢亚龙、阿里·汉、杜伊……他们都只是牺牲品。
    ●痛定思痛，中国足球需要在管理的体系上、模式上来一次大变革，更需要在思想上再一次解放！北京奥运会后，有关部门首先应“放生”中国足协。







新十问之一：为什么体制总是成为“挡箭牌”？








    7月2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亲自接见了俄罗斯队主帅希丁克和全体队员，以此表彰在欧洲杯上的优异表现。俄罗斯在欧洲杯上的重新崛起是中国球迷关注的一大焦点。屡创“神话”的希丁克继续着传奇，国足在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中再次折戟，有人高呼“哪怕贷款也要把希丁克请来！”似乎只要希丁克一到，中国足球便可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



梅德韦杰夫与希丁克干杯


    若真如此，中国足球倒也值得试一把。问题在于，我们对俄足球复兴的认识否过于“简单化”？这些年，中国足球始终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常常被“现象”牵着鼻子走，“将希丁克请到中国队来当教练、中国队就有救了！”这无疑是对“被‘现象’牵着鼻子走”的又一最好阐释。不能否认希丁克在复兴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仅仅盯着一个希丁克，而忽略俄罗斯足球在职业化改革进程中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忽略俄罗斯(前苏联)政府部门、体委以及足协其中所做的巨大努力，不仅无益于中国足球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将中国足球引向另一“歧途”。


    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单就足球而言，新中国成立至今，无论小到训练大纲、大到管理体系、体制，几乎沿袭了前苏模式。这个模式有别于当前世界足坛公认发达国家如英、意、德、法、西等国的发展道路。随着俄罗斯足球的重新崛起，其发展道路与模式似乎更值得中国足球界认真研究与借鉴，我们绝不是对国外运作模式顶礼膜拜、照搬照抄，但我们同样不能拒绝和排斥外国符合职业足球发展潮流的先进经验。



    前苏管理模式制约足球发展


    前苏联作为一个体育大国，足球方面也颇有成就，步入80年代后每况愈下，西欧诸国随着职业化的深入，逐渐成为世界足坛领头羊。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前苏联足球何去何从成为其国内探讨的主要话题。1984年底，苏联《科学与生活》杂志刊登了前苏功勋运动健将斯塔罗斯京的文章《足球运动青春常在》，对苏联足坛存在着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并指出：要使苏联足球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就必须要对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


    此文一出，引起了广泛关注。1985年初，《苏维埃体育报》针对全苏足球发展状况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大讨论，核心议题就是：苏联足球何去何从？如何进行组织结构上的改革？究竟要不要走职业化道路？前苏当局虽也进行了一些小改良，诸如让更多的大龄优秀球员走出去等，但体制上并无任何动作。1986年，全苏第一家完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俱乐部——第聂伯正式开始运转。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队在1988年就夺取了全苏联赛冠军。评论家指出：不管承认与否，第聂伯的好成绩源于俱乐部的独立经济核算，根源于足球队员的职业化，可以说，它是向职业化过渡的一个成功典范。


    正是由于第聂伯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加上包括基辅狄纳莫、第比利斯狄纳莫、莫斯科斯巴达克、泽尼特等数家俱乐部也相继走上了职业化道路，因而，“全面职业化”呼声越来越高涨。但俱乐部的职业化雏形与当时苏联的管理体制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例如条块分隔的管理模式、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等等。


    1988年上半年，苏联部长会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联合作出了《关于改善足球、其他运动项目的管理和调整基本体育项目运动队、运动员收入的补充办法》的决议。决议的出台，为苏联进一步深化足球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在此背景下，苏联60年代传奇门将卡瓦扎什维利、 1960年欧洲杯传奇巨星波内德尔尼克以及“苏联足球教父”洛巴诺夫斯基等牵头，在同年下半年成立了一个“足球联赛联盟”，还草拟了《章程》。


    该“联盟”在章程第一章第1条中规定：“苏联足球联赛联盟是一个社会性的专业体育组织，其目的是为了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在吸收国内著名专家、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社会组织、大众信息机构参加的条件下，进一步改进对足球的管理。”它由足坛专家、裁判、教练、运动员等共同组成，与当时“全苏足球协会”是有区别的。“足协”是由那些不是以足球为职业的法律专家、科学家等人士组成，完全按政府机关的机制建立起来，带有明显的官方性质。而“足联”则把直接从事这个项目的职业人员联合起来，解决足球各方面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职业性的组织。



    自上而下撤消“足、冰球管理局”


    前苏联负责全国体育事业的主管部门是“全国体育文化运动委员会”，下设各个管理局。因冰球在前苏的影响力不亚于足球，苏联将足球和冰球合二为一成立了 “足、冰球管理局”。一开始，“足、冰球管理局”局长兼苏联足协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科洛斯科夫对这个新成立的“足联”还是持支持态度，甚至公开表示， “足、冰球管理局”在新形势下依然是国家体委下属的一个部门，其功能是解决足球基层政策的问题、提供科学教学保障、研究其他运动项目的先进经验等，以此将 “足协”和“足联”的功能区分开来。


    但“足联”似乎并不甘心于此，开始利用《足·冰球》周刊的影响力，呼吁用这个组织替代由科洛斯科夫把持的国家体委“足、冰球管理局”和“足协”。至 1989年12月份，“足联”和“足协”间发生了一场大论战。起因是：“足联”12月4日通过决议，将参加1990年甲级联赛的队伍由16支增加到18 支，将积分方式由过去的胜一场得2分变成3分。时隔仅两天，足协在主席团会议后宣布：“足联”在通过决议时没有达到法定人数，违反了体育原则，因而决议是 “非法”的，1990年的联赛将按“足协”批准的决议执行。


    表面上看起来，足协是在追究决议的形式，但实质上还是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面子”和手中的“权力”。苏联足球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由“足、冰球管理局”(暨苏联足协)领导，随着职业化的发展，靠行政命令来管理足球的方式已越来越无法适应形势的要求。按说，“足联”成立时的宗旨之一是“解决足球各方面的问题”，将甲级联赛参赛队由16队扩大为18队也属于职责范围的事务，是合理的。于是，“足协”的行为只能解释为：它无法容忍“足联”对自己权力的冒犯。这场争论实质反应出的是新旧体制并存、多头领导下的苏联足球的核心问题与矛盾。


    正是感到了权力被侵犯与自身的危险，科洛斯科夫于1990年1月9日至10日主持召开了有307名代表参加的全苏足球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苏联足协章程。与此同时，征得苏联国家体委同意后，宣布撤消“足、冰球管理局”，其所有权力移至足协，足协也成为管理全苏足球的唯一代表。在国际足联秘书长布拉特的帮助下，科洛斯科夫成功改革了苏联足球的管理体制，洛巴诺夫斯基等人领导的“足联”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体育兴国＋石油助燃  造就第六大联赛


    这次全苏足球工作会议是俄罗斯足球发展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使得前苏足协的管理权力得以“解放”，无需再为受前苏体委高层的指手画脚而苦恼，各地方俱乐部也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至1991年，全新的“俄罗斯超级联盟”成立，全新的俄罗斯超级联赛也应运而生。当然，前苏经历了70多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本身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而，俄足球在走向职业化后并未收到立杆见影的效果。随着俄罗斯经济复苏，特别是借助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俄罗斯足球重新出现转机，石油成为了“助燃剂”。期间，普京提倡“体育兴国”，足球成为战略突破点。


    2004年欧洲杯惨败后，与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及总理普京等高层领导人关系密切的穆特科结束了科洛斯科夫对俄(前苏)足坛18年的管理，出任俄足协主席，着重在全国范围内俱乐部进行建设，大大增强了各地政府对足球的兴趣和支持力度，大批商人也开始投资新兴的足球产业，这使得俱乐部无需再为经费发愁。大批国际级球星加盟，使得俄联赛水平有明显进步。巨大的投入带来丰厚的产出，莫斯科CSKA队和泽尼特队在2005年、2008年相继捧起欧洲联盟杯，俄超也一跃成为“欧洲第六大联赛”，本届欧洲杯赛上，共有33名球员来自俄超。特别是，俄罗斯23名球员中，只有9号萨恩科一人在德国纽伦堡队效力，其他均在国内踢球，足以看出俄罗斯足球的复兴还是立足搞好国内联赛。


    × × × × ×


    所有这一切都已表明，俄罗斯足球的崛起并非希丁克一人之功，如果首先不是足球管理体系的变革，如果没有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如果不是国内联赛取得巨大提高，希丁克纵有“十八般武艺”也不可能让俄罗斯足球复兴。以中国足球现状，一个希丁克根本无济于事。                                     （待续）



                                                                       2008年7月6日晚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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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还属中国足球自己的天空？—新十问·之二 下  (2008-07-07 17:53:39)
标签：中国足球 新十问 杂谈          分类：新“中国足球十问”

    ●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表达。中国足球屡战屡败，反思中不敢讲真话、说实话，“怕得罪人”，问题和矛盾只能日趋激化。
    ●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让“要保持权威性就必须手握权柄”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官本位”再难破也要破，权限再难放也得放，否则，中国的改革也就很难取得今日之成就，中国足球也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足球界应很好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更应该吸取其中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尤其是处理行政权力与市场关系上。但中国足球缘何屡屡在重复经济建设中的失误？
    ●足球走向市场后，上级领导部门依然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办法进行管理、控制，效率和效果只能大打折扣。俄罗斯(前苏联)体委“放权”足协，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大胆地迈出这一步？
    ●中国足球到今天这步，关键不在于中国足协(暨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而在于更高一级主管部门。




    在前一问《为什么体制总是成为“挡箭牌”？》中，我们明确提出了“变革，思想解放先行”的观点。《人民日报》今年2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解放思想恐怕首先要解放表达。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没有自由的表达，难有活跃的思想；限制了表达，也就限制了思想。遗憾的是，现如今，公开场合说四平八稳的套话、讲滴水不漏的官话，已是很多人的“话语逻辑”，渐而演变为人所共知的时弊——官话安全、套话取巧，人们习惯大而化之、甚至到了说套话很正常、听真话不顺耳的地步。小平同志说，“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足见解放表达与解放思想的关系。


    其实，于中国足球界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些年来，中国足球屡战屡败，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思，但在反思中不敢讲真话、说实话，“怕得罪人”、不敢触及“敏感问题”，于是，中国足球的问题和矛盾只能日趋激化，也就不可能让改革真正地深入下去。


    “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是对当前中国足球管理体系和模式的最好描述。“两块牌子”指的就是“中国足球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与前苏时期的“苏联足协”和体委下属的“足、冰球管理局”完全一致，只有对外时才用“足协”。对内，“足管中心”因是总局下属的一个部门，任何事务须要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汇报、负责也就再正常不过。走向市场后，上级主管单位依然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办法进行管理、控制，效率和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中国足球走上了职业化道路，就应该严格职业足球的规矩去规范，而且搞职业足球就必定脱离行政体制，否则就不叫“职业足球”，我们还要老板们来赞助、投资足球作甚？既然我们都看到了现行中国足球管理模式存在着的诸多弊端，为什么我们就不敢大胆地提出来、正视并进行变革？


    前面之所以不惜篇幅介绍俄罗斯足球复兴，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中国同样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对矛盾中，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俄罗斯足球能得到发展，核心是摆脱了行政管理模式、靠市场说话，使生产力得到解放、产生新活力。在这基础上，再请来了希丁克，俄罗斯队才有了这次欧洲杯的“疯狂”。于是，为什么中国足球就不能大胆地迈出这一步？



    解放思想  领导是关键


    早在1998年，我曾写过《非去不可》一书，对中国足球职业化五年小结时认为，中国足球走向市场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如同中国的经济改革。在这个过程中，足球界应很好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史，采纳成功经验，更应吸取教训，避免重复经济建设中的失误。时隔十年，面对中国足球的再一次惨败，我们更应借鉴中国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宝贵成功经验。


    中国改革30年中，先后设立了不少经济特区、新区、试验区，它们是改革的试验场，是一个试点。既然是“试”，就要允许犯错。正是这种“试错权”，让这些地区敢作敢为。为什么这样的“试错权”就不能引申到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每况愈下，说明过去的办法不灵、不行，既如此，为什么就不能尝试一种全新的思路？


    这需要我们首先解放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敢于解放思想，敢干敢冲的精神不能丢。不断的“试验”与“试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全新的视角和眼界去审视既有问题，继续探索没有先例可循的发展道路。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生存，使“政府即管理”、“政府即公章”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人们看来，无论是行政管理部门还是职能管理部门，要保持权威性就必须手握权柄。如果将权力下放，官就不再是官，今后说话也就再没人听了。但是，“官本位”再难破也要破，权限再难放也得放，否则，中国的改革也就很难取得今日之成就。


    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如果国家体育总局撤消“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将权力交还给中国足协，有关方面肯定会担心中国足球以后是否还有人管、是否还可以管好。实践证明，过去的方式已不适应现今中国足球发展的需要，作为体育主管部门该把权力还给足球市场主体，大幅度缩减政府所行使的不必要的权力，这些权力目前已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中国足球市场的正常发育，阻碍了中国足球的健全发展。从足球领域中退出后，国家体育总局仅仅扮演足球市场以及足球文化、足球教育等的监管者、仲裁者的角色，这个角色显然要比现在更有利。


    而且，从中国足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它能有效提高中国足球的透明度和管理效益。与此同时，体育总局也将因此从繁琐而头疼的足球事务中抽身，得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考虑中国体育的奥运战略、全民健身计划等更重要的事务。这些年来，总局为中国足球可以说是殚精力竭、操碎了心，但效率却几乎等同于零。既然足球根本就没有那个实力在奥运会上为国增光添彩，考虑到项目自身的影响力和市场效应，不妨索性将足球列为“特区”，放权让其自谋出路。



    用好“试错权” 放生中国足协


    在一线采访足球十多年，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2001年世界杯出线后，无论自己写报道还是看其他有关足球的报道，“总局如何如何评说”、“总局如何如何要求”等字眼近些年日益增多，频率远超过韩日世界杯之前。按说，随着职业化的深入，期间需要行政调控，但更高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的声音和意见应日趋减少，但实际却日趋增多，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这肯定要引起外界的广泛争议。但在中国足坛，这反而成了“理所当然”。


    曾有多位执教国字号队伍的外籍教练私下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队在2002年世界杯后从国际足联分到了220万美元出场费，为什么要将一半上交总局？其理由是：足球已走向市场，俱乐部花的都是老板的钱、是从市场挣来的钱，而非“政府拨款”。当初，姚明转会NBA时，中国篮协据说曾根据有关规定出台了一个海外球员要给篮协交钱的提案，最终不了了之。中国足球率先职业化、靠市场养活自己后，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有关规定是否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相应调整的问题。类似“5311”的奖金分配原则很久就存在，专业时代，各地方队靠政府、体委的拨款而维系，闯入世界杯拿到出场费后，上交一半属天经地义。走向市场后，各地方俱乐部不管私企还是国企，都没有了专门的拨款。球员到国家队参加集训、比赛，经费来自“中国之队”项目的运营费用，足协聘请外教所支付的工资也是来自于该项目，唯独这次备战08奥运因为情况特殊而例外。于是，这样专业时代的规定是否还适用职业足球？


    再譬如，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最头疼的就是中超(甲A)联赛的电视转播权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按FIFA有关章程，任何视听素材的权力主要属于足协。可 2002年元旦长假后，一份文件编号“体宣字[2002]1号”、名为《关于本赛季足球电视转播权开发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直接锁定了电视转播权的归属。通知指出：“2002赛季全国足球甲A、甲B联赛、足协杯赛和全国女超联赛的电视转播权推广工作，由总局电视转播权开发指导委员会统一协调指导，由足协所属福特宝公司和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下属中广网公司联合国际管理集团(IMG)进行项目合作，共同承担中介公司的任务。”很显然，通知以行政权力的方式打破了自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以来由足协授权福特宝公司独家垄断转播权的历史。问题在于，是谁给了这个委员会如此大权力？同样的一幕在此前的篮球CBA联赛中也曾有过。面对现实，作为联赛的最高管理机构，足协缘何不能联手各地方俱乐部为自己争取合法的市场利益？


    有这样一件事。去年8月，第15届中日韩青少年体育交流大会在广西桂林举行。足协青少部原打算派张宁执教的92年龄段U15国少队代表中国参赛，因为这支队伍成立后国际比赛缺乏，参加交流大会是一种很好的“练兵”。但更高一级负责竞赛事务的有关部门打电话到足协，“这么小的年龄段队伍参赛，能确保取得好成绩吗？”随后，又让足协上报“指标成绩”，即参赛目标是要夺冠军、亚军还是第三名。这让足协青少部人士非常不解：“既然是体育交流大会，成绩也就应该放到次要地位，为什么一定要报究竟获得第几呢？”但迫于压力，足协临时决定：改派刘春明执教的89年龄段U18国青队参赛，因为队伍年龄大、夺取好名次的把握和可能性相对更大些，可U15国少队却失去了一次很好的练兵机会。


    这次南非世界杯预选赛失利后，足协倍受指责，外界恐怕并不清楚：如果不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分组抽签揭晓后，面对与澳大利亚队、伊拉克队和卡塔尔队同组的“死亡之组”这个现实，有关领导说了一句“看来还是应该派最好的队伍去打”，中国队最终得以派出国家队参赛，否则，出现在20强赛中的就是08国奥队！从 2005年初开始，高层因为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伊拉克模式”，强令要求中国足球必须学习伊拉克队、把世界杯预选赛当作奥运会的“练兵场”。因而，从 2005年到2008年，足协在备战世界杯预赛过程中战略始终摇摆不定，导致由最初设想的三年到最后只有不到三个月来准备。


    在第一问中，我们曾特别强调一点，即“足球的管理者们就是缺乏一种解放思想、大胆开拓的精神，导致现在的中国足协成为了‘没有思想’的‘执行者’，具体说来就是变成了一个‘靠揣摩并执行领导意图’而运转的‘机器’，哪怕是选一个主教练这样纯业务范围内的事务，都要揣摩领导的意图！”上述几个事例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而足协作为中国足球最高管理部门也是常常感慨“没权”，一个更令外界无法相信的事实是，中国足协(足管中心)如今根本就不是独立财务结算。


    × × × × ×


    中国职业足球到今天这步，包括下一步怎么走，关键恐怕不在中国足协(中国足球管理中心)而在于更高一级主管部门。2004年，中国几家地方俱乐部联手“造反”，要求成立“职业联盟”，希望摆脱足协领导，实践证明此路不同。这与1988年苏成立的“足球联盟”有类似之处，最终的结果当然只能是不了了之。


    很多关心和热爱中国足球的球迷希望能再出现一位像当年贺老总那样的高层领导，“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这很不现实，相比足球，中国当今社会有更多的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民计问题需要去关注、去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体育总局能否主动“放权”、让中国足球找到属于自己发展的一片天空，才是中国足球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2008年7月6日晚于沈阳

为什么中国足球不能战略脱轨？——新十问·之三 (2008-07-09 09:53:40)
标签：中国足球 新十问 杂谈          分类：新“中国足球十问”

    ●中国足球仅仅在管理体系与模式上调整、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更需在国家体育战略体系上进行结构调整，
    ●中国足球当与“奥运战略”脱钩，奥运男足只是一年龄段赛事。足球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区别对待。
    ●“奥运战略”与“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两大成功法宝，但不等于“职业化”在中国体育界没有生存空间。
    ●仅强调一种制度的“利”而不谈其“弊”，或比较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时，用一方的“利”去比较另一方的“弊”，只能使认识上出现严重偏差，更将导致实践中进一步偏离正确的轨道。
    ●“举国体制”曾让中国女足辉煌过，中国女足尚不具备职业化条件，现实决定了女足当坚持“举国体制”。





新十问之二(下)·为什么不还给属于中国足球自己的天空？







    08奥运很快就要在北京开幕，这不仅仅是当前中国体育界的头等大事，更是全中国人民的大事。但奥运会后，中国足球肯定还要继续搞下去，问题在于怎么搞。痛下决心前，我们首先要有长远的战略目标与规划，更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让中国足球与奥运战略脱钩


    前一问中提出了“放权”中国足球的话题，即在管理体系与模式上进行变革，但仅仅管理上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在整个国家体育战略体系上进行结构调整。中国体育有今日之辉煌，与“奥运战略”密不可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战略。必须承认，“奥运战略”和“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法宝。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在“举国体制”下，究竟要不要推行“职业化”？在“举国体制”为主体的中国体育界，“职业化”究竟有无生存的空间、又该如何去生存？


    中国社会当前正处转轨期，中国体育界也在所难免地出现了“举国体制”与“职业化”的双轨制。恰恰是由于我们不愿意直面这一问题，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才导致中国足球如今问题重重。面对矛盾，我们能否换一种思维方式，即让中国足球从“奥运战略”中脱离出来。这固然与中国足球根本就没有实力在奥运会上为国增光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奥运男足项目的特殊性。


    第一，男足是奥运会上唯一有年龄限制的项目，其他项目没有这样的限制。换而言之，奥运男足只是所有世界性足球大赛中一个年龄段的赛事。U17世少赛、U20世青赛、U23奥运会与世界杯——四大赛构成世界足坛的竞赛杠杆。无论水平还是规模，奥运男足都无法与世界杯相提并论，奥运男足仅16支参赛队，为世界杯的一半，且参赛名额的分配也不同，作为世界足坛中心的欧洲有14至15队征战世界杯，但奥运会却只有 4队。


    对照奥运男足与世界杯的成绩，巴西是世界公认的强国，五获世界杯，但奥运会上从未夺金。欧洲公认水平最高的英格兰队、意大利队、德国队在过去16届世界杯累计8次夺冠，奥运会上却从未染金，抛开英格兰因资格问题不谈，意大利队和德国队在奥运会上最好成绩仅为第三名。自1992年奥运会实施年龄限制以来，巴西、德国、意大利、法国等队甚至连最后冠亚军决赛都未进入过，倒是非洲的尼日利亚队和喀麦隆队两次夺金，但世界杯赛上，非洲的最好成绩也就是喀麦隆队、塞内加尔队的八强。这就是说，奥运会其他项目的水平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唯独男足是例外，它只是全球U23岁以下最高水平的足球赛事，与世界杯有着本质差异。


    至于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巴西队派出了小罗、罗比尼奥等球星压阵，必须看到巴西队从未奥运夺金的事实，另一方面，邓加因在最近三场世界杯预选赛中未有胜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旦无法完成夺金任务，很可能就此“下课”。当年的卢森堡格就是因未能奥运夺金而“下课”。而阿根廷队夺取雅典奥运金牌，与02年世界杯赛上惨败不无关系，此番又希望卫冕，因而将里克尔梅、梅西(适龄)等球星召入。但无论巴西队、阿根廷队派出再强的阵容，也无法改变奥运会只是U23青年赛事的本质。


    第二，男足项目的奥运会与世界杯亚洲区预赛同年进行。球类项目影响力最大的“三大球”中，男、女篮和男、女排等都是每四年一个周期，以世界杯赛、世锦赛、奥运会等三大赛事为一个循环，在不同年份进行。像游泳、田径等其他项目也有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三大赛事，也在不同年份进行。因而，其他各个项目备战奥运时完全可以把世界杯、世锦赛当作是练兵场，以奥运为终极目标。但男足项目却不同，FIFA为防止奥运会喧宾夺主、使世界杯失去“世界第一赛事”的地位和影响力，作出了奥运年龄限制的决定，使男足只有世界杯这一个顶级赛事。虽然世界杯也是四年一个周期，但时间跨度却是3年，像2010年世界杯从2007年9月就在全球展开了预选赛，直至2010年7月才结束。世界杯足球赛的时间跨度之长是其他项目所不可比拟的，而且世界杯预选赛开始之年恰恰就是“奥运会年”，这也是有别于其他项目之处。


    第三，世界杯预赛在奥运会之前展开。不少运动项目像曲棍球等，每年都举办一次世界杯或世锦赛，但如果在“奥运年”举行，一般都安排在奥运会结束后。但男足不同。FIFA提前10年列出每年赛事的具体赛程，其他项目却做不到。而且，根据FIFA列出的未来10年赛程，亚足联在2003年7月15日的吉隆坡会议上，决定与FIFA实施统一的竞赛时间表，已推出了亚洲范围内到2012年的竞赛时间表，对世界杯亚洲区预赛的赛程、赛制也都进行了大调整。以往，世界杯亚洲区预赛一般都在“世界杯年”前一年展开，像法国、韩日世界杯分别在1998、2002年进行，亚洲区预赛在1997、2001年展开。但2006年德国世界杯亚洲区预赛在2004年2月就全面展开、2010年世界杯在2007年9月就展开。中国队连续无缘小组出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亚足联的新赛制、新赛程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估计不足，摇摆于奥运会和世界杯之间，导致应对与准备不足，最终只吞苦果，严重挫伤了中国足球界的积极性。


    正是有上述特点，中国体育在实施“奥运战略”时，就必须充分考虑男足项目自身的特殊性，按足球所有的自身规律办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举国体制”与“职业化”互补


    我们在总结“奥运战略”取得成功的原因时，首先就应归功于举国体制。但已步入市场的中国足球每况愈下，并与其他运动项目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形成鲜明的反差。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都是在中国，“为什么女排可以一天集训七小时，一年可以集训半年以上，男足就不行？”“为什么篮球可以搞南北分区，中超就不行？” “为什么女网可以短时间内取得突破，男足就不行？”等等。


    世间万物都没有绝对的利与弊，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利，更有其弊。如果仅仅强调一种制度的“利”而不谈其“弊”，或在比较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时，用一方的“利”去与另一方的“弊”进行比较，都将导致我们在认识上出现严重的偏差，更将导致行动中进一步偏离正确的轨道。面对中国体育的现状，无论“举国体制”还是“职业化”，其实都有很好的生存空间，甚至可以起到“互补”的效果，但问题在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混淆了两者的利弊关系。


    中国足球步入职业化之初，我们只谈职业化之“利”和过去专业体制下的“弊”，对于专业体制的“利”和职业化的“弊”却避而不谈，加上对职业化本身的“弊” 缺少足够认识，也就导致了中国足球如今的“畸形”。一旦受挫，便开始怀疑“职业化”，又开始怀念起“举国体制”的“好”来。


    最典型的就是现在中国踢球的人越来越少，一个长期以来为外界所忽略的现实是，自1994年走向职业化后，专业时代的业余体校制度不复存在。但在旧有体系被 “废”后，职业化10多年了，中国足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新的人材培养制度，特别是充分结合现有的学校体育系统来为足球培养后备人材。加上足球在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差，踢球的人越来越少也就不稀奇。于是，我们就重新想起了“举国体制”下的业余体校制度。可是，足球如果真正走向职业化，它最强调的恰恰就是后备人才的培养，面对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的现实，我们不是首先去反思我们在推行职业化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偏差，而且想其他办法，结果依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再譬如，每每谈及中国足球，我们总是喜欢拿女排说事。问题在于，世界足坛职业化程度多高、世界女排的职业化程度又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体坛职业化程度越高的项目如足球、篮球、田径、游泳等等，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就越大，更不用说像F1等那些非奥运项目了。相反，中国屡屡在奥运会上夺金的多数项目，恰恰是世界体坛职业化程度不高、或是无法走向市场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将非职业化程度很高项目的成功经验照搬到高度职业化的项目上，显然是行不通的。中国足球这些年的实践一再证明这一点。


    “职业化”的核心是竞赛，通过比赛这根“杠杆”把运动员与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女网这些年突飞猛进，不断参加高水平比赛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不是主动“走出去”，而是天天在国内搞封训，能取得突破吗？类似的还有刘翔。对照男足国家队、国奥队，尽管这些球员一年到头都在参加各种比赛，但更多的是国内低水平的比赛，真正集中起来一年参加的有质量的国际A级比赛有几场？这些年，国外足坛行家一谈中国足球，提及最多的就是“经验缺乏”，这恰恰就是高水平比赛过少所致。85国青队在荷兰世青赛上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在于：备战期间在一个半月里打了 11场高水平的国际比赛，是所有参赛的24队中是热身场次最多的，排第二位的有4队，均只有5场。这一正一反的例子，恰恰验证了女网崛起的成功经验之一 ——多参加高水平国际比赛。


    在中国体育界现行的“双轨制”下，各个不同项目备战奥运会，就应该区别对待。世界职业化程度不高的、无法在市场上找到生存空间的运动项目，就应该旗帜鲜明地推行“举国体制”，有关方面就应该全力以赴地在财力、物力等各方面予以支持。但像足球等已步入市场的项目，首先应该是尊重职业化的原则和市场规律，任何违反原则与规律的行为，都将受到市场的惩罚。中国足球走到这一步，无论竞技水平还是市场开发持续滑坡，就是因为有关管理部门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利益，以运动成绩和国家利益为“借口”来延缓改革甚至要开倒车所导致的必然恶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举国体制和职业化不仅仅在当今的中国体育界能够共存，更可以在足球项目中互补。例如，这些年来俱乐部队参加亚冠联赛时，足协经常“开绿灯”，调整个别联赛场次。这恰恰就是在“职业化”后扬长避短，利用了“举国体制”之“利”——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但这在日、韩却很难做到。所以，不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之路”走错了，而是在走的过程中，具体的操作、运营与管理上出现了偏差。



    女足当继续坚持举国体制


    奥运足球项目中除了男足之外，还有女足。对于中国女足的发展，我们同样需要区别对待，照搬男足方式显然不行，可以也应该继续坚持“举国体制”，这是女足自身的市场性质所决定的。


    女足曾是中国足球的“遮羞布”，如今也开始沦落了。但女足之所以能辉煌，靠的是什么？固然，女足称雄的那个年代，世界的女足运动刚刚起步，我们是“专业” 打“业余”。随着世界女子足坛借助男足职业化而迅速崛起，中国女足便不再有优势。但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在总结成功的经验上继续发扬优势，而是照搬中国男足之道。中国男足职业化之路尚且是“四不像”，用男足方式搞女足，只能是“死路”一条。


    早在2005年1月，我在清远采访如今重新担任中国女足主帅的商瑞华，他分析女足滑坡的原因就明确提出：“女足能两夺世界亚军，就是充分发挥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在竞争中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女足成绩下滑并不是因为国外搞起了职业化，而是我们没有发挥出我们在举国体制方面的优势。以美国为例，为什么职业女足大联盟最终‘流产’了？说明女足走向职业化的条件还不成熟。而我们在那个期间也学习男足走职业化。我觉得女足不同于男足，现在中国女足的职业化条件还不具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我们在举国体制上的优势，也许女足不至于下跌那么快。所以，专业化还是职业化的问题不是中国女足复兴过程中的最主要问题，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个问题。”


    事实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每谈及女足，我们总是谈论女足球员报酬过少，并质疑为什么还不如男足。这其实就是在偷换概念。真正的问题在于，男足并不是靠拨款，而是市场行为。中超联赛再怎么被外界“挤兑”，平均每场上座率可以保持在一万人次以上，这是女足根本无法做到的。这从一个侧面也佐证了商导的说法，即中国女足的职业化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强行将女足推向市场，效果自然适得其反。尽管中国女足最终还是要走向职业化，但至少现阶段不可行。


    × × × × ×


    任何事务都有矛盾的普遍性，更有其特殊性，各个体育运动项目也一样。在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如果一味只强调运动项目的“普遍性”，而不顾男足项目的“特殊性”、违反运动项目本身的规律，搞“一刀切”，等待中国足球的只能是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几年来，中国足球所受到的惩罚已够多了，但我们就是不吸取血的教训。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该是区别对待、将男足从“奥运战略”中脱离出来的时候了！



                                                                        2008年7月8日晚于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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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足球不“入流”？——新十问·之四 (2008-07-11 05:00:09)
标签：中国足球 新十问 不入流 杂谈          分类：新“中国足球十问”

    ●中国足协的现实地位决定中国足球很难融入国际足球大循环中，并导致“国际公信力”急剧下降。
    ●中国联赛的管理机构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实体，危及中超队伍参加明年的亚冠联赛。
    ●国际足联要求下属足协的秘书长不得担任副主席，要求决策与执行分离，又将了中国足球一“军”。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国际影响力巨大，FIFA也就不可能暂停中国足协的会员资格。
    ●中国足球“玩”自己的“另类足球”、不“入流”，所以“人家不带中国足球‘玩’！”中国队进不了世界足球最高舞台——世界杯——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之一：为什么体制总成“挡箭牌”？


之二：为什么不“放权”中国足球？


之三：为什么足球不脱离“奥运战略”？




    中国经济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核心竞争力”问题。中国足球要发展，同样存在着一个“核心竞争力”问题。这些年来，中国足球有发展，却始终没有明确“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在成绩的冲动面前、在“政绩与成绩”这个“两点一线”的指导思路下，职业化之前业已存在的各种矛盾，随着对成绩的越发渴求，积累越发深重。


    我们常说，中国足球该按照国际足坛的惯例行事，但为什么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到国际足球大循环中？中国足球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市场潜力，对职业足球高度发达的欧美来说有着非常诱人的诱惑力。“市场牌”是中国足球对外交流中很重要的一张“牌”，可缘何近年来，各级国字号队伍找热身对手越来越难？曾经合作过的公司、企业纷纷选择哪怕是抛弃中国足球市场、都不愿再与中国足球合作？在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掩藏着什么？



    CFA与FIFA章程背道而驰


    先请看一下下面两个章程。

体育法(图一)



中国足协章程(图二)



    图一是1995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其中第四条规定：“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体育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管理体育工作。”


    图二是2003年8月29日在中国足协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上通过的《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其中第二条“性质”中的第2点规定：“中国足球协会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单位会员，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


    从上述两个文件中，不难看出中国足协的章程是符合我国的《体育法》的，但章程中规定的“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这与国际足联的章程便存在着冲突之处。请看下图：




    国际足联章程中第17章“机构”第1条明确指出：“一个会员的机构应该通过那个协会内部或选举、或任命产生。会员的地位应通过确保完全独立选举或者任命的程序产生。”其中，最重要的是“guarantees(担保、确保)”和“complete independence(完全独立)”这两个词。


    对照上述三个文件，不难发现中国足球全面走向世界的障碍所在。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中国加入WTO前后时的情景。“入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对于如此长时间的等待，很多人都发出过疑惑：“中国为什么非要加入这个组织？”期间甚至还出现过“杂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加入WTO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选择，对中国经济“利大于弊”。于中国足球，何尝又不是如此？


    中国足球打开大门、迈上职业化之路，就是希望加入到国际大循环中去，进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欧美足球发达国家起初也很乐意与中国足球交流。如同在第一问《为什么体制总成“挡箭牌”？》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加入WTO，仅仅意味着有了一个平等做生意的平台，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入世后，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实施进取性的应对战略、立足于调整和改革，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改变政府对经济事务介入过深、干预过多的状态。


    中国足球走向职业化、寻求与国际足球接轨后，缺少的就是这种进取性的应对战略，依然用行政管理手段介入或干预足球市场，导致中国足球的“公信力”急剧下滑，尤其是“国际公信力”。随着与国际足坛交流的增多，欧美足球发达国家包括热心赞助的企业、公司发现其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无法解决，于是干脆选择退出。除了国字号队伍找热身对手越来越难之外，另一典型现象就是当初曾热心于中国足球市场的那么多世界著名品牌公司与企业，如今又都去了哪里呢？



    中国参加亚冠联赛的尴尬


    早在去年下半年就已传出，中国可能有四支中超队伍将出现在明年的亚冠联赛赛场上。亚足联在今年5月20日于吉隆坡召开的“职业联赛特设委员会”会议后也宣布了中超四席的消息。


    亚足联表示，有资格参加明年亚冠的总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除日本联赛被评定为“A级”外，其他10国联赛均为“B级”，包括中超。评为“B级”的，如果在规定时间内即今年10月1日前达不到整改要求，同样将没有资格参加2009年的亚冠，最终决定将于今年11月25日做出，并最终由亚足联执委会批准。


    在导致中超被评定为“B级”的两大原因中，第二点“联赛的管理机构应该是由其足协管辖下的合法实体。”中超目前由“中超联赛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在2004年就已成立，但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实体，甚至还不如在2005年10月成立的“中超公司”，后者已在国家工商局注册。


    亚足联改革亚冠联赛、严格准入机制，无疑又是对中国足球现行管理体系和模式的一大冲击。以近邻日、韩为例，两国联赛都是由各自独立于足协的“职业联盟”负责。而且，按足协《章程》第二条“性质”所言，“中国足协是……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隶属于中国足协的“中超委员会”也就没有资格要求参加中超联赛的各俱乐部进行营利性的活动，而日、韩的职业联盟因属于“有限公司”性质（更不用说欧美足球强国），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也就合理合法。


    尽管中国足协也有变通办法，即将“中超委员会”挂靠在“中超公司”名义下，因后者已在国家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有相对独立性质。但这又将产生新问题：正常情况下，“中超公司”只是类似于日、韩和欧美的“职业联盟”中的一个“经营部门”(负责商务开发、推广等事务)，应受“中超委员会”的管辖。如今一变通，便出现了不伦不类的“倒挂”！虽可应付亚足联的检查，但在这种体系和模式下，中超联赛能搞好、能发展？



    FIFA又将中国足球一“军”


    今年5月底，国际足联在悉尼召开代表大会。因中国队正备战世界杯预选赛，很多人并未注意到这次会议期间通过的有关国际足联章程修改的新内容，其核心为：FIFA下属各足协的秘书长不得担任副主席一职。


    大多数人似乎对此很难理解。但秘书长出身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却深谙其中之道：秘书长如果兼任副主席，很容易“造反”并影响决策。正常情况下，主席、副主席属于“决策层”；而秘书长只是“执行层”的负责人，不得兼任副主席等于无权参与决策。布拉特此举就是要把“决策”与“执行”剥离，以便各国和地区足球运动能更好地发展。


    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足协，秘书长与主席、副主席都是由不同的人士担任。但中国足协却又是一个例外。王俊生之后，从阎世铎到谢亚龙，都是足协第一副主席兼秘书长【主席至今依然是袁伟民！！！】，同时又都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换而言之，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既扮演 “制法者”、又扮演“执法者”。如此双重角色，管理中国足球的过程中能不出现问题？


    国际足联通过这项新规定，对中国足球来说，又将是一件尴尬的事情。事实上，令中国足球尴尬的事情原不止这些。请看下图。




    根据2003年8月29日在中国足协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上通过的《章程》第十五条“会员代表大会”的规定，中国足协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都需要通过最高权力机构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表决。但谢亚龙到足协任职已四年多，期间甚至连一个起码的程序都没有走。任“足管中心”主任则无问题，“足管中心”隶属于总局、主任由总局任命。于是，在中国足球对外交流活动中，谢亚龙代表足协外出参加亚足联、国际足联的活动时究竟是什么身份？要知道，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必须以足协的名义参加，而对内才是“足管中心”。这显然是中国足协对外交流中最为尴尬的事，而前任王俊生、阎世铎至少也走了相关的程序，有了合法的“外衣”。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按《章程》第十六条，会员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一年。”可是，在2007年5月份召开的足协执委会会议上，居然通过了“决定推迟至2008年8月后、年内的合适时间召开中国足协会议代表大会”这样的决议。足协推迟代表大会的原因当然是奥运会于8月在北京召开，但无论如何，决议不能与《章程》相背。



    为什么FIFA不停止中国的资格？


    中国足球在世界足坛实在是太有“特色”了，如此情况下怎能加入到国际足球大循环中？而国际足坛又如何能轻而易举地接纳中国足球？这就好比中国加入WTO前，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常要“吃亏”、“吃大亏”，甚至没有任何发言权。如今的中国足球何尝不是如此？


    前不久的世界杯预选赛期间，伊拉克足协遭到了FIFA的临时禁赛，原因就是伊拉克内阁干涉了伊足协的内部事务，使伊足协失去了“独立性”。在伊拉克政府作出了“伊拉克足协依然独立行驶权力”的书面承诺后，FIFA才重新让伊队参赛。更早的2006年多哈亚运会之前，伊朗足协也因为受到政府干涉而被FIFA 暂停会员资格，后作出承诺才得以继续参加亚运会。


    欧洲杯上夺冠的西班牙队也遇到过险遭FIFA禁赛。今年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体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未获奥运参赛资格的运动项目协会在今年4月前进行改选，包括足协。但西班牙足协表示，本届领导层的任期要到今年11月份到期，应届时才进行选举。西足协为此专门上报FIFA。布拉特随即发出威胁，认为西政府干预了足协的内部事务、破坏了独立性，如不及时纠正，将禁止西队参加欧洲杯赛，其俱乐部球队也将无缘下赛季欧冠、联盟杯赛。迫于压力，西班牙体育部最终收回了成命。


    曾有激进人士提出，既然中国足球有这么多的地方与国际足坛格格不入，甚至连章程都与FIFA的相冲突，缘何FIFA不停止中国足协的会员资格？这很不现实，不是国际足联、亚足联不了解中国足球的现状，而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影响力远不是伊拉克、伊朗、西班牙等可以比拟的，因而才默认了中国足球的现状。但与此同时，中国足球要向入“圈”甚至“入流”，在亚洲、世界足球领域取得像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圈里那样的“发言权”，也就变得不现实。中国足协在亚洲、国际足坛“话语权”越来越小也就很正常了。


    这些年来，我们总是在感慨中国足球缺少“外交”，这其中固然有自身多方面的原因，但核心问题还在于我们不“入流”，通俗些说，就是“人家不带你中国足球‘玩’！”中国足球“玩”自己的“另类足球”，而世界其他地方“玩”全世界统一的“足球”。所以，中国队进不了世界足球最高舞台——世界杯——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不是世界足坛不需要中国足球，而是中国足球自绝于世界！中国队在2002年参加过世界杯，但那是因为该届赛事在韩、日共同主办的缘故，无论市场抑或其他需要，“世界杯需要中国参加”的程度远远高于“中国需要参加世界杯”，这才有了预选赛十强赛分组抽签中的那支“好签”，这才使得中国队能最终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如今，世界足坛依然需要中国，否则布拉特也不会多次公开表示希望中国申办世界杯。但中国要参加世界杯、申办世界杯成功，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融进这个 “圈”、入这个“流”。如同中国加入WTO后，首先做的就是进行内部的自我调整和改革。对现在的中国足球其实是一个逻辑，必须先自我进行改革。


    × × × × ×


    应该承认，中国足球职业化、加入世界足球大循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升中国足球的国际竞争力，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是提升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不是一种历史倒退。为了提升，原本基础薄弱的中国足球从一开始就注定必然要采取一种“跳跃式”的发展方式。因而，当前中国足球问题的解决不应该仅仅站在中国足球这个高度，更应该站在亚洲乃至世界足球的更高高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清中国足球的问题，并借鉴世界先进的经验来结合中国足球的实际去解决问题，从而在世界足球版图上找到真正属于中国足球的位置。



                                                                          2008年7月10日晚于延吉

为什么中国足球“无法无天”？——新十问·之五 (2008-07-14 05:15:56)
标签：新十问 中国足球 立法问题 杂谈          分类：新“中国足球十问”

●中国足球无法可依，才导致今天的“无法无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强奸”中国足球，致使现在的“四不像”。
●中国足协存在着失职、渎职等现象，也有监管不力的问题，但现实是更多的事务已超出足协的管理范围。
●欧美强国的职业足球无一不获国家的认可、受到法律保护，更在宪法或劳动法中明确规定是合法的行业。而且还根据发展需要与时俱进，专门修改与完善法律。
●13年前通过的体育法已不适应现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需求，缘何不能修改体育法、进而专门为中国足球立法？
●只有专门为足球立法，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中国足球的毒瘤，诸如假球、黑哨、赌球等，也只有有了“法”，我国的司法部门才能更好地介入、实施监管！



之一：为什么体制总成“挡箭牌”？


之二：为什么不“放权”中国足球？


之三：为什么足球不脱离“奥运战略”？



之四：为什么不“入流”？





    第一问中明确提出中国足球屡屡失败乃“人祸”之过，第二、第三问中明确提出“放权”和从“奥运战略”中脱离的问题，第四问中又指出因为“人祸”和不“放权”，导致中国足球无法融入到世界足球大循环中。很多人看来，这几问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甚至会提出这样的疑惑：既已是“人祸”，再“放权”、“脱轨”，中国足球岂不更加“无法无天”？中国足球还如何“管”？这就是第五问的核心，管理中国足球应该是——屏弃“人治”、依靠法律！



    中国足球无法可依


    说来也可笑，中国足球职业化已十多年，都说“职业足球”在中国已成为一“行业”，但在中国的任何法律、条令中找不到出处，证明已是一“行业”？这就是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现实尴尬！恰恰因为中国足球“无法可依”，导致才导致今天的“无法无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强奸”中国足球，致使现在的中国足球“四不像”！


    近些年，中国足坛的“假球”、“黑哨”猖獗，“赌球”肆意泛滥，所有人都在指责中国足协“监管不力”，并列举出一系列欧美足坛的类似事件，远有英格兰的 “格罗贝拉案”、法国的“马赛行贿案”等，近有意大利的“电话门事件”、葡萄牙的“波尔图事件”等，以此反衬足协的“不作为”。的确，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一步，中国足协就是存在着“失职”、“渎职”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大搞“官场”上的那一套——“平衡”，面对出现的问题不敢乱世祭重典，1999年的“渝沈案”、2004年的“北京国安罢赛案”等都为此作出了最好的阐释。


    曾有人不断呼吁“司法介入”，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空白”：中国足球并不是一个“行业”、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司法部门何以介入？而且很多事务也超出了足协的管理范围。当年的“龚建平案”，如果不是高法出面作出解释，根本就无法量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受贿”的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 “行贿”的依然安然无恙，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法律公正与公平？目前的中国足坛，该有多少人应该受法律严惩？可缘何绝大多数都逍遥法外！


    早在1998年，我就曾在报纸上写过《中国足球需要人大立法》的文章。2000年4月份，阎世铎刚刚到中国足协任职，我记得在办公室见他第一面时，谈的就是中国足球的“立法”问题(他以前在总局法规司工作过)。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中国足球还没有真正谈论过“法”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无论中超还是中甲俱乐部，每年都要上税，但都上交“企业税”。谈论足球时，我们一直都在说“足球”是项“娱乐”，可为什么娱乐事业单位要交“企业税”？而当谈论英超时，我们恐怕并不了解：早在1916年，英国政府就已颁布法律，将职业足球纳入娱乐税收法中。



    欧美法律确认足球地位


    英超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职业联赛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职业联赛。早在1888年4月17日，英格兰的12家俱乐部成立了职业性质的“足球联盟”。但职业联赛出台后，球员与俱乐部、俱乐部与英足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俱乐部相继转化为有限公司后，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更为突出。期间，英足总动作迟缓，完全是英国王室之故，早在英31家俱乐部于1882年成立“不列颠足协”的前两年，英足总就想承认职业足球，但上报王室遭拒绝。直至1901年6月7日，爱德华七世亲笔批文给足总、才正式承认职业足球在英国成为一项合法行业，并下令从法律上保障职业足球的地位。1902 年，英足总转化为有限公司；至1904年，职业联盟也成为一个有限公司。1908年，英足总承认于1907年成立的职业球员协会，后者在1910年也成为 “英国贸易联合总会”中的一员，从而在法律上确保“职业球员协会”的合法性。至1916年，英下令职业足球纳入娱乐税收法中，下令职业足球必须纳税。 1957年，英国政府再次颁布法令，宣布职业足球俱乐部可以成为“赢利性质的公司”。

英国王室手谕


    从英格兰职业足球的发展过程来看，“职业联盟”要成为一个合法性组织，获得国家的认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首先就是要国家承认职业足球是一个“行业”。事实上，不仅仅英国如此(王室于1901年批复)，欧美足球强国无一不是如此，即国家在宪法或劳动法中明确规定“职业足球”是一个合法的行业，职业球员的就业、转会、社会福利、法定的假期等正当权益能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一样在法律上得到保护，甚至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来对待。请看：


    阿根廷  早在1973年2月23日于国家宪法中就专门设立了“职业运动员章程”的条款——“Estatuto Del Jugador de Futbol Profesional(直译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法规”)，有的地方直接称为“20160法律”。该“章程”总共分29条，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逐一进行了规定。(见下图)

阿根廷的职业运动员章程


    西班牙  早在1900年首次通过的“皇家法令(注：西班牙的一切法律均由国王签署后才生效)”——“劳动者章程(俗称劳动法)”中，就对职业球员的特殊劳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对“劳动法”进行修改，像1986年12月24日通过的一份补充规定中，在第二章第4条中，又规定了职业球员的最低收入、受伤后的收入领取等细节。(见下图)

西班牙1986年12月24日通过的一份劳动法补充规定



    至1995年，西班牙通过了关于失业等内容的社会保险权利法(称为“皇家法令”第2064号)，在该法的第二章第三小章第30条中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而 “劳动法”中相关的内容被取消。事实上，西班牙的“体育法”在1990年10月15日才正式通过，也就是说，西班牙政府是保证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利益在先，职业球员的利益在总体性质的体育法出台前就已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可见足球在西班牙体坛的特殊性。

西班牙1995年通过的“皇家法令”第2064号



    法国  在民法中明确规定了职业球员的合法地位，并具体规定了职业球员、半职业球员的报酬与义务，而且下令青年球员在21岁以前不得签订职业合同，而第一份职业合同必须为期四年，等等。


    类似的欧美各国有关职业足球的法律还可以列举很多。对照一下中国足坛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的现象屡有发生，以致于郝海东等发出“足球运动员还不如农民工”的呐喊时，我们的球员又依据什么去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权益？今年的中超又出现罕见的主帅“下课潮”，即便是球员、教练员有法律意识、去上告的话，又凭借哪一条、哪一款去保护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足球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根源！



    欧美根据发展修改法律


    欧美职业化足球发展近百年，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各国以法律形式认可职业足球、规范职业足球外，还根据职业足球发展的需求与时俱进，甚至专门为职业足球不断修改与完善法律。


    2002年2月12日，里昂、马赛、朗斯、特鲁瓦、里尔、圣埃蒂安、斯特拉斯堡和波尔多等8家法国俱乐部在里昂俱乐部主席奥拉斯的带领下跑到布鲁塞尔向欧盟议会告状，希望法国能废除禁止职业俱乐部上市的法令——这是他们的第一次。2004年4月1日，欧盟委员会为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并于2005年12月14日正式向法国提出要求修改法律。欧盟认为在1984年7月18日颁布的《体育的组织和推广法》第13条违背了欧盟法律中“资金自由流动”的规定。至2006年12月14日在卢森堡，欧盟委员会正式做出决定，要求法国更改禁止职业俱乐部上市的法令。拉穆尔（时任法国体育部长）在欧盟决定做出后表示无奈：“当我看到英格兰发生的事情，就感到忧虑。有大量的资金注入俱乐部，但这些钱我们却并不知道来源（指有可能是黑钱）。我不是一个守旧的保守主义者，但我很难想象比赛的结果受到股市的影响会是怎样……”可即便如此，法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国民议会还是专门修改法律。随后，法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开始上市。

法国《体育的组织和推广法》修改后第13条


    西班牙则2002年修改“体育法”，开始允许职业俱乐部上市，条件是这家俱乐部必须盈利三年以上，并且最大股东的股票持有量不能超过25％


    在意大利，1981 年3月23日公布的民法第91号法案、副题是“俱乐部和职业体育工作者关系法”中曾规定意大利的足球、体育俱乐部性质为“非盈利性机构/非盈利性组织”。但体育经济的发展趋势决定了这是不现实的，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出路都是演变成多功能娱乐企业，英超俱乐部就是典型。于是，在1996年11月18日通过了民法第586条，否定了职业体育俱乐部的“非盈利性民间组织性质”，允许各俱乐部成为赢利性的公司，这就等于允许职业俱乐部上市。于是，在1998年，拉齐奥俱乐部就成为了第一家进入股市的意甲俱乐部。

意大利1996年11月18日通过的民法第586条


    熟悉欧洲“五大联赛”的球迷都知道，德国的“职业联盟”是这个世纪初成立的。这绝非偶然，很重要一点就是之前的德国各俱乐部尚不是公司性质。1998年世界杯惨败后，以贝肯鲍尔、鲁梅尼格为代表的一批人士认为，落伍根本原因在于国内联赛的管理方式远远落后于英、法、意、西等国，因而提出也应成立“职业联盟”。但在成立之前，德国足协首先于1998年 10月召开的全体代表大会上提出：力争使政府通过法令，允许俱乐部转化为有限公司。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政府修改了法令后，德国36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代表在2000年12月18日召开了职业联盟成立大会，该联盟属于有限公司性质，新的联盟由总部设在法兰克福的联赛有限公司具体操作，其权利、责任与义务早在当年9月30日就以足协和联盟间达成的基础合同方式予以确定，该合同还特别规定了彼此之间的经济义务。



    当务之急先修改法律


    前面不惜篇幅介绍欧美职业足球强国之所以搞得如此红火，很重要一个背景就是都有“法”作为根本保障。同样，当我们在以日本足球为榜样、大谈如何学习日本足球时，我们同样不能忽略日本的法律制度、体系较为健全这个事实。而中国职业足球走到今天，不断有人在称是“伪职业化”，为什么？答案也就一目了然了。恰恰因为“伪”，所以问题才接踵而至。


    在前一问中，我们曾谈到了我国《体育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体育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管理体育工作。”它是1995年8月29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的，而职业联赛在1994年就已出台。职业联赛很重要一点就是走市场化、市场经济道路，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而且，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谈“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法制经济”，规范市场靠“法”而非“行政命令”，因为行政权力终究抵挡不过经济规律，于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何尝又不是如此？


    站在这个角度来看，13年前通过的体育法已不适应现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的需求，缘何中国足球界人士不能联手体育界的人大代表，提出修改《体育法》、与时俱进？进而再根据职业化发展的需求，专门为中国足球立法？这需要时间，但这是一个方向，是中国足球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走的一步。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发展的时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历史的变革决定了我们必须与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扬弃！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最长的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之上，建立市场经济难上加难。而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依托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我们不能要求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毕竟，中国足球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且，历史的经验证明，近、现代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从无序到有序、从粗放到集约、从野蛮到文明、从投机到规范的过程。于中国足球何尝又不是如此。欧美职业足球的发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而中国足球职业化才短短的 10多年，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属于正常，关键在于认清问题发生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去进行解决。


    对现在的中国足球而言，该到立法的时候了！只有专门为足球立法，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中国足球的毒瘤，诸如“假球”、“黑哨”、“赌球”等，也只有有了“法”，我们的司法部门才能更好地介入、实施监管！



                                                                   2008年7月13日晚于延吉

这家伙很烂,写了很多假新闻,德国世青赛那次他就忽悠了大家

自此再也不看他的文章,臭不可闻

最讨厌这家伙了,总是干些挑拨离间,煽风点火的事,体坛周报自从有了他我就不看了

那么请问他写的以上文章有那些不对或者是胡说八道的

此人甚是可恶，只可惜国内体育报纸太少，只能听他们乱说。:@

此人不就是那个足协的御用记者么？

[:a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