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关于东林党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8:45:22
这两天把《窃明》又看了一遍，发现其中东林党人表现得极其龌龊无耻，动不动就扣谋逆的帽子群起而攻之，甚至要挟皇帝。和自我标榜的“风声…国事”之句形成了鲜明的对此。历史上的东林党人真的如此吗？这两天把《窃明》又看了一遍，发现其中东林党人表现得极其龌龊无耻，动不动就扣谋逆的帽子群起而攻之，甚至要挟皇帝。和自我标榜的“风声…国事”之句形成了鲜明的对此。历史上的东林党人真的如此吗？
有好人也有坏人
东林党人好人多于坏人
但他们作的坏事多于好事
但他们作的坏事多于好事
明朝中后期党争不断，内耗太严重。
东林党早期的主张不错，深得士大夫阶层的拥护，后来也沦为党争。
另，明末的一大陋习——清谈误国。
另，明末的一大陋习——清谈误国。
清谈误国+断背爱好者.
[:a16:] 请问成都怎么个乱法？？？？？？？？？？
好人是好人，但好人也可能做坏事
特别是古板的人一条筋，只知道按照大道理干，不懂得变通和妥协，往往误事
特别是古板的人一条筋，只知道按照大道理干，不懂得变通和妥协，往往误事
东林党最初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江南富豪、矿场主、纺织厂主们的利益代言人，工商业免税居然都可以说得出口的一帮人。
这就像现在鼓吹断供危害的一帮人类似！貌似说得头头是道，其实背地里很成问题。
这就像现在鼓吹断供危害的一帮人类似！貌似说得头头是道，其实背地里很成问题。
原帖由 ddzzqq 于 2008-8-1 14:16 发表
这两天把《窃明》又看了一遍，发现其中东林党人表现得极其龌龊无耻，动不动就扣谋逆的帽子群起而攻之，甚至要挟皇帝。和自我标榜的“风声…国事”之句形成了鲜明的对此。历史上的东林党人真的如此吗？
不止东林如此，大多明朝士大夫多是如此。这些家伙就该像嘉靖那样，打一顿屁股后发配到边疆永不录用，或者干脆直接在午门打死几个。
南明最后的一邦忠臣很多都与东林有关。
原帖由 木头龙 于 2008-8-1 23:49 发表
东林党最初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江南富豪、矿场主、纺织厂主们的利益代言人。
照这种说法，那东林党可是中国第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了
可以这么认为！有点像意大利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阶段的一些表现形式类似！只不过在意大利这些企业主们及其代言人们之间以及与城邦主们经过战争或暴乱后形成了议事会、行业公会等组织。
而明代江南的企业主们也形成了行业公会（行会）协调行业内部或者行业之间的矛盾，但是没有形成对政治产生直接作用的议事会。不过他们通过隐晦的手段达成了目的，那就是通过读书人中的代理人达成了目的。
所谓明朝横征暴敛的说辞，只有到了崇祯时期三大征以后才能坐实，之前其实明朝的税负并不很严苛，即使据说是元末从逆（张士诚）的苏州一带也并非很严苛，如果够严苛的话，就很难理解苏州一带是纺织业兴起较早并且非常发达的地区。
而明代江南的企业主们也形成了行业公会（行会）协调行业内部或者行业之间的矛盾，但是没有形成对政治产生直接作用的议事会。不过他们通过隐晦的手段达成了目的，那就是通过读书人中的代理人达成了目的。
所谓明朝横征暴敛的说辞，只有到了崇祯时期三大征以后才能坐实，之前其实明朝的税负并不很严苛，即使据说是元末从逆（张士诚）的苏州一带也并非很严苛，如果够严苛的话，就很难理解苏州一带是纺织业兴起较早并且非常发达的地区。
总归要比阉党好的多。
前期进东林党是要和阉党硬碰硬的,是要作好最糟糕准备的,后来进者大多就是为捞政治斗争资本罢了.可以这么说么?
原帖由 张载 于 2008-8-2 13:35 发表
总归要比阉党好的多。
不是东林党咄咄逼人搞党争，哪来那么多人投奔到九千岁那里？
双方都不是什么好货。
搞政治的是否好人很难说，不过从实际表现看，东林党绝大多数人，无论是治国或者军事能力都非常烂，而对大明的忠诚度......也非常可疑。
明末东林的代表人物，所谓复社四君子，全部投靠满清。这就是所谓有骨气的读书人。明皇软弱，他们不怕。满清的刀子一架在脖子上，骨气呢？
楼主再看看《明朝那些事吧》现在正写明末呢，穿越不过是穿越而已
看了秦淮八艳的故事
让我深深的叹服一句古话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是读书人
让我深深的叹服一句古话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是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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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还是淹党比东林党坏些!;funk
原帖由 竹笞胜刀 于 2008-8-4 09:16 发表奸佞对粪青，都为亡明之张本，论祸国殃民大哥莫笑二弟。
总觉得还是淹党比东林党坏些!;funk
照阉党的搞法，明朝会完的比较快
原帖由 wonert1 于 2008-8-5 10:10 发表
照阉党的搞法，明朝会完的比较快
这倒是当真不见得啊
我反而觉得，心理变态的阉人在治理方面恐怕比东林要强一些
至于说到什么名声问题
可以参照一下被读书人骂的臭大街的雍正
他一死他那狗日的儿子就为了讨读书人的欢心把他卖了
要知道清朝的读书人的能量比东林党小得多啊
可以参照一下被读书人骂的臭大街的雍正
他一死他那狗日的儿子就为了讨读书人的欢心把他卖了
要知道清朝的读书人的能量比东林党小得多啊
当世名声一般不可以当真！确定名声的程序是否公正，这个名声带来什么样的成果，才是决定其真假的重要标志。
负心尽是读书人
呵呵，后一句略显刻薄，却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真。十年寒窗，为的就是一朝金榜题名，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他们拼命往上爬，自然是负心的了。
呵呵，后一句略显刻薄，却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真。十年寒窗，为的就是一朝金榜题名，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他们拼命往上爬，自然是负心的了。
呵呵，乱世之中，那千千万万奸淫烧杀偷盗掳掠的，不知算是读书人多些，还是屠狗辈多些。
正如文革之中，出了一个郭沫若，被万众唾骂。那千千万万打砸抢的红卫兵，受的口水倒没那么多。
正如文革之中，出了一个郭沫若，被万众唾骂。那千千万万打砸抢的红卫兵，受的口水倒没那么多。
原帖由 840206 于 2008-8-5 22:34 发表
呵呵，乱世之中，那千千万万奸淫烧杀偷盗掳掠的，不知算是读书人多些，还是屠狗辈多些。
正如文革之中，出了一个郭沫若，被万众唾骂。那千千万万打砸抢的红卫兵，受的口水倒没那么多。
虽然俺很为郭老的某些行为不耻，不过俺还是要为他鸣下不平，那年月活跃于党内的老九们几个没逢迎过领袖，几个没唱过颂歌，几个没扯过淡呢？比起某些动辄整人的官迷老九，郭老还算是有良心的。
郭沫若，被万众唾骂?恐怕是某些人借题发挥吧,郭老在那个时代还是有良心的少数知识分子吧
原帖由 840206 于 2008-8-5 22:34 发表
呵呵，乱世之中，那千千万万奸淫烧杀偷盗掳掠的，不知算是读书人多些，还是屠狗辈多些。
正如文革之中，出了一个郭沫若，被万众唾骂。那千千万万打砸抢的红卫兵，受的口水倒没那么多。
由治入乱，根源在于读书人呢还是屠狗辈呢？
党争为的是自己 但不指出弊政何以为党?
所以开始会有市场,但最后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唐宋明 都是这样
朋党论?
所以开始会有市场,但最后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唐宋明 都是这样
朋党论?
原帖由 windfire 于 2008-8-6 09:00 发表
由治入乱，根源在于读书人呢还是屠狗辈呢？
治的时候就不提，到乱的时候，就全推到读书人身上了？还是当屠狗辈来得划算那。
原帖由 古风斋 于 2008-8-4 00:48 发表
也不是吧。陈贞慧、冒辟疆入清不仕，方以智兵败出家，都不算投靠吧。只有候朝宗，愧对香君。
还有张煌言，夏浣淳，杨龙友,陈子龙都算东林吧。
杨龙友一标准阉党，张煌言和东林没有一毛钱关系。候朝宗父子是个祸国殃民比阮胡子还龌龊的汉奸，但貌似也没怎么愧对香君吧，还真有人把文人YY的那些妓女爱国的事当真？:(
吴梅村，钱谦益，龚鼎孳三大家可都是有奶便是娘的主，比起马士英都不如。南明最后十几年靠的是江南千千万万的百姓和李闯张献的余部，可不是什么东林党？
把张煌言说成东林就笑话大了，人家可是和郑成功李定国这些枭雄级人物平级的人物，岂会拘泥于区区东林阉党？:D
把张煌言说成东林就笑话大了，人家可是和郑成功李定国这些枭雄级人物平级的人物，岂会拘泥于区区东林阉党？:D
评论东林党不可以太极端，钱谦益似乎有隐情，下面摘自《南明史》
第二节 钱谦益、姚志卓等人密谋策划会师长江
甲午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张名振统率的南明鲁监国军队乘海舟三次进入长江，第一次进抵镇江、瓜州，第二次进至仪征，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时间里积极活动于长江下游和入海口。以战绩而言，即如张煌言后来所述：明军“三入长江，登金山，掠瓜、仪，而徒单弱，卒鲜成功。”①清方这时还没有建立一支像样的水师，长江下游驻防兵力又很少，只好沿江戒严，重点保卫江南重镇江宁（南京）。总督马国柱在奏疏中自称：“但能保全无恙，便为无罪。”②实际上双方没有大的战斗。如果仅仅从表面现象来观察，张名振等发动的三入长江战役颇难令人理解。明军旌旗炫耀，金鼓喧阗，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直入长江清方要害之区，既不攻城掠地，又不同清方派出的援军正面交锋。一年之内，三次进入内河，一次比一次深入，又三次主动撤退，而且始终不离开长江入海口，这里面大有隐情。清廷兵部在奏疏中说：“江南督抚各官每报贼船有数百号，每船有数百人，如是则足有数万矣。若以数万人之力，合而击之，何坚不摧？崇明系弹丸之地，然数月不破者，乃贼之狡谋矣。贼意如破祟明，恐江东郡邑皆以崇明为诫，披甲登城矣。且赋既至京口，何不攻镇江？既渡瓜、仪，何不进扬州？……今贼登上金山横持斧钺作赋，以假仁假义蛊惑人心。贼势全可拔崇明，犯镇江，劫扬州，然贼并不破城分封，与我死战。……贼自海入江，皆张扬虚名。上起湖南，下至闽广，贼必暗中串通。”③同年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在破获了平一统（永历朝廷授讨虏前将军职）、阚名世（永历朝廷授威远将军职）等人潜伏内地的复明志士后向清廷报告：“该臣□（看）得，海□（寇）跳梁，逼入内地，若非内有奸徒暗通□（线）索，何敢狂逞至此？”①可见，清朝当局也多少察觉到复明势力有东西联络、同时并举的战略意图。
事实上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确是由内地反清复明人士联络东西，会师长江，恢复大江南北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密谋的有原弘光朝礼部尚书钱谦益、鲁监国所封仁武伯姚志卓、鲁监国政权都察院左都御史加督师大学士衔李之椿、兵部侍郎张仲符、明宗室朱周、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生员睦本等一大批复明志士。这些人在清统治区内秘密从事复明活动，风险极大。事败之后他们首先销毁证据，有的不幸被捕在审讯时也竭力避免供出细节，牵连同志；迹象还表明仕清的部分汉族官员因各种关系而暗中加以包庇。在这种史料不足征的情况下，只能钩稽材料尽量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首先应注意，内地抗清人士的密谋活动由来已久，这里仅就同张名振、张煌言发动长江之役的关系作一点勾画。在西南永历朝廷和东南海上水师之间搭桥的主要策划人是钱谦益和姚志卓。钱谦益的生平事迹已有许多史家论述，姑不赘言。姚志卓，浙江钱塘人，曾组织义军在浙东参加鲁监国的抗清活动，先后转战于天目山区和江西广信府境，受封为仁武伯。他的父亲姚之朔也曾参加义举，兵败后由江西进入广西永历朝廷管辖区，同大学士方以智等人交往颇多，1649年（顺治六年）七月病卒于广西平乐①。姚志卓兵败后潜伏于清统治区，曾经不避艰险到过广西、贵州，同永历朝廷建立联系。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冬天，钱谦益“迎姚志卓、朱全古祀神于其家，定入黔请命之举”。次年七月，“姚志卓入贵筑（今贵州省贵阳市）行营（即孙可望行营），上疏安隆（即安龙，永历帝驻地）。召见，慰劳赐宴，遣志卓东还，招集义兵海上。冢宰范鑛以朱全古万里赴义，题授仪制司主事”②。同姚志卓一道赴黔的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派遣的生员眭本。贺王盛的座师雷跃龙当时正担任孙可望行营的大学士；眭本的父亲眭明永在顺治二年松江抗清斗争中被杀③，贺王盛凭借这种关系让眭本以“往云贵请讨伊父恤典”为名，建立同永历朝廷的直接联系。三月间上道，行至湖南湘潭眭本患病不能前进，姚志卓惟恐耽误大事，自行前往贵州。十一月带回永历三年敕书、孙可望劄付、檄文、大学士雷跃龙五封回信和孙可望任命贺王盛为兵部侍郎的敕谕一道。姚志卓把上述文件交给贺王盛，贺王盛又“潜通海寇”，“有茅山道士张充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④。这里说的“茅山道士张充甫”实际上是明鲁监国政权的兵部侍郎，他的名字除张充甫外文献中还有张冲甫①、张冲符、张仲符②、张中符③等不同写法，有关他的事迹还需要进一步查考④。姚志卓自己又同钱谦益商议出资募军。钱谦益和夫人柳如是慷慨解囊，这就是钱氏诗中注语所说：“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⑤史籍记载张名振、张煌言入长江时，“平原将军姚志倬、诚意伯刘孔昭偕其子永锡以众来依，号召旧旅，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⑥。姚志卓率领来会的“众”当即钱氏夫妇出资募集的兵士。钱谦益同刘孔昭在弘光朝廷中共事，到长江战役时仍有联系。《有学集》卷五中所收《郁离公五十寿诗》，用韵和张煌言1654年入长江时作《寿诚意伯刘复阳》相近，钱谦益诗赠刘孔昭祝寿可证明他们之间必定有来往①。钱谦益《后秋兴三之三》诗尾句有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永历朝廷大学士文安之是夷陵人，当时在贵州、四川一带督师，也同钱谦益有书信往还。这些事实表明在幕后联络东南和西南复明势力高层人物的正是钱谦益。
介绍了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姚志卓在1653年十一月从贵州带回永历朝廷和实权人物孙可望的大批文书，一个多月以后，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就率领海师大举入江，三次进至京口，迫近南京，时间之长，活动之频繁，都同等待上游明军主力沿江东下密切相关。初入长江时，定西侯张名振于甲午年（1654）正月二十二日在金山寺题诗明云“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张煌言有题为《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师未至，遂左次崇明》诗，其中有句云：“一诏敷天并誓师”，“已呼苍兕临流早，未审玄骖下濑迟。”②这两首诗从题目到内容都充分说明：溯流而上的张军实际上是应诏而来的偏师，战略意图是“接济秦藩（秦王孙可望）”由湖北、湖南东下的主力。只是由于“上游师未至”，张军徘徊终年，三度接应均无功而返。其间，参与密谋的贺王盛、眭本等人因叛徒出卖，被清政府逮捕，壮烈捐躯。
春秋网http://bbs.cqzg.cn以钱谦益为核心策划的联络东西会师江南的方案在顺治十一年是有可能实现的。钱谦益长期醉心于收复江南徐图北伐的计划，早在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给门生瞿式耜（时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兴之基业”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他把用兵比喻为弈棋，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宣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归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又说：“王师亟先北下洞庭，别无反顾支缀。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天心既转，人谋允臧。”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①这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南明败局已定时，他还在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厪帝思”②，流露出无限的惆怅。发动长江战役，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如果说在永历三年（1649）他提出这一计划还只是一种设想，当时未必行得通；到1653年冬至1654年，钱谦益依据明清双方力量的消长，判断已经可以付诸实行了。让我们先看一下1653—1654年清方长江流域的兵力部署：三峡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之下，湖广地区清军主力是1652年（顺治九年）清敬谨亲王尼堪由北京带领南下的满洲八旗精锐，同年尼堪在衡州同李定国军作战阵亡后，这支清军由贝勒屯齐统率，虽然在周家铺战役中击败了孙可望的军队，但清军伤亡也相当大，士气不高，急于回京休整。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大学士，次年他调集汉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务时在奏疏中说：“四月初旬内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贝勒大兵班师”①，说明这年春夏之交屯齐带领满洲兵马北返。洪承畴调集的兵力全部不过一万余名，由于从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长途跋涉而来，“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五月间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甚至发生“夺门私逃”的兵变②。湖广以下清军江防兵力也非常单薄，清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的奏疏中说，他于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每见南北江岸建设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盗贼，法甚善也。及舟泊各处，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则更寥寥不可问矣。至江宁府（南京），又见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儿戏；且战舡狭小，仅容数人，视大艘（指张名振等海师用船）如望高山。如此形状，安望其对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屡犯，如入无人之境，汛防官兵未闻乘风波战，一挫其锋，是徒有防守兵将之名，虚糜朝廷金钱，而毫无江防之实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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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认为应当把握时机，提出了长江战役的计划。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为基业，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少数复明志士一厢情愿的幻想；张名振、张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们认为这个方案切实可行；西南的孙可望作出了相应的决策，证明他也欣赏和支持这个战略部署。清廷一些官员也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如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就在一件题本中大声疾呼：“江南为皇上财赋之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②那么，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
第二节 钱谦益、姚志卓等人密谋策划会师长江
甲午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张名振统率的南明鲁监国军队乘海舟三次进入长江，第一次进抵镇江、瓜州，第二次进至仪征，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时间里积极活动于长江下游和入海口。以战绩而言，即如张煌言后来所述：明军“三入长江，登金山，掠瓜、仪，而徒单弱，卒鲜成功。”①清方这时还没有建立一支像样的水师，长江下游驻防兵力又很少，只好沿江戒严，重点保卫江南重镇江宁（南京）。总督马国柱在奏疏中自称：“但能保全无恙，便为无罪。”②实际上双方没有大的战斗。如果仅仅从表面现象来观察，张名振等发动的三入长江战役颇难令人理解。明军旌旗炫耀，金鼓喧阗，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直入长江清方要害之区，既不攻城掠地，又不同清方派出的援军正面交锋。一年之内，三次进入内河，一次比一次深入，又三次主动撤退，而且始终不离开长江入海口，这里面大有隐情。清廷兵部在奏疏中说：“江南督抚各官每报贼船有数百号，每船有数百人，如是则足有数万矣。若以数万人之力，合而击之，何坚不摧？崇明系弹丸之地，然数月不破者，乃贼之狡谋矣。贼意如破祟明，恐江东郡邑皆以崇明为诫，披甲登城矣。且赋既至京口，何不攻镇江？既渡瓜、仪，何不进扬州？……今贼登上金山横持斧钺作赋，以假仁假义蛊惑人心。贼势全可拔崇明，犯镇江，劫扬州，然贼并不破城分封，与我死战。……贼自海入江，皆张扬虚名。上起湖南，下至闽广，贼必暗中串通。”③同年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在破获了平一统（永历朝廷授讨虏前将军职）、阚名世（永历朝廷授威远将军职）等人潜伏内地的复明志士后向清廷报告：“该臣□（看）得，海□（寇）跳梁，逼入内地，若非内有奸徒暗通□（线）索，何敢狂逞至此？”①可见，清朝当局也多少察觉到复明势力有东西联络、同时并举的战略意图。
事实上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确是由内地反清复明人士联络东西，会师长江，恢复大江南北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密谋的有原弘光朝礼部尚书钱谦益、鲁监国所封仁武伯姚志卓、鲁监国政权都察院左都御史加督师大学士衔李之椿、兵部侍郎张仲符、明宗室朱周、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生员睦本等一大批复明志士。这些人在清统治区内秘密从事复明活动，风险极大。事败之后他们首先销毁证据，有的不幸被捕在审讯时也竭力避免供出细节，牵连同志；迹象还表明仕清的部分汉族官员因各种关系而暗中加以包庇。在这种史料不足征的情况下，只能钩稽材料尽量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首先应注意，内地抗清人士的密谋活动由来已久，这里仅就同张名振、张煌言发动长江之役的关系作一点勾画。在西南永历朝廷和东南海上水师之间搭桥的主要策划人是钱谦益和姚志卓。钱谦益的生平事迹已有许多史家论述，姑不赘言。姚志卓，浙江钱塘人，曾组织义军在浙东参加鲁监国的抗清活动，先后转战于天目山区和江西广信府境，受封为仁武伯。他的父亲姚之朔也曾参加义举，兵败后由江西进入广西永历朝廷管辖区，同大学士方以智等人交往颇多，1649年（顺治六年）七月病卒于广西平乐①。姚志卓兵败后潜伏于清统治区，曾经不避艰险到过广西、贵州，同永历朝廷建立联系。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冬天，钱谦益“迎姚志卓、朱全古祀神于其家，定入黔请命之举”。次年七月，“姚志卓入贵筑（今贵州省贵阳市）行营（即孙可望行营），上疏安隆（即安龙，永历帝驻地）。召见，慰劳赐宴，遣志卓东还，招集义兵海上。冢宰范鑛以朱全古万里赴义，题授仪制司主事”②。同姚志卓一道赴黔的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派遣的生员眭本。贺王盛的座师雷跃龙当时正担任孙可望行营的大学士；眭本的父亲眭明永在顺治二年松江抗清斗争中被杀③，贺王盛凭借这种关系让眭本以“往云贵请讨伊父恤典”为名，建立同永历朝廷的直接联系。三月间上道，行至湖南湘潭眭本患病不能前进，姚志卓惟恐耽误大事，自行前往贵州。十一月带回永历三年敕书、孙可望劄付、檄文、大学士雷跃龙五封回信和孙可望任命贺王盛为兵部侍郎的敕谕一道。姚志卓把上述文件交给贺王盛，贺王盛又“潜通海寇”，“有茅山道士张充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④。这里说的“茅山道士张充甫”实际上是明鲁监国政权的兵部侍郎，他的名字除张充甫外文献中还有张冲甫①、张冲符、张仲符②、张中符③等不同写法，有关他的事迹还需要进一步查考④。姚志卓自己又同钱谦益商议出资募军。钱谦益和夫人柳如是慷慨解囊，这就是钱氏诗中注语所说：“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⑤史籍记载张名振、张煌言入长江时，“平原将军姚志倬、诚意伯刘孔昭偕其子永锡以众来依，号召旧旅，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⑥。姚志卓率领来会的“众”当即钱氏夫妇出资募集的兵士。钱谦益同刘孔昭在弘光朝廷中共事，到长江战役时仍有联系。《有学集》卷五中所收《郁离公五十寿诗》，用韵和张煌言1654年入长江时作《寿诚意伯刘复阳》相近，钱谦益诗赠刘孔昭祝寿可证明他们之间必定有来往①。钱谦益《后秋兴三之三》诗尾句有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永历朝廷大学士文安之是夷陵人，当时在贵州、四川一带督师，也同钱谦益有书信往还。这些事实表明在幕后联络东南和西南复明势力高层人物的正是钱谦益。
介绍了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姚志卓在1653年十一月从贵州带回永历朝廷和实权人物孙可望的大批文书，一个多月以后，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就率领海师大举入江，三次进至京口，迫近南京，时间之长，活动之频繁，都同等待上游明军主力沿江东下密切相关。初入长江时，定西侯张名振于甲午年（1654）正月二十二日在金山寺题诗明云“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张煌言有题为《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师未至，遂左次崇明》诗，其中有句云：“一诏敷天并誓师”，“已呼苍兕临流早，未审玄骖下濑迟。”②这两首诗从题目到内容都充分说明：溯流而上的张军实际上是应诏而来的偏师，战略意图是“接济秦藩（秦王孙可望）”由湖北、湖南东下的主力。只是由于“上游师未至”，张军徘徊终年，三度接应均无功而返。其间，参与密谋的贺王盛、眭本等人因叛徒出卖，被清政府逮捕，壮烈捐躯。
春秋网http://bbs.cqzg.cn以钱谦益为核心策划的联络东西会师江南的方案在顺治十一年是有可能实现的。钱谦益长期醉心于收复江南徐图北伐的计划，早在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给门生瞿式耜（时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兴之基业”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他把用兵比喻为弈棋，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宣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归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又说：“王师亟先北下洞庭，别无反顾支缀。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天心既转，人谋允臧。”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①这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南明败局已定时，他还在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厪帝思”②，流露出无限的惆怅。发动长江战役，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如果说在永历三年（1649）他提出这一计划还只是一种设想，当时未必行得通；到1653年冬至1654年，钱谦益依据明清双方力量的消长，判断已经可以付诸实行了。让我们先看一下1653—1654年清方长江流域的兵力部署：三峡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之下，湖广地区清军主力是1652年（顺治九年）清敬谨亲王尼堪由北京带领南下的满洲八旗精锐，同年尼堪在衡州同李定国军作战阵亡后，这支清军由贝勒屯齐统率，虽然在周家铺战役中击败了孙可望的军队，但清军伤亡也相当大，士气不高，急于回京休整。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大学士，次年他调集汉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务时在奏疏中说：“四月初旬内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贝勒大兵班师”①，说明这年春夏之交屯齐带领满洲兵马北返。洪承畴调集的兵力全部不过一万余名，由于从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长途跋涉而来，“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五月间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甚至发生“夺门私逃”的兵变②。湖广以下清军江防兵力也非常单薄，清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的奏疏中说，他于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每见南北江岸建设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盗贼，法甚善也。及舟泊各处，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则更寥寥不可问矣。至江宁府（南京），又见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儿戏；且战舡狭小，仅容数人，视大艘（指张名振等海师用船）如望高山。如此形状，安望其对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屡犯，如入无人之境，汛防官兵未闻乘风波战，一挫其锋，是徒有防守兵将之名，虚糜朝廷金钱，而毫无江防之实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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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认为应当把握时机，提出了长江战役的计划。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为基业，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少数复明志士一厢情愿的幻想；张名振、张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们认为这个方案切实可行；西南的孙可望作出了相应的决策，证明他也欣赏和支持这个战略部署。清廷一些官员也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如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就在一件题本中大声疾呼：“江南为皇上财赋之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②那么，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
注意和上面一节都出自第二十六章
第三节 孙可望决策会师长江和计划被搁置的原因
这次由当事人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就西南方面说，孙可望让姚志卓带回的信息肯定是许下了从长江中游东下的诺言。当时，他同李定国之间的嫌隙已经比较深，定国带领兵马向广东推进，另行开辟战场。孙可望直接指挥的军队驻于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数州县，他一方面想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梦想取代永历皇帝，需要坐镇黔、滇，不愿亲自统兵东下。于是，孙可望决定起用因保宁战役失利废置昆明的抚南王刘文秀。史载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正月，刘文秀被任命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①几乎可以断定这正是孙可望为了配合张名振展开大规模长江战役而作出的部署。可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孙可望想象的那么顺利。在安龙的永历朝廷和在贵阳的秦王“国主”行营之间的危机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阶段。永历帝为了保持自己象征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秘密求助于在广西的安西王李定国率兵“救驾”。就抗清大业而言，孙可望拍板定调决定采纳北线长江会师方案；李定国在顺治十年（1653）、十一年（1654）致力于南线同福建厦门一带的郑成功会师广东的计划。永历八年（1654）朝廷给左佥都御史徐孚远、兵部司臣张元畅的敕谕中说：“今胡氛渐靖，朕业分遣藩勋诸师先定楚粤，建瓴东下。漳国勋臣（指漳国公郑成功）亦遣侯臣张名振等统帅舟师扬帆北上。尔务遥檄三吴忠义，俾乘时响应，共奋同仇，仍一面与勋臣成功商酌机宜，先靖五羊（即广州），会师楚粤，俟稍有成绩，尔等即星驰陛见……”①从表面上看，南北两线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前景颇为乐观。然而，作为原大西军第三号人物的刘文秀清楚地意识到孙可望的骄横跋扈已经严重地威胁到西南政局的稳定。他立志抗清复明，却不愿意为孙可望打天下。于是，他“屡辞招讨，不获；从容治装者月余，乃上道。至黔（指贵阳）时四月矣”。②“行营诸文武郊迎，辄下车揖谢。既至，翊日大宴，可望祭旂纛，授爵授文秀（文字有误）。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国主威略，诸公侯将士智勇，庶几一日克敌，恢复中原。某菲材，诚恐不胜。’诸人听之皆悦。越数日，乃自于营中请宴文武诸人，优觞半，起谓诸人曰：‘皇上犹佛菩萨也，造金殿玉宇以安之，乃我辈大和尚事。’已启言：‘营镇诸将领征，历经战已久，不患不威勇，当通以忠义谋略，如《百将传》请书宜各颁付，听礼延文儒讲论。’又言：‘军士皆（当）推心爱惜如子，诸营镇不得虐使之，如鞭笞不合道者，我当参治。’”①显然，这是对孙可望的批评。他奉劝孙可望应该满足于当好庙中主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萨，自己爬上宝座，弄得不伦不类，信徒星散。同时针对诸将有勇有谋，却只知“国主”不知皇帝，提出要加强忠贞教育。孙可望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在这年五、六月间由贵阳返回昆明，企图举行禅位礼，黄袍加身。关于孙可望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五、六月间，曾由贵阳赴云南昆明图谋称帝事，不仅在野史和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②，孙可望本人在途经安庄卫（今贵州镇宁县）白水河大瀑布（即黄果树瀑布）时观赏风景，亲自撰写了一篇《望水亭记》，其中说：
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潭水且涌数丈（黄果树瀑布下有犀牛潭），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徵异也。爰命所司选胜为亭，以备临眺。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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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为孙可望在1654年五、六月间确实途经安顺、安庄卫往返云、贵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春秋网http://bbs.cqzg.cn刘文秀眼见孙可望作事乖张，内部既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危机，自应以稳定政局为首务，“出师东伐”的计划因此搁浅。五月初七日，刘文秀“以单骑出历沅、靖诸营，遍观诸险阻，劳恤军吏，十日而毕。又访求能知天文数术者，夏鸿胪言兴隆山中有隐士李石说星数有验，遣书往聘之。李石至，密言一日夜，赠之衣金而归；复以夏鸿胪荐贤谢之金”。②这意味着刘文秀担心内变，一面加强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务，一面针对孙可望周围那些谄媚之徒编造的“天命在秦”的“舆论”加以验证。六月，孙可望回到贵阳；七月初六日“大招讨刘文秀择日出师，由平越道，屯于天柱（今贵州天柱县，与湖南接境）③。在以后的半年里，刘文秀毫无挥军入楚之意，原因很可能是担心孙可望发动宫廷政变。孙可望同李定国、刘文秀之间的矛盾在永历朝廷内成了公开的秘密。《存信编》卷五记载，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抚南王刘文秀驻川南”。同月二十二日，“简讨朱全古兼兵科给事中视师海上。先是，甲午（1654）秋文安之密与全古曰：‘刘、李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我当以冬还蜀，君可以春还吴楚上下流观察形势，各靖其志，无蹈危殆。’安之寻遁入郝（摇旗）、李（来亨）营中，可望追之不得。是年春，海上有警，行营吏部尚书范鑛请遣使宣谕姚志卓，遂命全古。全古还吴，转渡江，由海门至前山洲，志卓已卒。全古宣敕拜奠。丁酉入楚报命。”
概括起来说，1654年张名振、张煌言等的三入长江是复明势力东西会合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战略是由内地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经过调查研究，秘密策划，东西联络后形成的，决策者是掌握永历朝廷实权的秦王孙可望，积极执行者是定西侯张名振等人。只有弄清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经过，才不致像目前所见各种史籍那样把张名振、张煌言的三入长江之役看成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孤立行动，也不至于受亲郑文人的记载影响以为是郑成功决策发动了这场战役。
南明史籍中一种常见的偏向是以晚节定论，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的殿堂不等于忠烈祠。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话说：“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①钱谦益、孙可望先后投降了清朝，大节有亏，自应遭到非议。然而这两个历史人物都是非常复杂的，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简单对待。钱谦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里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如果抓住钱谦益1645年投降过清朝，短期被迫出任清礼部侍郎作为定论，那么，王之仁、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都可以一笔抹杀。孙可望的情况同钱谦益很不一样，他是实力派人物。在1657年反兵内向进攻昆明以前，处理内部事务虽有不妥之处，总的说来功大于过。接管和改造南明永历朝廷，创造一个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的是他，而且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做到过。孙可望的缺点在于个人野心太大，特别是在对待永历帝和原来平起平坐的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上举措失当。迫使李定国率军由湖广南下两广，虽然在客观上开辟了抗清的新局面，但已经显示出孙可望“国主”的权威运转不灵。1654年他决策部署长江战役是颇具战略眼光的，如果能以大局为重，不论是由他亲自率领大军东下，还是委托刘文秀为前线总指挥，战役的进程必有可观，明、清双方的胜负尚难预料。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孙可望利令智昏，妄图推倒毫无防范能力的永历朝廷，结果激起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抵制，蹉跎岁月，事机全失。张名振、张煌言和钱谦益、姚志卓等人翘首以待的会合上游“秦藩”之师夺取江南的恢复大计就此化为泡影。
南明之不振，关键在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心。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勾心斗角，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1654年南明发动的两场战役都是有可能取胜的。在南线的广东战场上是西打，东不动；北线的长江战役是东打，西不动。仗打成这个样子，还谈什么胜券。查继佐在《罪惟录》里记载南明几个朝廷的覆败都归之为“天”，其实，完全是人为的。只要郑成功以主力配合李定国，广东必下无疑，尚可喜、耿继茂难逃孔有德的下场。李、郑联军如能收复广东全省，明清局势就将大不一样。长江战役中，明军在水师上占了绝对优势，又有清统治区内大批复明志士的准备接应，西面可以投入的兵力也相当多。除了孙可望指定由刘文秀统军攻常德或岳州顺江东下以外，夔东十三家军队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有利，战斗力也非常强。直到清军进占云南（1661年，顺治十八年）以后，张煌言还派职方司吴去郧阳同十三家联络力图扭转败局①。上文也提及1654年长江战役时钱谦益同文安之有书信往来，那末，为什么夔东十三家的军队没有采取行动的任何迹象呢？看来也是拥明势力内部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同心合力，孙可望作为永历朝廷的实际行使最高权力的人物，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第三节 孙可望决策会师长江和计划被搁置的原因
这次由当事人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就西南方面说，孙可望让姚志卓带回的信息肯定是许下了从长江中游东下的诺言。当时，他同李定国之间的嫌隙已经比较深，定国带领兵马向广东推进，另行开辟战场。孙可望直接指挥的军队驻于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数州县，他一方面想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梦想取代永历皇帝，需要坐镇黔、滇，不愿亲自统兵东下。于是，孙可望决定起用因保宁战役失利废置昆明的抚南王刘文秀。史载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正月，刘文秀被任命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①几乎可以断定这正是孙可望为了配合张名振展开大规模长江战役而作出的部署。可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孙可望想象的那么顺利。在安龙的永历朝廷和在贵阳的秦王“国主”行营之间的危机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阶段。永历帝为了保持自己象征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秘密求助于在广西的安西王李定国率兵“救驾”。就抗清大业而言，孙可望拍板定调决定采纳北线长江会师方案；李定国在顺治十年（1653）、十一年（1654）致力于南线同福建厦门一带的郑成功会师广东的计划。永历八年（1654）朝廷给左佥都御史徐孚远、兵部司臣张元畅的敕谕中说：“今胡氛渐靖，朕业分遣藩勋诸师先定楚粤，建瓴东下。漳国勋臣（指漳国公郑成功）亦遣侯臣张名振等统帅舟师扬帆北上。尔务遥檄三吴忠义，俾乘时响应，共奋同仇，仍一面与勋臣成功商酌机宜，先靖五羊（即广州），会师楚粤，俟稍有成绩，尔等即星驰陛见……”①从表面上看，南北两线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前景颇为乐观。然而，作为原大西军第三号人物的刘文秀清楚地意识到孙可望的骄横跋扈已经严重地威胁到西南政局的稳定。他立志抗清复明，却不愿意为孙可望打天下。于是，他“屡辞招讨，不获；从容治装者月余，乃上道。至黔（指贵阳）时四月矣”。②“行营诸文武郊迎，辄下车揖谢。既至，翊日大宴，可望祭旂纛，授爵授文秀（文字有误）。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国主威略，诸公侯将士智勇，庶几一日克敌，恢复中原。某菲材，诚恐不胜。’诸人听之皆悦。越数日，乃自于营中请宴文武诸人，优觞半，起谓诸人曰：‘皇上犹佛菩萨也，造金殿玉宇以安之，乃我辈大和尚事。’已启言：‘营镇诸将领征，历经战已久，不患不威勇，当通以忠义谋略，如《百将传》请书宜各颁付，听礼延文儒讲论。’又言：‘军士皆（当）推心爱惜如子，诸营镇不得虐使之，如鞭笞不合道者，我当参治。’”①显然，这是对孙可望的批评。他奉劝孙可望应该满足于当好庙中主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萨，自己爬上宝座，弄得不伦不类，信徒星散。同时针对诸将有勇有谋，却只知“国主”不知皇帝，提出要加强忠贞教育。孙可望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在这年五、六月间由贵阳返回昆明，企图举行禅位礼，黄袍加身。关于孙可望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五、六月间，曾由贵阳赴云南昆明图谋称帝事，不仅在野史和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②，孙可望本人在途经安庄卫（今贵州镇宁县）白水河大瀑布（即黄果树瀑布）时观赏风景，亲自撰写了一篇《望水亭记》，其中说：
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潭水且涌数丈（黄果树瀑布下有犀牛潭），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徵异也。爰命所司选胜为亭，以备临眺。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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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为孙可望在1654年五、六月间确实途经安顺、安庄卫往返云、贵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春秋网http://bbs.cqzg.cn刘文秀眼见孙可望作事乖张，内部既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危机，自应以稳定政局为首务，“出师东伐”的计划因此搁浅。五月初七日，刘文秀“以单骑出历沅、靖诸营，遍观诸险阻，劳恤军吏，十日而毕。又访求能知天文数术者，夏鸿胪言兴隆山中有隐士李石说星数有验，遣书往聘之。李石至，密言一日夜，赠之衣金而归；复以夏鸿胪荐贤谢之金”。②这意味着刘文秀担心内变，一面加强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务，一面针对孙可望周围那些谄媚之徒编造的“天命在秦”的“舆论”加以验证。六月，孙可望回到贵阳；七月初六日“大招讨刘文秀择日出师，由平越道，屯于天柱（今贵州天柱县，与湖南接境）③。在以后的半年里，刘文秀毫无挥军入楚之意，原因很可能是担心孙可望发动宫廷政变。孙可望同李定国、刘文秀之间的矛盾在永历朝廷内成了公开的秘密。《存信编》卷五记载，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抚南王刘文秀驻川南”。同月二十二日，“简讨朱全古兼兵科给事中视师海上。先是，甲午（1654）秋文安之密与全古曰：‘刘、李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我当以冬还蜀，君可以春还吴楚上下流观察形势，各靖其志，无蹈危殆。’安之寻遁入郝（摇旗）、李（来亨）营中，可望追之不得。是年春，海上有警，行营吏部尚书范鑛请遣使宣谕姚志卓，遂命全古。全古还吴，转渡江，由海门至前山洲，志卓已卒。全古宣敕拜奠。丁酉入楚报命。”
概括起来说，1654年张名振、张煌言等的三入长江是复明势力东西会合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战略是由内地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经过调查研究，秘密策划，东西联络后形成的，决策者是掌握永历朝廷实权的秦王孙可望，积极执行者是定西侯张名振等人。只有弄清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经过，才不致像目前所见各种史籍那样把张名振、张煌言的三入长江之役看成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孤立行动，也不至于受亲郑文人的记载影响以为是郑成功决策发动了这场战役。
南明史籍中一种常见的偏向是以晚节定论，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的殿堂不等于忠烈祠。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话说：“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①钱谦益、孙可望先后投降了清朝，大节有亏，自应遭到非议。然而这两个历史人物都是非常复杂的，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简单对待。钱谦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里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如果抓住钱谦益1645年投降过清朝，短期被迫出任清礼部侍郎作为定论，那么，王之仁、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都可以一笔抹杀。孙可望的情况同钱谦益很不一样，他是实力派人物。在1657年反兵内向进攻昆明以前，处理内部事务虽有不妥之处，总的说来功大于过。接管和改造南明永历朝廷，创造一个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的是他，而且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做到过。孙可望的缺点在于个人野心太大，特别是在对待永历帝和原来平起平坐的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上举措失当。迫使李定国率军由湖广南下两广，虽然在客观上开辟了抗清的新局面，但已经显示出孙可望“国主”的权威运转不灵。1654年他决策部署长江战役是颇具战略眼光的，如果能以大局为重，不论是由他亲自率领大军东下，还是委托刘文秀为前线总指挥，战役的进程必有可观，明、清双方的胜负尚难预料。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孙可望利令智昏，妄图推倒毫无防范能力的永历朝廷，结果激起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抵制，蹉跎岁月，事机全失。张名振、张煌言和钱谦益、姚志卓等人翘首以待的会合上游“秦藩”之师夺取江南的恢复大计就此化为泡影。
南明之不振，关键在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心。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勾心斗角，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1654年南明发动的两场战役都是有可能取胜的。在南线的广东战场上是西打，东不动；北线的长江战役是东打，西不动。仗打成这个样子，还谈什么胜券。查继佐在《罪惟录》里记载南明几个朝廷的覆败都归之为“天”，其实，完全是人为的。只要郑成功以主力配合李定国，广东必下无疑，尚可喜、耿继茂难逃孔有德的下场。李、郑联军如能收复广东全省，明清局势就将大不一样。长江战役中，明军在水师上占了绝对优势，又有清统治区内大批复明志士的准备接应，西面可以投入的兵力也相当多。除了孙可望指定由刘文秀统军攻常德或岳州顺江东下以外，夔东十三家军队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有利，战斗力也非常强。直到清军进占云南（1661年，顺治十八年）以后，张煌言还派职方司吴去郧阳同十三家联络力图扭转败局①。上文也提及1654年长江战役时钱谦益同文安之有书信往来，那末，为什么夔东十三家的军队没有采取行动的任何迹象呢？看来也是拥明势力内部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同心合力，孙可望作为永历朝廷的实际行使最高权力的人物，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自命清高，目中无人，缺乏实干能力，是亡国前请流士大夫的普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