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成为柳传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27:08
（环球企业家）2008/07月
在中国商界，无论财富、权势榜单如何变换，有三个人已经无需再排座次。他们是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和华为的任正非。
三人中，柳传志是唯一早早完成交接班的。这让他获得了难得的自由：当张瑞敏和任正非仍需小心勾勒各自公司的国际化版图，柳已将联想的全球扩张重任委予杨元庆，自己则抽身转型成为投资者。他任总裁的联想控股旗下的两家投资公司，分别成立不过7年和5年的联想投资和弘毅投资，已掌控近35亿美元资本。由此，柳终于可以在高球场把皮肤晒得黝黑，并耐心规划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大动作”——据说，谜底将在今年年底前揭开。
同时，柳也是几人中公众形象最为透明者。他以坦诚著称，而从1990年代中期起，柳那些言简意赅的词汇，如“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退出画面看画”和“拐大弯”，就像联想的成长故事一样为外界所熟知。这让联想至少在方法论上，成为了一家并无秘密可言的公司。
即便如此，联想仍是中国最独特的公司之一。至少，在面对那些困扰过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难题——比如创始人的路线之争、产权改制、交接班和国际化——它总能平滑而顺畅的迎刃而解。这让柳传志和他的联想系，俨然成为一个谁都熟悉，却又谁都难以复制的存在。 “不必学我什么，有些启发就行”，2008年6月中旬，柳传志对《环球企业家》说。这次访谈中，他并不愿承认联想“伟大”，只将自己至今的成绩归为两点：持续和发展。前者指联想24年基业未绝，后者指它仍能不停壮大。
这是典型的柳传志风格：他能通过坚持追求一些朴素目标，达成外界难以想象的成就。如果以西方角度观之，柳并不像其它科技业传奇人物般具有管理学意义上的独特性。他并不像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对硬件和软件具有狂热情感，并以独特的个人品味将科技艺术化；他也不像比尔•盖茨，通过强势设定行业标准，取得业界难以撼动的地位；甚至，他没有像迈克尔•戴尔般，依靠对于管理流程的改善颠覆传统电脑业销售模式。
如果说柳传志——以及张瑞敏、任正非——超越了什么，那就是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中断商业传统、标准晦暗未明的中国，他们依靠内心的力量，自己勾勒出了一座“珠峰”，并依靠强大的自控，做对一千件小事，最终成就一个宏大目标的。归根到底，这超越了常规的商业谋略，回到了那个最基础的话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教父级人物，是如何依靠伟大的人性成就宏业的？
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读解 假设：如果40岁、计算所出身的柳传志没有做电脑，他能成功吗？
柳传志：假设1984年创业以后，我没有做电脑，做别的，应该一样能成功。因为我是计算所出身，我们公司里对电脑本身有造诣、有想法的人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但也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到底公司应该怎么管，应该怎么做。当时外面也没有这样的书，中国也没有其他的样板，你必须自己走这条道路。所以我更多的精力是研究企业的基础管理问题，也就是“地基”部分。“屋顶”(指具体业务)这一块，因为我直接做电脑业务，也必须扎进去，但同时我很好地培养和使用了人才，所以对电脑领域的认识深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自己更刻意地往管理方面发展。
我做企业的20多年，体会最深的还是关于人本身：什么样的人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有些人确实能在某一个领域成为通才，就是因为他对管理的基础掌握的非常厚实，而掌握管理基础不光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还有德的问题。像说“建班子”，如果第一把手不是具有特别的德行，他很难把班子建好，他要把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还要有心胸，有肚量，有一套控制企业的人格魅力等等。
成为领导者的首要要求：胸有大志。
柳传志：我为什么讲要胸有大志？因为这个社会真的是五彩缤纷，看你追求什么。你要是只想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人的聪明、勤奋也够，挺好，社会需要这样的人，这个容易实现，这就是“小草”。你要是想做棵“大树”，就困难的多。除了必须有大环境以外，你有很高的志向就够了吗？不够，能力不够，就是不行。能力够了就行吗？可能还不行，还必须百折不挠。受到挫折、吃很多亏，能坚持下来就够了吗？也许还不行，还需要运气。就好比画家，有些很好的画家死了以后画才出名，只是运气不好。
《三国演义》里有一段说袁绍。他兵败官渡后，回到河北，他的谋士给他出主意，如何恢复实力。袁绍说，我的第三个儿子袁尚病成那样，我根本没心思管这些事了。谋士就很生气，仰天长叹。（估计柳传志没有好好读三国）有的时候我想，袁绍不也是个人吗？他的爱子病了，他不能够专心工作，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为什么他这样就不被允许呢？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他兵败，不止是他完了，他手下几十万兵就全得被人杀了。你不能光想自己的事，这就是做领导的人必须承担的。
柳传志常用的比喻之一是“登珠峰”，但最为奇特的一点是，他能在一个中国商业文化断代的时期，自己内心里勾勒出一座珠峰。在百废待兴的1980年代的中国，很难评判什么是一个好创业者必须做的，什么是可以不做的，但柳做到了明辨和严格自律。
柳传志：我开始办公司的时候，没有今天这么高的目标，只是觉得这是个人生存价值的一个体现。但我心里头还是有愿景，因此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时候，我就把话说在明处：“把联想做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它的要让路。”比如说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自然会有同学、亲戚来找我求职，我有这句话放到这儿，哪怕得罪人，我也绝不影响公司的利益。慢慢的这些事就都没有了。
我多年前就总结过自己为公司做出的几个方面的牺牲。第一个是跟朋友的关系。过去在研究所里，有不少同事跟我挺好，互相能够谈谈心里话。等到我办公司以后，有很多事情，关系公司利益的，我不能跟人家谈，来往自然就少了。还有一些好朋友在公司里面，因为跟我道不同，离开了，这让我也觉得很有损失。第二个遗憾是，我以前兴趣很杂，踢足球、打乒乓球、跑中长跑，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闲书杂志，今天这些东西可能都没了。1980年代的时候，我一回家去，弟弟妹妹就开玩笑说：“除了联想这点铜臭的事，别的事都引不起你兴趣。”那时公司成天要死要活的，你根本顾不上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情，今天大家说起1980年代发生的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发生过。还有一个损失就是身体，因为压力大，又不知道调节，致使美尼尔症长期发作，很难受，那个时候不知利害，也顾不上这些。
关于其自制力，有个细节颇有说服力。联想的11人创业团队有6人吸烟，当时每个人收入微薄，公司买的招待客户的烟究竟被如何用掉，又说不清楚。最终，柳传志等人主动戒烟，此后也从未复吸。
柳传志：创业之前，我太太想方设法叫我戒烟，我死活不肯，但是到我决心说要戒的时候，就在心中暗暗起了一个誓：如果再抽烟，我这个企业办不好。从此就没再抽过。但这么多年里，我夜里梦见自己抽烟大概不下20次，倒不是想抽烟，而是在梦里我想到自己没遵守规定，都被吓醒。（极强的克制能力，坚韧的创业精神）大概创业十年之后，还会做这样的梦，最近这些年倒没有了。
现在公司已经比较好了，我自然会放松一些要求，比如过去我在香港住过的一个房子，现在我希望公司把它保留，专给我用，这对公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会做。但是我绝不会把同学或跟我特别近的人放在公司的重要位置，或者做事不公平，这些事我会特别注意，这样的话公司的口碑会比较好。如果是对联想本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事情，我不会做。我的追求就是尽量的让企业能够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发展，今天看来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其实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 柳传志有句话说：“什么是兴趣？需要就是兴趣。”这是一个简单却复杂的结论，一方面，这展现了其使命必达的执行力，另一方面，是他凡事围绕目标思考的方法。
柳传志：做所有事之前，我都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所谓复盘，也就是所有的事都扣着最初的目的去做。
联想创立不久，还只十几个人的时候，我上班老有人来找我谈事，第一个人还没谈完，第二个人又上来接着谈，第三个人没说完，后面就有五个了。但是聊完之后却没有决定任何一件事，而且我一想，这几件事都不是最重要的事。这就使我觉得，必须得弄清楚什么事是我真的要办的，我先去办，其他的事得要让我来挑时间找他们。这是一个偶然的想法，从这之后，我就觉得时间的控制权要在我自己手里。
恰好计算所有个副所长，他随便跟我说了句话：你最难的时候，干脆把事先放下，到一边去把这个事重新想想。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就是复盘。后来我在生病期间，看了曾国藩那本小说，里面也说曾国藩喜欢在每件大事开始之前，大事做完以后，都点上一柱香，把这个事重新想一遍。
这种目标导向的思考方法和坚决执行，在联想内部成为了一种文化：“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这源于1989年，评选“国家科技进步奖”时，有望获得一等奖的联想汉卡未被评委充分理解其价值，只给了二等奖。柳对此并不认同，而要求刚刚加入公司的郭为等人找出方法让评委对联想汉卡给予正确的评价。
柳传志：当时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公司要在中科院和社会上形成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形象和影响，非得要打这个牌子。第二是实际业务中，汉卡出了名，把它插在微机上，能带动微机的销售。我们想到这两点，研究了这条路，就意识到要死嗑。而且，分析下来，也不是嗑不动的。
那时候有句话：“现在中国的状况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绝对做不到的，没有一件事是绝对能做得到的。”它主要指的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大家摸着石头过河，所有的政策全都是活的，严可能很严，但宽也可能非常宽。我记得电影《大决战》里边有一个镜头，四十多岁的罗瑞卿有一个任务是冬天过冰河。电影里说：咱们玩命过河，有可能活下来，要不然的话，哭都找不着坟头。我觉得我在创业过程中，也有这个劲头，玩了命我也得把这件事做成，完不成死也得死在那儿。到现在我们开会还经常说，看看有死扣没有，也就是问：有没有真过不去的困难？究竟这些过不去的困难是什么？有哪些是可以通过联想的努力解决的？（环球企业家）2008/07月
在中国商界，无论财富、权势榜单如何变换，有三个人已经无需再排座次。他们是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和华为的任正非。
三人中，柳传志是唯一早早完成交接班的。这让他获得了难得的自由：当张瑞敏和任正非仍需小心勾勒各自公司的国际化版图，柳已将联想的全球扩张重任委予杨元庆，自己则抽身转型成为投资者。他任总裁的联想控股旗下的两家投资公司，分别成立不过7年和5年的联想投资和弘毅投资，已掌控近35亿美元资本。由此，柳终于可以在高球场把皮肤晒得黝黑，并耐心规划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大动作”——据说，谜底将在今年年底前揭开。
同时，柳也是几人中公众形象最为透明者。他以坦诚著称，而从1990年代中期起，柳那些言简意赅的词汇，如“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退出画面看画”和“拐大弯”，就像联想的成长故事一样为外界所熟知。这让联想至少在方法论上，成为了一家并无秘密可言的公司。
即便如此，联想仍是中国最独特的公司之一。至少，在面对那些困扰过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难题——比如创始人的路线之争、产权改制、交接班和国际化——它总能平滑而顺畅的迎刃而解。这让柳传志和他的联想系，俨然成为一个谁都熟悉，却又谁都难以复制的存在。 “不必学我什么，有些启发就行”，2008年6月中旬，柳传志对《环球企业家》说。这次访谈中，他并不愿承认联想“伟大”，只将自己至今的成绩归为两点：持续和发展。前者指联想24年基业未绝，后者指它仍能不停壮大。
这是典型的柳传志风格：他能通过坚持追求一些朴素目标，达成外界难以想象的成就。如果以西方角度观之，柳并不像其它科技业传奇人物般具有管理学意义上的独特性。他并不像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对硬件和软件具有狂热情感，并以独特的个人品味将科技艺术化；他也不像比尔•盖茨，通过强势设定行业标准，取得业界难以撼动的地位；甚至，他没有像迈克尔•戴尔般，依靠对于管理流程的改善颠覆传统电脑业销售模式。
如果说柳传志——以及张瑞敏、任正非——超越了什么，那就是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中断商业传统、标准晦暗未明的中国，他们依靠内心的力量，自己勾勒出了一座“珠峰”，并依靠强大的自控，做对一千件小事，最终成就一个宏大目标的。归根到底，这超越了常规的商业谋略，回到了那个最基础的话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教父级人物，是如何依靠伟大的人性成就宏业的？
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读解 假设：如果40岁、计算所出身的柳传志没有做电脑，他能成功吗？
柳传志：假设1984年创业以后，我没有做电脑，做别的，应该一样能成功。因为我是计算所出身，我们公司里对电脑本身有造诣、有想法的人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但也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到底公司应该怎么管，应该怎么做。当时外面也没有这样的书，中国也没有其他的样板，你必须自己走这条道路。所以我更多的精力是研究企业的基础管理问题，也就是“地基”部分。“屋顶”(指具体业务)这一块，因为我直接做电脑业务，也必须扎进去，但同时我很好地培养和使用了人才，所以对电脑领域的认识深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自己更刻意地往管理方面发展。
我做企业的20多年，体会最深的还是关于人本身：什么样的人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有些人确实能在某一个领域成为通才，就是因为他对管理的基础掌握的非常厚实，而掌握管理基础不光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还有德的问题。像说“建班子”，如果第一把手不是具有特别的德行，他很难把班子建好，他要把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还要有心胸，有肚量，有一套控制企业的人格魅力等等。
成为领导者的首要要求：胸有大志。
柳传志：我为什么讲要胸有大志？因为这个社会真的是五彩缤纷，看你追求什么。你要是只想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人的聪明、勤奋也够，挺好，社会需要这样的人，这个容易实现，这就是“小草”。你要是想做棵“大树”，就困难的多。除了必须有大环境以外，你有很高的志向就够了吗？不够，能力不够，就是不行。能力够了就行吗？可能还不行，还必须百折不挠。受到挫折、吃很多亏，能坚持下来就够了吗？也许还不行，还需要运气。就好比画家，有些很好的画家死了以后画才出名，只是运气不好。
《三国演义》里有一段说袁绍。他兵败官渡后，回到河北，他的谋士给他出主意，如何恢复实力。袁绍说，我的第三个儿子袁尚病成那样，我根本没心思管这些事了。谋士就很生气，仰天长叹。（估计柳传志没有好好读三国）有的时候我想，袁绍不也是个人吗？他的爱子病了，他不能够专心工作，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为什么他这样就不被允许呢？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他兵败，不止是他完了，他手下几十万兵就全得被人杀了。你不能光想自己的事，这就是做领导的人必须承担的。
柳传志常用的比喻之一是“登珠峰”，但最为奇特的一点是，他能在一个中国商业文化断代的时期，自己内心里勾勒出一座珠峰。在百废待兴的1980年代的中国，很难评判什么是一个好创业者必须做的，什么是可以不做的，但柳做到了明辨和严格自律。
柳传志：我开始办公司的时候，没有今天这么高的目标，只是觉得这是个人生存价值的一个体现。但我心里头还是有愿景，因此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时候，我就把话说在明处：“把联想做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它的要让路。”比如说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自然会有同学、亲戚来找我求职，我有这句话放到这儿，哪怕得罪人，我也绝不影响公司的利益。慢慢的这些事就都没有了。
我多年前就总结过自己为公司做出的几个方面的牺牲。第一个是跟朋友的关系。过去在研究所里，有不少同事跟我挺好，互相能够谈谈心里话。等到我办公司以后，有很多事情，关系公司利益的，我不能跟人家谈，来往自然就少了。还有一些好朋友在公司里面，因为跟我道不同，离开了，这让我也觉得很有损失。第二个遗憾是，我以前兴趣很杂，踢足球、打乒乓球、跑中长跑，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闲书杂志，今天这些东西可能都没了。1980年代的时候，我一回家去，弟弟妹妹就开玩笑说：“除了联想这点铜臭的事，别的事都引不起你兴趣。”那时公司成天要死要活的，你根本顾不上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情，今天大家说起1980年代发生的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发生过。还有一个损失就是身体，因为压力大，又不知道调节，致使美尼尔症长期发作，很难受，那个时候不知利害，也顾不上这些。
关于其自制力，有个细节颇有说服力。联想的11人创业团队有6人吸烟，当时每个人收入微薄，公司买的招待客户的烟究竟被如何用掉，又说不清楚。最终，柳传志等人主动戒烟，此后也从未复吸。
柳传志：创业之前，我太太想方设法叫我戒烟，我死活不肯，但是到我决心说要戒的时候，就在心中暗暗起了一个誓：如果再抽烟，我这个企业办不好。从此就没再抽过。但这么多年里，我夜里梦见自己抽烟大概不下20次，倒不是想抽烟，而是在梦里我想到自己没遵守规定，都被吓醒。（极强的克制能力，坚韧的创业精神）大概创业十年之后，还会做这样的梦，最近这些年倒没有了。
现在公司已经比较好了，我自然会放松一些要求，比如过去我在香港住过的一个房子，现在我希望公司把它保留，专给我用，这对公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会做。但是我绝不会把同学或跟我特别近的人放在公司的重要位置，或者做事不公平，这些事我会特别注意，这样的话公司的口碑会比较好。如果是对联想本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事情，我不会做。我的追求就是尽量的让企业能够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发展，今天看来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其实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 柳传志有句话说：“什么是兴趣？需要就是兴趣。”这是一个简单却复杂的结论，一方面，这展现了其使命必达的执行力，另一方面，是他凡事围绕目标思考的方法。
柳传志：做所有事之前，我都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所谓复盘，也就是所有的事都扣着最初的目的去做。
联想创立不久，还只十几个人的时候，我上班老有人来找我谈事，第一个人还没谈完，第二个人又上来接着谈，第三个人没说完，后面就有五个了。但是聊完之后却没有决定任何一件事，而且我一想，这几件事都不是最重要的事。这就使我觉得，必须得弄清楚什么事是我真的要办的，我先去办，其他的事得要让我来挑时间找他们。这是一个偶然的想法，从这之后，我就觉得时间的控制权要在我自己手里。
恰好计算所有个副所长，他随便跟我说了句话：你最难的时候，干脆把事先放下，到一边去把这个事重新想想。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就是复盘。后来我在生病期间，看了曾国藩那本小说，里面也说曾国藩喜欢在每件大事开始之前，大事做完以后，都点上一柱香，把这个事重新想一遍。
这种目标导向的思考方法和坚决执行，在联想内部成为了一种文化：“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这源于1989年，评选“国家科技进步奖”时，有望获得一等奖的联想汉卡未被评委充分理解其价值，只给了二等奖。柳对此并不认同，而要求刚刚加入公司的郭为等人找出方法让评委对联想汉卡给予正确的评价。
柳传志：当时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公司要在中科院和社会上形成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形象和影响，非得要打这个牌子。第二是实际业务中，汉卡出了名，把它插在微机上，能带动微机的销售。我们想到这两点，研究了这条路，就意识到要死嗑。而且，分析下来，也不是嗑不动的。
那时候有句话：“现在中国的状况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绝对做不到的，没有一件事是绝对能做得到的。”它主要指的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大家摸着石头过河，所有的政策全都是活的，严可能很严，但宽也可能非常宽。我记得电影《大决战》里边有一个镜头，四十多岁的罗瑞卿有一个任务是冬天过冰河。电影里说：咱们玩命过河，有可能活下来，要不然的话，哭都找不着坟头。我觉得我在创业过程中，也有这个劲头，玩了命我也得把这件事做成，完不成死也得死在那儿。到现在我们开会还经常说，看看有死扣没有，也就是问：有没有真过不去的困难？究竟这些过不去的困难是什么？有哪些是可以通过联想的努力解决的？
在中国商界，无论财富、权势榜单如何变换，有三个人已经无需再排座次。他们是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和华为的任正非。
三人中，柳传志是唯一早早完成交接班的。这让他获得了难得的自由：当张瑞敏和任正非仍需小心勾勒各自公司的国际化版图，柳已将联想的全球扩张重任委予杨元庆，自己则抽身转型成为投资者。他任总裁的联想控股旗下的两家投资公司，分别成立不过7年和5年的联想投资和弘毅投资，已掌控近35亿美元资本。由此，柳终于可以在高球场把皮肤晒得黝黑，并耐心规划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大动作”——据说，谜底将在今年年底前揭开。
同时，柳也是几人中公众形象最为透明者。他以坦诚著称，而从1990年代中期起，柳那些言简意赅的词汇，如“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退出画面看画”和“拐大弯”，就像联想的成长故事一样为外界所熟知。这让联想至少在方法论上，成为了一家并无秘密可言的公司。
即便如此，联想仍是中国最独特的公司之一。至少，在面对那些困扰过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难题——比如创始人的路线之争、产权改制、交接班和国际化——它总能平滑而顺畅的迎刃而解。这让柳传志和他的联想系，俨然成为一个谁都熟悉，却又谁都难以复制的存在。 “不必学我什么，有些启发就行”，2008年6月中旬，柳传志对《环球企业家》说。这次访谈中，他并不愿承认联想“伟大”，只将自己至今的成绩归为两点：持续和发展。前者指联想24年基业未绝，后者指它仍能不停壮大。
这是典型的柳传志风格：他能通过坚持追求一些朴素目标，达成外界难以想象的成就。如果以西方角度观之，柳并不像其它科技业传奇人物般具有管理学意义上的独特性。他并不像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对硬件和软件具有狂热情感，并以独特的个人品味将科技艺术化；他也不像比尔•盖茨，通过强势设定行业标准，取得业界难以撼动的地位；甚至，他没有像迈克尔•戴尔般，依靠对于管理流程的改善颠覆传统电脑业销售模式。
如果说柳传志——以及张瑞敏、任正非——超越了什么，那就是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中断商业传统、标准晦暗未明的中国，他们依靠内心的力量，自己勾勒出了一座“珠峰”，并依靠强大的自控，做对一千件小事，最终成就一个宏大目标的。归根到底，这超越了常规的商业谋略，回到了那个最基础的话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教父级人物，是如何依靠伟大的人性成就宏业的？
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读解 假设：如果40岁、计算所出身的柳传志没有做电脑，他能成功吗？
柳传志：假设1984年创业以后，我没有做电脑，做别的，应该一样能成功。因为我是计算所出身，我们公司里对电脑本身有造诣、有想法的人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但也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到底公司应该怎么管，应该怎么做。当时外面也没有这样的书，中国也没有其他的样板，你必须自己走这条道路。所以我更多的精力是研究企业的基础管理问题，也就是“地基”部分。“屋顶”(指具体业务)这一块，因为我直接做电脑业务，也必须扎进去，但同时我很好地培养和使用了人才，所以对电脑领域的认识深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自己更刻意地往管理方面发展。
我做企业的20多年，体会最深的还是关于人本身：什么样的人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有些人确实能在某一个领域成为通才，就是因为他对管理的基础掌握的非常厚实，而掌握管理基础不光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还有德的问题。像说“建班子”，如果第一把手不是具有特别的德行，他很难把班子建好，他要把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还要有心胸，有肚量，有一套控制企业的人格魅力等等。
成为领导者的首要要求：胸有大志。
柳传志：我为什么讲要胸有大志？因为这个社会真的是五彩缤纷，看你追求什么。你要是只想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人的聪明、勤奋也够，挺好，社会需要这样的人，这个容易实现，这就是“小草”。你要是想做棵“大树”，就困难的多。除了必须有大环境以外，你有很高的志向就够了吗？不够，能力不够，就是不行。能力够了就行吗？可能还不行，还必须百折不挠。受到挫折、吃很多亏，能坚持下来就够了吗？也许还不行，还需要运气。就好比画家，有些很好的画家死了以后画才出名，只是运气不好。
《三国演义》里有一段说袁绍。他兵败官渡后，回到河北，他的谋士给他出主意，如何恢复实力。袁绍说，我的第三个儿子袁尚病成那样，我根本没心思管这些事了。谋士就很生气，仰天长叹。（估计柳传志没有好好读三国）有的时候我想，袁绍不也是个人吗？他的爱子病了，他不能够专心工作，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为什么他这样就不被允许呢？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他兵败，不止是他完了，他手下几十万兵就全得被人杀了。你不能光想自己的事，这就是做领导的人必须承担的。
柳传志常用的比喻之一是“登珠峰”，但最为奇特的一点是，他能在一个中国商业文化断代的时期，自己内心里勾勒出一座珠峰。在百废待兴的1980年代的中国，很难评判什么是一个好创业者必须做的，什么是可以不做的，但柳做到了明辨和严格自律。
柳传志：我开始办公司的时候，没有今天这么高的目标，只是觉得这是个人生存价值的一个体现。但我心里头还是有愿景，因此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时候，我就把话说在明处：“把联想做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它的要让路。”比如说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自然会有同学、亲戚来找我求职，我有这句话放到这儿，哪怕得罪人，我也绝不影响公司的利益。慢慢的这些事就都没有了。
我多年前就总结过自己为公司做出的几个方面的牺牲。第一个是跟朋友的关系。过去在研究所里，有不少同事跟我挺好，互相能够谈谈心里话。等到我办公司以后，有很多事情，关系公司利益的，我不能跟人家谈，来往自然就少了。还有一些好朋友在公司里面，因为跟我道不同，离开了，这让我也觉得很有损失。第二个遗憾是，我以前兴趣很杂，踢足球、打乒乓球、跑中长跑，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闲书杂志，今天这些东西可能都没了。1980年代的时候，我一回家去，弟弟妹妹就开玩笑说：“除了联想这点铜臭的事，别的事都引不起你兴趣。”那时公司成天要死要活的，你根本顾不上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情，今天大家说起1980年代发生的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发生过。还有一个损失就是身体，因为压力大，又不知道调节，致使美尼尔症长期发作，很难受，那个时候不知利害，也顾不上这些。
关于其自制力，有个细节颇有说服力。联想的11人创业团队有6人吸烟，当时每个人收入微薄，公司买的招待客户的烟究竟被如何用掉，又说不清楚。最终，柳传志等人主动戒烟，此后也从未复吸。
柳传志：创业之前，我太太想方设法叫我戒烟，我死活不肯，但是到我决心说要戒的时候，就在心中暗暗起了一个誓：如果再抽烟，我这个企业办不好。从此就没再抽过。但这么多年里，我夜里梦见自己抽烟大概不下20次，倒不是想抽烟，而是在梦里我想到自己没遵守规定，都被吓醒。（极强的克制能力，坚韧的创业精神）大概创业十年之后，还会做这样的梦，最近这些年倒没有了。
现在公司已经比较好了，我自然会放松一些要求，比如过去我在香港住过的一个房子，现在我希望公司把它保留，专给我用，这对公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会做。但是我绝不会把同学或跟我特别近的人放在公司的重要位置，或者做事不公平，这些事我会特别注意，这样的话公司的口碑会比较好。如果是对联想本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事情，我不会做。我的追求就是尽量的让企业能够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发展，今天看来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其实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 柳传志有句话说：“什么是兴趣？需要就是兴趣。”这是一个简单却复杂的结论，一方面，这展现了其使命必达的执行力，另一方面，是他凡事围绕目标思考的方法。
柳传志：做所有事之前，我都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所谓复盘，也就是所有的事都扣着最初的目的去做。
联想创立不久，还只十几个人的时候，我上班老有人来找我谈事，第一个人还没谈完，第二个人又上来接着谈，第三个人没说完，后面就有五个了。但是聊完之后却没有决定任何一件事，而且我一想，这几件事都不是最重要的事。这就使我觉得，必须得弄清楚什么事是我真的要办的，我先去办，其他的事得要让我来挑时间找他们。这是一个偶然的想法，从这之后，我就觉得时间的控制权要在我自己手里。
恰好计算所有个副所长，他随便跟我说了句话：你最难的时候，干脆把事先放下，到一边去把这个事重新想想。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就是复盘。后来我在生病期间，看了曾国藩那本小说，里面也说曾国藩喜欢在每件大事开始之前，大事做完以后，都点上一柱香，把这个事重新想一遍。
这种目标导向的思考方法和坚决执行，在联想内部成为了一种文化：“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这源于1989年，评选“国家科技进步奖”时，有望获得一等奖的联想汉卡未被评委充分理解其价值，只给了二等奖。柳对此并不认同，而要求刚刚加入公司的郭为等人找出方法让评委对联想汉卡给予正确的评价。
柳传志：当时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公司要在中科院和社会上形成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形象和影响，非得要打这个牌子。第二是实际业务中，汉卡出了名，把它插在微机上，能带动微机的销售。我们想到这两点，研究了这条路，就意识到要死嗑。而且，分析下来，也不是嗑不动的。
那时候有句话：“现在中国的状况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绝对做不到的，没有一件事是绝对能做得到的。”它主要指的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大家摸着石头过河，所有的政策全都是活的，严可能很严，但宽也可能非常宽。我记得电影《大决战》里边有一个镜头，四十多岁的罗瑞卿有一个任务是冬天过冰河。电影里说：咱们玩命过河，有可能活下来，要不然的话，哭都找不着坟头。我觉得我在创业过程中，也有这个劲头，玩了命我也得把这件事做成，完不成死也得死在那儿。到现在我们开会还经常说，看看有死扣没有，也就是问：有没有真过不去的困难？究竟这些过不去的困难是什么？有哪些是可以通过联想的努力解决的？（环球企业家）2008/07月
在中国商界，无论财富、权势榜单如何变换，有三个人已经无需再排座次。他们是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和华为的任正非。
三人中，柳传志是唯一早早完成交接班的。这让他获得了难得的自由：当张瑞敏和任正非仍需小心勾勒各自公司的国际化版图，柳已将联想的全球扩张重任委予杨元庆，自己则抽身转型成为投资者。他任总裁的联想控股旗下的两家投资公司，分别成立不过7年和5年的联想投资和弘毅投资，已掌控近35亿美元资本。由此，柳终于可以在高球场把皮肤晒得黝黑，并耐心规划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大动作”——据说，谜底将在今年年底前揭开。
同时，柳也是几人中公众形象最为透明者。他以坦诚著称，而从1990年代中期起，柳那些言简意赅的词汇，如“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退出画面看画”和“拐大弯”，就像联想的成长故事一样为外界所熟知。这让联想至少在方法论上，成为了一家并无秘密可言的公司。
即便如此，联想仍是中国最独特的公司之一。至少，在面对那些困扰过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难题——比如创始人的路线之争、产权改制、交接班和国际化——它总能平滑而顺畅的迎刃而解。这让柳传志和他的联想系，俨然成为一个谁都熟悉，却又谁都难以复制的存在。 “不必学我什么，有些启发就行”，2008年6月中旬，柳传志对《环球企业家》说。这次访谈中，他并不愿承认联想“伟大”，只将自己至今的成绩归为两点：持续和发展。前者指联想24年基业未绝，后者指它仍能不停壮大。
这是典型的柳传志风格：他能通过坚持追求一些朴素目标，达成外界难以想象的成就。如果以西方角度观之，柳并不像其它科技业传奇人物般具有管理学意义上的独特性。他并不像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对硬件和软件具有狂热情感，并以独特的个人品味将科技艺术化；他也不像比尔•盖茨，通过强势设定行业标准，取得业界难以撼动的地位；甚至，他没有像迈克尔•戴尔般，依靠对于管理流程的改善颠覆传统电脑业销售模式。
如果说柳传志——以及张瑞敏、任正非——超越了什么，那就是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中断商业传统、标准晦暗未明的中国，他们依靠内心的力量，自己勾勒出了一座“珠峰”，并依靠强大的自控，做对一千件小事，最终成就一个宏大目标的。归根到底，这超越了常规的商业谋略，回到了那个最基础的话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教父级人物，是如何依靠伟大的人性成就宏业的？
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读解 假设：如果40岁、计算所出身的柳传志没有做电脑，他能成功吗？
柳传志：假设1984年创业以后，我没有做电脑，做别的，应该一样能成功。因为我是计算所出身，我们公司里对电脑本身有造诣、有想法的人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但也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到底公司应该怎么管，应该怎么做。当时外面也没有这样的书，中国也没有其他的样板，你必须自己走这条道路。所以我更多的精力是研究企业的基础管理问题，也就是“地基”部分。“屋顶”(指具体业务)这一块，因为我直接做电脑业务，也必须扎进去，但同时我很好地培养和使用了人才，所以对电脑领域的认识深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自己更刻意地往管理方面发展。
我做企业的20多年，体会最深的还是关于人本身：什么样的人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有些人确实能在某一个领域成为通才，就是因为他对管理的基础掌握的非常厚实，而掌握管理基础不光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还有德的问题。像说“建班子”，如果第一把手不是具有特别的德行，他很难把班子建好，他要把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还要有心胸，有肚量，有一套控制企业的人格魅力等等。
成为领导者的首要要求：胸有大志。
柳传志：我为什么讲要胸有大志？因为这个社会真的是五彩缤纷，看你追求什么。你要是只想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人的聪明、勤奋也够，挺好，社会需要这样的人，这个容易实现，这就是“小草”。你要是想做棵“大树”，就困难的多。除了必须有大环境以外，你有很高的志向就够了吗？不够，能力不够，就是不行。能力够了就行吗？可能还不行，还必须百折不挠。受到挫折、吃很多亏，能坚持下来就够了吗？也许还不行，还需要运气。就好比画家，有些很好的画家死了以后画才出名，只是运气不好。
《三国演义》里有一段说袁绍。他兵败官渡后，回到河北，他的谋士给他出主意，如何恢复实力。袁绍说，我的第三个儿子袁尚病成那样，我根本没心思管这些事了。谋士就很生气，仰天长叹。（估计柳传志没有好好读三国）有的时候我想，袁绍不也是个人吗？他的爱子病了，他不能够专心工作，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为什么他这样就不被允许呢？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他兵败，不止是他完了，他手下几十万兵就全得被人杀了。你不能光想自己的事，这就是做领导的人必须承担的。
柳传志常用的比喻之一是“登珠峰”，但最为奇特的一点是，他能在一个中国商业文化断代的时期，自己内心里勾勒出一座珠峰。在百废待兴的1980年代的中国，很难评判什么是一个好创业者必须做的，什么是可以不做的，但柳做到了明辨和严格自律。
柳传志：我开始办公司的时候，没有今天这么高的目标，只是觉得这是个人生存价值的一个体现。但我心里头还是有愿景，因此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时候，我就把话说在明处：“把联想做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它的要让路。”比如说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自然会有同学、亲戚来找我求职，我有这句话放到这儿，哪怕得罪人，我也绝不影响公司的利益。慢慢的这些事就都没有了。
我多年前就总结过自己为公司做出的几个方面的牺牲。第一个是跟朋友的关系。过去在研究所里，有不少同事跟我挺好，互相能够谈谈心里话。等到我办公司以后，有很多事情，关系公司利益的，我不能跟人家谈，来往自然就少了。还有一些好朋友在公司里面，因为跟我道不同，离开了，这让我也觉得很有损失。第二个遗憾是，我以前兴趣很杂，踢足球、打乒乓球、跑中长跑，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闲书杂志，今天这些东西可能都没了。1980年代的时候，我一回家去，弟弟妹妹就开玩笑说：“除了联想这点铜臭的事，别的事都引不起你兴趣。”那时公司成天要死要活的，你根本顾不上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情，今天大家说起1980年代发生的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发生过。还有一个损失就是身体，因为压力大，又不知道调节，致使美尼尔症长期发作，很难受，那个时候不知利害，也顾不上这些。
关于其自制力，有个细节颇有说服力。联想的11人创业团队有6人吸烟，当时每个人收入微薄，公司买的招待客户的烟究竟被如何用掉，又说不清楚。最终，柳传志等人主动戒烟，此后也从未复吸。
柳传志：创业之前，我太太想方设法叫我戒烟，我死活不肯，但是到我决心说要戒的时候，就在心中暗暗起了一个誓：如果再抽烟，我这个企业办不好。从此就没再抽过。但这么多年里，我夜里梦见自己抽烟大概不下20次，倒不是想抽烟，而是在梦里我想到自己没遵守规定，都被吓醒。（极强的克制能力，坚韧的创业精神）大概创业十年之后，还会做这样的梦，最近这些年倒没有了。
现在公司已经比较好了，我自然会放松一些要求，比如过去我在香港住过的一个房子，现在我希望公司把它保留，专给我用，这对公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会做。但是我绝不会把同学或跟我特别近的人放在公司的重要位置，或者做事不公平，这些事我会特别注意，这样的话公司的口碑会比较好。如果是对联想本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事情，我不会做。我的追求就是尽量的让企业能够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发展，今天看来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其实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 柳传志有句话说：“什么是兴趣？需要就是兴趣。”这是一个简单却复杂的结论，一方面，这展现了其使命必达的执行力，另一方面，是他凡事围绕目标思考的方法。
柳传志：做所有事之前，我都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所谓复盘，也就是所有的事都扣着最初的目的去做。
联想创立不久，还只十几个人的时候，我上班老有人来找我谈事，第一个人还没谈完，第二个人又上来接着谈，第三个人没说完，后面就有五个了。但是聊完之后却没有决定任何一件事，而且我一想，这几件事都不是最重要的事。这就使我觉得，必须得弄清楚什么事是我真的要办的，我先去办，其他的事得要让我来挑时间找他们。这是一个偶然的想法，从这之后，我就觉得时间的控制权要在我自己手里。
恰好计算所有个副所长，他随便跟我说了句话：你最难的时候，干脆把事先放下，到一边去把这个事重新想想。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就是复盘。后来我在生病期间，看了曾国藩那本小说，里面也说曾国藩喜欢在每件大事开始之前，大事做完以后，都点上一柱香，把这个事重新想一遍。
这种目标导向的思考方法和坚决执行，在联想内部成为了一种文化：“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这源于1989年，评选“国家科技进步奖”时，有望获得一等奖的联想汉卡未被评委充分理解其价值，只给了二等奖。柳对此并不认同，而要求刚刚加入公司的郭为等人找出方法让评委对联想汉卡给予正确的评价。
柳传志：当时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公司要在中科院和社会上形成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形象和影响，非得要打这个牌子。第二是实际业务中，汉卡出了名，把它插在微机上，能带动微机的销售。我们想到这两点，研究了这条路，就意识到要死嗑。而且，分析下来，也不是嗑不动的。
那时候有句话：“现在中国的状况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绝对做不到的，没有一件事是绝对能做得到的。”它主要指的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大家摸着石头过河，所有的政策全都是活的，严可能很严，但宽也可能非常宽。我记得电影《大决战》里边有一个镜头，四十多岁的罗瑞卿有一个任务是冬天过冰河。电影里说：咱们玩命过河，有可能活下来，要不然的话，哭都找不着坟头。我觉得我在创业过程中，也有这个劲头，玩了命我也得把这件事做成，完不成死也得死在那儿。到现在我们开会还经常说，看看有死扣没有，也就是问：有没有真过不去的困难？究竟这些过不去的困难是什么？有哪些是可以通过联想的努力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