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茫然与寻觅中的“联办”岁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11:59
李青原是贯穿中国资本市场始终的人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就开始研究资本市场，她的论文题目就与资本市场建设有关；1988年在美国做博士论文期间，与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写成《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1989年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处长和“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后历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顾问，高盛（亚洲）国际顾问，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后改名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亲历了中国证券市场十几年的发展，李青原对中国资本市场有着深厚的感情。“联办”的初创岁月，她仍然历历在目。
口述 李青原（原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 2008年6月26日
整理 本报记者 谢闻麒
给“联办”找婆婆
有人说我参与了一件有用的事情，促成了把联办挂靠到体改委。
1988年“联办”成立时，是个民间组织。在当时，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想独立办点什么事是非常难的。大家就想给“联办”找个“婆婆”，也算是有了组织。
这事是怎么成了我的事呢？因为当时我有“双重身份”：“联办”成立时我就是常务干事，还是“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1989年我进入体改委工作，先在国际司，后来调到宏观司任金融处副处长。
我想，这事怎么办呢？
机会很快就来了。由于我第一个专业是英语，又学过经济，到了体改委以后第一个出国任务就是陪贺光辉副主任访问印度，了解印度经济和介绍中国改革。当时体改委主任已经改由李鹏总理兼任，但是日常工作由新上任的贺光辉同志主持。
在出访计划中，原本金融领域只安排了参观银行，但是我知道印度是有资本市场的——孟买交易所，所以我就向领导建议，能不能去参观一下他们的证券市场？我国长时间是计划经济，有些人对证券市场有看法，有些人则不是很了解。我给领导说，金融有一块很重要，就是证券市场，我们要研究要了解。领导很同意，所以后来就增加了这一项。
在飞机上，我就有机会直接给体改委最高领导汇报资本市场怎么怎么重要，它有什么副作用，但是它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中国，又是改革的国家，又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出去抢别人的钱，怎么发展？要么让老百姓高高兴兴地把兜里的钱拿出来搞建设，要么就是把未来的钱现在花——发债，这些都只能通过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才能做到，所以这个市场巨重要。
我又说，现在有一批国外回来的同志，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愿意回来弄证券市场这个事。
贺主任听了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啊，那太可贵了。”
贺主任是老红军，他原来是胡耀邦的秘书，在延安的时候是红小鬼。所以他听到年轻人愿意舍己为国家做事就很激动。我想他年轻时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赶紧说你是不是见一见他们？他说好，回去就听汇报。
体改委领导回到北京后马上就要听汇报，当时“联办”的工作正处在低谷时期，他们听说以后也很激动，哇，两边都很激动。
经过研究之后，体改委领导决定“联办”挂靠在体改委，“联办”就此成为一个挂靠机构，当时的联系人就是我。体改委是个很精干的机构，一共才200多人，专门研究资本市场的基本上就我一个。但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啊？幸亏宏观司当时的领导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于是就和“联办”形成了一种互动：“联办”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推动市场建设的工作，给予体改委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体改委则从整个国家宏观角度出发，在资本市场发展这块，对于应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进行规划和指导。
建立STAQ系统
“联办”成立3个月后，由于环境原因，大家一度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联办”还能不能生存下去，到底还有谁能够支持我们？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咱们把450万分了走人得了——当时有9家理事单位每家出了50万，大家都知道我们有450万。
“联办”有个例会制度，在6月中旬的一次例会上，中创投的张晓彬和另外一个理事专门过来参会，我们就问怎么办，还弄不弄啊？其中一位理事特别坚定，他说，大家一定不要丧失信心，中国改革的历史潮流不是哪天想停就能停的，将来回忆起来，这只会是一个小小的波浪而已。这位理事是学历史的，所以说话很有历史感。
两名理事还说，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就算是其他理事撤出了，我们两家也支持你们到底。这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
他们中间的话我全忘了，就记得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历史潮流，一个是坚定支持。
可是具体做什么呢？怎么做呢？
股票肯定暂时做不成了，当时批判股票是经济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联办”总干事宫著铭建议，我们可以想想债券的事啊。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坐在屋子里干想。我们决定到全国几个主要城市走一圈，看看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状况。此后组织了一个由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还有“联办”等单位参加的联合调研组，建国以后这么多部门参与的金融调研还真没有过。
我们分成几个组，分赴全国。第一站就是沈阳。那时候金杯公司已经实行了股份制，外电报道：在尘土飞扬的小胡同里，新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股票在这里交易。沈阳真冷啊，那时候条件差，高西庆不时腰疼，王波明感冒了，在沈阳连续发烧，回到北京，是救护车开进火车站接走的。
当时大家很玩命，但也了解到了很多情况，比如国债市场。在上海，随便一个修自行车的，摆一牌子“收国债”，就可以收了。还有人跑到农村去收，农村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朝一日会把本金还给你，还有利息。他们觉得这就是一张纸，政府逼着给了一张纸，拿走一百块钱，想着算了，就当支援国家建设吧。有人来收，说反正你那张纸没有用，10块20块就卖给我把，还有的人就拿着一只鸡，给你一只鸡，国库券给我把。还有的城里人拿着麻袋到当地去收。
我们很受触动，要是坐在办公室肯定不知道这些，当时的感觉就是应该马上成立国库券交易市场，一定要把黑市压下去；而且只有有了这个市场，才能够解决发行问题；也只有这个，广大群众才知道这个东西的投资价值。它是有价值的，不是国家给你的一张纸。
具体的流通市场我们回来就做了，实际上是一个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市场发展得非常快，扛麻袋怎么也跑不过打电话，开通了一个星期，黑市价格就下来了。
我们马上报给体改委，领导们也很高兴。其实“联办”做的每一步，大方向都是列入了国家改革的规划。比方说加强国库券的流通性，这是写到国家改革方案中的。具体而言，我会根据“联办”的一些调查研究的情况，给体改委的领导汇报、请示；相关领导在决策过程中会参考“联办”的建议。当时体改委的分管领导刘鸿儒、宏观司司长傅丰祥、副司长许美征都很支持“联办”工作。
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开始的发展策略就是先债券、后股票；先国债、后企业债；先流通市场、后发行市场。择机再去想别的。
险象环生的发布会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库券发行完全依靠行政摊派，我们发下来的工资里，100元现金，就搭着50元国库券，由不得你要不要。就这样基层财政部门日子依然难过——还是有很多国库券发不出去。
1990年，“联办”和财政部尝试了一次国库券承购包销，但是因为部门协调有问题最后还是失败了。
1991年，我们再次准备国库券承购包销。准备了很久，眼看就要成功了，为此特别准备的仪式和新闻发布会也定好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没想到，仪式举办前一星期，有关部门突然通知“联办”，这次国债承销发行又取消了。
我很震惊，在此之前已经失败过一次了，再失败怎么办？我和王波明几个赶紧去找体改委领导。
在去的路上我们讨论，说如果协调不下来怎么办？那时我们想了一招险棋：新闻发布仪式外国记者要来好几十个，所以咱们只能照样开。我说，请柬都发出去了，也来不及收回来了，收回来“联办”的信誉就没了。到那天，记者来了，就宣布活动取消了，然后就地开记者招待会，解释为什么失败了。
我也知道，这样做是太危险了，这样做我也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我还说，如果因此被开除公职，我就去当老师教英文，咱不是为了改革么？王波明说，我就街边摆一摊，修自行车，我会修自行车。另一位同事说不行的话他再去趟国外。玩笑开过了，我又宽慰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事应该有戏。
找到体改委陈锦华主任后，确认了国债承购包销已列入体改委改革规划。如果规划里有，就意味着此项改革是国务院备了案的，不是个别部门的决定。陈主任非常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继续去促成这个事情。于是，他出面去协调。
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巧，领导是经常出差的，也经常开会的，那天我们去，陈主任恰好就在办公室；领导要协调，需要找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同志，他也是经常不在办公室，很难找到他。结果陈锦华一打电话，就那时那刻，王丙乾还正好就在，还就找到他了。王丙乾表示，这事他考虑一晚上，明天早上再给答复。
那一夜大家心情很不平静。
最后，这件事终于在各方努力下促成了，国库券承购包销使得财政部代表政府第一次作为市场的一方，承销团成为市场的另一方，改变了当时的行政摊派，国债发行向市场化迈出了第一步。
这件事在国际上反响都非常好。当时国外都以为我们改革停滞了，没想到我们又有这么大的金融改革步伐，我记得当时《参考消息》用了很大篇幅摘录各国对此事的评价，《华尔街日报》称这是“1989年以来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联办”后来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件。但这件事情比较有戏剧性，几起几伏，中间我还悲愤地写了个文章，其中有两句：“我们今年失败了，但是我们一定会成功的，还得继续努力。”
“联办”成立初期的部分珍贵文件。
1988年9月底以后，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康华发展总公司和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四家发起，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专题讨论和研究了在北京成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可能性和具体实施步骤。参加会议的单位还包括财政部、国家计委、国有资产管理局、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其他金融投资机构。
四家发起公司会同社会上部分金融和法律专业人才，如海外回国的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在松散形式下组成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联办”前身），并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简称“白皮书”，起草人有：宫著铭、周小川、张晓彬、蔡重直、王波明、高西庆、陈大刚、许小胜）和“中国证券体系规划图”等一系列文件，对中国证券业和设立交易所的整体格局提出设想。
在主要文件拟就后，“设计小组”将有关部分呈报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数天内，有关领导同志均对报告作了批示，中央领导提议请姚依林和张劲夫同志主持并听取“设计小组”成员的汇报。
1988年11月9日， 姚依林和张劲夫同志主持了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有关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听取了张晓彬、周小川、王波明、高西庆等建议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建立证券交易所“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要将建立证券交易所作为近两年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要起步早，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
会后，“设计小组”立即着手进行了证券交易所筹备班子的组建工作，为避免引发争议，筹备班子没有直接取名“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办公室”，而是定名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半带政府色彩，半带研究机构性质。
1989年3月15日，“联办”成立签字仪式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创始会员每家出资50万元。签字的九家创始会员公司代表分别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郑敦训、中国对外贸易信托投资公司赵志坚、中国光大集团公司冷林、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宫成喜、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王岐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叔平、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杨咸祥、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贾虹生和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张晓彬。
签字仪式后召开了“联办”第一次成员大会和第一次理事会，会议通过经叔平任“联办”理事长，张晓彬任理事会秘书长，宫著铭为总干事，王波明为副总干事。
“联办”工作规划为：起草证券管理法规；设计审计、财会的统一标准；设计交易所内部交易程序与软件；设计证券市场内外的配套体系；组织培训全国证券专业人员；落实交易所的选地与设置等10项。当时计划在1990年底或1991年初正式运营北京证券交易所。
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无果而终。当年12月5日，“联办”建立的STAQ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开通典礼，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跨地区电脑联网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业内人士认为，两所一网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
1991年4月20日，联办组织的首次国库券市场化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蒙古厅举行。
1991年8月30日，国家科委批准联办承接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股份制和风险投资机制综合改革方案研究设计课题》立项，联办首次以政府合同形式接受政府部门委托。
1991年12月25日，国家人事部批复国家体改委，允许将“联办”挂靠其下。
1992年7月，STAQ系统成为法人股流动试点。
1992年10月，深圳“8·10”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证券委及其监管执行机构中国证监会成立，当年推动联办成立的积极分子刘鸿儒（历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体改委副主任）和傅丰祥（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分任首届证监会正副主席，“联办”中大量人物进入新成立的证监会：王波明任交易司负责人，李青原任国际司负责人，高西庆任法律司负责人，陈大刚担任高级律师，汪建熙任首席会计师。高西庆后在1999年至2003年任证监会副主席，李青原2002年任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任证监会首届研究中心主任。
1992年11月，“联办”推动和设计建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投资基金——发行规模为3亿元的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
1998年4月，国家开始整顿场外非法交易市场，STAQ市场开始萎缩。
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与其办事机构中国证监会合并。
1999年9月9日和10日，STAQ和NET系统因“国庆彩排交通管制”和“检修机器”暂停交易。
……
“联办”现已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集团”），旗下有众多注册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主要板块包括香港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有限公司（ＨＫ２０５），和讯网、联讯证券、联办投资等。其中财讯传媒旗下有《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地产》、《体育画报》、《电脑时空》等刊物。年报显示，财讯传媒2007年营业收入为18650万港元，同比增长88.2%。王波明目前仍担任中心总干事，并任财讯传媒董事会主席、《财经》总编辑、《证券市场周刊》社长；“联办”创始人之一章知方任中心常务干事，并任财讯传媒董事会执行董事、和讯网董事长；“联办”创始人之一王莉任中心常务干事，《财经》编委。（谢闻麒 整理）李青原是贯穿中国资本市场始终的人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就开始研究资本市场，她的论文题目就与资本市场建设有关；1988年在美国做博士论文期间，与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写成《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1989年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处长和“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后历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顾问，高盛（亚洲）国际顾问，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后改名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亲历了中国证券市场十几年的发展，李青原对中国资本市场有着深厚的感情。“联办”的初创岁月，她仍然历历在目。
口述 李青原（原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 2008年6月26日
整理 本报记者 谢闻麒
给“联办”找婆婆
有人说我参与了一件有用的事情，促成了把联办挂靠到体改委。
1988年“联办”成立时，是个民间组织。在当时，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想独立办点什么事是非常难的。大家就想给“联办”找个“婆婆”，也算是有了组织。
这事是怎么成了我的事呢？因为当时我有“双重身份”：“联办”成立时我就是常务干事，还是“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1989年我进入体改委工作，先在国际司，后来调到宏观司任金融处副处长。
我想，这事怎么办呢？
机会很快就来了。由于我第一个专业是英语，又学过经济，到了体改委以后第一个出国任务就是陪贺光辉副主任访问印度，了解印度经济和介绍中国改革。当时体改委主任已经改由李鹏总理兼任，但是日常工作由新上任的贺光辉同志主持。
在出访计划中，原本金融领域只安排了参观银行，但是我知道印度是有资本市场的——孟买交易所，所以我就向领导建议，能不能去参观一下他们的证券市场？我国长时间是计划经济，有些人对证券市场有看法，有些人则不是很了解。我给领导说，金融有一块很重要，就是证券市场，我们要研究要了解。领导很同意，所以后来就增加了这一项。
在飞机上，我就有机会直接给体改委最高领导汇报资本市场怎么怎么重要，它有什么副作用，但是它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中国，又是改革的国家，又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出去抢别人的钱，怎么发展？要么让老百姓高高兴兴地把兜里的钱拿出来搞建设，要么就是把未来的钱现在花——发债，这些都只能通过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才能做到，所以这个市场巨重要。
我又说，现在有一批国外回来的同志，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愿意回来弄证券市场这个事。
贺主任听了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啊，那太可贵了。”
贺主任是老红军，他原来是胡耀邦的秘书，在延安的时候是红小鬼。所以他听到年轻人愿意舍己为国家做事就很激动。我想他年轻时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赶紧说你是不是见一见他们？他说好，回去就听汇报。
体改委领导回到北京后马上就要听汇报，当时“联办”的工作正处在低谷时期，他们听说以后也很激动，哇，两边都很激动。
经过研究之后，体改委领导决定“联办”挂靠在体改委，“联办”就此成为一个挂靠机构，当时的联系人就是我。体改委是个很精干的机构，一共才200多人，专门研究资本市场的基本上就我一个。但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啊？幸亏宏观司当时的领导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于是就和“联办”形成了一种互动：“联办”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推动市场建设的工作，给予体改委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体改委则从整个国家宏观角度出发，在资本市场发展这块，对于应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进行规划和指导。
建立STAQ系统
“联办”成立3个月后，由于环境原因，大家一度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联办”还能不能生存下去，到底还有谁能够支持我们？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咱们把450万分了走人得了——当时有9家理事单位每家出了50万，大家都知道我们有450万。
“联办”有个例会制度，在6月中旬的一次例会上，中创投的张晓彬和另外一个理事专门过来参会，我们就问怎么办，还弄不弄啊？其中一位理事特别坚定，他说，大家一定不要丧失信心，中国改革的历史潮流不是哪天想停就能停的，将来回忆起来，这只会是一个小小的波浪而已。这位理事是学历史的，所以说话很有历史感。
两名理事还说，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就算是其他理事撤出了，我们两家也支持你们到底。这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
他们中间的话我全忘了，就记得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历史潮流，一个是坚定支持。
可是具体做什么呢？怎么做呢？
股票肯定暂时做不成了，当时批判股票是经济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联办”总干事宫著铭建议，我们可以想想债券的事啊。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坐在屋子里干想。我们决定到全国几个主要城市走一圈，看看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状况。此后组织了一个由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还有“联办”等单位参加的联合调研组，建国以后这么多部门参与的金融调研还真没有过。
我们分成几个组，分赴全国。第一站就是沈阳。那时候金杯公司已经实行了股份制，外电报道：在尘土飞扬的小胡同里，新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股票在这里交易。沈阳真冷啊，那时候条件差，高西庆不时腰疼，王波明感冒了，在沈阳连续发烧，回到北京，是救护车开进火车站接走的。
当时大家很玩命，但也了解到了很多情况，比如国债市场。在上海，随便一个修自行车的，摆一牌子“收国债”，就可以收了。还有人跑到农村去收，农村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朝一日会把本金还给你，还有利息。他们觉得这就是一张纸，政府逼着给了一张纸，拿走一百块钱，想着算了，就当支援国家建设吧。有人来收，说反正你那张纸没有用，10块20块就卖给我把，还有的人就拿着一只鸡，给你一只鸡，国库券给我把。还有的城里人拿着麻袋到当地去收。
我们很受触动，要是坐在办公室肯定不知道这些，当时的感觉就是应该马上成立国库券交易市场，一定要把黑市压下去；而且只有有了这个市场，才能够解决发行问题；也只有这个，广大群众才知道这个东西的投资价值。它是有价值的，不是国家给你的一张纸。
具体的流通市场我们回来就做了，实际上是一个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市场发展得非常快，扛麻袋怎么也跑不过打电话，开通了一个星期，黑市价格就下来了。
我们马上报给体改委，领导们也很高兴。其实“联办”做的每一步，大方向都是列入了国家改革的规划。比方说加强国库券的流通性，这是写到国家改革方案中的。具体而言，我会根据“联办”的一些调查研究的情况，给体改委的领导汇报、请示；相关领导在决策过程中会参考“联办”的建议。当时体改委的分管领导刘鸿儒、宏观司司长傅丰祥、副司长许美征都很支持“联办”工作。
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开始的发展策略就是先债券、后股票；先国债、后企业债；先流通市场、后发行市场。择机再去想别的。
险象环生的发布会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库券发行完全依靠行政摊派，我们发下来的工资里，100元现金，就搭着50元国库券，由不得你要不要。就这样基层财政部门日子依然难过——还是有很多国库券发不出去。
1990年，“联办”和财政部尝试了一次国库券承购包销，但是因为部门协调有问题最后还是失败了。
1991年，我们再次准备国库券承购包销。准备了很久，眼看就要成功了，为此特别准备的仪式和新闻发布会也定好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没想到，仪式举办前一星期，有关部门突然通知“联办”，这次国债承销发行又取消了。
我很震惊，在此之前已经失败过一次了，再失败怎么办？我和王波明几个赶紧去找体改委领导。
在去的路上我们讨论，说如果协调不下来怎么办？那时我们想了一招险棋：新闻发布仪式外国记者要来好几十个，所以咱们只能照样开。我说，请柬都发出去了，也来不及收回来了，收回来“联办”的信誉就没了。到那天，记者来了，就宣布活动取消了，然后就地开记者招待会，解释为什么失败了。
我也知道，这样做是太危险了，这样做我也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我还说，如果因此被开除公职，我就去当老师教英文，咱不是为了改革么？王波明说，我就街边摆一摊，修自行车，我会修自行车。另一位同事说不行的话他再去趟国外。玩笑开过了，我又宽慰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事应该有戏。
找到体改委陈锦华主任后，确认了国债承购包销已列入体改委改革规划。如果规划里有，就意味着此项改革是国务院备了案的，不是个别部门的决定。陈主任非常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继续去促成这个事情。于是，他出面去协调。
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巧，领导是经常出差的，也经常开会的，那天我们去，陈主任恰好就在办公室；领导要协调，需要找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同志，他也是经常不在办公室，很难找到他。结果陈锦华一打电话，就那时那刻，王丙乾还正好就在，还就找到他了。王丙乾表示，这事他考虑一晚上，明天早上再给答复。
那一夜大家心情很不平静。
最后，这件事终于在各方努力下促成了，国库券承购包销使得财政部代表政府第一次作为市场的一方，承销团成为市场的另一方，改变了当时的行政摊派，国债发行向市场化迈出了第一步。
这件事在国际上反响都非常好。当时国外都以为我们改革停滞了，没想到我们又有这么大的金融改革步伐，我记得当时《参考消息》用了很大篇幅摘录各国对此事的评价，《华尔街日报》称这是“1989年以来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联办”后来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件。但这件事情比较有戏剧性，几起几伏，中间我还悲愤地写了个文章，其中有两句：“我们今年失败了，但是我们一定会成功的，还得继续努力。”
“联办”成立初期的部分珍贵文件。
1988年9月底以后，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康华发展总公司和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四家发起，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专题讨论和研究了在北京成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可能性和具体实施步骤。参加会议的单位还包括财政部、国家计委、国有资产管理局、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其他金融投资机构。
四家发起公司会同社会上部分金融和法律专业人才，如海外回国的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在松散形式下组成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联办”前身），并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简称“白皮书”，起草人有：宫著铭、周小川、张晓彬、蔡重直、王波明、高西庆、陈大刚、许小胜）和“中国证券体系规划图”等一系列文件，对中国证券业和设立交易所的整体格局提出设想。
在主要文件拟就后，“设计小组”将有关部分呈报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数天内，有关领导同志均对报告作了批示，中央领导提议请姚依林和张劲夫同志主持并听取“设计小组”成员的汇报。
1988年11月9日， 姚依林和张劲夫同志主持了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有关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听取了张晓彬、周小川、王波明、高西庆等建议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建立证券交易所“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要将建立证券交易所作为近两年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要起步早，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
会后，“设计小组”立即着手进行了证券交易所筹备班子的组建工作，为避免引发争议，筹备班子没有直接取名“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办公室”，而是定名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半带政府色彩，半带研究机构性质。
1989年3月15日，“联办”成立签字仪式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创始会员每家出资50万元。签字的九家创始会员公司代表分别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郑敦训、中国对外贸易信托投资公司赵志坚、中国光大集团公司冷林、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宫成喜、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王岐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叔平、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杨咸祥、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贾虹生和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张晓彬。
签字仪式后召开了“联办”第一次成员大会和第一次理事会，会议通过经叔平任“联办”理事长，张晓彬任理事会秘书长，宫著铭为总干事，王波明为副总干事。
“联办”工作规划为：起草证券管理法规；设计审计、财会的统一标准；设计交易所内部交易程序与软件；设计证券市场内外的配套体系；组织培训全国证券专业人员；落实交易所的选地与设置等10项。当时计划在1990年底或1991年初正式运营北京证券交易所。
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无果而终。当年12月5日，“联办”建立的STAQ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开通典礼，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跨地区电脑联网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业内人士认为，两所一网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
1991年4月20日，联办组织的首次国库券市场化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蒙古厅举行。
1991年8月30日，国家科委批准联办承接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股份制和风险投资机制综合改革方案研究设计课题》立项，联办首次以政府合同形式接受政府部门委托。
1991年12月25日，国家人事部批复国家体改委，允许将“联办”挂靠其下。
1992年7月，STAQ系统成为法人股流动试点。
1992年10月，深圳“8·10”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证券委及其监管执行机构中国证监会成立，当年推动联办成立的积极分子刘鸿儒（历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体改委副主任）和傅丰祥（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分任首届证监会正副主席，“联办”中大量人物进入新成立的证监会：王波明任交易司负责人，李青原任国际司负责人，高西庆任法律司负责人，陈大刚担任高级律师，汪建熙任首席会计师。高西庆后在1999年至2003年任证监会副主席，李青原2002年任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任证监会首届研究中心主任。
1992年11月，“联办”推动和设计建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投资基金——发行规模为3亿元的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
1998年4月，国家开始整顿场外非法交易市场，STAQ市场开始萎缩。
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与其办事机构中国证监会合并。
1999年9月9日和10日，STAQ和NET系统因“国庆彩排交通管制”和“检修机器”暂停交易。
……
“联办”现已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集团”），旗下有众多注册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主要板块包括香港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有限公司（ＨＫ２０５），和讯网、联讯证券、联办投资等。其中财讯传媒旗下有《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地产》、《体育画报》、《电脑时空》等刊物。年报显示，财讯传媒2007年营业收入为18650万港元，同比增长88.2%。王波明目前仍担任中心总干事，并任财讯传媒董事会主席、《财经》总编辑、《证券市场周刊》社长；“联办”创始人之一章知方任中心常务干事，并任财讯传媒董事会执行董事、和讯网董事长；“联办”创始人之一王莉任中心常务干事，《财经》编委。（谢闻麒 整理）
亲历了中国证券市场十几年的发展，李青原对中国资本市场有着深厚的感情。“联办”的初创岁月，她仍然历历在目。
口述 李青原（原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 2008年6月26日
整理 本报记者 谢闻麒
给“联办”找婆婆
有人说我参与了一件有用的事情，促成了把联办挂靠到体改委。
1988年“联办”成立时，是个民间组织。在当时，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想独立办点什么事是非常难的。大家就想给“联办”找个“婆婆”，也算是有了组织。
这事是怎么成了我的事呢？因为当时我有“双重身份”：“联办”成立时我就是常务干事，还是“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1989年我进入体改委工作，先在国际司，后来调到宏观司任金融处副处长。
我想，这事怎么办呢？
机会很快就来了。由于我第一个专业是英语，又学过经济，到了体改委以后第一个出国任务就是陪贺光辉副主任访问印度，了解印度经济和介绍中国改革。当时体改委主任已经改由李鹏总理兼任，但是日常工作由新上任的贺光辉同志主持。
在出访计划中，原本金融领域只安排了参观银行，但是我知道印度是有资本市场的——孟买交易所，所以我就向领导建议，能不能去参观一下他们的证券市场？我国长时间是计划经济，有些人对证券市场有看法，有些人则不是很了解。我给领导说，金融有一块很重要，就是证券市场，我们要研究要了解。领导很同意，所以后来就增加了这一项。
在飞机上，我就有机会直接给体改委最高领导汇报资本市场怎么怎么重要，它有什么副作用，但是它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中国，又是改革的国家，又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出去抢别人的钱，怎么发展？要么让老百姓高高兴兴地把兜里的钱拿出来搞建设，要么就是把未来的钱现在花——发债，这些都只能通过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才能做到，所以这个市场巨重要。
我又说，现在有一批国外回来的同志，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愿意回来弄证券市场这个事。
贺主任听了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啊，那太可贵了。”
贺主任是老红军，他原来是胡耀邦的秘书，在延安的时候是红小鬼。所以他听到年轻人愿意舍己为国家做事就很激动。我想他年轻时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赶紧说你是不是见一见他们？他说好，回去就听汇报。
体改委领导回到北京后马上就要听汇报，当时“联办”的工作正处在低谷时期，他们听说以后也很激动，哇，两边都很激动。
经过研究之后，体改委领导决定“联办”挂靠在体改委，“联办”就此成为一个挂靠机构，当时的联系人就是我。体改委是个很精干的机构，一共才200多人，专门研究资本市场的基本上就我一个。但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啊？幸亏宏观司当时的领导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于是就和“联办”形成了一种互动：“联办”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推动市场建设的工作，给予体改委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体改委则从整个国家宏观角度出发，在资本市场发展这块，对于应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进行规划和指导。
建立STAQ系统
“联办”成立3个月后，由于环境原因，大家一度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联办”还能不能生存下去，到底还有谁能够支持我们？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咱们把450万分了走人得了——当时有9家理事单位每家出了50万，大家都知道我们有450万。
“联办”有个例会制度，在6月中旬的一次例会上，中创投的张晓彬和另外一个理事专门过来参会，我们就问怎么办，还弄不弄啊？其中一位理事特别坚定，他说，大家一定不要丧失信心，中国改革的历史潮流不是哪天想停就能停的，将来回忆起来，这只会是一个小小的波浪而已。这位理事是学历史的，所以说话很有历史感。
两名理事还说，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就算是其他理事撤出了，我们两家也支持你们到底。这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
他们中间的话我全忘了，就记得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历史潮流，一个是坚定支持。
可是具体做什么呢？怎么做呢？
股票肯定暂时做不成了，当时批判股票是经济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联办”总干事宫著铭建议，我们可以想想债券的事啊。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坐在屋子里干想。我们决定到全国几个主要城市走一圈，看看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状况。此后组织了一个由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还有“联办”等单位参加的联合调研组，建国以后这么多部门参与的金融调研还真没有过。
我们分成几个组，分赴全国。第一站就是沈阳。那时候金杯公司已经实行了股份制，外电报道：在尘土飞扬的小胡同里，新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股票在这里交易。沈阳真冷啊，那时候条件差，高西庆不时腰疼，王波明感冒了，在沈阳连续发烧，回到北京，是救护车开进火车站接走的。
当时大家很玩命，但也了解到了很多情况，比如国债市场。在上海，随便一个修自行车的，摆一牌子“收国债”，就可以收了。还有人跑到农村去收，农村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朝一日会把本金还给你，还有利息。他们觉得这就是一张纸，政府逼着给了一张纸，拿走一百块钱，想着算了，就当支援国家建设吧。有人来收，说反正你那张纸没有用，10块20块就卖给我把，还有的人就拿着一只鸡，给你一只鸡，国库券给我把。还有的城里人拿着麻袋到当地去收。
我们很受触动，要是坐在办公室肯定不知道这些，当时的感觉就是应该马上成立国库券交易市场，一定要把黑市压下去；而且只有有了这个市场，才能够解决发行问题；也只有这个，广大群众才知道这个东西的投资价值。它是有价值的，不是国家给你的一张纸。
具体的流通市场我们回来就做了，实际上是一个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市场发展得非常快，扛麻袋怎么也跑不过打电话，开通了一个星期，黑市价格就下来了。
我们马上报给体改委，领导们也很高兴。其实“联办”做的每一步，大方向都是列入了国家改革的规划。比方说加强国库券的流通性，这是写到国家改革方案中的。具体而言，我会根据“联办”的一些调查研究的情况，给体改委的领导汇报、请示；相关领导在决策过程中会参考“联办”的建议。当时体改委的分管领导刘鸿儒、宏观司司长傅丰祥、副司长许美征都很支持“联办”工作。
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开始的发展策略就是先债券、后股票；先国债、后企业债；先流通市场、后发行市场。择机再去想别的。
险象环生的发布会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库券发行完全依靠行政摊派，我们发下来的工资里，100元现金，就搭着50元国库券，由不得你要不要。就这样基层财政部门日子依然难过——还是有很多国库券发不出去。
1990年，“联办”和财政部尝试了一次国库券承购包销，但是因为部门协调有问题最后还是失败了。
1991年，我们再次准备国库券承购包销。准备了很久，眼看就要成功了，为此特别准备的仪式和新闻发布会也定好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没想到，仪式举办前一星期，有关部门突然通知“联办”，这次国债承销发行又取消了。
我很震惊，在此之前已经失败过一次了，再失败怎么办？我和王波明几个赶紧去找体改委领导。
在去的路上我们讨论，说如果协调不下来怎么办？那时我们想了一招险棋：新闻发布仪式外国记者要来好几十个，所以咱们只能照样开。我说，请柬都发出去了，也来不及收回来了，收回来“联办”的信誉就没了。到那天，记者来了，就宣布活动取消了，然后就地开记者招待会，解释为什么失败了。
我也知道，这样做是太危险了，这样做我也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我还说，如果因此被开除公职，我就去当老师教英文，咱不是为了改革么？王波明说，我就街边摆一摊，修自行车，我会修自行车。另一位同事说不行的话他再去趟国外。玩笑开过了，我又宽慰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事应该有戏。
找到体改委陈锦华主任后，确认了国债承购包销已列入体改委改革规划。如果规划里有，就意味着此项改革是国务院备了案的，不是个别部门的决定。陈主任非常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继续去促成这个事情。于是，他出面去协调。
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巧，领导是经常出差的，也经常开会的，那天我们去，陈主任恰好就在办公室；领导要协调，需要找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同志，他也是经常不在办公室，很难找到他。结果陈锦华一打电话，就那时那刻，王丙乾还正好就在，还就找到他了。王丙乾表示，这事他考虑一晚上，明天早上再给答复。
那一夜大家心情很不平静。
最后，这件事终于在各方努力下促成了，国库券承购包销使得财政部代表政府第一次作为市场的一方，承销团成为市场的另一方，改变了当时的行政摊派，国债发行向市场化迈出了第一步。
这件事在国际上反响都非常好。当时国外都以为我们改革停滞了，没想到我们又有这么大的金融改革步伐，我记得当时《参考消息》用了很大篇幅摘录各国对此事的评价，《华尔街日报》称这是“1989年以来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联办”后来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件。但这件事情比较有戏剧性，几起几伏，中间我还悲愤地写了个文章，其中有两句：“我们今年失败了，但是我们一定会成功的，还得继续努力。”
“联办”成立初期的部分珍贵文件。
1988年9月底以后，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康华发展总公司和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四家发起，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专题讨论和研究了在北京成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可能性和具体实施步骤。参加会议的单位还包括财政部、国家计委、国有资产管理局、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其他金融投资机构。
四家发起公司会同社会上部分金融和法律专业人才，如海外回国的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在松散形式下组成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联办”前身），并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简称“白皮书”，起草人有：宫著铭、周小川、张晓彬、蔡重直、王波明、高西庆、陈大刚、许小胜）和“中国证券体系规划图”等一系列文件，对中国证券业和设立交易所的整体格局提出设想。
在主要文件拟就后，“设计小组”将有关部分呈报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数天内，有关领导同志均对报告作了批示，中央领导提议请姚依林和张劲夫同志主持并听取“设计小组”成员的汇报。
1988年11月9日， 姚依林和张劲夫同志主持了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有关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听取了张晓彬、周小川、王波明、高西庆等建议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建立证券交易所“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要将建立证券交易所作为近两年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要起步早，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
会后，“设计小组”立即着手进行了证券交易所筹备班子的组建工作，为避免引发争议，筹备班子没有直接取名“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办公室”，而是定名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半带政府色彩，半带研究机构性质。
1989年3月15日，“联办”成立签字仪式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创始会员每家出资50万元。签字的九家创始会员公司代表分别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郑敦训、中国对外贸易信托投资公司赵志坚、中国光大集团公司冷林、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宫成喜、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王岐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叔平、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杨咸祥、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贾虹生和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张晓彬。
签字仪式后召开了“联办”第一次成员大会和第一次理事会，会议通过经叔平任“联办”理事长，张晓彬任理事会秘书长，宫著铭为总干事，王波明为副总干事。
“联办”工作规划为：起草证券管理法规；设计审计、财会的统一标准；设计交易所内部交易程序与软件；设计证券市场内外的配套体系；组织培训全国证券专业人员；落实交易所的选地与设置等10项。当时计划在1990年底或1991年初正式运营北京证券交易所。
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无果而终。当年12月5日，“联办”建立的STAQ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开通典礼，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跨地区电脑联网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业内人士认为，两所一网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
1991年4月20日，联办组织的首次国库券市场化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蒙古厅举行。
1991年8月30日，国家科委批准联办承接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股份制和风险投资机制综合改革方案研究设计课题》立项，联办首次以政府合同形式接受政府部门委托。
1991年12月25日，国家人事部批复国家体改委，允许将“联办”挂靠其下。
1992年7月，STAQ系统成为法人股流动试点。
1992年10月，深圳“8·10”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证券委及其监管执行机构中国证监会成立，当年推动联办成立的积极分子刘鸿儒（历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体改委副主任）和傅丰祥（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分任首届证监会正副主席，“联办”中大量人物进入新成立的证监会：王波明任交易司负责人，李青原任国际司负责人，高西庆任法律司负责人，陈大刚担任高级律师，汪建熙任首席会计师。高西庆后在1999年至2003年任证监会副主席，李青原2002年任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任证监会首届研究中心主任。
1992年11月，“联办”推动和设计建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投资基金——发行规模为3亿元的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
1998年4月，国家开始整顿场外非法交易市场，STAQ市场开始萎缩。
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与其办事机构中国证监会合并。
1999年9月9日和10日，STAQ和NET系统因“国庆彩排交通管制”和“检修机器”暂停交易。
……
“联办”现已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集团”），旗下有众多注册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主要板块包括香港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有限公司（ＨＫ２０５），和讯网、联讯证券、联办投资等。其中财讯传媒旗下有《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地产》、《体育画报》、《电脑时空》等刊物。年报显示，财讯传媒2007年营业收入为18650万港元，同比增长88.2%。王波明目前仍担任中心总干事，并任财讯传媒董事会主席、《财经》总编辑、《证券市场周刊》社长；“联办”创始人之一章知方任中心常务干事，并任财讯传媒董事会执行董事、和讯网董事长；“联办”创始人之一王莉任中心常务干事，《财经》编委。（谢闻麒 整理）李青原是贯穿中国资本市场始终的人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就开始研究资本市场，她的论文题目就与资本市场建设有关；1988年在美国做博士论文期间，与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写成《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1989年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处长和“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后历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顾问，高盛（亚洲）国际顾问，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后改名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亲历了中国证券市场十几年的发展，李青原对中国资本市场有着深厚的感情。“联办”的初创岁月，她仍然历历在目。
口述 李青原（原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 2008年6月26日
整理 本报记者 谢闻麒
给“联办”找婆婆
有人说我参与了一件有用的事情，促成了把联办挂靠到体改委。
1988年“联办”成立时，是个民间组织。在当时，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想独立办点什么事是非常难的。大家就想给“联办”找个“婆婆”，也算是有了组织。
这事是怎么成了我的事呢？因为当时我有“双重身份”：“联办”成立时我就是常务干事，还是“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1989年我进入体改委工作，先在国际司，后来调到宏观司任金融处副处长。
我想，这事怎么办呢？
机会很快就来了。由于我第一个专业是英语，又学过经济，到了体改委以后第一个出国任务就是陪贺光辉副主任访问印度，了解印度经济和介绍中国改革。当时体改委主任已经改由李鹏总理兼任，但是日常工作由新上任的贺光辉同志主持。
在出访计划中，原本金融领域只安排了参观银行，但是我知道印度是有资本市场的——孟买交易所，所以我就向领导建议，能不能去参观一下他们的证券市场？我国长时间是计划经济，有些人对证券市场有看法，有些人则不是很了解。我给领导说，金融有一块很重要，就是证券市场，我们要研究要了解。领导很同意，所以后来就增加了这一项。
在飞机上，我就有机会直接给体改委最高领导汇报资本市场怎么怎么重要，它有什么副作用，但是它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中国，又是改革的国家，又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出去抢别人的钱，怎么发展？要么让老百姓高高兴兴地把兜里的钱拿出来搞建设，要么就是把未来的钱现在花——发债，这些都只能通过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才能做到，所以这个市场巨重要。
我又说，现在有一批国外回来的同志，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愿意回来弄证券市场这个事。
贺主任听了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啊，那太可贵了。”
贺主任是老红军，他原来是胡耀邦的秘书，在延安的时候是红小鬼。所以他听到年轻人愿意舍己为国家做事就很激动。我想他年轻时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赶紧说你是不是见一见他们？他说好，回去就听汇报。
体改委领导回到北京后马上就要听汇报，当时“联办”的工作正处在低谷时期，他们听说以后也很激动，哇，两边都很激动。
经过研究之后，体改委领导决定“联办”挂靠在体改委，“联办”就此成为一个挂靠机构，当时的联系人就是我。体改委是个很精干的机构，一共才200多人，专门研究资本市场的基本上就我一个。但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啊？幸亏宏观司当时的领导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于是就和“联办”形成了一种互动：“联办”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推动市场建设的工作，给予体改委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体改委则从整个国家宏观角度出发，在资本市场发展这块，对于应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进行规划和指导。
建立STAQ系统
“联办”成立3个月后，由于环境原因，大家一度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联办”还能不能生存下去，到底还有谁能够支持我们？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咱们把450万分了走人得了——当时有9家理事单位每家出了50万，大家都知道我们有450万。
“联办”有个例会制度，在6月中旬的一次例会上，中创投的张晓彬和另外一个理事专门过来参会，我们就问怎么办，还弄不弄啊？其中一位理事特别坚定，他说，大家一定不要丧失信心，中国改革的历史潮流不是哪天想停就能停的，将来回忆起来，这只会是一个小小的波浪而已。这位理事是学历史的，所以说话很有历史感。
两名理事还说，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就算是其他理事撤出了，我们两家也支持你们到底。这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
他们中间的话我全忘了，就记得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历史潮流，一个是坚定支持。
可是具体做什么呢？怎么做呢？
股票肯定暂时做不成了，当时批判股票是经济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联办”总干事宫著铭建议，我们可以想想债券的事啊。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坐在屋子里干想。我们决定到全国几个主要城市走一圈，看看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状况。此后组织了一个由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还有“联办”等单位参加的联合调研组，建国以后这么多部门参与的金融调研还真没有过。
我们分成几个组，分赴全国。第一站就是沈阳。那时候金杯公司已经实行了股份制，外电报道：在尘土飞扬的小胡同里，新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股票在这里交易。沈阳真冷啊，那时候条件差，高西庆不时腰疼，王波明感冒了，在沈阳连续发烧，回到北京，是救护车开进火车站接走的。
当时大家很玩命，但也了解到了很多情况，比如国债市场。在上海，随便一个修自行车的，摆一牌子“收国债”，就可以收了。还有人跑到农村去收，农村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朝一日会把本金还给你，还有利息。他们觉得这就是一张纸，政府逼着给了一张纸，拿走一百块钱，想着算了，就当支援国家建设吧。有人来收，说反正你那张纸没有用，10块20块就卖给我把，还有的人就拿着一只鸡，给你一只鸡，国库券给我把。还有的城里人拿着麻袋到当地去收。
我们很受触动，要是坐在办公室肯定不知道这些，当时的感觉就是应该马上成立国库券交易市场，一定要把黑市压下去；而且只有有了这个市场，才能够解决发行问题；也只有这个，广大群众才知道这个东西的投资价值。它是有价值的，不是国家给你的一张纸。
具体的流通市场我们回来就做了，实际上是一个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市场发展得非常快，扛麻袋怎么也跑不过打电话，开通了一个星期，黑市价格就下来了。
我们马上报给体改委，领导们也很高兴。其实“联办”做的每一步，大方向都是列入了国家改革的规划。比方说加强国库券的流通性，这是写到国家改革方案中的。具体而言，我会根据“联办”的一些调查研究的情况，给体改委的领导汇报、请示；相关领导在决策过程中会参考“联办”的建议。当时体改委的分管领导刘鸿儒、宏观司司长傅丰祥、副司长许美征都很支持“联办”工作。
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开始的发展策略就是先债券、后股票；先国债、后企业债；先流通市场、后发行市场。择机再去想别的。
险象环生的发布会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库券发行完全依靠行政摊派，我们发下来的工资里，100元现金，就搭着50元国库券，由不得你要不要。就这样基层财政部门日子依然难过——还是有很多国库券发不出去。
1990年，“联办”和财政部尝试了一次国库券承购包销，但是因为部门协调有问题最后还是失败了。
1991年，我们再次准备国库券承购包销。准备了很久，眼看就要成功了，为此特别准备的仪式和新闻发布会也定好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没想到，仪式举办前一星期，有关部门突然通知“联办”，这次国债承销发行又取消了。
我很震惊，在此之前已经失败过一次了，再失败怎么办？我和王波明几个赶紧去找体改委领导。
在去的路上我们讨论，说如果协调不下来怎么办？那时我们想了一招险棋：新闻发布仪式外国记者要来好几十个，所以咱们只能照样开。我说，请柬都发出去了，也来不及收回来了，收回来“联办”的信誉就没了。到那天，记者来了，就宣布活动取消了，然后就地开记者招待会，解释为什么失败了。
我也知道，这样做是太危险了，这样做我也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我还说，如果因此被开除公职，我就去当老师教英文，咱不是为了改革么？王波明说，我就街边摆一摊，修自行车，我会修自行车。另一位同事说不行的话他再去趟国外。玩笑开过了，我又宽慰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事应该有戏。
找到体改委陈锦华主任后，确认了国债承购包销已列入体改委改革规划。如果规划里有，就意味着此项改革是国务院备了案的，不是个别部门的决定。陈主任非常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继续去促成这个事情。于是，他出面去协调。
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巧，领导是经常出差的，也经常开会的，那天我们去，陈主任恰好就在办公室；领导要协调，需要找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同志，他也是经常不在办公室，很难找到他。结果陈锦华一打电话，就那时那刻，王丙乾还正好就在，还就找到他了。王丙乾表示，这事他考虑一晚上，明天早上再给答复。
那一夜大家心情很不平静。
最后，这件事终于在各方努力下促成了，国库券承购包销使得财政部代表政府第一次作为市场的一方，承销团成为市场的另一方，改变了当时的行政摊派，国债发行向市场化迈出了第一步。
这件事在国际上反响都非常好。当时国外都以为我们改革停滞了，没想到我们又有这么大的金融改革步伐，我记得当时《参考消息》用了很大篇幅摘录各国对此事的评价，《华尔街日报》称这是“1989年以来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联办”后来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件。但这件事情比较有戏剧性，几起几伏，中间我还悲愤地写了个文章，其中有两句：“我们今年失败了，但是我们一定会成功的，还得继续努力。”
“联办”成立初期的部分珍贵文件。
1988年9月底以后，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康华发展总公司和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四家发起，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专题讨论和研究了在北京成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可能性和具体实施步骤。参加会议的单位还包括财政部、国家计委、国有资产管理局、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其他金融投资机构。
四家发起公司会同社会上部分金融和法律专业人才，如海外回国的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在松散形式下组成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联办”前身），并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简称“白皮书”，起草人有：宫著铭、周小川、张晓彬、蔡重直、王波明、高西庆、陈大刚、许小胜）和“中国证券体系规划图”等一系列文件，对中国证券业和设立交易所的整体格局提出设想。
在主要文件拟就后，“设计小组”将有关部分呈报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数天内，有关领导同志均对报告作了批示，中央领导提议请姚依林和张劲夫同志主持并听取“设计小组”成员的汇报。
1988年11月9日， 姚依林和张劲夫同志主持了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有关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听取了张晓彬、周小川、王波明、高西庆等建议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建立证券交易所“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要将建立证券交易所作为近两年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要起步早，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
会后，“设计小组”立即着手进行了证券交易所筹备班子的组建工作，为避免引发争议，筹备班子没有直接取名“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办公室”，而是定名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半带政府色彩，半带研究机构性质。
1989年3月15日，“联办”成立签字仪式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创始会员每家出资50万元。签字的九家创始会员公司代表分别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郑敦训、中国对外贸易信托投资公司赵志坚、中国光大集团公司冷林、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宫成喜、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王岐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叔平、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杨咸祥、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贾虹生和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张晓彬。
签字仪式后召开了“联办”第一次成员大会和第一次理事会，会议通过经叔平任“联办”理事长，张晓彬任理事会秘书长，宫著铭为总干事，王波明为副总干事。
“联办”工作规划为：起草证券管理法规；设计审计、财会的统一标准；设计交易所内部交易程序与软件；设计证券市场内外的配套体系；组织培训全国证券专业人员；落实交易所的选地与设置等10项。当时计划在1990年底或1991年初正式运营北京证券交易所。
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无果而终。当年12月5日，“联办”建立的STAQ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开通典礼，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跨地区电脑联网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业内人士认为，两所一网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
1991年4月20日，联办组织的首次国库券市场化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蒙古厅举行。
1991年8月30日，国家科委批准联办承接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股份制和风险投资机制综合改革方案研究设计课题》立项，联办首次以政府合同形式接受政府部门委托。
1991年12月25日，国家人事部批复国家体改委，允许将“联办”挂靠其下。
1992年7月，STAQ系统成为法人股流动试点。
1992年10月，深圳“8·10”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证券委及其监管执行机构中国证监会成立，当年推动联办成立的积极分子刘鸿儒（历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体改委副主任）和傅丰祥（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分任首届证监会正副主席，“联办”中大量人物进入新成立的证监会：王波明任交易司负责人，李青原任国际司负责人，高西庆任法律司负责人，陈大刚担任高级律师，汪建熙任首席会计师。高西庆后在1999年至2003年任证监会副主席，李青原2002年任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任证监会首届研究中心主任。
1992年11月，“联办”推动和设计建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投资基金——发行规模为3亿元的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
1998年4月，国家开始整顿场外非法交易市场，STAQ市场开始萎缩。
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与其办事机构中国证监会合并。
1999年9月9日和10日，STAQ和NET系统因“国庆彩排交通管制”和“检修机器”暂停交易。
……
“联办”现已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集团”），旗下有众多注册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主要板块包括香港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有限公司（ＨＫ２０５），和讯网、联讯证券、联办投资等。其中财讯传媒旗下有《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地产》、《体育画报》、《电脑时空》等刊物。年报显示，财讯传媒2007年营业收入为18650万港元，同比增长88.2%。王波明目前仍担任中心总干事，并任财讯传媒董事会主席、《财经》总编辑、《证券市场周刊》社长；“联办”创始人之一章知方任中心常务干事，并任财讯传媒董事会执行董事、和讯网董事长；“联办”创始人之一王莉任中心常务干事，《财经》编委。（谢闻麒 整理）
这个~~~楼上是不晃错地方啦~~~
照片也不是芙蓉姐姐吧？: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