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常理”看细节，从细节看“常理”－－杨佳当未遭“非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8:43:07
杨佳袭警杀人，连害6命。有人从“常理”推断杨佳必受“非人”折磨与屈辱，否则断不至如此。
此说貌似有理，然大千世界中，性情偏执，好走极端者并不少见，故此说未必就站得住脚。
OK，既然要从“常理”分析，我不妨也从“常理”分析一个细节，从中或可得出杨佳绝未受到什么“非人”的折磨与屈辱。
不知道看官们是否注意到，杨佳在被确认系误抓后，并未离开派出所，而是在派出所的长椅上睡了一宿，一早便搭乘火车离开了上海。
杨佳要是真的在派出所里遭遇了什么“非人”的折磨，他应该满怀极度厌恶，避之唯恐不及，离开这个让他饱受“屈辱”的愤怒之地。但他居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个曾经让他遭遇了“非人”折磨的派出所里睡大觉。
不觉得很奇怪么？
就好比某位兄弟，你一个外乡人来上海，结果让我这个上海人拖到家里揍了一顿，然后你跟我说：大哥，小弟晚上没地方去，让我在你家客厅沙发上对付一宿吧。。。
有兄弟会么？应该不会吧。
那么杨佳这种性情偏激的人会么?
现场录音挺有意思的。从事后的场外调查来看，杨身下的车子是属于一辆三无车。也就是：无税照，无钢印，无软照。
我发现，很多网友提出的问题是，警察凭什么上来就要看别人的软照？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法规上写的是不明确。
非机动车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检验合格、注册登记，并取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牌证后，方准上道路行驶。
这里并没有类似如汽车驾驶执照必须随身携带的硬性规定。个人觉得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自行车在上世纪中期的中国可谓属于大件，要求带软件证明也并非不合情理。但换到本世纪机动车满街奔的年代，谁还会骑辆自行车出门打个酱油还随身携带软照呢？
但即便如此，警察要求看软照还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就算有不合理，也是立法的问题，和执法者本身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好，我们退一步。这里姑且我们认为警察所要求杨出示的自行车证件是软照吧。那么请问，警察为什么独选杨作为检查对象呢？
真相其实很简单，警察在路口例行检查，自然是先目测自行车有无税照。我们知道，税照通常固定在车架后面或者车轮子上。当警察发现杨的车子并无税照之后，拦下他要求其出示自行车证件，有何不妥之处呢？
好，我们再退一步。即便杨个人认为警察是以貌取人而选择了检查他的自行车。可杨作为一个成年人，心里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他身下的车子是辆三无车。无论警察要求他出示税照还是软照，都是合情合理的。
可杨说了什么？上面的记录明明白白的写着。是不是刁民不用多讨论了吧。
杨佳是一心要把事情搞大，甚至向公安部投诉，而且摆明了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为了一辆自行车扣6个小时这么小的事情，还要惊动上面各级领导单位（很显然，公安部的收到杨佳投诉信之后，会转到上海市局，再由上海市局转到区县局），次数一多，领导首先不会去问基层到底是不是有理，首先就会怪下面工作没做好，所以，对于基层来讲，避免把事情弄大，引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其次，所谓赔钱，究竟是“赔偿”还是“补偿”？如果杨佳遭遇了什么殴打折磨，以杨佳表现出的“法律素养”，完全应该在离开派出所之后立即去验伤，并以相关单据作为索赔的凭证。但杨佳提出的3万元，而警方仅提出1500元，一种可能是，杨佳提出的“赔偿”没有凭据和依据，属于漫天要价‘而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上海警方承认确属误会，鉴于杨佳据说是来上海旅游，因此误会导致其行程受挫，扫兴而归，为息事宁人，愿意给予一定的补偿（当然，硬要说“赔偿”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1500元显然是一个在警方看来合理的数字。
至于双方在讨价还价中发生了争吵，也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对警方来说，盘查嫌疑人，是职责所在，即便误抓，打声招呼，也就是了。当事人要求赔偿的，可以商量，但漫天要价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私了”；如果最后谈不拢，自然会诉诸“公事公办”，当事人若无法沟通，随你媒体曝光，法院上诉，到时候公对公地去应对就是。
而于杨佳来说，被误扣在先，导致行程受挫，本想巨额索赔以求出气，但又谈不拢，期间或有争执，更是怨气迭生，最后追根溯源认定一切皆缘起于派出所，以杨佳偏激的性格，作出极端之事并不出乎意外，只不过派出所里没有机会，剩下杨佳认识的上海警方人员就是闸北分局的督察了，于是转而杀向闸北分局。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最多可以拘留48小时
这属于法律给警察的权利
自行车是有硬照的，就挂在车座下面。买了车，去打上钢印，领了硬照，软照。软照放家里，硬照挂车上。后来还有一年交一次税，那个小税牌，大多数人就挂在钥匙圈上。估计这辆车没有硬照，所以被警察盯上了。再一看，连钢印都磨没了，没说的，脏车。不扣他扣谁。一般脏车要磨去钢印，免得警察按钢印追查原主。连钢印都磨，硬照估计早就卸了。
另外，杨的事情出来以后，网上看到几个关于自行车与上海警察不得不说之故事的。无一例外的无牌无钢印。无一例外的抱怨上海警察刁钻，无一例外的认为自己很无辜。（某个叙述人似乎还是在上海读书的大学生，并详细描写了买脏车的过程。）
某个回帖因此做了个对联。大意是：买脏车出行，骂警察刁钻。横批：无理走遍天下（上联记不清了，可能有错。）
虽然杨的长相次了点，但从上述例子来看，只怕风流倜傥，貌比潘安的高学历，骑无牌无印车也会被查的
有人对“警察”上门很不感冒，认为既然无错，何必上门。其实这是对政府机关，尤其是上海政府机关做事情的风格或者方式不了解
上海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市民百姓，相对而言法制意识都比较强，市民与政府机关发生争执，只要自认（请注意，是“自认”有理的）动辄威胁“曝光”“投诉”，而政府机关也怕麻烦－－比如有的媒体，接到“曝光”后，有严谨点的，会先打个电话核实或者了解一下，听一听解释；而有的媒体，则不管三七二十一，登了再说。对当事的政府机关而言，即便没什么理亏之处，被曝光或者投诉了，还要费心费力地去跟媒体或者上级口头解释，书面报告，搞大了还要挨批评，所以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只要有的商量，尽量协商解决，有些不是太原则性的事情就做“个案”处理了，所谓“会叫的孩子有奶吃”，虽不贴切
所以，上海警方碰到不依不饶，把投诉信写到公安部，一心想把事情搞大的杨佳，登门沟通，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寻求一种“私了”，虽然不能说每家都会这么做，但这种做法，至少放在上海，是不新鲜的杨佳袭警杀人，连害6命。有人从“常理”推断杨佳必受“非人”折磨与屈辱，否则断不至如此。
此说貌似有理，然大千世界中，性情偏执，好走极端者并不少见，故此说未必就站得住脚。
OK，既然要从“常理”分析，我不妨也从“常理”分析一个细节，从中或可得出杨佳绝未受到什么“非人”的折磨与屈辱。
不知道看官们是否注意到，杨佳在被确认系误抓后，并未离开派出所，而是在派出所的长椅上睡了一宿，一早便搭乘火车离开了上海。
杨佳要是真的在派出所里遭遇了什么“非人”的折磨，他应该满怀极度厌恶，避之唯恐不及，离开这个让他饱受“屈辱”的愤怒之地。但他居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个曾经让他遭遇了“非人”折磨的派出所里睡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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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比某位兄弟，你一个外乡人来上海，结果让我这个上海人拖到家里揍了一顿，然后你跟我说：大哥，小弟晚上没地方去，让我在你家客厅沙发上对付一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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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并没有类似如汽车驾驶执照必须随身携带的硬性规定。个人觉得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自行车在上世纪中期的中国可谓属于大件，要求带软件证明也并非不合情理。但换到本世纪机动车满街奔的年代，谁还会骑辆自行车出门打个酱油还随身携带软照呢？
但即便如此，警察要求看软照还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就算有不合理，也是立法的问题，和执法者本身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好，我们退一步。这里姑且我们认为警察所要求杨出示的自行车证件是软照吧。那么请问，警察为什么独选杨作为检查对象呢？
真相其实很简单，警察在路口例行检查，自然是先目测自行车有无税照。我们知道，税照通常固定在车架后面或者车轮子上。当警察发现杨的车子并无税照之后，拦下他要求其出示自行车证件，有何不妥之处呢？
好，我们再退一步。即便杨个人认为警察是以貌取人而选择了检查他的自行车。可杨作为一个成年人，心里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他身下的车子是辆三无车。无论警察要求他出示税照还是软照，都是合情合理的。
可杨说了什么？上面的记录明明白白的写着。是不是刁民不用多讨论了吧。
杨佳是一心要把事情搞大，甚至向公安部投诉，而且摆明了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为了一辆自行车扣6个小时这么小的事情，还要惊动上面各级领导单位（很显然，公安部的收到杨佳投诉信之后，会转到上海市局，再由上海市局转到区县局），次数一多，领导首先不会去问基层到底是不是有理，首先就会怪下面工作没做好，所以，对于基层来讲，避免把事情弄大，引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其次，所谓赔钱，究竟是“赔偿”还是“补偿”？如果杨佳遭遇了什么殴打折磨，以杨佳表现出的“法律素养”，完全应该在离开派出所之后立即去验伤，并以相关单据作为索赔的凭证。但杨佳提出的3万元，而警方仅提出1500元，一种可能是，杨佳提出的“赔偿”没有凭据和依据，属于漫天要价‘而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上海警方承认确属误会，鉴于杨佳据说是来上海旅游，因此误会导致其行程受挫，扫兴而归，为息事宁人，愿意给予一定的补偿（当然，硬要说“赔偿”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1500元显然是一个在警方看来合理的数字。
至于双方在讨价还价中发生了争吵，也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对警方来说，盘查嫌疑人，是职责所在，即便误抓，打声招呼，也就是了。当事人要求赔偿的，可以商量，但漫天要价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私了”；如果最后谈不拢，自然会诉诸“公事公办”，当事人若无法沟通，随你媒体曝光，法院上诉，到时候公对公地去应对就是。
而于杨佳来说，被误扣在先，导致行程受挫，本想巨额索赔以求出气，但又谈不拢，期间或有争执，更是怨气迭生，最后追根溯源认定一切皆缘起于派出所，以杨佳偏激的性格，作出极端之事并不出乎意外，只不过派出所里没有机会，剩下杨佳认识的上海警方人员就是闸北分局的督察了，于是转而杀向闸北分局。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最多可以拘留48小时
这属于法律给警察的权利
自行车是有硬照的，就挂在车座下面。买了车，去打上钢印，领了硬照，软照。软照放家里，硬照挂车上。后来还有一年交一次税，那个小税牌，大多数人就挂在钥匙圈上。估计这辆车没有硬照，所以被警察盯上了。再一看，连钢印都磨没了，没说的，脏车。不扣他扣谁。一般脏车要磨去钢印，免得警察按钢印追查原主。连钢印都磨，硬照估计早就卸了。
另外，杨的事情出来以后，网上看到几个关于自行车与上海警察不得不说之故事的。无一例外的无牌无钢印。无一例外的抱怨上海警察刁钻，无一例外的认为自己很无辜。（某个叙述人似乎还是在上海读书的大学生，并详细描写了买脏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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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杨的长相次了点，但从上述例子来看，只怕风流倜傥，貌比潘安的高学历，骑无牌无印车也会被查的
有人对“警察”上门很不感冒，认为既然无错，何必上门。其实这是对政府机关，尤其是上海政府机关做事情的风格或者方式不了解
上海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市民百姓，相对而言法制意识都比较强，市民与政府机关发生争执，只要自认（请注意，是“自认”有理的）动辄威胁“曝光”“投诉”，而政府机关也怕麻烦－－比如有的媒体，接到“曝光”后，有严谨点的，会先打个电话核实或者了解一下，听一听解释；而有的媒体，则不管三七二十一，登了再说。对当事的政府机关而言，即便没什么理亏之处，被曝光或者投诉了，还要费心费力地去跟媒体或者上级口头解释，书面报告，搞大了还要挨批评，所以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只要有的商量，尽量协商解决，有些不是太原则性的事情就做“个案”处理了，所谓“会叫的孩子有奶吃”，虽不贴切
所以，上海警方碰到不依不饶，把投诉信写到公安部，一心想把事情搞大的杨佳，登门沟通，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寻求一种“私了”，虽然不能说每家都会这么做，但这种做法，至少放在上海，是不新鲜的
此说貌似有理，然大千世界中，性情偏执，好走极端者并不少见，故此说未必就站得住脚。
OK，既然要从“常理”分析，我不妨也从“常理”分析一个细节，从中或可得出杨佳绝未受到什么“非人”的折磨与屈辱。
不知道看官们是否注意到，杨佳在被确认系误抓后，并未离开派出所，而是在派出所的长椅上睡了一宿，一早便搭乘火车离开了上海。
杨佳要是真的在派出所里遭遇了什么“非人”的折磨，他应该满怀极度厌恶，避之唯恐不及，离开这个让他饱受“屈辱”的愤怒之地。但他居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个曾经让他遭遇了“非人”折磨的派出所里睡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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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其实很简单，警察在路口例行检查，自然是先目测自行车有无税照。我们知道，税照通常固定在车架后面或者车轮子上。当警察发现杨的车子并无税照之后，拦下他要求其出示自行车证件，有何不妥之处呢？
好，我们再退一步。即便杨个人认为警察是以貌取人而选择了检查他的自行车。可杨作为一个成年人，心里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他身下的车子是辆三无车。无论警察要求他出示税照还是软照，都是合情合理的。
可杨说了什么？上面的记录明明白白的写着。是不是刁民不用多讨论了吧。
杨佳是一心要把事情搞大，甚至向公安部投诉，而且摆明了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为了一辆自行车扣6个小时这么小的事情，还要惊动上面各级领导单位（很显然，公安部的收到杨佳投诉信之后，会转到上海市局，再由上海市局转到区县局），次数一多，领导首先不会去问基层到底是不是有理，首先就会怪下面工作没做好，所以，对于基层来讲，避免把事情弄大，引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其次，所谓赔钱，究竟是“赔偿”还是“补偿”？如果杨佳遭遇了什么殴打折磨，以杨佳表现出的“法律素养”，完全应该在离开派出所之后立即去验伤，并以相关单据作为索赔的凭证。但杨佳提出的3万元，而警方仅提出1500元，一种可能是，杨佳提出的“赔偿”没有凭据和依据，属于漫天要价‘而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上海警方承认确属误会，鉴于杨佳据说是来上海旅游，因此误会导致其行程受挫，扫兴而归，为息事宁人，愿意给予一定的补偿（当然，硬要说“赔偿”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1500元显然是一个在警方看来合理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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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于杨佳来说，被误扣在先，导致行程受挫，本想巨额索赔以求出气，但又谈不拢，期间或有争执，更是怨气迭生，最后追根溯源认定一切皆缘起于派出所，以杨佳偏激的性格，作出极端之事并不出乎意外，只不过派出所里没有机会，剩下杨佳认识的上海警方人员就是闸北分局的督察了，于是转而杀向闸北分局。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最多可以拘留4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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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杨的事情出来以后，网上看到几个关于自行车与上海警察不得不说之故事的。无一例外的无牌无钢印。无一例外的抱怨上海警察刁钻，无一例外的认为自己很无辜。（某个叙述人似乎还是在上海读书的大学生，并详细描写了买脏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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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海警方碰到不依不饶，把投诉信写到公安部，一心想把事情搞大的杨佳，登门沟通，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寻求一种“私了”，虽然不能说每家都会这么做，但这种做法，至少放在上海，是不新鲜的杨佳袭警杀人，连害6命。有人从“常理”推断杨佳必受“非人”折磨与屈辱，否则断不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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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看官们是否注意到，杨佳在被确认系误抓后，并未离开派出所，而是在派出所的长椅上睡了一宿，一早便搭乘火车离开了上海。
杨佳要是真的在派出所里遭遇了什么“非人”的折磨，他应该满怀极度厌恶，避之唯恐不及，离开这个让他饱受“屈辱”的愤怒之地。但他居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个曾经让他遭遇了“非人”折磨的派出所里睡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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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其实很简单，警察在路口例行检查，自然是先目测自行车有无税照。我们知道，税照通常固定在车架后面或者车轮子上。当警察发现杨的车子并无税照之后，拦下他要求其出示自行车证件，有何不妥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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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杨说了什么？上面的记录明明白白的写着。是不是刁民不用多讨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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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所谓赔钱，究竟是“赔偿”还是“补偿”？如果杨佳遭遇了什么殴打折磨，以杨佳表现出的“法律素养”，完全应该在离开派出所之后立即去验伤，并以相关单据作为索赔的凭证。但杨佳提出的3万元，而警方仅提出1500元，一种可能是，杨佳提出的“赔偿”没有凭据和依据，属于漫天要价‘而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上海警方承认确属误会，鉴于杨佳据说是来上海旅游，因此误会导致其行程受挫，扫兴而归，为息事宁人，愿意给予一定的补偿（当然，硬要说“赔偿”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1500元显然是一个在警方看来合理的数字。
至于双方在讨价还价中发生了争吵，也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对警方来说，盘查嫌疑人，是职责所在，即便误抓，打声招呼，也就是了。当事人要求赔偿的，可以商量，但漫天要价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私了”；如果最后谈不拢，自然会诉诸“公事公办”，当事人若无法沟通，随你媒体曝光，法院上诉，到时候公对公地去应对就是。
而于杨佳来说，被误扣在先，导致行程受挫，本想巨额索赔以求出气，但又谈不拢，期间或有争执，更是怨气迭生，最后追根溯源认定一切皆缘起于派出所，以杨佳偏激的性格，作出极端之事并不出乎意外，只不过派出所里没有机会，剩下杨佳认识的上海警方人员就是闸北分局的督察了，于是转而杀向闸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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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是有硬照的，就挂在车座下面。买了车，去打上钢印，领了硬照，软照。软照放家里，硬照挂车上。后来还有一年交一次税，那个小税牌，大多数人就挂在钥匙圈上。估计这辆车没有硬照，所以被警察盯上了。再一看，连钢印都磨没了，没说的，脏车。不扣他扣谁。一般脏车要磨去钢印，免得警察按钢印追查原主。连钢印都磨，硬照估计早就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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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警察”上门很不感冒，认为既然无错，何必上门。其实这是对政府机关，尤其是上海政府机关做事情的风格或者方式不了解
上海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市民百姓，相对而言法制意识都比较强，市民与政府机关发生争执，只要自认（请注意，是“自认”有理的）动辄威胁“曝光”“投诉”，而政府机关也怕麻烦－－比如有的媒体，接到“曝光”后，有严谨点的，会先打个电话核实或者了解一下，听一听解释；而有的媒体，则不管三七二十一，登了再说。对当事的政府机关而言，即便没什么理亏之处，被曝光或者投诉了，还要费心费力地去跟媒体或者上级口头解释，书面报告，搞大了还要挨批评，所以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只要有的商量，尽量协商解决，有些不是太原则性的事情就做“个案”处理了，所谓“会叫的孩子有奶吃”，虽不贴切
所以，上海警方碰到不依不饶，把投诉信写到公安部，一心想把事情搞大的杨佳，登门沟通，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寻求一种“私了”，虽然不能说每家都会这么做，但这种做法，至少放在上海，是不新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