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抗击癌症，中国几乎全面溃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2:53:25
2008年07月10日 09:09中国西部网
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揭示残酷现实:
●中国人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增长八成以上
●每四到五人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肺癌取代肝癌高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首位
●癌症高发折射环境恶化与烟控不力
●城市和农村癌症死因差异凸显城乡差别之痛
●过多资源用于中晚期患者治疗而忽视了预防
癌症在中国城市已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
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农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这实际上是政府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中，与公众健康发生激烈冲突的不仅是烟草业，更有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产业力量
《财经》记者 李虎军(财经杂志网站供稿)
在过去数年中，艾滋病、SARS、禽流感乃至最新的手足口病等传染性疾病，都对中国公共卫生领域构成巨大挑战。
然而，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以恶性肿瘤（癌症）、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等为代表的慢性病（或者说非传染性疾病），却正在成为更主要的长期威胁。今年5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最新公布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非传染性疾病正在成为人类最为致命的“杀手”。
其中，癌症位列首位。
2004年，全球有740万人死于癌症。中国的情况则更为严峻。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八成以上；目前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中国每年死于癌症的总人口，接近200万人。
诚然，癌症患者数字的增长，与中国人均寿命的提高不无关系，因为衰老经常意味着癌症的高发。但仅仅是年龄结构的变化似乎远不足以解释癌症如此高发。实际上，生活方式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等多种致癌因素，都已经在这场悲剧性大幕背后隐约浮现。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实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烟草消费国和生产国，与吸烟存在很大关联的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稳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在淮河流域等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癌症村”星罗棋布，官方最新的调查也证实，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淮河流域地区的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呈现出“梯度上升趋势”。
目前，彻底攻克癌症在科学上仍遥不可及。从国际经验来看，控制这一疾病肆虐的根本出路，在于预防。可惜长期以来，中国有限的癌症控制资源大多被用于中晚期患者的治疗；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癌症防治工作，就更为薄弱。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中国的公共卫生政策正在发生一些积极变化。卫生部2003年底颁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年-201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预防为主”和“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从2005年起，卫生部启动了中央转移支付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今年每个省份都将至少拥有一个试点。
此外，国家癌症中心也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即将挂牌成立，有望在今后癌症防控中扮演核心角色。
不过，中国的癌症防控力度还无法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相比。要彻底扭转癌症增长态势，无论是从体制上还是从国家意志上，中国才刚刚站在新的起点上。
——编者
上篇 癌症大国
人口老龄化、吸烟、环境污染以及城乡差异等多重因素，都是中国不断攀升的癌症死亡率的“贡献者”
身边的癌症
癌症在中国城市已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
“今年上半年，我已经参加了三个朋友的葬礼了。两个死于胃癌，一个死于肺癌。年龄最大的只有37岁。”就职于北京市建国门外一家美资企业的刘女士告诉《财经》记者。“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容易得癌症么？”她感慨叹息。
刘女士所讲述的，折射出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癌症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两个多月前，中国卫生部就曾经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癌症死亡的“红色警报”，可是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今年4月29日，正值安徽阜阳等地爆发手足口病疫情期间，卫生部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以癌症（恶性肿瘤）为重点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主要情况。从这次全国死因调查中，或许可以追寻到这个幽灵肆虐的些许踪迹。
自2006年6月起，卫生部和科技部开始联合组织了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抽样调查。
此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曾先后开展过两次以癌症为重点的居民死亡原因调查。通过前两次调查，中国已经基本摸清了当时城乡居民的死亡率水平及主要原因，尤其是癌症的流行规律和分布特征等。但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等官员和专家看来，过去十多年里，很多居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沧桑巨变，人们的健康行为和疾病模式也随之而变，启动新的全国性调查已经迫在眉睫。
通过采集全国160个市县2004年和2005年的居民死亡数据，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癌症的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一百三十六，即平均每10万人中，每年就有约136人死于癌症。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74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108人。
根据这一统计，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恶性肿瘤）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八成以上。在城市，癌症已经占到死亡总数的25％；在农村，这一数字为21％；换句话说，平均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目前，癌症在中国城市已经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仅次于脑血管病）。此次全国死因调查技术执行组组长、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饶克勤主任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鉴于癌症更难控制，估计今后数年内，癌症也很可能取代脑血管病，同样成为农村居民第一位死因。
肺癌“元凶”
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为什么癌症在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会不断上升？这或许是公众最想知道答案的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癌症的增加，在部分程度上也是人均寿命增加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从医学上来说，这并不难理解——随着人体的衰老，细胞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会下降，这就为癌变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有研究表明，约六成的癌症发生在65岁以上人口中（参见本期“认识癌症”） 。
200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首次突破了1亿人大关，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了7.6％。而在1982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5％。
不过，依据同一标准的人口年龄构成计算出“标准化死亡率”，就可以消除人口老龄化对癌症发病率带来的影响。经过这样的调整，目前中国居民的标准化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九十一，与30年前相比，仍然增长了两成以上。
这就意味着，“老龄化时代”并不是癌症增长的惟一答案。
这一点，在一些特定癌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死亡率增长最为显著的肺癌为例，30年间上升了465％；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上升了261％之多！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稳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肺癌死亡的高峰远远没有到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告诉《财经》记者，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肯定还会大幅度增加。
肺癌的发生与烟草消费有直接关联，这一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等国家的健康界就得到了公认。全球范围内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八成以上的肺癌都是由吸烟引起的。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数字也显示，所有的吸烟者中，有半数最终都死于与烟草直接有关的肺癌等疾病。
在中国这个全世界第一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有3.5亿烟民。此外，还有至少5亿人，在遭受“瘾君子”吞云吐雾制造的二手烟毒害。更为严重的是，今年5月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显示，青少年吸烟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全国仅13岁到18岁的烟民就有约1500万人。加上近4000万尝试吸烟者，这些使得中国的“禁烟运动”格外任重道远。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主任彼得伯耶尔(Peter Boyle)博士也提醒说，中国在吸烟问题上，“正在重走美国40多年前的老路”。
早在1950年，美国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这个吸烟流行高峰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烟草侵蚀人体需要长期积累，肺癌等吸烟相关疾病的死亡高峰，通常出现在吸烟流行高峰二三十年之后。因此，1950年，在35岁至69岁这个年龄段死亡的美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约占12％；而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33％。
中国则在1992年达到成年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的量，整个烟草消费高峰期至今仍在延续。而在1990年死亡的35岁至69岁中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比例为12％。如果以美国为镜鉴，不难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也可能会跃升至33％。
“这意味着，在这个年龄段死亡的每三位中国男性，就会有一位死于吸烟。”伯耶尔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这种判断，实际上也已经得到了公共健康界的认同。世界卫生组织就曾预计，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环境杀手
大气污染、不洁净的饮用水等环境因素，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影响癌症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吸烟。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告诉《财经》记者，饮食不合理是仅次于吸烟的癌症发生诱因。
他举例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西方化”趋势，城市和富裕农村中的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也是导致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等癌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一些癌症，还与性行为和生育习惯等有关。例如，如今女性的平均初潮年龄大为提前，生育年龄则大为推迟，而大量雌激素的分泌会促使乳腺增生，增加乳腺癌的风险。过去30年中，中国女性的乳腺癌死亡率几乎翻了一倍，其增长速度仅次于肺癌。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增长了三成多。
除了不良生活方式，环境污染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癌症的忧虑。今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肿瘤学进展学术峰会上，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生存环境却在进一步恶化。”
以肺癌为例，除了抽烟，其高发态势与中国普遍存在的空气污染不无关系。2007年，世界银行在《中国环境污染损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报告中明确指出，空气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是导致肺癌等肺部疾病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除了肺癌，这份报告还显示，中国农村地区胃癌和肝癌等消化系统癌症的死亡率，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医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消化系统癌症的诱因与不安全、不清洁的饮用水有关。
近年来，媒体上不时可以见到有关“癌症村”的报道。在地表水以及浅层地下水普遍污染的淮河流域，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负责人霍岱珊对《财经》记者坦言，从他过去多年的实地考察来看，“‘癌症村’大多都分布在V类或者劣V类水流行的地区，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 根据地表水分类标准，水质最好的为I类水，最差的为劣V类；V类或者劣V类，都是属于污染严重、基本无利用价值的水体。
或许是注意到公众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已经完成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卫生部特地增加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西省乐平市等13个媒体报道过的癌症高发地区作为被调查地区。结果发现，其中的四个地区，即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河南省浚县、河南省沈丘县和湖北省应城市的癌症死亡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在这四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癌症主要集中在食道癌、胃癌、肝癌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肿瘤。
当然，并不是这些地区癌症整体水平都高，而是某些村落中存在聚集性。“这和一些媒体的报道是相符的。”他表示。
此外，职业环境污染也是可能导致癌症的一个因素。例如，科学家对云南个旧锡矿的多年研究发现，矿井中高浓度的放射性气体氡、氡的衰变分解的产物氡子体，以及含砷矿尘等，导致锡矿工人肺癌高发。世界卫生组织也曾发布报告称，全球每年至少有20万人死于与工作环境有关的癌症。
城乡差异之痛
农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这实际上是政府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
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城乡“鸿沟”仍然隐约浮现。
在中国城市居民的癌症死因中，肺癌占据了首要位置。农村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肝癌是最主要的癌症死因，胃癌、食管癌和子宫颈癌的死亡率也高于城市。
这种区分，或许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差异性不无关系。
在城市，空气污染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北京为例，超过300万辆机动车，使得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刻在经受巨大考验；加上居民普遍有着很强的烟草消费能力，肺癌成为“主角”也就很容易理解。
在农村，肝癌却取而代之。
中国一度拥有上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这直接影响到乙肝乃至肝癌的发病率。接种乙肝疫苗，是国际上公认的预防乙肝乃至肝癌的有效措施，但遗憾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乙肝疫苗就已经研制成功，中国却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才将其纳入全民免疫计划。
1992年，中国开始推广乙肝疫苗接种。不过，这种接种并不是免费的，需要由单位和家庭支付费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儿童，接种率仍然比较低。
卫生部今年4月21日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清晰地显示，就乙肝疫苗接种率而言，城市高于农村，东部高于西部。
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室主任乔友林教授看来，农村肝癌的高发，实际上就是政府在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农村免疫的滞后状况，其已经和正在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
此外，农村地区的饮用水等环境卫生状况普遍不如城市。在中国，即使保守估计，农村也仍然有大约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有些省份，虽然已经在农村推广了自来水，但水处理能力的简陋甚至缺乏，使得水质依旧无法得到保证。这些都使得中国农村地区的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地区。
除了上述因素，在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不仅缺乏癌症防控的基本知识，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来应对癌症的威胁。一旦发现癌症，动辄数万元高昂的癌症治疗费用，对这些农民家庭来说又几乎是天文数字；一些人干脆选择放弃治疗，在无奈中等待死亡。
“与其选择治疗，把全家都拖死，倒不如干脆听天由命，给整个家一个活路。”这种悲怆、宿命式的所谓“理性选择”，构成了广大农村地区的不少普通人面对癌症时最令人不忍卒视的现实图景。■2008年07月10日 09:09中国西部网
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揭示残酷现实:
●中国人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增长八成以上
●每四到五人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肺癌取代肝癌高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首位
●癌症高发折射环境恶化与烟控不力
●城市和农村癌症死因差异凸显城乡差别之痛
●过多资源用于中晚期患者治疗而忽视了预防
癌症在中国城市已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
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农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这实际上是政府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中，与公众健康发生激烈冲突的不仅是烟草业，更有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产业力量
《财经》记者 李虎军(财经杂志网站供稿)
在过去数年中，艾滋病、SARS、禽流感乃至最新的手足口病等传染性疾病，都对中国公共卫生领域构成巨大挑战。
然而，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以恶性肿瘤（癌症）、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等为代表的慢性病（或者说非传染性疾病），却正在成为更主要的长期威胁。今年5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最新公布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非传染性疾病正在成为人类最为致命的“杀手”。
其中，癌症位列首位。
2004年，全球有740万人死于癌症。中国的情况则更为严峻。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八成以上；目前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中国每年死于癌症的总人口，接近200万人。
诚然，癌症患者数字的增长，与中国人均寿命的提高不无关系，因为衰老经常意味着癌症的高发。但仅仅是年龄结构的变化似乎远不足以解释癌症如此高发。实际上，生活方式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等多种致癌因素，都已经在这场悲剧性大幕背后隐约浮现。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实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烟草消费国和生产国，与吸烟存在很大关联的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稳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在淮河流域等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癌症村”星罗棋布，官方最新的调查也证实，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淮河流域地区的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呈现出“梯度上升趋势”。
目前，彻底攻克癌症在科学上仍遥不可及。从国际经验来看，控制这一疾病肆虐的根本出路，在于预防。可惜长期以来，中国有限的癌症控制资源大多被用于中晚期患者的治疗；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癌症防治工作，就更为薄弱。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中国的公共卫生政策正在发生一些积极变化。卫生部2003年底颁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年-201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预防为主”和“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从2005年起，卫生部启动了中央转移支付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今年每个省份都将至少拥有一个试点。
此外，国家癌症中心也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即将挂牌成立，有望在今后癌症防控中扮演核心角色。
不过，中国的癌症防控力度还无法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相比。要彻底扭转癌症增长态势，无论是从体制上还是从国家意志上，中国才刚刚站在新的起点上。
——编者
上篇 癌症大国
人口老龄化、吸烟、环境污染以及城乡差异等多重因素，都是中国不断攀升的癌症死亡率的“贡献者”
身边的癌症
癌症在中国城市已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
“今年上半年，我已经参加了三个朋友的葬礼了。两个死于胃癌，一个死于肺癌。年龄最大的只有37岁。”就职于北京市建国门外一家美资企业的刘女士告诉《财经》记者。“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容易得癌症么？”她感慨叹息。
刘女士所讲述的，折射出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癌症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两个多月前，中国卫生部就曾经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癌症死亡的“红色警报”，可是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今年4月29日，正值安徽阜阳等地爆发手足口病疫情期间，卫生部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以癌症（恶性肿瘤）为重点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主要情况。从这次全国死因调查中，或许可以追寻到这个幽灵肆虐的些许踪迹。
自2006年6月起，卫生部和科技部开始联合组织了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抽样调查。
此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曾先后开展过两次以癌症为重点的居民死亡原因调查。通过前两次调查，中国已经基本摸清了当时城乡居民的死亡率水平及主要原因，尤其是癌症的流行规律和分布特征等。但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等官员和专家看来，过去十多年里，很多居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沧桑巨变，人们的健康行为和疾病模式也随之而变，启动新的全国性调查已经迫在眉睫。
通过采集全国160个市县2004年和2005年的居民死亡数据，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癌症的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一百三十六，即平均每10万人中，每年就有约136人死于癌症。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74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108人。
根据这一统计，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恶性肿瘤）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八成以上。在城市，癌症已经占到死亡总数的25％；在农村，这一数字为21％；换句话说，平均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目前，癌症在中国城市已经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仅次于脑血管病）。此次全国死因调查技术执行组组长、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饶克勤主任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鉴于癌症更难控制，估计今后数年内，癌症也很可能取代脑血管病，同样成为农村居民第一位死因。
肺癌“元凶”
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为什么癌症在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会不断上升？这或许是公众最想知道答案的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癌症的增加，在部分程度上也是人均寿命增加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从医学上来说，这并不难理解——随着人体的衰老，细胞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会下降，这就为癌变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有研究表明，约六成的癌症发生在65岁以上人口中（参见本期“认识癌症”） 。
200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首次突破了1亿人大关，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了7.6％。而在1982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5％。
不过，依据同一标准的人口年龄构成计算出“标准化死亡率”，就可以消除人口老龄化对癌症发病率带来的影响。经过这样的调整，目前中国居民的标准化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九十一，与30年前相比，仍然增长了两成以上。
这就意味着，“老龄化时代”并不是癌症增长的惟一答案。
这一点，在一些特定癌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死亡率增长最为显著的肺癌为例，30年间上升了465％；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上升了261％之多！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稳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肺癌死亡的高峰远远没有到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告诉《财经》记者，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肯定还会大幅度增加。
肺癌的发生与烟草消费有直接关联，这一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等国家的健康界就得到了公认。全球范围内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八成以上的肺癌都是由吸烟引起的。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数字也显示，所有的吸烟者中，有半数最终都死于与烟草直接有关的肺癌等疾病。
在中国这个全世界第一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有3.5亿烟民。此外，还有至少5亿人，在遭受“瘾君子”吞云吐雾制造的二手烟毒害。更为严重的是，今年5月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显示，青少年吸烟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全国仅13岁到18岁的烟民就有约1500万人。加上近4000万尝试吸烟者，这些使得中国的“禁烟运动”格外任重道远。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主任彼得伯耶尔(Peter Boyle)博士也提醒说，中国在吸烟问题上，“正在重走美国40多年前的老路”。
早在1950年，美国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这个吸烟流行高峰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烟草侵蚀人体需要长期积累，肺癌等吸烟相关疾病的死亡高峰，通常出现在吸烟流行高峰二三十年之后。因此，1950年，在35岁至69岁这个年龄段死亡的美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约占12％；而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33％。
中国则在1992年达到成年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的量，整个烟草消费高峰期至今仍在延续。而在1990年死亡的35岁至69岁中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比例为12％。如果以美国为镜鉴，不难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也可能会跃升至33％。
“这意味着，在这个年龄段死亡的每三位中国男性，就会有一位死于吸烟。”伯耶尔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这种判断，实际上也已经得到了公共健康界的认同。世界卫生组织就曾预计，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环境杀手
大气污染、不洁净的饮用水等环境因素，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影响癌症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吸烟。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告诉《财经》记者，饮食不合理是仅次于吸烟的癌症发生诱因。
他举例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西方化”趋势，城市和富裕农村中的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也是导致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等癌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一些癌症，还与性行为和生育习惯等有关。例如，如今女性的平均初潮年龄大为提前，生育年龄则大为推迟，而大量雌激素的分泌会促使乳腺增生，增加乳腺癌的风险。过去30年中，中国女性的乳腺癌死亡率几乎翻了一倍，其增长速度仅次于肺癌。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增长了三成多。
除了不良生活方式，环境污染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癌症的忧虑。今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肿瘤学进展学术峰会上，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生存环境却在进一步恶化。”
以肺癌为例，除了抽烟，其高发态势与中国普遍存在的空气污染不无关系。2007年，世界银行在《中国环境污染损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报告中明确指出，空气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是导致肺癌等肺部疾病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除了肺癌，这份报告还显示，中国农村地区胃癌和肝癌等消化系统癌症的死亡率，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医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消化系统癌症的诱因与不安全、不清洁的饮用水有关。
近年来，媒体上不时可以见到有关“癌症村”的报道。在地表水以及浅层地下水普遍污染的淮河流域，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负责人霍岱珊对《财经》记者坦言，从他过去多年的实地考察来看，“‘癌症村’大多都分布在V类或者劣V类水流行的地区，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 根据地表水分类标准，水质最好的为I类水，最差的为劣V类；V类或者劣V类，都是属于污染严重、基本无利用价值的水体。
或许是注意到公众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已经完成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卫生部特地增加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西省乐平市等13个媒体报道过的癌症高发地区作为被调查地区。结果发现，其中的四个地区，即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河南省浚县、河南省沈丘县和湖北省应城市的癌症死亡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在这四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癌症主要集中在食道癌、胃癌、肝癌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肿瘤。
当然，并不是这些地区癌症整体水平都高，而是某些村落中存在聚集性。“这和一些媒体的报道是相符的。”他表示。
此外，职业环境污染也是可能导致癌症的一个因素。例如，科学家对云南个旧锡矿的多年研究发现，矿井中高浓度的放射性气体氡、氡的衰变分解的产物氡子体，以及含砷矿尘等，导致锡矿工人肺癌高发。世界卫生组织也曾发布报告称，全球每年至少有20万人死于与工作环境有关的癌症。
城乡差异之痛
农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这实际上是政府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
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城乡“鸿沟”仍然隐约浮现。
在中国城市居民的癌症死因中，肺癌占据了首要位置。农村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肝癌是最主要的癌症死因，胃癌、食管癌和子宫颈癌的死亡率也高于城市。
这种区分，或许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差异性不无关系。
在城市，空气污染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北京为例，超过300万辆机动车，使得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刻在经受巨大考验；加上居民普遍有着很强的烟草消费能力，肺癌成为“主角”也就很容易理解。
在农村，肝癌却取而代之。
中国一度拥有上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这直接影响到乙肝乃至肝癌的发病率。接种乙肝疫苗，是国际上公认的预防乙肝乃至肝癌的有效措施，但遗憾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乙肝疫苗就已经研制成功，中国却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才将其纳入全民免疫计划。
1992年，中国开始推广乙肝疫苗接种。不过，这种接种并不是免费的，需要由单位和家庭支付费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儿童，接种率仍然比较低。
卫生部今年4月21日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清晰地显示，就乙肝疫苗接种率而言，城市高于农村，东部高于西部。
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室主任乔友林教授看来，农村肝癌的高发，实际上就是政府在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农村免疫的滞后状况，其已经和正在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
此外，农村地区的饮用水等环境卫生状况普遍不如城市。在中国，即使保守估计，农村也仍然有大约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有些省份，虽然已经在农村推广了自来水，但水处理能力的简陋甚至缺乏，使得水质依旧无法得到保证。这些都使得中国农村地区的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地区。
除了上述因素，在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不仅缺乏癌症防控的基本知识，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来应对癌症的威胁。一旦发现癌症，动辄数万元高昂的癌症治疗费用，对这些农民家庭来说又几乎是天文数字；一些人干脆选择放弃治疗，在无奈中等待死亡。
“与其选择治疗，把全家都拖死，倒不如干脆听天由命，给整个家一个活路。”这种悲怆、宿命式的所谓“理性选择”，构成了广大农村地区的不少普通人面对癌症时最令人不忍卒视的现实图景。■
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揭示残酷现实:
●中国人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增长八成以上
●每四到五人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肺癌取代肝癌高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首位
●癌症高发折射环境恶化与烟控不力
●城市和农村癌症死因差异凸显城乡差别之痛
●过多资源用于中晚期患者治疗而忽视了预防
癌症在中国城市已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
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农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这实际上是政府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中，与公众健康发生激烈冲突的不仅是烟草业，更有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产业力量
《财经》记者 李虎军(财经杂志网站供稿)
在过去数年中，艾滋病、SARS、禽流感乃至最新的手足口病等传染性疾病，都对中国公共卫生领域构成巨大挑战。
然而，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以恶性肿瘤（癌症）、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等为代表的慢性病（或者说非传染性疾病），却正在成为更主要的长期威胁。今年5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最新公布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非传染性疾病正在成为人类最为致命的“杀手”。
其中，癌症位列首位。
2004年，全球有740万人死于癌症。中国的情况则更为严峻。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八成以上；目前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中国每年死于癌症的总人口，接近200万人。
诚然，癌症患者数字的增长，与中国人均寿命的提高不无关系，因为衰老经常意味着癌症的高发。但仅仅是年龄结构的变化似乎远不足以解释癌症如此高发。实际上，生活方式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等多种致癌因素，都已经在这场悲剧性大幕背后隐约浮现。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实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烟草消费国和生产国，与吸烟存在很大关联的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稳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在淮河流域等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癌症村”星罗棋布，官方最新的调查也证实，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淮河流域地区的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呈现出“梯度上升趋势”。
目前，彻底攻克癌症在科学上仍遥不可及。从国际经验来看，控制这一疾病肆虐的根本出路，在于预防。可惜长期以来，中国有限的癌症控制资源大多被用于中晚期患者的治疗；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癌症防治工作，就更为薄弱。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中国的公共卫生政策正在发生一些积极变化。卫生部2003年底颁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年-201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预防为主”和“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从2005年起，卫生部启动了中央转移支付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今年每个省份都将至少拥有一个试点。
此外，国家癌症中心也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即将挂牌成立，有望在今后癌症防控中扮演核心角色。
不过，中国的癌症防控力度还无法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相比。要彻底扭转癌症增长态势，无论是从体制上还是从国家意志上，中国才刚刚站在新的起点上。
——编者
上篇 癌症大国
人口老龄化、吸烟、环境污染以及城乡差异等多重因素，都是中国不断攀升的癌症死亡率的“贡献者”
身边的癌症
癌症在中国城市已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
“今年上半年，我已经参加了三个朋友的葬礼了。两个死于胃癌，一个死于肺癌。年龄最大的只有37岁。”就职于北京市建国门外一家美资企业的刘女士告诉《财经》记者。“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容易得癌症么？”她感慨叹息。
刘女士所讲述的，折射出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癌症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两个多月前，中国卫生部就曾经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癌症死亡的“红色警报”，可是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今年4月29日，正值安徽阜阳等地爆发手足口病疫情期间，卫生部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以癌症（恶性肿瘤）为重点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主要情况。从这次全国死因调查中，或许可以追寻到这个幽灵肆虐的些许踪迹。
自2006年6月起，卫生部和科技部开始联合组织了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抽样调查。
此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曾先后开展过两次以癌症为重点的居民死亡原因调查。通过前两次调查，中国已经基本摸清了当时城乡居民的死亡率水平及主要原因，尤其是癌症的流行规律和分布特征等。但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等官员和专家看来，过去十多年里，很多居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沧桑巨变，人们的健康行为和疾病模式也随之而变，启动新的全国性调查已经迫在眉睫。
通过采集全国160个市县2004年和2005年的居民死亡数据，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癌症的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一百三十六，即平均每10万人中，每年就有约136人死于癌症。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74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108人。
根据这一统计，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恶性肿瘤）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八成以上。在城市，癌症已经占到死亡总数的25％；在农村，这一数字为21％；换句话说，平均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目前，癌症在中国城市已经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仅次于脑血管病）。此次全国死因调查技术执行组组长、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饶克勤主任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鉴于癌症更难控制，估计今后数年内，癌症也很可能取代脑血管病，同样成为农村居民第一位死因。
肺癌“元凶”
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为什么癌症在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会不断上升？这或许是公众最想知道答案的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癌症的增加，在部分程度上也是人均寿命增加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从医学上来说，这并不难理解——随着人体的衰老，细胞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会下降，这就为癌变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有研究表明，约六成的癌症发生在65岁以上人口中（参见本期“认识癌症”） 。
200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首次突破了1亿人大关，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了7.6％。而在1982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5％。
不过，依据同一标准的人口年龄构成计算出“标准化死亡率”，就可以消除人口老龄化对癌症发病率带来的影响。经过这样的调整，目前中国居民的标准化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九十一，与30年前相比，仍然增长了两成以上。
这就意味着，“老龄化时代”并不是癌症增长的惟一答案。
这一点，在一些特定癌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死亡率增长最为显著的肺癌为例，30年间上升了465％；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上升了261％之多！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稳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肺癌死亡的高峰远远没有到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告诉《财经》记者，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肯定还会大幅度增加。
肺癌的发生与烟草消费有直接关联，这一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等国家的健康界就得到了公认。全球范围内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八成以上的肺癌都是由吸烟引起的。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数字也显示，所有的吸烟者中，有半数最终都死于与烟草直接有关的肺癌等疾病。
在中国这个全世界第一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有3.5亿烟民。此外，还有至少5亿人，在遭受“瘾君子”吞云吐雾制造的二手烟毒害。更为严重的是，今年5月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显示，青少年吸烟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全国仅13岁到18岁的烟民就有约1500万人。加上近4000万尝试吸烟者，这些使得中国的“禁烟运动”格外任重道远。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主任彼得伯耶尔(Peter Boyle)博士也提醒说，中国在吸烟问题上，“正在重走美国40多年前的老路”。
早在1950年，美国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这个吸烟流行高峰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烟草侵蚀人体需要长期积累，肺癌等吸烟相关疾病的死亡高峰，通常出现在吸烟流行高峰二三十年之后。因此，1950年，在35岁至69岁这个年龄段死亡的美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约占12％；而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33％。
中国则在1992年达到成年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的量，整个烟草消费高峰期至今仍在延续。而在1990年死亡的35岁至69岁中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比例为12％。如果以美国为镜鉴，不难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也可能会跃升至33％。
“这意味着，在这个年龄段死亡的每三位中国男性，就会有一位死于吸烟。”伯耶尔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这种判断，实际上也已经得到了公共健康界的认同。世界卫生组织就曾预计，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环境杀手
大气污染、不洁净的饮用水等环境因素，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影响癌症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吸烟。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告诉《财经》记者，饮食不合理是仅次于吸烟的癌症发生诱因。
他举例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西方化”趋势，城市和富裕农村中的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也是导致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等癌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一些癌症，还与性行为和生育习惯等有关。例如，如今女性的平均初潮年龄大为提前，生育年龄则大为推迟，而大量雌激素的分泌会促使乳腺增生，增加乳腺癌的风险。过去30年中，中国女性的乳腺癌死亡率几乎翻了一倍，其增长速度仅次于肺癌。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增长了三成多。
除了不良生活方式，环境污染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癌症的忧虑。今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肿瘤学进展学术峰会上，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生存环境却在进一步恶化。”
以肺癌为例，除了抽烟，其高发态势与中国普遍存在的空气污染不无关系。2007年，世界银行在《中国环境污染损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报告中明确指出，空气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是导致肺癌等肺部疾病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除了肺癌，这份报告还显示，中国农村地区胃癌和肝癌等消化系统癌症的死亡率，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医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消化系统癌症的诱因与不安全、不清洁的饮用水有关。
近年来，媒体上不时可以见到有关“癌症村”的报道。在地表水以及浅层地下水普遍污染的淮河流域，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负责人霍岱珊对《财经》记者坦言，从他过去多年的实地考察来看，“‘癌症村’大多都分布在V类或者劣V类水流行的地区，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 根据地表水分类标准，水质最好的为I类水，最差的为劣V类；V类或者劣V类，都是属于污染严重、基本无利用价值的水体。
或许是注意到公众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已经完成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卫生部特地增加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西省乐平市等13个媒体报道过的癌症高发地区作为被调查地区。结果发现，其中的四个地区，即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河南省浚县、河南省沈丘县和湖北省应城市的癌症死亡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在这四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癌症主要集中在食道癌、胃癌、肝癌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肿瘤。
当然，并不是这些地区癌症整体水平都高，而是某些村落中存在聚集性。“这和一些媒体的报道是相符的。”他表示。
此外，职业环境污染也是可能导致癌症的一个因素。例如，科学家对云南个旧锡矿的多年研究发现，矿井中高浓度的放射性气体氡、氡的衰变分解的产物氡子体，以及含砷矿尘等，导致锡矿工人肺癌高发。世界卫生组织也曾发布报告称，全球每年至少有20万人死于与工作环境有关的癌症。
城乡差异之痛
农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这实际上是政府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
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城乡“鸿沟”仍然隐约浮现。
在中国城市居民的癌症死因中，肺癌占据了首要位置。农村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肝癌是最主要的癌症死因，胃癌、食管癌和子宫颈癌的死亡率也高于城市。
这种区分，或许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差异性不无关系。
在城市，空气污染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北京为例，超过300万辆机动车，使得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刻在经受巨大考验；加上居民普遍有着很强的烟草消费能力，肺癌成为“主角”也就很容易理解。
在农村，肝癌却取而代之。
中国一度拥有上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这直接影响到乙肝乃至肝癌的发病率。接种乙肝疫苗，是国际上公认的预防乙肝乃至肝癌的有效措施，但遗憾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乙肝疫苗就已经研制成功，中国却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才将其纳入全民免疫计划。
1992年，中国开始推广乙肝疫苗接种。不过，这种接种并不是免费的，需要由单位和家庭支付费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儿童，接种率仍然比较低。
卫生部今年4月21日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清晰地显示，就乙肝疫苗接种率而言，城市高于农村，东部高于西部。
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室主任乔友林教授看来，农村肝癌的高发，实际上就是政府在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农村免疫的滞后状况，其已经和正在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
此外，农村地区的饮用水等环境卫生状况普遍不如城市。在中国，即使保守估计，农村也仍然有大约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有些省份，虽然已经在农村推广了自来水，但水处理能力的简陋甚至缺乏，使得水质依旧无法得到保证。这些都使得中国农村地区的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地区。
除了上述因素，在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不仅缺乏癌症防控的基本知识，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来应对癌症的威胁。一旦发现癌症，动辄数万元高昂的癌症治疗费用，对这些农民家庭来说又几乎是天文数字；一些人干脆选择放弃治疗，在无奈中等待死亡。
“与其选择治疗，把全家都拖死，倒不如干脆听天由命，给整个家一个活路。”这种悲怆、宿命式的所谓“理性选择”，构成了广大农村地区的不少普通人面对癌症时最令人不忍卒视的现实图景。■2008年07月10日 09:09中国西部网
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揭示残酷现实:
●中国人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增长八成以上
●每四到五人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肺癌取代肝癌高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首位
●癌症高发折射环境恶化与烟控不力
●城市和农村癌症死因差异凸显城乡差别之痛
●过多资源用于中晚期患者治疗而忽视了预防
癌症在中国城市已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
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农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这实际上是政府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中，与公众健康发生激烈冲突的不仅是烟草业，更有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产业力量
《财经》记者 李虎军(财经杂志网站供稿)
在过去数年中，艾滋病、SARS、禽流感乃至最新的手足口病等传染性疾病，都对中国公共卫生领域构成巨大挑战。
然而，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以恶性肿瘤（癌症）、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等为代表的慢性病（或者说非传染性疾病），却正在成为更主要的长期威胁。今年5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最新公布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非传染性疾病正在成为人类最为致命的“杀手”。
其中，癌症位列首位。
2004年，全球有740万人死于癌症。中国的情况则更为严峻。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八成以上；目前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中国每年死于癌症的总人口，接近200万人。
诚然，癌症患者数字的增长，与中国人均寿命的提高不无关系，因为衰老经常意味着癌症的高发。但仅仅是年龄结构的变化似乎远不足以解释癌症如此高发。实际上，生活方式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等多种致癌因素，都已经在这场悲剧性大幕背后隐约浮现。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实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烟草消费国和生产国，与吸烟存在很大关联的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稳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在淮河流域等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癌症村”星罗棋布，官方最新的调查也证实，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淮河流域地区的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呈现出“梯度上升趋势”。
目前，彻底攻克癌症在科学上仍遥不可及。从国际经验来看，控制这一疾病肆虐的根本出路，在于预防。可惜长期以来，中国有限的癌症控制资源大多被用于中晚期患者的治疗；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癌症防治工作，就更为薄弱。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中国的公共卫生政策正在发生一些积极变化。卫生部2003年底颁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年-201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预防为主”和“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从2005年起，卫生部启动了中央转移支付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今年每个省份都将至少拥有一个试点。
此外，国家癌症中心也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即将挂牌成立，有望在今后癌症防控中扮演核心角色。
不过，中国的癌症防控力度还无法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相比。要彻底扭转癌症增长态势，无论是从体制上还是从国家意志上，中国才刚刚站在新的起点上。
——编者
上篇 癌症大国
人口老龄化、吸烟、环境污染以及城乡差异等多重因素，都是中国不断攀升的癌症死亡率的“贡献者”
身边的癌症
癌症在中国城市已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
“今年上半年，我已经参加了三个朋友的葬礼了。两个死于胃癌，一个死于肺癌。年龄最大的只有37岁。”就职于北京市建国门外一家美资企业的刘女士告诉《财经》记者。“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容易得癌症么？”她感慨叹息。
刘女士所讲述的，折射出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癌症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两个多月前，中国卫生部就曾经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癌症死亡的“红色警报”，可是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今年4月29日，正值安徽阜阳等地爆发手足口病疫情期间，卫生部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以癌症（恶性肿瘤）为重点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主要情况。从这次全国死因调查中，或许可以追寻到这个幽灵肆虐的些许踪迹。
自2006年6月起，卫生部和科技部开始联合组织了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抽样调查。
此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曾先后开展过两次以癌症为重点的居民死亡原因调查。通过前两次调查，中国已经基本摸清了当时城乡居民的死亡率水平及主要原因，尤其是癌症的流行规律和分布特征等。但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等官员和专家看来，过去十多年里，很多居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沧桑巨变，人们的健康行为和疾病模式也随之而变，启动新的全国性调查已经迫在眉睫。
通过采集全国160个市县2004年和2005年的居民死亡数据，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癌症的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一百三十六，即平均每10万人中，每年就有约136人死于癌症。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74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108人。
根据这一统计，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恶性肿瘤）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八成以上。在城市，癌症已经占到死亡总数的25％；在农村，这一数字为21％；换句话说，平均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目前，癌症在中国城市已经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仅次于脑血管病）。此次全国死因调查技术执行组组长、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饶克勤主任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鉴于癌症更难控制，估计今后数年内，癌症也很可能取代脑血管病，同样成为农村居民第一位死因。
肺癌“元凶”
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为什么癌症在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会不断上升？这或许是公众最想知道答案的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癌症的增加，在部分程度上也是人均寿命增加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从医学上来说，这并不难理解——随着人体的衰老，细胞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会下降，这就为癌变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有研究表明，约六成的癌症发生在65岁以上人口中（参见本期“认识癌症”） 。
200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首次突破了1亿人大关，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了7.6％。而在1982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5％。
不过，依据同一标准的人口年龄构成计算出“标准化死亡率”，就可以消除人口老龄化对癌症发病率带来的影响。经过这样的调整，目前中国居民的标准化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九十一，与30年前相比，仍然增长了两成以上。
这就意味着，“老龄化时代”并不是癌症增长的惟一答案。
这一点，在一些特定癌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死亡率增长最为显著的肺癌为例，30年间上升了465％；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上升了261％之多！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稳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肺癌死亡的高峰远远没有到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告诉《财经》记者，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肯定还会大幅度增加。
肺癌的发生与烟草消费有直接关联，这一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等国家的健康界就得到了公认。全球范围内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八成以上的肺癌都是由吸烟引起的。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数字也显示，所有的吸烟者中，有半数最终都死于与烟草直接有关的肺癌等疾病。
在中国这个全世界第一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有3.5亿烟民。此外，还有至少5亿人，在遭受“瘾君子”吞云吐雾制造的二手烟毒害。更为严重的是，今年5月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显示，青少年吸烟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全国仅13岁到18岁的烟民就有约1500万人。加上近4000万尝试吸烟者，这些使得中国的“禁烟运动”格外任重道远。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主任彼得伯耶尔(Peter Boyle)博士也提醒说，中国在吸烟问题上，“正在重走美国40多年前的老路”。
早在1950年，美国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这个吸烟流行高峰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烟草侵蚀人体需要长期积累，肺癌等吸烟相关疾病的死亡高峰，通常出现在吸烟流行高峰二三十年之后。因此，1950年，在35岁至69岁这个年龄段死亡的美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约占12％；而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33％。
中国则在1992年达到成年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的量，整个烟草消费高峰期至今仍在延续。而在1990年死亡的35岁至69岁中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比例为12％。如果以美国为镜鉴，不难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也可能会跃升至33％。
“这意味着，在这个年龄段死亡的每三位中国男性，就会有一位死于吸烟。”伯耶尔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这种判断，实际上也已经得到了公共健康界的认同。世界卫生组织就曾预计，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环境杀手
大气污染、不洁净的饮用水等环境因素，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影响癌症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吸烟。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告诉《财经》记者，饮食不合理是仅次于吸烟的癌症发生诱因。
他举例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西方化”趋势，城市和富裕农村中的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也是导致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等癌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一些癌症，还与性行为和生育习惯等有关。例如，如今女性的平均初潮年龄大为提前，生育年龄则大为推迟，而大量雌激素的分泌会促使乳腺增生，增加乳腺癌的风险。过去30年中，中国女性的乳腺癌死亡率几乎翻了一倍，其增长速度仅次于肺癌。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增长了三成多。
除了不良生活方式，环境污染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癌症的忧虑。今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肿瘤学进展学术峰会上，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生存环境却在进一步恶化。”
以肺癌为例，除了抽烟，其高发态势与中国普遍存在的空气污染不无关系。2007年，世界银行在《中国环境污染损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报告中明确指出，空气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是导致肺癌等肺部疾病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除了肺癌，这份报告还显示，中国农村地区胃癌和肝癌等消化系统癌症的死亡率，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医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消化系统癌症的诱因与不安全、不清洁的饮用水有关。
近年来，媒体上不时可以见到有关“癌症村”的报道。在地表水以及浅层地下水普遍污染的淮河流域，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负责人霍岱珊对《财经》记者坦言，从他过去多年的实地考察来看，“‘癌症村’大多都分布在V类或者劣V类水流行的地区，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 根据地表水分类标准，水质最好的为I类水，最差的为劣V类；V类或者劣V类，都是属于污染严重、基本无利用价值的水体。
或许是注意到公众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已经完成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卫生部特地增加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西省乐平市等13个媒体报道过的癌症高发地区作为被调查地区。结果发现，其中的四个地区，即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河南省浚县、河南省沈丘县和湖北省应城市的癌症死亡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在这四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癌症主要集中在食道癌、胃癌、肝癌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肿瘤。
当然，并不是这些地区癌症整体水平都高，而是某些村落中存在聚集性。“这和一些媒体的报道是相符的。”他表示。
此外，职业环境污染也是可能导致癌症的一个因素。例如，科学家对云南个旧锡矿的多年研究发现，矿井中高浓度的放射性气体氡、氡的衰变分解的产物氡子体，以及含砷矿尘等，导致锡矿工人肺癌高发。世界卫生组织也曾发布报告称，全球每年至少有20万人死于与工作环境有关的癌症。
城乡差异之痛
农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这实际上是政府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
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城乡“鸿沟”仍然隐约浮现。
在中国城市居民的癌症死因中，肺癌占据了首要位置。农村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肝癌是最主要的癌症死因，胃癌、食管癌和子宫颈癌的死亡率也高于城市。
这种区分，或许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差异性不无关系。
在城市，空气污染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北京为例，超过300万辆机动车，使得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刻在经受巨大考验；加上居民普遍有着很强的烟草消费能力，肺癌成为“主角”也就很容易理解。
在农村，肝癌却取而代之。
中国一度拥有上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这直接影响到乙肝乃至肝癌的发病率。接种乙肝疫苗，是国际上公认的预防乙肝乃至肝癌的有效措施，但遗憾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乙肝疫苗就已经研制成功，中国却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才将其纳入全民免疫计划。
1992年，中国开始推广乙肝疫苗接种。不过，这种接种并不是免费的，需要由单位和家庭支付费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儿童，接种率仍然比较低。
卫生部今年4月21日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清晰地显示，就乙肝疫苗接种率而言，城市高于农村，东部高于西部。
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室主任乔友林教授看来，农村肝癌的高发，实际上就是政府在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农村免疫的滞后状况，其已经和正在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
此外，农村地区的饮用水等环境卫生状况普遍不如城市。在中国，即使保守估计，农村也仍然有大约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有些省份，虽然已经在农村推广了自来水，但水处理能力的简陋甚至缺乏，使得水质依旧无法得到保证。这些都使得中国农村地区的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地区。
除了上述因素，在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不仅缺乏癌症防控的基本知识，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来应对癌症的威胁。一旦发现癌症，动辄数万元高昂的癌症治疗费用，对这些农民家庭来说又几乎是天文数字；一些人干脆选择放弃治疗，在无奈中等待死亡。
“与其选择治疗，把全家都拖死，倒不如干脆听天由命，给整个家一个活路。”这种悲怆、宿命式的所谓“理性选择”，构成了广大农村地区的不少普通人面对癌症时最令人不忍卒视的现实图景。■
癌症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第一杀手:L
基本只能靠癌症来死人了。
多来健康版，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也能防癌:handshak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也能防癌:handshake
中国癌症基金会组织专家起草的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政府主导、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并将早诊早治作为主要策略之一。
2005年，卫生部将子宫颈癌和食管癌早诊早治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最早开展试点的包括山西襄垣、河南林州等几个地区。其中，襄垣属于子宫颈癌的高发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癌症高发的防治基地之一。
1997年，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环境医学博士学位的乔友林，加入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十年来，他与国内外同行一道，在襄垣等地开展了得到国际认可的子宫颈癌流行病学调查与筛查方法等人群防治研究，并着手对各种防治方案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
乔友林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在寻找最佳的癌症防控方案时，价格因素非常重要；广大的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农民收入很低，根本承受不了高昂的检查和治疗费用。”
乔及其合作者的初步分析表明，对于简单的醋酸染色和碘染色肉眼观察(VIA/VILI)，自身成本不到10元；加上宣传动员、技术开展等各种成本，平均每位妇女所需的筛查费用为35元。而大多数农村妇女愿意为子宫颈癌筛查支付25元，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匹配10元，就可以满足筛查的资金需求。
不过，肉眼观察方案的假阳性比较高，精确度并不高。因此，在盖茨基金会支持下，中国和印度的研究人员参与开发了一种适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子宫颈癌快速筛查方法(CareHPV)。据介绍，这种快速筛查方法操作简便，效果也比较接近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第二代杂交捕获（hc2）技术；而其自身成本不会超过5美元（约合35元人民币），几乎是hc2技术的十分之一。
一旦发现早期子宫颈癌，治疗也不算复杂。襄垣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马俊飞告诉《财经》记者，早期病人在该院进行手术，平均费用只需2000元。
目前，在所有癌症中，子宫颈癌的发病原因研究得最为清楚——与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有关，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而且，其预防也较少依赖社会资源的充足程度。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董志伟教授认为:“从技术条件和卫生经济学评价来看，目前真正能够在中国大面积推行早诊早治的癌症，恐怕只有子宫颈癌。子宫颈癌并不是负担最大的癌症，但如果在子宫颈癌防治上取得成功，对于其他癌症的防治具有示范意义。”
今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项目经费已经达到4000多万元。这些项目得到实施后，将覆盖肝癌、乳腺癌、食管癌和子宫颈癌等八种重点癌症，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8个县，预计筛查人数将超过50万。
除了中央财政，在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地方财政也开始对癌症早诊早治有所投入。例如，北京市今年在朝阳、西城、怀柔三个区对户籍适龄妇女开展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的自愿免费筛查试点工作；2009年，这两种女性癌症的免费筛查将在该市全面推广。
当然，董志伟也提醒说，早诊早治并不是癌症防控的全部，癌症防控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促成各级政府将其纳入工作计划，让政府成为行为主体”。
期待癌症中心
国家癌症中心挂牌之后，估计各个省也会成立癌症中心，“有时候，中央政府一个小的动作，都能带动整个癌症防控的工作”
除了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等措施的推行，另一件将对中国癌症控制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是，国家癌症中心即将成立。
据《财经》记者了解，依托于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的国家癌症中心已经得到国务院批准，即将挂牌成立。
早在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政时，美国成立了国立癌症研究所（NCI）。作为美国癌症研究和资助的主要机构，NCI年度预算由国会直接批准，每年的经费预算往往高达数十亿美元。
日本也在1962年组建了国家癌症中心。目前，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已达1300多人，另有两家兼顾癌症诊疗与临床研究的医院。
韩国也不甘落后，在1996年颁布第一个癌症控制的十年规划，并于2001年成立国家癌症中心。据韩国国家癌症中心主任柳槿永介绍，韩国在2003年颁布了《癌管理法》，并于2006年进行修订。根据修订后的法案，韩国各地方政府也必须在五年之内建立癌症中心。
显然，从国际经验来看，国立癌症研究所或国家癌症中心将在一个国家的癌症控制中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向《财经》记者透露，即将成立的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工作重点，将兼顾癌症研究、预防和治疗。
无论如何，中国的癌症防控力度，短期内还无法与美国，甚至是日本、韩国这样的邻国相比。
据《财经》记者了解，即将挂牌的中国国家癌症中心，也只能解决人员编制和“人头费” 问题。要想像美国的NCI那样掌握大量的癌症科研和防治经费，还是一件极其遥远的事情。
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乔友林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在国家癌症中心挂牌之后，估计各个省也会成立癌症中心，“有时候，中央政府一个小的动作，都能带动整个癌症防控的工作。”
在国内的一些会议上，有人希望中国也像韩国等国家那样，设定降低全部癌症死亡率的规划目标。但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董志伟教授认为，考虑到中国癌症严峻的流行态势和薄弱的防控体系，短期内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务之急，仍然是建立良性的癌症防控机制。
毕竟，中国的癌症防控刚刚起步。■
认识癌症
癌症，又名恶性肿瘤。癌症的英文名称为CANCER，与星座中“巨蟹座”的英文名称一样。
二者之间也确有相似之处:癌细胞通常会像螃蟹那样四处蔓延、横行无阻。
癌的基本单位是癌细胞。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细胞的生长、分化和死亡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如果受到各种致癌因素影响，细胞无法再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会产生癌细胞。
癌症发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从正常细胞到形成肿瘤，通常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因为，人体本身的防御体系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惟有当机体受损严重、细胞内基因突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生成癌细胞。
正因为此，当研究人员试图弄清某个致癌因素（如饮水污染）与某个地区癌症高发的具体关联时，就需要持续多年的科学数据。
癌细胞比正常细胞分裂得更快。其实，癌就是一组不正常地“过度增生”的细胞。随着癌细胞的不断增生，逐渐形成被称为肿瘤的组织。这些癌细胞在人体内生命力极其强大，它们会与正常细胞争夺营养、破坏体内的新陈代谢系统、免疫系统及正常组织。
对于人体而言，癌不是一种单一疾病，不同种类的癌症危险性往往有着很大差别。例如，皮肤癌一般可以用简单手术根治而很少复发，而肝癌、肺癌等癌症则较难医治。
治疗癌症的传统方法有三种。其一是手术治疗，即切除肿瘤及其周围有可能被癌细胞侵占的组织；其二是放射治疗，以高能量X光等照射患病部位；其三是化学治疗，即口服或注射抗癌药物来杀死癌细胞。
但这些方法都有局限性，如手术可能无法彻底清除癌细胞，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则会误伤正常细胞。因此，到目前为止，彻底治愈癌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医学界的一个梦想。
不过，在癌症的不同发展阶段，治疗难度也不相同。通常，早期癌症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中晚期癌症。
许多因素都可导致癌症生成。这些致病因素可以是个人内在的原因，如性别、年龄或基因；但大部分是外在原因，如吸烟、不健康饮食、体力活动少、肥胖、感染、职业暴露、环境污染等。统计显示，通过改变这些外在致癌因素，可以预防三分之一以上的癌症。
由于癌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极为复杂，也很难针对某种癌症开发出有效的疫苗来预防癌症。其中，乙肝疫苗是通过减少乙肝的发病，间接地控制肝癌。目前，世界上只有一种直接针对癌症的疫苗——子宫颈癌疫苗。这主要是因为子宫颈癌发病的原因相对简单，都与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有关。
聚焦淮河下游“癌症村”
新桥村和淮河流域其他一些村庄的癌症问题，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一个缩影
2005年，卫生部将子宫颈癌和食管癌早诊早治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最早开展试点的包括山西襄垣、河南林州等几个地区。其中，襄垣属于子宫颈癌的高发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癌症高发的防治基地之一。
1997年，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环境医学博士学位的乔友林，加入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十年来，他与国内外同行一道，在襄垣等地开展了得到国际认可的子宫颈癌流行病学调查与筛查方法等人群防治研究，并着手对各种防治方案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
乔友林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在寻找最佳的癌症防控方案时，价格因素非常重要；广大的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农民收入很低，根本承受不了高昂的检查和治疗费用。”
乔及其合作者的初步分析表明，对于简单的醋酸染色和碘染色肉眼观察(VIA/VILI)，自身成本不到10元；加上宣传动员、技术开展等各种成本，平均每位妇女所需的筛查费用为35元。而大多数农村妇女愿意为子宫颈癌筛查支付25元，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匹配10元，就可以满足筛查的资金需求。
不过，肉眼观察方案的假阳性比较高，精确度并不高。因此，在盖茨基金会支持下，中国和印度的研究人员参与开发了一种适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子宫颈癌快速筛查方法(CareHPV)。据介绍，这种快速筛查方法操作简便，效果也比较接近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第二代杂交捕获（hc2）技术；而其自身成本不会超过5美元（约合35元人民币），几乎是hc2技术的十分之一。
一旦发现早期子宫颈癌，治疗也不算复杂。襄垣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马俊飞告诉《财经》记者，早期病人在该院进行手术，平均费用只需2000元。
目前，在所有癌症中，子宫颈癌的发病原因研究得最为清楚——与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有关，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而且，其预防也较少依赖社会资源的充足程度。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董志伟教授认为:“从技术条件和卫生经济学评价来看，目前真正能够在中国大面积推行早诊早治的癌症，恐怕只有子宫颈癌。子宫颈癌并不是负担最大的癌症，但如果在子宫颈癌防治上取得成功，对于其他癌症的防治具有示范意义。”
今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项目经费已经达到4000多万元。这些项目得到实施后，将覆盖肝癌、乳腺癌、食管癌和子宫颈癌等八种重点癌症，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8个县，预计筛查人数将超过50万。
除了中央财政，在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地方财政也开始对癌症早诊早治有所投入。例如，北京市今年在朝阳、西城、怀柔三个区对户籍适龄妇女开展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的自愿免费筛查试点工作；2009年，这两种女性癌症的免费筛查将在该市全面推广。
当然，董志伟也提醒说，早诊早治并不是癌症防控的全部，癌症防控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促成各级政府将其纳入工作计划，让政府成为行为主体”。
期待癌症中心
国家癌症中心挂牌之后，估计各个省也会成立癌症中心，“有时候，中央政府一个小的动作，都能带动整个癌症防控的工作”
除了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等措施的推行，另一件将对中国癌症控制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是，国家癌症中心即将成立。
据《财经》记者了解，依托于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的国家癌症中心已经得到国务院批准，即将挂牌成立。
早在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政时，美国成立了国立癌症研究所（NCI）。作为美国癌症研究和资助的主要机构，NCI年度预算由国会直接批准，每年的经费预算往往高达数十亿美元。
日本也在1962年组建了国家癌症中心。目前，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已达1300多人，另有两家兼顾癌症诊疗与临床研究的医院。
韩国也不甘落后，在1996年颁布第一个癌症控制的十年规划，并于2001年成立国家癌症中心。据韩国国家癌症中心主任柳槿永介绍，韩国在2003年颁布了《癌管理法》，并于2006年进行修订。根据修订后的法案，韩国各地方政府也必须在五年之内建立癌症中心。
显然，从国际经验来看，国立癌症研究所或国家癌症中心将在一个国家的癌症控制中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向《财经》记者透露，即将成立的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工作重点，将兼顾癌症研究、预防和治疗。
无论如何，中国的癌症防控力度，短期内还无法与美国，甚至是日本、韩国这样的邻国相比。
据《财经》记者了解，即将挂牌的中国国家癌症中心，也只能解决人员编制和“人头费” 问题。要想像美国的NCI那样掌握大量的癌症科研和防治经费，还是一件极其遥远的事情。
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乔友林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在国家癌症中心挂牌之后，估计各个省也会成立癌症中心，“有时候，中央政府一个小的动作，都能带动整个癌症防控的工作。”
在国内的一些会议上，有人希望中国也像韩国等国家那样，设定降低全部癌症死亡率的规划目标。但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董志伟教授认为，考虑到中国癌症严峻的流行态势和薄弱的防控体系，短期内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务之急，仍然是建立良性的癌症防控机制。
毕竟，中国的癌症防控刚刚起步。■
认识癌症
癌症，又名恶性肿瘤。癌症的英文名称为CANCER，与星座中“巨蟹座”的英文名称一样。
二者之间也确有相似之处:癌细胞通常会像螃蟹那样四处蔓延、横行无阻。
癌的基本单位是癌细胞。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细胞的生长、分化和死亡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如果受到各种致癌因素影响，细胞无法再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会产生癌细胞。
癌症发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从正常细胞到形成肿瘤，通常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因为，人体本身的防御体系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惟有当机体受损严重、细胞内基因突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生成癌细胞。
正因为此，当研究人员试图弄清某个致癌因素（如饮水污染）与某个地区癌症高发的具体关联时，就需要持续多年的科学数据。
癌细胞比正常细胞分裂得更快。其实，癌就是一组不正常地“过度增生”的细胞。随着癌细胞的不断增生，逐渐形成被称为肿瘤的组织。这些癌细胞在人体内生命力极其强大，它们会与正常细胞争夺营养、破坏体内的新陈代谢系统、免疫系统及正常组织。
对于人体而言，癌不是一种单一疾病，不同种类的癌症危险性往往有着很大差别。例如，皮肤癌一般可以用简单手术根治而很少复发，而肝癌、肺癌等癌症则较难医治。
治疗癌症的传统方法有三种。其一是手术治疗，即切除肿瘤及其周围有可能被癌细胞侵占的组织；其二是放射治疗，以高能量X光等照射患病部位；其三是化学治疗，即口服或注射抗癌药物来杀死癌细胞。
但这些方法都有局限性，如手术可能无法彻底清除癌细胞，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则会误伤正常细胞。因此，到目前为止，彻底治愈癌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医学界的一个梦想。
不过，在癌症的不同发展阶段，治疗难度也不相同。通常，早期癌症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中晚期癌症。
许多因素都可导致癌症生成。这些致病因素可以是个人内在的原因，如性别、年龄或基因；但大部分是外在原因，如吸烟、不健康饮食、体力活动少、肥胖、感染、职业暴露、环境污染等。统计显示，通过改变这些外在致癌因素，可以预防三分之一以上的癌症。
由于癌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极为复杂，也很难针对某种癌症开发出有效的疫苗来预防癌症。其中，乙肝疫苗是通过减少乙肝的发病，间接地控制肝癌。目前，世界上只有一种直接针对癌症的疫苗——子宫颈癌疫苗。这主要是因为子宫颈癌发病的原因相对简单，都与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有关。
聚焦淮河下游“癌症村”
新桥村和淮河流域其他一些村庄的癌症问题，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一个缩影
食管癌手术也不过数百例。
治疗费用的高低，是患者尤其是农村患者选择医院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等大医院，癌症手术之后通常使用一次性吻合器，病人需要为此额外支付数千元。焦广根及其同事，在手术后基本上都采用成本极低的手工缝合。
在焦广根看来，手工缝合不仅给患者降低了治疗费用，还可大大减少吻合口狭窄、返流性食管炎等并发症，其效果优于一次性吻合器。他对《财经》记者说:“就算是不花钱，我也不想用一次性吻合器。很多手术的基本功还是需要的，如果只会操作机器，还算是大夫吗？”
这家乡镇卫生院的食管癌治疗水平，与国内很多大医院相比大概也并不逊色，其名声甚至远播海外。伊朗德黑兰大学国家肿瘤治疗中心就曾派出两批医生到姚村学习；焦广根和同事宋金祥还于2006年前往伊朗，在这个肿瘤中心开展了示范手术。
当然，来到林州的食管癌患者，在姚村之外还有两个同样不错的选择:位于市区的林州市肿瘤医院和林州市人民医院。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同庆村的李孝安，就陪着岳父住进了林州市肿瘤医院。
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告诉《财经》记者，这三家医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人数相差不多，加起来每年约有5000人。
“不走的医疗队”
林州的食管癌治疗之所以形成今天的局面，首先得感谢北京医疗队。
1957年，林县(林州的原称)县委书记杨贵在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说，林县“三不通”，水不通，路不通，食管不通——食管癌特别多。杨贵的发言被会议简报收录，引起了时任总理周恩来的注意。正是这位杨贵，后来带领林县群众开凿了著名的“红旗渠”，解决了“水不通”的问题。
次年，中国医科院日坛医院（肿瘤医院前身）刚成立，院长李冰就接到周恩来交待的一个任务:到林县了解当地的食管癌情况。
林县的见闻，让北京的专家们感到极度震撼。在病情严重的村庄，几乎家家都有人患上被称为“吃不下病”的食管癌；有时竟会碰到一个村庄有几户人家在同一天出殡，而且都是死于食管癌的悲惨景象。
“文革”开始后，一群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被下放到条件艰苦的林县，他们在林县自发地开展食管癌的流行病学调查。不仅如此，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等机构的专家——他们被称为“北京医疗队”，还多次来到林县，研究林县食管癌高发的原因。
随着饮水和食物中的亚硝胺等因素，被怀疑与食管癌发病有关，预防食管癌的各种措施也相继开展。例如，林县通过统一供应水库水和机井水，统一消毒，逐步取代以前的旱井水、池水和红旗渠水，使许多村庄喝上了清洁的饮用水。
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林县建立起县、乡、村三级防癌网络，形成了政府主导、专家引路和群众参与的局面。
“北京医疗队”还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技术队伍。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告诉《财经》记者，他就从长期蹲点林州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王国清教授等专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1985年毕业于洛阳医学专科学校的焦广根，也从“北京医疗队”那里获益良多。目前在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姚村卫生院）广泛应用的手工缝合术，即来源于焦广根与王国清的合作。
如今，“北京医疗队”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长期驻守林州，但他们已经在当地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新的探索
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林州的食管癌防控工作，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陷入低谷。地方政府不仅中断了对于食管癌防控的支持，甚至一度担心食管癌防控会影响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
在这个阶段，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通过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开展合作，靠着国际合作经费，才勉强维系了在林县农村进行的食管癌研究。
无论如何，多年的努力已经开始显现成效。
今年4月29日，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记者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特意提到，林州的食管癌死亡率由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十万分之一百五十下降到目前的十万分之四十。
不过，与十万分之十五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林州的食管癌死亡率仍然偏高，防治任务依然艰巨。早诊早治，则是林州重新拾回的“法宝”之一。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河南医科大学沈琼教授就发明了一种简单的食管癌诊断技术。这种被称为“细胞拉网”的技术，是把一个表面缠有棉线的气球囊放进食管，充气后再拉出来，通过其粗糙表面带出的食管细胞，来检查是否发生癌变。
借助“细胞拉网”，当时食管癌筛查曾在林县全面展开。如今已经86岁的郭玉庭老人，就是在30多年前被查出早期食管癌，并接受了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王国清教授施行的手术。
如今，林州又开始恢复食管癌的筛查工作。当然，主要的筛查设备已经升级成了胃镜。
2005年9月的一天，林州市合涧镇辛安村67岁的村民杨双科参加了林州市肿瘤医院组织的免费筛查；检查出早期食管癌以后，杨双科很快接受手术。近三年过去了，老人看上去仍非常硬朗。
今年6月23日，林州市河顺镇河顺村64岁的妇女李便的也被查出早期食管癌。两天后，她就住进了林州市肿瘤医院。
李便的看上去不太紧张。她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发现得早，心理压力小得多；此外，根据林州市卫生局的规定，当地食管癌手术治疗费用不能超过8000元，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4500元。加上其他一些优惠措施，李便的自己需要支付的费用，估计不到2000元。
林州是卫生部癌症早诊早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最早的试点地区之一，具体执行项目的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对《财经》记者表示，过去三年来，已经筛查了6000多名40岁至69岁的正常人，发现约100例病人，其中大部分是早期。
他解释说，对于中晚期食管癌患者，其五年生存率仅为30％多；而对于早期食管癌患者，则可以达到80％以上。
然而，让刘志才心情沉重的是，由于之前早诊早治的长期缺位，像杨双科和李便的这样的早期患者，目前只占很少一部分；林州市这几家医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中，约95％都属于晚期。因此，今后政府应该加大投入，以便在适龄的全人群中开展早诊早治。
林州市食管癌医院业务院长焦广根甚至告诉《财经》记者，就算没有政府经费支持，其所在的食管癌医院也想在邻近一些村子进行免费筛查。
“这样的话，早期病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更为有效的治疗；而病人活得更久，对医院也是一种广告。”他对《财经》记者解释说。
在这个“红旗渠之乡”，食管癌防治的战争仍在继续。而无论成败如何，对于中国对抗癌症的道路选择，都将是一笔难得的遗产。■
治疗费用的高低，是患者尤其是农村患者选择医院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等大医院，癌症手术之后通常使用一次性吻合器，病人需要为此额外支付数千元。焦广根及其同事，在手术后基本上都采用成本极低的手工缝合。
在焦广根看来，手工缝合不仅给患者降低了治疗费用，还可大大减少吻合口狭窄、返流性食管炎等并发症，其效果优于一次性吻合器。他对《财经》记者说:“就算是不花钱，我也不想用一次性吻合器。很多手术的基本功还是需要的，如果只会操作机器，还算是大夫吗？”
这家乡镇卫生院的食管癌治疗水平，与国内很多大医院相比大概也并不逊色，其名声甚至远播海外。伊朗德黑兰大学国家肿瘤治疗中心就曾派出两批医生到姚村学习；焦广根和同事宋金祥还于2006年前往伊朗，在这个肿瘤中心开展了示范手术。
当然，来到林州的食管癌患者，在姚村之外还有两个同样不错的选择:位于市区的林州市肿瘤医院和林州市人民医院。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同庆村的李孝安，就陪着岳父住进了林州市肿瘤医院。
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告诉《财经》记者，这三家医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人数相差不多，加起来每年约有5000人。
“不走的医疗队”
林州的食管癌治疗之所以形成今天的局面，首先得感谢北京医疗队。
1957年，林县(林州的原称)县委书记杨贵在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说，林县“三不通”，水不通，路不通，食管不通——食管癌特别多。杨贵的发言被会议简报收录，引起了时任总理周恩来的注意。正是这位杨贵，后来带领林县群众开凿了著名的“红旗渠”，解决了“水不通”的问题。
次年，中国医科院日坛医院（肿瘤医院前身）刚成立，院长李冰就接到周恩来交待的一个任务:到林县了解当地的食管癌情况。
林县的见闻，让北京的专家们感到极度震撼。在病情严重的村庄，几乎家家都有人患上被称为“吃不下病”的食管癌；有时竟会碰到一个村庄有几户人家在同一天出殡，而且都是死于食管癌的悲惨景象。
“文革”开始后，一群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被下放到条件艰苦的林县，他们在林县自发地开展食管癌的流行病学调查。不仅如此，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等机构的专家——他们被称为“北京医疗队”，还多次来到林县，研究林县食管癌高发的原因。
随着饮水和食物中的亚硝胺等因素，被怀疑与食管癌发病有关，预防食管癌的各种措施也相继开展。例如，林县通过统一供应水库水和机井水，统一消毒，逐步取代以前的旱井水、池水和红旗渠水，使许多村庄喝上了清洁的饮用水。
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林县建立起县、乡、村三级防癌网络，形成了政府主导、专家引路和群众参与的局面。
“北京医疗队”还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技术队伍。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告诉《财经》记者，他就从长期蹲点林州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王国清教授等专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1985年毕业于洛阳医学专科学校的焦广根，也从“北京医疗队”那里获益良多。目前在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姚村卫生院）广泛应用的手工缝合术，即来源于焦广根与王国清的合作。
如今，“北京医疗队”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长期驻守林州，但他们已经在当地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新的探索
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林州的食管癌防控工作，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陷入低谷。地方政府不仅中断了对于食管癌防控的支持，甚至一度担心食管癌防控会影响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
在这个阶段，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通过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开展合作，靠着国际合作经费，才勉强维系了在林县农村进行的食管癌研究。
无论如何，多年的努力已经开始显现成效。
今年4月29日，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记者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特意提到，林州的食管癌死亡率由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十万分之一百五十下降到目前的十万分之四十。
不过，与十万分之十五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林州的食管癌死亡率仍然偏高，防治任务依然艰巨。早诊早治，则是林州重新拾回的“法宝”之一。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河南医科大学沈琼教授就发明了一种简单的食管癌诊断技术。这种被称为“细胞拉网”的技术，是把一个表面缠有棉线的气球囊放进食管，充气后再拉出来，通过其粗糙表面带出的食管细胞，来检查是否发生癌变。
借助“细胞拉网”，当时食管癌筛查曾在林县全面展开。如今已经86岁的郭玉庭老人，就是在30多年前被查出早期食管癌，并接受了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王国清教授施行的手术。
如今，林州又开始恢复食管癌的筛查工作。当然，主要的筛查设备已经升级成了胃镜。
2005年9月的一天，林州市合涧镇辛安村67岁的村民杨双科参加了林州市肿瘤医院组织的免费筛查；检查出早期食管癌以后，杨双科很快接受手术。近三年过去了，老人看上去仍非常硬朗。
今年6月23日，林州市河顺镇河顺村64岁的妇女李便的也被查出早期食管癌。两天后，她就住进了林州市肿瘤医院。
李便的看上去不太紧张。她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发现得早，心理压力小得多；此外，根据林州市卫生局的规定，当地食管癌手术治疗费用不能超过8000元，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4500元。加上其他一些优惠措施，李便的自己需要支付的费用，估计不到2000元。
林州是卫生部癌症早诊早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最早的试点地区之一，具体执行项目的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对《财经》记者表示，过去三年来，已经筛查了6000多名40岁至69岁的正常人，发现约100例病人，其中大部分是早期。
他解释说，对于中晚期食管癌患者，其五年生存率仅为30％多；而对于早期食管癌患者，则可以达到80％以上。
然而，让刘志才心情沉重的是，由于之前早诊早治的长期缺位，像杨双科和李便的这样的早期患者，目前只占很少一部分；林州市这几家医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中，约95％都属于晚期。因此，今后政府应该加大投入，以便在适龄的全人群中开展早诊早治。
林州市食管癌医院业务院长焦广根甚至告诉《财经》记者，就算没有政府经费支持，其所在的食管癌医院也想在邻近一些村子进行免费筛查。
“这样的话，早期病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更为有效的治疗；而病人活得更久，对医院也是一种广告。”他对《财经》记者解释说。
在这个“红旗渠之乡”，食管癌防治的战争仍在继续。而无论成败如何，对于中国对抗癌症的道路选择，都将是一笔难得的遗产。■
建议这篇帖大家都来慢慢读
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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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shake
原帖由 爱牙先锋 于 2008-7-10 16:54 发表
警钟常响: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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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
恩,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