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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神秘：俄中空军军事装备合作历史
74）1992年首次拜会西蒙洛夫
68）97年再度采访西蒙洛夫
76）1993年采访Yak设计局总局长Dondukov
69、78）与Su27首席飞行员、苏联英雄V.Ilushin少将
75）1992年2月首次进入莫斯科中央飞行场
71）Su37
73）Su33
80）1997年采访俄空军司令捷列京大将
77）再度采访捷列京大将
81、72）1999年采访俄空军新任司令科尔卢科夫大将，他完全没有捷列京大将的幽默和热情，当平可夫把捷列京大将的照片拿出请求新任司令转交时，他竟粗鲁地拒绝。他就是1983年下令击落大韩航空班机的指挥官，当时是远东军区空军司令。不止只是作者本人，就是俄罗斯媒体的同行都不喜欢采访他。
79）采访乌克兰国防部长库兹穆克大将，其实乌克兰参与了向中国出口Su27的计划，全部R27系列空对空导弹全部从乌克兰进口。
是米格式战斗机把中国带入“空军”时代，又是SUKHOI把中国空军带入21世纪。这是平可夫对苏联二大战斗机设计局与中国空军关系的总体评价。2006年几乎每一个中國空軍军区都配备了Su27第三代战斗机，同时J10A也使用与Su27相同的发动机。如果不是1990年作出进口Su27的决定，中国空军现在还是处于J7、J8的时代。因此，平可夫认为Su27至少使中国空军提前15年进入了第三代作战飞机的时代。
1989年的诸多事情促使中苏关系开辟了新篇章。这一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了北京，同时苏联的崩溃已经无法回避。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只有苏联政府未公开指责北京！关系的正常化，就意味着中苏军事合作的重新启动。这是因为中国军人已经技术人员的脑子基本上是俄式化的。即使是在关系严重恶化的70年代前期，中国的军事技术人员还是沿着俄式思路，不断仿制俄式武器。甚至从埃及搞来了BMP1步兵战车、MiG23供仿制、参考使用。
变化的兆头开始与1989年9月，苏军红星报发表了对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大将的访谈录，他直接表示如果中国希望获得MiG29那样的高性能飞机，苏联政府认为不存在政治障碍！几乎大多数的西方军事问题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这一条报道。它是中苏重开军事合作的源泉。这一谈话非常不简单，它实际上是苏共政治局、苏联军队对整个国际局势、苏联的前途重新进行审视的结果。1992年，平可夫两次访问新生的俄罗斯外交部，当时诸多的新型外交官都是从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研究所或者原苏共中央国际部抽调、组合而成的。他们当中不止一人谈到了1989年苏共内部讨论的诸多问题。相当的人都认为国家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苏联的消亡，国际局势的一方座大已经在所难免。1991年的海湾战争更是促使他们加深了这样的印象。1989年作为分水岭，六四事件使中国与西方的蜜月完全结束，这样以反苏为基础的中国对外政策从此将会发生重大的动摇。外交部诸多的亚洲局官员这样分析到。平可夫一向钦佩苏联外交人员的全球视野与洞察能力。也许这就是苏联政府作出恢复同中国的军事接触的首要动机。现在轮到了俄罗斯向西方打中国牌的时候。
1992年2月、8月的访俄旅程让平可夫十分意外的是，原本以为双方发生过Damanski岛流血冲突，俄军对中国军队的敌意可能会十分浓厚。但是意外地感到俄高级军人固然对中国有猜疑，但是绝非像对美国的不信任那么严重。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苏联军人还留有5、60年代的中苏友好时代美好回忆。Su27首席试飞员、苏联英雄V.伊柳辛少将（伊柳辛运输机总设计师的儿子，因为试飞Su15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在自己的家中款待了平可夫，他拿出1962年在杭州疗养时候购买的中国图章谈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1997年7月27日，空军总司令彼得.捷列京大将在司令部接受了平可夫的专访，他竟然还记得“北京-莫斯科”这首歌！他使用的茶杯也是中国生产的，他送给平可夫的竟然是茅台酒。“这是中国空军司令送给我的，你也享用一口”。
“出售Su27给中国是苏联最为友好的壮举”，酷爱喝酒的伊柳辛少将如此表示。这是因为70年代以后研制的“苏”式飞机几乎不出口，而且甚至只装备防空军，例如Su15。1993年8月，平可夫对MiG设计局进行了首次采访，别尼亚可夫总局长开始就对中国选择了Su27非常不高兴，“中国的天空本来就是MiG的”他这样回答。正是这次采访，他透露MiG将帮助中国改良Super－7即后来的FC1战斗机的计划，并且使用RD93发动机。1993年11月9日，日本《读卖新闻》在头版发表了记者中津发自香港采访平可夫的消息，并且公开了平可夫拍摄的RD93发动机。这是最早有关FC1战斗机使用MiG29的RD33/93发动机的新闻。中津在未与平可夫商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所谓“中国消息来源”的称呼，结果被台湾的报纸转载、翻译之后，作者成为“中共消息来源”！就此，平可夫正式照会中津，今后绝对不会再提供任何独家新闻给此人！94年1月，日本《航空情报》登载了平可夫对别尼亚可夫的独家专访。这则报道首次披露当初苏联政府宁可出售MiG29或者MiG31给中国，也不愿意出售Su27！别尼亚可夫毫不死心地表示MiG愿意在MiG31、MiG29的技术基础上帮助中国研制新一代战斗机。
1992年2月，毫无疑问地说，平可夫作为西方记者成为第一批在俄罗斯国土上最近距离了解Su27状况的人。俄有关部门开放了中央飞行场让平可夫一个人直接参观，这里当时还属于军事禁区，主要的作用是战时、紧急时刻用于疏散苏共中央领导之用，距离克里姆林宫最近，并未对外开发。当然现在谁都可以进入这里，它已经不再是飞机场，而是飞机陈列场。作者当时对Su27粗糙的制造工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它确实是第三代飞机的佼佼者。在1992年8月的首届莫斯科航空展上，平可夫直接目睹了它卓越的空中机动性。
为何苏联政府当时只决定出售MiG29给中国？双方的实际始于1990年3月。4月，李鹏访问莫斯科，他直率地提出了对苏联战斗机有兴趣的问题，提议建立一个共同工作小组來讨论这件事。对此，雷日科夫总理当即表示同意。5月31日刘华清访问莫斯科，与俄方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谈纪要》（一共签署了三个类似纪要），这样中国希望购买苏联军事装备的问题第一次进入程序化阶段。这也是中国高级军人第一次接触MiG29 和Su27。整个会谈是错综复杂的。根据MiG设计局总局长别尼亚可夫的回忆，当初莫斯科只是因为Su27已经在1987年的巴黎航空展亮相，才拿给中国人看的，事实上真正希望推销的是MiG29。平可夫分析认为可能是因为李鹏、刘华清等留苏领导人的亲俄态度加上可能喝酒感化了苏共与苏军领导人。在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苏联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Blyosov正式转告了一个好消息：苏联政府已经原则上批准出售Su27给中国！199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常务会议，研究进口苏联战斗机的问题。杨尚昆以“要买就买Su27，它的发动机比较好”的意见正式同意购买Su27。江泽民对此同意。平可夫在此非常吃惊地认为其貌不扬的杨尚昆，居然有如此先见之明，看来他还是研究过技术问题。90年8月23日至9月13日，总参装备部部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Kubinka空军基地再次了解了Su27的具体性能。Su27的“眼镜蛇”动作此时在中国代表团的头上数次招摇。
事实上，根据平可夫了解的状况，就是在苏联政府已经作出出售Su27给中国的决定之后，苏方还在考虑是否按照惯例，将出口中国的Su27降低档次，例如换装较小功能的雷达系统，因此双方的一开始就处于争吵状况，1987年以后，Su27多次在国际上亮相，外部世界对其基本技术特点是比较了解的，要想蒙混也相当困难。同时出售Su27给北京的决定仓卒，技术上还来不及如此快速地拿出“中国版Su27”。依照当时的状况，平可夫个人认为最有可能考虑给Su27SK安装MiG29 使用的624毫米直径天线的H019型雷达，而Su27SK的H001E型雷达的天线直径达到980毫米，并且飞机本身是电传飞控的，至于换装发动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这是因为AL31F是作为专用发动机为Su27开发的，就是因为发动机过重的问题影响了试飞。苏共中央发了火，若干次试飞几乎是在“勉强”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苏共国防委员会的代表面前，总设计师西蒙洛夫情绪紧张，他悄悄对伊留辛问道：有无把握？少将的回答是：“我就是骑在扫把上也要把飞机飞回来”（意思是就是再危险也一定要飞回来）伊留辛少将对作者表示。今天，在Monino飞机博物馆，Su27试飞机前面端正地注明：主试飞员V. 伊留辛！
在刘华清会议录中也谈到了苏方希望保留技术的问题，苏联外经部副部长Grishin海军上将在90年12月4日访问了北京，“会谈是封闭式的，吵吵争争、进进退退”（刘华清回憶录P599）。苏联飞机出口阿拉伯国家从来都是降低档次出售的。要么换装低级发动机，要么换装火控系统。这一次，Su27SK以与国内版Su27S差距不大的方式出口，的确表达了苏联在后冷战时代对中国的重视。12月28日，中国购买24架Su27SK歼击机的协定在北京签署。这是Su27首次出口外国。
1991年12月26日苏联崩溃。但是，新的俄罗斯政府继承了全部苏联政府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包括向中国出售Su27。1992年2月9日，平可夫访问了新生的俄罗斯外交部，当时苏联外交部主楼还未全部清理完毕，采访在其旁边的一座破旧的临时大楼里进行。原苏共中央国际部亚洲局副主任、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局副局长瓦西里.沙布林接待了作者。谈话以日本语进行，因为沙布林从苏联时代开始一直负责对日外交。“我们作出了向中国出售Su27歼击机的决定，我们决定继续履行这一决定”。他开门见山地强调。1992年6月27日，8架Su27SK单座型和4架Su27UBK双座教练型，飞抵中国安徽芜湖空军基地，空3师9团正式装备Su27。11月25日，12架Su27SK由共青城（KnAAPO）机场直抵芜湖空军基地。整个过程由俄罗斯精锐的飞行员驾驶。至此，中国空军进入了Su27的时代。
8月，平可夫首次访问了SUKHOI设计局和总设计师西蒙洛夫博士。当时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空气自由，较为公开，不像现在，中方总是要在正式协议上注明有关事宜全部保密。因此，西蒙洛夫非常健谈地声称这仅仅只是开始，中国空军还需要更多的Su27。他的证言得到了外交部的真实。从1992年开始，二年之内平可夫无数次对外交部进行了采访。亚太总局中国司司长G.洛格维诺夫、台湾科科长V.马里谢夫、亚太总局总局长索洛维耶夫先后接见平可夫。当时国际上对中俄军事合作存在很大的担心，尤其是台湾、日本，因此，俄外交部了解作者同时于这些地区的报界拥有密切关系，因此可能是希望作者对此作出较为公正的报道。对索洛维耶夫的访谈录刊登在93年4月30日台湾《联合报》上。他在冷战时代同时出任过驻中国、日本大使，是外交部首席日本问题专家。上述所有采访，俄方人士都强调对华军事合作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俄完全遵守国际法，进攻性武器、战略武器不出售中国！而且每二年向联合国申报出口内容。G.洛格维诺夫表示最先进口的24架Su27主要是让中国空军了解俄式飞机，“他们的结论是很好用，因此还会进口，当时还讨论过向中国出口An124重型运输机的问题，但是没有进展”。
1993年10月，一通电话由伦敦打来，他自我介绍说叫Clifford Bill，是《詹氏国际防务评论》月刊（IDR）的总编辑，他说希望我能够替《詹氏国际防务评论》多写一些报道，他通过Daily Report China等刊物了解到我的名字，这是中央情报局的公开出版物，全面翻译世界上介绍中国军事的报道，每日一本。阅读这本刊物的人自然知道我和《汉和》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上面，最近甚至出现了伪造的汉和新闻，也被他们翻译介绍。我不得不在网上更正。93年11月，我写的“中国海军走向蓝水”的报道第一次出现在《詹氏国际防务评论》上，96年，Clifford Bill到《詹氏防卫周刊》工作，第一个从IDR要走的人就是我。于是我从此开始为《詹氏防卫周刊》工作。我迄今一直衷心感谢Cliff，直到今年（2004年）的范包罗航空展，我还在伦敦的地下铁与他不期而遇，他已经辞去了在《詹氏》的工作，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您永远是我的总编辑”，这是我离别的话。
众所周知，第一批Su27的支付手段大约30％以货物支付，因此共青城飞机厂当年的工人薪水以中国罐头、羽绒衣等物品支付。当时是俄罗斯最为困难的时代。1994年开始俄经济好转，因此第二批Su27的一开始就在支付手段问题上出现分歧。此外，中国决定自行生产Su27！因此，继续购买Su27的条件就是要求转移技术，围绕购买数量问题俄方希望至少再购买48架Su27，才可能转移技术。因此过程较为艰难。1994年2月，外交部中国司司长G.洛格维诺夫再度接受了平可夫的访问。他这样强调：“中国方面首先采购了26架（原话如此）Su27，他们通过了解、摸索，已经认定这是一种很好的飞机，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是他们决定再购买第二批26架Su27。目前正在就支付手段问题进行，中国方面希望转移Su27的生产技术，我们强调基于我们的经济状况，要维持工场开工以及工人的工作，我们的态度有保留”。这一访谈录收录进作者以日文撰写的《2000年的中国军队》一书，日本苍苍社出版。由此可见，俄方当时就转移Su27生产技术给中国的问题态度相当保留。在俄军内部，是否出口Su27生产技术的给中国的问题受到极大的争论。1995年5月，刘华清再度访问莫斯科，还是他解决了所有问题。今后的俄中贸易，原则上100％以美元支付。在这次访问中，第二批26架Su27的进出口协议正式签署。
8月的一天，莫斯科秋高气爽，俄前线航空兵司令安东什金上將接受了平可夫的全球独家采访。安东什金上将在苏联时代是基辅军区空军司令员，苏联英雄，他的名气是因为他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故时的空中指挥，正是他乘坐Mi8直升机指挥了空中封顶的工作。他患了严重的核辐射病，但是苏共中央直接命令把他接到莫斯科，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因为我具备了打‘核战争’的经验，空军几乎没有这种人才。同时切尔诺贝利事件当时是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在采访中如此表示。治疗完成之后，空军司令让他选择是作前线航空兵司令还是空军副司令。将军十分直率地说：当然想作正司令！
“安德列，我告诉你一条重大新闻，我们已经同意让中国按照许可生产200架Su27SK战斗机”，他一见面就坦言。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平可夫当时意识到。9月21日，日本产经新闻在头版头条直接使用“加拿大研究所－汉和信息中心“的名义公开了这一消息。这是国际传媒首次对此进行的最为详细的报道。见报数小时之后，日本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打来电话，要求紧急约见平可夫，就此新闻背景作进一步了解。作者以“汉和是加拿大民间新闻机构”的名义加以拒绝会面。随后某大国、地区性国家几乎以相同方式毫不掩饰地多次给作者打电话，要求会面。不能得罪俄罗斯！俄方人士、安东什金将军长期如此相信作者，一想到这里，作者断然拒绝。作者的工作只是出于极度的兴趣与兴奋、爱好。1996年4月，4架27SK，6架Su27UBK由共青城直接飞往飞往广东遂溪空2师6团基地，同年年7月25日当天，作者独家专访了负责训练的俄前线航空兵副司令达维多夫少将。“就在8小时之前，8架Su27SK、3架Su27UBK飞向了遂溪”。他透露这批飞机都按照中国方面的要求安装了GPS系统。“安德列，遗憾地告诉你，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访问这里，因为前线航空兵已经被正式取消”！我听到这里，仿佛感到眼睛很不好受，一支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空军主要力量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解散了。我坚信她还会重建！同年9月号的《詹氏国际防务评论》月刊刊登了这次访问的内容。
同年12月，转移Su27生产许可的合同正式签订。
1997年7月27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空军司令彼得.捷列京大将在空军司令部会见了作者。这是全球独家采访。他是图波列夫轰炸机驾驶员出生。大将说：“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这使我再度认识到英文很重要，就在不久前，美国空军邀请我驾驶B1B，但是我却没有能力与他们的飞行员更多交谈”。事实是，大将只是谦虚而已，苏联军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在我撰写的日文版《2000年的中国军队》拥有大将照片的扉页上，以英文快速签名、提言。没有丝毫拼写错误。“大将是出色的轰炸机驾驶员，完全可以不用交谈，凭借感觉飞行”。我回答说。“感觉？那是你们年轻人搞女人时需要的，对于我而言还是语言重要”。大将强调。
大将最终证实俄罗斯武装力量已经批准了向中国转移Su27SK生产线的计划。最终目标为200架生产计划，15年的生产阶段，将从1998年第一季度开始着手生产准备。10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再度大篇幅地报道了平可夫对俄空军总司令的这次访谈。
为什么俄军终于同意转移Su27基本型的生产线给中国？这是因为当时SUKHOI已经拿出了Su35、Su37等更为先进的战斗机。“我认为中国并非明智，现在才来生产Su27基本型，基本上已经过时”。伊柳辛少将对平可夫如此表示。但是中国别无选择，对俄罗斯来说是过时的东西，对于中国而言确是新式武器。而且中国空军最有可能是看重了Su27SK的改良潜力。这一点，平可夫认为是对的。即使是今日Su35、甚至Su33、Su32都来源于基本型的Su27。与此同时，作为转移Su27生产技术，中方还承诺至少再进口55架以上的Su27改良型战斗机。这就是后来的Su30MKK/MK2。因为当时还没有Su30MKK/MK2的名字。
看来还是要精读PUPU老大的大作才会有营养可供吸收！昨天的神秘：俄中空军军事装备合作历史
1992年首度進入當時并未開放的莫斯科中央飛行機場參觀Su27SK，當時精力極度旺盛，每日采訪，晚上觀看歌劇、芭蕾舞，之后還可以再迪斯科，第二日照樣6時起床整理前日的采訪稿。今昔差距，憂傷。
第一部分“苏”式战斗机在中国空军的发展史 安德列.平可夫 原載 Su27艰难的中国之行
74）1992年首次拜会西蒙洛夫
68）97年再度采访西蒙洛夫
76）1993年采访Yak设计局总局长Dondukov
69、78）与Su27首席飞行员、苏联英雄V.Ilushin少将
75）1992年2月首次进入莫斯科中央飞行场
71）Su37
73）Su33
80）1997年采访俄空军司令捷列京大将
77）再度采访捷列京大将
81、72）1999年采访俄空军新任司令科尔卢科夫大将，他完全没有捷列京大将的幽默和热情，当平可夫把捷列京大将的照片拿出请求新任司令转交时，他竟粗鲁地拒绝。他就是1983年下令击落大韩航空班机的指挥官，当时是远东军区空军司令。不止只是作者本人，就是俄罗斯媒体的同行都不喜欢采访他。
79）采访乌克兰国防部长库兹穆克大将，其实乌克兰参与了向中国出口Su27的计划，全部R27系列空对空导弹全部从乌克兰进口。
是米格式战斗机把中国带入“空军”时代，又是SUKHOI把中国空军带入21世纪。这是平可夫对苏联二大战斗机设计局与中国空军关系的总体评价。2006年几乎每一个中國空軍军区都配备了Su27第三代战斗机，同时J10A也使用与Su27相同的发动机。如果不是1990年作出进口Su27的决定，中国空军现在还是处于J7、J8的时代。因此，平可夫认为Su27至少使中国空军提前15年进入了第三代作战飞机的时代。
1989年的诸多事情促使中苏关系开辟了新篇章。这一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了北京，同时苏联的崩溃已经无法回避。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只有苏联政府未公开指责北京！关系的正常化，就意味着中苏军事合作的重新启动。这是因为中国军人已经技术人员的脑子基本上是俄式化的。即使是在关系严重恶化的70年代前期，中国的军事技术人员还是沿着俄式思路，不断仿制俄式武器。甚至从埃及搞来了BMP1步兵战车、MiG23供仿制、参考使用。
变化的兆头开始与1989年9月，苏军红星报发表了对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大将的访谈录，他直接表示如果中国希望获得MiG29那样的高性能飞机，苏联政府认为不存在政治障碍！几乎大多数的西方军事问题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这一条报道。它是中苏重开军事合作的源泉。这一谈话非常不简单，它实际上是苏共政治局、苏联军队对整个国际局势、苏联的前途重新进行审视的结果。1992年，平可夫两次访问新生的俄罗斯外交部，当时诸多的新型外交官都是从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研究所或者原苏共中央国际部抽调、组合而成的。他们当中不止一人谈到了1989年苏共内部讨论的诸多问题。相当的人都认为国家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苏联的消亡，国际局势的一方座大已经在所难免。1991年的海湾战争更是促使他们加深了这样的印象。1989年作为分水岭，六四事件使中国与西方的蜜月完全结束，这样以反苏为基础的中国对外政策从此将会发生重大的动摇。外交部诸多的亚洲局官员这样分析到。平可夫一向钦佩苏联外交人员的全球视野与洞察能力。也许这就是苏联政府作出恢复同中国的军事接触的首要动机。现在轮到了俄罗斯向西方打中国牌的时候。
1992年2月、8月的访俄旅程让平可夫十分意外的是，原本以为双方发生过Damanski岛流血冲突，俄军对中国军队的敌意可能会十分浓厚。但是意外地感到俄高级军人固然对中国有猜疑，但是绝非像对美国的不信任那么严重。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苏联军人还留有5、60年代的中苏友好时代美好回忆。Su27首席试飞员、苏联英雄V.伊柳辛少将（伊柳辛运输机总设计师的儿子，因为试飞Su15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在自己的家中款待了平可夫，他拿出1962年在杭州疗养时候购买的中国图章谈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1997年7月27日，空军总司令彼得.捷列京大将在司令部接受了平可夫的专访，他竟然还记得“北京-莫斯科”这首歌！他使用的茶杯也是中国生产的，他送给平可夫的竟然是茅台酒。“这是中国空军司令送给我的，你也享用一口”。
“出售Su27给中国是苏联最为友好的壮举”，酷爱喝酒的伊柳辛少将如此表示。这是因为70年代以后研制的“苏”式飞机几乎不出口，而且甚至只装备防空军，例如Su15。1993年8月，平可夫对MiG设计局进行了首次采访，别尼亚可夫总局长开始就对中国选择了Su27非常不高兴，“中国的天空本来就是MiG的”他这样回答。正是这次采访，他透露MiG将帮助中国改良Super－7即后来的FC1战斗机的计划，并且使用RD93发动机。1993年11月9日，日本《读卖新闻》在头版发表了记者中津发自香港采访平可夫的消息，并且公开了平可夫拍摄的RD93发动机。这是最早有关FC1战斗机使用MiG29的RD33/93发动机的新闻。中津在未与平可夫商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所谓“中国消息来源”的称呼，结果被台湾的报纸转载、翻译之后，作者成为“中共消息来源”！就此，平可夫正式照会中津，今后绝对不会再提供任何独家新闻给此人！94年1月，日本《航空情报》登载了平可夫对别尼亚可夫的独家专访。这则报道首次披露当初苏联政府宁可出售MiG29或者MiG31给中国，也不愿意出售Su27！别尼亚可夫毫不死心地表示MiG愿意在MiG31、MiG29的技术基础上帮助中国研制新一代战斗机。
1992年2月，毫无疑问地说，平可夫作为西方记者成为第一批在俄罗斯国土上最近距离了解Su27状况的人。俄有关部门开放了中央飞行场让平可夫一个人直接参观，这里当时还属于军事禁区，主要的作用是战时、紧急时刻用于疏散苏共中央领导之用，距离克里姆林宫最近，并未对外开发。当然现在谁都可以进入这里，它已经不再是飞机场，而是飞机陈列场。作者当时对Su27粗糙的制造工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它确实是第三代飞机的佼佼者。在1992年8月的首届莫斯科航空展上，平可夫直接目睹了它卓越的空中机动性。
为何苏联政府当时只决定出售MiG29给中国？双方的实际始于1990年3月。4月，李鹏访问莫斯科，他直率地提出了对苏联战斗机有兴趣的问题，提议建立一个共同工作小组來讨论这件事。对此，雷日科夫总理当即表示同意。5月31日刘华清访问莫斯科，与俄方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谈纪要》（一共签署了三个类似纪要），这样中国希望购买苏联军事装备的问题第一次进入程序化阶段。这也是中国高级军人第一次接触MiG29 和Su27。整个会谈是错综复杂的。根据MiG设计局总局长别尼亚可夫的回忆，当初莫斯科只是因为Su27已经在1987年的巴黎航空展亮相，才拿给中国人看的，事实上真正希望推销的是MiG29。平可夫分析认为可能是因为李鹏、刘华清等留苏领导人的亲俄态度加上可能喝酒感化了苏共与苏军领导人。在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苏联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Blyosov正式转告了一个好消息：苏联政府已经原则上批准出售Su27给中国！199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常务会议，研究进口苏联战斗机的问题。杨尚昆以“要买就买Su27，它的发动机比较好”的意见正式同意购买Su27。江泽民对此同意。平可夫在此非常吃惊地认为其貌不扬的杨尚昆，居然有如此先见之明，看来他还是研究过技术问题。90年8月23日至9月13日，总参装备部部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Kubinka空军基地再次了解了Su27的具体性能。Su27的“眼镜蛇”动作此时在中国代表团的头上数次招摇。
事实上，根据平可夫了解的状况，就是在苏联政府已经作出出售Su27给中国的决定之后，苏方还在考虑是否按照惯例，将出口中国的Su27降低档次，例如换装较小功能的雷达系统，因此双方的一开始就处于争吵状况，1987年以后，Su27多次在国际上亮相，外部世界对其基本技术特点是比较了解的，要想蒙混也相当困难。同时出售Su27给北京的决定仓卒，技术上还来不及如此快速地拿出“中国版Su27”。依照当时的状况，平可夫个人认为最有可能考虑给Su27SK安装MiG29 使用的624毫米直径天线的H019型雷达，而Su27SK的H001E型雷达的天线直径达到980毫米，并且飞机本身是电传飞控的，至于换装发动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这是因为AL31F是作为专用发动机为Su27开发的，就是因为发动机过重的问题影响了试飞。苏共中央发了火，若干次试飞几乎是在“勉强”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苏共国防委员会的代表面前，总设计师西蒙洛夫情绪紧张，他悄悄对伊留辛问道：有无把握？少将的回答是：“我就是骑在扫把上也要把飞机飞回来”（意思是就是再危险也一定要飞回来）伊留辛少将对作者表示。今天，在Monino飞机博物馆，Su27试飞机前面端正地注明：主试飞员V. 伊留辛！
在刘华清会议录中也谈到了苏方希望保留技术的问题，苏联外经部副部长Grishin海军上将在90年12月4日访问了北京，“会谈是封闭式的，吵吵争争、进进退退”（刘华清回憶录P599）。苏联飞机出口阿拉伯国家从来都是降低档次出售的。要么换装低级发动机，要么换装火控系统。这一次，Su27SK以与国内版Su27S差距不大的方式出口，的确表达了苏联在后冷战时代对中国的重视。12月28日，中国购买24架Su27SK歼击机的协定在北京签署。这是Su27首次出口外国。
Su27SK进入中国
1991年12月26日苏联崩溃。但是，新的俄罗斯政府继承了全部苏联政府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包括向中国出售Su27。1992年2月9日，平可夫访问了新生的俄罗斯外交部，当时苏联外交部主楼还未全部清理完毕，采访在其旁边的一座破旧的临时大楼里进行。原苏共中央国际部亚洲局副主任、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局副局长瓦西里.沙布林接待了作者。谈话以日本语进行，因为沙布林从苏联时代开始一直负责对日外交。“我们作出了向中国出售Su27歼击机的决定，我们决定继续履行这一决定”。他开门见山地强调。1992年6月27日，8架Su27SK单座型和4架Su27UBK双座教练型，飞抵中国安徽芜湖空军基地，空3师9团正式装备Su27。11月25日，12架Su27SK由共青城（KnAAPO）机场直抵芜湖空军基地。整个过程由俄罗斯精锐的飞行员驾驶。至此，中国空军进入了Su27的时代。
8月，平可夫首次访问了SUKHOI设计局和总设计师西蒙洛夫博士。当时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空气自由，较为公开，不像现在，中方总是要在正式协议上注明有关事宜全部保密。因此，西蒙洛夫非常健谈地声称这仅仅只是开始，中国空军还需要更多的Su27。他的证言得到了外交部的真实。从1992年开始，二年之内平可夫无数次对外交部进行了采访。亚太总局中国司司长G.洛格维诺夫、台湾科科长V.马里谢夫、亚太总局总局长索洛维耶夫先后接见平可夫。当时国际上对中俄军事合作存在很大的担心，尤其是台湾、日本，因此，俄外交部了解作者同时于这些地区的报界拥有密切关系，因此可能是希望作者对此作出较为公正的报道。对索洛维耶夫的访谈录刊登在93年4月30日台湾《联合报》上。他在冷战时代同时出任过驻中国、日本大使，是外交部首席日本问题专家。上述所有采访，俄方人士都强调对华军事合作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俄完全遵守国际法，进攻性武器、战略武器不出售中国！而且每二年向联合国申报出口内容。G.洛格维诺夫表示最先进口的24架Su27主要是让中国空军了解俄式飞机，“他们的结论是很好用，因此还会进口，当时还讨论过向中国出口An124重型运输机的问题，但是没有进展”。
1993年10月，一通电话由伦敦打来，他自我介绍说叫Clifford Bill，是《詹氏国际防务评论》月刊（IDR）的总编辑，他说希望我能够替《詹氏国际防务评论》多写一些报道，他通过Daily Report China等刊物了解到我的名字，这是中央情报局的公开出版物，全面翻译世界上介绍中国军事的报道，每日一本。阅读这本刊物的人自然知道我和《汉和》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上面，最近甚至出现了伪造的汉和新闻，也被他们翻译介绍。我不得不在网上更正。93年11月，我写的“中国海军走向蓝水”的报道第一次出现在《詹氏国际防务评论》上，96年，Clifford Bill到《詹氏防卫周刊》工作，第一个从IDR要走的人就是我。于是我从此开始为《詹氏防卫周刊》工作。我迄今一直衷心感谢Cliff，直到今年（2004年）的范包罗航空展，我还在伦敦的地下铁与他不期而遇，他已经辞去了在《詹氏》的工作，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您永远是我的总编辑”，这是我离别的话。
众所周知，第一批Su27的支付手段大约30％以货物支付，因此共青城飞机厂当年的工人薪水以中国罐头、羽绒衣等物品支付。当时是俄罗斯最为困难的时代。1994年开始俄经济好转，因此第二批Su27的一开始就在支付手段问题上出现分歧。此外，中国决定自行生产Su27！因此，继续购买Su27的条件就是要求转移技术，围绕购买数量问题俄方希望至少再购买48架Su27，才可能转移技术。因此过程较为艰难。1994年2月，外交部中国司司长G.洛格维诺夫再度接受了平可夫的访问。他这样强调：“中国方面首先采购了26架（原话如此）Su27，他们通过了解、摸索，已经认定这是一种很好的飞机，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是他们决定再购买第二批26架Su27。目前正在就支付手段问题进行，中国方面希望转移Su27的生产技术，我们强调基于我们的经济状况，要维持工场开工以及工人的工作，我们的态度有保留”。这一访谈录收录进作者以日文撰写的《2000年的中国军队》一书，日本苍苍社出版。由此可见，俄方当时就转移Su27生产技术给中国的问题态度相当保留。在俄军内部，是否出口Su27生产技术的给中国的问题受到极大的争论。1995年5月，刘华清再度访问莫斯科，还是他解决了所有问题。今后的俄中贸易，原则上100％以美元支付。在这次访问中，第二批26架Su27的进出口协议正式签署。
8月的一天，莫斯科秋高气爽，俄前线航空兵司令安东什金上將接受了平可夫的全球独家采访。安东什金上将在苏联时代是基辅军区空军司令员，苏联英雄，他的名气是因为他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故时的空中指挥，正是他乘坐Mi8直升机指挥了空中封顶的工作。他患了严重的核辐射病，但是苏共中央直接命令把他接到莫斯科，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因为我具备了打‘核战争’的经验，空军几乎没有这种人才。同时切尔诺贝利事件当时是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在采访中如此表示。治疗完成之后，空军司令让他选择是作前线航空兵司令还是空军副司令。将军十分直率地说：当然想作正司令！
生产J11
“安德列，我告诉你一条重大新闻，我们已经同意让中国按照许可生产200架Su27SK战斗机”，他一见面就坦言。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平可夫当时意识到。9月21日，日本产经新闻在头版头条直接使用“加拿大研究所－汉和信息中心“的名义公开了这一消息。这是国际传媒首次对此进行的最为详细的报道。见报数小时之后，日本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打来电话，要求紧急约见平可夫，就此新闻背景作进一步了解。作者以“汉和是加拿大民间新闻机构”的名义加以拒绝会面。随后某大国、地区性国家几乎以相同方式毫不掩饰地多次给作者打电话，要求会面。不能得罪俄罗斯！俄方人士、安东什金将军长期如此相信作者，一想到这里，作者断然拒绝。作者的工作只是出于极度的兴趣与兴奋、爱好。1996年4月，4架27SK，6架Su27UBK由共青城直接飞往飞往广东遂溪空2师6团基地，同年年7月25日当天，作者独家专访了负责训练的俄前线航空兵副司令达维多夫少将。“就在8小时之前，8架Su27SK、3架Su27UBK飞向了遂溪”。他透露这批飞机都按照中国方面的要求安装了GPS系统。“安德列，遗憾地告诉你，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访问这里，因为前线航空兵已经被正式取消”！我听到这里，仿佛感到眼睛很不好受，一支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空军主要力量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解散了。我坚信她还会重建！同年9月号的《詹氏国际防务评论》月刊刊登了这次访问的内容。
同年12月，转移Su27生产许可的合同正式签订。
1997年7月27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空军司令彼得.捷列京大将在空军司令部会见了作者。这是全球独家采访。他是图波列夫轰炸机驾驶员出生。大将说：“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这使我再度认识到英文很重要，就在不久前，美国空军邀请我驾驶B1B，但是我却没有能力与他们的飞行员更多交谈”。事实是，大将只是谦虚而已，苏联军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在我撰写的日文版《2000年的中国军队》拥有大将照片的扉页上，以英文快速签名、提言。没有丝毫拼写错误。“大将是出色的轰炸机驾驶员，完全可以不用交谈，凭借感觉飞行”。我回答说。“感觉？那是你们年轻人搞女人时需要的，对于我而言还是语言重要”。大将强调。
大将最终证实俄罗斯武装力量已经批准了向中国转移Su27SK生产线的计划。最终目标为200架生产计划，15年的生产阶段，将从1998年第一季度开始着手生产准备。10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再度大篇幅地报道了平可夫对俄空军总司令的这次访谈。
为什么俄军终于同意转移Su27基本型的生产线给中国？这是因为当时SUKHOI已经拿出了Su35、Su37等更为先进的战斗机。“我认为中国并非明智，现在才来生产Su27基本型，基本上已经过时”。伊柳辛少将对平可夫如此表示。但是中国别无选择，对俄罗斯来说是过时的东西，对于中国而言确是新式武器。而且中国空军最有可能是看重了Su27SK的改良潜力。这一点，平可夫认为是对的。即使是今日Su35、甚至Su33、Su32都来源于基本型的Su27。与此同时，作为转移Su27生产技术，中方还承诺至少再进口55架以上的Su27改良型战斗机。这就是后来的Su30MKK/MK2。因为当时还没有Su30MKK/MK2的名字。
看来还是要精读PUPU老大的大作才会有营养可供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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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苏”式战斗机在中国空军的发展史
安德列.平可夫
原載
Su27艰难的中国之行
74）1992年首次拜会西蒙洛夫
68）97年再度采访西蒙洛夫
76）1993年采访Yak设计局总局长Dondukov
69、78）与Su27首席飞行员、苏联英雄V.Ilushin少将
75）1992年2月首次进入莫斯科中央飞行场
71）Su37
73）Su33
80）1997年采访俄空军司令捷列京大将
77）再度采访捷列京大将
81、72）1999年采访俄空军新任司令科尔卢科夫大将，他完全没有捷列京大将的幽默和热情，当平可夫把捷列京大将的照片拿出请求新任司令转交时，他竟粗鲁地拒绝。他就是1983年下令击落大韩航空班机的指挥官，当时是远东军区空军司令。不止只是作者本人，就是俄罗斯媒体的同行都不喜欢采访他。
79）采访乌克兰国防部长库兹穆克大将，其实乌克兰参与了向中国出口Su27的计划，全部R27系列空对空导弹全部从乌克兰进口。
是米格式战斗机把中国带入“空军”时代，又是SUKHOI把中国空军带入21世纪。这是平可夫对苏联二大战斗机设计局与中国空军关系的总体评价。2006年几乎每一个中國空軍军区都配备了Su27第三代战斗机，同时J10A也使用与Su27相同的发动机。如果不是1990年作出进口Su27的决定，中国空军现在还是处于J7、J8的时代。因此，平可夫认为Su27至少使中国空军提前15年进入了第三代作战飞机的时代。
1989年的诸多事情促使中苏关系开辟了新篇章。这一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了北京，同时苏联的崩溃已经无法回避。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只有苏联政府未公开指责北京！关系的正常化，就意味着中苏军事合作的重新启动。这是因为中国军人已经技术人员的脑子基本上是俄式化的。即使是在关系严重恶化的70年代前期，中国的军事技术人员还是沿着俄式思路，不断仿制俄式武器。甚至从埃及搞来了BMP1步兵战车、MiG23供仿制、参考使用。
变化的兆头开始与1989年9月，苏军红星报发表了对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大将的访谈录，他直接表示如果中国希望获得MiG29那样的高性能飞机，苏联政府认为不存在政治障碍！几乎大多数的西方军事问题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这一条报道。它是中苏重开军事合作的源泉。这一谈话非常不简单，它实际上是苏共政治局、苏联军队对整个国际局势、苏联的前途重新进行审视的结果。1992年，平可夫两次访问新生的俄罗斯外交部，当时诸多的新型外交官都是从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研究所或者原苏共中央国际部抽调、组合而成的。他们当中不止一人谈到了1989年苏共内部讨论的诸多问题。相当的人都认为国家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苏联的消亡，国际局势的一方座大已经在所难免。1991年的海湾战争更是促使他们加深了这样的印象。1989年作为分水岭，六四事件使中国与西方的蜜月完全结束，这样以反苏为基础的中国对外政策从此将会发生重大的动摇。外交部诸多的亚洲局官员这样分析到。平可夫一向钦佩苏联外交人员的全球视野与洞察能力。也许这就是苏联政府作出恢复同中国的军事接触的首要动机。现在轮到了俄罗斯向西方打中国牌的时候。
1992年2月、8月的访俄旅程让平可夫十分意外的是，原本以为双方发生过Damanski岛流血冲突，俄军对中国军队的敌意可能会十分浓厚。但是意外地感到俄高级军人固然对中国有猜疑，但是绝非像对美国的不信任那么严重。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苏联军人还留有5、60年代的中苏友好时代美好回忆。Su27首席试飞员、苏联英雄V.伊柳辛少将（伊柳辛运输机总设计师的儿子，因为试飞Su15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在自己的家中款待了平可夫，他拿出1962年在杭州疗养时候购买的中国图章谈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1997年7月27日，空军总司令彼得.捷列京大将在司令部接受了平可夫的专访，他竟然还记得“北京-莫斯科”这首歌！他使用的茶杯也是中国生产的，他送给平可夫的竟然是茅台酒。“这是中国空军司令送给我的，你也享用一口”。
“出售Su27给中国是苏联最为友好的壮举”，酷爱喝酒的伊柳辛少将如此表示。这是因为70年代以后研制的“苏”式飞机几乎不出口，而且甚至只装备防空军，例如Su15。1993年8月，平可夫对MiG设计局进行了首次采访，别尼亚可夫总局长开始就对中国选择了Su27非常不高兴，“中国的天空本来就是MiG的”他这样回答。正是这次采访，他透露MiG将帮助中国改良Super－7即后来的FC1战斗机的计划，并且使用RD93发动机。1993年11月9日，日本《读卖新闻》在头版发表了记者中津发自香港采访平可夫的消息，并且公开了平可夫拍摄的RD93发动机。这是最早有关FC1战斗机使用MiG29的RD33/93发动机的新闻。中津在未与平可夫商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所谓“中国消息来源”的称呼，结果被台湾的报纸转载、翻译之后，作者成为“中共消息来源”！就此，平可夫正式照会中津，今后绝对不会再提供任何独家新闻给此人！94年1月，日本《航空情报》登载了平可夫对别尼亚可夫的独家专访。这则报道首次披露当初苏联政府宁可出售MiG29或者MiG31给中国，也不愿意出售Su27！别尼亚可夫毫不死心地表示MiG愿意在MiG31、MiG29的技术基础上帮助中国研制新一代战斗机。
1992年2月，毫无疑问地说，平可夫作为西方记者成为第一批在俄罗斯国土上最近距离了解Su27状况的人。俄有关部门开放了中央飞行场让平可夫一个人直接参观，这里当时还属于军事禁区，主要的作用是战时、紧急时刻用于疏散苏共中央领导之用，距离克里姆林宫最近，并未对外开发。当然现在谁都可以进入这里，它已经不再是飞机场，而是飞机陈列场。作者当时对Su27粗糙的制造工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它确实是第三代飞机的佼佼者。在1992年8月的首届莫斯科航空展上，平可夫直接目睹了它卓越的空中机动性。
为何苏联政府当时只决定出售MiG29给中国？双方的实际始于1990年3月。4月，李鹏访问莫斯科，他直率地提出了对苏联战斗机有兴趣的问题，提议建立一个共同工作小组來讨论这件事。对此，雷日科夫总理当即表示同意。5月31日刘华清访问莫斯科，与俄方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谈纪要》（一共签署了三个类似纪要），这样中国希望购买苏联军事装备的问题第一次进入程序化阶段。这也是中国高级军人第一次接触MiG29 和Su27。整个会谈是错综复杂的。根据MiG设计局总局长别尼亚可夫的回忆，当初莫斯科只是因为Su27已经在1987年的巴黎航空展亮相，才拿给中国人看的，事实上真正希望推销的是MiG29。平可夫分析认为可能是因为李鹏、刘华清等留苏领导人的亲俄态度加上可能喝酒感化了苏共与苏军领导人。在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苏联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Blyosov正式转告了一个好消息：苏联政府已经原则上批准出售Su27给中国！199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常务会议，研究进口苏联战斗机的问题。杨尚昆以“要买就买Su27，它的发动机比较好”的意见正式同意购买Su27。江泽民对此同意。平可夫在此非常吃惊地认为其貌不扬的杨尚昆，居然有如此先见之明，看来他还是研究过技术问题。90年8月23日至9月13日，总参装备部部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Kubinka空军基地再次了解了Su27的具体性能。Su27的“眼镜蛇”动作此时在中国代表团的头上数次招摇。
事实上，根据平可夫了解的状况，就是在苏联政府已经作出出售Su27给中国的决定之后，苏方还在考虑是否按照惯例，将出口中国的Su27降低档次，例如换装较小功能的雷达系统，因此双方的一开始就处于争吵状况，1987年以后，Su27多次在国际上亮相，外部世界对其基本技术特点是比较了解的，要想蒙混也相当困难。同时出售Su27给北京的决定仓卒，技术上还来不及如此快速地拿出“中国版Su27”。依照当时的状况，平可夫个人认为最有可能考虑给Su27SK安装MiG29 使用的624毫米直径天线的H019型雷达，而Su27SK的H001E型雷达的天线直径达到980毫米，并且飞机本身是电传飞控的，至于换装发动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这是因为AL31F是作为专用发动机为Su27开发的，就是因为发动机过重的问题影响了试飞。苏共中央发了火，若干次试飞几乎是在“勉强”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苏共国防委员会的代表面前，总设计师西蒙洛夫情绪紧张，他悄悄对伊留辛问道：有无把握？少将的回答是：“我就是骑在扫把上也要把飞机飞回来”（意思是就是再危险也一定要飞回来）伊留辛少将对作者表示。今天，在Monino飞机博物馆，Su27试飞机前面端正地注明：主试飞员V. 伊留辛！
在刘华清会议录中也谈到了苏方希望保留技术的问题，苏联外经部副部长Grishin海军上将在90年12月4日访问了北京，“会谈是封闭式的，吵吵争争、进进退退”（刘华清回憶录P599）。苏联飞机出口阿拉伯国家从来都是降低档次出售的。要么换装低级发动机，要么换装火控系统。这一次，Su27SK以与国内版Su27S差距不大的方式出口，的确表达了苏联在后冷战时代对中国的重视。12月28日，中国购买24架Su27SK歼击机的协定在北京签署。这是Su27首次出口外国。
Su27SK进入中国
1991年12月26日苏联崩溃。但是，新的俄罗斯政府继承了全部苏联政府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包括向中国出售Su27。1992年2月9日，平可夫访问了新生的俄罗斯外交部，当时苏联外交部主楼还未全部清理完毕，采访在其旁边的一座破旧的临时大楼里进行。原苏共中央国际部亚洲局副主任、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局副局长瓦西里.沙布林接待了作者。谈话以日本语进行，因为沙布林从苏联时代开始一直负责对日外交。“我们作出了向中国出售Su27歼击机的决定，我们决定继续履行这一决定”。他开门见山地强调。1992年6月27日，8架Su27SK单座型和4架Su27UBK双座教练型，飞抵中国安徽芜湖空军基地，空3师9团正式装备Su27。11月25日，12架Su27SK由共青城（KnAAPO）机场直抵芜湖空军基地。整个过程由俄罗斯精锐的飞行员驾驶。至此，中国空军进入了Su27的时代。
8月，平可夫首次访问了SUKHOI设计局和总设计师西蒙洛夫博士。当时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空气自由，较为公开，不像现在，中方总是要在正式协议上注明有关事宜全部保密。因此，西蒙洛夫非常健谈地声称这仅仅只是开始，中国空军还需要更多的Su27。他的证言得到了外交部的真实。从1992年开始，二年之内平可夫无数次对外交部进行了采访。亚太总局中国司司长G.洛格维诺夫、台湾科科长V.马里谢夫、亚太总局总局长索洛维耶夫先后接见平可夫。当时国际上对中俄军事合作存在很大的担心，尤其是台湾、日本，因此，俄外交部了解作者同时于这些地区的报界拥有密切关系，因此可能是希望作者对此作出较为公正的报道。对索洛维耶夫的访谈录刊登在93年4月30日台湾《联合报》上。他在冷战时代同时出任过驻中国、日本大使，是外交部首席日本问题专家。上述所有采访，俄方人士都强调对华军事合作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俄完全遵守国际法，进攻性武器、战略武器不出售中国！而且每二年向联合国申报出口内容。G.洛格维诺夫表示最先进口的24架Su27主要是让中国空军了解俄式飞机，“他们的结论是很好用，因此还会进口，当时还讨论过向中国出口An124重型运输机的问题，但是没有进展”。
1993年10月，一通电话由伦敦打来，他自我介绍说叫Clifford Bill，是《詹氏国际防务评论》月刊（IDR）的总编辑，他说希望我能够替《詹氏国际防务评论》多写一些报道，他通过Daily Report China等刊物了解到我的名字，这是中央情报局的公开出版物，全面翻译世界上介绍中国军事的报道，每日一本。阅读这本刊物的人自然知道我和《汉和》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上面，最近甚至出现了伪造的汉和新闻，也被他们翻译介绍。我不得不在网上更正。93年11月，我写的“中国海军走向蓝水”的报道第一次出现在《詹氏国际防务评论》上，96年，Clifford Bill到《詹氏防卫周刊》工作，第一个从IDR要走的人就是我。于是我从此开始为《詹氏防卫周刊》工作。我迄今一直衷心感谢Cliff，直到今年（2004年）的范包罗航空展，我还在伦敦的地下铁与他不期而遇，他已经辞去了在《詹氏》的工作，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您永远是我的总编辑”，这是我离别的话。
众所周知，第一批Su27的支付手段大约30％以货物支付，因此共青城飞机厂当年的工人薪水以中国罐头、羽绒衣等物品支付。当时是俄罗斯最为困难的时代。1994年开始俄经济好转，因此第二批Su27的一开始就在支付手段问题上出现分歧。此外，中国决定自行生产Su27！因此，继续购买Su27的条件就是要求转移技术，围绕购买数量问题俄方希望至少再购买48架Su27，才可能转移技术。因此过程较为艰难。1994年2月，外交部中国司司长G.洛格维诺夫再度接受了平可夫的访问。他这样强调：“中国方面首先采购了26架（原话如此）Su27，他们通过了解、摸索，已经认定这是一种很好的飞机，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是他们决定再购买第二批26架Su27。目前正在就支付手段问题进行，中国方面希望转移Su27的生产技术，我们强调基于我们的经济状况，要维持工场开工以及工人的工作，我们的态度有保留”。这一访谈录收录进作者以日文撰写的《2000年的中国军队》一书，日本苍苍社出版。由此可见，俄方当时就转移Su27生产技术给中国的问题态度相当保留。在俄军内部，是否出口Su27生产技术的给中国的问题受到极大的争论。1995年5月，刘华清再度访问莫斯科，还是他解决了所有问题。今后的俄中贸易，原则上100％以美元支付。在这次访问中，第二批26架Su27的进出口协议正式签署。
8月的一天，莫斯科秋高气爽，俄前线航空兵司令安东什金上將接受了平可夫的全球独家采访。安东什金上将在苏联时代是基辅军区空军司令员，苏联英雄，他的名气是因为他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故时的空中指挥，正是他乘坐Mi8直升机指挥了空中封顶的工作。他患了严重的核辐射病，但是苏共中央直接命令把他接到莫斯科，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因为我具备了打‘核战争’的经验，空军几乎没有这种人才。同时切尔诺贝利事件当时是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在采访中如此表示。治疗完成之后，空军司令让他选择是作前线航空兵司令还是空军副司令。将军十分直率地说：当然想作正司令！
生产J11
“安德列，我告诉你一条重大新闻，我们已经同意让中国按照许可生产200架Su27SK战斗机”，他一见面就坦言。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平可夫当时意识到。9月21日，日本产经新闻在头版头条直接使用“加拿大研究所－汉和信息中心“的名义公开了这一消息。这是国际传媒首次对此进行的最为详细的报道。见报数小时之后，日本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打来电话，要求紧急约见平可夫，就此新闻背景作进一步了解。作者以“汉和是加拿大民间新闻机构”的名义加以拒绝会面。随后某大国、地区性国家几乎以相同方式毫不掩饰地多次给作者打电话，要求会面。不能得罪俄罗斯！俄方人士、安东什金将军长期如此相信作者，一想到这里，作者断然拒绝。作者的工作只是出于极度的兴趣与兴奋、爱好。1996年4月，4架27SK，6架Su27UBK由共青城直接飞往飞往广东遂溪空2师6团基地，同年年7月25日当天，作者独家专访了负责训练的俄前线航空兵副司令达维多夫少将。“就在8小时之前，8架Su27SK、3架Su27UBK飞向了遂溪”。他透露这批飞机都按照中国方面的要求安装了GPS系统。“安德列，遗憾地告诉你，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访问这里，因为前线航空兵已经被正式取消”！我听到这里，仿佛感到眼睛很不好受，一支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空军主要力量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解散了。我坚信她还会重建！同年9月号的《詹氏国际防务评论》月刊刊登了这次访问的内容。
同年12月，转移Su27生产许可的合同正式签订。
1997年7月27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空军司令彼得.捷列京大将在空军司令部会见了作者。这是全球独家采访。他是图波列夫轰炸机驾驶员出生。大将说：“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这使我再度认识到英文很重要，就在不久前，美国空军邀请我驾驶B1B，但是我却没有能力与他们的飞行员更多交谈”。事实是，大将只是谦虚而已，苏联军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在我撰写的日文版《2000年的中国军队》拥有大将照片的扉页上，以英文快速签名、提言。没有丝毫拼写错误。“大将是出色的轰炸机驾驶员，完全可以不用交谈，凭借感觉飞行”。我回答说。“感觉？那是你们年轻人搞女人时需要的，对于我而言还是语言重要”。大将强调。
大将最终证实俄罗斯武装力量已经批准了向中国转移Su27SK生产线的计划。最终目标为200架生产计划，15年的生产阶段，将从1998年第一季度开始着手生产准备。10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再度大篇幅地报道了平可夫对俄空军总司令的这次访谈。
为什么俄军终于同意转移Su27基本型的生产线给中国？这是因为当时SUKHOI已经拿出了Su35、Su37等更为先进的战斗机。“我认为中国并非明智，现在才来生产Su27基本型，基本上已经过时”。伊柳辛少将对平可夫如此表示。但是中国别无选择，对俄罗斯来说是过时的东西，对于中国而言确是新式武器。而且中国空军最有可能是看重了Su27SK的改良潜力。这一点，平可夫认为是对的。即使是今日Su35、甚至Su33、Su32都来源于基本型的Su27。与此同时，作为转移Su27生产技术，中方还承诺至少再进口55架以上的Su27改良型战斗机。这就是后来的Su30MKK/MK2。因为当时还没有Su30MKK/MK2的名字。
看来还是要精读PUPU老大的大作才会有营养可供吸收！昨天的神秘：俄中空军军事装备合作历史
1992年首度進入當時并未開放的莫斯科中央飛行機場參觀Su27SK，當時精力極度旺盛，每日采訪，晚上觀看歌劇、芭蕾舞，之后還可以再迪斯科，第二日照樣6時起床整理前日的采訪稿。今昔差距，憂傷。
第一部分“苏”式战斗机在中国空军的发展史 安德列.平可夫 原載 Su27艰难的中国之行
74）1992年首次拜会西蒙洛夫
68）97年再度采访西蒙洛夫
76）1993年采访Yak设计局总局长Dondukov
69、78）与Su27首席飞行员、苏联英雄V.Ilushin少将
75）1992年2月首次进入莫斯科中央飞行场
71）Su37
73）Su33
80）1997年采访俄空军司令捷列京大将
77）再度采访捷列京大将
81、72）1999年采访俄空军新任司令科尔卢科夫大将，他完全没有捷列京大将的幽默和热情，当平可夫把捷列京大将的照片拿出请求新任司令转交时，他竟粗鲁地拒绝。他就是1983年下令击落大韩航空班机的指挥官，当时是远东军区空军司令。不止只是作者本人，就是俄罗斯媒体的同行都不喜欢采访他。
79）采访乌克兰国防部长库兹穆克大将，其实乌克兰参与了向中国出口Su27的计划，全部R27系列空对空导弹全部从乌克兰进口。
是米格式战斗机把中国带入“空军”时代，又是SUKHOI把中国空军带入21世纪。这是平可夫对苏联二大战斗机设计局与中国空军关系的总体评价。2006年几乎每一个中國空軍军区都配备了Su27第三代战斗机，同时J10A也使用与Su27相同的发动机。如果不是1990年作出进口Su27的决定，中国空军现在还是处于J7、J8的时代。因此，平可夫认为Su27至少使中国空军提前15年进入了第三代作战飞机的时代。
1989年的诸多事情促使中苏关系开辟了新篇章。这一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了北京，同时苏联的崩溃已经无法回避。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只有苏联政府未公开指责北京！关系的正常化，就意味着中苏军事合作的重新启动。这是因为中国军人已经技术人员的脑子基本上是俄式化的。即使是在关系严重恶化的70年代前期，中国的军事技术人员还是沿着俄式思路，不断仿制俄式武器。甚至从埃及搞来了BMP1步兵战车、MiG23供仿制、参考使用。
变化的兆头开始与1989年9月，苏军红星报发表了对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大将的访谈录，他直接表示如果中国希望获得MiG29那样的高性能飞机，苏联政府认为不存在政治障碍！几乎大多数的西方军事问题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这一条报道。它是中苏重开军事合作的源泉。这一谈话非常不简单，它实际上是苏共政治局、苏联军队对整个国际局势、苏联的前途重新进行审视的结果。1992年，平可夫两次访问新生的俄罗斯外交部，当时诸多的新型外交官都是从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研究所或者原苏共中央国际部抽调、组合而成的。他们当中不止一人谈到了1989年苏共内部讨论的诸多问题。相当的人都认为国家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苏联的消亡，国际局势的一方座大已经在所难免。1991年的海湾战争更是促使他们加深了这样的印象。1989年作为分水岭，六四事件使中国与西方的蜜月完全结束，这样以反苏为基础的中国对外政策从此将会发生重大的动摇。外交部诸多的亚洲局官员这样分析到。平可夫一向钦佩苏联外交人员的全球视野与洞察能力。也许这就是苏联政府作出恢复同中国的军事接触的首要动机。现在轮到了俄罗斯向西方打中国牌的时候。
1992年2月、8月的访俄旅程让平可夫十分意外的是，原本以为双方发生过Damanski岛流血冲突，俄军对中国军队的敌意可能会十分浓厚。但是意外地感到俄高级军人固然对中国有猜疑，但是绝非像对美国的不信任那么严重。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苏联军人还留有5、60年代的中苏友好时代美好回忆。Su27首席试飞员、苏联英雄V.伊柳辛少将（伊柳辛运输机总设计师的儿子，因为试飞Su15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在自己的家中款待了平可夫，他拿出1962年在杭州疗养时候购买的中国图章谈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1997年7月27日，空军总司令彼得.捷列京大将在司令部接受了平可夫的专访，他竟然还记得“北京-莫斯科”这首歌！他使用的茶杯也是中国生产的，他送给平可夫的竟然是茅台酒。“这是中国空军司令送给我的，你也享用一口”。
“出售Su27给中国是苏联最为友好的壮举”，酷爱喝酒的伊柳辛少将如此表示。这是因为70年代以后研制的“苏”式飞机几乎不出口，而且甚至只装备防空军，例如Su15。1993年8月，平可夫对MiG设计局进行了首次采访，别尼亚可夫总局长开始就对中国选择了Su27非常不高兴，“中国的天空本来就是MiG的”他这样回答。正是这次采访，他透露MiG将帮助中国改良Super－7即后来的FC1战斗机的计划，并且使用RD93发动机。1993年11月9日，日本《读卖新闻》在头版发表了记者中津发自香港采访平可夫的消息，并且公开了平可夫拍摄的RD93发动机。这是最早有关FC1战斗机使用MiG29的RD33/93发动机的新闻。中津在未与平可夫商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所谓“中国消息来源”的称呼，结果被台湾的报纸转载、翻译之后，作者成为“中共消息来源”！就此，平可夫正式照会中津，今后绝对不会再提供任何独家新闻给此人！94年1月，日本《航空情报》登载了平可夫对别尼亚可夫的独家专访。这则报道首次披露当初苏联政府宁可出售MiG29或者MiG31给中国，也不愿意出售Su27！别尼亚可夫毫不死心地表示MiG愿意在MiG31、MiG29的技术基础上帮助中国研制新一代战斗机。
1992年2月，毫无疑问地说，平可夫作为西方记者成为第一批在俄罗斯国土上最近距离了解Su27状况的人。俄有关部门开放了中央飞行场让平可夫一个人直接参观，这里当时还属于军事禁区，主要的作用是战时、紧急时刻用于疏散苏共中央领导之用，距离克里姆林宫最近，并未对外开发。当然现在谁都可以进入这里，它已经不再是飞机场，而是飞机陈列场。作者当时对Su27粗糙的制造工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它确实是第三代飞机的佼佼者。在1992年8月的首届莫斯科航空展上，平可夫直接目睹了它卓越的空中机动性。
为何苏联政府当时只决定出售MiG29给中国？双方的实际始于1990年3月。4月，李鹏访问莫斯科，他直率地提出了对苏联战斗机有兴趣的问题，提议建立一个共同工作小组來讨论这件事。对此，雷日科夫总理当即表示同意。5月31日刘华清访问莫斯科，与俄方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谈纪要》（一共签署了三个类似纪要），这样中国希望购买苏联军事装备的问题第一次进入程序化阶段。这也是中国高级军人第一次接触MiG29 和Su27。整个会谈是错综复杂的。根据MiG设计局总局长别尼亚可夫的回忆，当初莫斯科只是因为Su27已经在1987年的巴黎航空展亮相，才拿给中国人看的，事实上真正希望推销的是MiG29。平可夫分析认为可能是因为李鹏、刘华清等留苏领导人的亲俄态度加上可能喝酒感化了苏共与苏军领导人。在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苏联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Blyosov正式转告了一个好消息：苏联政府已经原则上批准出售Su27给中国！199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常务会议，研究进口苏联战斗机的问题。杨尚昆以“要买就买Su27，它的发动机比较好”的意见正式同意购买Su27。江泽民对此同意。平可夫在此非常吃惊地认为其貌不扬的杨尚昆，居然有如此先见之明，看来他还是研究过技术问题。90年8月23日至9月13日，总参装备部部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Kubinka空军基地再次了解了Su27的具体性能。Su27的“眼镜蛇”动作此时在中国代表团的头上数次招摇。
事实上，根据平可夫了解的状况，就是在苏联政府已经作出出售Su27给中国的决定之后，苏方还在考虑是否按照惯例，将出口中国的Su27降低档次，例如换装较小功能的雷达系统，因此双方的一开始就处于争吵状况，1987年以后，Su27多次在国际上亮相，外部世界对其基本技术特点是比较了解的，要想蒙混也相当困难。同时出售Su27给北京的决定仓卒，技术上还来不及如此快速地拿出“中国版Su27”。依照当时的状况，平可夫个人认为最有可能考虑给Su27SK安装MiG29 使用的624毫米直径天线的H019型雷达，而Su27SK的H001E型雷达的天线直径达到980毫米，并且飞机本身是电传飞控的，至于换装发动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这是因为AL31F是作为专用发动机为Su27开发的，就是因为发动机过重的问题影响了试飞。苏共中央发了火，若干次试飞几乎是在“勉强”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苏共国防委员会的代表面前，总设计师西蒙洛夫情绪紧张，他悄悄对伊留辛问道：有无把握？少将的回答是：“我就是骑在扫把上也要把飞机飞回来”（意思是就是再危险也一定要飞回来）伊留辛少将对作者表示。今天，在Monino飞机博物馆，Su27试飞机前面端正地注明：主试飞员V. 伊留辛！
在刘华清会议录中也谈到了苏方希望保留技术的问题，苏联外经部副部长Grishin海军上将在90年12月4日访问了北京，“会谈是封闭式的，吵吵争争、进进退退”（刘华清回憶录P599）。苏联飞机出口阿拉伯国家从来都是降低档次出售的。要么换装低级发动机，要么换装火控系统。这一次，Su27SK以与国内版Su27S差距不大的方式出口，的确表达了苏联在后冷战时代对中国的重视。12月28日，中国购买24架Su27SK歼击机的协定在北京签署。这是Su27首次出口外国。
Su27SK进入中国
1991年12月26日苏联崩溃。但是，新的俄罗斯政府继承了全部苏联政府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包括向中国出售Su27。1992年2月9日，平可夫访问了新生的俄罗斯外交部，当时苏联外交部主楼还未全部清理完毕，采访在其旁边的一座破旧的临时大楼里进行。原苏共中央国际部亚洲局副主任、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局副局长瓦西里.沙布林接待了作者。谈话以日本语进行，因为沙布林从苏联时代开始一直负责对日外交。“我们作出了向中国出售Su27歼击机的决定，我们决定继续履行这一决定”。他开门见山地强调。1992年6月27日，8架Su27SK单座型和4架Su27UBK双座教练型，飞抵中国安徽芜湖空军基地，空3师9团正式装备Su27。11月25日，12架Su27SK由共青城（KnAAPO）机场直抵芜湖空军基地。整个过程由俄罗斯精锐的飞行员驾驶。至此，中国空军进入了Su27的时代。
8月，平可夫首次访问了SUKHOI设计局和总设计师西蒙洛夫博士。当时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空气自由，较为公开，不像现在，中方总是要在正式协议上注明有关事宜全部保密。因此，西蒙洛夫非常健谈地声称这仅仅只是开始，中国空军还需要更多的Su27。他的证言得到了外交部的真实。从1992年开始，二年之内平可夫无数次对外交部进行了采访。亚太总局中国司司长G.洛格维诺夫、台湾科科长V.马里谢夫、亚太总局总局长索洛维耶夫先后接见平可夫。当时国际上对中俄军事合作存在很大的担心，尤其是台湾、日本，因此，俄外交部了解作者同时于这些地区的报界拥有密切关系，因此可能是希望作者对此作出较为公正的报道。对索洛维耶夫的访谈录刊登在93年4月30日台湾《联合报》上。他在冷战时代同时出任过驻中国、日本大使，是外交部首席日本问题专家。上述所有采访，俄方人士都强调对华军事合作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俄完全遵守国际法，进攻性武器、战略武器不出售中国！而且每二年向联合国申报出口内容。G.洛格维诺夫表示最先进口的24架Su27主要是让中国空军了解俄式飞机，“他们的结论是很好用，因此还会进口，当时还讨论过向中国出口An124重型运输机的问题，但是没有进展”。
1993年10月，一通电话由伦敦打来，他自我介绍说叫Clifford Bill，是《詹氏国际防务评论》月刊（IDR）的总编辑，他说希望我能够替《詹氏国际防务评论》多写一些报道，他通过Daily Report China等刊物了解到我的名字，这是中央情报局的公开出版物，全面翻译世界上介绍中国军事的报道，每日一本。阅读这本刊物的人自然知道我和《汉和》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上面，最近甚至出现了伪造的汉和新闻，也被他们翻译介绍。我不得不在网上更正。93年11月，我写的“中国海军走向蓝水”的报道第一次出现在《詹氏国际防务评论》上，96年，Clifford Bill到《詹氏防卫周刊》工作，第一个从IDR要走的人就是我。于是我从此开始为《詹氏防卫周刊》工作。我迄今一直衷心感谢Cliff，直到今年（2004年）的范包罗航空展，我还在伦敦的地下铁与他不期而遇，他已经辞去了在《詹氏》的工作，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您永远是我的总编辑”，这是我离别的话。
众所周知，第一批Su27的支付手段大约30％以货物支付，因此共青城飞机厂当年的工人薪水以中国罐头、羽绒衣等物品支付。当时是俄罗斯最为困难的时代。1994年开始俄经济好转，因此第二批Su27的一开始就在支付手段问题上出现分歧。此外，中国决定自行生产Su27！因此，继续购买Su27的条件就是要求转移技术，围绕购买数量问题俄方希望至少再购买48架Su27，才可能转移技术。因此过程较为艰难。1994年2月，外交部中国司司长G.洛格维诺夫再度接受了平可夫的访问。他这样强调：“中国方面首先采购了26架（原话如此）Su27，他们通过了解、摸索，已经认定这是一种很好的飞机，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是他们决定再购买第二批26架Su27。目前正在就支付手段问题进行，中国方面希望转移Su27的生产技术，我们强调基于我们的经济状况，要维持工场开工以及工人的工作，我们的态度有保留”。这一访谈录收录进作者以日文撰写的《2000年的中国军队》一书，日本苍苍社出版。由此可见，俄方当时就转移Su27生产技术给中国的问题态度相当保留。在俄军内部，是否出口Su27生产技术的给中国的问题受到极大的争论。1995年5月，刘华清再度访问莫斯科，还是他解决了所有问题。今后的俄中贸易，原则上100％以美元支付。在这次访问中，第二批26架Su27的进出口协议正式签署。
8月的一天，莫斯科秋高气爽，俄前线航空兵司令安东什金上將接受了平可夫的全球独家采访。安东什金上将在苏联时代是基辅军区空军司令员，苏联英雄，他的名气是因为他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故时的空中指挥，正是他乘坐Mi8直升机指挥了空中封顶的工作。他患了严重的核辐射病，但是苏共中央直接命令把他接到莫斯科，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因为我具备了打‘核战争’的经验，空军几乎没有这种人才。同时切尔诺贝利事件当时是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在采访中如此表示。治疗完成之后，空军司令让他选择是作前线航空兵司令还是空军副司令。将军十分直率地说：当然想作正司令！
生产J11
“安德列，我告诉你一条重大新闻，我们已经同意让中国按照许可生产200架Su27SK战斗机”，他一见面就坦言。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平可夫当时意识到。9月21日，日本产经新闻在头版头条直接使用“加拿大研究所－汉和信息中心“的名义公开了这一消息。这是国际传媒首次对此进行的最为详细的报道。见报数小时之后，日本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打来电话，要求紧急约见平可夫，就此新闻背景作进一步了解。作者以“汉和是加拿大民间新闻机构”的名义加以拒绝会面。随后某大国、地区性国家几乎以相同方式毫不掩饰地多次给作者打电话，要求会面。不能得罪俄罗斯！俄方人士、安东什金将军长期如此相信作者，一想到这里，作者断然拒绝。作者的工作只是出于极度的兴趣与兴奋、爱好。1996年4月，4架27SK，6架Su27UBK由共青城直接飞往飞往广东遂溪空2师6团基地，同年年7月25日当天，作者独家专访了负责训练的俄前线航空兵副司令达维多夫少将。“就在8小时之前，8架Su27SK、3架Su27UBK飞向了遂溪”。他透露这批飞机都按照中国方面的要求安装了GPS系统。“安德列，遗憾地告诉你，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访问这里，因为前线航空兵已经被正式取消”！我听到这里，仿佛感到眼睛很不好受，一支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空军主要力量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解散了。我坚信她还会重建！同年9月号的《詹氏国际防务评论》月刊刊登了这次访问的内容。
同年12月，转移Su27生产许可的合同正式签订。
1997年7月27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空军司令彼得.捷列京大将在空军司令部会见了作者。这是全球独家采访。他是图波列夫轰炸机驾驶员出生。大将说：“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这使我再度认识到英文很重要，就在不久前，美国空军邀请我驾驶B1B，但是我却没有能力与他们的飞行员更多交谈”。事实是，大将只是谦虚而已，苏联军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在我撰写的日文版《2000年的中国军队》拥有大将照片的扉页上，以英文快速签名、提言。没有丝毫拼写错误。“大将是出色的轰炸机驾驶员，完全可以不用交谈，凭借感觉飞行”。我回答说。“感觉？那是你们年轻人搞女人时需要的，对于我而言还是语言重要”。大将强调。
大将最终证实俄罗斯武装力量已经批准了向中国转移Su27SK生产线的计划。最终目标为200架生产计划，15年的生产阶段，将从1998年第一季度开始着手生产准备。10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再度大篇幅地报道了平可夫对俄空军总司令的这次访谈。
为什么俄军终于同意转移Su27基本型的生产线给中国？这是因为当时SUKHOI已经拿出了Su35、Su37等更为先进的战斗机。“我认为中国并非明智，现在才来生产Su27基本型，基本上已经过时”。伊柳辛少将对平可夫如此表示。但是中国别无选择，对俄罗斯来说是过时的东西，对于中国而言确是新式武器。而且中国空军最有可能是看重了Su27SK的改良潜力。这一点，平可夫认为是对的。即使是今日Su35、甚至Su33、Su32都来源于基本型的Su27。与此同时，作为转移Su27生产技术，中方还承诺至少再进口55架以上的Su27改良型战斗机。这就是后来的Su30MKK/MK2。因为当时还没有Su30MKK/MK2的名字。
看来还是要精读PUPU老大的大作才会有营养可供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