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内除黑绝娼 陈毅是如何治理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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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成为大上海的一市之长。

　　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已将注意力转向解放宁、沪、杭问题了。陈毅在丹阳告诉接管干部们：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后来解释：当时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变成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到牵动。陈毅1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决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南京解放当日，军委电告：昨日泊于上海的几艘美舰及海军陆战队已撤至吴淞口外，两艘英舰也随之撤出。当然，这并不能排除解放上海的作战发生僵持时美军介入的可能。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

　　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管上海的干部到不齐，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总前委研究再三，于4月30日向中央军委提出：“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5月3日，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其时，陈毅已由南京到达丹阳——接管上海的巨大准备工作将在这里全面部署。

接管上海前的准备


　　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成关于上海的二百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再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比如，上海的官僚资产如何接管？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厂子如何使其开工？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仅财经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对其中“两白一黑”（指米、棉、煤）的运输供应任务的艰巨紧急印象特深。



　　陈毅严格强调两条：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一日，陈毅抱着几本古书找到城市政策组曹漫之，说史书上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查一查。后来《入城守则》草案便列上了这一条。对此，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总前委讨论了《入城守则》草案，一致肯定“不入民宅”的规定完全必要。据说，毛泽东曾赞扬：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5月10日，在丹阳的一座大庙里，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向数百名端坐在背包上的接管干部，作了一次入城纪律报告。他首先抓了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小事不小。“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纪律，一定要严！———事实证明这正是人民军队的胜利之本。

　　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二十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以豪迈的声音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上海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摇着一把大葵扇赴资本家的宴会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8月，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去不去？陈毅请干部们讨论，有人主张去，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犯错误。陈毅笑道：“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等领导干部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们“交朋友”。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这正是陈毅“交朋友”的理论依据。他看出荣毅仁请吃饭，是“投石问路”。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海口封锁原料涨价；企业大部资金被家族成员抽出带走；工人不断要求资方发放欠薪……陈毅摇着一把大葵扇欣然赴宴，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的感情，影响很大。

巧妙化解劳资矛盾

　　工商界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6、7两月发生两千余起。陈毅说：“解决这问题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包火，要从起火根源上去控制这火。”这就是指资本家多年虐待、剥削工人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比如工人要求废除“抄身制”，纱厂经理想不通，说“这样纱厂还不被偷光”。陈毅亲自登门谈心，从自己在法国当工人的体会谈起，说：老板把工人当奴隶，工资太少无法养家，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为什么不朝外拿？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觉悟，你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有困难多与工人商量着办，相信能办好。中肯的劝导起了作用，不久各纱厂都取消了“抄身制”，工人们热烈庆祝。经理们后来惊异地发现，车间里每公斤棉花出纱率倒比以前提高了。他们受了一次教育。

　　另一方面，也要做说服工人的工作，顾及资方实际困难，不要逼得资方关厂。有一回某厂女工索要欠薪包围了总经理家，陈毅亲自布置专人前往处理，劝回女工，并研究给该厂以低息贷款以维持生产。其后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逐步建立工人与企业主的新型关系。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生产，看到陈市长常请企业家到办公室去征询意见商讨政策，民族资本家们看到了出路和希望。10月初，著名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吴蕴初从美国回来了，陈毅热情欢迎。见面那天看到这位昔日“味精大王”已脱去西服换上了新做的蓝色棉制服，陈毅欣然道：“吴蕴老，过两天厂里工人要开会欢迎你回来，你就穿这身新衣裳去吧，这才叫面目一新呢！”请吃饭时，吴蕴初惭愧地提及当年曾任伪“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地说：“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面应付。你们都是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识很有经验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久，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组织党代会代表听交响乐，支持电影厂拍第一部彩色片

　　上海是个文化都市，有几百家戏院、书场以及其他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以此为生的人大约有30万。有人主张停演旧戏，搞接管关闭。陈毅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万人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打破你的脑壳！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地改，就不容易。”

　　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乐团。”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排练，在陈毅关心催促之下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青年音乐家黄贻钧作为乐团的第一个中国指挥登台演出，陈毅热情支持祝贺。甚至在一次为中共的党代会演出时，有的人听不懂交响乐而中途离场，陈毅下令锁上剧场门不许退席，告诫大家要尊重演员的艺术劳动———艺术家们闻此何能不感奋呢！自1881年建团以来从未演奏过中国乐曲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了《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

　　当时上海民乐界第一把琵琶，当数早年留学美国的卫仲乐先生，人说他性格怪僻，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卫仲乐找到陈毅这样一位知音，终生引以为幸。著名学者们，有的比陈毅年长数十，有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诸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陈毅都与他们交了朋友，既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智慧，又从生活、工作上给予关心，同时引导他们自觉自愿改造某些旧的观念。

不出两年，除黑绝娼

　　流氓帮会是旧上海一大黑暗势力。下层各行各业都有“霸”。扛码头的有“码头霸”、偷钱包的有“扒窃霸”，还有“菜场霸”、“粪霸”……这些流氓集团以青帮、洪帮为主，成了上海底层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对此，中共华东局通过潘汉年与逃去香港的帮会头子杜月笙谈妥，接管后他们不动，我们不杀其上层。入城后，陈毅又派干部找到留在上海的黄金荣，要他按政府法令办事，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80岁的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呈交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被先后正法，群众放鞭炮庆贺。不出两年，盘踞上海半个世纪以上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解放时登记在册的妓女有近2000人，未登记的暗娼就不计其数。妓院封闭了，街头暗娼却难禁绝，有个晚上甚至拉客拉到陈毅警卫员头上了。再三研究，陈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送来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钓”到一个送上车一个。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4000个妓女。入所第一件事是逐个为她们全面体检，结果发现70%以上都患有性病。一笔不小的外汇费用报到陈毅面前，治梅毒用的青霉素当时全靠进口。美蒋封锁，要从香港转口，价钱更高。陈毅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他又说：“对她们这些人，我们有几条：一是给治病，二是治好了给职业，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

　　短短的一两年内，上海街头的妓女硬是绝了迹。这不能不使西方世界为之惊叹折服。转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成为大上海的一市之长。

　　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已将注意力转向解放宁、沪、杭问题了。陈毅在丹阳告诉接管干部们：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后来解释：当时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变成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到牵动。陈毅1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决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南京解放当日，军委电告：昨日泊于上海的几艘美舰及海军陆战队已撤至吴淞口外，两艘英舰也随之撤出。当然，这并不能排除解放上海的作战发生僵持时美军介入的可能。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

　　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管上海的干部到不齐，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总前委研究再三，于4月30日向中央军委提出：“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5月3日，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其时，陈毅已由南京到达丹阳——接管上海的巨大准备工作将在这里全面部署。

接管上海前的准备


　　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成关于上海的二百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再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比如，上海的官僚资产如何接管？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厂子如何使其开工？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仅财经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对其中“两白一黑”（指米、棉、煤）的运输供应任务的艰巨紧急印象特深。



　　陈毅严格强调两条：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一日，陈毅抱着几本古书找到城市政策组曹漫之，说史书上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查一查。后来《入城守则》草案便列上了这一条。对此，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总前委讨论了《入城守则》草案，一致肯定“不入民宅”的规定完全必要。据说，毛泽东曾赞扬：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5月10日，在丹阳的一座大庙里，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向数百名端坐在背包上的接管干部，作了一次入城纪律报告。他首先抓了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小事不小。“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纪律，一定要严！———事实证明这正是人民军队的胜利之本。

　　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二十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以豪迈的声音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上海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摇着一把大葵扇赴资本家的宴会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8月，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去不去？陈毅请干部们讨论，有人主张去，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犯错误。陈毅笑道：“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等领导干部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们“交朋友”。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这正是陈毅“交朋友”的理论依据。他看出荣毅仁请吃饭，是“投石问路”。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海口封锁原料涨价；企业大部资金被家族成员抽出带走；工人不断要求资方发放欠薪……陈毅摇着一把大葵扇欣然赴宴，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的感情，影响很大。

巧妙化解劳资矛盾

　　工商界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6、7两月发生两千余起。陈毅说：“解决这问题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包火，要从起火根源上去控制这火。”这就是指资本家多年虐待、剥削工人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比如工人要求废除“抄身制”，纱厂经理想不通，说“这样纱厂还不被偷光”。陈毅亲自登门谈心，从自己在法国当工人的体会谈起，说：老板把工人当奴隶，工资太少无法养家，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为什么不朝外拿？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觉悟，你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有困难多与工人商量着办，相信能办好。中肯的劝导起了作用，不久各纱厂都取消了“抄身制”，工人们热烈庆祝。经理们后来惊异地发现，车间里每公斤棉花出纱率倒比以前提高了。他们受了一次教育。

　　另一方面，也要做说服工人的工作，顾及资方实际困难，不要逼得资方关厂。有一回某厂女工索要欠薪包围了总经理家，陈毅亲自布置专人前往处理，劝回女工，并研究给该厂以低息贷款以维持生产。其后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逐步建立工人与企业主的新型关系。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生产，看到陈市长常请企业家到办公室去征询意见商讨政策，民族资本家们看到了出路和希望。10月初，著名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吴蕴初从美国回来了，陈毅热情欢迎。见面那天看到这位昔日“味精大王”已脱去西服换上了新做的蓝色棉制服，陈毅欣然道：“吴蕴老，过两天厂里工人要开会欢迎你回来，你就穿这身新衣裳去吧，这才叫面目一新呢！”请吃饭时，吴蕴初惭愧地提及当年曾任伪“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地说：“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面应付。你们都是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识很有经验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久，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组织党代会代表听交响乐，支持电影厂拍第一部彩色片

　　上海是个文化都市，有几百家戏院、书场以及其他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以此为生的人大约有30万。有人主张停演旧戏，搞接管关闭。陈毅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万人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打破你的脑壳！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地改，就不容易。”

　　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乐团。”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排练，在陈毅关心催促之下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青年音乐家黄贻钧作为乐团的第一个中国指挥登台演出，陈毅热情支持祝贺。甚至在一次为中共的党代会演出时，有的人听不懂交响乐而中途离场，陈毅下令锁上剧场门不许退席，告诫大家要尊重演员的艺术劳动———艺术家们闻此何能不感奋呢！自1881年建团以来从未演奏过中国乐曲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了《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

　　当时上海民乐界第一把琵琶，当数早年留学美国的卫仲乐先生，人说他性格怪僻，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卫仲乐找到陈毅这样一位知音，终生引以为幸。著名学者们，有的比陈毅年长数十，有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诸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陈毅都与他们交了朋友，既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智慧，又从生活、工作上给予关心，同时引导他们自觉自愿改造某些旧的观念。

不出两年，除黑绝娼

　　流氓帮会是旧上海一大黑暗势力。下层各行各业都有“霸”。扛码头的有“码头霸”、偷钱包的有“扒窃霸”，还有“菜场霸”、“粪霸”……这些流氓集团以青帮、洪帮为主，成了上海底层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对此，中共华东局通过潘汉年与逃去香港的帮会头子杜月笙谈妥，接管后他们不动，我们不杀其上层。入城后，陈毅又派干部找到留在上海的黄金荣，要他按政府法令办事，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80岁的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呈交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被先后正法，群众放鞭炮庆贺。不出两年，盘踞上海半个世纪以上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解放时登记在册的妓女有近2000人，未登记的暗娼就不计其数。妓院封闭了，街头暗娼却难禁绝，有个晚上甚至拉客拉到陈毅警卫员头上了。再三研究，陈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送来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钓”到一个送上车一个。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4000个妓女。入所第一件事是逐个为她们全面体检，结果发现70%以上都患有性病。一笔不小的外汇费用报到陈毅面前，治梅毒用的青霉素当时全靠进口。美蒋封锁，要从香港转口，价钱更高。陈毅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他又说：“对她们这些人，我们有几条：一是给治病，二是治好了给职业，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

　　短短的一两年内，上海街头的妓女硬是绝了迹。这不能不使西方世界为之惊叹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