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古代日本对靺鞨的认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21:41
古代日本对靺鞨的认识
马一虹
〖内容提要〗 日本史料中的“靺鞨（国）”，是指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区。日本雅乐中的“新靺鞨”是靺鞨部族传统的舞蹈，后来由靺鞨人通过某种渠道带到日本，被赋予“新靺鞨”之名。靺鞨，在古代日本被赋予的意义为日本北边的一个蕃邦。
〖关键词〗 靺鞨 “新靺鞨” 北土 蕃人
在古代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关系史上，渤海国与古代日本的政治交涉和经济、文化交流，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相形之下，此前或大体同时期的其它一些部族集团，如靺鞨与日本之间的往来与交涉的情况，都隐而不彰，非但如此，有些实际上并非关乎渤海的史事，也因此被系于渤海。本文试对日本史料中的涉及“靺鞨”的记载摘出，并试对其性质作以讨论。
一，日本史料所见的“靺鞨”、“靺鞨国”
《续日本纪》（卷八）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年）正月丙子条载：
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
该条史料记述的是奈良朝廷派遣渡岛的津轻地方的长官带领六名下属前往靺鞨国，考察风土民情。这是日本史籍中关于“靺鞨国”的最早记录。这条记事，作为古代日本北方开发史上的著名事件，近年，随着北方史研究的升温更被频频提起；不过，关于史料本身，还有许多不明之处。例如“渡岛津轻津司”，其所在位置至今没有能够确认，但其范围大体当不出日本海西岸偏北一带。靺鞨人海上航行到日本列岛在8世纪以前就已开始，并且已知，其时，倭王权和靺鞨部族，已经通过阿倍比罗夫与所谓“肃慎”人的沉默贸易，发生了间接的关系[1]。按照中国史籍中“肃慎”与“靺鞨”两个古代部族间的承继关系，以及它们在日本正史中音训上的相似（アシハセ，相对应的汉字是“阿志婆世”），“靺鞨国”往往被视做北海道北部、东部，即所谓鄂霍次克文化圈一带[2]。
这一条史料还容易导致另一种解释，即渤海国的别称。因为此时，渤海建国已经20多年，并且这一时期的渤海，在唐朝常常因其部族名而被称做靺鞨，所以，这里的“靺鞨”似乎也不能排除是渤海的别称的可能性。果如此，则日本奈良朝廷派出使节的对象国似乎也可以指渤海[3]。当然，由于当时渤海对大多数靺鞨部尚未达成统一，所以此处的“靺鞨国”似乎还可能泛指渤海以及渤海领之外的其他靺鞨部[4]。
《日本书纪》没有使用“靺鞨”，而是以“肃慎”统称大陆北方部族。《续日本纪》没有沿用“肃慎”旧称，而恢复了靺鞨的本来名称。这其中，除去含有史籍编纂者接收到的来自大陆的新信息外，从“靺鞨”到“肃慎”，可能也不是简单的替换，其所指代的地域也可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派往“靺鞨国”的诸君鞍南，其位阶是从七位上，这是非常低级的位阶。与此相对，728年，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团完成使命归国之际，日本政府派出从六位下引田朝臣虫麻吕为送渤海客使；740年，派出以从五位下大伴宿祢犬养为遣渤海使；758年，授予归国遣渤海大使小野朝臣田守从五位上，副使高桥朝臣老麻吕从五位下。此后日本派往渤海的使节团大使的官阶也均在六位以上[5]。据此可以推断，此次出访的目的地不大可能是渤海。
727年（日本神龟四年），渤海首次向日本派出使节团之际，日本的朝廷对渤海的记录是“渤海郡王使首领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6]。前者，即“渤海郡王使”，当是渤海使节对出羽的地方官的自我介绍。需要指出的是，渤海在与日本二百多年的交往中，从未以“靺鞨国”自号过。后者“旧高丽国”当是史官对渤海前史的追溯，其根据很可能是渤海使节递交给日本天皇的国书内容[7]。如果720年诸君鞍男等为考察“风俗”而专程前去的“靺鞨国”就是渤海，那就不至于约70年后，《类聚国史》[8]才披露渤海建国初期的光景：“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七年（668年），高丽王高氏，为唐朝所灭。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二（698年）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713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两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如果“靺鞨国”就是渤海国，以上的情景，应是诸君鞍男受命观察风俗时就应当看到、并已为日本奈良朝廷所了解的。从这一处细节也可以看出，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处很可能并不是渤海国。
在日本东北部宫城县，有著名的日本三古碑之一的多贺城碑[9]。多贺城建于神龟元年（724年），为按察使兼镇守将军大野东人所建，碑立于天平宝字六年（762年）。碑文刻记了多贺城的位置：“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去常陆国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国界三千里。”仅仅从里数上看，“靺鞨国”不可能在北海道，以多贺城为中心展开3千里半径，则恰好可以到达大陆和库页岛地区。
《令集解》公式令“远方殊俗”条载：“凡远方殊俗人，来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图画，画其容状衣服，具序名号处所”[10]。以下是为“具序名号处所”所作的注释：
穴云，名号，谓其国号也。假靺鞨也。处，谓海中、山中之类。
“穴记”成书于延历十七年（798年）以前，正值渤海对日本遣使最频繁时期，并且与日本第二部正史《续日本纪》几乎同时编纂完成。因此，广受注目。关于本条记事中的“靺鞨”是否指渤海，日本学界仍然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石井正敏认为，“穴记”为“远方殊俗人”作的注解是“非常参蕃人也”，即指不经常来朝贡的蕃邦之人。而当时，渤海已经数度遣使到日本，尽管渤海的遣使是不定期的，但已不属于“非常参蕃人”之列。因此不赞成“靺鞨”即渤海说。石井氏还推测，此处的“靺鞨”很可能指的就是后文将讨论的两度去日本的“铁利靺鞨”[11]。我同意石井先生对“靺鞨”即渤海国见解的批判，不过“靺鞨”未必一定是指铁利人。至少，我们在《续日本纪》中看到，“铁利”之后，并不见跟缀“靺鞨”字样，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当然知道铁利是靺鞨之一部，但问题是，铁利人也未必以“靺鞨”自称。“穴记”所见的“靺鞨”，很可能来自另外的渠道。事实上，到8世纪结束前，在日本，已经有了“靺鞨（国）”的概念，如多贺城碑以及《类聚国史》中对靺鞨部落的描述。
根据以上讨论，可知，720年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靺鞨国”，是指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区。虽然，诸君鞍男等对上述地区考察的结果与日本朝廷的对策，由于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而无从了解，但是，这样一次小规模的航海行动，仍然说明日本的统治阶层对靺鞨部族的关注，并与靺鞨人世界发生了直接接触。
二，雅乐“新靺鞨”反映出的日本的“靺鞨”观
在日本的雅乐中，据称由朝鲜半岛传入的，包括“新靺鞨”、“大靺鞨”等曲名在内的“高丽乐”以及据称由渤海传入的“渤海乐”都在其中。奈良时代，“高丽乐”和“渤海乐”均被称为右方之舞[12]。9世纪以后，嵯峨天皇朝，对雅乐进行了整顿、改革，将渤海乐与三韩乐统称为“高丽乐”[13]。
其中，关于“新靺鞨”、“大靺鞨”等曲目是否属“渤海乐”[14]，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日本史料中出现的“靺鞨”是指（渤海以外的）靺鞨部族，还是指渤海。近年，日本的雅乐及渤海史研究者多将“新靺鞨”、“大靺鞨”等系于渤海[15]。
根据12世纪成书的《舞乐要录》记载，延长六年（928年）的“相扑节”上演出了若干种乐舞，有“新鸟苏、绫切、皇仁、渤海乐、纳苏利、狛犬”等[16]。此后，“渤海乐”不复见于史籍。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可能是“新靺鞨”取代了“渤海乐”[17]，也可能“新靺鞨”就是指渤海乐[18]。必须注意的是，“渤海乐”，并非某一具体的舞乐曲名，而是9世纪乐制改革以前由渤海传入日本的乐曲的总称。我们看到，在《舞乐要录》中，“绫切”是与“渤海乐”并列在一处的，而“绫切”，又称“大靺鞨”[19]、“高丽女”、“爱嗜女” [20]。可见，以曲名的兴替嬗变来解释“新靺鞨”与“渤海乐”之间关系是困难的。“新靺鞨”、“大靺鞨”等乐舞并不是渤海国的乐舞，而应当是渤海建国前靺鞨部族的乐舞。有资料证明，靺鞨部族是喜欢起舞状志的：隋朝初年，靺鞨遣使朝贡，高祖设宴款待。席间，“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21]。
以下要讨论“新靺鞨”到底是怎样一部乐舞。可资参考的史料主要有三条。
一为10世纪前期，由源顺编纂的《倭名类聚抄·高丽乐》（卷四、曲调部、第四十九项目下）[22]：
新靺鞨 [靺鞨二音末曷，蕃人出北土，见唐韵タリト申タリ。サレバ高丽ヨリ渡タル内ニハアラザルカ]
这句话的意思是，“新靺鞨”依《唐韵》发音末曷，乃北土蕃人所作，不可能是由高丽传入的。“新靺鞨”的注记，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是“靺鞨”二字的发音，依《唐韵》，作“末曷”。另据《乐家录·乐曲训法》（卷二八），“新靺鞨”训读为“志牟真加”。新，读作“志牟”(shimu)；靺鞨，读作“真加”（maka）。《教训抄》也将“末（靺）鞨”注音为“マカ”。按现代日语的音读原则，这里的“靺鞨”与中国史籍中的“靺鞨”即“末曷”是极为近似的。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书纪》中出现的“肃慎”，在日文中训读为“阿志婆世”（ashihase）；既然在日本“肃慎”与“靺鞨”属于同一部族集团，则《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中的“靺鞨国”，与多贺城碑中的“靺鞨国”亦应同样训读为“ashihase”[23]。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则这种情况表明，在古代日本，对“靺鞨”这一概念的引入，可能存在过不同的渠道。
第二部分涉及到了“靺鞨”的属性与来源。靺鞨人出自北方；“新靺鞨”不是从高（句）丽传来的。
“蕃人出北土”这一表述方式，并不是日本人的原创，而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南朝顾野王所著《玉篇》卷下，革部第四二三，有“靺”字与“鞨”字。两字相续。靺字下注云：“亡达切。靺鞨蕃人出北土”；鞨字下注曰：“胡葛切，靺鞨”。顾野王是6世纪时的著名学者，兼通史地及文字学。《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543年）。革部中有“靺鞨”，注为北方的蕃人。从时间上看，《玉篇》中“靺鞨”出现的时间早于作为通说的563年（《北齐书》河清二年）。但《玉篇》从唐代至宋代，几经重修，已非顾氏之旧。而且，书中间杂“肃慎”、“勿吉”和“靺鞨”等字样，作者对它们之间的谱系却未作任何解释。顾野王既是地理学家，又著有《舆地志》[24]，不会不知道靺鞨与前二者的关系，因此，靺鞨应为后人加进去的[25]。故而《玉篇》不能作为“靺鞨”初出的确证史料。“靺鞨，蕃人出北土”一句，很可能系唐人“重修”时所为[26]，又在汉籍大量流入日本的唐代，随《玉篇》辗转到了日本，被用来注解乐舞“新靺鞨”的发音。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记有“玉篇卅一卷（以下分字注）陈左将军顾野王撰”、“玉篇抄十三卷”[27]。同一目录中，还可见“唐韵正义五卷”[28]。因此，《倭名类聚抄》将靺鞨二字训为“末曷”，所依据的“唐韵”很可能就是这部《唐韵正义》。
在古代日本，“新靺鞨”被归入高丽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倭名类聚抄》又说“新靺鞨”不是由高（句）丽传入日本的。尽管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新靺鞨”与高丽乐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但是“新靺鞨”在表演时，乐舞起首由高丽笛独奏“高丽小乱声”然后，由众多乐器合奏“高丽乱声”[29]。可知“新靺鞨”与高丽乐或者说高丽乐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毋庸置疑。
按靺鞨部族活动于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代的末期和统一新罗时代，如果其舞蹈日后经由高（句）丽传至日本，或许能在三国时代或新罗时代的史料中寻得蛛丝马迹。然而，作为传世的朝鲜半岛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杂志》[30]乐志部分对三国古代音乐史的记载实在是非常匮乏，而且其所依据的源史料也不是《三国史记》以前的朝鲜古史，而是中国正史的音乐志和东夷列传[31]：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音乐志的源史料来自《隋书》、《北史》、《旧唐书》和《新唐书》[32]，并且没有添加进任何三国自己独有的资料。而在上述正史等的有关记载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涉及到“新靺鞨”的史料。古代日本对靺鞨的认识
马一虹
〖内容提要〗 日本史料中的“靺鞨（国）”，是指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区。日本雅乐中的“新靺鞨”是靺鞨部族传统的舞蹈，后来由靺鞨人通过某种渠道带到日本，被赋予“新靺鞨”之名。靺鞨，在古代日本被赋予的意义为日本北边的一个蕃邦。
〖关键词〗 靺鞨 “新靺鞨” 北土 蕃人
在古代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关系史上，渤海国与古代日本的政治交涉和经济、文化交流，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相形之下，此前或大体同时期的其它一些部族集团，如靺鞨与日本之间的往来与交涉的情况，都隐而不彰，非但如此，有些实际上并非关乎渤海的史事，也因此被系于渤海。本文试对日本史料中的涉及“靺鞨”的记载摘出，并试对其性质作以讨论。
一，日本史料所见的“靺鞨”、“靺鞨国”
《续日本纪》（卷八）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年）正月丙子条载：
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
该条史料记述的是奈良朝廷派遣渡岛的津轻地方的长官带领六名下属前往靺鞨国，考察风土民情。这是日本史籍中关于“靺鞨国”的最早记录。这条记事，作为古代日本北方开发史上的著名事件，近年，随着北方史研究的升温更被频频提起；不过，关于史料本身，还有许多不明之处。例如“渡岛津轻津司”，其所在位置至今没有能够确认，但其范围大体当不出日本海西岸偏北一带。靺鞨人海上航行到日本列岛在8世纪以前就已开始，并且已知，其时，倭王权和靺鞨部族，已经通过阿倍比罗夫与所谓“肃慎”人的沉默贸易，发生了间接的关系[1]。按照中国史籍中“肃慎”与“靺鞨”两个古代部族间的承继关系，以及它们在日本正史中音训上的相似（アシハセ，相对应的汉字是“阿志婆世”），“靺鞨国”往往被视做北海道北部、东部，即所谓鄂霍次克文化圈一带[2]。
这一条史料还容易导致另一种解释，即渤海国的别称。因为此时，渤海建国已经20多年，并且这一时期的渤海，在唐朝常常因其部族名而被称做靺鞨，所以，这里的“靺鞨”似乎也不能排除是渤海的别称的可能性。果如此，则日本奈良朝廷派出使节的对象国似乎也可以指渤海[3]。当然，由于当时渤海对大多数靺鞨部尚未达成统一，所以此处的“靺鞨国”似乎还可能泛指渤海以及渤海领之外的其他靺鞨部[4]。
《日本书纪》没有使用“靺鞨”，而是以“肃慎”统称大陆北方部族。《续日本纪》没有沿用“肃慎”旧称，而恢复了靺鞨的本来名称。这其中，除去含有史籍编纂者接收到的来自大陆的新信息外，从“靺鞨”到“肃慎”，可能也不是简单的替换，其所指代的地域也可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派往“靺鞨国”的诸君鞍南，其位阶是从七位上，这是非常低级的位阶。与此相对，728年，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团完成使命归国之际，日本政府派出从六位下引田朝臣虫麻吕为送渤海客使；740年，派出以从五位下大伴宿祢犬养为遣渤海使；758年，授予归国遣渤海大使小野朝臣田守从五位上，副使高桥朝臣老麻吕从五位下。此后日本派往渤海的使节团大使的官阶也均在六位以上[5]。据此可以推断，此次出访的目的地不大可能是渤海。
727年（日本神龟四年），渤海首次向日本派出使节团之际，日本的朝廷对渤海的记录是“渤海郡王使首领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6]。前者，即“渤海郡王使”，当是渤海使节对出羽的地方官的自我介绍。需要指出的是，渤海在与日本二百多年的交往中，从未以“靺鞨国”自号过。后者“旧高丽国”当是史官对渤海前史的追溯，其根据很可能是渤海使节递交给日本天皇的国书内容[7]。如果720年诸君鞍男等为考察“风俗”而专程前去的“靺鞨国”就是渤海，那就不至于约70年后，《类聚国史》[8]才披露渤海建国初期的光景：“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七年（668年），高丽王高氏，为唐朝所灭。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二（698年）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713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两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如果“靺鞨国”就是渤海国，以上的情景，应是诸君鞍男受命观察风俗时就应当看到、并已为日本奈良朝廷所了解的。从这一处细节也可以看出，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处很可能并不是渤海国。
在日本东北部宫城县，有著名的日本三古碑之一的多贺城碑[9]。多贺城建于神龟元年（724年），为按察使兼镇守将军大野东人所建，碑立于天平宝字六年（762年）。碑文刻记了多贺城的位置：“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去常陆国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国界三千里。”仅仅从里数上看，“靺鞨国”不可能在北海道，以多贺城为中心展开3千里半径，则恰好可以到达大陆和库页岛地区。
《令集解》公式令“远方殊俗”条载：“凡远方殊俗人，来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图画，画其容状衣服，具序名号处所”[10]。以下是为“具序名号处所”所作的注释：
穴云，名号，谓其国号也。假靺鞨也。处，谓海中、山中之类。
“穴记”成书于延历十七年（798年）以前，正值渤海对日本遣使最频繁时期，并且与日本第二部正史《续日本纪》几乎同时编纂完成。因此，广受注目。关于本条记事中的“靺鞨”是否指渤海，日本学界仍然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石井正敏认为，“穴记”为“远方殊俗人”作的注解是“非常参蕃人也”，即指不经常来朝贡的蕃邦之人。而当时，渤海已经数度遣使到日本，尽管渤海的遣使是不定期的，但已不属于“非常参蕃人”之列。因此不赞成“靺鞨”即渤海说。石井氏还推测，此处的“靺鞨”很可能指的就是后文将讨论的两度去日本的“铁利靺鞨”[11]。我同意石井先生对“靺鞨”即渤海国见解的批判，不过“靺鞨”未必一定是指铁利人。至少，我们在《续日本纪》中看到，“铁利”之后，并不见跟缀“靺鞨”字样，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当然知道铁利是靺鞨之一部，但问题是，铁利人也未必以“靺鞨”自称。“穴记”所见的“靺鞨”，很可能来自另外的渠道。事实上，到8世纪结束前，在日本，已经有了“靺鞨（国）”的概念，如多贺城碑以及《类聚国史》中对靺鞨部落的描述。
根据以上讨论，可知，720年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靺鞨国”，是指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区。虽然，诸君鞍男等对上述地区考察的结果与日本朝廷的对策，由于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而无从了解，但是，这样一次小规模的航海行动，仍然说明日本的统治阶层对靺鞨部族的关注，并与靺鞨人世界发生了直接接触。
二，雅乐“新靺鞨”反映出的日本的“靺鞨”观
在日本的雅乐中，据称由朝鲜半岛传入的，包括“新靺鞨”、“大靺鞨”等曲名在内的“高丽乐”以及据称由渤海传入的“渤海乐”都在其中。奈良时代，“高丽乐”和“渤海乐”均被称为右方之舞[12]。9世纪以后，嵯峨天皇朝，对雅乐进行了整顿、改革，将渤海乐与三韩乐统称为“高丽乐”[13]。
其中，关于“新靺鞨”、“大靺鞨”等曲目是否属“渤海乐”[14]，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日本史料中出现的“靺鞨”是指（渤海以外的）靺鞨部族，还是指渤海。近年，日本的雅乐及渤海史研究者多将“新靺鞨”、“大靺鞨”等系于渤海[15]。
根据12世纪成书的《舞乐要录》记载，延长六年（928年）的“相扑节”上演出了若干种乐舞，有“新鸟苏、绫切、皇仁、渤海乐、纳苏利、狛犬”等[16]。此后，“渤海乐”不复见于史籍。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可能是“新靺鞨”取代了“渤海乐”[17]，也可能“新靺鞨”就是指渤海乐[18]。必须注意的是，“渤海乐”，并非某一具体的舞乐曲名，而是9世纪乐制改革以前由渤海传入日本的乐曲的总称。我们看到，在《舞乐要录》中，“绫切”是与“渤海乐”并列在一处的，而“绫切”，又称“大靺鞨”[19]、“高丽女”、“爱嗜女” [20]。可见，以曲名的兴替嬗变来解释“新靺鞨”与“渤海乐”之间关系是困难的。“新靺鞨”、“大靺鞨”等乐舞并不是渤海国的乐舞，而应当是渤海建国前靺鞨部族的乐舞。有资料证明，靺鞨部族是喜欢起舞状志的：隋朝初年，靺鞨遣使朝贡，高祖设宴款待。席间，“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21]。
以下要讨论“新靺鞨”到底是怎样一部乐舞。可资参考的史料主要有三条。
一为10世纪前期，由源顺编纂的《倭名类聚抄·高丽乐》（卷四、曲调部、第四十九项目下）[22]：
新靺鞨 [靺鞨二音末曷，蕃人出北土，见唐韵タリト申タリ。サレバ高丽ヨリ渡タル内ニハアラザルカ]
这句话的意思是，“新靺鞨”依《唐韵》发音末曷，乃北土蕃人所作，不可能是由高丽传入的。“新靺鞨”的注记，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是“靺鞨”二字的发音，依《唐韵》，作“末曷”。另据《乐家录·乐曲训法》（卷二八），“新靺鞨”训读为“志牟真加”。新，读作“志牟”(shimu)；靺鞨，读作“真加”（maka）。《教训抄》也将“末（靺）鞨”注音为“マカ”。按现代日语的音读原则，这里的“靺鞨”与中国史籍中的“靺鞨”即“末曷”是极为近似的。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书纪》中出现的“肃慎”，在日文中训读为“阿志婆世”（ashihase）；既然在日本“肃慎”与“靺鞨”属于同一部族集团，则《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中的“靺鞨国”，与多贺城碑中的“靺鞨国”亦应同样训读为“ashihase”[23]。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则这种情况表明，在古代日本，对“靺鞨”这一概念的引入，可能存在过不同的渠道。
第二部分涉及到了“靺鞨”的属性与来源。靺鞨人出自北方；“新靺鞨”不是从高（句）丽传来的。
“蕃人出北土”这一表述方式，并不是日本人的原创，而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南朝顾野王所著《玉篇》卷下，革部第四二三，有“靺”字与“鞨”字。两字相续。靺字下注云：“亡达切。靺鞨蕃人出北土”；鞨字下注曰：“胡葛切，靺鞨”。顾野王是6世纪时的著名学者，兼通史地及文字学。《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543年）。革部中有“靺鞨”，注为北方的蕃人。从时间上看，《玉篇》中“靺鞨”出现的时间早于作为通说的563年（《北齐书》河清二年）。但《玉篇》从唐代至宋代，几经重修，已非顾氏之旧。而且，书中间杂“肃慎”、“勿吉”和“靺鞨”等字样，作者对它们之间的谱系却未作任何解释。顾野王既是地理学家，又著有《舆地志》[24]，不会不知道靺鞨与前二者的关系，因此，靺鞨应为后人加进去的[25]。故而《玉篇》不能作为“靺鞨”初出的确证史料。“靺鞨，蕃人出北土”一句，很可能系唐人“重修”时所为[26]，又在汉籍大量流入日本的唐代，随《玉篇》辗转到了日本，被用来注解乐舞“新靺鞨”的发音。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记有“玉篇卅一卷（以下分字注）陈左将军顾野王撰”、“玉篇抄十三卷”[27]。同一目录中，还可见“唐韵正义五卷”[28]。因此，《倭名类聚抄》将靺鞨二字训为“末曷”，所依据的“唐韵”很可能就是这部《唐韵正义》。
在古代日本，“新靺鞨”被归入高丽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倭名类聚抄》又说“新靺鞨”不是由高（句）丽传入日本的。尽管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新靺鞨”与高丽乐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但是“新靺鞨”在表演时，乐舞起首由高丽笛独奏“高丽小乱声”然后，由众多乐器合奏“高丽乱声”[29]。可知“新靺鞨”与高丽乐或者说高丽乐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毋庸置疑。
按靺鞨部族活动于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代的末期和统一新罗时代，如果其舞蹈日后经由高（句）丽传至日本，或许能在三国时代或新罗时代的史料中寻得蛛丝马迹。然而，作为传世的朝鲜半岛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杂志》[30]乐志部分对三国古代音乐史的记载实在是非常匮乏，而且其所依据的源史料也不是《三国史记》以前的朝鲜古史，而是中国正史的音乐志和东夷列传[31]：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音乐志的源史料来自《隋书》、《北史》、《旧唐书》和《新唐书》[32]，并且没有添加进任何三国自己独有的资料。而在上述正史等的有关记载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涉及到“新靺鞨”的史料。
马一虹
〖内容提要〗 日本史料中的“靺鞨（国）”，是指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区。日本雅乐中的“新靺鞨”是靺鞨部族传统的舞蹈，后来由靺鞨人通过某种渠道带到日本，被赋予“新靺鞨”之名。靺鞨，在古代日本被赋予的意义为日本北边的一个蕃邦。
〖关键词〗 靺鞨 “新靺鞨” 北土 蕃人
在古代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关系史上，渤海国与古代日本的政治交涉和经济、文化交流，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相形之下，此前或大体同时期的其它一些部族集团，如靺鞨与日本之间的往来与交涉的情况，都隐而不彰，非但如此，有些实际上并非关乎渤海的史事，也因此被系于渤海。本文试对日本史料中的涉及“靺鞨”的记载摘出，并试对其性质作以讨论。
一，日本史料所见的“靺鞨”、“靺鞨国”
《续日本纪》（卷八）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年）正月丙子条载：
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
该条史料记述的是奈良朝廷派遣渡岛的津轻地方的长官带领六名下属前往靺鞨国，考察风土民情。这是日本史籍中关于“靺鞨国”的最早记录。这条记事，作为古代日本北方开发史上的著名事件，近年，随着北方史研究的升温更被频频提起；不过，关于史料本身，还有许多不明之处。例如“渡岛津轻津司”，其所在位置至今没有能够确认，但其范围大体当不出日本海西岸偏北一带。靺鞨人海上航行到日本列岛在8世纪以前就已开始，并且已知，其时，倭王权和靺鞨部族，已经通过阿倍比罗夫与所谓“肃慎”人的沉默贸易，发生了间接的关系[1]。按照中国史籍中“肃慎”与“靺鞨”两个古代部族间的承继关系，以及它们在日本正史中音训上的相似（アシハセ，相对应的汉字是“阿志婆世”），“靺鞨国”往往被视做北海道北部、东部，即所谓鄂霍次克文化圈一带[2]。
这一条史料还容易导致另一种解释，即渤海国的别称。因为此时，渤海建国已经20多年，并且这一时期的渤海，在唐朝常常因其部族名而被称做靺鞨，所以，这里的“靺鞨”似乎也不能排除是渤海的别称的可能性。果如此，则日本奈良朝廷派出使节的对象国似乎也可以指渤海[3]。当然，由于当时渤海对大多数靺鞨部尚未达成统一，所以此处的“靺鞨国”似乎还可能泛指渤海以及渤海领之外的其他靺鞨部[4]。
《日本书纪》没有使用“靺鞨”，而是以“肃慎”统称大陆北方部族。《续日本纪》没有沿用“肃慎”旧称，而恢复了靺鞨的本来名称。这其中，除去含有史籍编纂者接收到的来自大陆的新信息外，从“靺鞨”到“肃慎”，可能也不是简单的替换，其所指代的地域也可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派往“靺鞨国”的诸君鞍南，其位阶是从七位上，这是非常低级的位阶。与此相对，728年，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团完成使命归国之际，日本政府派出从六位下引田朝臣虫麻吕为送渤海客使；740年，派出以从五位下大伴宿祢犬养为遣渤海使；758年，授予归国遣渤海大使小野朝臣田守从五位上，副使高桥朝臣老麻吕从五位下。此后日本派往渤海的使节团大使的官阶也均在六位以上[5]。据此可以推断，此次出访的目的地不大可能是渤海。
727年（日本神龟四年），渤海首次向日本派出使节团之际，日本的朝廷对渤海的记录是“渤海郡王使首领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6]。前者，即“渤海郡王使”，当是渤海使节对出羽的地方官的自我介绍。需要指出的是，渤海在与日本二百多年的交往中，从未以“靺鞨国”自号过。后者“旧高丽国”当是史官对渤海前史的追溯，其根据很可能是渤海使节递交给日本天皇的国书内容[7]。如果720年诸君鞍男等为考察“风俗”而专程前去的“靺鞨国”就是渤海，那就不至于约70年后，《类聚国史》[8]才披露渤海建国初期的光景：“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七年（668年），高丽王高氏，为唐朝所灭。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二（698年）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713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两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如果“靺鞨国”就是渤海国，以上的情景，应是诸君鞍男受命观察风俗时就应当看到、并已为日本奈良朝廷所了解的。从这一处细节也可以看出，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处很可能并不是渤海国。
在日本东北部宫城县，有著名的日本三古碑之一的多贺城碑[9]。多贺城建于神龟元年（724年），为按察使兼镇守将军大野东人所建，碑立于天平宝字六年（762年）。碑文刻记了多贺城的位置：“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去常陆国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国界三千里。”仅仅从里数上看，“靺鞨国”不可能在北海道，以多贺城为中心展开3千里半径，则恰好可以到达大陆和库页岛地区。
《令集解》公式令“远方殊俗”条载：“凡远方殊俗人，来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图画，画其容状衣服，具序名号处所”[10]。以下是为“具序名号处所”所作的注释：
穴云，名号，谓其国号也。假靺鞨也。处，谓海中、山中之类。
“穴记”成书于延历十七年（798年）以前，正值渤海对日本遣使最频繁时期，并且与日本第二部正史《续日本纪》几乎同时编纂完成。因此，广受注目。关于本条记事中的“靺鞨”是否指渤海，日本学界仍然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石井正敏认为，“穴记”为“远方殊俗人”作的注解是“非常参蕃人也”，即指不经常来朝贡的蕃邦之人。而当时，渤海已经数度遣使到日本，尽管渤海的遣使是不定期的，但已不属于“非常参蕃人”之列。因此不赞成“靺鞨”即渤海说。石井氏还推测，此处的“靺鞨”很可能指的就是后文将讨论的两度去日本的“铁利靺鞨”[11]。我同意石井先生对“靺鞨”即渤海国见解的批判，不过“靺鞨”未必一定是指铁利人。至少，我们在《续日本纪》中看到，“铁利”之后，并不见跟缀“靺鞨”字样，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当然知道铁利是靺鞨之一部，但问题是，铁利人也未必以“靺鞨”自称。“穴记”所见的“靺鞨”，很可能来自另外的渠道。事实上，到8世纪结束前，在日本，已经有了“靺鞨（国）”的概念，如多贺城碑以及《类聚国史》中对靺鞨部落的描述。
根据以上讨论，可知，720年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靺鞨国”，是指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区。虽然，诸君鞍男等对上述地区考察的结果与日本朝廷的对策，由于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而无从了解，但是，这样一次小规模的航海行动，仍然说明日本的统治阶层对靺鞨部族的关注，并与靺鞨人世界发生了直接接触。
二，雅乐“新靺鞨”反映出的日本的“靺鞨”观
在日本的雅乐中，据称由朝鲜半岛传入的，包括“新靺鞨”、“大靺鞨”等曲名在内的“高丽乐”以及据称由渤海传入的“渤海乐”都在其中。奈良时代，“高丽乐”和“渤海乐”均被称为右方之舞[12]。9世纪以后，嵯峨天皇朝，对雅乐进行了整顿、改革，将渤海乐与三韩乐统称为“高丽乐”[13]。
其中，关于“新靺鞨”、“大靺鞨”等曲目是否属“渤海乐”[14]，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日本史料中出现的“靺鞨”是指（渤海以外的）靺鞨部族，还是指渤海。近年，日本的雅乐及渤海史研究者多将“新靺鞨”、“大靺鞨”等系于渤海[15]。
根据12世纪成书的《舞乐要录》记载，延长六年（928年）的“相扑节”上演出了若干种乐舞，有“新鸟苏、绫切、皇仁、渤海乐、纳苏利、狛犬”等[16]。此后，“渤海乐”不复见于史籍。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可能是“新靺鞨”取代了“渤海乐”[17]，也可能“新靺鞨”就是指渤海乐[18]。必须注意的是，“渤海乐”，并非某一具体的舞乐曲名，而是9世纪乐制改革以前由渤海传入日本的乐曲的总称。我们看到，在《舞乐要录》中，“绫切”是与“渤海乐”并列在一处的，而“绫切”，又称“大靺鞨”[19]、“高丽女”、“爱嗜女” [20]。可见，以曲名的兴替嬗变来解释“新靺鞨”与“渤海乐”之间关系是困难的。“新靺鞨”、“大靺鞨”等乐舞并不是渤海国的乐舞，而应当是渤海建国前靺鞨部族的乐舞。有资料证明，靺鞨部族是喜欢起舞状志的：隋朝初年，靺鞨遣使朝贡，高祖设宴款待。席间，“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21]。
以下要讨论“新靺鞨”到底是怎样一部乐舞。可资参考的史料主要有三条。
一为10世纪前期，由源顺编纂的《倭名类聚抄·高丽乐》（卷四、曲调部、第四十九项目下）[22]：
新靺鞨 [靺鞨二音末曷，蕃人出北土，见唐韵タリト申タリ。サレバ高丽ヨリ渡タル内ニハアラザルカ]
这句话的意思是，“新靺鞨”依《唐韵》发音末曷，乃北土蕃人所作，不可能是由高丽传入的。“新靺鞨”的注记，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是“靺鞨”二字的发音，依《唐韵》，作“末曷”。另据《乐家录·乐曲训法》（卷二八），“新靺鞨”训读为“志牟真加”。新，读作“志牟”(shimu)；靺鞨，读作“真加”（maka）。《教训抄》也将“末（靺）鞨”注音为“マカ”。按现代日语的音读原则，这里的“靺鞨”与中国史籍中的“靺鞨”即“末曷”是极为近似的。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书纪》中出现的“肃慎”，在日文中训读为“阿志婆世”（ashihase）；既然在日本“肃慎”与“靺鞨”属于同一部族集团，则《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中的“靺鞨国”，与多贺城碑中的“靺鞨国”亦应同样训读为“ashihase”[23]。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则这种情况表明，在古代日本，对“靺鞨”这一概念的引入，可能存在过不同的渠道。
第二部分涉及到了“靺鞨”的属性与来源。靺鞨人出自北方；“新靺鞨”不是从高（句）丽传来的。
“蕃人出北土”这一表述方式，并不是日本人的原创，而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南朝顾野王所著《玉篇》卷下，革部第四二三，有“靺”字与“鞨”字。两字相续。靺字下注云：“亡达切。靺鞨蕃人出北土”；鞨字下注曰：“胡葛切，靺鞨”。顾野王是6世纪时的著名学者，兼通史地及文字学。《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543年）。革部中有“靺鞨”，注为北方的蕃人。从时间上看，《玉篇》中“靺鞨”出现的时间早于作为通说的563年（《北齐书》河清二年）。但《玉篇》从唐代至宋代，几经重修，已非顾氏之旧。而且，书中间杂“肃慎”、“勿吉”和“靺鞨”等字样，作者对它们之间的谱系却未作任何解释。顾野王既是地理学家，又著有《舆地志》[24]，不会不知道靺鞨与前二者的关系，因此，靺鞨应为后人加进去的[25]。故而《玉篇》不能作为“靺鞨”初出的确证史料。“靺鞨，蕃人出北土”一句，很可能系唐人“重修”时所为[26]，又在汉籍大量流入日本的唐代，随《玉篇》辗转到了日本，被用来注解乐舞“新靺鞨”的发音。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记有“玉篇卅一卷（以下分字注）陈左将军顾野王撰”、“玉篇抄十三卷”[27]。同一目录中，还可见“唐韵正义五卷”[28]。因此，《倭名类聚抄》将靺鞨二字训为“末曷”，所依据的“唐韵”很可能就是这部《唐韵正义》。
在古代日本，“新靺鞨”被归入高丽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倭名类聚抄》又说“新靺鞨”不是由高（句）丽传入日本的。尽管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新靺鞨”与高丽乐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但是“新靺鞨”在表演时，乐舞起首由高丽笛独奏“高丽小乱声”然后，由众多乐器合奏“高丽乱声”[29]。可知“新靺鞨”与高丽乐或者说高丽乐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毋庸置疑。
按靺鞨部族活动于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代的末期和统一新罗时代，如果其舞蹈日后经由高（句）丽传至日本，或许能在三国时代或新罗时代的史料中寻得蛛丝马迹。然而，作为传世的朝鲜半岛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杂志》[30]乐志部分对三国古代音乐史的记载实在是非常匮乏，而且其所依据的源史料也不是《三国史记》以前的朝鲜古史，而是中国正史的音乐志和东夷列传[31]：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音乐志的源史料来自《隋书》、《北史》、《旧唐书》和《新唐书》[32]，并且没有添加进任何三国自己独有的资料。而在上述正史等的有关记载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涉及到“新靺鞨”的史料。古代日本对靺鞨的认识
马一虹
〖内容提要〗 日本史料中的“靺鞨（国）”，是指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区。日本雅乐中的“新靺鞨”是靺鞨部族传统的舞蹈，后来由靺鞨人通过某种渠道带到日本，被赋予“新靺鞨”之名。靺鞨，在古代日本被赋予的意义为日本北边的一个蕃邦。
〖关键词〗 靺鞨 “新靺鞨” 北土 蕃人
在古代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关系史上，渤海国与古代日本的政治交涉和经济、文化交流，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相形之下，此前或大体同时期的其它一些部族集团，如靺鞨与日本之间的往来与交涉的情况，都隐而不彰，非但如此，有些实际上并非关乎渤海的史事，也因此被系于渤海。本文试对日本史料中的涉及“靺鞨”的记载摘出，并试对其性质作以讨论。
一，日本史料所见的“靺鞨”、“靺鞨国”
《续日本纪》（卷八）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年）正月丙子条载：
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
该条史料记述的是奈良朝廷派遣渡岛的津轻地方的长官带领六名下属前往靺鞨国，考察风土民情。这是日本史籍中关于“靺鞨国”的最早记录。这条记事，作为古代日本北方开发史上的著名事件，近年，随着北方史研究的升温更被频频提起；不过，关于史料本身，还有许多不明之处。例如“渡岛津轻津司”，其所在位置至今没有能够确认，但其范围大体当不出日本海西岸偏北一带。靺鞨人海上航行到日本列岛在8世纪以前就已开始，并且已知，其时，倭王权和靺鞨部族，已经通过阿倍比罗夫与所谓“肃慎”人的沉默贸易，发生了间接的关系[1]。按照中国史籍中“肃慎”与“靺鞨”两个古代部族间的承继关系，以及它们在日本正史中音训上的相似（アシハセ，相对应的汉字是“阿志婆世”），“靺鞨国”往往被视做北海道北部、东部，即所谓鄂霍次克文化圈一带[2]。
这一条史料还容易导致另一种解释，即渤海国的别称。因为此时，渤海建国已经20多年，并且这一时期的渤海，在唐朝常常因其部族名而被称做靺鞨，所以，这里的“靺鞨”似乎也不能排除是渤海的别称的可能性。果如此，则日本奈良朝廷派出使节的对象国似乎也可以指渤海[3]。当然，由于当时渤海对大多数靺鞨部尚未达成统一，所以此处的“靺鞨国”似乎还可能泛指渤海以及渤海领之外的其他靺鞨部[4]。
《日本书纪》没有使用“靺鞨”，而是以“肃慎”统称大陆北方部族。《续日本纪》没有沿用“肃慎”旧称，而恢复了靺鞨的本来名称。这其中，除去含有史籍编纂者接收到的来自大陆的新信息外，从“靺鞨”到“肃慎”，可能也不是简单的替换，其所指代的地域也可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派往“靺鞨国”的诸君鞍南，其位阶是从七位上，这是非常低级的位阶。与此相对，728年，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团完成使命归国之际，日本政府派出从六位下引田朝臣虫麻吕为送渤海客使；740年，派出以从五位下大伴宿祢犬养为遣渤海使；758年，授予归国遣渤海大使小野朝臣田守从五位上，副使高桥朝臣老麻吕从五位下。此后日本派往渤海的使节团大使的官阶也均在六位以上[5]。据此可以推断，此次出访的目的地不大可能是渤海。
727年（日本神龟四年），渤海首次向日本派出使节团之际，日本的朝廷对渤海的记录是“渤海郡王使首领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6]。前者，即“渤海郡王使”，当是渤海使节对出羽的地方官的自我介绍。需要指出的是，渤海在与日本二百多年的交往中，从未以“靺鞨国”自号过。后者“旧高丽国”当是史官对渤海前史的追溯，其根据很可能是渤海使节递交给日本天皇的国书内容[7]。如果720年诸君鞍男等为考察“风俗”而专程前去的“靺鞨国”就是渤海，那就不至于约70年后，《类聚国史》[8]才披露渤海建国初期的光景：“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七年（668年），高丽王高氏，为唐朝所灭。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二（698年）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713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两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如果“靺鞨国”就是渤海国，以上的情景，应是诸君鞍男受命观察风俗时就应当看到、并已为日本奈良朝廷所了解的。从这一处细节也可以看出，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处很可能并不是渤海国。
在日本东北部宫城县，有著名的日本三古碑之一的多贺城碑[9]。多贺城建于神龟元年（724年），为按察使兼镇守将军大野东人所建，碑立于天平宝字六年（762年）。碑文刻记了多贺城的位置：“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去常陆国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国界三千里。”仅仅从里数上看，“靺鞨国”不可能在北海道，以多贺城为中心展开3千里半径，则恰好可以到达大陆和库页岛地区。
《令集解》公式令“远方殊俗”条载：“凡远方殊俗人，来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图画，画其容状衣服，具序名号处所”[10]。以下是为“具序名号处所”所作的注释：
穴云，名号，谓其国号也。假靺鞨也。处，谓海中、山中之类。
“穴记”成书于延历十七年（798年）以前，正值渤海对日本遣使最频繁时期，并且与日本第二部正史《续日本纪》几乎同时编纂完成。因此，广受注目。关于本条记事中的“靺鞨”是否指渤海，日本学界仍然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石井正敏认为，“穴记”为“远方殊俗人”作的注解是“非常参蕃人也”，即指不经常来朝贡的蕃邦之人。而当时，渤海已经数度遣使到日本，尽管渤海的遣使是不定期的，但已不属于“非常参蕃人”之列。因此不赞成“靺鞨”即渤海说。石井氏还推测，此处的“靺鞨”很可能指的就是后文将讨论的两度去日本的“铁利靺鞨”[11]。我同意石井先生对“靺鞨”即渤海国见解的批判，不过“靺鞨”未必一定是指铁利人。至少，我们在《续日本纪》中看到，“铁利”之后，并不见跟缀“靺鞨”字样，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当然知道铁利是靺鞨之一部，但问题是，铁利人也未必以“靺鞨”自称。“穴记”所见的“靺鞨”，很可能来自另外的渠道。事实上，到8世纪结束前，在日本，已经有了“靺鞨（国）”的概念，如多贺城碑以及《类聚国史》中对靺鞨部落的描述。
根据以上讨论，可知，720年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靺鞨国”，是指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区。虽然，诸君鞍男等对上述地区考察的结果与日本朝廷的对策，由于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而无从了解，但是，这样一次小规模的航海行动，仍然说明日本的统治阶层对靺鞨部族的关注，并与靺鞨人世界发生了直接接触。
二，雅乐“新靺鞨”反映出的日本的“靺鞨”观
在日本的雅乐中，据称由朝鲜半岛传入的，包括“新靺鞨”、“大靺鞨”等曲名在内的“高丽乐”以及据称由渤海传入的“渤海乐”都在其中。奈良时代，“高丽乐”和“渤海乐”均被称为右方之舞[12]。9世纪以后，嵯峨天皇朝，对雅乐进行了整顿、改革，将渤海乐与三韩乐统称为“高丽乐”[13]。
其中，关于“新靺鞨”、“大靺鞨”等曲目是否属“渤海乐”[14]，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日本史料中出现的“靺鞨”是指（渤海以外的）靺鞨部族，还是指渤海。近年，日本的雅乐及渤海史研究者多将“新靺鞨”、“大靺鞨”等系于渤海[15]。
根据12世纪成书的《舞乐要录》记载，延长六年（928年）的“相扑节”上演出了若干种乐舞，有“新鸟苏、绫切、皇仁、渤海乐、纳苏利、狛犬”等[16]。此后，“渤海乐”不复见于史籍。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可能是“新靺鞨”取代了“渤海乐”[17]，也可能“新靺鞨”就是指渤海乐[18]。必须注意的是，“渤海乐”，并非某一具体的舞乐曲名，而是9世纪乐制改革以前由渤海传入日本的乐曲的总称。我们看到，在《舞乐要录》中，“绫切”是与“渤海乐”并列在一处的，而“绫切”，又称“大靺鞨”[19]、“高丽女”、“爱嗜女” [20]。可见，以曲名的兴替嬗变来解释“新靺鞨”与“渤海乐”之间关系是困难的。“新靺鞨”、“大靺鞨”等乐舞并不是渤海国的乐舞，而应当是渤海建国前靺鞨部族的乐舞。有资料证明，靺鞨部族是喜欢起舞状志的：隋朝初年，靺鞨遣使朝贡，高祖设宴款待。席间，“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21]。
以下要讨论“新靺鞨”到底是怎样一部乐舞。可资参考的史料主要有三条。
一为10世纪前期，由源顺编纂的《倭名类聚抄·高丽乐》（卷四、曲调部、第四十九项目下）[22]：
新靺鞨 [靺鞨二音末曷，蕃人出北土，见唐韵タリト申タリ。サレバ高丽ヨリ渡タル内ニハアラザルカ]
这句话的意思是，“新靺鞨”依《唐韵》发音末曷，乃北土蕃人所作，不可能是由高丽传入的。“新靺鞨”的注记，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是“靺鞨”二字的发音，依《唐韵》，作“末曷”。另据《乐家录·乐曲训法》（卷二八），“新靺鞨”训读为“志牟真加”。新，读作“志牟”(shimu)；靺鞨，读作“真加”（maka）。《教训抄》也将“末（靺）鞨”注音为“マカ”。按现代日语的音读原则，这里的“靺鞨”与中国史籍中的“靺鞨”即“末曷”是极为近似的。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书纪》中出现的“肃慎”，在日文中训读为“阿志婆世”（ashihase）；既然在日本“肃慎”与“靺鞨”属于同一部族集团，则《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中的“靺鞨国”，与多贺城碑中的“靺鞨国”亦应同样训读为“ashihase”[23]。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则这种情况表明，在古代日本，对“靺鞨”这一概念的引入，可能存在过不同的渠道。
第二部分涉及到了“靺鞨”的属性与来源。靺鞨人出自北方；“新靺鞨”不是从高（句）丽传来的。
“蕃人出北土”这一表述方式，并不是日本人的原创，而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南朝顾野王所著《玉篇》卷下，革部第四二三，有“靺”字与“鞨”字。两字相续。靺字下注云：“亡达切。靺鞨蕃人出北土”；鞨字下注曰：“胡葛切，靺鞨”。顾野王是6世纪时的著名学者，兼通史地及文字学。《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543年）。革部中有“靺鞨”，注为北方的蕃人。从时间上看，《玉篇》中“靺鞨”出现的时间早于作为通说的563年（《北齐书》河清二年）。但《玉篇》从唐代至宋代，几经重修，已非顾氏之旧。而且，书中间杂“肃慎”、“勿吉”和“靺鞨”等字样，作者对它们之间的谱系却未作任何解释。顾野王既是地理学家，又著有《舆地志》[24]，不会不知道靺鞨与前二者的关系，因此，靺鞨应为后人加进去的[25]。故而《玉篇》不能作为“靺鞨”初出的确证史料。“靺鞨，蕃人出北土”一句，很可能系唐人“重修”时所为[26]，又在汉籍大量流入日本的唐代，随《玉篇》辗转到了日本，被用来注解乐舞“新靺鞨”的发音。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记有“玉篇卅一卷（以下分字注）陈左将军顾野王撰”、“玉篇抄十三卷”[27]。同一目录中，还可见“唐韵正义五卷”[28]。因此，《倭名类聚抄》将靺鞨二字训为“末曷”，所依据的“唐韵”很可能就是这部《唐韵正义》。
在古代日本，“新靺鞨”被归入高丽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倭名类聚抄》又说“新靺鞨”不是由高（句）丽传入日本的。尽管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新靺鞨”与高丽乐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但是“新靺鞨”在表演时，乐舞起首由高丽笛独奏“高丽小乱声”然后，由众多乐器合奏“高丽乱声”[29]。可知“新靺鞨”与高丽乐或者说高丽乐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毋庸置疑。
按靺鞨部族活动于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代的末期和统一新罗时代，如果其舞蹈日后经由高（句）丽传至日本，或许能在三国时代或新罗时代的史料中寻得蛛丝马迹。然而，作为传世的朝鲜半岛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杂志》[30]乐志部分对三国古代音乐史的记载实在是非常匮乏，而且其所依据的源史料也不是《三国史记》以前的朝鲜古史，而是中国正史的音乐志和东夷列传[31]：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音乐志的源史料来自《隋书》、《北史》、《旧唐书》和《新唐书》[32]，并且没有添加进任何三国自己独有的资料。而在上述正史等的有关记载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涉及到“新靺鞨”的史料。
还有一种见解，认为“新靺鞨”可能是日本制造，在11世纪白河院天皇在位期间，由藤原朝臣俊纲所作[33]。
从上述情况看，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新靺鞨”舞蹈来自北方大陆靺鞨人居住的地区，传入日本后被再创作为乐舞，又以地域关系被划入高丽乐，配曲时也主要利用高丽乐中的表演要素和道具。因此，出现了“高丽乱声”等独奏或合奏曲目。
另一条在1233年成书的、现存最早的综合性乐书《教训抄》中[34]：
新末鞨 别装束舞 小曲
此曲或书云，靺鞨芋田人名也。出北土靺鞨国名也。或曰件舞出彼国。
较之于《和名类聚抄》，《教训抄》提供了有关“新靺鞨”的相对详细的信息：指出了“新靺鞨”的作者是北土靺鞨国的一个叫靺鞨芋田的人[35]；舞蹈是在靺鞨国编成的[36]。《教训抄》作者狛近真主张“新靺鞨”出自北土靺鞨国。值得注意的是，对“新靺鞨”，狛近真也重在强调其首先是舞蹈而非乐曲。
第三条在成书于17世纪末的《乐家录·本邦乐》（卷三一）条中[37]：
新靺鞨者靺鞨国之曲也。舞者自彼国来于中华，为礼拜舞踏之体云云。
在这则史料中，编撰者肯定了“新靺鞨”为靺鞨国之曲，舞蹈也出自靺鞨国，该国使者来到日本，在朝廷的礼仪场所表演乐舞[38]。
根据以上，想作出以下推论：“新靺鞨”是靺鞨部族传统的舞蹈，后来靺鞨人通过某种渠道（从其具体表演时借助许多高丽形式，推知可能是通过朝鲜半岛）将其带到日本；可能最初并没有这个明确的名字，后来在配曲时为了区别诸如“大靺鞨”等乐舞曲名，而被赋予“新靺鞨”之名。
“大宝令”以后，日本在律令制国家建设中，形成了一套双重的自我认知体制：一方面，日本不甘心进入以大唐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中，对唐朝以邻国相称，追求对等外交的理想；但同时，日本的统治阶层又模仿大唐，设定了一套日本版的“华夷秩序”。即日本以“中华”自居，一厢情愿地将与其保持国交关系或往来的古代国家、部族，如高句丽、新罗、渤海、以及靺鞨部族等视为夷狄、蕃邦[39]。作为这一秩序的可视性表现，在一年中的重大节日或外交场合，都要上演这些夷狄、蕃邦的乐舞。事实上，除去前文提到的唐乐、渤海乐以及高丽乐外，还有从西域、印度传来的天竺乐、林邑乐等[40]。而上述种种来自所谓蕃土的音乐，绝大多数也都可以在中国正史四夷乐（四方之乐）中找到源头。如《新唐书·礼乐志》（卷二二）载：“周、隋与北齐、陈接壤，故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在上述十四国之乐中，没有见到与“靺鞨”有关的音乐。但是如同前文已提到的，靺鞨舞并不是没有在中原王朝的宴飨仪式上出现过。只不过，在中原王朝的乐舞系统中，比起以上“十四国之乐”，靺鞨舞可能实在微不足道，故未被收录进去。
上述三条史料，都没有将“靺鞨”与渤海国扯在一起，可见，不管是因为日本人（统治阶层）固有的认知，还是由于时代的久远使得渤海国与日本密切交往的历史早已被淡忘，总之，在时人的眼中，“靺鞨”不就等于渤海国。而“蕃人出北土”、“舞者自彼国来于中华”等文句则表明，在渤海国之外，确实有靺鞨人来到日本，甚至可能也曾出现在朝廷的宴飨仪式上。
乐舞，不过是为日本朝廷的“华夷秩序”服务的工具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靺鞨”是高（句）丽制造还是日本制造，都已经显得不重要了，关键是“靺鞨”在这里被赋予的是地理上的意义以及在日本统治秩序中的位置：在“北土”，有日本的一个蕃邦。这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1]《日本书纪》齐明四年六年（660年）条载：“三月，遣阿倍臣，（阙名）率船师二百艘，伐肃慎国。阿倍臣，以陆奥虾夷，令乘己船，到大河侧。于是，渡岛虾夷一千余，屯聚海畔，向河而营。营中二人，进而急叫曰，肃慎船师多来，将杀我等之故，愿欲济河而仕官矣。阿倍臣遣船唤至两个虾夷，问贼隐所与其船数。两个虾夷便指隐所曰，船廿余艘。即遣使唤。而不肯来。阿倍臣，乃积彩帛、兵、铁等于海畔，而令贪嗜。肃慎，乃陈船师，系羽于木，举而为旗。齐棹近来，停于浅处。从一船里，出二老翁，廻行，熟视所积彩帛等物。便换着单衫，各提布一端，盛船还去。俄而老翁更来，脱置换衫，并置提布，乘船而退。阿倍臣遣数船使唤。不肯来，复于弊赂辨岛。食顷乞和。遂不肯听。（弊赂辨，渡岛之别也）据己栅战。于时，能登臣马身龙，为敌被杀。犹战未倦之间，贼破杀己妻子”。关于“肃慎”的所在地区及其属性，日本学界早有讨论，但仍认识不一；一种看法认为属通古斯，即肃慎——靺鞨说[1]，一种看法主张属北海道地区的鄂霍茨克文化人。从结论上说，我推测，此处的“肃慎”属于大陆北方靺鞨系统的人群集团的可能性更大。齐明年间发生的上述事件反映的是靺鞨人与日本列岛贸易交流的开始阶段的情况。
[2]熊田亮介《虾夷と虾狄——古代の北方问题についての觉书》，高桥富雄编《东北古代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6年，页159-221；蓑岛荣纪《阿倍比罗夫の北征と东北アシア世界》，佐伯有清先生古稀记念会编《日本古代の传承と东アシア》，吉川弘文馆，1995年，页483-537等。
[3]鸟山喜一《渤海史上の诸问题》，风见书房，1968年，页232-234；酒寄雅志《八世纪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と东アシアの情势》，载《国史学》，103，1977年，后收入酒寄雅志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页197-234；新野直吉《古代交易史上の日本海岸北部》，载《日本海地域史研究》二，1981年，页1-28；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徐德源等《大钦茂王时期的渤日交往史事新探》，载《日本研究》1993年4期，页63-69等。
[4]平川南《多贺城碑》，须藤隆等编集《新版古代の日本 九 东北·北海道》，角川书店，1992年，页231-232
[5]以上均参考《续日本纪》卷一○、卷一三、卷二一等有关记事。
[6]参考《续日本纪》（卷一○），圣武天皇神龟四年九月、十二月记事。
[7]《续日本纪》（卷一○）天武天皇神龟五年（728年）春正月甲寅条：“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对此一段国书的分析，参考拙文《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的有关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页197。
[8]日本《国史大系》本，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
[9]多贺城碑位于今宫城县仙台市靠近仙台湾附近。
[10]《令集解·公式令·集解》（卷三一），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版，吉川弘文馆。
[11]石井正敏《“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の“靺鞨国”——“靺鞨国”=渤海说の检讨》，载《アジア游学》3，特集东アジアの遣唐使，勉诚出版，1999年，页80-82。
[12]押田良久《雅乐の种类》，载《雅乐の招待》，共同通讯社，1984年，页162。当时，日本将外来舞乐分为左方之舞和右方之舞，其中，唐乐、林邑乐、天竺乐等统在左方之舞；高丽乐和渤海乐等则系在右方之舞中。
[13]关于日本乐制改革的时期，目前学界意见不一，主张在嵯峨、仁明朝的说法比较有影响。参考增本喜久方《雅乐传统音乐への新しいアプローチー》，音乐之友社，1982年，页197。
[14]《歌舞品目·异域乐名》（卷一），1822年，据“续史籍集览”九册本，近藤出版部，1930年。大槻如电《舞乐图说》，1905年，东京六合馆藏版，1927年，页90；“新订增补故实丛书”本，吉川弘文馆，1930年，页55。
[15]例如荻美津夫《古代艺能を通してみた日本と渤海の交流》，载《环日本海论丛》，第八号，1995年，页242-243。酒寄雅志《雅乐‘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东北アジア》，武田幸男编《朝鲜社会の史的展开と东アジア》，山川出版社，1997年，后收入《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等。
[16]《群书类丛·舞乐要录》上，（卷五三一），东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83年，第十九辑，页152-178。
[17]石井正敏《“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靺鞨国》，见《アジア游学》三，勉诚出版，1999年，页91。
[18]酒寄雅志《雅乐‘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东北アジア》，《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页321。在这里，酒寄先生将“渤海乐”看作一部具体的乐舞了。
[19]《教训抄》五，《续群书类丛》（卷五二九），东京续群书完成会，1983年，第十九辑上。
[20]小野亮哉监修《雅乐事典》，音乐之友社，1989年，页36。
[21]《隋书·靺鞨传》（卷八一）。
[22]《倭名类聚抄》，源顺撰，元和三年古活字版，二十卷本。
[23]儿岛恭子《エミシ、エゾ、虾夷、毛人の意味》，见《律令制と古代社会》，东京堂出版，1984年，页320-321。
[24]今有王谟辑本，收入《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影印本，1961年。
[25]周齐《靺鞨丛说》，载《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3期，页386-387。
[26]因为《倭名类聚抄》成书于10世纪前半期，有关史籍的传入只能早于这个时期。当为唐人“重修”版的《玉篇》。
[27]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东京，名著刊行会，1996年，页21。
[28]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页25。除《唐韵正义》外，音韵学方面的著述还有“新撰音训四卷”、“韵林二卷”、“四声韵音一卷”、“韵诠十卷”、“切韵五卷”、“韵集五卷”等，页24-25。
[29]酒寄雅志《雅乐「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东北アジア》，《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页321。
[30]《三国史记》（卷三二），韩国汉籍民俗丛书6，台北，1971年。
[31]依据《北史》（九四）高句丽传、《隋书》的音乐志和东夷传、《旧唐书》的音乐志和东夷传、《新唐书》的礼乐志和
夷传。参考宋芳松《对“三国史记”乐志的音乐学的研究》，载韩国国乐学会《韩国音乐研究》，第十一辑，汉城，1981年，页117-161。
[32]乐志叙述以新罗为中心展开，显然，这是由《三国史记》奉新罗为正统所致。
[33]小野亮哉监修《雅乐事典》，音乐之友社，1989年，页173。
[34]《教训抄》（卷五二九），教训抄五，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83年，页264-265。
[35]“靺鞨”用作人名的例子，在日本现存古籍中有踪迹可寻。如“根连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二，第410页）、“山背连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二，第134页）、“若汤连坐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一一，第225、358、451页）、“舍人江野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一三，第154页。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人名中的“靺鞨”均为名，而非姓。
[36]《教训抄》原文标点如上。但与文中内容观照，总觉得有些欠妥，若断为“此曲或书云靺鞨芋田人名也。出北土靺鞨国名也。或曰件舞出彼国”似更通顺。
[37]《日本古典全集》，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35年。
[38]“舞者”，当即指来访的使节团成员。参考前引《隋书·靺鞨传》（卷八一）。隋朝初年，靺鞨遣使朝贡。高祖设宴款待。“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
[39]前引《国史大系·令集解》，页774页。
[40]多忠龙《雅乐》，六兴商会出版部刊，1943年，页1。
从上述情况看，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新靺鞨”舞蹈来自北方大陆靺鞨人居住的地区，传入日本后被再创作为乐舞，又以地域关系被划入高丽乐，配曲时也主要利用高丽乐中的表演要素和道具。因此，出现了“高丽乱声”等独奏或合奏曲目。
另一条在1233年成书的、现存最早的综合性乐书《教训抄》中[34]：
新末鞨 别装束舞 小曲
此曲或书云，靺鞨芋田人名也。出北土靺鞨国名也。或曰件舞出彼国。
较之于《和名类聚抄》，《教训抄》提供了有关“新靺鞨”的相对详细的信息：指出了“新靺鞨”的作者是北土靺鞨国的一个叫靺鞨芋田的人[35]；舞蹈是在靺鞨国编成的[36]。《教训抄》作者狛近真主张“新靺鞨”出自北土靺鞨国。值得注意的是，对“新靺鞨”，狛近真也重在强调其首先是舞蹈而非乐曲。
第三条在成书于17世纪末的《乐家录·本邦乐》（卷三一）条中[37]：
新靺鞨者靺鞨国之曲也。舞者自彼国来于中华，为礼拜舞踏之体云云。
在这则史料中，编撰者肯定了“新靺鞨”为靺鞨国之曲，舞蹈也出自靺鞨国，该国使者来到日本，在朝廷的礼仪场所表演乐舞[38]。
根据以上，想作出以下推论：“新靺鞨”是靺鞨部族传统的舞蹈，后来靺鞨人通过某种渠道（从其具体表演时借助许多高丽形式，推知可能是通过朝鲜半岛）将其带到日本；可能最初并没有这个明确的名字，后来在配曲时为了区别诸如“大靺鞨”等乐舞曲名，而被赋予“新靺鞨”之名。
“大宝令”以后，日本在律令制国家建设中，形成了一套双重的自我认知体制：一方面，日本不甘心进入以大唐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中，对唐朝以邻国相称，追求对等外交的理想；但同时，日本的统治阶层又模仿大唐，设定了一套日本版的“华夷秩序”。即日本以“中华”自居，一厢情愿地将与其保持国交关系或往来的古代国家、部族，如高句丽、新罗、渤海、以及靺鞨部族等视为夷狄、蕃邦[39]。作为这一秩序的可视性表现，在一年中的重大节日或外交场合，都要上演这些夷狄、蕃邦的乐舞。事实上，除去前文提到的唐乐、渤海乐以及高丽乐外，还有从西域、印度传来的天竺乐、林邑乐等[40]。而上述种种来自所谓蕃土的音乐，绝大多数也都可以在中国正史四夷乐（四方之乐）中找到源头。如《新唐书·礼乐志》（卷二二）载：“周、隋与北齐、陈接壤，故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在上述十四国之乐中，没有见到与“靺鞨”有关的音乐。但是如同前文已提到的，靺鞨舞并不是没有在中原王朝的宴飨仪式上出现过。只不过，在中原王朝的乐舞系统中，比起以上“十四国之乐”，靺鞨舞可能实在微不足道，故未被收录进去。
上述三条史料，都没有将“靺鞨”与渤海国扯在一起，可见，不管是因为日本人（统治阶层）固有的认知，还是由于时代的久远使得渤海国与日本密切交往的历史早已被淡忘，总之，在时人的眼中，“靺鞨”不就等于渤海国。而“蕃人出北土”、“舞者自彼国来于中华”等文句则表明，在渤海国之外，确实有靺鞨人来到日本，甚至可能也曾出现在朝廷的宴飨仪式上。
乐舞，不过是为日本朝廷的“华夷秩序”服务的工具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靺鞨”是高（句）丽制造还是日本制造，都已经显得不重要了，关键是“靺鞨”在这里被赋予的是地理上的意义以及在日本统治秩序中的位置：在“北土”，有日本的一个蕃邦。这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1]《日本书纪》齐明四年六年（660年）条载：“三月，遣阿倍臣，（阙名）率船师二百艘，伐肃慎国。阿倍臣，以陆奥虾夷，令乘己船，到大河侧。于是，渡岛虾夷一千余，屯聚海畔，向河而营。营中二人，进而急叫曰，肃慎船师多来，将杀我等之故，愿欲济河而仕官矣。阿倍臣遣船唤至两个虾夷，问贼隐所与其船数。两个虾夷便指隐所曰，船廿余艘。即遣使唤。而不肯来。阿倍臣，乃积彩帛、兵、铁等于海畔，而令贪嗜。肃慎，乃陈船师，系羽于木，举而为旗。齐棹近来，停于浅处。从一船里，出二老翁，廻行，熟视所积彩帛等物。便换着单衫，各提布一端，盛船还去。俄而老翁更来，脱置换衫，并置提布，乘船而退。阿倍臣遣数船使唤。不肯来，复于弊赂辨岛。食顷乞和。遂不肯听。（弊赂辨，渡岛之别也）据己栅战。于时，能登臣马身龙，为敌被杀。犹战未倦之间，贼破杀己妻子”。关于“肃慎”的所在地区及其属性，日本学界早有讨论，但仍认识不一；一种看法认为属通古斯，即肃慎——靺鞨说[1]，一种看法主张属北海道地区的鄂霍茨克文化人。从结论上说，我推测，此处的“肃慎”属于大陆北方靺鞨系统的人群集团的可能性更大。齐明年间发生的上述事件反映的是靺鞨人与日本列岛贸易交流的开始阶段的情况。
[2]熊田亮介《虾夷と虾狄——古代の北方问题についての觉书》，高桥富雄编《东北古代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6年，页159-221；蓑岛荣纪《阿倍比罗夫の北征と东北アシア世界》，佐伯有清先生古稀记念会编《日本古代の传承と东アシア》，吉川弘文馆，1995年，页483-537等。
[3]鸟山喜一《渤海史上の诸问题》，风见书房，1968年，页232-234；酒寄雅志《八世纪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と东アシアの情势》，载《国史学》，103，1977年，后收入酒寄雅志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页197-234；新野直吉《古代交易史上の日本海岸北部》，载《日本海地域史研究》二，1981年，页1-28；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徐德源等《大钦茂王时期的渤日交往史事新探》，载《日本研究》1993年4期，页63-69等。
[4]平川南《多贺城碑》，须藤隆等编集《新版古代の日本 九 东北·北海道》，角川书店，1992年，页231-232
[5]以上均参考《续日本纪》卷一○、卷一三、卷二一等有关记事。
[6]参考《续日本纪》（卷一○），圣武天皇神龟四年九月、十二月记事。
[7]《续日本纪》（卷一○）天武天皇神龟五年（728年）春正月甲寅条：“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对此一段国书的分析，参考拙文《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的有关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页197。
[8]日本《国史大系》本，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
[9]多贺城碑位于今宫城县仙台市靠近仙台湾附近。
[10]《令集解·公式令·集解》（卷三一），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版，吉川弘文馆。
[11]石井正敏《“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の“靺鞨国”——“靺鞨国”=渤海说の检讨》，载《アジア游学》3，特集东アジアの遣唐使，勉诚出版，1999年，页80-82。
[12]押田良久《雅乐の种类》，载《雅乐の招待》，共同通讯社，1984年，页162。当时，日本将外来舞乐分为左方之舞和右方之舞，其中，唐乐、林邑乐、天竺乐等统在左方之舞；高丽乐和渤海乐等则系在右方之舞中。
[13]关于日本乐制改革的时期，目前学界意见不一，主张在嵯峨、仁明朝的说法比较有影响。参考增本喜久方《雅乐传统音乐への新しいアプローチー》，音乐之友社，1982年，页197。
[14]《歌舞品目·异域乐名》（卷一），1822年，据“续史籍集览”九册本，近藤出版部，1930年。大槻如电《舞乐图说》，1905年，东京六合馆藏版，1927年，页90；“新订增补故实丛书”本，吉川弘文馆，1930年，页55。
[15]例如荻美津夫《古代艺能を通してみた日本と渤海の交流》，载《环日本海论丛》，第八号，1995年，页242-243。酒寄雅志《雅乐‘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东北アジア》，武田幸男编《朝鲜社会の史的展开と东アジア》，山川出版社，1997年，后收入《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等。
[16]《群书类丛·舞乐要录》上，（卷五三一），东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83年，第十九辑，页152-178。
[17]石井正敏《“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靺鞨国》，见《アジア游学》三，勉诚出版，1999年，页91。
[18]酒寄雅志《雅乐‘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东北アジア》，《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页321。在这里，酒寄先生将“渤海乐”看作一部具体的乐舞了。
[19]《教训抄》五，《续群书类丛》（卷五二九），东京续群书完成会，1983年，第十九辑上。
[20]小野亮哉监修《雅乐事典》，音乐之友社，1989年，页36。
[21]《隋书·靺鞨传》（卷八一）。
[22]《倭名类聚抄》，源顺撰，元和三年古活字版，二十卷本。
[23]儿岛恭子《エミシ、エゾ、虾夷、毛人の意味》，见《律令制と古代社会》，东京堂出版，1984年，页320-321。
[24]今有王谟辑本，收入《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影印本，1961年。
[25]周齐《靺鞨丛说》，载《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3期，页386-387。
[26]因为《倭名类聚抄》成书于10世纪前半期，有关史籍的传入只能早于这个时期。当为唐人“重修”版的《玉篇》。
[27]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东京，名著刊行会，1996年，页21。
[28]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页25。除《唐韵正义》外，音韵学方面的著述还有“新撰音训四卷”、“韵林二卷”、“四声韵音一卷”、“韵诠十卷”、“切韵五卷”、“韵集五卷”等，页24-25。
[29]酒寄雅志《雅乐「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东北アジア》，《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页321。
[30]《三国史记》（卷三二），韩国汉籍民俗丛书6，台北，1971年。
[31]依据《北史》（九四）高句丽传、《隋书》的音乐志和东夷传、《旧唐书》的音乐志和东夷传、《新唐书》的礼乐志和
夷传。参考宋芳松《对“三国史记”乐志的音乐学的研究》，载韩国国乐学会《韩国音乐研究》，第十一辑，汉城，1981年，页117-161。
[32]乐志叙述以新罗为中心展开，显然，这是由《三国史记》奉新罗为正统所致。
[33]小野亮哉监修《雅乐事典》，音乐之友社，1989年，页173。
[34]《教训抄》（卷五二九），教训抄五，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83年，页264-265。
[35]“靺鞨”用作人名的例子，在日本现存古籍中有踪迹可寻。如“根连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二，第410页）、“山背连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二，第134页）、“若汤连坐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一一，第225、358、451页）、“舍人江野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一三，第154页。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人名中的“靺鞨”均为名，而非姓。
[36]《教训抄》原文标点如上。但与文中内容观照，总觉得有些欠妥，若断为“此曲或书云靺鞨芋田人名也。出北土靺鞨国名也。或曰件舞出彼国”似更通顺。
[37]《日本古典全集》，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35年。
[38]“舞者”，当即指来访的使节团成员。参考前引《隋书·靺鞨传》（卷八一）。隋朝初年，靺鞨遣使朝贡。高祖设宴款待。“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
[39]前引《国史大系·令集解》，页774页。
[40]多忠龙《雅乐》，六兴商会出版部刊，1943年，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