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灾中的羌族：简况与建议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07日 04:37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明珂

　　　　此次地震灾区，是很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如何保护和延续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王明珂先生过去十多年经常在汶川﹑茂县﹑北川等地羌族村寨与城镇中作田野研究。震后他非常关心当地羌民的安危，迅速制作了当地地图放在网上，供救援参考。本版特约王先生撰文，为我们介绍羌族的历史文化特性﹐并据此对灾后的重建提出一些建议﹐供各界参考。

　　过去十多年我经常在汶川﹑茂县﹑北川等地羌族村寨与城镇中作田野研究。在汶川大地震后﹐震惊与哀恸之余﹐数天来我对于自己作为一位人文社会学者所能做的竟然如此之少﹐感到十分羞愧。近来各界都在研议如何救灾﹐如何进行灾区经济与社会重建。因而在此我谨提供一些自己对本地羌族的认识﹐以及对灾后复建的建议﹐供各界参考。

　　皱折地带上的羌族

　　据报道﹐此回大地震是由于受印度板块运动而隆起的青藏高原﹐向东挤压受到古老刚强的四川盆地阻挡﹐两大片陆地间长期推挤所累积的压力经过一段时间后终于暴发。这两块陆地间的长期相互挤压﹐在地貌上也是非常清楚的﹐表现在青藏高原东缘南北走向如皱折般的高山深谷地形。这样形成于亿万年前的高低陆块及其间的皱折带﹐经过数千年人类在其间的活动后﹐成都平原及其以东的地方成为古华夏及今之汉族所居﹐青藏高原大多数地方则成为藏区。两者之间的 “皱折带”——此回大地震发生的地区——也成为汉藏文化间的交融地带。

　　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间的 “皱折”﹐其低下的部分便是各个山谷﹔本地汉话(川西方言)称之为 “沟”。岷江上游由松潘到映秀之间﹐这样的沟谷特别多﹔这儿也是羌族的大本营。我曾在1994-2003之间﹐每年花上一两个月在羌族各个沟中作研究。以下我大略说明我所知的羌族。

　　他们的语言﹐各个沟的人群间都有些差别﹐住得稍远一点的就完全无法沟通。因此 “汉话” 在此人人都会﹐因为只有汉话才能用来与其它地方的羌族沟通。也因语言变异大﹐他们的族群自称 “玛”﹑“尔玛”﹑“日咩”﹑“尔勒咩”﹐也是各地各沟有别。在一条沟中﹐人们在半山腰上建村落﹐在附近开垦山田﹐在山田上方的森林中采药﹑采菌菇﹑打猎 ﹑砍柴﹐在更高的地方放养牦牛与马﹐如此使得“沟”成为相当独立的人群生态区。沟与沟之间高拔的山岭﹐造成居于其间的人群往来困难。然而即使在同一沟中﹐ 沟口﹑沟的中段﹑内沟﹐各村寨人群过去往来也很少。这是因为资源匮乏﹐使得同一沟各个村寨间都界线分明﹐各有各的田地﹑林场﹑牧场。沟与沟之间﹐人们就更不能越界了。

　　在本地﹐各沟﹑各寨的妇女服饰﹑村寨房屋建筑﹑年节与婚丧习俗﹐都各有特色。简单的说﹐愈靠西部﹑北部(如理县薛城﹑茂县赤不苏﹑松潘小姓沟) 的羌族便愈藏化﹐愈靠东边与南边(如北川与汶川各沟)的羌族便愈汉化。可说是﹐羌族一地有一地的特色﹐一寨有一寨的习俗。因此在灾后的羌族社会文化重建中 ﹐须尊重羌族社会文化的此一特质。

　　在羌族地区，山神是各沟﹑各寨人群的保护神﹐也是资源界线的维护者。靠近藏区的羌族﹐其山神被纳入藏传佛教神山体系中﹔靠近汉区的﹐山神则与汉人佛道文化中的庙子结合。各寨有各寨的山神﹐几个寨子又有共同的山神﹐一条沟中各村寨又有更大的共同山神。也就是说﹐一层层由小而大的山神﹐保卫一圈圈由近而远的人群资源界线。更有意义的是﹐在各寨祭山神仪式中﹐长老要念开坛词(开酒坛请神之唱词)邀请周遭的山神来共享——代表着邻近各沟﹑各地人群尊重彼此的山神﹐也表示尊重彼此的资源界线。

　　但沟中世界绝非陶渊明所想象的 “桃花源”。在过去﹐由于资源匮乏﹐沟中各村寨间﹐以及沟与沟的人群之间﹐经常有暴力冲突。一个最明显的表征便是 “寨子”﹔建在险要的半山上﹐一个个石砌的房子紧靠在一起﹐有时还有防卫性 “碉楼”——若非资源竞争关系紧张﹐何需如此？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沟中的生活仍然艰苦。各沟﹑各村的资源界线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山神﹐仍然要祭。

　　然而﹐这并不是说﹐沟中的住民只知狭隘的维护自身的资源﹑争夺有限的资源。相反的﹐青藏高原东缘——由青海南部经川西到云南北部——各沟都曾接纳来自藏南雅隆河谷﹑拉萨以及四川﹑甘肃等“核心”地区的难民。他们不只是如主人慷慨接纳客人一般﹐而是完全将外来者当作本地人——经由本地流行的一种 “历史”。我曾在许多沟中都曾发现此种“历史”﹐其内容千篇一律都是：“从前有几个弟兄到本地来﹐他们到各地去建立自己的寨子﹐这就是本地几个寨子人群的由来。” 只要相信这样的 “历史”﹐本地就没有征服者与原住民(被征服者)﹐没有老居民与新移民﹐没有慷慨的主人与外来客人。

　　沟中接纳外来的人有一定限制。许多沟中的老规矩都是﹐房子一定要建在老地基上﹔没有老地基﹐便没有地盘神﹐怎能住人？如此﹐沟中人口有一定的数量﹐不能多，也不能少。那么﹐各寨家族自然繁衍增加的人口要住到哪里去？他们或到邻近村寨去上门(入赘婚)﹐或更普遍的﹐到外地打工而落居外地﹐特别是成都平原。因此﹐羌族中包含许多来此逃荒避难的汉人与藏人﹔许多羌族也融入汉﹑藏之中。

　　北川与汶川的羌族﹕大禹的后代

　　在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古代羌族曾由 “汉化” 与 “藏化” 成为汉族与藏族。这个过程﹐鲜明的表现在此回受灾最严重的北川。本地自汉代以来﹐沿着湔江主流就有了汉朝的驻军移民据点。在此之外﹐特别是住在湔江支流各沟的则是羌人。汉代以来蜀人认为 “大禹” 便出生在北川治城禹穴沟一带。历代由中原来到北川的官民﹐也以本地为大禹故里为荣。明代住在北川西北部青片河﹑白草河流域的村寨民众﹐被称作 “青片羌”﹑“白草羌”﹔因为吐蕃势力也曾到此﹐本地民众也有些藏化﹐所以汉文献有时也称之为 “青片番”﹑“白草番”。到了20世纪上半叶﹐本地各沟村落人群几乎都自称是汉人﹐生活起居﹑年节习俗与江油﹑安县的汉人无别。他们祭拜大禹王﹐讲四川话 ﹐喊上游村落的人为 “蛮子”﹔被骂 “蛮子” 的人也自称是汉人﹐而骂更上游的乡村民众为 “蛮子”。这就是﹐本地人仍记得的过去“一截骂一截” 的情形。1970年代﹐只在北川最西北方的青片河上游有大约2000人的藏族与少数羌族。到了1980年代﹐由于人们对国家民族政策有了信心﹐才逐渐恢复其羌族认同。目前北川为羌族自治县﹐已有超过50% 的民众得其羌族身份。如今本地羌族认为大禹是羌族的祖先﹐并与汶川羌族争论究竟大禹出生在何处。

　　川西地震的另一个重灾区﹐汶川﹐也说是大禹故里。至少由明清以来﹐居于县城中的汉人官民便认为大禹出生于本地﹔在当时县城绵篪附近的羌锋一带有刳儿坪﹑涂禹山﹐都是与大禹有关的古迹。目前汶川羌族也认为大禹是羌族人的祖先。

　　我回顾这样的历史﹐并提及汶川与北川的羌族皆认为“大禹” 是羌族的祖先﹐完全无 “解构” 一个历史与英雄信仰之意。相反的﹐我认为汶川与北川羌族应以这样的历史及信仰为荣。当前汶川与北川的羌族﹐以及他们的大禹信仰﹐是长程历史过程的活见证﹐ 也见证了在民族关系上的今是而昨非——他们不再是被歧视的“蛮子” 而是骄傲的少数民族﹔大禹是华夏之祖也是羌族的祖先﹐此信仰更深刻说明汉与非汉少数民族间界线原是模糊的。

　　不仅汉羌之间的界线原是模糊的﹐汉﹑藏﹑羌之间也有一个模糊的边缘。而也是正巧﹐此次震中所在便是如此的模糊边缘。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汶川的映秀﹐明清至民国时期是 “瓦寺土司” 所辖村寨分布的地方。瓦寺土司将他的官寨建在汶川羌锋的涂禹山上﹐而他所辖的耿达﹑三江口等处村寨则都在映秀附近山坡上。瓦寺土司所辖有羌族村寨﹐也有土司兵丁之后的藏族村寨。然而﹐映秀古为中原王朝在岷江上游的重要关隘所在﹐所以后来附近山上的村寨都逐渐汉化了。在此地震中﹐震中附近山上的村寨几乎全毁。汶川城中还有末代瓦寺土司索国光老先生﹐如今不知安否？

　　对羌族地区灾后重建的一些建议

　　这几天我已与灾区几位羌族朋友联系上﹐根据他们的意见﹐除了灾民安置及城镇重建外﹐当前最紧急的事莫过于恢复及保障交通路线之安全畅通。灾前的羌族已非沟中孤立的人群﹐他们已融入了全国之整体经济社会秩序中。人们外出打工﹑读书﹐在城镇中做点小买卖﹐在此高山深谷地区最重要的环节便是交通。以台弯9·21地震的经验﹐往后五年都将常有泥石流发生。如何协助高山村寨民众保护其家园﹐如何尽速恢复及稳固沿岷江﹑黑水河﹑杂谷脑河各主线道路交通﹐如何恢复各沟与主要路线间的联络道路﹐都是目前当务之急。

　　与此相关的﹐废耕还林政策实施后﹐近九﹑十年来岷江上游羌族一直在由国家补贴其废耕后的农业损失。这是为了保护长江上游水土。在此大地震后﹐八月雨季一来﹐长江可能会受影响，泥沙含量大增。因此﹐应速设立机构﹑制定办法﹐让世居山上的羌族投入植林保土工作﹐并优给其酬劳。如此不但能部分解决灾后羌区经济问题﹐更能从上游保护岷江及长江水土。羌族原来便有神林信仰﹐护林可透过各沟﹑各村寨长老与此信仰结合。森林与羌族之传统生计有密切关系：林子好的村寨﹐采药﹑捡菌菇是村民每年重要收入之一。废耕还林实施后﹐山间村寨居民的生计一直未解决﹐应乘此机会作整体规划。譬如﹐传统的林中产物药材与菌菇﹐ 可借重现代生物科技来增进其生产。

　　也因为交通困难﹐能种花椒﹑苹果﹑梨子等经济作物的村寨﹐其生产成果常被商人低价收购。在岷江及大渡河上游地区﹐我经常见到藏﹑羌族农民将一大袋一大袋的苹果﹑梨子﹐以每斤一角﹑两角的价格卖给商人﹔没能将麻袋送上货车的农民还一脸的失望。在大地震之后﹐往后数年山区道路更坏﹐进来收购的商人将更少。由地方政府辅导﹐以沟或地区为单位自产自销实属必要。台湾9·21大地震的一些灾区也是水果生产地﹔地震后﹐许多救灾团体都协助运销﹑推广灾区水果 ﹐有些学生也替灾区果农设网站直销桃梨。

　　城镇的重建﹐所涉层面甚广﹐非我所能言。在羌族村寨方面﹐由于地震发生在五月﹐许多年轻人皆外出打工或上山挖药﹐下午一两点又是下田的时候﹐所以除了各别村寨外﹐听说民众伤亡不大﹐但老房子倒塌的不少。虽然如此﹐村寨中几乎每一家庭都有家人﹐或亲朋好友﹐住在曲山﹑治城﹑威州(汶川)﹑都江堰等受灾城镇中。城镇居民与村寨居民平日保持密切往来。乡民入城办事﹑采购或卖农产品时﹐ 受城中亲友﹑老乡接待与协助﹔城中的人也经常回老家探望﹐在经济上帮忙村寨中的亲人﹐然后带回一些腊肉及农区产品。因此﹐曲山﹑治城﹑威州等城镇毁于震灾 ﹐民众死伤严重﹐对于村寨的羌族民众来说﹐在情感上﹑经济上都会有沉重的打击。因此在灾后的社会重建中﹐要注意羌乡村寨与城镇间的这些关联。

　　广大山间羌族与外界的沟通有三级﹕乡上﹑街市与城镇。城镇便是前面所说的几个县城。大小不等的街市夹杂在几个县城之间﹐如汶川到茂县间有雁门、南星、石大关﹐汶川到理县间有桃坪、通化、薛城等街市。街市有卖日用百货的商店﹐简朴的饭馆与住宿之处﹐以及农产﹑药材的代理收购站。有些街市本身也是区政府所在﹐附近有小学。乡上是指乡政府所在之河坝(溪流旁的河阶地)。这儿除了乡政府外﹐经常还有一两家食堂﹐几家小卖铺与村的供销社﹐以及几家由山上迁下来的农户。这儿通常也是班车的起点与终点。乡上﹑街市与村寨居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扶贫﹑救灾﹑解决纠纷﹐村民卖农产品﹑药材﹐买日用品等等﹐都是透过乡上﹑街市﹑城镇之分层机能来解决。据我所知﹐除了城镇外﹐灾区街市的房子也倒塌得很厉害﹔各地乡上的情况不详﹐但情况也不乐观。街市与乡上都在沿溪河的低坝上﹐易遭泥石流之害﹐这是传统上羌民不愿建寨居住的地方。在此大地震之后﹐雨季一来﹐乡上与街市的安全堪忧。应尽速了解其受灾状态﹐以及附近水土破坏情况﹐并恢复其原有之机能。

　　北川的漩坪﹑治城﹑曲山等城镇﹑街市若要被弃﹐县城移往安县安昌﹐则白草河﹑青片河上游各村落更形孤立。在地头较开阔的地方﹐如青片河的坝底堡﹐白草河的白草坝﹑小坝﹐建设或强化当地街市及小城镇﹐对提升村寨居民的生活机能应大有帮助。

　　无论是在房屋重建﹐或是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重建﹐都须考虑羌族内部之多元性，譬如村寨房屋的结构﹐北川﹑松潘﹑茂县南路﹑茂县北路﹑汶川﹐ 各地各沟均有其特色﹐且与其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家庭结构有一定关联。总之有关灾区社会文化的重建﹐须以对该地人类生态与文化的深入了解为基础﹐并尊重本地人的意见。

　　即将到来的农历六月﹐是传统上羌族各村寨祭山神的季节。今年在地震发生﹑村寨受创的情形下﹐希望各县﹑各乡政府能积极提供资源(如祭山所需的羊﹑酒)﹐协助有此习俗的各村寨举行祭山活动﹐除了祭祀山神，还能告慰逝者﹐并有助于恢复山神所维系的社会文化秩序。

　　在大地震中北川的禹穴沟恐怕已毁于地震﹐曲山的禹王宫﹑治城的大禹纪念馆也无法幸免。因此在新城建设中﹐禹王宫及相关的大禹信仰应被视为重要的精神重建项目。汶川的重建亦同﹔有关大禹遗迹的受灾状况及重建应受关注。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副所长。著名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07日 04:37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明珂

　　　　此次地震灾区，是很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如何保护和延续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王明珂先生过去十多年经常在汶川﹑茂县﹑北川等地羌族村寨与城镇中作田野研究。震后他非常关心当地羌民的安危，迅速制作了当地地图放在网上，供救援参考。本版特约王先生撰文，为我们介绍羌族的历史文化特性﹐并据此对灾后的重建提出一些建议﹐供各界参考。

　　过去十多年我经常在汶川﹑茂县﹑北川等地羌族村寨与城镇中作田野研究。在汶川大地震后﹐震惊与哀恸之余﹐数天来我对于自己作为一位人文社会学者所能做的竟然如此之少﹐感到十分羞愧。近来各界都在研议如何救灾﹐如何进行灾区经济与社会重建。因而在此我谨提供一些自己对本地羌族的认识﹐以及对灾后复建的建议﹐供各界参考。

　　皱折地带上的羌族

　　据报道﹐此回大地震是由于受印度板块运动而隆起的青藏高原﹐向东挤压受到古老刚强的四川盆地阻挡﹐两大片陆地间长期推挤所累积的压力经过一段时间后终于暴发。这两块陆地间的长期相互挤压﹐在地貌上也是非常清楚的﹐表现在青藏高原东缘南北走向如皱折般的高山深谷地形。这样形成于亿万年前的高低陆块及其间的皱折带﹐经过数千年人类在其间的活动后﹐成都平原及其以东的地方成为古华夏及今之汉族所居﹐青藏高原大多数地方则成为藏区。两者之间的 “皱折带”——此回大地震发生的地区——也成为汉藏文化间的交融地带。

　　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间的 “皱折”﹐其低下的部分便是各个山谷﹔本地汉话(川西方言)称之为 “沟”。岷江上游由松潘到映秀之间﹐这样的沟谷特别多﹔这儿也是羌族的大本营。我曾在1994-2003之间﹐每年花上一两个月在羌族各个沟中作研究。以下我大略说明我所知的羌族。

　　他们的语言﹐各个沟的人群间都有些差别﹐住得稍远一点的就完全无法沟通。因此 “汉话” 在此人人都会﹐因为只有汉话才能用来与其它地方的羌族沟通。也因语言变异大﹐他们的族群自称 “玛”﹑“尔玛”﹑“日咩”﹑“尔勒咩”﹐也是各地各沟有别。在一条沟中﹐人们在半山腰上建村落﹐在附近开垦山田﹐在山田上方的森林中采药﹑采菌菇﹑打猎 ﹑砍柴﹐在更高的地方放养牦牛与马﹐如此使得“沟”成为相当独立的人群生态区。沟与沟之间高拔的山岭﹐造成居于其间的人群往来困难。然而即使在同一沟中﹐ 沟口﹑沟的中段﹑内沟﹐各村寨人群过去往来也很少。这是因为资源匮乏﹐使得同一沟各个村寨间都界线分明﹐各有各的田地﹑林场﹑牧场。沟与沟之间﹐人们就更不能越界了。

　　在本地﹐各沟﹑各寨的妇女服饰﹑村寨房屋建筑﹑年节与婚丧习俗﹐都各有特色。简单的说﹐愈靠西部﹑北部(如理县薛城﹑茂县赤不苏﹑松潘小姓沟) 的羌族便愈藏化﹐愈靠东边与南边(如北川与汶川各沟)的羌族便愈汉化。可说是﹐羌族一地有一地的特色﹐一寨有一寨的习俗。因此在灾后的羌族社会文化重建中 ﹐须尊重羌族社会文化的此一特质。

　　在羌族地区，山神是各沟﹑各寨人群的保护神﹐也是资源界线的维护者。靠近藏区的羌族﹐其山神被纳入藏传佛教神山体系中﹔靠近汉区的﹐山神则与汉人佛道文化中的庙子结合。各寨有各寨的山神﹐几个寨子又有共同的山神﹐一条沟中各村寨又有更大的共同山神。也就是说﹐一层层由小而大的山神﹐保卫一圈圈由近而远的人群资源界线。更有意义的是﹐在各寨祭山神仪式中﹐长老要念开坛词(开酒坛请神之唱词)邀请周遭的山神来共享——代表着邻近各沟﹑各地人群尊重彼此的山神﹐也表示尊重彼此的资源界线。

　　但沟中世界绝非陶渊明所想象的 “桃花源”。在过去﹐由于资源匮乏﹐沟中各村寨间﹐以及沟与沟的人群之间﹐经常有暴力冲突。一个最明显的表征便是 “寨子”﹔建在险要的半山上﹐一个个石砌的房子紧靠在一起﹐有时还有防卫性 “碉楼”——若非资源竞争关系紧张﹐何需如此？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沟中的生活仍然艰苦。各沟﹑各村的资源界线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山神﹐仍然要祭。

　　然而﹐这并不是说﹐沟中的住民只知狭隘的维护自身的资源﹑争夺有限的资源。相反的﹐青藏高原东缘——由青海南部经川西到云南北部——各沟都曾接纳来自藏南雅隆河谷﹑拉萨以及四川﹑甘肃等“核心”地区的难民。他们不只是如主人慷慨接纳客人一般﹐而是完全将外来者当作本地人——经由本地流行的一种 “历史”。我曾在许多沟中都曾发现此种“历史”﹐其内容千篇一律都是：“从前有几个弟兄到本地来﹐他们到各地去建立自己的寨子﹐这就是本地几个寨子人群的由来。” 只要相信这样的 “历史”﹐本地就没有征服者与原住民(被征服者)﹐没有老居民与新移民﹐没有慷慨的主人与外来客人。

　　沟中接纳外来的人有一定限制。许多沟中的老规矩都是﹐房子一定要建在老地基上﹔没有老地基﹐便没有地盘神﹐怎能住人？如此﹐沟中人口有一定的数量﹐不能多，也不能少。那么﹐各寨家族自然繁衍增加的人口要住到哪里去？他们或到邻近村寨去上门(入赘婚)﹐或更普遍的﹐到外地打工而落居外地﹐特别是成都平原。因此﹐羌族中包含许多来此逃荒避难的汉人与藏人﹔许多羌族也融入汉﹑藏之中。

　　北川与汶川的羌族﹕大禹的后代

　　在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古代羌族曾由 “汉化” 与 “藏化” 成为汉族与藏族。这个过程﹐鲜明的表现在此回受灾最严重的北川。本地自汉代以来﹐沿着湔江主流就有了汉朝的驻军移民据点。在此之外﹐特别是住在湔江支流各沟的则是羌人。汉代以来蜀人认为 “大禹” 便出生在北川治城禹穴沟一带。历代由中原来到北川的官民﹐也以本地为大禹故里为荣。明代住在北川西北部青片河﹑白草河流域的村寨民众﹐被称作 “青片羌”﹑“白草羌”﹔因为吐蕃势力也曾到此﹐本地民众也有些藏化﹐所以汉文献有时也称之为 “青片番”﹑“白草番”。到了20世纪上半叶﹐本地各沟村落人群几乎都自称是汉人﹐生活起居﹑年节习俗与江油﹑安县的汉人无别。他们祭拜大禹王﹐讲四川话 ﹐喊上游村落的人为 “蛮子”﹔被骂 “蛮子” 的人也自称是汉人﹐而骂更上游的乡村民众为 “蛮子”。这就是﹐本地人仍记得的过去“一截骂一截” 的情形。1970年代﹐只在北川最西北方的青片河上游有大约2000人的藏族与少数羌族。到了1980年代﹐由于人们对国家民族政策有了信心﹐才逐渐恢复其羌族认同。目前北川为羌族自治县﹐已有超过50% 的民众得其羌族身份。如今本地羌族认为大禹是羌族的祖先﹐并与汶川羌族争论究竟大禹出生在何处。

　　川西地震的另一个重灾区﹐汶川﹐也说是大禹故里。至少由明清以来﹐居于县城中的汉人官民便认为大禹出生于本地﹔在当时县城绵篪附近的羌锋一带有刳儿坪﹑涂禹山﹐都是与大禹有关的古迹。目前汶川羌族也认为大禹是羌族人的祖先。

　　我回顾这样的历史﹐并提及汶川与北川的羌族皆认为“大禹” 是羌族的祖先﹐完全无 “解构” 一个历史与英雄信仰之意。相反的﹐我认为汶川与北川羌族应以这样的历史及信仰为荣。当前汶川与北川的羌族﹐以及他们的大禹信仰﹐是长程历史过程的活见证﹐ 也见证了在民族关系上的今是而昨非——他们不再是被歧视的“蛮子” 而是骄傲的少数民族﹔大禹是华夏之祖也是羌族的祖先﹐此信仰更深刻说明汉与非汉少数民族间界线原是模糊的。

　　不仅汉羌之间的界线原是模糊的﹐汉﹑藏﹑羌之间也有一个模糊的边缘。而也是正巧﹐此次震中所在便是如此的模糊边缘。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汶川的映秀﹐明清至民国时期是 “瓦寺土司” 所辖村寨分布的地方。瓦寺土司将他的官寨建在汶川羌锋的涂禹山上﹐而他所辖的耿达﹑三江口等处村寨则都在映秀附近山坡上。瓦寺土司所辖有羌族村寨﹐也有土司兵丁之后的藏族村寨。然而﹐映秀古为中原王朝在岷江上游的重要关隘所在﹐所以后来附近山上的村寨都逐渐汉化了。在此地震中﹐震中附近山上的村寨几乎全毁。汶川城中还有末代瓦寺土司索国光老先生﹐如今不知安否？

　　对羌族地区灾后重建的一些建议

　　这几天我已与灾区几位羌族朋友联系上﹐根据他们的意见﹐除了灾民安置及城镇重建外﹐当前最紧急的事莫过于恢复及保障交通路线之安全畅通。灾前的羌族已非沟中孤立的人群﹐他们已融入了全国之整体经济社会秩序中。人们外出打工﹑读书﹐在城镇中做点小买卖﹐在此高山深谷地区最重要的环节便是交通。以台弯9·21地震的经验﹐往后五年都将常有泥石流发生。如何协助高山村寨民众保护其家园﹐如何尽速恢复及稳固沿岷江﹑黑水河﹑杂谷脑河各主线道路交通﹐如何恢复各沟与主要路线间的联络道路﹐都是目前当务之急。

　　与此相关的﹐废耕还林政策实施后﹐近九﹑十年来岷江上游羌族一直在由国家补贴其废耕后的农业损失。这是为了保护长江上游水土。在此大地震后﹐八月雨季一来﹐长江可能会受影响，泥沙含量大增。因此﹐应速设立机构﹑制定办法﹐让世居山上的羌族投入植林保土工作﹐并优给其酬劳。如此不但能部分解决灾后羌区经济问题﹐更能从上游保护岷江及长江水土。羌族原来便有神林信仰﹐护林可透过各沟﹑各村寨长老与此信仰结合。森林与羌族之传统生计有密切关系：林子好的村寨﹐采药﹑捡菌菇是村民每年重要收入之一。废耕还林实施后﹐山间村寨居民的生计一直未解决﹐应乘此机会作整体规划。譬如﹐传统的林中产物药材与菌菇﹐ 可借重现代生物科技来增进其生产。

　　也因为交通困难﹐能种花椒﹑苹果﹑梨子等经济作物的村寨﹐其生产成果常被商人低价收购。在岷江及大渡河上游地区﹐我经常见到藏﹑羌族农民将一大袋一大袋的苹果﹑梨子﹐以每斤一角﹑两角的价格卖给商人﹔没能将麻袋送上货车的农民还一脸的失望。在大地震之后﹐往后数年山区道路更坏﹐进来收购的商人将更少。由地方政府辅导﹐以沟或地区为单位自产自销实属必要。台湾9·21大地震的一些灾区也是水果生产地﹔地震后﹐许多救灾团体都协助运销﹑推广灾区水果 ﹐有些学生也替灾区果农设网站直销桃梨。

　　城镇的重建﹐所涉层面甚广﹐非我所能言。在羌族村寨方面﹐由于地震发生在五月﹐许多年轻人皆外出打工或上山挖药﹐下午一两点又是下田的时候﹐所以除了各别村寨外﹐听说民众伤亡不大﹐但老房子倒塌的不少。虽然如此﹐村寨中几乎每一家庭都有家人﹐或亲朋好友﹐住在曲山﹑治城﹑威州(汶川)﹑都江堰等受灾城镇中。城镇居民与村寨居民平日保持密切往来。乡民入城办事﹑采购或卖农产品时﹐ 受城中亲友﹑老乡接待与协助﹔城中的人也经常回老家探望﹐在经济上帮忙村寨中的亲人﹐然后带回一些腊肉及农区产品。因此﹐曲山﹑治城﹑威州等城镇毁于震灾 ﹐民众死伤严重﹐对于村寨的羌族民众来说﹐在情感上﹑经济上都会有沉重的打击。因此在灾后的社会重建中﹐要注意羌乡村寨与城镇间的这些关联。

　　广大山间羌族与外界的沟通有三级﹕乡上﹑街市与城镇。城镇便是前面所说的几个县城。大小不等的街市夹杂在几个县城之间﹐如汶川到茂县间有雁门、南星、石大关﹐汶川到理县间有桃坪、通化、薛城等街市。街市有卖日用百货的商店﹐简朴的饭馆与住宿之处﹐以及农产﹑药材的代理收购站。有些街市本身也是区政府所在﹐附近有小学。乡上是指乡政府所在之河坝(溪流旁的河阶地)。这儿除了乡政府外﹐经常还有一两家食堂﹐几家小卖铺与村的供销社﹐以及几家由山上迁下来的农户。这儿通常也是班车的起点与终点。乡上﹑街市与村寨居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扶贫﹑救灾﹑解决纠纷﹐村民卖农产品﹑药材﹐买日用品等等﹐都是透过乡上﹑街市﹑城镇之分层机能来解决。据我所知﹐除了城镇外﹐灾区街市的房子也倒塌得很厉害﹔各地乡上的情况不详﹐但情况也不乐观。街市与乡上都在沿溪河的低坝上﹐易遭泥石流之害﹐这是传统上羌民不愿建寨居住的地方。在此大地震之后﹐雨季一来﹐乡上与街市的安全堪忧。应尽速了解其受灾状态﹐以及附近水土破坏情况﹐并恢复其原有之机能。

　　北川的漩坪﹑治城﹑曲山等城镇﹑街市若要被弃﹐县城移往安县安昌﹐则白草河﹑青片河上游各村落更形孤立。在地头较开阔的地方﹐如青片河的坝底堡﹐白草河的白草坝﹑小坝﹐建设或强化当地街市及小城镇﹐对提升村寨居民的生活机能应大有帮助。

　　无论是在房屋重建﹐或是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重建﹐都须考虑羌族内部之多元性，譬如村寨房屋的结构﹐北川﹑松潘﹑茂县南路﹑茂县北路﹑汶川﹐ 各地各沟均有其特色﹐且与其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家庭结构有一定关联。总之有关灾区社会文化的重建﹐须以对该地人类生态与文化的深入了解为基础﹐并尊重本地人的意见。

　　即将到来的农历六月﹐是传统上羌族各村寨祭山神的季节。今年在地震发生﹑村寨受创的情形下﹐希望各县﹑各乡政府能积极提供资源(如祭山所需的羊﹑酒)﹐协助有此习俗的各村寨举行祭山活动﹐除了祭祀山神，还能告慰逝者﹐并有助于恢复山神所维系的社会文化秩序。

　　在大地震中北川的禹穴沟恐怕已毁于地震﹐曲山的禹王宫﹑治城的大禹纪念馆也无法幸免。因此在新城建设中﹐禹王宫及相关的大禹信仰应被视为重要的精神重建项目。汶川的重建亦同﹔有关大禹遗迹的受灾状况及重建应受关注。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副所长。著名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