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悄悄变调　对华杂音卷土重来

当中国举国上下为一架在四川震区失事的直升机下落忧心忡忡，地震带来的悲痛还远未消散的时候，西方许多媒体却在悄悄改变报道中国的同情调子。环球时报刊文指出，一些关于中国人权、军事威胁以及攻击北京奥运会的耸动标题正重新回到西方主流媒体的版面上。中国太大太复杂了，挑中国的毛病又容易又能煽情，因此中国话题成了西方新闻面板上谁都愿意伸手揉上两把的面团。

　　西方对华报道不再“客气”

　　“世界关注中国变脸”———美国广播公司网站6月4日登出了以此为题的新闻，配发的是一张温家宝总理在灾区视察时拉着一名男孩的照片。报道说，奥运在即，中国进入了“全面控制阶段”，这对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非常痛苦”。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在列举他被要求向公安局登记、给他打扫卫生的中国小时工被禁止进入公寓等事例后说，“中国”和“镇压”这两个词经常联系在一起。报道说，地震灾害期间中国富有爱心的形象得到了展现，但奥运前的种种限制措施是“不实际、不公平和笨拙的”。

　　类似这样把矛头直指北京奥运的报道还有不少。5月31日，瑞典《每日新闻》的文章说，两名瑞典地方官员呼吁瑞典政府取消对瑞典奥委会的拨款，因为“他们支持在中国这样没有人权和民主的国家举行奥运会”。6月1日至4日，《每日新闻》连续4天刊登反华言论，有两天的报道还模仿中国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媒体的处理办法，以黑白两色为整版背景，指责中国“压制新闻自由”，禁止一名曾在南方某媒体工作的记者到瑞典领一项新闻奖，同时宣称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压制新闻自由的做法将会遭到外国记者的惩罚”。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这两天刊登了5篇有关中国人权的文章。其中一篇称，在奥运期间对外国人的“指南”提到“被认为入境后可能进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活动的人不能入境”等，但在中国，“这样的概念可能延伸得十分广阔”。德国电视二台根据自己的调查说，尽管中国政府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许下过诺言，但中国许多兴奋剂制造商在奥运会举办前仍没停止工作。德国《每日镜报》说，北京一些房主想在奥运期间通过向外国人出租房屋大赚一笔，一套两居室的住宅每天的租金竟高达500欧元。

　　奥运并不是西方媒体指摘中国的唯一话题。美国福克斯电视台4日称，美国国务院官员赞赏中国向苏丹施压的努力，但认为“做得还不够”。法新社4日援引一人权组织成员的话称中国今后将大量进口谷物，并列举了全球粮食涨价的原因，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需求将推动粮价继续上涨。法新社驻挪威的记者3日在报道今年诺贝尔奖将于10月宣布时称，因为今年以来中国和缅甸的形势令人忧虑，所以诺贝尔和平奖很可能将授予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被提名者。而通常，与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往往是“政治异议人士”。在德国，一部书名为《那个中国人》的反华小说也开始热销。该书以案件入手，对中国政治领导高层进行大肆攻击，还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殖民主义”。美国一些媒体还嫌上周末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会议上中美两国官员调子太缓和，采访出美国防部长批评中国“进攻性”武器的几句话，渲染中美高官的“唇枪舌剑”。之后日本《产经新闻》4日猜测中国试射了洲际导弹，并称这可能“迫使美国海军和日本自卫队重新考虑太平洋战略”。西方媒体及少数人对于“藏独”势力的支持也在地震之后重新拉开架势。最近两天，瑞典国家电视二台便连续播出8日将放映纪录片《我是达赖》的预告。路透社说，虽然地震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关于西藏的抗议和逮捕行动仍在持续。

　　即便是地震的相关报道，西方媒体的调子也大多转向给中国挑毛病，并蓄意把中国政府与百姓描述为对立面。《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官员取缔了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家长们进行的抗议活动。《洛杉矶时报》5日的文章在标题里称，中国在地震后收紧了对媒体的控制。

西方解读中国为何老走样？

　　外交学院副院长郑启荣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西方媒体对中国在救灾上的正面报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政府的迅速反应和以民为本的做法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二是地震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这时候任何媒体出语伤人都要付出代价。但西方媒体并没从根本上扭转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当同情、对救灾的报道热情过去之后，原来对中国的一些负面、消极的东西就再次冒了出来。

　　德国外交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卑斯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显示西方的同情心是多么短暂。“邪恶中共”等偏见在它们心中根深蒂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说，西方媒体工作的常态就是挑毛病、找问题，当救灾工作进入常态后，西方媒体也恢复了常态。加上一些反华势力推波助澜，这些媒体上的杂音自然“卷土重来”。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以前，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政治类报道居多，主要是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等问题，但频率不高；2000年以后，报道中国经济奇迹成为主流，“中国”在西方媒体上开始高频率地出现；今年以来，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报道中国的频率更高，但说经济问题的少了，更多的是又回到批评中国政治的老路。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美中学院副院长杜克雷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应从以下两方面看待这些声音：一是西方媒体本质上是私企，最终目的是赚钱。二是西方和中国对很多问题的立场不一样。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日前接受德国《西德意志日报》采访时，被问到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理解总是不正确，或者片面，或者同固有的形象脱不开。施密特回答说，因为西方对中国的诠释受到美国的主导，而美国对中国则抱着双重拒绝态度：一是拒绝共产党政府，二是觉得中国不可捉摸而非常可怕。为什么可怕？“因为不认识的东西总是很可怕的”。施密特认为，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有着本质不同，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其他道路。当年古罗马不同于古希腊，雅典也不同于斯巴达，今天，中国的社会秩序也同样与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有本质的不同。“一切都按照美国模式操作的想法，只有美国人才会有。”

　　据美联社报道，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4日表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常添加消极因素。我希望人们能亲自去中国，他们的眼界就会打开。我们有很多地方要向中国学习。”

对华杂音还会持续多久？

　　鲍威尔预测，至少到北京奥运会闭幕后，甚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指责都不会停止，因为它们发现中国人与其他曾举办过奥运会国家的人相比，对奥运会的期待更高，所以就会有些人认为，如果利用这样的时机指责中国，中国会发生“按照他们预想的改变”，这就使中国在奥运会前面临巨大的外部舆论压力。

　　卑斯克认为，中国面临的舆论环境不会回到3月“藏独”分子搞破坏那个时候，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增加。

　　贾庆国认为，尽管今后杂音会不断出现，但恐怕“后劲有限”。“因为西方也在反省。从前段发生的事看，一些反华势力借‘藏独’等闹事本来是想起到反对中国政府的目的，没想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这对他们来说是‘得不偿失’。另外，随着西藏等问题的突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原有的盲目的冲动也开始消减了。很多西方媒体是想如何把自己的想法有效地传递给中国，而不是制造更多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反感。”

　　郑启荣认为，中国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西方媒体报道，既不要对它们有过多期待，以为通过抗震救灾就能影响它们；同时也不必太失望。关键是中国走好自己的路。另外，郑启荣认为，中国这次在抗震救灾中的良好表现的确在世界上赢得了一部分友谊，与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关系都有所改善，这些国家都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这对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合作有很大帮助。卑斯克也表示，特别要珍惜那些已经对中国有好感的人。

　　法国汉学家白夏4日在《世界报》评论版刊登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和民众普遍关注自己在世人面前所表现出的形象，对涉及中国形象的外国传媒报道也格外敏感。关注国家形象和尊严当然是件好事，但对外国媒体的评价太在意、太执着就不大好了，以“平常心”对人，以“自我心”对己，才能真正维护好中国的利益和形象。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近日也表示，对于西方的负面报道不必过激反应，“西方老百姓也不是傻子，他们明白西方媒体这一套———今天攻击美国总统，明天攻击中国”。当中国举国上下为一架在四川震区失事的直升机下落忧心忡忡，地震带来的悲痛还远未消散的时候，西方许多媒体却在悄悄改变报道中国的同情调子。环球时报刊文指出，一些关于中国人权、军事威胁以及攻击北京奥运会的耸动标题正重新回到西方主流媒体的版面上。中国太大太复杂了，挑中国的毛病又容易又能煽情，因此中国话题成了西方新闻面板上谁都愿意伸手揉上两把的面团。

　　西方对华报道不再“客气”

　　“世界关注中国变脸”———美国广播公司网站6月4日登出了以此为题的新闻，配发的是一张温家宝总理在灾区视察时拉着一名男孩的照片。报道说，奥运在即，中国进入了“全面控制阶段”，这对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非常痛苦”。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在列举他被要求向公安局登记、给他打扫卫生的中国小时工被禁止进入公寓等事例后说，“中国”和“镇压”这两个词经常联系在一起。报道说，地震灾害期间中国富有爱心的形象得到了展现，但奥运前的种种限制措施是“不实际、不公平和笨拙的”。

　　类似这样把矛头直指北京奥运的报道还有不少。5月31日，瑞典《每日新闻》的文章说，两名瑞典地方官员呼吁瑞典政府取消对瑞典奥委会的拨款，因为“他们支持在中国这样没有人权和民主的国家举行奥运会”。6月1日至4日，《每日新闻》连续4天刊登反华言论，有两天的报道还模仿中国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媒体的处理办法，以黑白两色为整版背景，指责中国“压制新闻自由”，禁止一名曾在南方某媒体工作的记者到瑞典领一项新闻奖，同时宣称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压制新闻自由的做法将会遭到外国记者的惩罚”。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这两天刊登了5篇有关中国人权的文章。其中一篇称，在奥运期间对外国人的“指南”提到“被认为入境后可能进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活动的人不能入境”等，但在中国，“这样的概念可能延伸得十分广阔”。德国电视二台根据自己的调查说，尽管中国政府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许下过诺言，但中国许多兴奋剂制造商在奥运会举办前仍没停止工作。德国《每日镜报》说，北京一些房主想在奥运期间通过向外国人出租房屋大赚一笔，一套两居室的住宅每天的租金竟高达500欧元。

　　奥运并不是西方媒体指摘中国的唯一话题。美国福克斯电视台4日称，美国国务院官员赞赏中国向苏丹施压的努力，但认为“做得还不够”。法新社4日援引一人权组织成员的话称中国今后将大量进口谷物，并列举了全球粮食涨价的原因，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需求将推动粮价继续上涨。法新社驻挪威的记者3日在报道今年诺贝尔奖将于10月宣布时称，因为今年以来中国和缅甸的形势令人忧虑，所以诺贝尔和平奖很可能将授予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被提名者。而通常，与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往往是“政治异议人士”。在德国，一部书名为《那个中国人》的反华小说也开始热销。该书以案件入手，对中国政治领导高层进行大肆攻击，还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殖民主义”。美国一些媒体还嫌上周末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会议上中美两国官员调子太缓和，采访出美国防部长批评中国“进攻性”武器的几句话，渲染中美高官的“唇枪舌剑”。之后日本《产经新闻》4日猜测中国试射了洲际导弹，并称这可能“迫使美国海军和日本自卫队重新考虑太平洋战略”。西方媒体及少数人对于“藏独”势力的支持也在地震之后重新拉开架势。最近两天，瑞典国家电视二台便连续播出8日将放映纪录片《我是达赖》的预告。路透社说，虽然地震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关于西藏的抗议和逮捕行动仍在持续。

　　即便是地震的相关报道，西方媒体的调子也大多转向给中国挑毛病，并蓄意把中国政府与百姓描述为对立面。《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官员取缔了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家长们进行的抗议活动。《洛杉矶时报》5日的文章在标题里称，中国在地震后收紧了对媒体的控制。

西方解读中国为何老走样？

　　外交学院副院长郑启荣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西方媒体对中国在救灾上的正面报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政府的迅速反应和以民为本的做法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二是地震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这时候任何媒体出语伤人都要付出代价。但西方媒体并没从根本上扭转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当同情、对救灾的报道热情过去之后，原来对中国的一些负面、消极的东西就再次冒了出来。

　　德国外交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卑斯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显示西方的同情心是多么短暂。“邪恶中共”等偏见在它们心中根深蒂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说，西方媒体工作的常态就是挑毛病、找问题，当救灾工作进入常态后，西方媒体也恢复了常态。加上一些反华势力推波助澜，这些媒体上的杂音自然“卷土重来”。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以前，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政治类报道居多，主要是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等问题，但频率不高；2000年以后，报道中国经济奇迹成为主流，“中国”在西方媒体上开始高频率地出现；今年以来，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报道中国的频率更高，但说经济问题的少了，更多的是又回到批评中国政治的老路。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美中学院副院长杜克雷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应从以下两方面看待这些声音：一是西方媒体本质上是私企，最终目的是赚钱。二是西方和中国对很多问题的立场不一样。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日前接受德国《西德意志日报》采访时，被问到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理解总是不正确，或者片面，或者同固有的形象脱不开。施密特回答说，因为西方对中国的诠释受到美国的主导，而美国对中国则抱着双重拒绝态度：一是拒绝共产党政府，二是觉得中国不可捉摸而非常可怕。为什么可怕？“因为不认识的东西总是很可怕的”。施密特认为，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有着本质不同，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其他道路。当年古罗马不同于古希腊，雅典也不同于斯巴达，今天，中国的社会秩序也同样与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有本质的不同。“一切都按照美国模式操作的想法，只有美国人才会有。”

　　据美联社报道，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4日表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常添加消极因素。我希望人们能亲自去中国，他们的眼界就会打开。我们有很多地方要向中国学习。”

对华杂音还会持续多久？

　　鲍威尔预测，至少到北京奥运会闭幕后，甚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指责都不会停止，因为它们发现中国人与其他曾举办过奥运会国家的人相比，对奥运会的期待更高，所以就会有些人认为，如果利用这样的时机指责中国，中国会发生“按照他们预想的改变”，这就使中国在奥运会前面临巨大的外部舆论压力。

　　卑斯克认为，中国面临的舆论环境不会回到3月“藏独”分子搞破坏那个时候，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增加。

　　贾庆国认为，尽管今后杂音会不断出现，但恐怕“后劲有限”。“因为西方也在反省。从前段发生的事看，一些反华势力借‘藏独’等闹事本来是想起到反对中国政府的目的，没想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这对他们来说是‘得不偿失’。另外，随着西藏等问题的突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原有的盲目的冲动也开始消减了。很多西方媒体是想如何把自己的想法有效地传递给中国，而不是制造更多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反感。”

　　郑启荣认为，中国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西方媒体报道，既不要对它们有过多期待，以为通过抗震救灾就能影响它们；同时也不必太失望。关键是中国走好自己的路。另外，郑启荣认为，中国这次在抗震救灾中的良好表现的确在世界上赢得了一部分友谊，与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关系都有所改善，这些国家都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这对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合作有很大帮助。卑斯克也表示，特别要珍惜那些已经对中国有好感的人。

　　法国汉学家白夏4日在《世界报》评论版刊登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和民众普遍关注自己在世人面前所表现出的形象，对涉及中国形象的外国传媒报道也格外敏感。关注国家形象和尊严当然是件好事，但对外国媒体的评价太在意、太执着就不大好了，以“平常心”对人，以“自我心”对己，才能真正维护好中国的利益和形象。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近日也表示，对于西方的负面报道不必过激反应，“西方老百姓也不是傻子，他们明白西方媒体这一套———今天攻击美国总统，明天攻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