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目光——间谍和情报略史（ZT）

情报安全讲座（二）
明朝的那些特务


我在讲座（一）中简单的介绍了我国历史上的情报史，其中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第一个高潮。记得《世界军事》里有一期文章是介绍当时“和纵连横”，身挂六国相印的苏秦，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高级战略间谍，但是，以后的各个朝代并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直到了唐宋时期，出现了专门的特务机关对敌对势力进行监视功能（宋太祖赵匡胤在宫廷内设立的“皇城司”，是世界上最早的直属于皇帝的间谍机关。），到了明朝，“三厂一卫”的出现可以说是将对臣民的监视工作达到了顶峰，在我国间谍情报史上，应该来说占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朝的作为封建集权和专制制度严厉的时代，明初废丞相，设三司，置五军都督府，实行特务制度，皇帝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力，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三厂一卫”这样的特务机关，对社会各阶级全方面实施监控。

这里就先简单介绍一下“三厂一卫”。


厂卫，明朝内廷侦察机构。厂，指东厂、西厂、大内行厂；卫，指锦衣卫。合称厂卫。东厂系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北；西厂系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于旧灰厂；大内行厂系明正德初年设立。锦衣卫原为内廷御林军，皇帝的卫队，洪武十五年(1382年)成立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以皇帝亲信心腹担任，下领有十七个所和南北镇抚司。东、西厂或大内行厂的头目，多由司礼监太监充任。厂与卫职权基本相同，但锦衣卫为外官，奏请需用奏疏，不如东厂等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侦伺一切官员，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内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由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整套侦察特务机构体系。厂卫均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用刑极为残酷。



东厂，官署名。明成祖时期为清除建文帝余党和体察民情，一方面恢复和加强锦衣卫，一方面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宦官提督但任。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宦官干政之端。
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
东厂府衙的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厅右的影壁上，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东厂印牌


西厂，官署名。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西缉事厂(简称西厂），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厂事，其权势超过东厂。汪直以西厂为据点，勾结一些朝官结党，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威势倾天下。西厂特务侦缉各地，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朝野反对，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后被迫撤销。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又恢复西厂，后刘瑾倒台被凌迟后又被撤销。


大内行厂，官署名。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设大内办事厂，即大内行厂，简称内厂，由其亲自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武宗以前，厂、卫分立，更迭用事。此时，东厂首领丘聚，西厂首党谷大用，锦衣卫指挥史石文义，皆刘瑾死党，以致厂、卫合势，特务遍天下，并创立重刑，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东西厂均由一个提督负责(西厂设立过两次，但时间都不长)，由宦官担任，主持东厂的太监被厂内的人称为“督主”或者“厂公”，他的底下设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这两个人都是从锦衣卫选拔过来的。再下面是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实际在外面侦察缉访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又叫“档头”，共有100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明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杀，西厂、内行厂被撤销。


锦衣卫木印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原本只是皇帝的亲军二十六卫之一。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其机构为：指挥使一人（正三品）为最高统帅，下各设同知、佥事、镇抚二人、千户十四人，这些是锦衣卫的高级领导。
它是皇帝贴身的卫队，出行时负责警戒保卫，此外它还是仪仗队，上朝时掌管礼仪。所有锦衣卫的成员服装整齐，穿着飞鱼服，佩戴绣春刀。正是由于锦衣卫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职责，且都是皇帝身边的人，他们渐渐的成为了皇帝的耳目，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司法部门。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大家对这个名词一定很熟悉）。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
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这些特务机关耳目遍布，平民百姓对官府的言论，大臣的一举一动，都是他们侦察的目标。以前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日朱元璋问一个大臣，说你昨天请客都请了那些人呀，大臣一五一十都说了，朱元璋很满意，说你没有骗我，然后掏出一张纸，这张纸上不仅有昨天所请客人的名单，而且具体吃了那些菜，席间说了那些话，都记得一清二楚。
此外，锦衣卫还负责对外军事情报收集，军事间谍调遣以及军事反间、策反敌军高级军官的工作，如在后来的万历朝鲜之战中，锦衣卫表现的相当活跃，收集了大量日军情报，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明初加入锦衣卫的人都要进行严格审查和面试，必须保证是良民，无犯罪前科，并经过精心挑选和各种训练，顺利通过这些考验的人才能成为锦衣卫。明中叶开始，皇帝已经把其作为专署特务机构，开始利用社会各阶层的人来为自己提供情报，并且建立大量外围组织，这样大明朝的特务人数是很难统计的清楚。锦衣卫的主要职责是侦察大臣们的行动，并随时向皇帝报告，他们还掌管着“廷杖”，负责惩处违反皇帝意志的大臣，而在大臣眼中，他们是极为可怕的人。如果大臣家有锦衣卫上门，他就会收拾好衣物，和家人告别，然后一去不返。
他们不受司法机关的管辖，可以自己抓捕犯人，并审判判刑。逮捕犯人前，锦衣卫指挥会发给所谓“驾帖”，要说明的是，“驾帖”并不是身份证明，而是逮捕证。锦衣卫逮捕人犯不受任何人阻拦，如有反抗，可格杀勿论。由于锦衣卫拥有几乎超越一切的权力，无论刑部还是大理寺见到锦衣卫都避而远之。锦衣卫还有自己的监狱，称为“诏狱”，此狱名气之大，甚至超过了刑部的天牢，因为能被关进这个监狱的都绝非普通人，往往不是大忠大善就是大奸大恶。
  
明代的特务机关层级制度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分驻各地的，一是驻在京师的，再有就是临时向外派遣的。这三部分中，以分驻各地的最为繁多，从明成祖朱棣时就开始设立，后来全国各省以及各重要城镇全部都设有。他们的任务实际是替皇帝侦察该地官吏军民人等，暗查军民动态。
锦衣卫指挥使令牌



在中国历史中，任何朝代的特务机关的情报工作的重点都是放在对臣民的监控，对政敌的情报刺探。这也显示了情报安全单位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通过隐蔽和严酷的手段，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古今中外莫不是如此。



PS：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情报间谍史上最为重要的间谍研究专书——《间书》为中国第一本间谍研究专书，同时也是世界第一本间谍研究专书，其作者为清代朱逢甲。朱逢甲，字莲生，江苏华亭人，道光、咸丰年间人。《间书》原为一卷，不分篇目，其《自序》有言：“以己言为纲，引群书之言与事为目以证之。”依其内在逻辑将之分为《间论》与《间例》两大部分，每部分之下又依其所引之言与事，取一主题为之标目。《间例》部分都以人名为索引，既合其纲，亦便于记忆。
《间书》[清]朱逢甲 编著 　　黄肃秋 今译 　　黄岳 校注
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
中国第一本间谍研究专书——《间书》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同时又是近代屈辱历史的先声。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人的近现代情报意识开始觉醒，并不断发展。对外情报活动也缓慢的开展起来。
在鸦片战争前和战争期间，英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甚至是鸦片贩子向英军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情报及作战方案，并详细汇报了有关问题。诸如中国产茶地区及运到广州的路线，沿海易受攻击的地方，中国战船的作战能力等。
而当时的中国，限于长期闭关锁国的条件制约，清朝政府却对英国在内的整个西方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禁烟的前线，两广总督林则徐当时只有通过组织艺术和收集有关西方情报的途径来了解和认识西方世界。在他的署衙中，招募了一批通晓西方事务的人才（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梁发的儿子梁进德）和翻译人才，在他的主持下，翻译了《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一批有关西方军事、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书籍。林则徐通过这条途径获得了许多西方传来的知识信息，也首开了中国获取情报资料和西方先进知识的先河。
林则徐首开获取情报资料的先河

后来在洋务运动时期的译书热潮中，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信息、书籍的引进水平很不平衡，有的学科比较及时、全面，也有的较为陈旧粗浅，有些学说（如牛顿。哥白尼的著作与学说）在西方早成科学旧闻，但在我国还闻所未闻，对国人仍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当时在外国出任外交官的清朝官员们，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展开有“中国特色的”情报活动。比如：日本公使黎昌庶的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他将日本陆军省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译为汉文，姚文栋不仅照译原文，还从战略的高度对日本地理形势进行评述。《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中没有对本国军队的记录，而姚文栋在搜集记录当时日本陆军步、骑、炮、工兵各营驻地及人数，以及军、师管区、近卫军、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国民军的人数，依我国地方志之体例编成《兵制》一章收入《日本地理兵要》中，其针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日本海军舰船逐一记述。
姚文栋在著书立说的同时，利用使署随员的身份，联络日本各界，广交朋友，甚至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片山潜也有交往。因而他也获得了一些机密情报，如他曾获取日本要在朝鲜进行阴谋活动的情报，在解决朝鲜壬午兵变这一重大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而其他的驻外国的外交国也根据驻扎国的情况撰写军事、政治、地理等书籍。


甲午战争中的中日情报战，中方在情报信息的摄取方面处于昏昏然状态，而日军在战争前、战争中却是对中方情况了如指掌。摄取情报的积极认真程度，反映着战略指挥集团的作战决心。特别是战前情报的侦察与获得，应是准备战争的首要条件。
战前，日方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诸如接待北洋舰队的来访，临战前派出高级将领访华，以及派出大批间谍渗入清政府各有关部门获取情报。
日本自1872年开始向中国派遣情报人员，中法战争后更加强了对中国的间谍工作。设立了汉口乐善堂（1886年设）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设）等情报组织，组成了一个遍及中国各地的间谍情报网。通过各种间谍的长期活动，日本对中国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军事情况十分清楚，甚至比“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直到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其所绘制的东北、山东半岛地图，精确到每个村庄每条道路甚至水井。
被日本人称为“情报战之父”的福岛安正则乔装成中国人，对上海、大沽、天津、北京、内蒙古等地进行了历时五个月的实地侦察。回国以后，福岛装侦察结果整理成《邻国兵备略》、《清国兵制集》是报明治天皇。
虽然中方在中国内地捕捉了一些日本的间谍，除了少数地方（比如湖北）采取了保甲等方法有效的防御日本的情报活动外，大多数地方没有任何的有效措施来遏制日本的情报活动。
日本参谋次长，负责情报的川上操六中将于1893年4月到7月亲自到朝鲜，中国的山东、天津、上海等地考察。川上派出的谍报人员也将清政府内部的动向及时的报告到日本国内。
张秉铨的《北洋海军失利情形》中所叙述：况敌散布奸谍于中国不知凡几，偶或漏泄，则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则倭人着着争先，而我则处处落后，海军大局，实误于此。

中国近现代史上专门负责对外情报活动的间谍机关最早出现于清末，就是清政府在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设置的军谘处（1911年改名为军谘府）第二厅。
军谘处下设七厅，其中第二厅专门负责对外的间谍情报活动。第二厅下设五科：第一科“掌管日本、朝鲜之谍报及对其作战法，并该国驻扎武官调查员事宜”；第二科的侦察对象是俄国；第三科负责“英、美与用英语国及其属地”；第四科的侦察对象是“德、奥及用德语国及其属地”；第五科负责“法、意及其用法语国及其属地。”该厅编有厅长1人，副官1人，科长5人，一等科员13人，二等科员13人，三等科员10人，一、二、三等录事共15人，额外科员、录事无定额。
第二厅的任务：一是侦察对象国或地区实施谍报侦察；二是对各侦察对象国或地区的作战进行调查研究；三是向有关各国派驻武官。而各科执行上述任务（情报的收集和传递），都普遍采取了无线电信、密码电报和加密作业方法，这便是技术侦察情报的最初形式。
辛亥革命后，军谘府第二厅，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对外的间谍情报机构，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成为历史的遗迹。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随着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引进和连年战乱，大大刺激了各种技术手段的运用于发展。作为获取情报的辅助手段，无线电技术侦察也随之应运而生，开始是在电报局内，有人利用工作之便，从事密码破译技术的研究。有资料记载：1922年直奉战争时，津浦路一电报局一个叫蒋宗标的员工，曾破译了张作霖的密码电报，并将从中获取的作战计划送给阎锡山，是阎锡山在与张作霖的军阀混战中占了不少便宜。
由于技术侦察具有种种人工侦察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以及在战场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谁拥有它就拥有战争的更多主动权。于是各路军阀竞相建立无线电技术情报侦察。阎锡山于1926年，傅作义于1928年，张学良于1931年，都分别设立了技术侦察机构，主要从事电报侦收、密码破译和情报传递。

无线电侦察不仅是北洋军阀所依赖的侦察手段，国共两党也很重视这个技术侦察手段

1928年我国曾秘密获取日本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军政情报。一是日本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召开的东方会议的部分记录，其中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经整理后以奏折上呈天皇，即著名的“田中奏折”。二是获取日本参谋本部次官金谷范三中将对华、对苏的作战指导思想的论述《国防论》。
可见，虽然我国的对外情报能力相比较西方大国和日本来说不怎么令人满意，但是也不是毫无作为。

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筹划领导下，我党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正式成立。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则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陈立夫兼任科长。国共两党的情报安全机构开始创立并发展壮大起来，在后来的国共秘密战、中日情报战直到现在两岸情报战，两党的情报安全机构的后代们仍在黑暗的战线中开展着不为人知的斗争。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本狙会在以后的讲座中，慢慢讲给大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