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袁殊：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五重间谍 （ｚ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7:46:23
袁殊：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五重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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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五重间谍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圻春。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创办了《文艺新闻》，并担任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与当时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和楼适夷等都很熟悉，与潘汉年也有一些交往。
1931年，潘汉年加入中共特科之后，袁殊也被吸收了进来。这样，他就与潘汉年有了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因他与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且私交甚好，1932年，潘汉年指示他通过这层关系，打入中统内部。吴对袁的才华也一向十分赏识，故对他颇为照顾。
1933年，潘汉年离开上海，去了中央苏区，袁殊则被派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这时，吴醒亚又将他介绍到了新声通讯社，做了一名记者。随后，他又与当时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建立了联系。
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袁殊也被逮捕，但抓他的特务机关因顾虑到他与吴醒亚的关系，同时也害怕得罪日本人，不久便又将他放了出来。他出狱以后，便去了苏州，并在那里成了家。
1937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宁沪杭，忙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时，袁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与吴醒亚保持着联系，一面又找到潘汉年、冯雪峰和夏衍等人，希望重新参加工作，但不知中共方面对他抱有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文件交给潘汉年，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当时，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中统，另一方面和日本驻沪领事馆都有关系。”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他归队，并指示他：“你应继续留在中统中，同时也要想方设法混入日本人的圈子。但你要做好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的心理准备。”就这样，袁殊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当时，中日正在进行谈判，谈的主要是关于货币兑换率与关税等方面的问题。由于袁殊有岩井英一的渠道，他的消息又快又准，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岩井英一便开始每月付他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
另外，袁殊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青帮。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急于想找到一个熟悉日本问题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就立即去请示了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帮、日伪，中共秘密情报员，就是五重身份了。这不仅在中国情报史上，就是在世界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辉煌的情报战
1939年夏，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袁殊正好也赴港参加了戴笠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他一到香港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敌伪及军统的活动情况，并与潘汉年相约在上海会面。
但袁殊为人颇有心计，他在向潘汇报时，隐瞒了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原来，在1939年春夏之交，袁曾接受军统的指令，准备爆炸汪伪特工总部76号，但由于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的叛变，把他给出卖了，致使行动受阻，他也抓了起来。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亲自审问了他。当他供出与岩井英一的关系时，李士群立即与岩井英一取得了联系，最后又是岩井英一出面将他保释了出来。
根据在香港的约定，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便来到百老汇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袁这才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潘汉年。
至于袁殊，自与潘汉年接上关系后，虽然仍出入于岩井机关，协助岩井建立了所谓的“兴亚救国会”，开展“兴亚救国运动”，并先后担任过汪伪的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职务，但其主流则是为中共服务，为抗战效力。因此在日本投降后，中共方面即将他转移到了解放区。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得知袁殊已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军统还对他下了通缉令，并派人抄了他在苏州的家。此后，他又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等职。那么，从1937年到1946年初他去解放区前，他在潘汉年的导演下，都完成了哪些情报工作呢？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表面上是奉了戴笠之命，而实际上是潘汉年之命，）留了下来，并以军统少将的身份，成立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人设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还给他记大功一次。“八·一五”抗战胜利后，他又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并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另外，他还通过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而他得到这些情报后，都是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再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他获取的情报包括：日伪内部的人事变更、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计划（正是由于他的这份情报来得及时，才使栗裕的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除此之外，他还建立了一条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掩护过潘汉年、范长江和邹韬奋等人进入根据地。他还多次营救我方被俘人士，其中就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更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初，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曾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次访问的主角。他向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计划。这个消息，让袁为之一震。立即电告了潘汉年，潘又立即电告了延安。当时，欧洲战场激战正酣，但苏联人始终担心腹背受敌，而一直不敢将驻扎在东线的几十万兵力调往西线。他们也是在得到了这份价值连城的日军决定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增援西线。
晚年时光
1949年后，袁殊来到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上世纪50年代，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一次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望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不久，潘汉年被打倒，袁殊也被抓了起来，结果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1967年，他刑期满后，正逢“文革”，又被继续关了８年。1975年，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仍被解送到一个劳改农场“就业”。这时，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已于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但没死成，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已不在人间。
1982年潘案被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但困扰他的种种“左”的做法，仍叫他晚年不得安宁，临终之前，他的精神已极为紊乱。1987年11月26日，袁殊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袁殊：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五重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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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五重间谍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圻春。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创办了《文艺新闻》，并担任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与当时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和楼适夷等都很熟悉，与潘汉年也有一些交往。
1931年，潘汉年加入中共特科之后，袁殊也被吸收了进来。这样，他就与潘汉年有了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因他与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且私交甚好，1932年，潘汉年指示他通过这层关系，打入中统内部。吴对袁的才华也一向十分赏识，故对他颇为照顾。
1933年，潘汉年离开上海，去了中央苏区，袁殊则被派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这时，吴醒亚又将他介绍到了新声通讯社，做了一名记者。随后，他又与当时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建立了联系。
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袁殊也被逮捕，但抓他的特务机关因顾虑到他与吴醒亚的关系，同时也害怕得罪日本人，不久便又将他放了出来。他出狱以后，便去了苏州，并在那里成了家。
1937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宁沪杭，忙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时，袁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与吴醒亚保持着联系，一面又找到潘汉年、冯雪峰和夏衍等人，希望重新参加工作，但不知中共方面对他抱有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文件交给潘汉年，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当时，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中统，另一方面和日本驻沪领事馆都有关系。”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他归队，并指示他：“你应继续留在中统中，同时也要想方设法混入日本人的圈子。但你要做好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的心理准备。”就这样，袁殊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当时，中日正在进行谈判，谈的主要是关于货币兑换率与关税等方面的问题。由于袁殊有岩井英一的渠道，他的消息又快又准，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岩井英一便开始每月付他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
另外，袁殊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青帮。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急于想找到一个熟悉日本问题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就立即去请示了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帮、日伪，中共秘密情报员，就是五重身份了。这不仅在中国情报史上，就是在世界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辉煌的情报战
1939年夏，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袁殊正好也赴港参加了戴笠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他一到香港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敌伪及军统的活动情况，并与潘汉年相约在上海会面。
但袁殊为人颇有心计，他在向潘汇报时，隐瞒了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原来，在1939年春夏之交，袁曾接受军统的指令，准备爆炸汪伪特工总部76号，但由于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的叛变，把他给出卖了，致使行动受阻，他也抓了起来。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亲自审问了他。当他供出与岩井英一的关系时，李士群立即与岩井英一取得了联系，最后又是岩井英一出面将他保释了出来。
根据在香港的约定，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便来到百老汇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袁这才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潘汉年。
至于袁殊，自与潘汉年接上关系后，虽然仍出入于岩井机关，协助岩井建立了所谓的“兴亚救国会”，开展“兴亚救国运动”，并先后担任过汪伪的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职务，但其主流则是为中共服务，为抗战效力。因此在日本投降后，中共方面即将他转移到了解放区。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得知袁殊已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军统还对他下了通缉令，并派人抄了他在苏州的家。此后，他又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等职。那么，从1937年到1946年初他去解放区前，他在潘汉年的导演下，都完成了哪些情报工作呢？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表面上是奉了戴笠之命，而实际上是潘汉年之命，）留了下来，并以军统少将的身份，成立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人设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还给他记大功一次。“八·一五”抗战胜利后，他又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并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另外，他还通过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而他得到这些情报后，都是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再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他获取的情报包括：日伪内部的人事变更、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计划（正是由于他的这份情报来得及时，才使栗裕的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除此之外，他还建立了一条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掩护过潘汉年、范长江和邹韬奋等人进入根据地。他还多次营救我方被俘人士，其中就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更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初，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曾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次访问的主角。他向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计划。这个消息，让袁为之一震。立即电告了潘汉年，潘又立即电告了延安。当时，欧洲战场激战正酣，但苏联人始终担心腹背受敌，而一直不敢将驻扎在东线的几十万兵力调往西线。他们也是在得到了这份价值连城的日军决定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增援西线。
晚年时光
1949年后，袁殊来到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上世纪50年代，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一次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望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不久，潘汉年被打倒，袁殊也被抓了起来，结果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1967年，他刑期满后，正逢“文革”，又被继续关了８年。1975年，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仍被解送到一个劳改农场“就业”。这时，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已于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但没死成，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已不在人间。
1982年潘案被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但困扰他的种种“左”的做法，仍叫他晚年不得安宁，临终之前，他的精神已极为紊乱。1987年11月26日，袁殊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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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五重间谍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圻春。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创办了《文艺新闻》，并担任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与当时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和楼适夷等都很熟悉，与潘汉年也有一些交往。
1931年，潘汉年加入中共特科之后，袁殊也被吸收了进来。这样，他就与潘汉年有了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因他与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且私交甚好，1932年，潘汉年指示他通过这层关系，打入中统内部。吴对袁的才华也一向十分赏识，故对他颇为照顾。
1933年，潘汉年离开上海，去了中央苏区，袁殊则被派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这时，吴醒亚又将他介绍到了新声通讯社，做了一名记者。随后，他又与当时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建立了联系。
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袁殊也被逮捕，但抓他的特务机关因顾虑到他与吴醒亚的关系，同时也害怕得罪日本人，不久便又将他放了出来。他出狱以后，便去了苏州，并在那里成了家。
1937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宁沪杭，忙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时，袁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与吴醒亚保持着联系，一面又找到潘汉年、冯雪峰和夏衍等人，希望重新参加工作，但不知中共方面对他抱有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文件交给潘汉年，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当时，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中统，另一方面和日本驻沪领事馆都有关系。”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他归队，并指示他：“你应继续留在中统中，同时也要想方设法混入日本人的圈子。但你要做好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的心理准备。”就这样，袁殊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当时，中日正在进行谈判，谈的主要是关于货币兑换率与关税等方面的问题。由于袁殊有岩井英一的渠道，他的消息又快又准，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岩井英一便开始每月付他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
另外，袁殊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青帮。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急于想找到一个熟悉日本问题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就立即去请示了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帮、日伪，中共秘密情报员，就是五重身份了。这不仅在中国情报史上，就是在世界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辉煌的情报战
1939年夏，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袁殊正好也赴港参加了戴笠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他一到香港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敌伪及军统的活动情况，并与潘汉年相约在上海会面。
但袁殊为人颇有心计，他在向潘汇报时，隐瞒了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原来，在1939年春夏之交，袁曾接受军统的指令，准备爆炸汪伪特工总部76号，但由于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的叛变，把他给出卖了，致使行动受阻，他也抓了起来。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亲自审问了他。当他供出与岩井英一的关系时，李士群立即与岩井英一取得了联系，最后又是岩井英一出面将他保释了出来。
根据在香港的约定，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便来到百老汇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袁这才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潘汉年。
至于袁殊，自与潘汉年接上关系后，虽然仍出入于岩井机关，协助岩井建立了所谓的“兴亚救国会”，开展“兴亚救国运动”，并先后担任过汪伪的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职务，但其主流则是为中共服务，为抗战效力。因此在日本投降后，中共方面即将他转移到了解放区。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得知袁殊已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军统还对他下了通缉令，并派人抄了他在苏州的家。此后，他又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等职。那么，从1937年到1946年初他去解放区前，他在潘汉年的导演下，都完成了哪些情报工作呢？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表面上是奉了戴笠之命，而实际上是潘汉年之命，）留了下来，并以军统少将的身份，成立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人设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还给他记大功一次。“八·一五”抗战胜利后，他又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并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另外，他还通过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而他得到这些情报后，都是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再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他获取的情报包括：日伪内部的人事变更、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计划（正是由于他的这份情报来得及时，才使栗裕的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除此之外，他还建立了一条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掩护过潘汉年、范长江和邹韬奋等人进入根据地。他还多次营救我方被俘人士，其中就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更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初，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曾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次访问的主角。他向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计划。这个消息，让袁为之一震。立即电告了潘汉年，潘又立即电告了延安。当时，欧洲战场激战正酣，但苏联人始终担心腹背受敌，而一直不敢将驻扎在东线的几十万兵力调往西线。他们也是在得到了这份价值连城的日军决定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增援西线。
晚年时光
1949年后，袁殊来到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上世纪50年代，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一次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望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不久，潘汉年被打倒，袁殊也被抓了起来，结果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1967年，他刑期满后，正逢“文革”，又被继续关了８年。1975年，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仍被解送到一个劳改农场“就业”。这时，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已于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但没死成，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已不在人间。
1982年潘案被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但困扰他的种种“左”的做法，仍叫他晚年不得安宁，临终之前，他的精神已极为紊乱。1987年11月26日，袁殊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袁殊：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五重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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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五重间谍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圻春。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创办了《文艺新闻》，并担任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与当时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和楼适夷等都很熟悉，与潘汉年也有一些交往。
1931年，潘汉年加入中共特科之后，袁殊也被吸收了进来。这样，他就与潘汉年有了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因他与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且私交甚好，1932年，潘汉年指示他通过这层关系，打入中统内部。吴对袁的才华也一向十分赏识，故对他颇为照顾。
1933年，潘汉年离开上海，去了中央苏区，袁殊则被派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这时，吴醒亚又将他介绍到了新声通讯社，做了一名记者。随后，他又与当时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建立了联系。
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袁殊也被逮捕，但抓他的特务机关因顾虑到他与吴醒亚的关系，同时也害怕得罪日本人，不久便又将他放了出来。他出狱以后，便去了苏州，并在那里成了家。
1937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宁沪杭，忙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时，袁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与吴醒亚保持着联系，一面又找到潘汉年、冯雪峰和夏衍等人，希望重新参加工作，但不知中共方面对他抱有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文件交给潘汉年，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当时，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中统，另一方面和日本驻沪领事馆都有关系。”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他归队，并指示他：“你应继续留在中统中，同时也要想方设法混入日本人的圈子。但你要做好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的心理准备。”就这样，袁殊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当时，中日正在进行谈判，谈的主要是关于货币兑换率与关税等方面的问题。由于袁殊有岩井英一的渠道，他的消息又快又准，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岩井英一便开始每月付他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
另外，袁殊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青帮。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急于想找到一个熟悉日本问题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就立即去请示了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帮、日伪，中共秘密情报员，就是五重身份了。这不仅在中国情报史上，就是在世界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辉煌的情报战
1939年夏，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袁殊正好也赴港参加了戴笠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他一到香港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敌伪及军统的活动情况，并与潘汉年相约在上海会面。
但袁殊为人颇有心计，他在向潘汇报时，隐瞒了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原来，在1939年春夏之交，袁曾接受军统的指令，准备爆炸汪伪特工总部76号，但由于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的叛变，把他给出卖了，致使行动受阻，他也抓了起来。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亲自审问了他。当他供出与岩井英一的关系时，李士群立即与岩井英一取得了联系，最后又是岩井英一出面将他保释了出来。
根据在香港的约定，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便来到百老汇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袁这才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潘汉年。
至于袁殊，自与潘汉年接上关系后，虽然仍出入于岩井机关，协助岩井建立了所谓的“兴亚救国会”，开展“兴亚救国运动”，并先后担任过汪伪的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职务，但其主流则是为中共服务，为抗战效力。因此在日本投降后，中共方面即将他转移到了解放区。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得知袁殊已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军统还对他下了通缉令，并派人抄了他在苏州的家。此后，他又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等职。那么，从1937年到1946年初他去解放区前，他在潘汉年的导演下，都完成了哪些情报工作呢？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表面上是奉了戴笠之命，而实际上是潘汉年之命，）留了下来，并以军统少将的身份，成立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人设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还给他记大功一次。“八·一五”抗战胜利后，他又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并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另外，他还通过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而他得到这些情报后，都是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再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他获取的情报包括：日伪内部的人事变更、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计划（正是由于他的这份情报来得及时，才使栗裕的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除此之外，他还建立了一条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掩护过潘汉年、范长江和邹韬奋等人进入根据地。他还多次营救我方被俘人士，其中就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更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初，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曾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次访问的主角。他向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计划。这个消息，让袁为之一震。立即电告了潘汉年，潘又立即电告了延安。当时，欧洲战场激战正酣，但苏联人始终担心腹背受敌，而一直不敢将驻扎在东线的几十万兵力调往西线。他们也是在得到了这份价值连城的日军决定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增援西线。
晚年时光
1949年后，袁殊来到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上世纪50年代，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一次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望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不久，潘汉年被打倒，袁殊也被抓了起来，结果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1967年，他刑期满后，正逢“文革”，又被继续关了８年。1975年，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仍被解送到一个劳改农场“就业”。这时，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已于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但没死成，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已不在人间。
1982年潘案被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但困扰他的种种“左”的做法，仍叫他晚年不得安宁，临终之前，他的精神已极为紊乱。1987年11月26日，袁殊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
种种过火行为，严重打击了隐蔽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