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对敌情报战史略

为什么说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
    主持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引起了人们对战争年代我党情报工作的兴趣。我曾看到一则材料说，这一时期我党情报工作发展到了最高峰。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刘晶芳(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导)：我党情报工作始于上世纪20年代，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建立的。早期情报工作对党的发展和民主革命的推进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对这段历史了解的较多，而对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情报工作情况了解的较少。
    从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情报工作历史看，解放战争时期确实可以说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整个情报系统为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夺取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时，情报工作主要的领导机构为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1939年10月成立，康生任部长，孔原、潘汉年、李克农任副部长。1941年7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9月中央军委参谋部情报部门并入，部长康生兼，副部长叶剑英、李克农兼。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合署办公，实为一套机构，两个牌子。1946年10月，康生去陇东参加土改工作后，中情部由李克农负责。1948年5月，中央进行人事调整，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部长康生在山东）、中央情报部部长，副部长为谭政文、陈刚、刘少文。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个时期中情部和中社部加紧部署情报工作，重点加强了东北、华北、上海、南京的情报系统建设。这些系统之间没有横的联系，主要有负责上海、南京的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负责上海的刘少文情报系统及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历史上，由国民党特务主动转变为红色特工的情形并不少见
    主持人：《潜伏》中，“军统”特务余则成主动转变立场，成为红色特工，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的多吗？余则成的历史原型是谁？
    孙果达(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譬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余某就是主动成为一名红色谍报员的。他主管的站共设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小组，让我地下党员担任社会组组长，使他可以直接阅看军统对所属区、站的各种指令、通报及通知等重要文件，与《潜伏》中余则成在军统天津站的日常工作非常相似。还有率领中国代表团在芷江接受日军投降的谢某，曾在抗战中率部与日军浴血奋战，后因为不满国民党发动内战和特务的横行而主动成为红色谍报员，最后在1947年9月，因为我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侦破、电台台长的叛变而被捕牺牲。要说原型的话，我觉得上面两人都可以算。
    ■“无限不重复式”密码的奥秘
    主持人：情报工作中，密码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密，这里面有何奥秘？
    孙果达：余则成用来翻译电码的是一本书，这是一本普通的书，又是一本奇妙的密码书。这种以一部长篇小说为底本的密码叫“无限不重复式”密码，即已经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这就保证了通讯的安全性。其主要方式是通讯双方都有一部相同版本的书，事先约定以某一或某一组阿拉伯数字为书中某几页中某几行的首字，这样收听方只要确定了对方传来数字所对应的第一个文字，就可以依照来电的阿拉伯数字逐个从书本中找出相对应的文字，再拼凑起来就是电报完整的内容。要破译这样微妙的无线电通讯密码是非常困难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隐藏在重庆的间谍就曾经用这种密码指挥日机对重庆的轰炸，给重庆造成了严重损失。为此，当时重庆方面还专门从美国请来了破译专家。
    王锦辉(中央党校党史部博士研究生)：与密码直接相关的就是电台工作，电台是情报工作的重要阵地。我党在国统区建立的电台多为秘密电台。上海和北平分别建立了地下秘密电台系统。
    上海有三个秘密电台，其中之一是李白所用电台。李白是党在情报通讯战线上的卓越战士，先后三次被捕，坚贞不屈。为了不让敌人测出电台，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党中央的联络，传达了党中央对上海局的一些指示，将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各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及国民党空军少尉俞渤在共产党策动下驾机起义的计划等情报发送中央。上海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1958年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依据李白烈士的事迹而编成的。
    1947年，在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具体指导下，北平成立了由三个报务员组成的秘密电台，建立了北平地下电台与解放区的联系。为保护电台，三个电台轮换作业，电台的波长、呼号和密码经常变换，报务员不断变更住地。1948年10月，傅作义准备偷袭石家庄、西柏坡，电台及时将情报发送出去。平津战役开始后，地下党几乎每天都向解放区发送如敌军调动、敌军军用列车去向的情报。同时，为平津前线司令部提供了许多有关城墙、城门的资料，有效保证了平津战役的胜利。
    ■陕甘宁边区的一件特大要案
    主持人：《潜伏》中有一个情节，由于余则成的努力而破获了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佛龛”。历史上确有此事吗？
    孙果达：确有此事。自1939年以来，戴笠就千方百计地派特务去延安, 还利用叛徒张国焘办特种训练班，专门训练派到延安去的特工人员。这些活动虽然收效不大，但还是有人混入我重要军事机关，混到我边区政府主要领导人身边当秘书，甚至很深地潜伏进了我军高度保密的神经中枢军委二局。这些特务小组的破获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件特大要案，共逮捕特务43名，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剧中关于“佛龛”被抓后与我党地下交通站被捕的负责人秋掌柜交换一事也有历史依据。1947年10月，我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我党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秘密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王石坚等44名情报干部被捕，牵连被捕的达123人。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一场。我党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功勋卓著的熊向晖，在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说周恩来曾经对他表示：“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后来因为王石坚的叛变而没有实施交换行动。
    ■熊向晖的地下情报工作是我党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主持人：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主动派出特工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王锦辉：在情报战线，有一批秘密党员接受党组织的指示，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并被委以重任，如蒋介石、白崇禧、胡宗南、傅作义、李宗仁、孔祥熙等人身边，都有我党的情报人员。他(她)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获取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熊向晖、沈安娜、谢和赓、金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熊向晖是周恩来早在抗战初期就布下的“闲棋冷子”，受地下党委派打入胡宗南部，深受胡宗南的赏识和信任，成了胡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在地下党员陈忠经和申健的协助下，为党提供了许多机密情报。早在1943年夏，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熊向晖及时将情报送交中央，从而挽救了中央危局，挫败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947年3月，蒋介石又密令胡宗南于当月10日向延安发动进攻，熊向晖由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电台一字不漏地将《攻略延安方案》拍发到了延安，使党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就做了中央各机关的撤离和群众的疏散。后来，蒋介石又密电胡宗南，将进攻日期推迟3天。这一情报，又被熊向晖及时拍发到毛泽东的手里。之后，胡宗南搞来美国最新侦测电台位置的设备，侦得了我党首脑部在兴县，熊将此情况反映到了党中央，中央电台为此停止工作三天，各野战军不用无线电传达。在党中央转战陕北中，熊向晖多次将胡部的情报密报到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特殊贡献。毛泽东称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熊向晖的地下情报工作是我党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1949年6月，周恩来在北京见到熊向晖时，把他同陈忠经和申健誉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后三杰”。
    受周恩来、董必武等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的沈安娜，被人们称为“抓住国民党脉搏的人”。从1938年秋到1949年春，她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速记员达十多年之久，得以参加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体会议、中央常委会议、国防委员会会议等高级军政会议，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的言行及许多绝密情报通过其丈夫华明之转送延安。而沈的身份从来没有引起怀疑。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期间，晚上她为国民党代表团会议作记录，连夜把记录整理出来交给党的地下组织，使周恩来在会议上能始终掌握主动权。1946年3、4月，蒋介石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内战，确定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沈安娜及时报告，党中央公开揭露了敌人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使国民党陷于被动。
    谢和赓，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打入桂系，成为蒋介石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并兼任国民党国防会议上校秘书。谢和赓在桂系工作了10多年，却未被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发觉。他先后为中央提供了桂系以及国民党国防会议许多高层次的机密情报。
    ■情报人员获得的城防图，为解放大城市立下大功
    主持人：《潜伏》中关于获取城防图的情节很是激动人心，历史上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孙果达：剧中偷送城防图的细节，基本都可以从历史事实中找到痕迹。当年天津地下党获取和偷送天津城防图的过程是相当惊险的。整个行动由多人合作完成。先是由负责城防施工的天津城建部门的地下党员设法获取分为十个工程段的十张施工图纸，然后再把十张图纸合绘成一，并把那张图纸翻拍成相片制作到两幅大尺寸的男女老人照片背面，再进行隐形处理，最后再以送遗像办丧事的名义过封锁线出天津城。正是这张宝贵的城防图，使得天津的顽抗之敌很快土崩瓦解，天津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1959年1月，在纪念天津解放10周年时，曾任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刘亚楼在《人民日报》撰文道：“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大的。”
    ■阎又文被毛泽东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
    主持人：解放战争期间，很多国民党将领弃暗投明，这里是不是也有潜伏人员、情报人员的一份功劳？
    刘晶芳：确实如此。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48年，中情部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始主管对敌策动起义工作。代理部长李克农指示各情报系统开展这一工作，争取了国民党陆海空军多起起义，如策动傅作义、程潜起义，国民党江阴要塞守军起义、国民党“两航”起义等。
    当时担任傅作义机要秘书的阎又文是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派往傅作义部的一名情报人员。1947年，阎又文归中共中央情报部领导，与之联系的情工人员王玉被调入情报部。阎又文将《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傅作义的思想斗争、蒋傅矛盾等情报交与王玉，这对中央及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策反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阎被毛泽东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同时，为争取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吴克坚情报系统派周竹安到长沙，通过朋友联系，做程潜和陈明仁的工作。中共华东局社会部也派人去长沙做程潜、陈明仁起义的联络工作，对消除程的疑虑起了很大作用。最终，湖南重镇长沙和平解放。
    在渡江作战中，由于我党组织在江阴要塞里已有两年多的工作基础，使得江阴要塞的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三支武装的实权，基本上都被几位我党情报工作人员所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被架空。
    我党情报工作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称赞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邓小平1975年接见当年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时，也称赞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情况了解得很清楚，情报非常及时、准确，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看到新中国的黎明曙光就倒下了。历史应该记住他们，人民应该记住他们。
    （摘自2009年4月27日《北京日报》）为什么说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
    主持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引起了人们对战争年代我党情报工作的兴趣。我曾看到一则材料说，这一时期我党情报工作发展到了最高峰。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刘晶芳(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导)：我党情报工作始于上世纪20年代，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建立的。早期情报工作对党的发展和民主革命的推进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对这段历史了解的较多，而对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情报工作情况了解的较少。
    从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情报工作历史看，解放战争时期确实可以说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整个情报系统为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夺取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时，情报工作主要的领导机构为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1939年10月成立，康生任部长，孔原、潘汉年、李克农任副部长。1941年7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9月中央军委参谋部情报部门并入，部长康生兼，副部长叶剑英、李克农兼。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合署办公，实为一套机构，两个牌子。1946年10月，康生去陇东参加土改工作后，中情部由李克农负责。1948年5月，中央进行人事调整，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部长康生在山东）、中央情报部部长，副部长为谭政文、陈刚、刘少文。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个时期中情部和中社部加紧部署情报工作，重点加强了东北、华北、上海、南京的情报系统建设。这些系统之间没有横的联系，主要有负责上海、南京的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负责上海的刘少文情报系统及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历史上，由国民党特务主动转变为红色特工的情形并不少见
    主持人：《潜伏》中，“军统”特务余则成主动转变立场，成为红色特工，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的多吗？余则成的历史原型是谁？
    孙果达(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譬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余某就是主动成为一名红色谍报员的。他主管的站共设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小组，让我地下党员担任社会组组长，使他可以直接阅看军统对所属区、站的各种指令、通报及通知等重要文件，与《潜伏》中余则成在军统天津站的日常工作非常相似。还有率领中国代表团在芷江接受日军投降的谢某，曾在抗战中率部与日军浴血奋战，后因为不满国民党发动内战和特务的横行而主动成为红色谍报员，最后在1947年9月，因为我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侦破、电台台长的叛变而被捕牺牲。要说原型的话，我觉得上面两人都可以算。
    ■“无限不重复式”密码的奥秘
    主持人：情报工作中，密码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密，这里面有何奥秘？
    孙果达：余则成用来翻译电码的是一本书，这是一本普通的书，又是一本奇妙的密码书。这种以一部长篇小说为底本的密码叫“无限不重复式”密码，即已经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这就保证了通讯的安全性。其主要方式是通讯双方都有一部相同版本的书，事先约定以某一或某一组阿拉伯数字为书中某几页中某几行的首字，这样收听方只要确定了对方传来数字所对应的第一个文字，就可以依照来电的阿拉伯数字逐个从书本中找出相对应的文字，再拼凑起来就是电报完整的内容。要破译这样微妙的无线电通讯密码是非常困难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隐藏在重庆的间谍就曾经用这种密码指挥日机对重庆的轰炸，给重庆造成了严重损失。为此，当时重庆方面还专门从美国请来了破译专家。
    王锦辉(中央党校党史部博士研究生)：与密码直接相关的就是电台工作，电台是情报工作的重要阵地。我党在国统区建立的电台多为秘密电台。上海和北平分别建立了地下秘密电台系统。
    上海有三个秘密电台，其中之一是李白所用电台。李白是党在情报通讯战线上的卓越战士，先后三次被捕，坚贞不屈。为了不让敌人测出电台，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党中央的联络，传达了党中央对上海局的一些指示，将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各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及国民党空军少尉俞渤在共产党策动下驾机起义的计划等情报发送中央。上海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1958年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依据李白烈士的事迹而编成的。
    1947年，在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具体指导下，北平成立了由三个报务员组成的秘密电台，建立了北平地下电台与解放区的联系。为保护电台，三个电台轮换作业，电台的波长、呼号和密码经常变换，报务员不断变更住地。1948年10月，傅作义准备偷袭石家庄、西柏坡，电台及时将情报发送出去。平津战役开始后，地下党几乎每天都向解放区发送如敌军调动、敌军军用列车去向的情报。同时，为平津前线司令部提供了许多有关城墙、城门的资料，有效保证了平津战役的胜利。
    ■陕甘宁边区的一件特大要案
    主持人：《潜伏》中有一个情节，由于余则成的努力而破获了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佛龛”。历史上确有此事吗？
    孙果达：确有此事。自1939年以来，戴笠就千方百计地派特务去延安, 还利用叛徒张国焘办特种训练班，专门训练派到延安去的特工人员。这些活动虽然收效不大，但还是有人混入我重要军事机关，混到我边区政府主要领导人身边当秘书，甚至很深地潜伏进了我军高度保密的神经中枢军委二局。这些特务小组的破获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件特大要案，共逮捕特务43名，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剧中关于“佛龛”被抓后与我党地下交通站被捕的负责人秋掌柜交换一事也有历史依据。1947年10月，我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我党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秘密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王石坚等44名情报干部被捕，牵连被捕的达123人。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一场。我党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功勋卓著的熊向晖，在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说周恩来曾经对他表示：“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后来因为王石坚的叛变而没有实施交换行动。
    ■熊向晖的地下情报工作是我党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主持人：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主动派出特工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王锦辉：在情报战线，有一批秘密党员接受党组织的指示，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并被委以重任，如蒋介石、白崇禧、胡宗南、傅作义、李宗仁、孔祥熙等人身边，都有我党的情报人员。他(她)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获取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熊向晖、沈安娜、谢和赓、金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熊向晖是周恩来早在抗战初期就布下的“闲棋冷子”，受地下党委派打入胡宗南部，深受胡宗南的赏识和信任，成了胡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在地下党员陈忠经和申健的协助下，为党提供了许多机密情报。早在1943年夏，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熊向晖及时将情报送交中央，从而挽救了中央危局，挫败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947年3月，蒋介石又密令胡宗南于当月10日向延安发动进攻，熊向晖由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电台一字不漏地将《攻略延安方案》拍发到了延安，使党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就做了中央各机关的撤离和群众的疏散。后来，蒋介石又密电胡宗南，将进攻日期推迟3天。这一情报，又被熊向晖及时拍发到毛泽东的手里。之后，胡宗南搞来美国最新侦测电台位置的设备，侦得了我党首脑部在兴县，熊将此情况反映到了党中央，中央电台为此停止工作三天，各野战军不用无线电传达。在党中央转战陕北中，熊向晖多次将胡部的情报密报到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特殊贡献。毛泽东称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熊向晖的地下情报工作是我党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1949年6月，周恩来在北京见到熊向晖时，把他同陈忠经和申健誉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后三杰”。
    受周恩来、董必武等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的沈安娜，被人们称为“抓住国民党脉搏的人”。从1938年秋到1949年春，她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速记员达十多年之久，得以参加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体会议、中央常委会议、国防委员会会议等高级军政会议，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的言行及许多绝密情报通过其丈夫华明之转送延安。而沈的身份从来没有引起怀疑。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期间，晚上她为国民党代表团会议作记录，连夜把记录整理出来交给党的地下组织，使周恩来在会议上能始终掌握主动权。1946年3、4月，蒋介石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内战，确定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沈安娜及时报告，党中央公开揭露了敌人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使国民党陷于被动。
    谢和赓，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打入桂系，成为蒋介石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并兼任国民党国防会议上校秘书。谢和赓在桂系工作了10多年，却未被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发觉。他先后为中央提供了桂系以及国民党国防会议许多高层次的机密情报。
    ■情报人员获得的城防图，为解放大城市立下大功
    主持人：《潜伏》中关于获取城防图的情节很是激动人心，历史上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孙果达：剧中偷送城防图的细节，基本都可以从历史事实中找到痕迹。当年天津地下党获取和偷送天津城防图的过程是相当惊险的。整个行动由多人合作完成。先是由负责城防施工的天津城建部门的地下党员设法获取分为十个工程段的十张施工图纸，然后再把十张图纸合绘成一，并把那张图纸翻拍成相片制作到两幅大尺寸的男女老人照片背面，再进行隐形处理，最后再以送遗像办丧事的名义过封锁线出天津城。正是这张宝贵的城防图，使得天津的顽抗之敌很快土崩瓦解，天津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1959年1月，在纪念天津解放10周年时，曾任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刘亚楼在《人民日报》撰文道：“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大的。”
    ■阎又文被毛泽东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
    主持人：解放战争期间，很多国民党将领弃暗投明，这里是不是也有潜伏人员、情报人员的一份功劳？
    刘晶芳：确实如此。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48年，中情部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始主管对敌策动起义工作。代理部长李克农指示各情报系统开展这一工作，争取了国民党陆海空军多起起义，如策动傅作义、程潜起义，国民党江阴要塞守军起义、国民党“两航”起义等。
    当时担任傅作义机要秘书的阎又文是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派往傅作义部的一名情报人员。1947年，阎又文归中共中央情报部领导，与之联系的情工人员王玉被调入情报部。阎又文将《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傅作义的思想斗争、蒋傅矛盾等情报交与王玉，这对中央及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策反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阎被毛泽东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同时，为争取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吴克坚情报系统派周竹安到长沙，通过朋友联系，做程潜和陈明仁的工作。中共华东局社会部也派人去长沙做程潜、陈明仁起义的联络工作，对消除程的疑虑起了很大作用。最终，湖南重镇长沙和平解放。
    在渡江作战中，由于我党组织在江阴要塞里已有两年多的工作基础，使得江阴要塞的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三支武装的实权，基本上都被几位我党情报工作人员所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被架空。
    我党情报工作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称赞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邓小平1975年接见当年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时，也称赞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情况了解得很清楚，情报非常及时、准确，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看到新中国的黎明曙光就倒下了。历史应该记住他们，人民应该记住他们。
    （摘自2009年4月27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