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贴一篇关于西藏历史的文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6:31:23
西藏，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美丽神秘的旅游胜地，有着与众不同的风土人情。西藏自然景观宗教文化对国内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西方的中产阶级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西藏这个符号面前，不由自主地顶礼膜拜起来。相对于被烟囱废气臭水笼罩的城市，西藏有透明的蓝天白云和纯净的雪山草地；相对于烦杂的办公室和电脑和拥挤的街道，西藏人烟稀少，每个人似乎都与人为善，路上看到的每一个藏人都在向你点头微笑；相对于做不完的事，赚不完的钱，藏人那虽然清苦的生活好像乐土一样，他们虔诚信佛，心中没有烦恼。这么一个被先驱的旅游者异化的西藏和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产生了无比的吸引力，击打着每个人的心灵。一个小资，可能对离家不远的路不认识，却可能对“然乌湖”、“纳木错”甚至“墨脱”这样的地方如数家珍。
然而，中国人也并不会因为西藏 独特的风光和民风而觉得西藏在中国的地位有多特殊，大家对西藏的感情和对大理丽江九寨沟敦煌的感情差不多，对藏族的看法也认为藏族只不过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员。
历史课中对西藏总是一笔带过，我们只知道解放军1950年和平解放了西藏，而之前西藏盛行着罪恶的农奴制。然而我们又经常听见（看见）新闻中猛烈抨击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恶行（当然我们也只能从被政府垄断的媒体中获得新闻）。达赖喇嘛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我们被搞得一头雾水，问过好多人，但好像都搞不清楚。不过，不管他是谁，我们对分裂祖国的人一向都是深恶痛绝的！我们还经常惋惜外蒙古以前还是中国的领土呢！
因为不了解而向往着，因为不了解而困惑着。然而我们对西藏问题的求知欲被琐碎的生活淹没了。
促使我弄清楚西藏的真相是源自一件事：
这个学期我选了Culture in Conflict(文化冲突）这门课。上课第一天老师就分配要做presentation的题目，有美国的印第安人，澳洲的毛利人，中国的西藏人。我对前两个一点概念都没有，自然要选讲西藏。没想到老师竟然不准我做这个题目！说你们中国不民主，没有人权，你不能对这个题目做出正确的判断！TMD! 老子是中国人还竟然不能讲中国的事！在据理以争之后终于获得了讲西藏的题目。
拿到题目一看我差点没吐血！题目是：Chinese Policy against Tibet — genocide, destruction through tourism （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大屠杀，以及通过旅游破坏西藏）！！！那天的课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怎么可以这样说中国！我本想暴跳起来跟那个老师吵架，但慑于我的学分还在她的掌握中，但更多的是：我拿什么跟她争？我才发现自己对西藏的了解少得那么可怜。我屈辱的熬完了那3个小时的课，让我知道了
两件事：1. 大多数外国人都认为是中国侵略了西藏这个原本独立的国家，西藏几十年来在中国的统治下人口、宗教、文化受到了毁灭性打击。2.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必
要有责任有义务澄清西藏问题。
这学期我没干别的，读了大量的书、材料，浏览了大量的网页，中国人写的，西藏人写的，外国人写的。多亏我是在国外，才可以看得见达赖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言论。我也终于完成文化冲突课的关于西藏的presentation,做完了这一切，我感觉我的心态从最初的气愤 + 无知变成了一种平和的状态，既不觉得西藏神秘、了不起，也不觉得讨厌、可怜。
我想把我所做的和所有想知道西藏真相的人分享，希望会对那些和先前的我一样困惑的人会有所帮助。我也希望斑竹不要封了我的帖子，我就知道有个人的blog，因为讲了太多的西藏问题而被封了。当然他也没有讲什么反动言论，只是某些观点和政府宣传的不太一致罢了。
今天先写个序，以后每天我都会写一点。
一 . “西藏”这个词的定义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西藏”这个词的定义。“西藏”这个词有双重含义——— 政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政治的西藏是指中国境内的西藏自治区，范围等同于近代达赖喇嘛政府统治区域。民族的西藏指西藏人种分布的区域，这片区域和西欧一样大。他们不仅分布在中国，在印度（拉达克[Ladakh]，锡金[Sikkim]，奈尼塔尔邦[Uttar Pradesh]北部），尼泊尔和不丹都有藏族的分布。而在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境内有四百六十万藏族，分布在两个主要区域－－ 46%在西藏自治区(TAR)，54%在中国西部的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
政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的这种区别成为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的表述战场的一部分。例如，因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重新统一中国境内的所有藏区为一个“大西藏”，他们认为的“西藏”是在中国境内有藏族分布的地区。他们通常使用“西藏”这个词来表述民族西藏区域和政治的西藏区域发生的事件。因此，尽管解放军是1950年10月进入的政治的的西藏，而西藏流亡政府宣布西藏早在1949年即被入侵，其实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民族西藏的青海，四川和甘肃省的藏区。类似的，20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为了表示西藏已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宣称西藏代表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会议，暗示他们来自拉萨，但实际上他们来自民族西藏。
西藏问题，其实质是与中国相关的西藏的政治地位的问题，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冲突问题。西藏问题是一个矛盾的两面：一面是民族（西藏）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另一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其领土完整的权利。
类似的民族冲突没有简单的答案。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一个民族什么时候可以正当地要求自决，或一个多民族国家什么时候有权阻止其分离。目前的联合国宪章对此的规定也含糊不清。第一条第二款说，联合国的目的是保证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但第二条第七款说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在这个典型的民族冲突中，中国政府和达赖对领土控制的斗争，伴随着各自对历史和当代事件的表述的斗争。双方（包括他们的外国支持者们）定期用带着高度感情色彩，通常也是没有诚意的词汇来描述历史事件，影响国际认知并为他们的事业赢得同情。历史是主战场，双方用政治辞藻不透明地修饰冲突的事实，以至事实含糊不清。有兴趣的观察者们被相互矛盾的控诉和反控诉淹没，即使是专家也极难不偏不倚、客观地评价该冲突。
我的分析尽量做到客观真实。
二。 西藏历史的简要介绍
关于西藏的历史争议不多，毕竟是过去几百年的东西了，也没什么好争的。我把我能找到的专有名词的英文附在后面，给大家借鉴。
1。吐蕃王国的崛起
有记载的西藏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西藏在一种北印度文字的基础上创建了书写文字，佛教（Buddhism)从印度引入西藏，西藏逐渐成为更成熟的文明。统一了吐蕃国各小邦的国王松赞干布（Songtsen Gampo)娶了唐朝（618-907）( Chinese Tang Dynasty) 的文成公主，以示和唐朝交好。文成公主随身带来了大量的佛经，佛像，中原地区的稻种，耕种技术，以及大量的工匠。这是中原文化第一次传入西藏，对西藏的文明发展起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至今还保存在布达拉宫里（Potala Palace)。
2。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
松赞干布建立的强大的吐蕃王国200年后便衰弱了，分裂成了一些自治的地方侯国。从那时起到18世纪西藏时而统一时而分裂，在这段历史中我就不讲西藏的编年史了，而是着重介绍一下藏传佛教的发展以及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形成。想必大家都不太清楚吧。先补充一句，自从佛教传入西藏之后，和尚就被叫做“喇嘛” (Lama)。
随着中央政权的瓦解，西藏的佛教也分成了许多派别。由于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分别支持着不同的侯国，参与到了政治事务中，支持势力强大的世俗官员，同时也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些重要的教派有：萨迦派(Sakya)，噶玛噶举派(Karma Kargyu)和止贡噶举派(Drigung Kargyu)。这是在西藏第一次宗教力量参与到了政治事务中。
达赖喇嘛 (Dalai Lama)
不同的佛教派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之间常年都有冲突甚至战争。最后，一个叫做“格鲁派”（Geluk）（书上通常称为“黄帽派”）的分支和他们的支持者 —— 蒙古人的军队占了优势，蒙古的一个国王赐封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加措为“达赖”，在蒙古语中是“大海”的意思，暗示他的智识或灵力象海洋一样宽广。这就是达赖喇嘛这个封号的由来。索南嘉措是拥有这一封号的第一人。但因为他是格鲁派/黄帽派这个活佛世系的三世，他被称为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他的两个前生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
活佛的转世（reincarnation）
将转世作为宗教传承的方法在黄帽派出现之前数百年前即已出现。这个主意来自佛教教义，所有人都陷入生、死、再生的轮回中，直至达到涅磐（nirvana）（悟境enlightenment）。在大乘佛教学派（Mahayana，藏传佛教属于其中一个分支）中，一些得悟者（菩萨，bodhisattvas）推迟他们从生与再生轮回中的最后解脱——涅磐——返回人间普度众生。
活佛用这一概念预言他自己的再生；他死之后，他的门徒发现了他们认为的化身儿童。那个儿童被认为是老喇嘛在一个新的肉身内，因此老喇嘛的神授权威和地位现在由他继承。在一个不同宗教教派为世俗供奉竞争的世界里，这种再生形式的宗教和政治优势十分显著，因此很快为西藏宗教界普遍接受。再生喇嘛发展出世系，开始拥有财产和农民，在代际之间保留法定身份。初始的大喇嘛的新的化身构成了不间断的继承世系。只要所有人认可寻访过程的正当性，神圣喇嘛的强大的神力常规化，供奉得以延续。
班禅喇嘛（PAmchen Lama）
由于格鲁派和蒙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第四世达赖喇嘛被认为是在一个蒙古小孩的肉身内。（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在西藏境内寻访的达赖喇嘛。由于达赖喇嘛必须要在西藏寻访的制度，也让日后的中国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目前流亡在印度的14世达赖已经73岁高龄，北京现在似乎就是耐心的等他“驾鹤西去” 之后，在西藏探访一个15世达赖小孩..........一切棘手的问题就可以不治而愈了。这些都是后话，我以后会在我的高楼中详细叙述，现在回来接着讲班禅。）
四世达赖是一个蒙古小孩，没有佛教的背景知识，于是格鲁派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来做四世达赖的老师。后来这个当老师的活佛就被称为班禅喇嘛。这个第一次被称为班禅喇嘛的活佛也是他这个世系里的第四代，因此他就是四世班禅，并且也追认他的三个前身为第一第二第三是班禅喇嘛。也就是说第四世班禅是第四世达赖的老师。
自那以后，每次老达赖死后，对下一任达赖的寻访都要经过当时在世的班禅的认可，同样对班禅的寻访也要经过达赖的认可。
达赖喇嘛世系表：
年 代 原 名
达赖一世（追认） 1391－1474 根敦主
达赖二世（追认） 1475－1542 根敦嘉措
达赖三世 1543－1588 索南嘉措
达赖四世 1589－1616 云丹嘉措
达赖五世 1617－1682 阿旺罗桑嘉措
达赖六世 1683－1706 仓央嘉措
达赖七世 1708－1757 格桑嘉措
达赖八世 1758－1804 绛贝嘉措
达赖九世 1805－1815 隆朵嘉措
达赖十世 1816－1837 楚臣嘉措
达赖十一世 1838－1855 克主嘉措
达赖十二世 1856－1875 成烈嘉措
达赖十三世 1876－1933 土丹嘉措
达赖十四世 1934---
班禅世系表：
年 代 本 名
一世班禅（追认） 1385－1438 格雷贝桑
二世班禅（追认） 1439－1504 索南乔郎
三世班禅（追认） 1505－1566 温萨八罗桑敦主
四世班禅 1567－1662 罗桑却吉坚赞
五世班禅 1663－1737 罗桑意希
六世班禅 1738－1780 贝丹意希
七世班禅 1782－1853 丹贝尼玛
八世班禅 1854－1882 丹贝旺秋
九世班禅 1883－1937 却吉尼玛
十世班禅 1938－1989 宫保慈丹
十一世班禅 1990----
3。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掌权
蒙古四世达赖喇嘛死于1616年，在拉萨不远的西藏中部发现了他的继承者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的青年时期，教派冲突激化，藏巴国王（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的助手开始迫害康区的格鲁派僧人和学院，并进入西藏中部攻击格鲁派的主要中心。格鲁派害怕这是扫除他们教派的联合行动之始，转而求助于他们的蒙古拥护者固始汗(Gushri Khan)。
固始汗是和蒙古和硕特部落的首领，和硕特部落位于今天新疆东北部，是西蒙古的一支。作为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他响应喇嘛的求助。1637年和1640 年之间，他打
败了安多（今青海一带）和康区（今西藏和四川云南接壤一带）反对格鲁派的军队，把他的整个部落搬迁到安多。然后，应五世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Sonam Ch?pel)之请，固始汗发兵西藏，进攻藏巴国王的老巢日喀则。格鲁派派遣支持者的军队和僧人帮助他，1642年，他们攻下日喀则。西藏国王（藏巴国王）被处死。
固始汗将整个西藏的最高权力奉呈给五世达赖喇嘛，（政教合一了，不过这时有什么重大事件达赖还得请示固始汗）。任命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为摄政，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黄帽派的主要竞争对手，噶玛噶举派咽下了失败的苦果，受到格鲁派政府的迫害。他们的财富和财产被没收，许多僧侣被迫改信格鲁派。由此，黄帽派在大小，力量和财富方面迅速超越了其他教派。
在一个国家使用外国军队夺权是危险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西藏就是如此。固始汗为他的喇嘛赢得西藏之后没有收拾军队回到安多。他和其子孙自封为西藏之王，继续留在卫藏（今西藏自治区中部地区），夏天在拉萨北面的牧场度过，冬季则在拉萨。新的黄帽派政府的军权还在他手上。达赖喇嘛和摄政管理国家，但很明显他们要请示尊重和硕特部落的固始汗的意见。
格鲁派统一西藏之时，满族(Manchu)正处在征服中国的最后阶段。1644年他们创建了新的王朝——清朝——一直持续到1911年。清朝顺治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他同意了，于1656年抵达北京。顺治皇帝以崇高的礼仪款待达赖喇嘛。这次会见中西藏喇嘛在政治上并没有任何任何从属地位。达赖喇嘛有和硕特部的军队做后盾，他在其他蒙古部落中也有广泛的追随者，其中一些正威胁着清朝，他可不是等闲视之的人物。（清朝留下的历史书中却多以天朝上国自居，也有可能是为了取悦皇帝，把这次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的会见说成是君臣关系的接见。中国以后的历史观也就沿用了清朝的观点。但那时以及之前的西藏都还没有归入中国版图，直到1720年。下文再详细说。）
西藏的稳定一直持续到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逝世。那时转世继承的弱点导致了一段衰落期。已故喇嘛的转世要到他死后才出生。这样从老达赖去世到下一任达赖成年，不可避免的总有15到20年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五世达赖喇嘛逝世后，当时西藏的摄政桑结嘉措(Sangye Gyatso)密不发丧。他的动机或者是贪恋权位，或者是害怕会引起大的动乱，总之他假称达赖喇嘛入定修行，不能被打扰。就这样，他愚弄大众，以五世达赖喇嘛之名统治西藏14年，直到1696年秘密被公开为止。
这段时期，西藏摄政暗中勾结强大的准噶尔蒙古部落（与一直支持格鲁派的和硕特部落相区别的另一个蒙古部落。是威胁清朝利益的一支强大力量，后被康熙所灭。大家如果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可能会有印象。插一句，是我的偶像陈道明演的。）。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Ganden)曾在拉萨主要的格鲁派寺庙做过僧人。看起来西藏摄政鼓励准噶尔人（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统一全蒙古。1682年，准噶尔人攻打东蒙古（喀尔喀[Khalkha]），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一个新的统一的蒙古似乎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猜测，摄政想用准噶尔人的力量来平衡西藏和硕特蒙古部落的军事势力，甚至可能想把他们赶出西藏，回到安多。他也可能觉得如果准噶尔人统一蒙古，达赖喇嘛在蒙古的势力和威望能得到加强，因为准噶尔人把达赖看成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但是这位摄政在玩一个高危险的游戏：准噶尔人是有能力挑战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部落，和他们为伍就意味着反对清朝的利益。
准噶尔和和硕特部落的连年交战后，战败的和硕特部落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康熙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归顺。康熙以为准噶尔的精神领袖五世达赖喇嘛还活着，于是请求达赖运用他的宗教力量劝说准噶尔人停止入侵。西藏摄政并没有告诉康熙皇帝达赖喇嘛已死，表面上他派了一名喇嘛的使者去劝准噶尔人停止入侵，但他又公开举行宗教仪式祈祷胜利。准噶尔人继续向南，兵发内蒙古。康熙皇帝派大军抵抗，1696年大胜于蒙古克鲁伦河(Kalulun River)。噶尔丹自杀。准噶尔对清朝的威胁结束了，但是对清朝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帝意识到西藏喇嘛的重要性和西藏摄政在政治上不值得信任。
当时清朝并无意将西藏纳入中国统治。他的目标是控制西藏人的的精神领袖，特别是要阻止西藏喇嘛用他们的宗教力量影响蒙古，损害清朝利益。过去，清朝曾试图通过封号和礼物赢得象达赖喇嘛这样的西藏高级喇嘛的友谊和忠诚，但是这种方法被证明是不够的。现在，清朝决定与西藏建立一种松散的保护关系，保证清王朝的利益。强大的清王朝会保护西藏不受内外冲突侵扰，同时让朝廷批准的西藏领袖统治西藏。
1720年， 为了彻底排除西藏境内的准噶尔的残余力量，康熙与7世达赖签署协议，西藏归顺大清帝国，而清朝派兵驻扎西藏，任命七世达赖为最高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管理西藏。（真正的政教合一，达赖全权处理西藏的僧俗事务）此时在历史上第一次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 1728年，雍正帝为了便于管辖西藏，大幅缩小西藏领土。康区的一部分划归四川省管辖，另外一部分划归云南省。安多或库库诺尔(Kokonor)则早在1724年统治该地的蒙古可汗叛乱后，改由西宁管辖。雍正为了均衡权利，还提议黄帽派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管理整个西藏西南部和西部。五世班禅喇嘛一开始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最终接受统治后藏的一片地区。于是，由达赖管理的拉萨政府现在统治着一个小得多的区域。
4。事实独立期（1911-1949）
清王朝1911年被推翻，建立民国。
十三世达赖趁这个混乱的局势寻求西藏独立。
1913年，临时总统袁世凯，给达赖喇嘛发去如下的电报：目前，民国建立，五族[汉、藏、满、蒙、回]共和，达赖喇嘛自然应感到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情况下，他先前的错误可以忽略（具体达赖13犯了什么错，我下一贴再讲）；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从此恢复，希望他支持黄教，帮助民国。
达赖喇嘛回复说，他并未向中国政府请求他以前的封号，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统治。”许多人将这份回复和他回来22天后发布的一则公告解释为等同于独立宣示。
中华民国并不承认西藏的独立，但是这段时间中国完全陷入两次世界大战及全面的内战中，根本没有精力对西藏采取实际行动。当然，中国也没有放弃其对西藏主权的主张。蒋介石政府在全世界（和中国本土）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积极在国际上营造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印象，有力地加强其地位。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也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而西藏没有官员理解西方政治，也不说英语，无忧无虑地忽略了这个对其不祥的发展。然而西藏同时也在没有蒋介石政府介入的情形下独立运作。西藏的独立只是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这个时期西藏政府却完全是独立运作的。
所以叫事实独立期。西藏，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美丽神秘的旅游胜地，有着与众不同的风土人情。西藏自然景观宗教文化对国内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西方的中产阶级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西藏这个符号面前，不由自主地顶礼膜拜起来。相对于被烟囱废气臭水笼罩的城市，西藏有透明的蓝天白云和纯净的雪山草地；相对于烦杂的办公室和电脑和拥挤的街道，西藏人烟稀少，每个人似乎都与人为善，路上看到的每一个藏人都在向你点头微笑；相对于做不完的事，赚不完的钱，藏人那虽然清苦的生活好像乐土一样，他们虔诚信佛，心中没有烦恼。这么一个被先驱的旅游者异化的西藏和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产生了无比的吸引力，击打着每个人的心灵。一个小资，可能对离家不远的路不认识，却可能对“然乌湖”、“纳木错”甚至“墨脱”这样的地方如数家珍。
然而，中国人也并不会因为西藏 独特的风光和民风而觉得西藏在中国的地位有多特殊，大家对西藏的感情和对大理丽江九寨沟敦煌的感情差不多，对藏族的看法也认为藏族只不过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员。
历史课中对西藏总是一笔带过，我们只知道解放军1950年和平解放了西藏，而之前西藏盛行着罪恶的农奴制。然而我们又经常听见（看见）新闻中猛烈抨击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恶行（当然我们也只能从被政府垄断的媒体中获得新闻）。达赖喇嘛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我们被搞得一头雾水，问过好多人，但好像都搞不清楚。不过，不管他是谁，我们对分裂祖国的人一向都是深恶痛绝的！我们还经常惋惜外蒙古以前还是中国的领土呢！
因为不了解而向往着，因为不了解而困惑着。然而我们对西藏问题的求知欲被琐碎的生活淹没了。
促使我弄清楚西藏的真相是源自一件事：
这个学期我选了Culture in Conflict(文化冲突）这门课。上课第一天老师就分配要做presentation的题目，有美国的印第安人，澳洲的毛利人，中国的西藏人。我对前两个一点概念都没有，自然要选讲西藏。没想到老师竟然不准我做这个题目！说你们中国不民主，没有人权，你不能对这个题目做出正确的判断！TMD! 老子是中国人还竟然不能讲中国的事！在据理以争之后终于获得了讲西藏的题目。
拿到题目一看我差点没吐血！题目是：Chinese Policy against Tibet — genocide, destruction through tourism （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大屠杀，以及通过旅游破坏西藏）！！！那天的课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怎么可以这样说中国！我本想暴跳起来跟那个老师吵架，但慑于我的学分还在她的掌握中，但更多的是：我拿什么跟她争？我才发现自己对西藏的了解少得那么可怜。我屈辱的熬完了那3个小时的课，让我知道了
两件事：1. 大多数外国人都认为是中国侵略了西藏这个原本独立的国家，西藏几十年来在中国的统治下人口、宗教、文化受到了毁灭性打击。2.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必
要有责任有义务澄清西藏问题。
这学期我没干别的，读了大量的书、材料，浏览了大量的网页，中国人写的，西藏人写的，外国人写的。多亏我是在国外，才可以看得见达赖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言论。我也终于完成文化冲突课的关于西藏的presentation,做完了这一切，我感觉我的心态从最初的气愤 + 无知变成了一种平和的状态，既不觉得西藏神秘、了不起，也不觉得讨厌、可怜。
我想把我所做的和所有想知道西藏真相的人分享，希望会对那些和先前的我一样困惑的人会有所帮助。我也希望斑竹不要封了我的帖子，我就知道有个人的blog，因为讲了太多的西藏问题而被封了。当然他也没有讲什么反动言论，只是某些观点和政府宣传的不太一致罢了。
今天先写个序，以后每天我都会写一点。
一 . “西藏”这个词的定义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西藏”这个词的定义。“西藏”这个词有双重含义——— 政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政治的西藏是指中国境内的西藏自治区，范围等同于近代达赖喇嘛政府统治区域。民族的西藏指西藏人种分布的区域，这片区域和西欧一样大。他们不仅分布在中国，在印度（拉达克[Ladakh]，锡金[Sikkim]，奈尼塔尔邦[Uttar Pradesh]北部），尼泊尔和不丹都有藏族的分布。而在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境内有四百六十万藏族，分布在两个主要区域－－ 46%在西藏自治区(TAR)，54%在中国西部的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
政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的这种区别成为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的表述战场的一部分。例如，因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重新统一中国境内的所有藏区为一个“大西藏”，他们认为的“西藏”是在中国境内有藏族分布的地区。他们通常使用“西藏”这个词来表述民族西藏区域和政治的西藏区域发生的事件。因此，尽管解放军是1950年10月进入的政治的的西藏，而西藏流亡政府宣布西藏早在1949年即被入侵，其实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民族西藏的青海，四川和甘肃省的藏区。类似的，20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为了表示西藏已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宣称西藏代表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会议，暗示他们来自拉萨，但实际上他们来自民族西藏。
西藏问题，其实质是与中国相关的西藏的政治地位的问题，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冲突问题。西藏问题是一个矛盾的两面：一面是民族（西藏）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另一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其领土完整的权利。
类似的民族冲突没有简单的答案。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一个民族什么时候可以正当地要求自决，或一个多民族国家什么时候有权阻止其分离。目前的联合国宪章对此的规定也含糊不清。第一条第二款说，联合国的目的是保证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但第二条第七款说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在这个典型的民族冲突中，中国政府和达赖对领土控制的斗争，伴随着各自对历史和当代事件的表述的斗争。双方（包括他们的外国支持者们）定期用带着高度感情色彩，通常也是没有诚意的词汇来描述历史事件，影响国际认知并为他们的事业赢得同情。历史是主战场，双方用政治辞藻不透明地修饰冲突的事实，以至事实含糊不清。有兴趣的观察者们被相互矛盾的控诉和反控诉淹没，即使是专家也极难不偏不倚、客观地评价该冲突。
我的分析尽量做到客观真实。
二。 西藏历史的简要介绍
关于西藏的历史争议不多，毕竟是过去几百年的东西了，也没什么好争的。我把我能找到的专有名词的英文附在后面，给大家借鉴。
1。吐蕃王国的崛起
有记载的西藏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西藏在一种北印度文字的基础上创建了书写文字，佛教（Buddhism)从印度引入西藏，西藏逐渐成为更成熟的文明。统一了吐蕃国各小邦的国王松赞干布（Songtsen Gampo)娶了唐朝（618-907）( Chinese Tang Dynasty) 的文成公主，以示和唐朝交好。文成公主随身带来了大量的佛经，佛像，中原地区的稻种，耕种技术，以及大量的工匠。这是中原文化第一次传入西藏，对西藏的文明发展起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至今还保存在布达拉宫里（Potala Palace)。
2。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
松赞干布建立的强大的吐蕃王国200年后便衰弱了，分裂成了一些自治的地方侯国。从那时起到18世纪西藏时而统一时而分裂，在这段历史中我就不讲西藏的编年史了，而是着重介绍一下藏传佛教的发展以及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形成。想必大家都不太清楚吧。先补充一句，自从佛教传入西藏之后，和尚就被叫做“喇嘛” (Lama)。
随着中央政权的瓦解，西藏的佛教也分成了许多派别。由于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分别支持着不同的侯国，参与到了政治事务中，支持势力强大的世俗官员，同时也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些重要的教派有：萨迦派(Sakya)，噶玛噶举派(Karma Kargyu)和止贡噶举派(Drigung Kargyu)。这是在西藏第一次宗教力量参与到了政治事务中。
达赖喇嘛 (Dalai Lama)
不同的佛教派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之间常年都有冲突甚至战争。最后，一个叫做“格鲁派”（Geluk）（书上通常称为“黄帽派”）的分支和他们的支持者 —— 蒙古人的军队占了优势，蒙古的一个国王赐封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加措为“达赖”，在蒙古语中是“大海”的意思，暗示他的智识或灵力象海洋一样宽广。这就是达赖喇嘛这个封号的由来。索南嘉措是拥有这一封号的第一人。但因为他是格鲁派/黄帽派这个活佛世系的三世，他被称为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他的两个前生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
活佛的转世（reincarnation）
将转世作为宗教传承的方法在黄帽派出现之前数百年前即已出现。这个主意来自佛教教义，所有人都陷入生、死、再生的轮回中，直至达到涅磐（nirvana）（悟境enlightenment）。在大乘佛教学派（Mahayana，藏传佛教属于其中一个分支）中，一些得悟者（菩萨，bodhisattvas）推迟他们从生与再生轮回中的最后解脱——涅磐——返回人间普度众生。
活佛用这一概念预言他自己的再生；他死之后，他的门徒发现了他们认为的化身儿童。那个儿童被认为是老喇嘛在一个新的肉身内，因此老喇嘛的神授权威和地位现在由他继承。在一个不同宗教教派为世俗供奉竞争的世界里，这种再生形式的宗教和政治优势十分显著，因此很快为西藏宗教界普遍接受。再生喇嘛发展出世系，开始拥有财产和农民，在代际之间保留法定身份。初始的大喇嘛的新的化身构成了不间断的继承世系。只要所有人认可寻访过程的正当性，神圣喇嘛的强大的神力常规化，供奉得以延续。
班禅喇嘛（PAmchen Lama）
由于格鲁派和蒙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第四世达赖喇嘛被认为是在一个蒙古小孩的肉身内。（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在西藏境内寻访的达赖喇嘛。由于达赖喇嘛必须要在西藏寻访的制度，也让日后的中国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目前流亡在印度的14世达赖已经73岁高龄，北京现在似乎就是耐心的等他“驾鹤西去” 之后，在西藏探访一个15世达赖小孩..........一切棘手的问题就可以不治而愈了。这些都是后话，我以后会在我的高楼中详细叙述，现在回来接着讲班禅。）
四世达赖是一个蒙古小孩，没有佛教的背景知识，于是格鲁派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来做四世达赖的老师。后来这个当老师的活佛就被称为班禅喇嘛。这个第一次被称为班禅喇嘛的活佛也是他这个世系里的第四代，因此他就是四世班禅，并且也追认他的三个前身为第一第二第三是班禅喇嘛。也就是说第四世班禅是第四世达赖的老师。
自那以后，每次老达赖死后，对下一任达赖的寻访都要经过当时在世的班禅的认可，同样对班禅的寻访也要经过达赖的认可。
达赖喇嘛世系表：
年 代 原 名
达赖一世（追认） 1391－1474 根敦主
达赖二世（追认） 1475－1542 根敦嘉措
达赖三世 1543－1588 索南嘉措
达赖四世 1589－1616 云丹嘉措
达赖五世 1617－1682 阿旺罗桑嘉措
达赖六世 1683－1706 仓央嘉措
达赖七世 1708－1757 格桑嘉措
达赖八世 1758－1804 绛贝嘉措
达赖九世 1805－1815 隆朵嘉措
达赖十世 1816－1837 楚臣嘉措
达赖十一世 1838－1855 克主嘉措
达赖十二世 1856－1875 成烈嘉措
达赖十三世 1876－1933 土丹嘉措
达赖十四世 1934---
班禅世系表：
年 代 本 名
一世班禅（追认） 1385－1438 格雷贝桑
二世班禅（追认） 1439－1504 索南乔郎
三世班禅（追认） 1505－1566 温萨八罗桑敦主
四世班禅 1567－1662 罗桑却吉坚赞
五世班禅 1663－1737 罗桑意希
六世班禅 1738－1780 贝丹意希
七世班禅 1782－1853 丹贝尼玛
八世班禅 1854－1882 丹贝旺秋
九世班禅 1883－1937 却吉尼玛
十世班禅 1938－1989 宫保慈丹
十一世班禅 1990----
3。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掌权
蒙古四世达赖喇嘛死于1616年，在拉萨不远的西藏中部发现了他的继承者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的青年时期，教派冲突激化，藏巴国王（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的助手开始迫害康区的格鲁派僧人和学院，并进入西藏中部攻击格鲁派的主要中心。格鲁派害怕这是扫除他们教派的联合行动之始，转而求助于他们的蒙古拥护者固始汗(Gushri Khan)。
固始汗是和蒙古和硕特部落的首领，和硕特部落位于今天新疆东北部，是西蒙古的一支。作为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他响应喇嘛的求助。1637年和1640 年之间，他打
败了安多（今青海一带）和康区（今西藏和四川云南接壤一带）反对格鲁派的军队，把他的整个部落搬迁到安多。然后，应五世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Sonam Ch?pel)之请，固始汗发兵西藏，进攻藏巴国王的老巢日喀则。格鲁派派遣支持者的军队和僧人帮助他，1642年，他们攻下日喀则。西藏国王（藏巴国王）被处死。
固始汗将整个西藏的最高权力奉呈给五世达赖喇嘛，（政教合一了，不过这时有什么重大事件达赖还得请示固始汗）。任命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为摄政，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黄帽派的主要竞争对手，噶玛噶举派咽下了失败的苦果，受到格鲁派政府的迫害。他们的财富和财产被没收，许多僧侣被迫改信格鲁派。由此，黄帽派在大小，力量和财富方面迅速超越了其他教派。
在一个国家使用外国军队夺权是危险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西藏就是如此。固始汗为他的喇嘛赢得西藏之后没有收拾军队回到安多。他和其子孙自封为西藏之王，继续留在卫藏（今西藏自治区中部地区），夏天在拉萨北面的牧场度过，冬季则在拉萨。新的黄帽派政府的军权还在他手上。达赖喇嘛和摄政管理国家，但很明显他们要请示尊重和硕特部落的固始汗的意见。
格鲁派统一西藏之时，满族(Manchu)正处在征服中国的最后阶段。1644年他们创建了新的王朝——清朝——一直持续到1911年。清朝顺治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他同意了，于1656年抵达北京。顺治皇帝以崇高的礼仪款待达赖喇嘛。这次会见中西藏喇嘛在政治上并没有任何任何从属地位。达赖喇嘛有和硕特部的军队做后盾，他在其他蒙古部落中也有广泛的追随者，其中一些正威胁着清朝，他可不是等闲视之的人物。（清朝留下的历史书中却多以天朝上国自居，也有可能是为了取悦皇帝，把这次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的会见说成是君臣关系的接见。中国以后的历史观也就沿用了清朝的观点。但那时以及之前的西藏都还没有归入中国版图，直到1720年。下文再详细说。）
西藏的稳定一直持续到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逝世。那时转世继承的弱点导致了一段衰落期。已故喇嘛的转世要到他死后才出生。这样从老达赖去世到下一任达赖成年，不可避免的总有15到20年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五世达赖喇嘛逝世后，当时西藏的摄政桑结嘉措(Sangye Gyatso)密不发丧。他的动机或者是贪恋权位，或者是害怕会引起大的动乱，总之他假称达赖喇嘛入定修行，不能被打扰。就这样，他愚弄大众，以五世达赖喇嘛之名统治西藏14年，直到1696年秘密被公开为止。
这段时期，西藏摄政暗中勾结强大的准噶尔蒙古部落（与一直支持格鲁派的和硕特部落相区别的另一个蒙古部落。是威胁清朝利益的一支强大力量，后被康熙所灭。大家如果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可能会有印象。插一句，是我的偶像陈道明演的。）。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Ganden)曾在拉萨主要的格鲁派寺庙做过僧人。看起来西藏摄政鼓励准噶尔人（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统一全蒙古。1682年，准噶尔人攻打东蒙古（喀尔喀[Khalkha]），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一个新的统一的蒙古似乎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猜测，摄政想用准噶尔人的力量来平衡西藏和硕特蒙古部落的军事势力，甚至可能想把他们赶出西藏，回到安多。他也可能觉得如果准噶尔人统一蒙古，达赖喇嘛在蒙古的势力和威望能得到加强，因为准噶尔人把达赖看成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但是这位摄政在玩一个高危险的游戏：准噶尔人是有能力挑战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部落，和他们为伍就意味着反对清朝的利益。
准噶尔和和硕特部落的连年交战后，战败的和硕特部落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康熙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归顺。康熙以为准噶尔的精神领袖五世达赖喇嘛还活着，于是请求达赖运用他的宗教力量劝说准噶尔人停止入侵。西藏摄政并没有告诉康熙皇帝达赖喇嘛已死，表面上他派了一名喇嘛的使者去劝准噶尔人停止入侵，但他又公开举行宗教仪式祈祷胜利。准噶尔人继续向南，兵发内蒙古。康熙皇帝派大军抵抗，1696年大胜于蒙古克鲁伦河(Kalulun River)。噶尔丹自杀。准噶尔对清朝的威胁结束了，但是对清朝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帝意识到西藏喇嘛的重要性和西藏摄政在政治上不值得信任。
当时清朝并无意将西藏纳入中国统治。他的目标是控制西藏人的的精神领袖，特别是要阻止西藏喇嘛用他们的宗教力量影响蒙古，损害清朝利益。过去，清朝曾试图通过封号和礼物赢得象达赖喇嘛这样的西藏高级喇嘛的友谊和忠诚，但是这种方法被证明是不够的。现在，清朝决定与西藏建立一种松散的保护关系，保证清王朝的利益。强大的清王朝会保护西藏不受内外冲突侵扰，同时让朝廷批准的西藏领袖统治西藏。
1720年， 为了彻底排除西藏境内的准噶尔的残余力量，康熙与7世达赖签署协议，西藏归顺大清帝国，而清朝派兵驻扎西藏，任命七世达赖为最高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管理西藏。（真正的政教合一，达赖全权处理西藏的僧俗事务）此时在历史上第一次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 1728年，雍正帝为了便于管辖西藏，大幅缩小西藏领土。康区的一部分划归四川省管辖，另外一部分划归云南省。安多或库库诺尔(Kokonor)则早在1724年统治该地的蒙古可汗叛乱后，改由西宁管辖。雍正为了均衡权利，还提议黄帽派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管理整个西藏西南部和西部。五世班禅喇嘛一开始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最终接受统治后藏的一片地区。于是，由达赖管理的拉萨政府现在统治着一个小得多的区域。
4。事实独立期（1911-1949）
清王朝1911年被推翻，建立民国。
十三世达赖趁这个混乱的局势寻求西藏独立。
1913年，临时总统袁世凯，给达赖喇嘛发去如下的电报：目前，民国建立，五族[汉、藏、满、蒙、回]共和，达赖喇嘛自然应感到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情况下，他先前的错误可以忽略（具体达赖13犯了什么错，我下一贴再讲）；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从此恢复，希望他支持黄教，帮助民国。
达赖喇嘛回复说，他并未向中国政府请求他以前的封号，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统治。”许多人将这份回复和他回来22天后发布的一则公告解释为等同于独立宣示。
中华民国并不承认西藏的独立，但是这段时间中国完全陷入两次世界大战及全面的内战中，根本没有精力对西藏采取实际行动。当然，中国也没有放弃其对西藏主权的主张。蒋介石政府在全世界（和中国本土）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积极在国际上营造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印象，有力地加强其地位。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也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而西藏没有官员理解西方政治，也不说英语，无忧无虑地忽略了这个对其不祥的发展。然而西藏同时也在没有蒋介石政府介入的情形下独立运作。西藏的独立只是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这个时期西藏政府却完全是独立运作的。
所以叫事实独立期。
然而，中国人也并不会因为西藏 独特的风光和民风而觉得西藏在中国的地位有多特殊，大家对西藏的感情和对大理丽江九寨沟敦煌的感情差不多，对藏族的看法也认为藏族只不过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员。
历史课中对西藏总是一笔带过，我们只知道解放军1950年和平解放了西藏，而之前西藏盛行着罪恶的农奴制。然而我们又经常听见（看见）新闻中猛烈抨击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恶行（当然我们也只能从被政府垄断的媒体中获得新闻）。达赖喇嘛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我们被搞得一头雾水，问过好多人，但好像都搞不清楚。不过，不管他是谁，我们对分裂祖国的人一向都是深恶痛绝的！我们还经常惋惜外蒙古以前还是中国的领土呢！
因为不了解而向往着，因为不了解而困惑着。然而我们对西藏问题的求知欲被琐碎的生活淹没了。
促使我弄清楚西藏的真相是源自一件事：
这个学期我选了Culture in Conflict(文化冲突）这门课。上课第一天老师就分配要做presentation的题目，有美国的印第安人，澳洲的毛利人，中国的西藏人。我对前两个一点概念都没有，自然要选讲西藏。没想到老师竟然不准我做这个题目！说你们中国不民主，没有人权，你不能对这个题目做出正确的判断！TMD! 老子是中国人还竟然不能讲中国的事！在据理以争之后终于获得了讲西藏的题目。
拿到题目一看我差点没吐血！题目是：Chinese Policy against Tibet — genocide, destruction through tourism （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大屠杀，以及通过旅游破坏西藏）！！！那天的课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怎么可以这样说中国！我本想暴跳起来跟那个老师吵架，但慑于我的学分还在她的掌握中，但更多的是：我拿什么跟她争？我才发现自己对西藏的了解少得那么可怜。我屈辱的熬完了那3个小时的课，让我知道了
两件事：1. 大多数外国人都认为是中国侵略了西藏这个原本独立的国家，西藏几十年来在中国的统治下人口、宗教、文化受到了毁灭性打击。2.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必
要有责任有义务澄清西藏问题。
这学期我没干别的，读了大量的书、材料，浏览了大量的网页，中国人写的，西藏人写的，外国人写的。多亏我是在国外，才可以看得见达赖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言论。我也终于完成文化冲突课的关于西藏的presentation,做完了这一切，我感觉我的心态从最初的气愤 + 无知变成了一种平和的状态，既不觉得西藏神秘、了不起，也不觉得讨厌、可怜。
我想把我所做的和所有想知道西藏真相的人分享，希望会对那些和先前的我一样困惑的人会有所帮助。我也希望斑竹不要封了我的帖子，我就知道有个人的blog，因为讲了太多的西藏问题而被封了。当然他也没有讲什么反动言论，只是某些观点和政府宣传的不太一致罢了。
今天先写个序，以后每天我都会写一点。
一 . “西藏”这个词的定义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西藏”这个词的定义。“西藏”这个词有双重含义——— 政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政治的西藏是指中国境内的西藏自治区，范围等同于近代达赖喇嘛政府统治区域。民族的西藏指西藏人种分布的区域，这片区域和西欧一样大。他们不仅分布在中国，在印度（拉达克[Ladakh]，锡金[Sikkim]，奈尼塔尔邦[Uttar Pradesh]北部），尼泊尔和不丹都有藏族的分布。而在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境内有四百六十万藏族，分布在两个主要区域－－ 46%在西藏自治区(TAR)，54%在中国西部的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
政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的这种区别成为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的表述战场的一部分。例如，因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重新统一中国境内的所有藏区为一个“大西藏”，他们认为的“西藏”是在中国境内有藏族分布的地区。他们通常使用“西藏”这个词来表述民族西藏区域和政治的西藏区域发生的事件。因此，尽管解放军是1950年10月进入的政治的的西藏，而西藏流亡政府宣布西藏早在1949年即被入侵，其实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民族西藏的青海，四川和甘肃省的藏区。类似的，20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为了表示西藏已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宣称西藏代表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会议，暗示他们来自拉萨，但实际上他们来自民族西藏。
西藏问题，其实质是与中国相关的西藏的政治地位的问题，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冲突问题。西藏问题是一个矛盾的两面：一面是民族（西藏）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另一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其领土完整的权利。
类似的民族冲突没有简单的答案。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一个民族什么时候可以正当地要求自决，或一个多民族国家什么时候有权阻止其分离。目前的联合国宪章对此的规定也含糊不清。第一条第二款说，联合国的目的是保证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但第二条第七款说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在这个典型的民族冲突中，中国政府和达赖对领土控制的斗争，伴随着各自对历史和当代事件的表述的斗争。双方（包括他们的外国支持者们）定期用带着高度感情色彩，通常也是没有诚意的词汇来描述历史事件，影响国际认知并为他们的事业赢得同情。历史是主战场，双方用政治辞藻不透明地修饰冲突的事实，以至事实含糊不清。有兴趣的观察者们被相互矛盾的控诉和反控诉淹没，即使是专家也极难不偏不倚、客观地评价该冲突。
我的分析尽量做到客观真实。
二。 西藏历史的简要介绍
关于西藏的历史争议不多，毕竟是过去几百年的东西了，也没什么好争的。我把我能找到的专有名词的英文附在后面，给大家借鉴。
1。吐蕃王国的崛起
有记载的西藏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西藏在一种北印度文字的基础上创建了书写文字，佛教（Buddhism)从印度引入西藏，西藏逐渐成为更成熟的文明。统一了吐蕃国各小邦的国王松赞干布（Songtsen Gampo)娶了唐朝（618-907）( Chinese Tang Dynasty) 的文成公主，以示和唐朝交好。文成公主随身带来了大量的佛经，佛像，中原地区的稻种，耕种技术，以及大量的工匠。这是中原文化第一次传入西藏，对西藏的文明发展起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至今还保存在布达拉宫里（Potala Palace)。
2。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
松赞干布建立的强大的吐蕃王国200年后便衰弱了，分裂成了一些自治的地方侯国。从那时起到18世纪西藏时而统一时而分裂，在这段历史中我就不讲西藏的编年史了，而是着重介绍一下藏传佛教的发展以及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形成。想必大家都不太清楚吧。先补充一句，自从佛教传入西藏之后，和尚就被叫做“喇嘛” (Lama)。
随着中央政权的瓦解，西藏的佛教也分成了许多派别。由于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分别支持着不同的侯国，参与到了政治事务中，支持势力强大的世俗官员，同时也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些重要的教派有：萨迦派(Sakya)，噶玛噶举派(Karma Kargyu)和止贡噶举派(Drigung Kargyu)。这是在西藏第一次宗教力量参与到了政治事务中。
达赖喇嘛 (Dalai Lama)
不同的佛教派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之间常年都有冲突甚至战争。最后，一个叫做“格鲁派”（Geluk）（书上通常称为“黄帽派”）的分支和他们的支持者 —— 蒙古人的军队占了优势，蒙古的一个国王赐封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加措为“达赖”，在蒙古语中是“大海”的意思，暗示他的智识或灵力象海洋一样宽广。这就是达赖喇嘛这个封号的由来。索南嘉措是拥有这一封号的第一人。但因为他是格鲁派/黄帽派这个活佛世系的三世，他被称为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他的两个前生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
活佛的转世（reincarnation）
将转世作为宗教传承的方法在黄帽派出现之前数百年前即已出现。这个主意来自佛教教义，所有人都陷入生、死、再生的轮回中，直至达到涅磐（nirvana）（悟境enlightenment）。在大乘佛教学派（Mahayana，藏传佛教属于其中一个分支）中，一些得悟者（菩萨，bodhisattvas）推迟他们从生与再生轮回中的最后解脱——涅磐——返回人间普度众生。
活佛用这一概念预言他自己的再生；他死之后，他的门徒发现了他们认为的化身儿童。那个儿童被认为是老喇嘛在一个新的肉身内，因此老喇嘛的神授权威和地位现在由他继承。在一个不同宗教教派为世俗供奉竞争的世界里，这种再生形式的宗教和政治优势十分显著，因此很快为西藏宗教界普遍接受。再生喇嘛发展出世系，开始拥有财产和农民，在代际之间保留法定身份。初始的大喇嘛的新的化身构成了不间断的继承世系。只要所有人认可寻访过程的正当性，神圣喇嘛的强大的神力常规化，供奉得以延续。
班禅喇嘛（PAmchen Lama）
由于格鲁派和蒙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第四世达赖喇嘛被认为是在一个蒙古小孩的肉身内。（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在西藏境内寻访的达赖喇嘛。由于达赖喇嘛必须要在西藏寻访的制度，也让日后的中国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目前流亡在印度的14世达赖已经73岁高龄，北京现在似乎就是耐心的等他“驾鹤西去” 之后，在西藏探访一个15世达赖小孩..........一切棘手的问题就可以不治而愈了。这些都是后话，我以后会在我的高楼中详细叙述，现在回来接着讲班禅。）
四世达赖是一个蒙古小孩，没有佛教的背景知识，于是格鲁派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来做四世达赖的老师。后来这个当老师的活佛就被称为班禅喇嘛。这个第一次被称为班禅喇嘛的活佛也是他这个世系里的第四代，因此他就是四世班禅，并且也追认他的三个前身为第一第二第三是班禅喇嘛。也就是说第四世班禅是第四世达赖的老师。
自那以后，每次老达赖死后，对下一任达赖的寻访都要经过当时在世的班禅的认可，同样对班禅的寻访也要经过达赖的认可。
达赖喇嘛世系表：
年 代 原 名
达赖一世（追认） 1391－1474 根敦主
达赖二世（追认） 1475－1542 根敦嘉措
达赖三世 1543－1588 索南嘉措
达赖四世 1589－1616 云丹嘉措
达赖五世 1617－1682 阿旺罗桑嘉措
达赖六世 1683－1706 仓央嘉措
达赖七世 1708－1757 格桑嘉措
达赖八世 1758－1804 绛贝嘉措
达赖九世 1805－1815 隆朵嘉措
达赖十世 1816－1837 楚臣嘉措
达赖十一世 1838－1855 克主嘉措
达赖十二世 1856－1875 成烈嘉措
达赖十三世 1876－1933 土丹嘉措
达赖十四世 1934---
班禅世系表：
年 代 本 名
一世班禅（追认） 1385－1438 格雷贝桑
二世班禅（追认） 1439－1504 索南乔郎
三世班禅（追认） 1505－1566 温萨八罗桑敦主
四世班禅 1567－1662 罗桑却吉坚赞
五世班禅 1663－1737 罗桑意希
六世班禅 1738－1780 贝丹意希
七世班禅 1782－1853 丹贝尼玛
八世班禅 1854－1882 丹贝旺秋
九世班禅 1883－1937 却吉尼玛
十世班禅 1938－1989 宫保慈丹
十一世班禅 1990----
3。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掌权
蒙古四世达赖喇嘛死于1616年，在拉萨不远的西藏中部发现了他的继承者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的青年时期，教派冲突激化，藏巴国王（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的助手开始迫害康区的格鲁派僧人和学院，并进入西藏中部攻击格鲁派的主要中心。格鲁派害怕这是扫除他们教派的联合行动之始，转而求助于他们的蒙古拥护者固始汗(Gushri Khan)。
固始汗是和蒙古和硕特部落的首领，和硕特部落位于今天新疆东北部，是西蒙古的一支。作为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他响应喇嘛的求助。1637年和1640 年之间，他打
败了安多（今青海一带）和康区（今西藏和四川云南接壤一带）反对格鲁派的军队，把他的整个部落搬迁到安多。然后，应五世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Sonam Ch?pel)之请，固始汗发兵西藏，进攻藏巴国王的老巢日喀则。格鲁派派遣支持者的军队和僧人帮助他，1642年，他们攻下日喀则。西藏国王（藏巴国王）被处死。
固始汗将整个西藏的最高权力奉呈给五世达赖喇嘛，（政教合一了，不过这时有什么重大事件达赖还得请示固始汗）。任命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为摄政，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黄帽派的主要竞争对手，噶玛噶举派咽下了失败的苦果，受到格鲁派政府的迫害。他们的财富和财产被没收，许多僧侣被迫改信格鲁派。由此，黄帽派在大小，力量和财富方面迅速超越了其他教派。
在一个国家使用外国军队夺权是危险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西藏就是如此。固始汗为他的喇嘛赢得西藏之后没有收拾军队回到安多。他和其子孙自封为西藏之王，继续留在卫藏（今西藏自治区中部地区），夏天在拉萨北面的牧场度过，冬季则在拉萨。新的黄帽派政府的军权还在他手上。达赖喇嘛和摄政管理国家，但很明显他们要请示尊重和硕特部落的固始汗的意见。
格鲁派统一西藏之时，满族(Manchu)正处在征服中国的最后阶段。1644年他们创建了新的王朝——清朝——一直持续到1911年。清朝顺治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他同意了，于1656年抵达北京。顺治皇帝以崇高的礼仪款待达赖喇嘛。这次会见中西藏喇嘛在政治上并没有任何任何从属地位。达赖喇嘛有和硕特部的军队做后盾，他在其他蒙古部落中也有广泛的追随者，其中一些正威胁着清朝，他可不是等闲视之的人物。（清朝留下的历史书中却多以天朝上国自居，也有可能是为了取悦皇帝，把这次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的会见说成是君臣关系的接见。中国以后的历史观也就沿用了清朝的观点。但那时以及之前的西藏都还没有归入中国版图，直到1720年。下文再详细说。）
西藏的稳定一直持续到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逝世。那时转世继承的弱点导致了一段衰落期。已故喇嘛的转世要到他死后才出生。这样从老达赖去世到下一任达赖成年，不可避免的总有15到20年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五世达赖喇嘛逝世后，当时西藏的摄政桑结嘉措(Sangye Gyatso)密不发丧。他的动机或者是贪恋权位，或者是害怕会引起大的动乱，总之他假称达赖喇嘛入定修行，不能被打扰。就这样，他愚弄大众，以五世达赖喇嘛之名统治西藏14年，直到1696年秘密被公开为止。
这段时期，西藏摄政暗中勾结强大的准噶尔蒙古部落（与一直支持格鲁派的和硕特部落相区别的另一个蒙古部落。是威胁清朝利益的一支强大力量，后被康熙所灭。大家如果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可能会有印象。插一句，是我的偶像陈道明演的。）。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Ganden)曾在拉萨主要的格鲁派寺庙做过僧人。看起来西藏摄政鼓励准噶尔人（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统一全蒙古。1682年，准噶尔人攻打东蒙古（喀尔喀[Khalkha]），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一个新的统一的蒙古似乎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猜测，摄政想用准噶尔人的力量来平衡西藏和硕特蒙古部落的军事势力，甚至可能想把他们赶出西藏，回到安多。他也可能觉得如果准噶尔人统一蒙古，达赖喇嘛在蒙古的势力和威望能得到加强，因为准噶尔人把达赖看成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但是这位摄政在玩一个高危险的游戏：准噶尔人是有能力挑战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部落，和他们为伍就意味着反对清朝的利益。
准噶尔和和硕特部落的连年交战后，战败的和硕特部落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康熙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归顺。康熙以为准噶尔的精神领袖五世达赖喇嘛还活着，于是请求达赖运用他的宗教力量劝说准噶尔人停止入侵。西藏摄政并没有告诉康熙皇帝达赖喇嘛已死，表面上他派了一名喇嘛的使者去劝准噶尔人停止入侵，但他又公开举行宗教仪式祈祷胜利。准噶尔人继续向南，兵发内蒙古。康熙皇帝派大军抵抗，1696年大胜于蒙古克鲁伦河(Kalulun River)。噶尔丹自杀。准噶尔对清朝的威胁结束了，但是对清朝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帝意识到西藏喇嘛的重要性和西藏摄政在政治上不值得信任。
当时清朝并无意将西藏纳入中国统治。他的目标是控制西藏人的的精神领袖，特别是要阻止西藏喇嘛用他们的宗教力量影响蒙古，损害清朝利益。过去，清朝曾试图通过封号和礼物赢得象达赖喇嘛这样的西藏高级喇嘛的友谊和忠诚，但是这种方法被证明是不够的。现在，清朝决定与西藏建立一种松散的保护关系，保证清王朝的利益。强大的清王朝会保护西藏不受内外冲突侵扰，同时让朝廷批准的西藏领袖统治西藏。
1720年， 为了彻底排除西藏境内的准噶尔的残余力量，康熙与7世达赖签署协议，西藏归顺大清帝国，而清朝派兵驻扎西藏，任命七世达赖为最高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管理西藏。（真正的政教合一，达赖全权处理西藏的僧俗事务）此时在历史上第一次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 1728年，雍正帝为了便于管辖西藏，大幅缩小西藏领土。康区的一部分划归四川省管辖，另外一部分划归云南省。安多或库库诺尔(Kokonor)则早在1724年统治该地的蒙古可汗叛乱后，改由西宁管辖。雍正为了均衡权利，还提议黄帽派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管理整个西藏西南部和西部。五世班禅喇嘛一开始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最终接受统治后藏的一片地区。于是，由达赖管理的拉萨政府现在统治着一个小得多的区域。
4。事实独立期（1911-1949）
清王朝1911年被推翻，建立民国。
十三世达赖趁这个混乱的局势寻求西藏独立。
1913年，临时总统袁世凯，给达赖喇嘛发去如下的电报：目前，民国建立，五族[汉、藏、满、蒙、回]共和，达赖喇嘛自然应感到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情况下，他先前的错误可以忽略（具体达赖13犯了什么错，我下一贴再讲）；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从此恢复，希望他支持黄教，帮助民国。
达赖喇嘛回复说，他并未向中国政府请求他以前的封号，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统治。”许多人将这份回复和他回来22天后发布的一则公告解释为等同于独立宣示。
中华民国并不承认西藏的独立，但是这段时间中国完全陷入两次世界大战及全面的内战中，根本没有精力对西藏采取实际行动。当然，中国也没有放弃其对西藏主权的主张。蒋介石政府在全世界（和中国本土）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积极在国际上营造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印象，有力地加强其地位。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也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而西藏没有官员理解西方政治，也不说英语，无忧无虑地忽略了这个对其不祥的发展。然而西藏同时也在没有蒋介石政府介入的情形下独立运作。西藏的独立只是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这个时期西藏政府却完全是独立运作的。
所以叫事实独立期。西藏，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美丽神秘的旅游胜地，有着与众不同的风土人情。西藏自然景观宗教文化对国内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西方的中产阶级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西藏这个符号面前，不由自主地顶礼膜拜起来。相对于被烟囱废气臭水笼罩的城市，西藏有透明的蓝天白云和纯净的雪山草地；相对于烦杂的办公室和电脑和拥挤的街道，西藏人烟稀少，每个人似乎都与人为善，路上看到的每一个藏人都在向你点头微笑；相对于做不完的事，赚不完的钱，藏人那虽然清苦的生活好像乐土一样，他们虔诚信佛，心中没有烦恼。这么一个被先驱的旅游者异化的西藏和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产生了无比的吸引力，击打着每个人的心灵。一个小资，可能对离家不远的路不认识，却可能对“然乌湖”、“纳木错”甚至“墨脱”这样的地方如数家珍。
然而，中国人也并不会因为西藏 独特的风光和民风而觉得西藏在中国的地位有多特殊，大家对西藏的感情和对大理丽江九寨沟敦煌的感情差不多，对藏族的看法也认为藏族只不过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员。
历史课中对西藏总是一笔带过，我们只知道解放军1950年和平解放了西藏，而之前西藏盛行着罪恶的农奴制。然而我们又经常听见（看见）新闻中猛烈抨击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恶行（当然我们也只能从被政府垄断的媒体中获得新闻）。达赖喇嘛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我们被搞得一头雾水，问过好多人，但好像都搞不清楚。不过，不管他是谁，我们对分裂祖国的人一向都是深恶痛绝的！我们还经常惋惜外蒙古以前还是中国的领土呢！
因为不了解而向往着，因为不了解而困惑着。然而我们对西藏问题的求知欲被琐碎的生活淹没了。
促使我弄清楚西藏的真相是源自一件事：
这个学期我选了Culture in Conflict(文化冲突）这门课。上课第一天老师就分配要做presentation的题目，有美国的印第安人，澳洲的毛利人，中国的西藏人。我对前两个一点概念都没有，自然要选讲西藏。没想到老师竟然不准我做这个题目！说你们中国不民主，没有人权，你不能对这个题目做出正确的判断！TMD! 老子是中国人还竟然不能讲中国的事！在据理以争之后终于获得了讲西藏的题目。
拿到题目一看我差点没吐血！题目是：Chinese Policy against Tibet — genocide, destruction through tourism （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大屠杀，以及通过旅游破坏西藏）！！！那天的课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怎么可以这样说中国！我本想暴跳起来跟那个老师吵架，但慑于我的学分还在她的掌握中，但更多的是：我拿什么跟她争？我才发现自己对西藏的了解少得那么可怜。我屈辱的熬完了那3个小时的课，让我知道了
两件事：1. 大多数外国人都认为是中国侵略了西藏这个原本独立的国家，西藏几十年来在中国的统治下人口、宗教、文化受到了毁灭性打击。2.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必
要有责任有义务澄清西藏问题。
这学期我没干别的，读了大量的书、材料，浏览了大量的网页，中国人写的，西藏人写的，外国人写的。多亏我是在国外，才可以看得见达赖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言论。我也终于完成文化冲突课的关于西藏的presentation,做完了这一切，我感觉我的心态从最初的气愤 + 无知变成了一种平和的状态，既不觉得西藏神秘、了不起，也不觉得讨厌、可怜。
我想把我所做的和所有想知道西藏真相的人分享，希望会对那些和先前的我一样困惑的人会有所帮助。我也希望斑竹不要封了我的帖子，我就知道有个人的blog，因为讲了太多的西藏问题而被封了。当然他也没有讲什么反动言论，只是某些观点和政府宣传的不太一致罢了。
今天先写个序，以后每天我都会写一点。
一 . “西藏”这个词的定义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西藏”这个词的定义。“西藏”这个词有双重含义——— 政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政治的西藏是指中国境内的西藏自治区，范围等同于近代达赖喇嘛政府统治区域。民族的西藏指西藏人种分布的区域，这片区域和西欧一样大。他们不仅分布在中国，在印度（拉达克[Ladakh]，锡金[Sikkim]，奈尼塔尔邦[Uttar Pradesh]北部），尼泊尔和不丹都有藏族的分布。而在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境内有四百六十万藏族，分布在两个主要区域－－ 46%在西藏自治区(TAR)，54%在中国西部的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
政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的这种区别成为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的表述战场的一部分。例如，因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重新统一中国境内的所有藏区为一个“大西藏”，他们认为的“西藏”是在中国境内有藏族分布的地区。他们通常使用“西藏”这个词来表述民族西藏区域和政治的西藏区域发生的事件。因此，尽管解放军是1950年10月进入的政治的的西藏，而西藏流亡政府宣布西藏早在1949年即被入侵，其实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民族西藏的青海，四川和甘肃省的藏区。类似的，20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为了表示西藏已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宣称西藏代表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会议，暗示他们来自拉萨，但实际上他们来自民族西藏。
西藏问题，其实质是与中国相关的西藏的政治地位的问题，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冲突问题。西藏问题是一个矛盾的两面：一面是民族（西藏）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另一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其领土完整的权利。
类似的民族冲突没有简单的答案。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一个民族什么时候可以正当地要求自决，或一个多民族国家什么时候有权阻止其分离。目前的联合国宪章对此的规定也含糊不清。第一条第二款说，联合国的目的是保证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但第二条第七款说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在这个典型的民族冲突中，中国政府和达赖对领土控制的斗争，伴随着各自对历史和当代事件的表述的斗争。双方（包括他们的外国支持者们）定期用带着高度感情色彩，通常也是没有诚意的词汇来描述历史事件，影响国际认知并为他们的事业赢得同情。历史是主战场，双方用政治辞藻不透明地修饰冲突的事实，以至事实含糊不清。有兴趣的观察者们被相互矛盾的控诉和反控诉淹没，即使是专家也极难不偏不倚、客观地评价该冲突。
我的分析尽量做到客观真实。
二。 西藏历史的简要介绍
关于西藏的历史争议不多，毕竟是过去几百年的东西了，也没什么好争的。我把我能找到的专有名词的英文附在后面，给大家借鉴。
1。吐蕃王国的崛起
有记载的西藏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西藏在一种北印度文字的基础上创建了书写文字，佛教（Buddhism)从印度引入西藏，西藏逐渐成为更成熟的文明。统一了吐蕃国各小邦的国王松赞干布（Songtsen Gampo)娶了唐朝（618-907）( Chinese Tang Dynasty) 的文成公主，以示和唐朝交好。文成公主随身带来了大量的佛经，佛像，中原地区的稻种，耕种技术，以及大量的工匠。这是中原文化第一次传入西藏，对西藏的文明发展起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至今还保存在布达拉宫里（Potala Palace)。
2。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
松赞干布建立的强大的吐蕃王国200年后便衰弱了，分裂成了一些自治的地方侯国。从那时起到18世纪西藏时而统一时而分裂，在这段历史中我就不讲西藏的编年史了，而是着重介绍一下藏传佛教的发展以及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形成。想必大家都不太清楚吧。先补充一句，自从佛教传入西藏之后，和尚就被叫做“喇嘛” (Lama)。
随着中央政权的瓦解，西藏的佛教也分成了许多派别。由于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分别支持着不同的侯国，参与到了政治事务中，支持势力强大的世俗官员，同时也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些重要的教派有：萨迦派(Sakya)，噶玛噶举派(Karma Kargyu)和止贡噶举派(Drigung Kargyu)。这是在西藏第一次宗教力量参与到了政治事务中。
达赖喇嘛 (Dalai Lama)
不同的佛教派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之间常年都有冲突甚至战争。最后，一个叫做“格鲁派”（Geluk）（书上通常称为“黄帽派”）的分支和他们的支持者 —— 蒙古人的军队占了优势，蒙古的一个国王赐封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加措为“达赖”，在蒙古语中是“大海”的意思，暗示他的智识或灵力象海洋一样宽广。这就是达赖喇嘛这个封号的由来。索南嘉措是拥有这一封号的第一人。但因为他是格鲁派/黄帽派这个活佛世系的三世，他被称为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他的两个前生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
活佛的转世（reincarnation）
将转世作为宗教传承的方法在黄帽派出现之前数百年前即已出现。这个主意来自佛教教义，所有人都陷入生、死、再生的轮回中，直至达到涅磐（nirvana）（悟境enlightenment）。在大乘佛教学派（Mahayana，藏传佛教属于其中一个分支）中，一些得悟者（菩萨，bodhisattvas）推迟他们从生与再生轮回中的最后解脱——涅磐——返回人间普度众生。
活佛用这一概念预言他自己的再生；他死之后，他的门徒发现了他们认为的化身儿童。那个儿童被认为是老喇嘛在一个新的肉身内，因此老喇嘛的神授权威和地位现在由他继承。在一个不同宗教教派为世俗供奉竞争的世界里，这种再生形式的宗教和政治优势十分显著，因此很快为西藏宗教界普遍接受。再生喇嘛发展出世系，开始拥有财产和农民，在代际之间保留法定身份。初始的大喇嘛的新的化身构成了不间断的继承世系。只要所有人认可寻访过程的正当性，神圣喇嘛的强大的神力常规化，供奉得以延续。
班禅喇嘛（PAmchen Lama）
由于格鲁派和蒙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第四世达赖喇嘛被认为是在一个蒙古小孩的肉身内。（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在西藏境内寻访的达赖喇嘛。由于达赖喇嘛必须要在西藏寻访的制度，也让日后的中国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目前流亡在印度的14世达赖已经73岁高龄，北京现在似乎就是耐心的等他“驾鹤西去” 之后，在西藏探访一个15世达赖小孩..........一切棘手的问题就可以不治而愈了。这些都是后话，我以后会在我的高楼中详细叙述，现在回来接着讲班禅。）
四世达赖是一个蒙古小孩，没有佛教的背景知识，于是格鲁派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来做四世达赖的老师。后来这个当老师的活佛就被称为班禅喇嘛。这个第一次被称为班禅喇嘛的活佛也是他这个世系里的第四代，因此他就是四世班禅，并且也追认他的三个前身为第一第二第三是班禅喇嘛。也就是说第四世班禅是第四世达赖的老师。
自那以后，每次老达赖死后，对下一任达赖的寻访都要经过当时在世的班禅的认可，同样对班禅的寻访也要经过达赖的认可。
达赖喇嘛世系表：
年 代 原 名
达赖一世（追认） 1391－1474 根敦主
达赖二世（追认） 1475－1542 根敦嘉措
达赖三世 1543－1588 索南嘉措
达赖四世 1589－1616 云丹嘉措
达赖五世 1617－1682 阿旺罗桑嘉措
达赖六世 1683－1706 仓央嘉措
达赖七世 1708－1757 格桑嘉措
达赖八世 1758－1804 绛贝嘉措
达赖九世 1805－1815 隆朵嘉措
达赖十世 1816－1837 楚臣嘉措
达赖十一世 1838－1855 克主嘉措
达赖十二世 1856－1875 成烈嘉措
达赖十三世 1876－1933 土丹嘉措
达赖十四世 1934---
班禅世系表：
年 代 本 名
一世班禅（追认） 1385－1438 格雷贝桑
二世班禅（追认） 1439－1504 索南乔郎
三世班禅（追认） 1505－1566 温萨八罗桑敦主
四世班禅 1567－1662 罗桑却吉坚赞
五世班禅 1663－1737 罗桑意希
六世班禅 1738－1780 贝丹意希
七世班禅 1782－1853 丹贝尼玛
八世班禅 1854－1882 丹贝旺秋
九世班禅 1883－1937 却吉尼玛
十世班禅 1938－1989 宫保慈丹
十一世班禅 1990----
3。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掌权
蒙古四世达赖喇嘛死于1616年，在拉萨不远的西藏中部发现了他的继承者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的青年时期，教派冲突激化，藏巴国王（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的助手开始迫害康区的格鲁派僧人和学院，并进入西藏中部攻击格鲁派的主要中心。格鲁派害怕这是扫除他们教派的联合行动之始，转而求助于他们的蒙古拥护者固始汗(Gushri Khan)。
固始汗是和蒙古和硕特部落的首领，和硕特部落位于今天新疆东北部，是西蒙古的一支。作为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他响应喇嘛的求助。1637年和1640 年之间，他打
败了安多（今青海一带）和康区（今西藏和四川云南接壤一带）反对格鲁派的军队，把他的整个部落搬迁到安多。然后，应五世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Sonam Ch?pel)之请，固始汗发兵西藏，进攻藏巴国王的老巢日喀则。格鲁派派遣支持者的军队和僧人帮助他，1642年，他们攻下日喀则。西藏国王（藏巴国王）被处死。
固始汗将整个西藏的最高权力奉呈给五世达赖喇嘛，（政教合一了，不过这时有什么重大事件达赖还得请示固始汗）。任命达赖喇嘛的总管索南饶丹为摄政，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黄帽派的主要竞争对手，噶玛噶举派咽下了失败的苦果，受到格鲁派政府的迫害。他们的财富和财产被没收，许多僧侣被迫改信格鲁派。由此，黄帽派在大小，力量和财富方面迅速超越了其他教派。
在一个国家使用外国军队夺权是危险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西藏就是如此。固始汗为他的喇嘛赢得西藏之后没有收拾军队回到安多。他和其子孙自封为西藏之王，继续留在卫藏（今西藏自治区中部地区），夏天在拉萨北面的牧场度过，冬季则在拉萨。新的黄帽派政府的军权还在他手上。达赖喇嘛和摄政管理国家，但很明显他们要请示尊重和硕特部落的固始汗的意见。
格鲁派统一西藏之时，满族(Manchu)正处在征服中国的最后阶段。1644年他们创建了新的王朝——清朝——一直持续到1911年。清朝顺治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他同意了，于1656年抵达北京。顺治皇帝以崇高的礼仪款待达赖喇嘛。这次会见中西藏喇嘛在政治上并没有任何任何从属地位。达赖喇嘛有和硕特部的军队做后盾，他在其他蒙古部落中也有广泛的追随者，其中一些正威胁着清朝，他可不是等闲视之的人物。（清朝留下的历史书中却多以天朝上国自居，也有可能是为了取悦皇帝，把这次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的会见说成是君臣关系的接见。中国以后的历史观也就沿用了清朝的观点。但那时以及之前的西藏都还没有归入中国版图，直到1720年。下文再详细说。）
西藏的稳定一直持续到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逝世。那时转世继承的弱点导致了一段衰落期。已故喇嘛的转世要到他死后才出生。这样从老达赖去世到下一任达赖成年，不可避免的总有15到20年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五世达赖喇嘛逝世后，当时西藏的摄政桑结嘉措(Sangye Gyatso)密不发丧。他的动机或者是贪恋权位，或者是害怕会引起大的动乱，总之他假称达赖喇嘛入定修行，不能被打扰。就这样，他愚弄大众，以五世达赖喇嘛之名统治西藏14年，直到1696年秘密被公开为止。
这段时期，西藏摄政暗中勾结强大的准噶尔蒙古部落（与一直支持格鲁派的和硕特部落相区别的另一个蒙古部落。是威胁清朝利益的一支强大力量，后被康熙所灭。大家如果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可能会有印象。插一句，是我的偶像陈道明演的。）。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Ganden)曾在拉萨主要的格鲁派寺庙做过僧人。看起来西藏摄政鼓励准噶尔人（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统一全蒙古。1682年，准噶尔人攻打东蒙古（喀尔喀[Khalkha]），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一个新的统一的蒙古似乎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猜测，摄政想用准噶尔人的力量来平衡西藏和硕特蒙古部落的军事势力，甚至可能想把他们赶出西藏，回到安多。他也可能觉得如果准噶尔人统一蒙古，达赖喇嘛在蒙古的势力和威望能得到加强，因为准噶尔人把达赖看成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但是这位摄政在玩一个高危险的游戏：准噶尔人是有能力挑战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部落，和他们为伍就意味着反对清朝的利益。
准噶尔和和硕特部落的连年交战后，战败的和硕特部落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康熙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归顺。康熙以为准噶尔的精神领袖五世达赖喇嘛还活着，于是请求达赖运用他的宗教力量劝说准噶尔人停止入侵。西藏摄政并没有告诉康熙皇帝达赖喇嘛已死，表面上他派了一名喇嘛的使者去劝准噶尔人停止入侵，但他又公开举行宗教仪式祈祷胜利。准噶尔人继续向南，兵发内蒙古。康熙皇帝派大军抵抗，1696年大胜于蒙古克鲁伦河(Kalulun River)。噶尔丹自杀。准噶尔对清朝的威胁结束了，但是对清朝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帝意识到西藏喇嘛的重要性和西藏摄政在政治上不值得信任。
当时清朝并无意将西藏纳入中国统治。他的目标是控制西藏人的的精神领袖，特别是要阻止西藏喇嘛用他们的宗教力量影响蒙古，损害清朝利益。过去，清朝曾试图通过封号和礼物赢得象达赖喇嘛这样的西藏高级喇嘛的友谊和忠诚，但是这种方法被证明是不够的。现在，清朝决定与西藏建立一种松散的保护关系，保证清王朝的利益。强大的清王朝会保护西藏不受内外冲突侵扰，同时让朝廷批准的西藏领袖统治西藏。
1720年， 为了彻底排除西藏境内的准噶尔的残余力量，康熙与7世达赖签署协议，西藏归顺大清帝国，而清朝派兵驻扎西藏，任命七世达赖为最高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管理西藏。（真正的政教合一，达赖全权处理西藏的僧俗事务）此时在历史上第一次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 1728年，雍正帝为了便于管辖西藏，大幅缩小西藏领土。康区的一部分划归四川省管辖，另外一部分划归云南省。安多或库库诺尔(Kokonor)则早在1724年统治该地的蒙古可汗叛乱后，改由西宁管辖。雍正为了均衡权利，还提议黄帽派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管理整个西藏西南部和西部。五世班禅喇嘛一开始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最终接受统治后藏的一片地区。于是，由达赖管理的拉萨政府现在统治着一个小得多的区域。
4。事实独立期（1911-1949）
清王朝1911年被推翻，建立民国。
十三世达赖趁这个混乱的局势寻求西藏独立。
1913年，临时总统袁世凯，给达赖喇嘛发去如下的电报：目前，民国建立，五族[汉、藏、满、蒙、回]共和，达赖喇嘛自然应感到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情况下，他先前的错误可以忽略（具体达赖13犯了什么错，我下一贴再讲）；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从此恢复，希望他支持黄教，帮助民国。
达赖喇嘛回复说，他并未向中国政府请求他以前的封号，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统治。”许多人将这份回复和他回来22天后发布的一则公告解释为等同于独立宣示。
中华民国并不承认西藏的独立，但是这段时间中国完全陷入两次世界大战及全面的内战中，根本没有精力对西藏采取实际行动。当然，中国也没有放弃其对西藏主权的主张。蒋介石政府在全世界（和中国本土）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积极在国际上营造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印象，有力地加强其地位。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也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而西藏没有官员理解西方政治，也不说英语，无忧无虑地忽略了这个对其不祥的发展。然而西藏同时也在没有蒋介石政府介入的情形下独立运作。西藏的独立只是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这个时期西藏政府却完全是独立运作的。
所以叫事实独立期。
5．西藏和英国的关系（清朝末年民国初期）
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由于对印度这一“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和英国“食品篮”的高度重视，确保英国能在南亚次大陆长期稳定地榨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根据印度的地理特点和周边环境，英国的战略家们逐步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的战略思想。 “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便是这三个缓冲区之一。从这一战略构思出发，英国对西藏进行侵略就成为了必然。
英国对西藏和印度之间可能发展出繁荣贸易给予厚望，希望印度能像向西藏出口茶叶，而从西藏得到羊毛、兽角、毛皮、草药、金和麝香等。然而，西藏政府似乎比清朝政府更加闭关自守，对与英国人做生意的要求拒之不理。不允许英国考察团进入西藏，也不允许在边境开设商埠。1899年寇松勋爵(Lord Curzon)上任印度总督后他得到伦敦许可，给达赖13写信，要求开通西藏和印度以及锡丹的边境贸易。达赖喇嘛原封不动地退还这些信件，回复说，中国人不喜欢达赖喇嘛和英国人通信。由于不能启动和西藏政府面对面的会谈，1903年，寇松说服伦敦，派遣一支远征队强迫西藏谈判。但西藏人拒绝和远征队会谈，英国军官便命令他们的军队(多数士兵是印度人)一路攻向拉萨。西藏军队奋起反抗，但无奈藏族士兵的兵器只是大刀，而英国军队却是现代化的装配，藏族士兵不等接近敌人，早已中弹身亡。一系列战役之后，西藏军队被轻松击败。那简直不是打战，而是在玩杀人游戏，仅在古如(Guru)之战中，“几分钟内就有六、七百名西藏军人被杀。” 一英国军官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无法抵挡侵略者，英国军队1904年8月3日进入西藏首都拉萨。他们是第一支征服西藏的西方军队。
就在1904年英国军队攻入拉萨城前夕，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蒙古。（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达赖喇嘛出逃，这次的出逃让达赖养成了个坏习惯：一有什么紧急事件就要出逃外邦。后来的达赖14似乎也继承了这种“优良传统”。）由于不满达赖喇嘛的出逃，清政府于1904年宣布废黜了他“达赖喇嘛”的封号。
达赖喇嘛的留守官员和英国签署了《英藏条约》（1904年）。条约上只有西藏官员和英国远征军司令的签字，这份条约西藏同意印度（印英政府）有权派英国商贸官员在三个西藏城市（江孜[Gyantse]，噶大克[Gartok]和亚东）开设商埠。条约中非常含糊地排除中国，同时更明显地排除其他国家例如俄国，在西藏发挥政治影响力。西藏要支付562,500英镑（合750万卢比）战争赔款，英国军队占领西藏毗邻锡金的一部分（亚东的春丕谷[Chumbi Valley]），直到赔款付清。条约也规定英国商贸代表可以访问拉萨，讨论条约相关问题。根据条约的精神，印英政府实际上将西藏变为另一个“自然态”保护国。
这种西藏政府撇开北京和英国单独签署条约的做法让清王朝很不快。1906年清政府和英国签署了《中英条约》对1904年的《英藏条约》进行了修改（西藏政府不参与其中）。条约重申了中国对西藏属地的法律主权。条约中的关键条款写道：“大英政府不谋求并吞西藏领土或者干涉西藏内政。中国政府承诺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领土或内政。”以及“（1904年条约中的）各项权利除中国能独享以外，其他外国不能享有。”于是，在中国已经无力在西藏行使实际权利之时，英国单方面重申西藏对中国的从属政治地位。清政府还代替西藏政府自己向英国支付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使英军很快离开了西藏。英军撤走的同时也劫去了西藏的许多贵重文物。据侵略军的头目麦克唐纳自己回忆说：“1905年1月，我因有特别任务，被派到加尔各答担任分类编订图书及珍贵物品目录工作。这些东西就是我同威德尔大佐在西藏搜集的（实为抢劫的），件数之多，须有四百多驮子才能驮运。里边包含有许多珍贵而稀罕的喇嘛书籍、神象、宗教作品、盔甲、武器、图画、瓷皿等物。”（麦克唐纳著：《旅藏二十年》第26页，孙梅生、黄次晋译，商务版，民国二十五年出版）
1909年达赖13回到了拉萨，清政府感觉比起冒险替换达赖，还是通过他来统治西藏更为容易。但是他们对达赖的定位可以从给他的新的屈辱的封号中可以看出来：“忠诚顺从的代理摄政。”
英军入侵西藏和1904年《英藏条约》极大地改变了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清政府无意直接管理西藏或使之汉化。英国咄咄逼人的行动暗示北京，如果不立即行动起来，它在西藏的霸权地位可能失去；如果西藏成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人就能从西藏高原俯视中国要地四川。尽管此时清政府虚弱不堪，处在崩溃的边缘，但仍以惊人的活力做出发应。北京自己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使得英军很快离开了西藏土地；并开始更活跃地介入入西藏的日常管理。这样，英国对西藏的偶然入侵，刺激清政府保护其国家利益，开始着手从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更紧密地把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清政府感觉到单靠西藏自己的军队根本无法抵御外强入侵，便从四川派遣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开往拉萨。此时清政府对达赖13的信任度已经大幅度降低，上文讲过：清政府对达赖的定位可以从给他的新的屈辱的封号中可以看出来：“忠诚顺从的代理摄政”。
1910年2月清政府军队进驻拉萨时，达赖再次逃亡，但是这次却是逃到了他先前的敌人——英控印度。（他1904年英军入侵时出逃到蒙古，1909年才回到拉萨，现在才过了1年，他又逃走了。。。。。）
中国再次废黜达赖喇嘛，逐步增加西藏的实际控制，中国官员更加直接进行管理。建立了中国邮政机构，并发行了西藏的第一张邮票（汉文和藏文双语）。西藏似乎将被彻底并入中国。但是这一进程突然被打断，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了。清朝官员和军队自行解体了。
1913年达赖又回到拉萨，然后袁世凯发“复职”电报给他……..他却回电宣布西藏独立…….这些上文已经讲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集内忧外患于一身，根本没有能力对达赖宣布的西藏独立采取实质性行动，但也没有放弃对西藏主权的主张。
这时，英国提出在印度北部西姆拉（Simla） 地方举行中英藏三边会议。
1913年10月13日，所谓中、英、藏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中国政府的首席代表是陈贻范、副代表是王海平；英国首席代表是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Sir HenryMcMahon），副代表是英国驻华公使罗斯，顾问是英驻锡金政治专员贝尔（SircharlesBell）；西藏代表是伦青夏札。
中国的目的是阻止西藏独立，西藏代表的目的是要独立，英国的目的是要取得在西藏的最大权益。
英方提出《西姆拉草约》的主要内容是：
1、划分“外藏区”和“内藏区”。前者接近印度，包括拉萨、日喀则、昌都；後者是接近中国内地的部分地区，包括巴塘、理塘、打箭炉及西藏东部大部分地区。
2、在“内藏区”内，保留西藏委派寺庙堪布及地方头人之权利。
3、中国在西藏仅有“宗主权”，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不得改西藏为中国行省，不在西藏“殖民”。
4、限制中国政府驻拉萨官吏之卫队，不得超过300人。此外，不得派文武官吏及军队驻藏。
5、英国“不吞并西藏任何部分”，愿受与中国在藏受到的“同样限制”，英国驻藏商务委员会之卫队不超过中国驻拉萨官吏卫队的四分之三。
中国代表没有在会议上签字，会议就这样完全破裂告终。
麦克马洪线的由来：
然而，在1914年的3月24日，英国谈判代表享利?麦克马洪竟背着当时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以支持西藏独立为诱饵，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了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这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它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将中国西藏地方历来有效行使统治权的地方向北压缩了一百多公里。
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这条线的合法性。而英国人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没敢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也没有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
英国也没有履行它当初对西藏的诺言，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坏朋友综合症”。英国一方面出资提供武器训练藏人的军队，对藏人号称支持其独立；一方面英国又不愿为了西藏破坏和中国的关系，毕竟英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要比从西藏获得的多。因此在国际舆论上，英国一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既然讲到了麦克马洪线，就顺便讲一下中印问题。
在东经92度至97度之间的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可是一块风水宝地，不要以为这里属喜马拉雅山脉就尽是些冰雪满野的荒漠。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可种植许多亚热带作物，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想不到吧？
这块面积巨大得相当于浙江省而又富饶的地域，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存在主权争议的地区。
历史进程：
1940年印度独立以后，继续霸占着它原来的主人---英国为他抢来的这片地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把建立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了第一位，尽管当时许多国家对它半信半疑，甚至怀有敌意。于是，对于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表示：“如果因为边界问题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不解决为好，以等待时机的成熟。”在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之下，在“团结一切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口号声中，边界问题被搁置下来。
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乘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此后，中国政府经过多方交涉表明态度，印方明目张胆的军事活动才有所收敛。然而印度政府不仅不肯退出占领的中国土地，反而加紧了蚕食的进程。
1954年，印度公开以中国历届政府都未承认的“麦克马洪线”划为中印边界。
1959年，印度公开支持和收容西藏叛乱分子并在中印边境制造流血事件。
1962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中印关系降至冰点。
1962年10月12日，印度当局竟然命令其军队把中国军队从中国领土上“清除掉”。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实行自卫还击。在以后1个月的时间内，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向印度军队发动猛烈反击，歼灭印军8700多人，把所有盘踞在中国境内的印军据点全部拔除掉，取得军事上的绝对胜利，给印度侵略者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尼赫鲁乱了方寸。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独自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印度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失策啊！！！唉！打都打过去了，又退回来，从此就失去对这片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了。。。。）
而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又后撤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此时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却依然活动猖獗。他们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此时，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诚意采取实质性的举动。
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至今印度已有近七百万的移民屯居在这个争议的边境上。中国以后如果再提出边境问题，如何处理这些移民将有很大困难。
1998年5月，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为进行核试验大肆叫嚷“中国威胁论”，使中印关系一度受挫。但不久后，瓦杰帕伊的人民党联合政府又重新认识到，中印关系对21世纪印度发展至关重要。
2003年6月23日，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期间，印度政府首次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华政治活动，为重开对话开创了新的起点。同时，双方又约定各自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上贴在11页，西藏和英国的关系）
（1） 1950-1959 过渡期（过渡期第一帖）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 产党形成伊始，党内接受苏联领导，并接受苏联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区域应成为自治的共和国，有权脱离。但是二战后，中国共 产党逐渐摆脱苏联的控制，对民族地区的政策也转变为中央集权制：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区域（而不是共和国）无权脱离。西藏被认为是这些民族区域之一。1949年后期，有了联合国对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承认，新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
此时，西藏问题的解决也不比清朝覆灭时更容易。西藏军事上衰弱，内部分裂，但是从任何角度，西藏象个事实独立的政体运作。西藏也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对其独立声明的支持。英国和印度（以及后来的美国）直接和西藏交往，如同它是个独立国家，但是继续承认法理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对西藏当时政治状态的疑惑，就来自这种西方的双重标准。
西藏政府发现自己处境维艰。清朝覆灭之后，一系列幸运的事件阻止中国积极解决西藏问题；但是此时这些因素都不再存在。西藏现代化派（见本页底注释①）曾害怕，有一天西藏不得不用无力保卫自己的独立地位，如今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毫不奇怪，西藏装备不足，领导乏力；其军队在地域入侵时也显得很业余。此外，西藏在国际上比以往更加孤立，因为英国不再有国家利益来维护西藏的“自治”状态。1947年，印度独立，伦敦的角色定位在支持印度的外交政策；而后者此时的外交中心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西藏。
尽管如此，西藏政府也未坐以待毙。它对共产党在中国内战胜利的反应是：面临此对其独立的共产党威胁，呼吁美国和大英帝国给予民事和军事援助。送给英国的信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军队已入侵中国兰州、青海和新疆各省；由于这些省份地处西藏边界，我们已递送官方文书给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Mr. Mautsetung)，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
我们将我们政府送往中国共产党政府领袖的信件复件附在此信之后，希望他能适时考虑此事。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领袖对我们的信件置之不理，采取侵略性措施，向西藏派遣军队，西藏政府将被迫用可能的一切手段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西藏政府热切希望从贵政府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
敬请考虑给我们民事和军事上大量帮助，我们不胜感激，将尽快给你们答复。
西藏外交局
拉萨
1949年11月4日
西藏政府给美国人送去了一封类似的呼吁信。1949年12月22日，西藏外交局把以下信件送给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迪恩?艾奇逊：
西藏在过去三十年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然而最近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广播上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许多其他有关西藏的言论也完全是胡说八道。此外，中国共产党已经占领的新疆、西宁（青海省府）和西康等边界省份。
在如此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很快将派喇恰(Lachag)堪穷土登桑杰(Khen Thupten Sanghe)和四品官(Rimshi)登恰(Dingja)率领一个特别使团出访贵国
，西藏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
因此，如果我们的使团抵达华盛顿，希望您能够从各方面给予可能的帮助，我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得悉此计划后，新的共产党政府严正抗议；但是其担心是不必要的，西方民主国家无意鼓励西藏，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会激起中国对西藏的入侵。美国政府害怕，即使书面回复都可能“被藏人认为是承认他们的独立状态”；于是，通过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美国劝阻藏人不要派出这一使团。英国人做出了类似的反应。
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宣布年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放西藏，这可不是空谈——毛泽东已开始计划“解放”西藏的策略。毛的历史感极佳，清楚地理解西藏的国际状态，使得其和中国其他的民族截然不同。在一个场合，毛告诫他的将军们，他们要耐心，西藏要慢慢来：“西藏和新疆不一样，”他说。“旧社会新疆有万到万汉人，但是在西藏一个也没有。我们的军队必须在一个过去没有汉人的地方作战。”不仅仅没有汉人住在哪儿，正如我们所知，西藏直接处理外国事务，签署各种国际条约，管理进入其领土。尽管毛手握数百万大军，但是在寒冷的青藏高原，长期游击战会给人民解放军带来军事难题。而且武力解放西藏会带来严重的国际分歧，甚至可能引来共产党中国的敌人如美国。因此，毛泽东相信中国最好的策略是和平“解放”西藏；即，和西藏政府达成协议。这样会消除西藏山脉中长期的游击战，也会减少潜在的国际干涉。此策略的问题
在于，西藏政府不愿自愿放弃事实独立，成为毛的共产党国家的一部分。毛因而相信需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迫西藏到谈判桌前（就象年英国人那样），但是他很清楚目标是通过协议和平解放西藏。因此年毛下令准备进攻政治西藏东部地区（以昌都为中心）。1950年初，重庆的西南军区受命。如果西藏政府不能很快同意和平解放，毛希望进攻尽快于年夏季发起，他担心延迟只会给藏人更多时间来争取国际支持。
中国共产党对藏区（中国控制的青海、四川/西康省）的著名宗教领袖做出宗教自由等
保证，请他们劝说西藏政府开始“和平解放”的谈判。西藏政府犹豫不决，错过了中国提出的派遣谈判代表道北京的最后期限，毛下令解放军第18军进攻昌都（地理位置见下面地图）。1950年10月7日，解放军跨过金沙江前线，进攻保卫边界的藏军。其军事目标不是推进到拉萨，而是羁縻并切断昌都的一万藏军退路，使其不能向西撤退建立新的防线。
西藏军队领导组织无力。藏军的将领由政府官员轮流担任，无需特殊的军事训练；很多士兵作为乌拉役被征，往往将全家带到前线。藏军的防守策略有漏洞，而英国人十三年前就已经告诉他们这是无用的。当解放军进攻时，防守的藏军分散成小部队沿金沙江分布。解放军小队迅速突破设置的防线，从后翼和侧翼保卫藏军；两周内，解放军俘获了包括政府总司令在内的藏军。通往首都的道路打开了，因为昌都和拉萨之间实际上没有后备军。但是，根据毛泽东的西藏策略，解放军停止前进，再次呼吁拉萨开始谈判。毛并不想简单地政府西藏，尽管这样做很简单。他想和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他希望达赖喇嘛接受中国统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工作，逐渐改革西藏的封建经济，这样中国队西藏的主权声明能够合法化。
西藏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如今变成了现实——西藏面临军事进攻，却没有明显的手段来对付。藏军甚至没有一个计划将军队转入游击战来骚扰人民解放军。西藏再次转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向联合国、美国、印度和英国送去了呼吁信。西藏给联合国的呼吁信使得人们重新检视西藏问题，特别是，西藏不是联合国成员，它是否有资格将其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第35条第2款说，“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如为任何争端之当事国时，经预先声明就该争端而言接受本宪章所规定和平解决之义务 后，得将该项争端，提请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主义。”
但西藏是一个“国家”吗？英国外交官检视了这个问题，得出结论西藏有资格作为一个国家，可将此问题提交联合国，但是同上面指出的一样，英国外交官也感到处理西藏问题是印度的首要责任，英国则唯印度马首是瞻。伦敦同时认为，联合国不可能下令中国从印度撤回其军队，这种失败只会削弱联合国的影响。印度在此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是对西藏而言，不幸的是，印度决定不让西藏妨碍它与中国发展密切友好的关系，因而反对联合国讨论此议题。当萨尔瓦多在联合国提出此问题时，英国和印度代表首先发言，建议不考虑西藏问题。于是，提议被中止。
西藏政府对此感到孤立无援，沮丧不堪，觉得没有选择，只能派谈判团去北京，并于1951年春天派出代表团。就像1904年英国入侵拉萨后他们被迫做的一样，代表团于1951年3月23日勉强地在协议上签字。此协议被称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十七条协议正式结束西藏问题的争端，为汉藏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第一条明确写道：“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西藏承认中国的主权。与此让步交换，中国在第3、4、7和11条中，承认维持达赖喇嘛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直到西藏人民希望改革。
第三条：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第四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第七条：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第十一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
毛感到，十七条协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解决方案，此方案清楚地将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合法化。但是，此合法化同时允许西藏保留其封建神权政府和经济。此一妥协清晰地将西藏和其他民族区域区别开来，因为只有西藏和北京达成此书面协议，允许传统政府继续统治。1951年10月末，达赖喇嘛发电报给毛泽东，正式接受协议。1951年秋，中国军队和平进入拉萨。
签订十七条协议之后，毛泽东在西藏执行了一种缓和政策，这一点和西方普遍认位的强权政治不同。尽管毛的最终目标显然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寻求创建和谐的汉藏关系；缓和西藏的忧虑，让藏族上层社会随着时间逐渐接受重新和中国统一，同意社会变革。自称“新中国人”。
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由于对印度这一“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和英国“食品篮”的高度重视，确保英国能在南亚次大陆长期稳定地榨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根据印度的地理特点和周边环境，英国的战略家们逐步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的战略思想。 “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便是这三个缓冲区之一。从这一战略构思出发，英国对西藏进行侵略就成为了必然。
英国对西藏和印度之间可能发展出繁荣贸易给予厚望，希望印度能像向西藏出口茶叶，而从西藏得到羊毛、兽角、毛皮、草药、金和麝香等。然而，西藏政府似乎比清朝政府更加闭关自守，对与英国人做生意的要求拒之不理。不允许英国考察团进入西藏，也不允许在边境开设商埠。1899年寇松勋爵(Lord Curzon)上任印度总督后他得到伦敦许可，给达赖13写信，要求开通西藏和印度以及锡丹的边境贸易。达赖喇嘛原封不动地退还这些信件，回复说，中国人不喜欢达赖喇嘛和英国人通信。由于不能启动和西藏政府面对面的会谈，1903年，寇松说服伦敦，派遣一支远征队强迫西藏谈判。但西藏人拒绝和远征队会谈，英国军官便命令他们的军队(多数士兵是印度人)一路攻向拉萨。西藏军队奋起反抗，但无奈藏族士兵的兵器只是大刀，而英国军队却是现代化的装配，藏族士兵不等接近敌人，早已中弹身亡。一系列战役之后，西藏军队被轻松击败。那简直不是打战，而是在玩杀人游戏，仅在古如(Guru)之战中，“几分钟内就有六、七百名西藏军人被杀。” 一英国军官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无法抵挡侵略者，英国军队1904年8月3日进入西藏首都拉萨。他们是第一支征服西藏的西方军队。
就在1904年英国军队攻入拉萨城前夕，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蒙古。（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达赖喇嘛出逃，这次的出逃让达赖养成了个坏习惯：一有什么紧急事件就要出逃外邦。后来的达赖14似乎也继承了这种“优良传统”。）由于不满达赖喇嘛的出逃，清政府于1904年宣布废黜了他“达赖喇嘛”的封号。
达赖喇嘛的留守官员和英国签署了《英藏条约》（1904年）。条约上只有西藏官员和英国远征军司令的签字，这份条约西藏同意印度（印英政府）有权派英国商贸官员在三个西藏城市（江孜[Gyantse]，噶大克[Gartok]和亚东）开设商埠。条约中非常含糊地排除中国，同时更明显地排除其他国家例如俄国，在西藏发挥政治影响力。西藏要支付562,500英镑（合750万卢比）战争赔款，英国军队占领西藏毗邻锡金的一部分（亚东的春丕谷[Chumbi Valley]），直到赔款付清。条约也规定英国商贸代表可以访问拉萨，讨论条约相关问题。根据条约的精神，印英政府实际上将西藏变为另一个“自然态”保护国。
这种西藏政府撇开北京和英国单独签署条约的做法让清王朝很不快。1906年清政府和英国签署了《中英条约》对1904年的《英藏条约》进行了修改（西藏政府不参与其中）。条约重申了中国对西藏属地的法律主权。条约中的关键条款写道：“大英政府不谋求并吞西藏领土或者干涉西藏内政。中国政府承诺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领土或内政。”以及“（1904年条约中的）各项权利除中国能独享以外，其他外国不能享有。”于是，在中国已经无力在西藏行使实际权利之时，英国单方面重申西藏对中国的从属政治地位。清政府还代替西藏政府自己向英国支付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使英军很快离开了西藏。英军撤走的同时也劫去了西藏的许多贵重文物。据侵略军的头目麦克唐纳自己回忆说：“1905年1月，我因有特别任务，被派到加尔各答担任分类编订图书及珍贵物品目录工作。这些东西就是我同威德尔大佐在西藏搜集的（实为抢劫的），件数之多，须有四百多驮子才能驮运。里边包含有许多珍贵而稀罕的喇嘛书籍、神象、宗教作品、盔甲、武器、图画、瓷皿等物。”（麦克唐纳著：《旅藏二十年》第26页，孙梅生、黄次晋译，商务版，民国二十五年出版）
1909年达赖13回到了拉萨，清政府感觉比起冒险替换达赖，还是通过他来统治西藏更为容易。但是他们对达赖的定位可以从给他的新的屈辱的封号中可以看出来：“忠诚顺从的代理摄政。”
英军入侵西藏和1904年《英藏条约》极大地改变了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清政府无意直接管理西藏或使之汉化。英国咄咄逼人的行动暗示北京，如果不立即行动起来，它在西藏的霸权地位可能失去；如果西藏成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人就能从西藏高原俯视中国要地四川。尽管此时清政府虚弱不堪，处在崩溃的边缘，但仍以惊人的活力做出发应。北京自己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使得英军很快离开了西藏土地；并开始更活跃地介入入西藏的日常管理。这样，英国对西藏的偶然入侵，刺激清政府保护其国家利益，开始着手从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更紧密地把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清政府感觉到单靠西藏自己的军队根本无法抵御外强入侵，便从四川派遣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开往拉萨。此时清政府对达赖13的信任度已经大幅度降低，上文讲过：清政府对达赖的定位可以从给他的新的屈辱的封号中可以看出来：“忠诚顺从的代理摄政”。
1910年2月清政府军队进驻拉萨时，达赖再次逃亡，但是这次却是逃到了他先前的敌人——英控印度。（他1904年英军入侵时出逃到蒙古，1909年才回到拉萨，现在才过了1年，他又逃走了。。。。。）
中国再次废黜达赖喇嘛，逐步增加西藏的实际控制，中国官员更加直接进行管理。建立了中国邮政机构，并发行了西藏的第一张邮票（汉文和藏文双语）。西藏似乎将被彻底并入中国。但是这一进程突然被打断，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了。清朝官员和军队自行解体了。
1913年达赖又回到拉萨，然后袁世凯发“复职”电报给他……..他却回电宣布西藏独立…….这些上文已经讲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集内忧外患于一身，根本没有能力对达赖宣布的西藏独立采取实质性行动，但也没有放弃对西藏主权的主张。
这时，英国提出在印度北部西姆拉（Simla） 地方举行中英藏三边会议。
1913年10月13日，所谓中、英、藏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中国政府的首席代表是陈贻范、副代表是王海平；英国首席代表是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Sir HenryMcMahon），副代表是英国驻华公使罗斯，顾问是英驻锡金政治专员贝尔（SircharlesBell）；西藏代表是伦青夏札。
中国的目的是阻止西藏独立，西藏代表的目的是要独立，英国的目的是要取得在西藏的最大权益。
英方提出《西姆拉草约》的主要内容是：
1、划分“外藏区”和“内藏区”。前者接近印度，包括拉萨、日喀则、昌都；後者是接近中国内地的部分地区，包括巴塘、理塘、打箭炉及西藏东部大部分地区。
2、在“内藏区”内，保留西藏委派寺庙堪布及地方头人之权利。
3、中国在西藏仅有“宗主权”，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不得改西藏为中国行省，不在西藏“殖民”。
4、限制中国政府驻拉萨官吏之卫队，不得超过300人。此外，不得派文武官吏及军队驻藏。
5、英国“不吞并西藏任何部分”，愿受与中国在藏受到的“同样限制”，英国驻藏商务委员会之卫队不超过中国驻拉萨官吏卫队的四分之三。
中国代表没有在会议上签字，会议就这样完全破裂告终。
麦克马洪线的由来：
然而，在1914年的3月24日，英国谈判代表享利?麦克马洪竟背着当时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以支持西藏独立为诱饵，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了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这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它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将中国西藏地方历来有效行使统治权的地方向北压缩了一百多公里。
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这条线的合法性。而英国人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没敢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也没有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
英国也没有履行它当初对西藏的诺言，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坏朋友综合症”。英国一方面出资提供武器训练藏人的军队，对藏人号称支持其独立；一方面英国又不愿为了西藏破坏和中国的关系，毕竟英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要比从西藏获得的多。因此在国际舆论上，英国一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既然讲到了麦克马洪线，就顺便讲一下中印问题。
在东经92度至97度之间的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可是一块风水宝地，不要以为这里属喜马拉雅山脉就尽是些冰雪满野的荒漠。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可种植许多亚热带作物，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想不到吧？
这块面积巨大得相当于浙江省而又富饶的地域，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存在主权争议的地区。
历史进程：
1940年印度独立以后，继续霸占着它原来的主人---英国为他抢来的这片地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把建立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了第一位，尽管当时许多国家对它半信半疑，甚至怀有敌意。于是，对于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表示：“如果因为边界问题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不解决为好，以等待时机的成熟。”在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之下，在“团结一切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口号声中，边界问题被搁置下来。
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乘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此后，中国政府经过多方交涉表明态度，印方明目张胆的军事活动才有所收敛。然而印度政府不仅不肯退出占领的中国土地，反而加紧了蚕食的进程。
1954年，印度公开以中国历届政府都未承认的“麦克马洪线”划为中印边界。
1959年，印度公开支持和收容西藏叛乱分子并在中印边境制造流血事件。
1962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中印关系降至冰点。
1962年10月12日，印度当局竟然命令其军队把中国军队从中国领土上“清除掉”。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实行自卫还击。在以后1个月的时间内，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向印度军队发动猛烈反击，歼灭印军8700多人，把所有盘踞在中国境内的印军据点全部拔除掉，取得军事上的绝对胜利，给印度侵略者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尼赫鲁乱了方寸。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独自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印度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失策啊！！！唉！打都打过去了，又退回来，从此就失去对这片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了。。。。）
而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又后撤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此时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却依然活动猖獗。他们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此时，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诚意采取实质性的举动。
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至今印度已有近七百万的移民屯居在这个争议的边境上。中国以后如果再提出边境问题，如何处理这些移民将有很大困难。
1998年5月，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为进行核试验大肆叫嚷“中国威胁论”，使中印关系一度受挫。但不久后，瓦杰帕伊的人民党联合政府又重新认识到，中印关系对21世纪印度发展至关重要。
2003年6月23日，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期间，印度政府首次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华政治活动，为重开对话开创了新的起点。同时，双方又约定各自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上贴在11页，西藏和英国的关系）
（1） 1950-1959 过渡期（过渡期第一帖）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 产党形成伊始，党内接受苏联领导，并接受苏联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区域应成为自治的共和国，有权脱离。但是二战后，中国共 产党逐渐摆脱苏联的控制，对民族地区的政策也转变为中央集权制：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区域（而不是共和国）无权脱离。西藏被认为是这些民族区域之一。1949年后期，有了联合国对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承认，新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
此时，西藏问题的解决也不比清朝覆灭时更容易。西藏军事上衰弱，内部分裂，但是从任何角度，西藏象个事实独立的政体运作。西藏也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对其独立声明的支持。英国和印度（以及后来的美国）直接和西藏交往，如同它是个独立国家，但是继续承认法理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对西藏当时政治状态的疑惑，就来自这种西方的双重标准。
西藏政府发现自己处境维艰。清朝覆灭之后，一系列幸运的事件阻止中国积极解决西藏问题；但是此时这些因素都不再存在。西藏现代化派（见本页底注释①）曾害怕，有一天西藏不得不用无力保卫自己的独立地位，如今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毫不奇怪，西藏装备不足，领导乏力；其军队在地域入侵时也显得很业余。此外，西藏在国际上比以往更加孤立，因为英国不再有国家利益来维护西藏的“自治”状态。1947年，印度独立，伦敦的角色定位在支持印度的外交政策；而后者此时的外交中心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西藏。
尽管如此，西藏政府也未坐以待毙。它对共产党在中国内战胜利的反应是：面临此对其独立的共产党威胁，呼吁美国和大英帝国给予民事和军事援助。送给英国的信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军队已入侵中国兰州、青海和新疆各省；由于这些省份地处西藏边界，我们已递送官方文书给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Mr. Mautsetung)，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
我们将我们政府送往中国共产党政府领袖的信件复件附在此信之后，希望他能适时考虑此事。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领袖对我们的信件置之不理，采取侵略性措施，向西藏派遣军队，西藏政府将被迫用可能的一切手段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西藏政府热切希望从贵政府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
敬请考虑给我们民事和军事上大量帮助，我们不胜感激，将尽快给你们答复。
西藏外交局
拉萨
1949年11月4日
西藏政府给美国人送去了一封类似的呼吁信。1949年12月22日，西藏外交局把以下信件送给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迪恩?艾奇逊：
西藏在过去三十年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然而最近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广播上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许多其他有关西藏的言论也完全是胡说八道。此外，中国共产党已经占领的新疆、西宁（青海省府）和西康等边界省份。
在如此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很快将派喇恰(Lachag)堪穷土登桑杰(Khen Thupten Sanghe)和四品官(Rimshi)登恰(Dingja)率领一个特别使团出访贵国
，西藏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
因此，如果我们的使团抵达华盛顿，希望您能够从各方面给予可能的帮助，我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得悉此计划后，新的共产党政府严正抗议；但是其担心是不必要的，西方民主国家无意鼓励西藏，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会激起中国对西藏的入侵。美国政府害怕，即使书面回复都可能“被藏人认为是承认他们的独立状态”；于是，通过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美国劝阻藏人不要派出这一使团。英国人做出了类似的反应。
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宣布年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放西藏，这可不是空谈——毛泽东已开始计划“解放”西藏的策略。毛的历史感极佳，清楚地理解西藏的国际状态，使得其和中国其他的民族截然不同。在一个场合，毛告诫他的将军们，他们要耐心，西藏要慢慢来：“西藏和新疆不一样，”他说。“旧社会新疆有万到万汉人，但是在西藏一个也没有。我们的军队必须在一个过去没有汉人的地方作战。”不仅仅没有汉人住在哪儿，正如我们所知，西藏直接处理外国事务，签署各种国际条约，管理进入其领土。尽管毛手握数百万大军，但是在寒冷的青藏高原，长期游击战会给人民解放军带来军事难题。而且武力解放西藏会带来严重的国际分歧，甚至可能引来共产党中国的敌人如美国。因此，毛泽东相信中国最好的策略是和平“解放”西藏；即，和西藏政府达成协议。这样会消除西藏山脉中长期的游击战，也会减少潜在的国际干涉。此策略的问题
在于，西藏政府不愿自愿放弃事实独立，成为毛的共产党国家的一部分。毛因而相信需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迫西藏到谈判桌前（就象年英国人那样），但是他很清楚目标是通过协议和平解放西藏。因此年毛下令准备进攻政治西藏东部地区（以昌都为中心）。1950年初，重庆的西南军区受命。如果西藏政府不能很快同意和平解放，毛希望进攻尽快于年夏季发起，他担心延迟只会给藏人更多时间来争取国际支持。
中国共产党对藏区（中国控制的青海、四川/西康省）的著名宗教领袖做出宗教自由等
保证，请他们劝说西藏政府开始“和平解放”的谈判。西藏政府犹豫不决，错过了中国提出的派遣谈判代表道北京的最后期限，毛下令解放军第18军进攻昌都（地理位置见下面地图）。1950年10月7日，解放军跨过金沙江前线，进攻保卫边界的藏军。其军事目标不是推进到拉萨，而是羁縻并切断昌都的一万藏军退路，使其不能向西撤退建立新的防线。
西藏军队领导组织无力。藏军的将领由政府官员轮流担任，无需特殊的军事训练；很多士兵作为乌拉役被征，往往将全家带到前线。藏军的防守策略有漏洞，而英国人十三年前就已经告诉他们这是无用的。当解放军进攻时，防守的藏军分散成小部队沿金沙江分布。解放军小队迅速突破设置的防线，从后翼和侧翼保卫藏军；两周内，解放军俘获了包括政府总司令在内的藏军。通往首都的道路打开了，因为昌都和拉萨之间实际上没有后备军。但是，根据毛泽东的西藏策略，解放军停止前进，再次呼吁拉萨开始谈判。毛并不想简单地政府西藏，尽管这样做很简单。他想和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他希望达赖喇嘛接受中国统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工作，逐渐改革西藏的封建经济，这样中国队西藏的主权声明能够合法化。
西藏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如今变成了现实——西藏面临军事进攻，却没有明显的手段来对付。藏军甚至没有一个计划将军队转入游击战来骚扰人民解放军。西藏再次转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向联合国、美国、印度和英国送去了呼吁信。西藏给联合国的呼吁信使得人们重新检视西藏问题，特别是，西藏不是联合国成员，它是否有资格将其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第35条第2款说，“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如为任何争端之当事国时，经预先声明就该争端而言接受本宪章所规定和平解决之义务 后，得将该项争端，提请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主义。”
但西藏是一个“国家”吗？英国外交官检视了这个问题，得出结论西藏有资格作为一个国家，可将此问题提交联合国，但是同上面指出的一样，英国外交官也感到处理西藏问题是印度的首要责任，英国则唯印度马首是瞻。伦敦同时认为，联合国不可能下令中国从印度撤回其军队，这种失败只会削弱联合国的影响。印度在此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是对西藏而言，不幸的是，印度决定不让西藏妨碍它与中国发展密切友好的关系，因而反对联合国讨论此议题。当萨尔瓦多在联合国提出此问题时，英国和印度代表首先发言，建议不考虑西藏问题。于是，提议被中止。
西藏政府对此感到孤立无援，沮丧不堪，觉得没有选择，只能派谈判团去北京，并于1951年春天派出代表团。就像1904年英国入侵拉萨后他们被迫做的一样，代表团于1951年3月23日勉强地在协议上签字。此协议被称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十七条协议正式结束西藏问题的争端，为汉藏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第一条明确写道：“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西藏承认中国的主权。与此让步交换，中国在第3、4、7和11条中，承认维持达赖喇嘛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直到西藏人民希望改革。
第三条：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第四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第七条：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第十一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
毛感到，十七条协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解决方案，此方案清楚地将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合法化。但是，此合法化同时允许西藏保留其封建神权政府和经济。此一妥协清晰地将西藏和其他民族区域区别开来，因为只有西藏和北京达成此书面协议，允许传统政府继续统治。1951年10月末，达赖喇嘛发电报给毛泽东，正式接受协议。1951年秋，中国军队和平进入拉萨。
签订十七条协议之后，毛泽东在西藏执行了一种缓和政策，这一点和西方普遍认位的强权政治不同。尽管毛的最终目标显然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寻求创建和谐的汉藏关系；缓和西藏的忧虑，让藏族上层社会随着时间逐渐接受重新和中国统一，同意社会变革。自称“新中国人”。
3）1978年后（第四帖：87-89年拉萨发生的四次骚乱及其原因）
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在拉萨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急切的呼应。藏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中文广播，中国政府也在当地媒体上宣传抨击达赖喇嘛的访问。1987年9月27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第一次演讲不到一周的时间，拉萨哲蚌寺的民族主义僧人们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的建议。他们开始沿着内转经道（bogor）前进，这是一条主要的转经道（环绕神圣的拉萨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场。几圈后，警察还没有出现；于是他们沿着一条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进。他们在那儿被捕。
第一次骚乱：
10月1日上午，另外一队二三十个僧人在拉萨示威，表达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以及对先前示威者的支持，并要求释放他们。警察马上把他们监管起来，开始殴打他们。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总部外面，要求释放这些僧人；不久以后，示威升级为全面骚乱。最后，人们放火焚烧了警察局，一些车辆和商铺，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开火，大概有六到二十个藏人并打死。
事后北京表示出一些和解的姿态：1988年初，10世班禅喇嘛被派到西藏，授权做出一些让步，试图平息那些僧人，让1988年2月的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顺利进行。
计划是，如果僧人们参加祈祷大法会，并在以后关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将给僧人们切实的财政补偿，放松限制。1988年1月26日西藏政府释放了 59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态，而仅羁押了15名僧人。接下来，在哲蚌寺的大会上，班禅喇嘛告诉僧人们，政府将拨款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币两百万元（500,000美元）。
第二次骚乱：
1988年3月5日，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的最后一天， 当喇嘛们举着弥勒菩萨(Maitreya)塑像的仪式完成时，一个僧人向坐在典礼上的一排官员叫嚷，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一名僧人。一个藏人干部叫他闭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驳说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就这样，正当所有人认为法会平安无事的度过时，局势失控，潜伏的愤怒酿成了拉萨的第二次骚乱。
第三次骚乱：1988年12月僧人在国际人权日上的示威爆发了拉萨第三次骚乱。
第四次骚乱：1989年3月5日，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民族示威，酿成第四次骚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意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了强硬手段控制局势，在西藏宣布维和。
骚乱之因：
为什么在中国采取其缓和、照顾敏感民族情绪的改良政策之时，会发生这一系列骚乱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启发的。
1。示威部分上是被达赖及其流亡领袖鼓动的。僧人们的示威是为了对抗中国在拉萨的批判宣传，并展示对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新建议的支持。至此，僧人们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持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
2。影响藏人态度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们用中国政府制度的框架来理解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权力，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它决定。因此拉萨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代表了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萨的普通藏人相信，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的发言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他们眼中是世界头号军事强权——将很快强迫中国“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过短波电台传播，在决定藏人特别是拉萨人的态度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3。文革10年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毁灭性破坏。
4。参与这四次骚乱的藏人多为59年废除农奴制后出生的藏人。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农奴的悲惨生活，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没有上一代人深刻；相反，他们却从记事时候起就经历文化大革命，亲眼所见中国政府对西藏本土文明的摧残。到80年代末期，这一代人正是3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的经历正逢这个热血澎湃的年龄段，让他们成为了骚乱的主力军。
5。中国政府坚持迅速发展西藏经济，这一政策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自1984年以来，汉族和回族大量涌入西藏。
而这一过程的开始，并不象达赖指控的“汉族人口大迁移”那样——是一个中国精心策划的方案，想用汉族“殖民居民”来“淹没”西藏。而是政府意图迅速发展西藏经济的结果。这些发展项目支付的大笔资金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连锁反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汉族建筑工人，其存在又创造了对新的中国餐馆、商店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实际上1984年西藏党委曾试图禁止青海的汉人和回人进入西藏。但是西藏对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术工人有着巨大的需求，这种现实需求使得禁令无法执行。汉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给临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图的信息；这一信息每年又带来了更多的汉人和回人。今天，连汉族乞丐都到拉萨来找生意。拉萨的大部分藏人对这些情况感到不满：汉人逐渐控制了当地经济，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工作机会。藏人想要经济发展，但却不想以拉萨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构成的变化为代价。
自从1951年“解放”以来，文革的伤害让当地藏人感觉痛苦和愤怒；加速的经济发展项目更加加剧了藏人的这种感觉，也破坏了藏人对改革正面影响的态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问题上——西藏有太多的汉人，他们谋取了太多利益。这种局势反过来又加强了藏人的无力感，以及对汉人主导的权力滥用的反感。
6。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不愿意给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自邓小平上台后，佛教迎来了新的复兴，很多一度繁荣的寺庙，例如哲蚌寺，也恢复了其作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总数。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众：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践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却需要得到异族中国价值系统的允许。而在北京看来，这些限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寺庙是激进民族主义和藏独活跃分子的温床。让那些寺庙的规模和财富增长，只会增强那些致力于挑战中国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
7。在这种气氛中，藏人伟大文明的精英象征——僧人——提供了点燃怒火的催化剂。
总之，究其骚乱爆发的原因，本质上是藏人压抑的不满和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发。这不是拒绝1980年改革政策，而是对1959年以来，藏人被强权毁坏文化的意外反应。当藏人看见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僧人，他们的民族热情爆发了。他们不是针对贫穷的物质条件，而是发泄对过去的不公正和对现在的不满。
拉萨的藏人的态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压抑已久的愤怒，不满和沮丧；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钻研的眼光看，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新的成功给他们提供了除了中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现实选择——他们希望，有了达赖喇嘛的工作和美国的力量，独立彷佛就在眼前。
（3）1978年后（第五帖：达赖与中国政府的较量）
来自美国国会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发生的示威和骚乱，令流亡藏人们下结论：他们认为积聚了需要的关键力量，可以给北京施压以达到他们政治自治的目标。
1988年4月，中国宣布如果达赖喇嘛公开放弃独立目标，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in France)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对此做出回应。这标志着他对返回西藏的条件的第一次公开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整个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区和政治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统一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的事务。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机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
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医院，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
达赖喇嘛表明他已准备好和中国就此建议进行谈判，并宣布其谈判小组成员，其中包括一名荷兰籍法律顾问。
斯特拉斯堡建议不寻求完全独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如其说它呼吁给西藏新的地位，还不如说它支持回到清朝统治下的自治权。达赖喇嘛可以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应对西藏事务基本没什么权力。因为这份建议基本上早在1984年秘密会谈中就已提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而言没什么新东西。但是，这次讲话的重要性在于：达赖喇嘛第一次公开宣布：独立是个不现实的目标；如果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完全自治，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勇敢的建议，这份建议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内掀起了波澜，很多人批评它是背叛。
这份建议同时是个有效的政治策略。因为邓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复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这份建议把北京放在了一个困难的位置。显然，拒绝这份建议会显得北京不讲道理，同时也提升了达赖喇嘛一个政治家的国际声望——为了达成永久性的和平愿意做出妥协。
起初，斯特拉斯堡讲话将北京陷入混乱。从基本面上看，中国领导层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妥协方案——达赖不提独立而改为完全自治，但是这种自治比独立少多少？北京的强硬派认为这只不过是达赖耍的政治手段，玩的文字游戏。但是同时，内部也有意见认为，至少要给外部一种愿意讨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印象，因为它没有要求独立。最后，在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的信号之后，强硬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斯特拉斯堡建议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隐蔽方式而被拒绝。
回顾一下历史，不说中国怎么可能允许成立一个大西藏，单说在中国当时的内部局势下，北京怎么可能让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达兰萨拉在谈判队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顾问，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国，让后者认为受到了外部干涉。最终谈判没有进行。
在此局势不断恶化形成僵局之时，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28日突然逝世，他的死给双方带来一个和解的机会。
中国方面希望打破和达赖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北京参加班禅喇嘛的葬礼，想借此机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国高层领导非正式地讨论政治局势。中国方面相信达赖喇嘛比他的那些顾问们更缓和，直接与达赖会面可能会打破僵局。一个例外的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达赖喇嘛面前，他可以访问中国，而不用理清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
但是达赖喇嘛和其高官不愿意接受这一邀请。流亡藏人的强硬派官员们担心，在和中国高层面对面的讨论中，达赖喇嘛可能会接受比他们所想的更多的妥协。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局势显然对他们有利，流亡领袖们劝说达赖喇嘛不去冒这个险，拒绝了邀请，并告诉中国佛教协会，他们已在达兰萨拉（Dharmsāla，是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一个城镇，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和驻地。因此，达兰萨拉时常以“小拉萨“闻名；在中文语境中，达兰萨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来悼念班禅喇嘛。后来很多人回顾起来，认为这是1978年后丧失的最重要的机会 。
其间，1989年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小的民族主义示威，并在1989年3月5日酿成第四次拉萨骚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认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强硬手段来和谐动荡局面，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维和。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个大挫折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海内外的藏人都认为那是一个胜利——一个间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明：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合法的，这是一个信号，全世界都在身后支持达赖喇嘛和中国的斗争。最后，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势没有直接联系，藏人一般对所谓的“汉人”事务不感兴趣，但是天安门事件无疑在中国激起了更强硬的政治政策。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内外策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除非中国愿意放弃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斯特拉斯堡建议，否则流亡藏人将继续他们的国际游说活动，鼓励更多的西藏内部示威和新的国际谴责。达赖喇嘛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他的国际建议成功地把局势扭转过来，北京在国际国内两个战场都处于被动防守。
北京对此的反应是采取更加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北京强硬派认为：毛泽东的渐进主义西藏政策（支持达赖喇嘛同时放慢改革速度）促成了1959年的叛乱；而胡耀邦的政策导致1987～1989的骚乱。很多官员强烈感觉，如果中国不停止“娇纵”西藏反动分子，局势会变得完全不可收拾。 中国政法委书记乔石（现在是人大委员长）在一次到拉萨的调查过程中的讲话，揭示了北京的愤怒和沮丧之情。在拉萨召开的一次西藏政治协商会议上，前西藏政府和宗教领袖不满当前的宗教、语言和经济政策。乔石的反应非常愤怒，对着这些前社会精英，冲口而出一些“阶级斗争”的词汇，这些词汇自从1978年邓小平上台就没有听到过了。乔石提醒他们，对于过去的错误，政府已经归还了寺庙，并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然后他辛辣地问他们还想要更多吗——“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他说，“把你们的仆人还给你们，让你们象旧社会那样生活吗？”
在1989年冬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的缓和政策正式被放弃。领导层的总体感觉是，北京对西藏的自由化条件，既没有从拉萨人民那儿得到表扬，也没能使他们死心塌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增长的民族主义激情带来了不安和骚乱，实际上弱化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这一失败促使北京采取新的政策，提高西藏的安全。新政策不依赖于赢得西藏当前的这一代人；北京认为，这一代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
新政策定位为：不能指望达赖喇嘛在西藏扮演建设性角色。北京试图抛开他来解决西藏问题。
更具体的做法是，北京派遣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员（非藏人）进藏，来加强西藏党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使西藏和藏人现代化。类似的，更大的努力放在教育藏族年轻干部和在复兴党的各级机构——从上层到乡村一级。当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不稳定区域增加了一些便衣和警察局，更新监视设备。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新的示威很快得到控制，有效制止其升级为骚乱。确实，自1990年维和解除之后七年间，尽管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发生一起新的骚乱。此外，实施这些控制措施没有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拉萨人不从事政治活动，他们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可以自由地会见朋友，邀请喇嘛举行宗教仪式，集会等等。这种成功给了北京的领导人信心，无论藏人不同政见者（或者流亡藏人）搞什么阴谋，他们的安全部队都能对付。
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基石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为基础建设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项目拨出大笔资金，以此来加速西藏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寻求西藏和藏人的现代化，提高他们的收入，牢牢地将西藏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以降低他们的离心力。为了有效地实施这一政策，北京决定西藏必须迅速发展。例如，1994年7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西藏工作会议宣布，西藏“急切需要发展得更快些”，制定了经济计划要求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到2000在西藏1993的GDP 基础上增长一倍。在1994年会议上，北京同时批准了总额达23.8亿元（约合2亿7千万美元）的62个基础建设项目。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北京所希望的效果。大批藏人从经济上受益，其他的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新的经济机会上来。但是，这一政策也知道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融合”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允许非藏民族（汉族合回族）自由地在西藏做生意。成千上万的汉人和回人来到西藏，参与建设项目和开办公司。随着北京逐步提高资金投入，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这一非藏人群是整个中国一个常见的现象的一部分，通常称为“盲流”——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地区（通常是农村）的常驻居民，但是暂时居住和工作在另外一个地区（通常是城市）。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户口”，因此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殖民者”，但是长年累月地住在那儿。自中国于1984年至1985年间宣布要将“开放”政策扩展到西藏开始，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这股人流不断扩大。对于这一人群，西藏自治区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他们极大地改变了拉萨的人口构成和基调，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扩展到小的县城。如此多的非藏人在西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的到来将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萨，变成一个非藏居民人数与真正的藏族居民相等，甚至更多的城市。
非藏人现在控制了当地经济的各个层面的大部分领域——从街头的自行车修车匠，到计算机店老板，到和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大公司。
拉萨的很多藏人对这股洪流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应该制止或者严格限制这种情况，因为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藏人而不是外来者应该是市场经济新的增长的第一受益人。藏人们相信他们在经济上无法和那些更有技能、更工业化的汉人和回人竞争；如果政府不介入，保证自治区居民的福利，他们将在经济上和人口构成上不断被边缘化。这种言论认为，中国应该像树立强大的贸易壁垒，阻止外国人控制中国的新兴民族工业那样，为西藏制定规章制度，阻止资金和其他优势的中国人进藏，保护藏人。
北京否决了这种言论，坚持快速发展是第一位的。它拒绝禁止或者限制非藏工人流入西藏，也不愿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特殊的经济保护法规。邓小平本人强烈支持这一观点。例如，1987年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当然，北京不愿意阻止这一人口流动，也有政治和战略动机。大量的非藏人口在西藏居住和工作，这给北京一个新的强大的拥护中国的“支持者”，提升了西藏安全。尽快这些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永久殖民者，每几年都有不同的内地人居住在西藏的主要城市。就像很多美国人一样，他们到一个城市去工作几年，最后定居在这个城市；很多汉人也可能最后定居在西藏。因此，虽然北京无法劝说大部分藏人忽略达赖喇嘛，接受成为中国一部分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北京可以授权大量中国人定居在西藏。通过新的法案，给予“流动人口”有吸引力的补贴，诱使他们在西藏定居，以此来造成大批汉人的定居事实。（我记得2001年大学毕业时，学校号召我们去西藏“支边”，去的同学可以被评为“先进毕业生”，去到西藏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安家费”，而且据说那里的工资是内地的两倍。全校有多少毕业生去了西藏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去了西藏大学教书。）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期望这些中国人能给藏人带来现代思考和行为模式的范例，让他们耳濡目染，逐渐仿效。基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经验，北京领导人部分倾向于这种文化传入过程，更“现代化”的汉人能够打开藏人的思想和眼界，创造出新的，“现代化”的藏人，而这些藏人不会深受宗教和喇嘛的影响。因此，尽管北京意识到，其开放政策短期内会给藏人带来伤害和痛苦，它觉得这是西藏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代价，长期而言它会获得胜利。
但是，很多藏人，包括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这一政策的伤害。在拉萨少数民族干部圈里传播的一个“黑色”幽默反映了藏人对中国政策的失望：
你知道[中国统治下]现代西藏历史的四个阶段吗？
第一个十年(1950-60)，我们丢了土地[即，中国军队进入并控制了西藏]；第二个十年(1960-70)，我们丢了政治权力[即，传统政府被汉人主导的共产党政府替代]；第三个十年(1970-80)，我们丢了文化[即，文化大革命毁灭了宗教和其他旧的风俗]；第四个十
年(1980-90)，我们连经济都丢了[即，开放经济政策使得非藏人主导了自治区的经济]。
北京还试图通过教育制度来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藏人精英阶层。当过农奴并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老西藏人年事已高，有的已经作古。推翻农奴制后出生的并经历过文革的西藏人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北京现在把重点放在培养新一代西藏人上。除了西藏的标准学校系统之外，1985 年开始了一个计划，
在中国内地省份建设特殊的西藏中学或者西藏班，并在1987年后扩大了这一计划。今天，大约有10，000青年藏人在中国内地的这类学校中就读，并有更多的在职业学校念书。
（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有专门的“藏班”。高一时所有的藏族同学都在一个单独的班里，高二文理科分班时就把藏族同学插进普通的班里了。我们高二时班里有5个藏
族同学。）
1994年，西藏开始了新一轮教育和党的改革，寻求减少文盲，同时更严密地控制教育内容，以使西藏学生不会接触到微妙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同样，1994年，下令西藏政府官员召回在达兰萨拉念书的子女，停止在家中供奉达赖喇嘛的画像。
这些变化造就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宗教色彩淡漠，适应中国社会生活的藏人群体。
北京的“强硬”西藏政策也延伸到语言等文化领域。藏人可以自由的穿着、说、写和用“藏语”生活，但北京现在不愿实施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改变，担心强化西藏的特性会将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分隔更远。因而，中国不将藏语作为政府机构的标准语言；同时，北京继续限制僧尼的人数，收紧重建寺庙的限制，并加强对现在寺庙的管理。
所以，北京1989年之后的政策基本上重新定义了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在很多领域，例如计划生育，西藏仍存在特殊的补贴和优惠待遇。过去认为，因其历史，西藏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现在则认为，西藏只不过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已。西藏被看作是一个民族区域，只要藏人愿意，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生活，传承；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承诺要保证西藏的人口构成、语言同质性永远不变。“民族敏感”的政策被不那么缓和的政策所代替，西藏现代化和建立新的“现代化”藏人优先。凡是强调西藏特性，将之和中国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政策被否定，或者阻止，因为这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对立。
北京的强硬政策将达赖喇嘛置之不理，强迫他亲眼目睹他视之为悲剧的一系列世界。在一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尽管有战争和征服，饥荒和自然灾害，西藏仍然是藏人独占的家园。现在西藏以及流亡的藏人只能看着它的逝去。达赖喇嘛继续赢得巨大的国际同情，对西藏的本地藏人态度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他无力停止中国的新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最少在短期内）不依赖于当地藏人的批准，国际社会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于是，北京重新占了上风。达赖喇嘛国际运动的胜利看起来越来越象出征舞一样的胜利。国际建议在西方赢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胜利，但是这些短暂的胜利不仅无法强迫中国接受他们的目标，反而促成了北京出台新的强硬政策，而这一新政策实质性地改变了西藏。
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在拉萨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急切的呼应。藏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中文广播，中国政府也在当地媒体上宣传抨击达赖喇嘛的访问。1987年9月27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第一次演讲不到一周的时间，拉萨哲蚌寺的民族主义僧人们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的建议。他们开始沿着内转经道（bogor）前进，这是一条主要的转经道（环绕神圣的拉萨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场。几圈后，警察还没有出现；于是他们沿着一条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进。他们在那儿被捕。
第一次骚乱：
10月1日上午，另外一队二三十个僧人在拉萨示威，表达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以及对先前示威者的支持，并要求释放他们。警察马上把他们监管起来，开始殴打他们。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总部外面，要求释放这些僧人；不久以后，示威升级为全面骚乱。最后，人们放火焚烧了警察局，一些车辆和商铺，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开火，大概有六到二十个藏人并打死。
事后北京表示出一些和解的姿态：1988年初，10世班禅喇嘛被派到西藏，授权做出一些让步，试图平息那些僧人，让1988年2月的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顺利进行。
计划是，如果僧人们参加祈祷大法会，并在以后关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将给僧人们切实的财政补偿，放松限制。1988年1月26日西藏政府释放了 59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态，而仅羁押了15名僧人。接下来，在哲蚌寺的大会上，班禅喇嘛告诉僧人们，政府将拨款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币两百万元（500,000美元）。
第二次骚乱：
1988年3月5日，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的最后一天， 当喇嘛们举着弥勒菩萨(Maitreya)塑像的仪式完成时，一个僧人向坐在典礼上的一排官员叫嚷，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一名僧人。一个藏人干部叫他闭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驳说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就这样，正当所有人认为法会平安无事的度过时，局势失控，潜伏的愤怒酿成了拉萨的第二次骚乱。
第三次骚乱：1988年12月僧人在国际人权日上的示威爆发了拉萨第三次骚乱。
第四次骚乱：1989年3月5日，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民族示威，酿成第四次骚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意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了强硬手段控制局势，在西藏宣布维和。
骚乱之因：
为什么在中国采取其缓和、照顾敏感民族情绪的改良政策之时，会发生这一系列骚乱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启发的。
1。示威部分上是被达赖及其流亡领袖鼓动的。僧人们的示威是为了对抗中国在拉萨的批判宣传，并展示对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新建议的支持。至此，僧人们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持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
2。影响藏人态度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们用中国政府制度的框架来理解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权力，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它决定。因此拉萨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代表了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萨的普通藏人相信，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的发言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他们眼中是世界头号军事强权——将很快强迫中国“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过短波电台传播，在决定藏人特别是拉萨人的态度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3。文革10年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毁灭性破坏。
4。参与这四次骚乱的藏人多为59年废除农奴制后出生的藏人。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农奴的悲惨生活，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没有上一代人深刻；相反，他们却从记事时候起就经历文化大革命，亲眼所见中国政府对西藏本土文明的摧残。到80年代末期，这一代人正是3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的经历正逢这个热血澎湃的年龄段，让他们成为了骚乱的主力军。
5。中国政府坚持迅速发展西藏经济，这一政策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自1984年以来，汉族和回族大量涌入西藏。
而这一过程的开始，并不象达赖指控的“汉族人口大迁移”那样——是一个中国精心策划的方案，想用汉族“殖民居民”来“淹没”西藏。而是政府意图迅速发展西藏经济的结果。这些发展项目支付的大笔资金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连锁反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汉族建筑工人，其存在又创造了对新的中国餐馆、商店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实际上1984年西藏党委曾试图禁止青海的汉人和回人进入西藏。但是西藏对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术工人有着巨大的需求，这种现实需求使得禁令无法执行。汉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给临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图的信息；这一信息每年又带来了更多的汉人和回人。今天，连汉族乞丐都到拉萨来找生意。拉萨的大部分藏人对这些情况感到不满：汉人逐渐控制了当地经济，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工作机会。藏人想要经济发展，但却不想以拉萨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构成的变化为代价。
自从1951年“解放”以来，文革的伤害让当地藏人感觉痛苦和愤怒；加速的经济发展项目更加加剧了藏人的这种感觉，也破坏了藏人对改革正面影响的态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问题上——西藏有太多的汉人，他们谋取了太多利益。这种局势反过来又加强了藏人的无力感，以及对汉人主导的权力滥用的反感。
6。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不愿意给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自邓小平上台后，佛教迎来了新的复兴，很多一度繁荣的寺庙，例如哲蚌寺，也恢复了其作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总数。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众：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践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却需要得到异族中国价值系统的允许。而在北京看来，这些限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寺庙是激进民族主义和藏独活跃分子的温床。让那些寺庙的规模和财富增长，只会增强那些致力于挑战中国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
7。在这种气氛中，藏人伟大文明的精英象征——僧人——提供了点燃怒火的催化剂。
总之，究其骚乱爆发的原因，本质上是藏人压抑的不满和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发。这不是拒绝1980年改革政策，而是对1959年以来，藏人被强权毁坏文化的意外反应。当藏人看见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僧人，他们的民族热情爆发了。他们不是针对贫穷的物质条件，而是发泄对过去的不公正和对现在的不满。
拉萨的藏人的态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压抑已久的愤怒，不满和沮丧；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钻研的眼光看，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新的成功给他们提供了除了中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现实选择——他们希望，有了达赖喇嘛的工作和美国的力量，独立彷佛就在眼前。
（3）1978年后（第五帖：达赖与中国政府的较量）
来自美国国会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发生的示威和骚乱，令流亡藏人们下结论：他们认为积聚了需要的关键力量，可以给北京施压以达到他们政治自治的目标。
1988年4月，中国宣布如果达赖喇嘛公开放弃独立目标，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in France)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对此做出回应。这标志着他对返回西藏的条件的第一次公开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整个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区和政治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统一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的事务。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机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
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医院，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
达赖喇嘛表明他已准备好和中国就此建议进行谈判，并宣布其谈判小组成员，其中包括一名荷兰籍法律顾问。
斯特拉斯堡建议不寻求完全独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如其说它呼吁给西藏新的地位，还不如说它支持回到清朝统治下的自治权。达赖喇嘛可以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应对西藏事务基本没什么权力。因为这份建议基本上早在1984年秘密会谈中就已提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而言没什么新东西。但是，这次讲话的重要性在于：达赖喇嘛第一次公开宣布：独立是个不现实的目标；如果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完全自治，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勇敢的建议，这份建议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内掀起了波澜，很多人批评它是背叛。
这份建议同时是个有效的政治策略。因为邓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复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这份建议把北京放在了一个困难的位置。显然，拒绝这份建议会显得北京不讲道理，同时也提升了达赖喇嘛一个政治家的国际声望——为了达成永久性的和平愿意做出妥协。
起初，斯特拉斯堡讲话将北京陷入混乱。从基本面上看，中国领导层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妥协方案——达赖不提独立而改为完全自治，但是这种自治比独立少多少？北京的强硬派认为这只不过是达赖耍的政治手段，玩的文字游戏。但是同时，内部也有意见认为，至少要给外部一种愿意讨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印象，因为它没有要求独立。最后，在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的信号之后，强硬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斯特拉斯堡建议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隐蔽方式而被拒绝。
回顾一下历史，不说中国怎么可能允许成立一个大西藏，单说在中国当时的内部局势下，北京怎么可能让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达兰萨拉在谈判队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顾问，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国，让后者认为受到了外部干涉。最终谈判没有进行。
在此局势不断恶化形成僵局之时，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28日突然逝世，他的死给双方带来一个和解的机会。
中国方面希望打破和达赖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北京参加班禅喇嘛的葬礼，想借此机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国高层领导非正式地讨论政治局势。中国方面相信达赖喇嘛比他的那些顾问们更缓和，直接与达赖会面可能会打破僵局。一个例外的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达赖喇嘛面前，他可以访问中国，而不用理清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
但是达赖喇嘛和其高官不愿意接受这一邀请。流亡藏人的强硬派官员们担心，在和中国高层面对面的讨论中，达赖喇嘛可能会接受比他们所想的更多的妥协。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局势显然对他们有利，流亡领袖们劝说达赖喇嘛不去冒这个险，拒绝了邀请，并告诉中国佛教协会，他们已在达兰萨拉（Dharmsāla，是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一个城镇，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和驻地。因此，达兰萨拉时常以“小拉萨“闻名；在中文语境中，达兰萨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来悼念班禅喇嘛。后来很多人回顾起来，认为这是1978年后丧失的最重要的机会 。
其间，1989年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小的民族主义示威，并在1989年3月5日酿成第四次拉萨骚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认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强硬手段来和谐动荡局面，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维和。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个大挫折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海内外的藏人都认为那是一个胜利——一个间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明：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合法的，这是一个信号，全世界都在身后支持达赖喇嘛和中国的斗争。最后，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势没有直接联系，藏人一般对所谓的“汉人”事务不感兴趣，但是天安门事件无疑在中国激起了更强硬的政治政策。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内外策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除非中国愿意放弃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斯特拉斯堡建议，否则流亡藏人将继续他们的国际游说活动，鼓励更多的西藏内部示威和新的国际谴责。达赖喇嘛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他的国际建议成功地把局势扭转过来，北京在国际国内两个战场都处于被动防守。
北京对此的反应是采取更加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北京强硬派认为：毛泽东的渐进主义西藏政策（支持达赖喇嘛同时放慢改革速度）促成了1959年的叛乱；而胡耀邦的政策导致1987～1989的骚乱。很多官员强烈感觉，如果中国不停止“娇纵”西藏反动分子，局势会变得完全不可收拾。 中国政法委书记乔石（现在是人大委员长）在一次到拉萨的调查过程中的讲话，揭示了北京的愤怒和沮丧之情。在拉萨召开的一次西藏政治协商会议上，前西藏政府和宗教领袖不满当前的宗教、语言和经济政策。乔石的反应非常愤怒，对着这些前社会精英，冲口而出一些“阶级斗争”的词汇，这些词汇自从1978年邓小平上台就没有听到过了。乔石提醒他们，对于过去的错误，政府已经归还了寺庙，并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然后他辛辣地问他们还想要更多吗——“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他说，“把你们的仆人还给你们，让你们象旧社会那样生活吗？”
在1989年冬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的缓和政策正式被放弃。领导层的总体感觉是，北京对西藏的自由化条件，既没有从拉萨人民那儿得到表扬，也没能使他们死心塌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增长的民族主义激情带来了不安和骚乱，实际上弱化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这一失败促使北京采取新的政策，提高西藏的安全。新政策不依赖于赢得西藏当前的这一代人；北京认为，这一代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
新政策定位为：不能指望达赖喇嘛在西藏扮演建设性角色。北京试图抛开他来解决西藏问题。
更具体的做法是，北京派遣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员（非藏人）进藏，来加强西藏党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使西藏和藏人现代化。类似的，更大的努力放在教育藏族年轻干部和在复兴党的各级机构——从上层到乡村一级。当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不稳定区域增加了一些便衣和警察局，更新监视设备。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新的示威很快得到控制，有效制止其升级为骚乱。确实，自1990年维和解除之后七年间，尽管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发生一起新的骚乱。此外，实施这些控制措施没有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拉萨人不从事政治活动，他们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可以自由地会见朋友，邀请喇嘛举行宗教仪式，集会等等。这种成功给了北京的领导人信心，无论藏人不同政见者（或者流亡藏人）搞什么阴谋，他们的安全部队都能对付。
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基石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为基础建设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项目拨出大笔资金，以此来加速西藏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寻求西藏和藏人的现代化，提高他们的收入，牢牢地将西藏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以降低他们的离心力。为了有效地实施这一政策，北京决定西藏必须迅速发展。例如，1994年7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西藏工作会议宣布，西藏“急切需要发展得更快些”，制定了经济计划要求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到2000在西藏1993的GDP 基础上增长一倍。在1994年会议上，北京同时批准了总额达23.8亿元（约合2亿7千万美元）的62个基础建设项目。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北京所希望的效果。大批藏人从经济上受益，其他的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新的经济机会上来。但是，这一政策也知道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融合”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允许非藏民族（汉族合回族）自由地在西藏做生意。成千上万的汉人和回人来到西藏，参与建设项目和开办公司。随着北京逐步提高资金投入，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这一非藏人群是整个中国一个常见的现象的一部分，通常称为“盲流”——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地区（通常是农村）的常驻居民，但是暂时居住和工作在另外一个地区（通常是城市）。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户口”，因此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殖民者”，但是长年累月地住在那儿。自中国于1984年至1985年间宣布要将“开放”政策扩展到西藏开始，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这股人流不断扩大。对于这一人群，西藏自治区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他们极大地改变了拉萨的人口构成和基调，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扩展到小的县城。如此多的非藏人在西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的到来将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萨，变成一个非藏居民人数与真正的藏族居民相等，甚至更多的城市。
非藏人现在控制了当地经济的各个层面的大部分领域——从街头的自行车修车匠，到计算机店老板，到和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大公司。
拉萨的很多藏人对这股洪流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应该制止或者严格限制这种情况，因为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藏人而不是外来者应该是市场经济新的增长的第一受益人。藏人们相信他们在经济上无法和那些更有技能、更工业化的汉人和回人竞争；如果政府不介入，保证自治区居民的福利，他们将在经济上和人口构成上不断被边缘化。这种言论认为，中国应该像树立强大的贸易壁垒，阻止外国人控制中国的新兴民族工业那样，为西藏制定规章制度，阻止资金和其他优势的中国人进藏，保护藏人。
北京否决了这种言论，坚持快速发展是第一位的。它拒绝禁止或者限制非藏工人流入西藏，也不愿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特殊的经济保护法规。邓小平本人强烈支持这一观点。例如，1987年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当然，北京不愿意阻止这一人口流动，也有政治和战略动机。大量的非藏人口在西藏居住和工作，这给北京一个新的强大的拥护中国的“支持者”，提升了西藏安全。尽快这些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永久殖民者，每几年都有不同的内地人居住在西藏的主要城市。就像很多美国人一样，他们到一个城市去工作几年，最后定居在这个城市；很多汉人也可能最后定居在西藏。因此，虽然北京无法劝说大部分藏人忽略达赖喇嘛，接受成为中国一部分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北京可以授权大量中国人定居在西藏。通过新的法案，给予“流动人口”有吸引力的补贴，诱使他们在西藏定居，以此来造成大批汉人的定居事实。（我记得2001年大学毕业时，学校号召我们去西藏“支边”，去的同学可以被评为“先进毕业生”，去到西藏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安家费”，而且据说那里的工资是内地的两倍。全校有多少毕业生去了西藏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去了西藏大学教书。）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期望这些中国人能给藏人带来现代思考和行为模式的范例，让他们耳濡目染，逐渐仿效。基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经验，北京领导人部分倾向于这种文化传入过程，更“现代化”的汉人能够打开藏人的思想和眼界，创造出新的，“现代化”的藏人，而这些藏人不会深受宗教和喇嘛的影响。因此，尽管北京意识到，其开放政策短期内会给藏人带来伤害和痛苦，它觉得这是西藏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代价，长期而言它会获得胜利。
但是，很多藏人，包括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这一政策的伤害。在拉萨少数民族干部圈里传播的一个“黑色”幽默反映了藏人对中国政策的失望：
你知道[中国统治下]现代西藏历史的四个阶段吗？
第一个十年(1950-60)，我们丢了土地[即，中国军队进入并控制了西藏]；第二个十年(1960-70)，我们丢了政治权力[即，传统政府被汉人主导的共产党政府替代]；第三个十年(1970-80)，我们丢了文化[即，文化大革命毁灭了宗教和其他旧的风俗]；第四个十
年(1980-90)，我们连经济都丢了[即，开放经济政策使得非藏人主导了自治区的经济]。
北京还试图通过教育制度来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藏人精英阶层。当过农奴并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老西藏人年事已高，有的已经作古。推翻农奴制后出生的并经历过文革的西藏人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北京现在把重点放在培养新一代西藏人上。除了西藏的标准学校系统之外，1985 年开始了一个计划，
在中国内地省份建设特殊的西藏中学或者西藏班，并在1987年后扩大了这一计划。今天，大约有10，000青年藏人在中国内地的这类学校中就读，并有更多的在职业学校念书。
（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有专门的“藏班”。高一时所有的藏族同学都在一个单独的班里，高二文理科分班时就把藏族同学插进普通的班里了。我们高二时班里有5个藏
族同学。）
1994年，西藏开始了新一轮教育和党的改革，寻求减少文盲，同时更严密地控制教育内容，以使西藏学生不会接触到微妙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同样，1994年，下令西藏政府官员召回在达兰萨拉念书的子女，停止在家中供奉达赖喇嘛的画像。
这些变化造就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宗教色彩淡漠，适应中国社会生活的藏人群体。
北京的“强硬”西藏政策也延伸到语言等文化领域。藏人可以自由的穿着、说、写和用“藏语”生活，但北京现在不愿实施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改变，担心强化西藏的特性会将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分隔更远。因而，中国不将藏语作为政府机构的标准语言；同时，北京继续限制僧尼的人数，收紧重建寺庙的限制，并加强对现在寺庙的管理。
所以，北京1989年之后的政策基本上重新定义了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在很多领域，例如计划生育，西藏仍存在特殊的补贴和优惠待遇。过去认为，因其历史，西藏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现在则认为，西藏只不过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已。西藏被看作是一个民族区域，只要藏人愿意，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生活，传承；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承诺要保证西藏的人口构成、语言同质性永远不变。“民族敏感”的政策被不那么缓和的政策所代替，西藏现代化和建立新的“现代化”藏人优先。凡是强调西藏特性，将之和中国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政策被否定，或者阻止，因为这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对立。
北京的强硬政策将达赖喇嘛置之不理，强迫他亲眼目睹他视之为悲剧的一系列世界。在一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尽管有战争和征服，饥荒和自然灾害，西藏仍然是藏人独占的家园。现在西藏以及流亡的藏人只能看着它的逝去。达赖喇嘛继续赢得巨大的国际同情，对西藏的本地藏人态度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他无力停止中国的新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最少在短期内）不依赖于当地藏人的批准，国际社会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于是，北京重新占了上风。达赖喇嘛国际运动的胜利看起来越来越象出征舞一样的胜利。国际建议在西方赢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胜利，但是这些短暂的胜利不仅无法强迫中国接受他们的目标，反而促成了北京出台新的强硬政策，而这一新政策实质性地改变了西藏。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逝世，中国政府同意选择新的班禅喇嘛。因为此事和西藏有关，选择过程应按照西藏传统和规范，以确保新的转世灵童在西藏的宗教合法性。同时，考虑到政治需要，北京需要在寻访过程中明确反映中央政府在挑选转世灵童上的权威，而且下一任的班禅喇嘛必须在中国找到。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北京的策略是，由前任班禅喇嘛主寺（扎什伦布）的喇嘛和僧官们组建一个“传统的”藏人寻访队伍，授权他们按照古老的传统习惯（梦境、预兆、形迹和寻找）来确定数个转世灵童“候选人”，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放入“金瓶”，再在中央政府的见证下，从“金瓶”中抽出一支签，此签就确定正式的转世灵童。这一金瓶挚签的习俗起自1792年清朝皇帝乾隆。
北京一开始并不想有达赖参与，但是考虑到新任班禅喇嘛的合法性，后来试图和达赖喇嘛在寻访上达成某种共识。（历届新班禅和新达赖都要经过在世达赖和班禅的认可，自乾隆皇帝后也要经过中央政府的认可。）此时北京的态度是，如果达赖喇嘛愿意合作，当然最好不过了；但是如果达赖喇嘛不合作，中国也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
达赖喇嘛也于1991年3月送了一封信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说他愿意在寻访过程中提供帮助；从1990年到1993年，他的大哥嘉乐顿珠在不同场合劝说中国政府，让达赖喇嘛参与进来，让他派遣喇嘛到西藏帮助寻访。
北京默许寻访小组的负责人，扎什伦布寺的恰扎活佛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系。1993年7月17日，恰扎活佛趁嘉乐顿珠访问北京之时，托他转送一封信给达赖喇嘛。这封信用了传统的西藏手卷格式，提及达赖喇嘛时使用了最尊贵的措词，信中向达赖喇嘛祈福，希望他帮助迅速选择班禅喇嘛；也就是说，请求达赖喇嘛在选择过程中的合作。
从藏人的角度看，达赖喇嘛认可信的班禅喇嘛至关重要，因此恰扎活佛继续非正式地和达赖喇嘛通讯。到1994年底，寻访队伍汇编了“候选灵童”列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将从中选择；恰扎活佛给达赖喇嘛一封信，信中列出了25名候选灵童的详细资料（包括照片）。他还通知达赖喇嘛，种种迹象表明，其中一名男童——根敦确吉尼玛(Gendun Choekyi Nyima)——是真的转世。；1995年初，达赖喇嘛检查了这些资料，同意恰扎活佛的结论。2月初，达赖喇嘛给恰扎活佛回信，说他的占卜结果也确认了根敦确
吉尼玛。
由于恰扎已经获得了达赖喇嘛对根敦确吉尼玛的确认，接下来绝对必要的是，他要获得北京给该灵童的认可。他的计划是，北京先正式承认该灵童，然后达赖喇嘛指出他也认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让达赖喇嘛和北京都不失颜面。
中国媒体报道，1995年2月11日，恰扎活佛试图劝说中央政府免除金瓶挚签，向他们保证，根据藏族传统，他在扎什伦布前任班禅喇嘛灵塔（宗教坟墓）前进行了抽签，结果确定根敦确吉尼玛是无可争议的真正的转世化身。然而他的努力没有成功，1995年3月，北京要求恰扎提交三到五名候选人姓名，以供金瓶挚签之用。
就在这个时刻，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突然向世界宣布，他已认定根敦确吉尼玛是新的班禅喇嘛。他的声明宣称中国政府在选择上没有任何权威，他说，“寻访和确认班禅活佛的转世化身是宗教事务，而不是政治事务。”
这一宣告当然激怒了中国政府，并使之感到难堪。北京曾试图通过恰扎活佛和扎什伦布寺，按照“藏族”的惯例来进行此事，甚至寻求达赖喇嘛的帮助；但是现在，被羞辱地扔到一边，好像与整个决定过程毫无关系。达赖喇嘛向全世界展示，即使他身在流亡，他仍然能够决定转世寻访的最后结果。
显然，达赖喇嘛清楚地知道他的先发制人的宣布会激怒中国政府，他故意这么做是要向北京和全世界显示他在这一事件上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从中国观点看来，他的这一宣布是一个敌对的政治行为，旨在让中国难堪；同时再次说明达赖喇嘛无情地追求在西方世界的名望，而不顾中国付出的代价。中国认为，达赖喇嘛再次在关键时刻藐视北京，并送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他不愿和北京合作。
达赖喇嘛先发制人地宣布下任班禅喇嘛，这一决定至少可以说是政治上不够敏锐。就算北京最后选择了另外的灵童，达赖喇嘛仍然能够否决北京的选择，说出自己认可的根敦确吉尼玛。相反，如果北京也确认根敦确吉尼玛，达赖和北京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同时达赖喇嘛也可以给北京一个政治信号，表明他真心诚意地愿意和北京合作，减少冲突，解决问题。理性上，达赖喇嘛知道他需要在北京有更多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不是华盛顿或者纽约，但是从感情上，他却很难采取适当的措施达到这一目的。
达赖喇嘛的宣布置北京于困境，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挑战达赖喇嘛（当然，也是它自己的寻访小组的）选择。如果它同意达赖喇嘛的选择，可能会给人印象，它只不过是遵从达赖喇嘛的更基本的权威。但是，如果它不同意，并选择了另外的灵童，那么可能有很多藏人会拒绝接受这位班禅喇嘛的合法性。
北京花了5个月来决定这个事情，最后用金瓶挚签选择了另一名男童；中国政府于1995年11月正式确认其为下一任班禅喇嘛。现在，就有了一位部分藏人不愿意接受的11世班禅喇嘛；和另一位根敦确吉尼玛。
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叫嚣着攻击这个决定，认为这个男童是个假的转世化身，控告北京侵犯了西藏的宗教自由和达赖喇嘛的历史特权。达赖还指控中国政府软禁了根敦确吉尼玛，说他成了中国最小的政治犯。而北京方面说根敦确吉尼玛现在和他的家人平静的生活在一起，不公布他的下落是因为他本人不愿被外界打扰。
随后，北京也加强了对达赖喇嘛的宣传攻势，使用更粗暴和侮辱的词句。这一反达赖喇嘛运动持续到现在。许多中国人士相信，等待72岁的达赖喇嘛逝世，是对他们的“西藏”问题的最简单的答案。认真的寻求和达赖谈判并没有多大好处，就更不用说做出很大的让步了。北京对达赖喇嘛的信任达到了最低点。
同时，中国政府全力加快发展和西藏现代化政策。它希望无论达赖喇嘛和藏人怎么想，怎么做，这一政策能够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最终创造出新一代藏人，让他们认为最合乎利益的就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即使这一点没有成功，这一政策也会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人口构成和经济特性，因此，不能赢得西藏的下一代也不会减弱北京对西藏的控制。
北京一开始并不想有达赖参与，但是考虑到新任班禅喇嘛的合法性，后来试图和达赖喇嘛在寻访上达成某种共识。（历届新班禅和新达赖都要经过在世达赖和班禅的认可，自乾隆皇帝后也要经过中央政府的认可。）此时北京的态度是，如果达赖喇嘛愿意合作，当然最好不过了；但是如果达赖喇嘛不合作，中国也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
达赖喇嘛也于1991年3月送了一封信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说他愿意在寻访过程中提供帮助；从1990年到1993年，他的大哥嘉乐顿珠在不同场合劝说中国政府，让达赖喇嘛参与进来，让他派遣喇嘛到西藏帮助寻访。
北京默许寻访小组的负责人，扎什伦布寺的恰扎活佛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系。1993年7月17日，恰扎活佛趁嘉乐顿珠访问北京之时，托他转送一封信给达赖喇嘛。这封信用了传统的西藏手卷格式，提及达赖喇嘛时使用了最尊贵的措词，信中向达赖喇嘛祈福，希望他帮助迅速选择班禅喇嘛；也就是说，请求达赖喇嘛在选择过程中的合作。
从藏人的角度看，达赖喇嘛认可信的班禅喇嘛至关重要，因此恰扎活佛继续非正式地和达赖喇嘛通讯。到1994年底，寻访队伍汇编了“候选灵童”列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将从中选择；恰扎活佛给达赖喇嘛一封信，信中列出了25名候选灵童的详细资料（包括照片）。他还通知达赖喇嘛，种种迹象表明，其中一名男童——根敦确吉尼玛(Gendun Choekyi Nyima)——是真的转世。；1995年初，达赖喇嘛检查了这些资料，同意恰扎活佛的结论。2月初，达赖喇嘛给恰扎活佛回信，说他的占卜结果也确认了根敦确
吉尼玛。
由于恰扎已经获得了达赖喇嘛对根敦确吉尼玛的确认，接下来绝对必要的是，他要获得北京给该灵童的认可。他的计划是，北京先正式承认该灵童，然后达赖喇嘛指出他也认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让达赖喇嘛和北京都不失颜面。
中国媒体报道，1995年2月11日，恰扎活佛试图劝说中央政府免除金瓶挚签，向他们保证，根据藏族传统，他在扎什伦布前任班禅喇嘛灵塔（宗教坟墓）前进行了抽签，结果确定根敦确吉尼玛是无可争议的真正的转世化身。然而他的努力没有成功，1995年3月，北京要求恰扎提交三到五名候选人姓名，以供金瓶挚签之用。
就在这个时刻，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突然向世界宣布，他已认定根敦确吉尼玛是新的班禅喇嘛。他的声明宣称中国政府在选择上没有任何权威，他说，“寻访和确认班禅活佛的转世化身是宗教事务，而不是政治事务。”
这一宣告当然激怒了中国政府，并使之感到难堪。北京曾试图通过恰扎活佛和扎什伦布寺，按照“藏族”的惯例来进行此事，甚至寻求达赖喇嘛的帮助；但是现在，被羞辱地扔到一边，好像与整个决定过程毫无关系。达赖喇嘛向全世界展示，即使他身在流亡，他仍然能够决定转世寻访的最后结果。
显然，达赖喇嘛清楚地知道他的先发制人的宣布会激怒中国政府，他故意这么做是要向北京和全世界显示他在这一事件上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从中国观点看来，他的这一宣布是一个敌对的政治行为，旨在让中国难堪；同时再次说明达赖喇嘛无情地追求在西方世界的名望，而不顾中国付出的代价。中国认为，达赖喇嘛再次在关键时刻藐视北京，并送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他不愿和北京合作。
达赖喇嘛先发制人地宣布下任班禅喇嘛，这一决定至少可以说是政治上不够敏锐。就算北京最后选择了另外的灵童，达赖喇嘛仍然能够否决北京的选择，说出自己认可的根敦确吉尼玛。相反，如果北京也确认根敦确吉尼玛，达赖和北京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同时达赖喇嘛也可以给北京一个政治信号，表明他真心诚意地愿意和北京合作，减少冲突，解决问题。理性上，达赖喇嘛知道他需要在北京有更多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不是华盛顿或者纽约，但是从感情上，他却很难采取适当的措施达到这一目的。
达赖喇嘛的宣布置北京于困境，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挑战达赖喇嘛（当然，也是它自己的寻访小组的）选择。如果它同意达赖喇嘛的选择，可能会给人印象，它只不过是遵从达赖喇嘛的更基本的权威。但是，如果它不同意，并选择了另外的灵童，那么可能有很多藏人会拒绝接受这位班禅喇嘛的合法性。
北京花了5个月来决定这个事情，最后用金瓶挚签选择了另一名男童；中国政府于1995年11月正式确认其为下一任班禅喇嘛。现在，就有了一位部分藏人不愿意接受的11世班禅喇嘛；和另一位根敦确吉尼玛。
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叫嚣着攻击这个决定，认为这个男童是个假的转世化身，控告北京侵犯了西藏的宗教自由和达赖喇嘛的历史特权。达赖还指控中国政府软禁了根敦确吉尼玛，说他成了中国最小的政治犯。而北京方面说根敦确吉尼玛现在和他的家人平静的生活在一起，不公布他的下落是因为他本人不愿被外界打扰。
随后，北京也加强了对达赖喇嘛的宣传攻势，使用更粗暴和侮辱的词句。这一反达赖喇嘛运动持续到现在。许多中国人士相信，等待72岁的达赖喇嘛逝世，是对他们的“西藏”问题的最简单的答案。认真的寻求和达赖谈判并没有多大好处，就更不用说做出很大的让步了。北京对达赖喇嘛的信任达到了最低点。
同时，中国政府全力加快发展和西藏现代化政策。它希望无论达赖喇嘛和藏人怎么想，怎么做，这一政策能够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最终创造出新一代藏人，让他们认为最合乎利益的就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即使这一点没有成功，这一政策也会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人口构成和经济特性，因此，不能赢得西藏的下一代也不会减弱北京对西藏的控制。
3）1978年后（第四帖：87-89年拉萨发生的四次骚乱及其原因）
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在拉萨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急切的呼应。藏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中文广播，中国政府也在当地媒体上宣传抨击达赖喇嘛的访问。1987年9月27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第一次演讲不到一周的时间，拉萨哲蚌寺的民族主义僧人们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的建议。他们开始沿着内转经道（bogor）前进，这是一条主要的转经道（环绕神圣的拉萨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场。几圈后，警察还没有出现；于是他们沿着一条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进。他们在那儿被捕。
第一次骚乱：
10月1日上午，另外一队二三十个僧人在拉萨示威，表达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以及对先前示威者的支持，并要求释放他们。警察马上把他们监管起来，开始殴打他们。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总部外面，要求释放这些僧人；不久以后，示威升级为全面骚乱。最后，人们放火焚烧了警察局，一些车辆和商铺，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开火，大概有六到二十个藏人并打死。
事后北京表示出一些和解的姿态：1988年初，10世班禅喇嘛被派到西藏，授权做出一些让步，试图平息那些僧人，让1988年2月的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顺利进行。
计划是，如果僧人们参加祈祷大法会，并在以后关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将给僧人们切实的财政补偿，放松限制。1988年1月26日西藏政府释放了 59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态，而仅羁押了15名僧人。接下来，在哲蚌寺的大会上，班禅喇嘛告诉僧人们，政府将拨款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币两百万元（500,000美元）。
第二次骚乱：
1988年3月5日，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的最后一天， 当喇嘛们举着弥勒菩萨(Maitreya)塑像的仪式完成时，一个僧人向坐在典礼上的一排官员叫嚷，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一名僧人。一个藏人干部叫他闭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驳说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就这样，正当所有人认为法会平安无事的度过时，局势失控，潜伏的愤怒酿成了拉萨的第二次骚乱。
第三次骚乱：1988年12月僧人在国际人权日上的示威爆发了拉萨第三次骚乱。
第四次骚乱：1989年3月5日，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民族示威，酿成第四次骚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意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了强硬手段控制局势，在西藏宣布维和。
骚乱之因：
为什么在中国采取其缓和、照顾敏感民族情绪的改良政策之时，会发生这一系列骚乱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启发的。
1。示威部分上是被达赖及其流亡领袖鼓动的。僧人们的示威是为了对抗中国在拉萨的批判宣传，并展示对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新建议的支持。至此，僧人们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持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
2。影响藏人态度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们用中国政府制度的框架来理解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权力，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它决定。因此拉萨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代表了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萨的普通藏人相信，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的发言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他们眼中是世界头号军事强权——将很快强迫中国“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过短波电台传播，在决定藏人特别是拉萨人的态度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3。文革10年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毁灭性破坏。
4。参与这四次骚乱的藏人多为59年废除农奴制后出生的藏人。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农奴的悲惨生活，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没有上一代人深刻；相反，他们却从记事时候起就经历文化大革命，亲眼所见中国政府对西藏本土文明的摧残。到80年代末期，这一代人正是3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的经历正逢这个热血澎湃的年龄段，让他们成为了骚乱的主力军。
5。中国政府坚持迅速发展西藏经济，这一政策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自1984年以来，汉族和回族大量涌入西藏。
而这一过程的开始，并不象达赖指控的“汉族人口大迁移”那样——是一个中国精心策划的方案，想用汉族“殖民居民”来“淹没”西藏。而是政府意图迅速发展西藏经济的结果。这些发展项目支付的大笔资金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连锁反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汉族建筑工人，其存在又创造了对新的中国餐馆、商店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实际上1984年西藏党委曾试图禁止青海的汉人和回人进入西藏。但是西藏对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术工人有着巨大的需求，这种现实需求使得禁令无法执行。汉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给临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图的信息；这一信息每年又带来了更多的汉人和回人。今天，连汉族乞丐都到拉萨来找生意。拉萨的大部分藏人对这些情况感到不满：汉人逐渐控制了当地经济，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工作机会。藏人想要经济发展，但却不想以拉萨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构成的变化为代价。
自从1951年“解放”以来，文革的伤害让当地藏人感觉痛苦和愤怒；加速的经济发展项目更加加剧了藏人的这种感觉，也破坏了藏人对改革正面影响的态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问题上——西藏有太多的汉人，他们谋取了太多利益。这种局势反过来又加强了藏人的无力感，以及对汉人主导的权力滥用的反感。
6。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不愿意给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自邓小平上台后，佛教迎来了新的复兴，很多一度繁荣的寺庙，例如哲蚌寺，也恢复了其作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总数。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众：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践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却需要得到异族中国价值系统的允许。而在北京看来，这些限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寺庙是激进民族主义和藏独活跃分子的温床。让那些寺庙的规模和财富增长，只会增强那些致力于挑战中国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
7。在这种气氛中，藏人伟大文明的精英象征——僧人——提供了点燃怒火的催化剂。
总之，究其骚乱爆发的原因，本质上是藏人压抑的不满和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发。这不是拒绝1980年改革政策，而是对1959年以来，藏人被强权毁坏文化的意外反应。当藏人看见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僧人，他们的民族热情爆发了。他们不是针对贫穷的物质条件，而是发泄对过去的不公正和对现在的不满。
拉萨的藏人的态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压抑已久的愤怒，不满和沮丧；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钻研的眼光看，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新的成功给他们提供了除了中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现实选择——他们希望，有了达赖喇嘛的工作和美国的力量，独立彷佛就在眼前。
（3）1978年后（第五帖：达赖与中国政府的较量）
来自美国国会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发生的示威和骚乱，令流亡藏人们下结论：他们认为积聚了需要的关键力量，可以给北京施压以达到他们政治自治的目标。
1988年4月，中国宣布如果达赖喇嘛公开放弃独立目标，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in France)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对此做出回应。这标志着他对返回西藏的条件的第一次公开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整个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区和政治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统一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的事务。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机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
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医院，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
达赖喇嘛表明他已准备好和中国就此建议进行谈判，并宣布其谈判小组成员，其中包括一名荷兰籍法律顾问。
斯特拉斯堡建议不寻求完全独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如其说它呼吁给西藏新的地位，还不如说它支持回到清朝统治下的自治权。达赖喇嘛可以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应对西藏事务基本没什么权力。因为这份建议基本上早在1984年秘密会谈中就已提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而言没什么新东西。但是，这次讲话的重要性在于：达赖喇嘛第一次公开宣布：独立是个不现实的目标；如果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完全自治，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勇敢的建议，这份建议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内掀起了波澜，很多人批评它是背叛。
这份建议同时是个有效的政治策略。因为邓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复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这份建议把北京放在了一个困难的位置。显然，拒绝这份建议会显得北京不讲道理，同时也提升了达赖喇嘛一个政治家的国际声望——为了达成永久性的和平愿意做出妥协。
起初，斯特拉斯堡讲话将北京陷入混乱。从基本面上看，中国领导层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妥协方案——达赖不提独立而改为完全自治，但是这种自治比独立少多少？北京的强硬派认为这只不过是达赖耍的政治手段，玩的文字游戏。但是同时，内部也有意见认为，至少要给外部一种愿意讨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印象，因为它没有要求独立。最后，在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的信号之后，强硬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斯特拉斯堡建议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隐蔽方式而被拒绝。
回顾一下历史，不说中国怎么可能允许成立一个大西藏，单说在中国当时的内部局势下，北京怎么可能让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达兰萨拉在谈判队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顾问，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国，让后者认为受到了外部干涉。最终谈判没有进行。
在此局势不断恶化形成僵局之时，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28日突然逝世，他的死给双方带来一个和解的机会。
中国方面希望打破和达赖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北京参加班禅喇嘛的葬礼，想借此机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国高层领导非正式地讨论政治局势。中国方面相信达赖喇嘛比他的那些顾问们更缓和，直接与达赖会面可能会打破僵局。一个例外的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达赖喇嘛面前，他可以访问中国，而不用理清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
但是达赖喇嘛和其高官不愿意接受这一邀请。流亡藏人的强硬派官员们担心，在和中国高层面对面的讨论中，达赖喇嘛可能会接受比他们所想的更多的妥协。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局势显然对他们有利，流亡领袖们劝说达赖喇嘛不去冒这个险，拒绝了邀请，并告诉中国佛教协会，他们已在达兰萨拉（Dharmsāla，是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一个城镇，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和驻地。因此，达兰萨拉时常以“小拉萨“闻名；在中文语境中，达兰萨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来悼念班禅喇嘛。后来很多人回顾起来，认为这是1978年后丧失的最重要的机会 。
其间，1989年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小的民族主义示威，并在1989年3月5日酿成第四次拉萨骚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认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强硬手段来和谐动荡局面，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维和。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个大挫折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海内外的藏人都认为那是一个胜利——一个间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明：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合法的，这是一个信号，全世界都在身后支持达赖喇嘛和中国的斗争。最后，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势没有直接联系，藏人一般对所谓的“汉人”事务不感兴趣，但是天安门事件无疑在中国激起了更强硬的政治政策。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内外策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除非中国愿意放弃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斯特拉斯堡建议，否则流亡藏人将继续他们的国际游说活动，鼓励更多的西藏内部示威和新的国际谴责。达赖喇嘛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他的国际建议成功地把局势扭转过来，北京在国际国内两个战场都处于被动防守。
北京对此的反应是采取更加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北京强硬派认为：毛泽东的渐进主义西藏政策（支持达赖喇嘛同时放慢改革速度）促成了1959年的叛乱；而胡耀邦的政策导致1987～1989的骚乱。很多官员强烈感觉，如果中国不停止“娇纵”西藏反动分子，局势会变得完全不可收拾。 中国政法委书记乔石（现在是人大委员长）在一次到拉萨的调查过程中的讲话，揭示了北京的愤怒和沮丧之情。在拉萨召开的一次西藏政治协商会议上，前西藏政府和宗教领袖不满当前的宗教、语言和经济政策。乔石的反应非常愤怒，对着这些前社会精英，冲口而出一些“阶级斗争”的词汇，这些词汇自从1978年邓小平上台就没有听到过了。乔石提醒他们，对于过去的错误，政府已经归还了寺庙，并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然后他辛辣地问他们还想要更多吗——“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他说，“把你们的仆人还给你们，让你们象旧社会那样生活吗？”
在1989年冬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的缓和政策正式被放弃。领导层的总体感觉是，北京对西藏的自由化条件，既没有从拉萨人民那儿得到表扬，也没能使他们死心塌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增长的民族主义激情带来了不安和骚乱，实际上弱化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这一失败促使北京采取新的政策，提高西藏的安全。新政策不依赖于赢得西藏当前的这一代人；北京认为，这一代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
新政策定位为：不能指望达赖喇嘛在西藏扮演建设性角色。北京试图抛开他来解决西藏问题。
更具体的做法是，北京派遣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员（非藏人）进藏，来加强西藏党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使西藏和藏人现代化。类似的，更大的努力放在教育藏族年轻干部和在复兴党的各级机构——从上层到乡村一级。当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不稳定区域增加了一些便衣和警察局，更新监视设备。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新的示威很快得到控制，有效制止其升级为骚乱。确实，自1990年维和解除之后七年间，尽管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发生一起新的骚乱。此外，实施这些控制措施没有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拉萨人不从事政治活动，他们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可以自由地会见朋友，邀请喇嘛举行宗教仪式，集会等等。这种成功给了北京的领导人信心，无论藏人不同政见者（或者流亡藏人）搞什么阴谋，他们的安全部队都能对付。
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基石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为基础建设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项目拨出大笔资金，以此来加速西藏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寻求西藏和藏人的现代化，提高他们的收入，牢牢地将西藏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以降低他们的离心力。为了有效地实施这一政策，北京决定西藏必须迅速发展。例如，1994年7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西藏工作会议宣布，西藏“急切需要发展得更快些”，制定了经济计划要求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到2000在西藏1993的GDP 基础上增长一倍。在1994年会议上，北京同时批准了总额达23.8亿元（约合2亿7千万美元）的62个基础建设项目。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北京所希望的效果。大批藏人从经济上受益，其他的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新的经济机会上来。但是，这一政策也知道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融合”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允许非藏民族（汉族合回族）自由地在西藏做生意。成千上万的汉人和回人来到西藏，参与建设项目和开办公司。随着北京逐步提高资金投入，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这一非藏人群是整个中国一个常见的现象的一部分，通常称为“盲流”——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地区（通常是农村）的常驻居民，但是暂时居住和工作在另外一个地区（通常是城市）。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户口”，因此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殖民者”，但是长年累月地住在那儿。自中国于1984年至1985年间宣布要将“开放”政策扩展到西藏开始，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这股人流不断扩大。对于这一人群，西藏自治区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他们极大地改变了拉萨的人口构成和基调，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扩展到小的县城。如此多的非藏人在西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的到来将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萨，变成一个非藏居民人数与真正的藏族居民相等，甚至更多的城市。
非藏人现在控制了当地经济的各个层面的大部分领域——从街头的自行车修车匠，到计算机店老板，到和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大公司。
拉萨的很多藏人对这股洪流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应该制止或者严格限制这种情况，因为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藏人而不是外来者应该是市场经济新的增长的第一受益人。藏人们相信他们在经济上无法和那些更有技能、更工业化的汉人和回人竞争；如果政府不介入，保证自治区居民的福利，他们将在经济上和人口构成上不断被边缘化。这种言论认为，中国应该像树立强大的贸易壁垒，阻止外国人控制中国的新兴民族工业那样，为西藏制定规章制度，阻止资金和其他优势的中国人进藏，保护藏人。
北京否决了这种言论，坚持快速发展是第一位的。它拒绝禁止或者限制非藏工人流入西藏，也不愿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特殊的经济保护法规。邓小平本人强烈支持这一观点。例如，1987年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当然，北京不愿意阻止这一人口流动，也有政治和战略动机。大量的非藏人口在西藏居住和工作，这给北京一个新的强大的拥护中国的“支持者”，提升了西藏安全。尽快这些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永久殖民者，每几年都有不同的内地人居住在西藏的主要城市。就像很多美国人一样，他们到一个城市去工作几年，最后定居在这个城市；很多汉人也可能最后定居在西藏。因此，虽然北京无法劝说大部分藏人忽略达赖喇嘛，接受成为中国一部分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北京可以授权大量中国人定居在西藏。通过新的法案，给予“流动人口”有吸引力的补贴，诱使他们在西藏定居，以此来造成大批汉人的定居事实。（我记得2001年大学毕业时，学校号召我们去西藏“支边”，去的同学可以被评为“先进毕业生”，去到西藏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安家费”，而且据说那里的工资是内地的两倍。全校有多少毕业生去了西藏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去了西藏大学教书。）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期望这些中国人能给藏人带来现代思考和行为模式的范例，让他们耳濡目染，逐渐仿效。基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经验，北京领导人部分倾向于这种文化传入过程，更“现代化”的汉人能够打开藏人的思想和眼界，创造出新的，“现代化”的藏人，而这些藏人不会深受宗教和喇嘛的影响。因此，尽管北京意识到，其开放政策短期内会给藏人带来伤害和痛苦，它觉得这是西藏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代价，长期而言它会获得胜利。
但是，很多藏人，包括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这一政策的伤害。在拉萨少数民族干部圈里传播的一个“黑色”幽默反映了藏人对中国政策的失望：
你知道[中国统治下]现代西藏历史的四个阶段吗？
第一个十年(1950-60)，我们丢了土地[即，中国军队进入并控制了西藏]；第二个十年(1960-70)，我们丢了政治权力[即，传统政府被汉人主导的共产党政府替代]；第三个十年(1970-80)，我们丢了文化[即，文化大革命毁灭了宗教和其他旧的风俗]；第四个十
年(1980-90)，我们连经济都丢了[即，开放经济政策使得非藏人主导了自治区的经济]。
北京还试图通过教育制度来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藏人精英阶层。当过农奴并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老西藏人年事已高，有的已经作古。推翻农奴制后出生的并经历过文革的西藏人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北京现在把重点放在培养新一代西藏人上。除了西藏的标准学校系统之外，1985 年开始了一个计划，
在中国内地省份建设特殊的西藏中学或者西藏班，并在1987年后扩大了这一计划。今天，大约有10，000青年藏人在中国内地的这类学校中就读，并有更多的在职业学校念书。
（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有专门的“藏班”。高一时所有的藏族同学都在一个单独的班里，高二文理科分班时就把藏族同学插进普通的班里了。我们高二时班里有5个藏
族同学。）
1994年，西藏开始了新一轮教育和党的改革，寻求减少文盲，同时更严密地控制教育内容，以使西藏学生不会接触到微妙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同样，1994年，下令西藏政府官员召回在达兰萨拉念书的子女，停止在家中供奉达赖喇嘛的画像。
这些变化造就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宗教色彩淡漠，适应中国社会生活的藏人群体。
北京的“强硬”西藏政策也延伸到语言等文化领域。藏人可以自由的穿着、说、写和用“藏语”生活，但北京现在不愿实施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改变，担心强化西藏的特性会将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分隔更远。因而，中国不将藏语作为政府机构的标准语言；同时，北京继续限制僧尼的人数，收紧重建寺庙的限制，并加强对现在寺庙的管理。
所以，北京1989年之后的政策基本上重新定义了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在很多领域，例如计划生育，西藏仍存在特殊的补贴和优惠待遇。过去认为，因其历史，西藏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现在则认为，西藏只不过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已。西藏被看作是一个民族区域，只要藏人愿意，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生活，传承；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承诺要保证西藏的人口构成、语言同质性永远不变。“民族敏感”的政策被不那么缓和的政策所代替，西藏现代化和建立新的“现代化”藏人优先。凡是强调西藏特性，将之和中国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政策被否定，或者阻止，因为这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对立。
北京的强硬政策将达赖喇嘛置之不理，强迫他亲眼目睹他视之为悲剧的一系列世界。在一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尽管有战争和征服，饥荒和自然灾害，西藏仍然是藏人独占的家园。现在西藏以及流亡的藏人只能看着它的逝去。达赖喇嘛继续赢得巨大的国际同情，对西藏的本地藏人态度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他无力停止中国的新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最少在短期内）不依赖于当地藏人的批准，国际社会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于是，北京重新占了上风。达赖喇嘛国际运动的胜利看起来越来越象出征舞一样的胜利。国际建议在西方赢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胜利，但是这些短暂的胜利不仅无法强迫中国接受他们的目标，反而促成了北京出台新的强硬政策，而这一新政策实质性地改变了西藏。
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在拉萨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急切的呼应。藏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中文广播，中国政府也在当地媒体上宣传抨击达赖喇嘛的访问。1987年9月27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第一次演讲不到一周的时间，拉萨哲蚌寺的民族主义僧人们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的建议。他们开始沿着内转经道（bogor）前进，这是一条主要的转经道（环绕神圣的拉萨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场。几圈后，警察还没有出现；于是他们沿着一条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进。他们在那儿被捕。
第一次骚乱：
10月1日上午，另外一队二三十个僧人在拉萨示威，表达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以及对先前示威者的支持，并要求释放他们。警察马上把他们监管起来，开始殴打他们。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总部外面，要求释放这些僧人；不久以后，示威升级为全面骚乱。最后，人们放火焚烧了警察局，一些车辆和商铺，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开火，大概有六到二十个藏人并打死。
事后北京表示出一些和解的姿态：1988年初，10世班禅喇嘛被派到西藏，授权做出一些让步，试图平息那些僧人，让1988年2月的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顺利进行。
计划是，如果僧人们参加祈祷大法会，并在以后关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将给僧人们切实的财政补偿，放松限制。1988年1月26日西藏政府释放了 59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态，而仅羁押了15名僧人。接下来，在哲蚌寺的大会上，班禅喇嘛告诉僧人们，政府将拨款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币两百万元（500,000美元）。
第二次骚乱：
1988年3月5日，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的最后一天， 当喇嘛们举着弥勒菩萨(Maitreya)塑像的仪式完成时，一个僧人向坐在典礼上的一排官员叫嚷，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一名僧人。一个藏人干部叫他闭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驳说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就这样，正当所有人认为法会平安无事的度过时，局势失控，潜伏的愤怒酿成了拉萨的第二次骚乱。
第三次骚乱：1988年12月僧人在国际人权日上的示威爆发了拉萨第三次骚乱。
第四次骚乱：1989年3月5日，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民族示威，酿成第四次骚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意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了强硬手段控制局势，在西藏宣布维和。
骚乱之因：
为什么在中国采取其缓和、照顾敏感民族情绪的改良政策之时，会发生这一系列骚乱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启发的。
1。示威部分上是被达赖及其流亡领袖鼓动的。僧人们的示威是为了对抗中国在拉萨的批判宣传，并展示对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新建议的支持。至此，僧人们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持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
2。影响藏人态度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们用中国政府制度的框架来理解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权力，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它决定。因此拉萨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代表了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萨的普通藏人相信，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的发言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他们眼中是世界头号军事强权——将很快强迫中国“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过短波电台传播，在决定藏人特别是拉萨人的态度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3。文革10年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毁灭性破坏。
4。参与这四次骚乱的藏人多为59年废除农奴制后出生的藏人。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农奴的悲惨生活，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没有上一代人深刻；相反，他们却从记事时候起就经历文化大革命，亲眼所见中国政府对西藏本土文明的摧残。到80年代末期，这一代人正是3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的经历正逢这个热血澎湃的年龄段，让他们成为了骚乱的主力军。
5。中国政府坚持迅速发展西藏经济，这一政策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自1984年以来，汉族和回族大量涌入西藏。
而这一过程的开始，并不象达赖指控的“汉族人口大迁移”那样——是一个中国精心策划的方案，想用汉族“殖民居民”来“淹没”西藏。而是政府意图迅速发展西藏经济的结果。这些发展项目支付的大笔资金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连锁反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汉族建筑工人，其存在又创造了对新的中国餐馆、商店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实际上1984年西藏党委曾试图禁止青海的汉人和回人进入西藏。但是西藏对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术工人有着巨大的需求，这种现实需求使得禁令无法执行。汉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给临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图的信息；这一信息每年又带来了更多的汉人和回人。今天，连汉族乞丐都到拉萨来找生意。拉萨的大部分藏人对这些情况感到不满：汉人逐渐控制了当地经济，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工作机会。藏人想要经济发展，但却不想以拉萨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构成的变化为代价。
自从1951年“解放”以来，文革的伤害让当地藏人感觉痛苦和愤怒；加速的经济发展项目更加加剧了藏人的这种感觉，也破坏了藏人对改革正面影响的态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问题上——西藏有太多的汉人，他们谋取了太多利益。这种局势反过来又加强了藏人的无力感，以及对汉人主导的权力滥用的反感。
6。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不愿意给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自邓小平上台后，佛教迎来了新的复兴，很多一度繁荣的寺庙，例如哲蚌寺，也恢复了其作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总数。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众：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践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却需要得到异族中国价值系统的允许。而在北京看来，这些限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寺庙是激进民族主义和藏独活跃分子的温床。让那些寺庙的规模和财富增长，只会增强那些致力于挑战中国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
7。在这种气氛中，藏人伟大文明的精英象征——僧人——提供了点燃怒火的催化剂。
总之，究其骚乱爆发的原因，本质上是藏人压抑的不满和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发。这不是拒绝1980年改革政策，而是对1959年以来，藏人被强权毁坏文化的意外反应。当藏人看见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僧人，他们的民族热情爆发了。他们不是针对贫穷的物质条件，而是发泄对过去的不公正和对现在的不满。
拉萨的藏人的态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压抑已久的愤怒，不满和沮丧；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钻研的眼光看，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新的成功给他们提供了除了中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现实选择——他们希望，有了达赖喇嘛的工作和美国的力量，独立彷佛就在眼前。
（3）1978年后（第五帖：达赖与中国政府的较量）
来自美国国会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发生的示威和骚乱，令流亡藏人们下结论：他们认为积聚了需要的关键力量，可以给北京施压以达到他们政治自治的目标。
1988年4月，中国宣布如果达赖喇嘛公开放弃独立目标，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in France)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对此做出回应。这标志着他对返回西藏的条件的第一次公开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整个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区和政治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统一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的事务。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机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
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医院，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
达赖喇嘛表明他已准备好和中国就此建议进行谈判，并宣布其谈判小组成员，其中包括一名荷兰籍法律顾问。
斯特拉斯堡建议不寻求完全独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如其说它呼吁给西藏新的地位，还不如说它支持回到清朝统治下的自治权。达赖喇嘛可以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应对西藏事务基本没什么权力。因为这份建议基本上早在1984年秘密会谈中就已提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而言没什么新东西。但是，这次讲话的重要性在于：达赖喇嘛第一次公开宣布：独立是个不现实的目标；如果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完全自治，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勇敢的建议，这份建议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内掀起了波澜，很多人批评它是背叛。
这份建议同时是个有效的政治策略。因为邓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复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这份建议把北京放在了一个困难的位置。显然，拒绝这份建议会显得北京不讲道理，同时也提升了达赖喇嘛一个政治家的国际声望——为了达成永久性的和平愿意做出妥协。
起初，斯特拉斯堡讲话将北京陷入混乱。从基本面上看，中国领导层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妥协方案——达赖不提独立而改为完全自治，但是这种自治比独立少多少？北京的强硬派认为这只不过是达赖耍的政治手段，玩的文字游戏。但是同时，内部也有意见认为，至少要给外部一种愿意讨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印象，因为它没有要求独立。最后，在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的信号之后，强硬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斯特拉斯堡建议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隐蔽方式而被拒绝。
回顾一下历史，不说中国怎么可能允许成立一个大西藏，单说在中国当时的内部局势下，北京怎么可能让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达兰萨拉在谈判队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顾问，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国，让后者认为受到了外部干涉。最终谈判没有进行。
在此局势不断恶化形成僵局之时，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28日突然逝世，他的死给双方带来一个和解的机会。
中国方面希望打破和达赖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北京参加班禅喇嘛的葬礼，想借此机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国高层领导非正式地讨论政治局势。中国方面相信达赖喇嘛比他的那些顾问们更缓和，直接与达赖会面可能会打破僵局。一个例外的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达赖喇嘛面前，他可以访问中国，而不用理清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
但是达赖喇嘛和其高官不愿意接受这一邀请。流亡藏人的强硬派官员们担心，在和中国高层面对面的讨论中，达赖喇嘛可能会接受比他们所想的更多的妥协。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局势显然对他们有利，流亡领袖们劝说达赖喇嘛不去冒这个险，拒绝了邀请，并告诉中国佛教协会，他们已在达兰萨拉（Dharmsāla，是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一个城镇，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和驻地。因此，达兰萨拉时常以“小拉萨“闻名；在中文语境中，达兰萨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来悼念班禅喇嘛。后来很多人回顾起来，认为这是1978年后丧失的最重要的机会 。
其间，1989年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小的民族主义示威，并在1989年3月5日酿成第四次拉萨骚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认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强硬手段来和谐动荡局面，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维和。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个大挫折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海内外的藏人都认为那是一个胜利——一个间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明：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合法的，这是一个信号，全世界都在身后支持达赖喇嘛和中国的斗争。最后，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势没有直接联系，藏人一般对所谓的“汉人”事务不感兴趣，但是天安门事件无疑在中国激起了更强硬的政治政策。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内外策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除非中国愿意放弃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斯特拉斯堡建议，否则流亡藏人将继续他们的国际游说活动，鼓励更多的西藏内部示威和新的国际谴责。达赖喇嘛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他的国际建议成功地把局势扭转过来，北京在国际国内两个战场都处于被动防守。
北京对此的反应是采取更加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北京强硬派认为：毛泽东的渐进主义西藏政策（支持达赖喇嘛同时放慢改革速度）促成了1959年的叛乱；而胡耀邦的政策导致1987～1989的骚乱。很多官员强烈感觉，如果中国不停止“娇纵”西藏反动分子，局势会变得完全不可收拾。 中国政法委书记乔石（现在是人大委员长）在一次到拉萨的调查过程中的讲话，揭示了北京的愤怒和沮丧之情。在拉萨召开的一次西藏政治协商会议上，前西藏政府和宗教领袖不满当前的宗教、语言和经济政策。乔石的反应非常愤怒，对着这些前社会精英，冲口而出一些“阶级斗争”的词汇，这些词汇自从1978年邓小平上台就没有听到过了。乔石提醒他们，对于过去的错误，政府已经归还了寺庙，并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然后他辛辣地问他们还想要更多吗——“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他说，“把你们的仆人还给你们，让你们象旧社会那样生活吗？”
在1989年冬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的缓和政策正式被放弃。领导层的总体感觉是，北京对西藏的自由化条件，既没有从拉萨人民那儿得到表扬，也没能使他们死心塌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增长的民族主义激情带来了不安和骚乱，实际上弱化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这一失败促使北京采取新的政策，提高西藏的安全。新政策不依赖于赢得西藏当前的这一代人；北京认为，这一代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
新政策定位为：不能指望达赖喇嘛在西藏扮演建设性角色。北京试图抛开他来解决西藏问题。
更具体的做法是，北京派遣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员（非藏人）进藏，来加强西藏党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使西藏和藏人现代化。类似的，更大的努力放在教育藏族年轻干部和在复兴党的各级机构——从上层到乡村一级。当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不稳定区域增加了一些便衣和警察局，更新监视设备。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新的示威很快得到控制，有效制止其升级为骚乱。确实，自1990年维和解除之后七年间，尽管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发生一起新的骚乱。此外，实施这些控制措施没有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拉萨人不从事政治活动，他们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可以自由地会见朋友，邀请喇嘛举行宗教仪式，集会等等。这种成功给了北京的领导人信心，无论藏人不同政见者（或者流亡藏人）搞什么阴谋，他们的安全部队都能对付。
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基石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为基础建设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项目拨出大笔资金，以此来加速西藏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寻求西藏和藏人的现代化，提高他们的收入，牢牢地将西藏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以降低他们的离心力。为了有效地实施这一政策，北京决定西藏必须迅速发展。例如，1994年7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西藏工作会议宣布，西藏“急切需要发展得更快些”，制定了经济计划要求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到2000在西藏1993的GDP 基础上增长一倍。在1994年会议上，北京同时批准了总额达23.8亿元（约合2亿7千万美元）的62个基础建设项目。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北京所希望的效果。大批藏人从经济上受益，其他的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新的经济机会上来。但是，这一政策也知道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融合”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允许非藏民族（汉族合回族）自由地在西藏做生意。成千上万的汉人和回人来到西藏，参与建设项目和开办公司。随着北京逐步提高资金投入，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这一非藏人群是整个中国一个常见的现象的一部分，通常称为“盲流”——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地区（通常是农村）的常驻居民，但是暂时居住和工作在另外一个地区（通常是城市）。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户口”，因此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殖民者”，但是长年累月地住在那儿。自中国于1984年至1985年间宣布要将“开放”政策扩展到西藏开始，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这股人流不断扩大。对于这一人群，西藏自治区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他们极大地改变了拉萨的人口构成和基调，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扩展到小的县城。如此多的非藏人在西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的到来将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萨，变成一个非藏居民人数与真正的藏族居民相等，甚至更多的城市。
非藏人现在控制了当地经济的各个层面的大部分领域——从街头的自行车修车匠，到计算机店老板，到和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大公司。
拉萨的很多藏人对这股洪流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应该制止或者严格限制这种情况，因为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藏人而不是外来者应该是市场经济新的增长的第一受益人。藏人们相信他们在经济上无法和那些更有技能、更工业化的汉人和回人竞争；如果政府不介入，保证自治区居民的福利，他们将在经济上和人口构成上不断被边缘化。这种言论认为，中国应该像树立强大的贸易壁垒，阻止外国人控制中国的新兴民族工业那样，为西藏制定规章制度，阻止资金和其他优势的中国人进藏，保护藏人。
北京否决了这种言论，坚持快速发展是第一位的。它拒绝禁止或者限制非藏工人流入西藏，也不愿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特殊的经济保护法规。邓小平本人强烈支持这一观点。例如，1987年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当然，北京不愿意阻止这一人口流动，也有政治和战略动机。大量的非藏人口在西藏居住和工作，这给北京一个新的强大的拥护中国的“支持者”，提升了西藏安全。尽快这些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永久殖民者，每几年都有不同的内地人居住在西藏的主要城市。就像很多美国人一样，他们到一个城市去工作几年，最后定居在这个城市；很多汉人也可能最后定居在西藏。因此，虽然北京无法劝说大部分藏人忽略达赖喇嘛，接受成为中国一部分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北京可以授权大量中国人定居在西藏。通过新的法案，给予“流动人口”有吸引力的补贴，诱使他们在西藏定居，以此来造成大批汉人的定居事实。（我记得2001年大学毕业时，学校号召我们去西藏“支边”，去的同学可以被评为“先进毕业生”，去到西藏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安家费”，而且据说那里的工资是内地的两倍。全校有多少毕业生去了西藏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去了西藏大学教书。）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期望这些中国人能给藏人带来现代思考和行为模式的范例，让他们耳濡目染，逐渐仿效。基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经验，北京领导人部分倾向于这种文化传入过程，更“现代化”的汉人能够打开藏人的思想和眼界，创造出新的，“现代化”的藏人，而这些藏人不会深受宗教和喇嘛的影响。因此，尽管北京意识到，其开放政策短期内会给藏人带来伤害和痛苦，它觉得这是西藏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代价，长期而言它会获得胜利。
但是，很多藏人，包括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这一政策的伤害。在拉萨少数民族干部圈里传播的一个“黑色”幽默反映了藏人对中国政策的失望：
你知道[中国统治下]现代西藏历史的四个阶段吗？
第一个十年(1950-60)，我们丢了土地[即，中国军队进入并控制了西藏]；第二个十年(1960-70)，我们丢了政治权力[即，传统政府被汉人主导的共产党政府替代]；第三个十年(1970-80)，我们丢了文化[即，文化大革命毁灭了宗教和其他旧的风俗]；第四个十
年(1980-90)，我们连经济都丢了[即，开放经济政策使得非藏人主导了自治区的经济]。
北京还试图通过教育制度来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藏人精英阶层。当过农奴并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老西藏人年事已高，有的已经作古。推翻农奴制后出生的并经历过文革的西藏人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北京现在把重点放在培养新一代西藏人上。除了西藏的标准学校系统之外，1985 年开始了一个计划，
在中国内地省份建设特殊的西藏中学或者西藏班，并在1987年后扩大了这一计划。今天，大约有10，000青年藏人在中国内地的这类学校中就读，并有更多的在职业学校念书。
（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有专门的“藏班”。高一时所有的藏族同学都在一个单独的班里，高二文理科分班时就把藏族同学插进普通的班里了。我们高二时班里有5个藏
族同学。）
1994年，西藏开始了新一轮教育和党的改革，寻求减少文盲，同时更严密地控制教育内容，以使西藏学生不会接触到微妙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同样，1994年，下令西藏政府官员召回在达兰萨拉念书的子女，停止在家中供奉达赖喇嘛的画像。
这些变化造就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宗教色彩淡漠，适应中国社会生活的藏人群体。
北京的“强硬”西藏政策也延伸到语言等文化领域。藏人可以自由的穿着、说、写和用“藏语”生活，但北京现在不愿实施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改变，担心强化西藏的特性会将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分隔更远。因而，中国不将藏语作为政府机构的标准语言；同时，北京继续限制僧尼的人数，收紧重建寺庙的限制，并加强对现在寺庙的管理。
所以，北京1989年之后的政策基本上重新定义了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在很多领域，例如计划生育，西藏仍存在特殊的补贴和优惠待遇。过去认为，因其历史，西藏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现在则认为，西藏只不过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已。西藏被看作是一个民族区域，只要藏人愿意，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生活，传承；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承诺要保证西藏的人口构成、语言同质性永远不变。“民族敏感”的政策被不那么缓和的政策所代替，西藏现代化和建立新的“现代化”藏人优先。凡是强调西藏特性，将之和中国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政策被否定，或者阻止，因为这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对立。
北京的强硬政策将达赖喇嘛置之不理，强迫他亲眼目睹他视之为悲剧的一系列世界。在一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尽管有战争和征服，饥荒和自然灾害，西藏仍然是藏人独占的家园。现在西藏以及流亡的藏人只能看着它的逝去。达赖喇嘛继续赢得巨大的国际同情，对西藏的本地藏人态度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他无力停止中国的新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最少在短期内）不依赖于当地藏人的批准，国际社会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于是，北京重新占了上风。达赖喇嘛国际运动的胜利看起来越来越象出征舞一样的胜利。国际建议在西方赢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胜利，但是这些短暂的胜利不仅无法强迫中国接受他们的目标，反而促成了北京出台新的强硬政策，而这一新政策实质性地改变了西藏。
漏了几段,怎么贴不上来啊
在西藏的解放军官兵强调他们是来帮助西藏，而不是来剥削或者欺凌西藏，他们小心谨慎的展示他们尊敬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例如，他们向拉萨地区的所有两万名僧尼布施。根据该原则，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禁止解放军违背人民的意愿行事，要求他们用旧中国的银元支持物品或服务（而不是纸币）。这种政策也允许旧的封建宗教制度保持不变。1951年至1959年间，没有贵族或寺庙财产被充公，而且封建地主被允许继续对其世袭农夫行使司法裁判。
此一政策的中心是达赖喇嘛。毛将达赖喇嘛作为一种特别角色，通过他，西藏的封建和宗教精英（及其大众）将逐渐接受他们在中国新的多民族共产党国家的地位。可见，毛在此期的西藏政策是一种渐进主义。不妨发展军事和管理机构，但是西藏的中国官员不得过早地试图强迫其改变。
问题出在民族的藏区。
民族藏区的情况则非常不同，那儿的藏人不属于政治西藏的一部分（也不受十七条协议约束）。四川省1955至1956年期间跟上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也波及藏区。1955年末，四川省党委书记李进泉在全省发动民主改造，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危及了藏族上层的利益，这很快导致藏人上层叛乱，难民进入政治西藏区域，来自民族藏区的叛乱者逃到安全的拉萨及其郊外。他们成为拉萨1959年起义形势急剧恶化的一种主要因素。
50年代中期，西藏内部局势开始恶化。西藏强硬派与民族藏区起义失败的逃亡人员结盟，组织武装叛乱。这种组织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57年美国开始训练和武装西藏游击队。1957年，为挽救其渐进策略，毛做了最后的努力：他减少了西藏的汉族干部和军队人数，书面承诺达赖喇嘛，中国在未来六年内不会在政治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毛进一步说，六年过后，如果条件仍不成熟，他将继续延迟改革。但是，达赖喇嘛无法稳定西藏局势；1959年3月，拉萨爆发了起义/暴乱（中国的书上说这次起义/暴乱有7000人参加，达赖说有87000人参加）。起义/暴乱很快被和谐，这次和谐行为就被达赖称为第一次对藏人的大屠杀（genocide)。达赖喇嘛逃到印度。随后达赖喇嘛宣布否认十七条协议，寻求西藏独立和民族自决。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发起叛乱以及后来随达赖14流亡到印度的藏族都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贵族和大农奴主，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奴并没有参与这次叛乱，相反，正因为有了广大农奴的支持，这次叛乱才能在短时间内被平息。
随后，中国政府宣布中止十七条协议，废除传统西藏政府。中国政府没收了僧俗上层贵族阶层的财产，西藏数千庙宇中绝大多数被关闭，同时建立了新的共产党政府机构。一度在中国共产党国家之内存在的特殊的西藏神权政体走到了尽头。
对于西藏和中国而言，1951－1959年的过渡期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西藏的权力阶层既不能使中国人离开，也无法在中国内部制造一种环境实行长期自治。最终，老的社会，连同他们想保存的佛教制度等等都被毁灭。在中国一边，意识形态狂热过早地激发了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阻碍了赢得藏人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部分的任何机会。西藏问题再度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但是，中国的一部分人认为，毛的有缺陷的缓和政策才是这一失败的原因。整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这一政策抱怨不断，尤其是部分人认为毛对达赖喇嘛的看法有误；他们觉得达赖喇嘛表里不一，表面上他拥护革命，实际上寻求“分离主义”政策——即试图把西藏分离出去，摆脱中国控制。这一派平静地将 1959年叛乱和西藏问题的重新国际化归因于此一政策，至今，中国仍有部分人认为这是党（以及毛泽东）的最大失败。
1959年以后，流亡藏人和中国争相将自己对西藏历史和当代世界的诠释合法化。中国人谈论西藏旧封建农奴制度的极端残酷和弊端，流亡藏人则讨论许多中国人的文化和人权侵害行为，包括种族灭绝。这一“诠释”之战一直持续到现在。
(2) 1960-1977
1959年拉萨暴乱后，达赖喇嘛及部分藏人流亡印度，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并寻求联合国和美国支持西藏独立。对此美国又表现出一贯的“坏朋友综合症”。美国在以下档案（日期为1959年10月14日）中的言论显示，尽管此时美国大量训练和资助的西藏游击队行动，然而美国继续拒绝承认西藏独立：
关于美国是否承认西藏独立的问题，远东事务局（FE, Far Eastern Affairs）仔细研究了此举的得失。考虑所有因素，我们的结论是，反对承认西藏独立的举张占了上风。从美国国家利益和藏人的立场考虑，我认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和藏人有相同的目标：让世界持续关注藏人的事业，保持达赖喇嘛为西藏人民的有效发言人的角色。我相信美国承认达赖喇嘛政府为独立国家对这两个目标没有好处。预期几乎没有国家会跟随，我们的承认只能让达赖喇嘛做为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明显地依赖于美国获取政治支持。这显然会损伤他目前作为亚洲一个令人尊敬的领导人的声望和影响，也会妨碍他代表西藏人民的活动。
但是，美国仍然需要看起来对达赖喇嘛的请求做出响应，保持我们的一贯立场，支持民族自决原则。
因此，对于流亡藏人而言，指望美国全力赢得世界支持西藏独立，从一开始就成问题；到六十年代后期，当总统尼克松(Nixon)和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 (Kissinger)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美国对西藏的支持中止。此时，美国撤回对以尼泊尔为基地的西藏游击队的支持，几年内军事行动失败了。此外，从 1966年开始，美国的官方立场不再谈到西藏的“民族自决”，甚至也不提赫脱在1960年提到的自治国家。
随着美国政治焦点转向和中国搞好关系，西藏变得令美国政府困窘。西藏问题不再和美国国家利益相关——实际上，还对此有害。到七十年代，世界局势的变化使得流亡藏人的形势更加恶化了。
如此，流亡藏人1959年之后的努力对西藏局势没有影响，也无法创造国际舆论同意其自决或者独立。中国共产党重建了西藏，将农区和牧区变为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和“破四旧”运动的旗帜之下
，对传统的西藏文化和宗教带来严重的冲击。在叛乱、食品短缺和斗争“阶级敌人”之时，西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此期间的具体死亡人数还不得而知，但是西藏的文化受到了实质性的伤害。
一个留学美国大学的藏人1964年回到中国，在其自传中生动地回忆起1966年和红卫兵一起返回时对拉萨的印象：
我还碰到一位女士……后来成为我的妻子……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桑耶拉 (Sangyela)都没有被批斗的危险，因为她绝对来自无产阶级。但是她十分虔诚，憎恨政府，因为政府关闭寺庙，禁止任何宗教活动，连自己家里都不行。如果邻居或者当官的发现你信教，密告了你，你就会被在大会上被批斗；因为文化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根除所有残余的旧价值观，旧习惯和旧信仰。但是我们藏人是很顽固的，来自各阶层和背景的藏人冒着被惩罚被批斗的危险，秘密在家里念经，或者转寺庙，就象在闲逛，默默地念经。桑耶拉是其中的一个。桑耶拉还继续点酥油灯，供奉菩萨。她从每月微薄的供给中挤出一点来，点燃一个小的酥油灯；她把灯放在门后面以前的祭坛的柜子间里面，而不是象通常放在祭坛顶上。当她告诉我的时候，我想，将点燃的灯放在老的木柜子里面，可能会让整个房子着火。
简而言之，1959年叛乱之后，佛教被毁，藏人被迫放弃他们深深拥有的价值观和习俗，而这些构成他们文化身份的核心。阶级斗争和持续不断的运动宣传与他们过去理解和感觉的一切相抵触，毁灭了传统藏族生活中的社会文化机构。对于西藏的藏人而言，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
（3）1978年以后（第一帖）
毛泽东1976年逝世，随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执掌权力。这些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文化和经济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并给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大业中的两大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带来了新的机会。
1978年，中国在西藏做出了一些单方面的姿态，例如释放一些犯人，宣布藏人可以探望国外的亲属，给一些流亡藏人签发探望西藏的签证。这些行动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对外”策略：试图劝说达赖喇嘛及其跟随者返回中国，解决西藏问题。
1978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定居香港，能说流利中文)在香港进行了非正式谈判；双方都表达了在西藏问题上和解的兴趣
。随后，1979年邓小平邀请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告诉他，除了完全独立，其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他还说，达赖喇嘛可以派遣参观团于1979－1980年访问西藏，实地观察当地情况。显然北京相信代表团会被西藏自1959年之后的进步，以及西藏人民和国家的团结所折服。中国同时觉得，经过了20年的流亡生涯，达赖喇嘛会更迫切地安于在中国做一个新的、更“自由”的领导。
达赖喇嘛于是派遣了三个参观团访问中国，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汉人任荣，向北京报告说，西藏的政治局势很好，藏人团结在党和祖国周围。但是，一个参观团，包括达赖喇嘛的另一个哥哥，访问青海省的藏区时，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令北京感到局促不安，北京于是和拉萨的任荣联系，问他如果参观团按计划访问拉萨会发生什么事情。据说任回答说，比起安多的农牧民，拉萨人民在意识形态上更成熟，他们强烈支持共产党；拉萨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西藏当地官员对此深信不疑，西藏自治区的政府甚至在参观团抵达前召集居委会，告诫当地的西藏“群众”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对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因为代表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
然而当参观团到达拉萨时，拉萨群众却给了参观团比青海更盛大的欢迎。成千上万的拉萨人包围了参观团：很多人哭着喊着，其他人献上哈达，争相去触摸达赖喇嘛的哥哥，少数人喊出了西藏民族主义口号，例如，“西藏独立”和“汉人，滚回去”。任荣，以其对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改革无情而著名，无法掩盖这次惨败，以及他对藏民群众情绪的一无所知。
此外，这些访问让流亡藏人增强了信心：他们看到藏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差，宗教和经院制度几乎被全毁了。他们还发现，尽管藏人群众经历了二十年的共产党宣传，但仍然虔诚地信奉达赖，认为他是藏人的领袖。这让流亡藏人们坚信：西藏应该按照藏族的价值标准，由藏人统治。在流亡藏人的国际支持的历史低潮期，增强了他们独立的信心。
北京的对外政策（与达赖对话）伴随着新的对内政策：北京试图通过改善西藏的经济状况，以及满足西藏人的民族感情来解决西藏问题。
1980年5月，党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前所未有的亲自来到西藏进行调查，以此决定西藏工作会议的方针是否需要修改。他们的所见所闻显然令人失望，发现事实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差。胡公开宣布在西藏进行宽松的六条改革，其中一些观点非常突出：
(1)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力……在统一领导下的自主权不能被废除。有必要充分地、独立地行使这一权力。那些不符合西藏情况，以及不利国家团结、发展生产的东西要摒弃或修改。自治区应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自主权，可以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放弃某些法律法规，保护民族自治和其特殊的民族利益。
(2)……和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较低。这一情况显示，西藏人民的负担必须大幅减轻。接下来几年内，对西藏人民实行免税、免征购……取消各种捐税。不得征用群众做无偿劳动。农牧民的产出必须以协商价格购买或进行物物交换，满足双方需要；取消他们的征购配额……
(3)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西藏采取特殊的、适合西藏情况的灵活政策，包括农业、畜牧业、金融业、商业、手工业和通讯业，以期加快西藏经济发展速度……
(4)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要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教文化事业。藏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绚丽的文化。藏族文化举世闻名，包括佛教，音乐、舞蹈，以及医药和戏剧；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和发扬藏族文化。所有忽视或弱化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方面做出成绩。
西藏的教育事业进步不够。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我们要努力在西藏设立大学，中学和小学。部分文化失传，寺庙中的佛教经典被毁，我们要尽力保护、整理和研究它们。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应学会说、写藏语。这是必须的，否则他们就会脱离群众。爱护少数民族群众决不是空谈。我们要最终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
(5)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要极大地加强藏汉族干部的亲密团结。……未来两到三年内，西藏自治区政府职能部门的全职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这样的公开言论令人瞩目，据说比起秘密报告和胡耀邦对党内干部的讲演，这还算温和的；在内部讲演中，胡将中国在西藏的二十年努力比作把钱扔进了拉萨河。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强硬同化政策，回到毛泽东50年代的更加注重民族敏感性的策略。新政策包含两个主要部分：
(1)民族方面——鼓励复兴藏族宗教文化，包括大量使用藏语，用藏人干部代替大批汉人干部，从各方面使得西藏自治区更加藏族化；
(2)经济方面——暂时免去税收和“低于市场价”的征购，发展基础建设，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北京不再愿意想50年代那样，允许一个分离的，非共产党领导的拉萨政府存在。这就是胡耀邦指的“在统一领导下”。尽管藏族文化、语言和民族性要增强，工作在西藏的汉人要求学习藏语；但是藏人必须通过藏族共产党干部，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实施自治。从北京的角度看，和解意味着达赖喇嘛返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
新政策试图矫正文革时期对藏人犯的错，赢得藏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变化也试图回应海外的批评，同时告诉西藏的藏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这都不仅仅是宣传。中国政府在1980年后紧接着的这段时期实施了胡的政策的若干方面。整个西藏个人宗教活动大范围复苏，（在一些限制条件下）庙宇重新开放，新的儿童僧人涌进这些寺庙，传统得以复兴。要求在商店和官方建筑上用藏文标志，公共机构被指示和人民打交道时使用藏语，藏族干部的人数增加，制定计划以提高藏文教育水平，大批汉族干部离开。不仅欢迎流亡藏人回来访问，藏族居民也可以出国探访他们的亲戚。
随着对内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时继续其对外政策，和达赖喇嘛接触。1979年－1981年期间，双方的非正式会谈继续。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讨论了西藏问题。在这次会见中，胡提出和达赖喇嘛和解的五点方针：
1. 中国已经走上新的时期，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达赖喇嘛应该相信这一点。
2. 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应该开诚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年的事件我们不要再纠缠了。
3. 中央政府真诚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们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4.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他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
5.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
达赖喇嘛及其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议上如何回应中国。中国的五点方针尽管提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于达赖喇嘛和其官员来说，甚至考虑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困难。二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立场强硬，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权力，而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或者一点诚实的野蛮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如果突然显示出愿意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治下，仅此一条就能轻易破坏达赖喇嘛和其流亡政府在流亡藏人中的形象，降低其支持率。
流亡领袖同时也担心，历史是否会认为他们是叛徒，永远放弃了西藏的独立权利。这是个富含感情的话题，难以以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和现实政治的方式来进行理性分析。西藏谈判团的一个成员回忆到：他发现自己很难对中国谈判对手笑一笑，握个手。突然之间，西藏问题已超越了国际竞技场上的“表述”之战——达赖喇嘛及其官员手握流亡藏人的命运，他们不得不谨慎衡量他们的决定对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潜在影响。
令问题更复杂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来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诺重建一个“大西藏“，这是上一个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标（就在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谈判中），也对此寄予厚望；但是这对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为大量流亡藏人来自那些藏区。自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努力将不同地区的藏民团结到一个社区中，同时也将重建”大西藏“作为基本政治目标。
然而，大西藏的目标完全无视政治现实。西藏已有一个多世纪未统治这些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大片地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已有大量移民移居，包括汉人和非汉人（回族），很难想象北京会将这么大一块地方拱手让出。但是，如果达赖决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标，则会失信于流亡的东藏人。和放弃独立一样，这也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一旦外界得知达赖喇嘛愿意考虑此事，无疑会永久破坏流亡藏人的团结。
除了以上限制和解的条件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流亡领袖们的观点。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感觉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派出的参观团的访问显示：西藏的大多数人民仍然拥护达赖喇嘛，因此他们觉得在谈判桌上有一个强有力的筹码——藏人的忠诚。因此，尽管中国有强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支持缺缺，他们仍感到中国不可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这一点多少有点简单化和天真，但是对1982年的达赖喇嘛和他的高级官员而言，这已足够支持他们保持强硬态度，不进行任何妥协，甚至有压力认为不要与北京在谈判上谈判达成任何共识。他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
最后，达赖的代表团提出：和谈讨论不涉及达赖喇嘛回归的具体问题。对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流亡藏人代表仅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说法：如果中国愿意让台湾“一国两制”，西藏期望更多。达赖的态度令北京感到失望。他们本希望流亡政府准备好以友好坦率的态度来讨论他们回归的细节问题，但流亡藏人并未打算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西藏。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一无所获，相反，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
1982年会谈之后，流亡领袖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和在西藏违反人权，这样的攻击往往超越了实际情况反应的事实。例如，指控中国进行种族灭绝。
尽管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但也不愿切断和达赖喇嘛的谈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国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谈上，藏人带来了准备好的谈判方案。他们声明，达赖喇嘛拒绝中国的五点方针。他们自己的具体建议包括：“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全面内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这样的表态，显然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北京无意讨论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们期望提高西藏的稳定与安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让渡给流亡的“敌人”去搞乱西藏，更不用说还要控制大西藏。一方面，达赖及流亡领袖们误判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和北京愿意达成协议的限度；另一方面，他们只是不想接受任何让步。中国的不妥协态度令他们既生气又失望，从感情上也无法相信他们能够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和拉萨的建议不了了之。
中国则继续推行其对内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西藏加强了胡耀邦所说的自治状况。在这一状况下，大部分官员应该是藏人，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是藏语。此外，新任的西藏党委书记伍精华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彝族），意味着下一任党委书记可能是第一位藏族党委书记。伍精华随即做出姿态，表现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如，在节日穿着藏装。他还创造一种气氛，支持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看来，拉萨处在一种有希望的气氛中。
然而中国仍然要承认，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论和集会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国其他部分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允许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个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发展繁荣，已经跨了很大的一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华人”签证访问西藏，大部分到国外探访亲属的藏人也回国了。
达赖和流亡领袖于是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很清楚，北京无意让西藏享有另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独立。他们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种成功感之中，感觉其改革很可能会赢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们的胃。在拉萨和农村地区，公社被解散了，物质生活极大地改善了。同时，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国际声望不断增加，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其与北京的战略关系。因此，流亡政府面临着真实威胁，其在西藏问题中的角色可能被边缘化。
达赖及流亡领袖于1986～1987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发起新的政治攻势——这是他们的“国际游说运动。”一方面，他们寻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经济手段，来给北京带来压力迫使北京做出让步；另一方面，给西藏的藏人以希望。85年后，达赖喇嘛越来越多获得西方支持来解决西藏问题，实质上，想把藏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胃转向他们的民族心。
在达赖的“国际游说运动”中，美国政府是这场新的攻势的中心。美国在藏人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给他们提供了最多支持。但是，当美国放弃围堵中国，转而采取缓和政策时，对西藏的直接援助结束了。西藏问题即使从边缘上都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上文说过）。
现在流亡政府的新攻势，对准了美国外交策略的软肋——国会，寻求重新获得美国的积极支持。这一策略的关键创新是，第一次由达赖喇嘛将流亡藏人的政治讯息带到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政府论坛上。此前，他仅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旅行和讲演。在西方支持者、捐赠者、美国众议院同情者和国会助理的帮助下，他们发起了一场为流亡藏人的事业赢得美国支持的运动。本质上，此运动重新定义了西藏问题的意义，从国家利益的政治转向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对自由和人权的意识形态的承诺。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动力：引导美国去支持西藏，因为这是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的正义事业。
1987年，运动获得了几个主要突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第一次发表其政治演讲。这是一次精心准备、措词强硬的讲话，他谈到，西藏在中国入侵时是完全独立的。达赖喇嘛将这次入侵称为中国对他的国家的非法占领。特别的，他说，“虽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过按照国际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这次演讲也提出严重的人权侵犯指控，两次指控中国对西藏人民进行“大屠杀”。
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谴责西藏的人权侵犯，指示总统表达对西藏的同情，敦促中国和达赖喇嘛进行建设性谈判。
虽然国会的议案比起早已放弃的1960年克里斯蒂安?赫脱的立场要弱得多，而且仅是“国会的认识”，但是达赖仍将其看成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以此为起点，国会将驱动建立新的美国对藏外交政策，积极寻求西藏问题以对达赖喇嘛有利的方式解决。于是，从此以后，美国再次活跃在西藏问题之中，尽管是通过国会而不是国务院或行政分支。
达赖在国际政坛上频频露脸，活跃于各个国家演讲中国的“暴行”，得到广大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成功地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达赖在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比起40年前那个不会说英语，也不懂得西方政治的达赖，真让人感叹如今的达赖竟如此懂得玩弄和利用西方政治为自己服务！
此一政策的中心是达赖喇嘛。毛将达赖喇嘛作为一种特别角色，通过他，西藏的封建和宗教精英（及其大众）将逐渐接受他们在中国新的多民族共产党国家的地位。可见，毛在此期的西藏政策是一种渐进主义。不妨发展军事和管理机构，但是西藏的中国官员不得过早地试图强迫其改变。
问题出在民族的藏区。
民族藏区的情况则非常不同，那儿的藏人不属于政治西藏的一部分（也不受十七条协议约束）。四川省1955至1956年期间跟上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也波及藏区。1955年末，四川省党委书记李进泉在全省发动民主改造，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危及了藏族上层的利益，这很快导致藏人上层叛乱，难民进入政治西藏区域，来自民族藏区的叛乱者逃到安全的拉萨及其郊外。他们成为拉萨1959年起义形势急剧恶化的一种主要因素。
50年代中期，西藏内部局势开始恶化。西藏强硬派与民族藏区起义失败的逃亡人员结盟，组织武装叛乱。这种组织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57年美国开始训练和武装西藏游击队。1957年，为挽救其渐进策略，毛做了最后的努力：他减少了西藏的汉族干部和军队人数，书面承诺达赖喇嘛，中国在未来六年内不会在政治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毛进一步说，六年过后，如果条件仍不成熟，他将继续延迟改革。但是，达赖喇嘛无法稳定西藏局势；1959年3月，拉萨爆发了起义/暴乱（中国的书上说这次起义/暴乱有7000人参加，达赖说有87000人参加）。起义/暴乱很快被和谐，这次和谐行为就被达赖称为第一次对藏人的大屠杀（genocide)。达赖喇嘛逃到印度。随后达赖喇嘛宣布否认十七条协议，寻求西藏独立和民族自决。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发起叛乱以及后来随达赖14流亡到印度的藏族都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贵族和大农奴主，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奴并没有参与这次叛乱，相反，正因为有了广大农奴的支持，这次叛乱才能在短时间内被平息。
随后，中国政府宣布中止十七条协议，废除传统西藏政府。中国政府没收了僧俗上层贵族阶层的财产，西藏数千庙宇中绝大多数被关闭，同时建立了新的共产党政府机构。一度在中国共产党国家之内存在的特殊的西藏神权政体走到了尽头。
对于西藏和中国而言，1951－1959年的过渡期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西藏的权力阶层既不能使中国人离开，也无法在中国内部制造一种环境实行长期自治。最终，老的社会，连同他们想保存的佛教制度等等都被毁灭。在中国一边，意识形态狂热过早地激发了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阻碍了赢得藏人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部分的任何机会。西藏问题再度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但是，中国的一部分人认为，毛的有缺陷的缓和政策才是这一失败的原因。整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这一政策抱怨不断，尤其是部分人认为毛对达赖喇嘛的看法有误；他们觉得达赖喇嘛表里不一，表面上他拥护革命，实际上寻求“分离主义”政策——即试图把西藏分离出去，摆脱中国控制。这一派平静地将 1959年叛乱和西藏问题的重新国际化归因于此一政策，至今，中国仍有部分人认为这是党（以及毛泽东）的最大失败。
1959年以后，流亡藏人和中国争相将自己对西藏历史和当代世界的诠释合法化。中国人谈论西藏旧封建农奴制度的极端残酷和弊端，流亡藏人则讨论许多中国人的文化和人权侵害行为，包括种族灭绝。这一“诠释”之战一直持续到现在。
(2) 1960-1977
1959年拉萨暴乱后，达赖喇嘛及部分藏人流亡印度，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并寻求联合国和美国支持西藏独立。对此美国又表现出一贯的“坏朋友综合症”。美国在以下档案（日期为1959年10月14日）中的言论显示，尽管此时美国大量训练和资助的西藏游击队行动，然而美国继续拒绝承认西藏独立：
关于美国是否承认西藏独立的问题，远东事务局（FE, Far Eastern Affairs）仔细研究了此举的得失。考虑所有因素，我们的结论是，反对承认西藏独立的举张占了上风。从美国国家利益和藏人的立场考虑，我认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和藏人有相同的目标：让世界持续关注藏人的事业，保持达赖喇嘛为西藏人民的有效发言人的角色。我相信美国承认达赖喇嘛政府为独立国家对这两个目标没有好处。预期几乎没有国家会跟随，我们的承认只能让达赖喇嘛做为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明显地依赖于美国获取政治支持。这显然会损伤他目前作为亚洲一个令人尊敬的领导人的声望和影响，也会妨碍他代表西藏人民的活动。
但是，美国仍然需要看起来对达赖喇嘛的请求做出响应，保持我们的一贯立场，支持民族自决原则。
因此，对于流亡藏人而言，指望美国全力赢得世界支持西藏独立，从一开始就成问题；到六十年代后期，当总统尼克松(Nixon)和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 (Kissinger)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美国对西藏的支持中止。此时，美国撤回对以尼泊尔为基地的西藏游击队的支持，几年内军事行动失败了。此外，从 1966年开始，美国的官方立场不再谈到西藏的“民族自决”，甚至也不提赫脱在1960年提到的自治国家。
随着美国政治焦点转向和中国搞好关系，西藏变得令美国政府困窘。西藏问题不再和美国国家利益相关——实际上，还对此有害。到七十年代，世界局势的变化使得流亡藏人的形势更加恶化了。
如此，流亡藏人1959年之后的努力对西藏局势没有影响，也无法创造国际舆论同意其自决或者独立。中国共产党重建了西藏，将农区和牧区变为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和“破四旧”运动的旗帜之下
，对传统的西藏文化和宗教带来严重的冲击。在叛乱、食品短缺和斗争“阶级敌人”之时，西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此期间的具体死亡人数还不得而知，但是西藏的文化受到了实质性的伤害。
一个留学美国大学的藏人1964年回到中国，在其自传中生动地回忆起1966年和红卫兵一起返回时对拉萨的印象：
我还碰到一位女士……后来成为我的妻子……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桑耶拉 (Sangyela)都没有被批斗的危险，因为她绝对来自无产阶级。但是她十分虔诚，憎恨政府，因为政府关闭寺庙，禁止任何宗教活动，连自己家里都不行。如果邻居或者当官的发现你信教，密告了你，你就会被在大会上被批斗；因为文化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根除所有残余的旧价值观，旧习惯和旧信仰。但是我们藏人是很顽固的，来自各阶层和背景的藏人冒着被惩罚被批斗的危险，秘密在家里念经，或者转寺庙，就象在闲逛，默默地念经。桑耶拉是其中的一个。桑耶拉还继续点酥油灯，供奉菩萨。她从每月微薄的供给中挤出一点来，点燃一个小的酥油灯；她把灯放在门后面以前的祭坛的柜子间里面，而不是象通常放在祭坛顶上。当她告诉我的时候，我想，将点燃的灯放在老的木柜子里面，可能会让整个房子着火。
简而言之，1959年叛乱之后，佛教被毁，藏人被迫放弃他们深深拥有的价值观和习俗，而这些构成他们文化身份的核心。阶级斗争和持续不断的运动宣传与他们过去理解和感觉的一切相抵触，毁灭了传统藏族生活中的社会文化机构。对于西藏的藏人而言，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
（3）1978年以后（第一帖）
毛泽东1976年逝世，随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执掌权力。这些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文化和经济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并给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大业中的两大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带来了新的机会。
1978年，中国在西藏做出了一些单方面的姿态，例如释放一些犯人，宣布藏人可以探望国外的亲属，给一些流亡藏人签发探望西藏的签证。这些行动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对外”策略：试图劝说达赖喇嘛及其跟随者返回中国，解决西藏问题。
1978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定居香港，能说流利中文)在香港进行了非正式谈判；双方都表达了在西藏问题上和解的兴趣
。随后，1979年邓小平邀请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告诉他，除了完全独立，其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他还说，达赖喇嘛可以派遣参观团于1979－1980年访问西藏，实地观察当地情况。显然北京相信代表团会被西藏自1959年之后的进步，以及西藏人民和国家的团结所折服。中国同时觉得，经过了20年的流亡生涯，达赖喇嘛会更迫切地安于在中国做一个新的、更“自由”的领导。
达赖喇嘛于是派遣了三个参观团访问中国，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汉人任荣，向北京报告说，西藏的政治局势很好，藏人团结在党和祖国周围。但是，一个参观团，包括达赖喇嘛的另一个哥哥，访问青海省的藏区时，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令北京感到局促不安，北京于是和拉萨的任荣联系，问他如果参观团按计划访问拉萨会发生什么事情。据说任回答说，比起安多的农牧民，拉萨人民在意识形态上更成熟，他们强烈支持共产党；拉萨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西藏当地官员对此深信不疑，西藏自治区的政府甚至在参观团抵达前召集居委会，告诫当地的西藏“群众”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对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因为代表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
然而当参观团到达拉萨时，拉萨群众却给了参观团比青海更盛大的欢迎。成千上万的拉萨人包围了参观团：很多人哭着喊着，其他人献上哈达，争相去触摸达赖喇嘛的哥哥，少数人喊出了西藏民族主义口号，例如，“西藏独立”和“汉人，滚回去”。任荣，以其对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改革无情而著名，无法掩盖这次惨败，以及他对藏民群众情绪的一无所知。
此外，这些访问让流亡藏人增强了信心：他们看到藏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差，宗教和经院制度几乎被全毁了。他们还发现，尽管藏人群众经历了二十年的共产党宣传，但仍然虔诚地信奉达赖，认为他是藏人的领袖。这让流亡藏人们坚信：西藏应该按照藏族的价值标准，由藏人统治。在流亡藏人的国际支持的历史低潮期，增强了他们独立的信心。
北京的对外政策（与达赖对话）伴随着新的对内政策：北京试图通过改善西藏的经济状况，以及满足西藏人的民族感情来解决西藏问题。
1980年5月，党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前所未有的亲自来到西藏进行调查，以此决定西藏工作会议的方针是否需要修改。他们的所见所闻显然令人失望，发现事实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差。胡公开宣布在西藏进行宽松的六条改革，其中一些观点非常突出：
(1)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力……在统一领导下的自主权不能被废除。有必要充分地、独立地行使这一权力。那些不符合西藏情况，以及不利国家团结、发展生产的东西要摒弃或修改。自治区应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自主权，可以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放弃某些法律法规，保护民族自治和其特殊的民族利益。
(2)……和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较低。这一情况显示，西藏人民的负担必须大幅减轻。接下来几年内，对西藏人民实行免税、免征购……取消各种捐税。不得征用群众做无偿劳动。农牧民的产出必须以协商价格购买或进行物物交换，满足双方需要；取消他们的征购配额……
(3)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西藏采取特殊的、适合西藏情况的灵活政策，包括农业、畜牧业、金融业、商业、手工业和通讯业，以期加快西藏经济发展速度……
(4)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要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教文化事业。藏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绚丽的文化。藏族文化举世闻名，包括佛教，音乐、舞蹈，以及医药和戏剧；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和发扬藏族文化。所有忽视或弱化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方面做出成绩。
西藏的教育事业进步不够。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我们要努力在西藏设立大学，中学和小学。部分文化失传，寺庙中的佛教经典被毁，我们要尽力保护、整理和研究它们。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应学会说、写藏语。这是必须的，否则他们就会脱离群众。爱护少数民族群众决不是空谈。我们要最终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
(5)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要极大地加强藏汉族干部的亲密团结。……未来两到三年内，西藏自治区政府职能部门的全职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这样的公开言论令人瞩目，据说比起秘密报告和胡耀邦对党内干部的讲演，这还算温和的；在内部讲演中，胡将中国在西藏的二十年努力比作把钱扔进了拉萨河。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强硬同化政策，回到毛泽东50年代的更加注重民族敏感性的策略。新政策包含两个主要部分：
(1)民族方面——鼓励复兴藏族宗教文化，包括大量使用藏语，用藏人干部代替大批汉人干部，从各方面使得西藏自治区更加藏族化；
(2)经济方面——暂时免去税收和“低于市场价”的征购，发展基础建设，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北京不再愿意想50年代那样，允许一个分离的，非共产党领导的拉萨政府存在。这就是胡耀邦指的“在统一领导下”。尽管藏族文化、语言和民族性要增强，工作在西藏的汉人要求学习藏语；但是藏人必须通过藏族共产党干部，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实施自治。从北京的角度看，和解意味着达赖喇嘛返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
新政策试图矫正文革时期对藏人犯的错，赢得藏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变化也试图回应海外的批评，同时告诉西藏的藏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这都不仅仅是宣传。中国政府在1980年后紧接着的这段时期实施了胡的政策的若干方面。整个西藏个人宗教活动大范围复苏，（在一些限制条件下）庙宇重新开放，新的儿童僧人涌进这些寺庙，传统得以复兴。要求在商店和官方建筑上用藏文标志，公共机构被指示和人民打交道时使用藏语，藏族干部的人数增加，制定计划以提高藏文教育水平，大批汉族干部离开。不仅欢迎流亡藏人回来访问，藏族居民也可以出国探访他们的亲戚。
随着对内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时继续其对外政策，和达赖喇嘛接触。1979年－1981年期间，双方的非正式会谈继续。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讨论了西藏问题。在这次会见中，胡提出和达赖喇嘛和解的五点方针：
1. 中国已经走上新的时期，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达赖喇嘛应该相信这一点。
2. 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应该开诚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年的事件我们不要再纠缠了。
3. 中央政府真诚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们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4.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他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
5.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
达赖喇嘛及其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议上如何回应中国。中国的五点方针尽管提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于达赖喇嘛和其官员来说，甚至考虑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困难。二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立场强硬，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权力，而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或者一点诚实的野蛮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如果突然显示出愿意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治下，仅此一条就能轻易破坏达赖喇嘛和其流亡政府在流亡藏人中的形象，降低其支持率。
流亡领袖同时也担心，历史是否会认为他们是叛徒，永远放弃了西藏的独立权利。这是个富含感情的话题，难以以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和现实政治的方式来进行理性分析。西藏谈判团的一个成员回忆到：他发现自己很难对中国谈判对手笑一笑，握个手。突然之间，西藏问题已超越了国际竞技场上的“表述”之战——达赖喇嘛及其官员手握流亡藏人的命运，他们不得不谨慎衡量他们的决定对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潜在影响。
令问题更复杂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来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诺重建一个“大西藏“，这是上一个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标（就在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谈判中），也对此寄予厚望；但是这对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为大量流亡藏人来自那些藏区。自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努力将不同地区的藏民团结到一个社区中，同时也将重建”大西藏“作为基本政治目标。
然而，大西藏的目标完全无视政治现实。西藏已有一个多世纪未统治这些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大片地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已有大量移民移居，包括汉人和非汉人（回族），很难想象北京会将这么大一块地方拱手让出。但是，如果达赖决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标，则会失信于流亡的东藏人。和放弃独立一样，这也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一旦外界得知达赖喇嘛愿意考虑此事，无疑会永久破坏流亡藏人的团结。
除了以上限制和解的条件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流亡领袖们的观点。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感觉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派出的参观团的访问显示：西藏的大多数人民仍然拥护达赖喇嘛，因此他们觉得在谈判桌上有一个强有力的筹码——藏人的忠诚。因此，尽管中国有强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支持缺缺，他们仍感到中国不可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这一点多少有点简单化和天真，但是对1982年的达赖喇嘛和他的高级官员而言，这已足够支持他们保持强硬态度，不进行任何妥协，甚至有压力认为不要与北京在谈判上谈判达成任何共识。他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
最后，达赖的代表团提出：和谈讨论不涉及达赖喇嘛回归的具体问题。对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流亡藏人代表仅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说法：如果中国愿意让台湾“一国两制”，西藏期望更多。达赖的态度令北京感到失望。他们本希望流亡政府准备好以友好坦率的态度来讨论他们回归的细节问题，但流亡藏人并未打算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西藏。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一无所获，相反，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
1982年会谈之后，流亡领袖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和在西藏违反人权，这样的攻击往往超越了实际情况反应的事实。例如，指控中国进行种族灭绝。
尽管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但也不愿切断和达赖喇嘛的谈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国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谈上，藏人带来了准备好的谈判方案。他们声明，达赖喇嘛拒绝中国的五点方针。他们自己的具体建议包括：“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全面内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这样的表态，显然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北京无意讨论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们期望提高西藏的稳定与安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让渡给流亡的“敌人”去搞乱西藏，更不用说还要控制大西藏。一方面，达赖及流亡领袖们误判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和北京愿意达成协议的限度；另一方面，他们只是不想接受任何让步。中国的不妥协态度令他们既生气又失望，从感情上也无法相信他们能够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和拉萨的建议不了了之。
中国则继续推行其对内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西藏加强了胡耀邦所说的自治状况。在这一状况下，大部分官员应该是藏人，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是藏语。此外，新任的西藏党委书记伍精华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彝族），意味着下一任党委书记可能是第一位藏族党委书记。伍精华随即做出姿态，表现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如，在节日穿着藏装。他还创造一种气氛，支持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看来，拉萨处在一种有希望的气氛中。
然而中国仍然要承认，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论和集会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国其他部分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允许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个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发展繁荣，已经跨了很大的一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华人”签证访问西藏，大部分到国外探访亲属的藏人也回国了。
达赖和流亡领袖于是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很清楚，北京无意让西藏享有另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独立。他们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种成功感之中，感觉其改革很可能会赢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们的胃。在拉萨和农村地区，公社被解散了，物质生活极大地改善了。同时，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国际声望不断增加，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其与北京的战略关系。因此，流亡政府面临着真实威胁，其在西藏问题中的角色可能被边缘化。
达赖及流亡领袖于1986～1987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发起新的政治攻势——这是他们的“国际游说运动。”一方面，他们寻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经济手段，来给北京带来压力迫使北京做出让步；另一方面，给西藏的藏人以希望。85年后，达赖喇嘛越来越多获得西方支持来解决西藏问题，实质上，想把藏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胃转向他们的民族心。
在达赖的“国际游说运动”中，美国政府是这场新的攻势的中心。美国在藏人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给他们提供了最多支持。但是，当美国放弃围堵中国，转而采取缓和政策时，对西藏的直接援助结束了。西藏问题即使从边缘上都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上文说过）。
现在流亡政府的新攻势，对准了美国外交策略的软肋——国会，寻求重新获得美国的积极支持。这一策略的关键创新是，第一次由达赖喇嘛将流亡藏人的政治讯息带到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政府论坛上。此前，他仅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旅行和讲演。在西方支持者、捐赠者、美国众议院同情者和国会助理的帮助下，他们发起了一场为流亡藏人的事业赢得美国支持的运动。本质上，此运动重新定义了西藏问题的意义，从国家利益的政治转向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对自由和人权的意识形态的承诺。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动力：引导美国去支持西藏，因为这是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的正义事业。
1987年，运动获得了几个主要突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第一次发表其政治演讲。这是一次精心准备、措词强硬的讲话，他谈到，西藏在中国入侵时是完全独立的。达赖喇嘛将这次入侵称为中国对他的国家的非法占领。特别的，他说，“虽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过按照国际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这次演讲也提出严重的人权侵犯指控，两次指控中国对西藏人民进行“大屠杀”。
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谴责西藏的人权侵犯，指示总统表达对西藏的同情，敦促中国和达赖喇嘛进行建设性谈判。
虽然国会的议案比起早已放弃的1960年克里斯蒂安?赫脱的立场要弱得多，而且仅是“国会的认识”，但是达赖仍将其看成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以此为起点，国会将驱动建立新的美国对藏外交政策，积极寻求西藏问题以对达赖喇嘛有利的方式解决。于是，从此以后，美国再次活跃在西藏问题之中，尽管是通过国会而不是国务院或行政分支。
达赖在国际政坛上频频露脸，活跃于各个国家演讲中国的“暴行”，得到广大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成功地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达赖在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比起40年前那个不会说英语，也不懂得西方政治的达赖，真让人感叹如今的达赖竟如此懂得玩弄和利用西方政治为自己服务！
发个链接算了http://blog.cntale.net/read.php?506
慢慢研究，可惜密密麻麻，好费眼神啊。
五世达赖喇嘛期间西藏算什么国家？莫名其妙！
蒙古古人认为他的国家是成吉思汗的国家，是忽必烈的国家，从元朝灭亡之道清朝初年，蒙古各汗国的首领的最终目的都是这一点。而西藏当时是出于蒙古和硕特部的控制下，是和硕特汗国的一部分，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卫拉特准噶尔汗国历任君王都以恢复忽必烈的疆域为己任，当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算什么外国。
蒙古古人认为他的国家是成吉思汗的国家，是忽必烈的国家，从元朝灭亡之道清朝初年，蒙古各汗国的首领的最终目的都是这一点。而西藏当时是出于蒙古和硕特部的控制下，是和硕特汗国的一部分，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卫拉特准噶尔汗国历任君王都以恢复忽必烈的疆域为己任，当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算什么外国。
这篇文章似曾相识，对了，在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运》里面介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