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高梁：改革往何处去？——回顾，现状和前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4:26:48
一、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近两年，学术界关于改革的意见分歧日益明显。自称“主流派”的人们，喜欢对主张反思改革的意见，扣上“反改革”的帽子，喜欢用邓小平在特定情况下为避免无谓内耗而作的“不争论”指示，来阻止别人提意见。
但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是绕不过去的。所谓“主流派”也声称自己主张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但不断生造出一些新概念，所谓“资本社会化”、“民本经济”、“新公有制”等，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无非是想抽掉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骨子里是想取消“社会主义”这个“紧箍咒”，实现所谓“完全市场化”（即资本主义）。这些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信奉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所以，两种改革意见的分歧，实际上是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分歧。西山会议记录，把这一点揭示的再清楚没有了。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造成的实际危害
我认为，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对社会问题看法的分歧，远不止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国企改革的路线；因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执政危机；开放过度使我国可能成为外国资本附庸危险，等等。
三、实际的国企改制中，否定公有制的倾向十分值得关注
2月份我们在东北调研，基本情况是：2004年东三省3500家省及省以下国有工业企业，经过2005一年“国企改革攻坚战”，80%以上已经实现了产权重组（中小企业90%以上），吉林省816家全部改完。其中只有20%左右保持了国家控股（相对控股）。大企业改制的基本路子，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特别青睐跨国公司前来并购，并规定除国有大煤矿外，不限制股权比例。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其中一些极其重要的为武器装备配套的工厂（轻金属厂、为战机飞船配套的轴承厂、为潜艇配套的水泵厂、鼓风机厂……），也要欢迎鼓励外商来参（控）股。可以说，这已经触及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底线。中央关于自主创新的文件指出：“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而东北的这些“主体”都是共和国的“长子”，几代人的心血，形成今天国家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基础。对这么宝贵的家底，仅为解决眼前地方政府的经济包袱，而随意贱卖，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 ！
四、国有企业改革是不是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条路？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掌握事关国家经济政治命脉的资源和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国企改革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活力，但一段时期，经济学界几乎一边倒地宣传“冰棍论”，其逻辑是“国有体制决定国企搞不好”所以“不如赶紧给个人”。这一思潮的不良影响，反映到了国家的一些政策文件中。
首先，这是根本违反中央关于国企改革方针的。16届3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从来没有说过国企改革就是要“国有经济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等。
其次，在体制改革中，如何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如何掌握国有经济应控制的领域（标准），主要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开放环境中搞改革的，目前在稍有技术含量的领域，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在规模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均不足以和跨国公司相比，如果完全暴露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这些代表国民经济发展未来希望的企业或产业，可能被外资挤垮或吞并（如我国的装备工业）。后发展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科技，必须保持对战略性产业（企业）和支柱、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目前在改革中，“国有资本向战略产业集中”只见于口号。在体改部门和不少地方干部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国家战略的地位，也没有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概念，这是因为多年来自由主义改革观和片面“GDP”导向的发展观的影响的结果。只知道“招商引资”、“国退民进”，忘记了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片面的有很大偏差的发展观和改革观，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五、中国的改革能走“完全市场化”道路吗？
改革指令性计划和行政主导的经济体制，搞活企业，发挥市场的作用，十分必要。但决不能以此为由，为了取悦洋人，搞什么“完全市场化”。原因是：
第一，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加快工业和科技发展、追赶强国，必须走政府和市场结合、开放学习和坚持自立自强、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推动科技创新，必须在体制上把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同等看待，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
第二，我国人口多资源短缺，决定了不可能走西方式的大量消耗资源和无节制消费的工业化道路，贯彻可持续发展，必须更多用政策力量推行节能降耗和建设节约型社会；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国必须更多注重再分配，即不仅在“起点”方面要维护公平原则，在“结果”方面同样要关注公平原则。
上述理由，完全符合16届5中全会决议所阐述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即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这是和“片面强调GDP”、“以资本为本”、“取媚外资”、漠视国家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改革观根本对立的。
六、在新时期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内涵？
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不能连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否定。今天我们的民营经济（私有经济成分）已经占了很大部分，今天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
基本的底线，一是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要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公正；二是要不断提高国家的实力，巩固国防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不能只强调一个。
片面强调市场化的改革观和片面的发展观是出于同一个逻辑，即市场化—发挥低成本劳动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取消发展高新产业和技术能力。实际上就是主张走依附型的、拉美式的资本主义。这是根本违反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必须和错误的改革开放观划清界限：第一，要坚持公有制在战略领域的优势、坚持惠及最大多数人的原则，反对放纵腐败、放任贫富分化；第二，要坚持自主、平等、互利，在开放中学习创新和提高国家竞争力，反对简单把引进合资作为目标、无原则取悦外商。
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要坚持中央正确的改革开放路线，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一个创新型、学习型的社会，一个和谐的、政治清明廉洁的社会。
录音下载
原载：化成天下
附：中国大学生在线 ->>化成天下 ->>人文讲座 几期讲座录音
http://www.univs.cn/newweb/univs/hust/index43059.html
高梁: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问题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源，就是工业发展，更重要的就是制造业发展。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的环境中，我们国家的工业遇到了几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中，在国际上的强劲对手面前，怎么样杨长避短，提高我们的竞争力的问题。我国加入WTO，对我国工业的影响，前几年理论界一直在争论。另一个就是从长期来看，怎么样使我国整体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提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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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现代化发展的国际比较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很难简单地谈。在学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服从于改革前三十年的体制发展需求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套理论体系非常牢固。而新一代的学者大部分受西学的影响较大，与传统的理论体系在很多方面两相对立。要想在两个对立体系的边缘立足很难。首先，你不能用别人的话语体系说话，不得不自说自话，否则人家当然要批评，你的语言不符合人家的规范嘛。至于什么性质的“毛”，要附在什么“皮”上生存，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皮”？这些问题都值得考虑。1988年，自己的思想还比较朦胧的时候，我曾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危机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是符合周期理论的，于是用周期理论来分析建国以来直到八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周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却引来了很多的批评。那时候“老左派”的传统理论占优势，宣称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周期。1992年以后我又陆续发表了《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宏观波动与发展》等文章，也是《新华文摘》、《战略与管理》等转载，提出国家资本是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国有经济改革应该通过还原劳动者剩余价值来形成初始产权。这时候的学界已经是西方理论占绝对优势了，于是有些新派学人宣称现代的西方没有剩余价值问题，他们由于否认剩余价值理论生发出不承认中国劳动者产权的批评。好在我有条件去搞试验，理论界观点不同的朋友互相对立，但无论左右派别，都还能够接受或者容忍我。其原因，大概也是我多年来不介入理论界的争论，认定自己只是个搞试验的。“试验员”能够做的很简单，就是直接从实践中提取感性认识。这些认识尽管与规范研究不同，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观点以深厚的本土化研究为基础。一、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近两年，学术界关于改革的意见分歧日益明显。自称“主流派”的人们，喜欢对主张反思改革的意见，扣上“反改革”的帽子，喜欢用邓小平在特定情况下为避免无谓内耗而作的“不争论”指示，来阻止别人提意见。
但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是绕不过去的。所谓“主流派”也声称自己主张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但不断生造出一些新概念，所谓“资本社会化”、“民本经济”、“新公有制”等，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无非是想抽掉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骨子里是想取消“社会主义”这个“紧箍咒”，实现所谓“完全市场化”（即资本主义）。这些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信奉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所以，两种改革意见的分歧，实际上是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分歧。西山会议记录，把这一点揭示的再清楚没有了。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造成的实际危害
我认为，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对社会问题看法的分歧，远不止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国企改革的路线；因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执政危机；开放过度使我国可能成为外国资本附庸危险，等等。
三、实际的国企改制中，否定公有制的倾向十分值得关注
2月份我们在东北调研，基本情况是：2004年东三省3500家省及省以下国有工业企业，经过2005一年“国企改革攻坚战”，80%以上已经实现了产权重组（中小企业90%以上），吉林省816家全部改完。其中只有20%左右保持了国家控股（相对控股）。大企业改制的基本路子，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特别青睐跨国公司前来并购，并规定除国有大煤矿外，不限制股权比例。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其中一些极其重要的为武器装备配套的工厂（轻金属厂、为战机飞船配套的轴承厂、为潜艇配套的水泵厂、鼓风机厂……），也要欢迎鼓励外商来参（控）股。可以说，这已经触及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底线。中央关于自主创新的文件指出：“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而东北的这些“主体”都是共和国的“长子”，几代人的心血，形成今天国家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基础。对这么宝贵的家底，仅为解决眼前地方政府的经济包袱，而随意贱卖，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 ！
四、国有企业改革是不是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条路？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掌握事关国家经济政治命脉的资源和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国企改革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活力，但一段时期，经济学界几乎一边倒地宣传“冰棍论”，其逻辑是“国有体制决定国企搞不好”所以“不如赶紧给个人”。这一思潮的不良影响，反映到了国家的一些政策文件中。
首先，这是根本违反中央关于国企改革方针的。16届3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从来没有说过国企改革就是要“国有经济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等。
其次，在体制改革中，如何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如何掌握国有经济应控制的领域（标准），主要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开放环境中搞改革的，目前在稍有技术含量的领域，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在规模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均不足以和跨国公司相比，如果完全暴露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这些代表国民经济发展未来希望的企业或产业，可能被外资挤垮或吞并（如我国的装备工业）。后发展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科技，必须保持对战略性产业（企业）和支柱、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目前在改革中，“国有资本向战略产业集中”只见于口号。在体改部门和不少地方干部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国家战略的地位，也没有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概念，这是因为多年来自由主义改革观和片面“GDP”导向的发展观的影响的结果。只知道“招商引资”、“国退民进”，忘记了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片面的有很大偏差的发展观和改革观，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五、中国的改革能走“完全市场化”道路吗？
改革指令性计划和行政主导的经济体制，搞活企业，发挥市场的作用，十分必要。但决不能以此为由，为了取悦洋人，搞什么“完全市场化”。原因是：
第一，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加快工业和科技发展、追赶强国，必须走政府和市场结合、开放学习和坚持自立自强、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推动科技创新，必须在体制上把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同等看待，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
第二，我国人口多资源短缺，决定了不可能走西方式的大量消耗资源和无节制消费的工业化道路，贯彻可持续发展，必须更多用政策力量推行节能降耗和建设节约型社会；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国必须更多注重再分配，即不仅在“起点”方面要维护公平原则，在“结果”方面同样要关注公平原则。
上述理由，完全符合16届5中全会决议所阐述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即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这是和“片面强调GDP”、“以资本为本”、“取媚外资”、漠视国家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改革观根本对立的。
六、在新时期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内涵？
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不能连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否定。今天我们的民营经济（私有经济成分）已经占了很大部分，今天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
基本的底线，一是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要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公正；二是要不断提高国家的实力，巩固国防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不能只强调一个。
片面强调市场化的改革观和片面的发展观是出于同一个逻辑，即市场化—发挥低成本劳动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取消发展高新产业和技术能力。实际上就是主张走依附型的、拉美式的资本主义。这是根本违反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必须和错误的改革开放观划清界限：第一，要坚持公有制在战略领域的优势、坚持惠及最大多数人的原则，反对放纵腐败、放任贫富分化；第二，要坚持自主、平等、互利，在开放中学习创新和提高国家竞争力，反对简单把引进合资作为目标、无原则取悦外商。
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要坚持中央正确的改革开放路线，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一个创新型、学习型的社会，一个和谐的、政治清明廉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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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化成天下
附：中国大学生在线 ->>化成天下 ->>人文讲座 几期讲座录音
http://www.univs.cn/newweb/univs/hust/index43059.html
高梁: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问题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源，就是工业发展，更重要的就是制造业发展。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的环境中，我们国家的工业遇到了几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中，在国际上的强劲对手面前，怎么样杨长避短，提高我们的竞争力的问题。我国加入WTO，对我国工业的影响，前几年理论界一直在争论。另一个就是从长期来看，怎么样使我国整体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提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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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现代化发展的国际比较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很难简单地谈。在学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服从于改革前三十年的体制发展需求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套理论体系非常牢固。而新一代的学者大部分受西学的影响较大，与传统的理论体系在很多方面两相对立。要想在两个对立体系的边缘立足很难。首先，你不能用别人的话语体系说话，不得不自说自话，否则人家当然要批评，你的语言不符合人家的规范嘛。至于什么性质的“毛”，要附在什么“皮”上生存，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皮”？这些问题都值得考虑。1988年，自己的思想还比较朦胧的时候，我曾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危机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是符合周期理论的，于是用周期理论来分析建国以来直到八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周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却引来了很多的批评。那时候“老左派”的传统理论占优势，宣称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周期。1992年以后我又陆续发表了《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宏观波动与发展》等文章，也是《新华文摘》、《战略与管理》等转载，提出国家资本是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国有经济改革应该通过还原劳动者剩余价值来形成初始产权。这时候的学界已经是西方理论占绝对优势了，于是有些新派学人宣称现代的西方没有剩余价值问题，他们由于否认剩余价值理论生发出不承认中国劳动者产权的批评。好在我有条件去搞试验，理论界观点不同的朋友互相对立，但无论左右派别，都还能够接受或者容忍我。其原因，大概也是我多年来不介入理论界的争论，认定自己只是个搞试验的。“试验员”能够做的很简单，就是直接从实践中提取感性认识。这些认识尽管与规范研究不同，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观点以深厚的本土化研究为基础。
近两年，学术界关于改革的意见分歧日益明显。自称“主流派”的人们，喜欢对主张反思改革的意见，扣上“反改革”的帽子，喜欢用邓小平在特定情况下为避免无谓内耗而作的“不争论”指示，来阻止别人提意见。
但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是绕不过去的。所谓“主流派”也声称自己主张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但不断生造出一些新概念，所谓“资本社会化”、“民本经济”、“新公有制”等，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无非是想抽掉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骨子里是想取消“社会主义”这个“紧箍咒”，实现所谓“完全市场化”（即资本主义）。这些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信奉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所以，两种改革意见的分歧，实际上是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分歧。西山会议记录，把这一点揭示的再清楚没有了。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造成的实际危害
我认为，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对社会问题看法的分歧，远不止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国企改革的路线；因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执政危机；开放过度使我国可能成为外国资本附庸危险，等等。
三、实际的国企改制中，否定公有制的倾向十分值得关注
2月份我们在东北调研，基本情况是：2004年东三省3500家省及省以下国有工业企业，经过2005一年“国企改革攻坚战”，80%以上已经实现了产权重组（中小企业90%以上），吉林省816家全部改完。其中只有20%左右保持了国家控股（相对控股）。大企业改制的基本路子，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特别青睐跨国公司前来并购，并规定除国有大煤矿外，不限制股权比例。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其中一些极其重要的为武器装备配套的工厂（轻金属厂、为战机飞船配套的轴承厂、为潜艇配套的水泵厂、鼓风机厂……），也要欢迎鼓励外商来参（控）股。可以说，这已经触及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底线。中央关于自主创新的文件指出：“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而东北的这些“主体”都是共和国的“长子”，几代人的心血，形成今天国家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基础。对这么宝贵的家底，仅为解决眼前地方政府的经济包袱，而随意贱卖，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 ！
四、国有企业改革是不是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条路？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掌握事关国家经济政治命脉的资源和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国企改革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活力，但一段时期，经济学界几乎一边倒地宣传“冰棍论”，其逻辑是“国有体制决定国企搞不好”所以“不如赶紧给个人”。这一思潮的不良影响，反映到了国家的一些政策文件中。
首先，这是根本违反中央关于国企改革方针的。16届3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从来没有说过国企改革就是要“国有经济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等。
其次，在体制改革中，如何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如何掌握国有经济应控制的领域（标准），主要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开放环境中搞改革的，目前在稍有技术含量的领域，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在规模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均不足以和跨国公司相比，如果完全暴露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这些代表国民经济发展未来希望的企业或产业，可能被外资挤垮或吞并（如我国的装备工业）。后发展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科技，必须保持对战略性产业（企业）和支柱、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目前在改革中，“国有资本向战略产业集中”只见于口号。在体改部门和不少地方干部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国家战略的地位，也没有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概念，这是因为多年来自由主义改革观和片面“GDP”导向的发展观的影响的结果。只知道“招商引资”、“国退民进”，忘记了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片面的有很大偏差的发展观和改革观，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五、中国的改革能走“完全市场化”道路吗？
改革指令性计划和行政主导的经济体制，搞活企业，发挥市场的作用，十分必要。但决不能以此为由，为了取悦洋人，搞什么“完全市场化”。原因是：
第一，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加快工业和科技发展、追赶强国，必须走政府和市场结合、开放学习和坚持自立自强、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推动科技创新，必须在体制上把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同等看待，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
第二，我国人口多资源短缺，决定了不可能走西方式的大量消耗资源和无节制消费的工业化道路，贯彻可持续发展，必须更多用政策力量推行节能降耗和建设节约型社会；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国必须更多注重再分配，即不仅在“起点”方面要维护公平原则，在“结果”方面同样要关注公平原则。
上述理由，完全符合16届5中全会决议所阐述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即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这是和“片面强调GDP”、“以资本为本”、“取媚外资”、漠视国家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改革观根本对立的。
六、在新时期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内涵？
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不能连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否定。今天我们的民营经济（私有经济成分）已经占了很大部分，今天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
基本的底线，一是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要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公正；二是要不断提高国家的实力，巩固国防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不能只强调一个。
片面强调市场化的改革观和片面的发展观是出于同一个逻辑，即市场化—发挥低成本劳动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取消发展高新产业和技术能力。实际上就是主张走依附型的、拉美式的资本主义。这是根本违反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必须和错误的改革开放观划清界限：第一，要坚持公有制在战略领域的优势、坚持惠及最大多数人的原则，反对放纵腐败、放任贫富分化；第二，要坚持自主、平等、互利，在开放中学习创新和提高国家竞争力，反对简单把引进合资作为目标、无原则取悦外商。
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要坚持中央正确的改革开放路线，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一个创新型、学习型的社会，一个和谐的、政治清明廉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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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化成天下
附：中国大学生在线 ->>化成天下 ->>人文讲座 几期讲座录音
http://www.univs.cn/newweb/univs/hust/index43059.html
高梁: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问题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源，就是工业发展，更重要的就是制造业发展。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的环境中，我们国家的工业遇到了几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中，在国际上的强劲对手面前，怎么样杨长避短，提高我们的竞争力的问题。我国加入WTO，对我国工业的影响，前几年理论界一直在争论。另一个就是从长期来看，怎么样使我国整体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提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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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很难简单地谈。在学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服从于改革前三十年的体制发展需求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套理论体系非常牢固。而新一代的学者大部分受西学的影响较大，与传统的理论体系在很多方面两相对立。要想在两个对立体系的边缘立足很难。首先，你不能用别人的话语体系说话，不得不自说自话，否则人家当然要批评，你的语言不符合人家的规范嘛。至于什么性质的“毛”，要附在什么“皮”上生存，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皮”？这些问题都值得考虑。1988年，自己的思想还比较朦胧的时候，我曾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危机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是符合周期理论的，于是用周期理论来分析建国以来直到八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周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却引来了很多的批评。那时候“老左派”的传统理论占优势，宣称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周期。1992年以后我又陆续发表了《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宏观波动与发展》等文章，也是《新华文摘》、《战略与管理》等转载，提出国家资本是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国有经济改革应该通过还原劳动者剩余价值来形成初始产权。这时候的学界已经是西方理论占绝对优势了，于是有些新派学人宣称现代的西方没有剩余价值问题，他们由于否认剩余价值理论生发出不承认中国劳动者产权的批评。好在我有条件去搞试验，理论界观点不同的朋友互相对立，但无论左右派别，都还能够接受或者容忍我。其原因，大概也是我多年来不介入理论界的争论，认定自己只是个搞试验的。“试验员”能够做的很简单，就是直接从实践中提取感性认识。这些认识尽管与规范研究不同，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观点以深厚的本土化研究为基础。一、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近两年，学术界关于改革的意见分歧日益明显。自称“主流派”的人们，喜欢对主张反思改革的意见，扣上“反改革”的帽子，喜欢用邓小平在特定情况下为避免无谓内耗而作的“不争论”指示，来阻止别人提意见。
但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是绕不过去的。所谓“主流派”也声称自己主张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但不断生造出一些新概念，所谓“资本社会化”、“民本经济”、“新公有制”等，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无非是想抽掉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骨子里是想取消“社会主义”这个“紧箍咒”，实现所谓“完全市场化”（即资本主义）。这些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信奉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所以，两种改革意见的分歧，实际上是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分歧。西山会议记录，把这一点揭示的再清楚没有了。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造成的实际危害
我认为，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对社会问题看法的分歧，远不止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国企改革的路线；因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执政危机；开放过度使我国可能成为外国资本附庸危险，等等。
三、实际的国企改制中，否定公有制的倾向十分值得关注
2月份我们在东北调研，基本情况是：2004年东三省3500家省及省以下国有工业企业，经过2005一年“国企改革攻坚战”，80%以上已经实现了产权重组（中小企业90%以上），吉林省816家全部改完。其中只有20%左右保持了国家控股（相对控股）。大企业改制的基本路子，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特别青睐跨国公司前来并购，并规定除国有大煤矿外，不限制股权比例。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其中一些极其重要的为武器装备配套的工厂（轻金属厂、为战机飞船配套的轴承厂、为潜艇配套的水泵厂、鼓风机厂……），也要欢迎鼓励外商来参（控）股。可以说，这已经触及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底线。中央关于自主创新的文件指出：“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而东北的这些“主体”都是共和国的“长子”，几代人的心血，形成今天国家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基础。对这么宝贵的家底，仅为解决眼前地方政府的经济包袱，而随意贱卖，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 ！
四、国有企业改革是不是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条路？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掌握事关国家经济政治命脉的资源和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国企改革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活力，但一段时期，经济学界几乎一边倒地宣传“冰棍论”，其逻辑是“国有体制决定国企搞不好”所以“不如赶紧给个人”。这一思潮的不良影响，反映到了国家的一些政策文件中。
首先，这是根本违反中央关于国企改革方针的。16届3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从来没有说过国企改革就是要“国有经济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等。
其次，在体制改革中，如何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如何掌握国有经济应控制的领域（标准），主要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开放环境中搞改革的，目前在稍有技术含量的领域，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在规模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均不足以和跨国公司相比，如果完全暴露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这些代表国民经济发展未来希望的企业或产业，可能被外资挤垮或吞并（如我国的装备工业）。后发展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科技，必须保持对战略性产业（企业）和支柱、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目前在改革中，“国有资本向战略产业集中”只见于口号。在体改部门和不少地方干部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国家战略的地位，也没有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概念，这是因为多年来自由主义改革观和片面“GDP”导向的发展观的影响的结果。只知道“招商引资”、“国退民进”，忘记了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片面的有很大偏差的发展观和改革观，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五、中国的改革能走“完全市场化”道路吗？
改革指令性计划和行政主导的经济体制，搞活企业，发挥市场的作用，十分必要。但决不能以此为由，为了取悦洋人，搞什么“完全市场化”。原因是：
第一，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加快工业和科技发展、追赶强国，必须走政府和市场结合、开放学习和坚持自立自强、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推动科技创新，必须在体制上把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同等看待，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
第二，我国人口多资源短缺，决定了不可能走西方式的大量消耗资源和无节制消费的工业化道路，贯彻可持续发展，必须更多用政策力量推行节能降耗和建设节约型社会；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国必须更多注重再分配，即不仅在“起点”方面要维护公平原则，在“结果”方面同样要关注公平原则。
上述理由，完全符合16届5中全会决议所阐述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即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这是和“片面强调GDP”、“以资本为本”、“取媚外资”、漠视国家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改革观根本对立的。
六、在新时期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内涵？
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不能连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否定。今天我们的民营经济（私有经济成分）已经占了很大部分，今天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
基本的底线，一是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要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公正；二是要不断提高国家的实力，巩固国防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不能只强调一个。
片面强调市场化的改革观和片面的发展观是出于同一个逻辑，即市场化—发挥低成本劳动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取消发展高新产业和技术能力。实际上就是主张走依附型的、拉美式的资本主义。这是根本违反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必须和错误的改革开放观划清界限：第一，要坚持公有制在战略领域的优势、坚持惠及最大多数人的原则，反对放纵腐败、放任贫富分化；第二，要坚持自主、平等、互利，在开放中学习创新和提高国家竞争力，反对简单把引进合资作为目标、无原则取悦外商。
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要坚持中央正确的改革开放路线，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一个创新型、学习型的社会，一个和谐的、政治清明廉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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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化成天下
附：中国大学生在线 ->>化成天下 ->>人文讲座 几期讲座录音
http://www.univs.cn/newweb/univs/hust/index43059.html
高梁: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问题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源，就是工业发展，更重要的就是制造业发展。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的环境中，我们国家的工业遇到了几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中，在国际上的强劲对手面前，怎么样杨长避短，提高我们的竞争力的问题。我国加入WTO，对我国工业的影响，前几年理论界一直在争论。另一个就是从长期来看，怎么样使我国整体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提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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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现代化发展的国际比较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很难简单地谈。在学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服从于改革前三十年的体制发展需求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套理论体系非常牢固。而新一代的学者大部分受西学的影响较大，与传统的理论体系在很多方面两相对立。要想在两个对立体系的边缘立足很难。首先，你不能用别人的话语体系说话，不得不自说自话，否则人家当然要批评，你的语言不符合人家的规范嘛。至于什么性质的“毛”，要附在什么“皮”上生存，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皮”？这些问题都值得考虑。1988年，自己的思想还比较朦胧的时候，我曾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危机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是符合周期理论的，于是用周期理论来分析建国以来直到八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周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却引来了很多的批评。那时候“老左派”的传统理论占优势，宣称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周期。1992年以后我又陆续发表了《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宏观波动与发展》等文章，也是《新华文摘》、《战略与管理》等转载，提出国家资本是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国有经济改革应该通过还原劳动者剩余价值来形成初始产权。这时候的学界已经是西方理论占绝对优势了，于是有些新派学人宣称现代的西方没有剩余价值问题，他们由于否认剩余价值理论生发出不承认中国劳动者产权的批评。好在我有条件去搞试验，理论界观点不同的朋友互相对立，但无论左右派别，都还能够接受或者容忍我。其原因，大概也是我多年来不介入理论界的争论，认定自己只是个搞试验的。“试验员”能够做的很简单，就是直接从实践中提取感性认识。这些认识尽管与规范研究不同，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观点以深厚的本土化研究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