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勘界提速 越南电视台号召“保家卫国”

2008年04月02日 11:17新华网
中越陆地勘界提速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1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上，曾经的硝烟和战火已经成了历史的回忆。今天，在两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亲自推动下，中越陆地边界勘测工作正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2008:勘界立碑全线完成

专访国家测绘局中越勘界测绘办公室主任武晓淦

自上世纪90年代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陆地勘界工作的进展曲折跌宕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3月25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北京与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举行会谈，双方一致把2007年视为中越实地勘界立碑工作的关键一年，并重申了两国领导人去年确定的争取2008年完成勘界立碑任务的目标。

“这条时间线是已定线，必须要解决，一定要完成。”国家测绘局中越勘界测绘办公室主任、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越双方工作组刚开始接触就介入边界谈判工作的武晓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按照计划，2007年必须完成所有外业(室外作业)，2008年完成全线立碑工作，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14个小组奔走边界线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但多年来，1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却承载了无数的历史变迁。仅上世纪最后30年，两国就走过了从“同志加兄弟”到“拔枪相向”再到关系正常化的全面考验。当历史的硝烟已随时光渐渐远去，重新划定边界就成了当务之急。
从2002年两国勘界工作正式启动至今，全面勘界工作已经过了整整5年。更早前的1999年12月30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以下称《陆地边界条约》)，2001年12月27日，中越陆地边界第一块花岗岩界碑在中越边境广西段的陆地边界立下。

为了实现2008年底前完成全线勘界的目标，国家测绘局今年将12个小组的测绘技术人员扩大为14个小组，40余名专业测绘人员与云南和广西两省区外办组织的勘界人员一道，正奔走在漫长的中越边界线上。

“我们的任务是配合外交部，做好勘界的技术保障。”武晓淦表示，在两国联合勘界组中，双方各有一名组长，“最后每个界碑的确定都要由双方组长和技术副组长签署。”


高层领导每会必谈勘界

之所以会确立并反复强调勘界时间表，迟迟不能确定的边界线已经影响中越双边经贸交流是重要原因之一。

“老确定不下来，边贸就无法大步发展。”武晓淦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这种影响其实在今天的两国边界地几乎随处可见。往往是广西这边的边贸大楼建设得红红火火，可到了边境口岸，越南那边甚至连摩托车都开不过去，几堆烂石头堵在那里，甚至连基本通行都无法保证。

事实上，这种阻碍早已为两国高层所关注。“近几年只要两国高层领导人见面，都要提到勘界问题。”武晓淦认为，除了经济角度考虑外，这也和中国的周边和外交政策有很大关系。

1999年，中越确定了两国关系发展十六字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这一方针实际上也已成为两国勘界工作中的重要指导。200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时，提出了“妥善处理边界领土问题”的建议。

去年11月17日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双方“同意进一步密切配合，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工作进度，确保最迟于2008年完成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并签署新的边界管理制度文件”。

剩下的都是“难啃骨头”

高层的重视推动了勘界速度，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现在尚未完成的陆地边界线，几乎都是难点和双方争议较大地区，“越往后越困难”。

在武晓淦看来，产生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双方对《陆地边界条约》的理解和使用的勘界依据上有偏差。武晓淦举例说，边界线某段本来有一个旧界碑，100多年来两国都将其认定为事实的边界线，但是在《陆地边界条约》附图上显示边界线不经过界碑，越南方面因此就不愿意承认这个已沿用了100多年的界碑。

武晓淦表示，勘界以《陆地边界条约》为主要依据的同时，还要参考实际地形、历史管辖状况，等等。

并非天天“滚在地雷阵”

此外，中越边界线上埋着的大量地雷却依然影响着今人的生活。由于山体和地形的变化，很多地雷改变了位置，成为勘界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巨大隐患。

2000年之前，武晓淦到云南考察时就听说过“一个87人的村庄只有78条腿”的故事，而另一次也是去云南的经历则更加惊险。

“当时正式勘界还没开始，我们第二天打算去10号老界碑看看，前一天越南那边就传来消息，一个越南上校在距离界碑几米远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去，人都给炸飞了。”武晓淦他们后来不得不取消了计划。

不过，对于有报道指“每次勘界都能挖出百万颗地雷”的夸张说法，武晓淦也予以了实事求是的纠正。“这个说法就不对，这么多年勘界一直在进行，‘每次’是不准确的。”武晓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勘界队员并不是天天都在地雷阵里“滚”。确实还有很多雷没有排完，但到现在为止，中方并没有发生因地雷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事件。


越南方面重视勘界

既然是合作勘界，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就显得更为重要。

据武晓淦介绍，在具体技术方面，勘界工作基本还是中方在主导，衡量双方各自采集数据的最后结果，以及制图和将来的印刷等工作，都要由中方来做。“他们的技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也想通过勘界学习一下。”

国家测绘局为中越勘界专门研发的一套系统，可以将两国边界地形地貌的三维景观、坡度和坡长多少等数据清晰地显示出来，越南曾经派5个专家到国家测绘局专门学习这套系统。

武晓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作为只有三条陆地边界(越中、越老、越柬)的国家，越南却很早就单独设立了相当于副部级的边界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并到外交部后，其中仅越中边界司就有几十个人在工作。”

越南方面重视勘界的另一个表现是，两任负责谈判的技术副组长，都先后当上了国家地图测量局局长。而有意思的，这两个人都是由中国武汉测绘学院培养出来的留学生，“他们在技术上比较信服我们。”武晓淦说。

武晓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与越南方面的技术保障部门沟通过程中，大家整体上还是能够互相理解和支持的。“我还是持乐观态度。”面对2008最后期限，武晓淦肯定地说。

3年工期为何5年仍未完

勘界是联合行动，许多任务没有越方勘界人员的理解和配合，工作就无法推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周雷、李怀岩发自云南文山 2002年，中越勘界正式启动，两国对此都非常重视。据国家测绘局中越勘界测绘办公室主任武晓淦介绍，当时无论是两国政府还是负责具体勘界的技术人员，都对3年完成勘界工作的计划比较乐观。

但在现实操作中，却一勘就是5年，且至今尚有40%的外业工作和95%的内业工作没有完成。

勘界需要相互配合

对勘界队员来说，往事不“勘”回首。中越两国历史纠葛、现实利益、工作指导思想差异等等，都直接导致了勘界工作进展缓慢。

自1950年1月18日建交，中越两国既有鲜血凝聚的友谊，也经历了七十年代后期关系恶化。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团访华后，两国关系才开始逐步实现正常化并迅速发展。

这些历史因素集中在一起，都使勘界工作显得非常复杂。1999年12月30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两国开始在中越边境进行勘界立碑和清障排雷工作。


今年1月举行的中越边界第十三轮政府级会谈，提出了在2007年底前完成野外勘界的工作目标。2月6日至13日，中越联勘委第十九次首席代表会晤就中越勘界遗留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工作方法和具体措施。3月初，外交部、国家测绘局有关部门会同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和四川测绘局等测绘单位，在四川成都对今年的中越勘界测绘工作进行了精心安排。


3月13日，联勘组成员前往越南河江省与越方磋商争议地段，而当晚越南电视台就播发了一则新闻，号召全民支援勘界活动，鼓励边民“尽量靠前居住，保家卫国”。


在文山州都龙镇野外测绘点，第四勘界组组长田丽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勘界是联合行动，许多任务没有越方勘界人员的理解和配合，工作就无法提速。
今年任务十分艰巨


据国家测绘局网站透露的信息，2007年的中越勘界测绘，以完成勘界外业为重点工作目标，兼顾成果检查验收和内业制图准备。


具体说来，在勘界外业测绘方面，计划辅助确定基本碑位480个，辅助竖立界碑678块，测量界碑693块，新增辅助界碑的选址、立碑与测量约100余块，勘定界线长度668余公里等等。在勘界内业测绘方面，计划处理完善制作有关文件附图的基础底图数据，开展勘界成果文本和有关文件附图的编辑与印刷试验等等。


【主题】勘界队员的野外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勘界队员们是在用脚步丈量着中越国境线的长度和走向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周雷、李怀岩发自云南文山 为确定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线，共分为12个小组(今年起扩为14个小组)的中越联合勘界人员，已经在云南和广西两省区工作了5年之久。


今年3月底，《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走进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都龙镇南北村寨，正在那里进行工作的是第四联勘组的10人团队。对于中越勘界队员来说，过去5年和今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脚印，将串连成中越国境线的最终走向。


勘界组长以身殉职


“长期在野外工作，饱一顿饿一顿的，时间一长，身体难免虚弱。蔡组长去世前一天，我还和一个队员从县城想带药给他。”身材瘦削的田丽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原组长蔡碧凌去世前的一个月就时常拉肚子，离开时年仅42岁。


田丽华来自文山州马关县外办，蔡碧凌殉职后，她接任第四勘界组组长一职，带领着队员们继续行走在云南边境的崇山峻岭，和越方进行锱铢必较的谈判。


第四勘界组中另外一名女队员叫袁自葵，她比田丽华在一线待的时间还长，大家都称呼为“三姐”。


前任组长去世后，三姐写了一篇悼念蔡碧凌的长文，并将其称为“寄往天堂的一封信”:“老蔡，您好！您离去已12天了，您还好吗？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在那里还过得快乐吧？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能适应吗……”在信的开头，“三姐”这样写道。



鸡蛋坡又叫那美山坡，是中越历年来争议较多的地带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到达的当天下午，中越双方正在商讨该争议地点的解决方案。仅仅为了这个山包，中方人员已经在当地滞留了两个多月，而就在十几分钟前，“三姐”和队员们刚刚又和越方谈了一次，语气中带着疲惫。


反复的谈判和无尽的争吵，使中方勘界队员总是处于精神紧绷状态。但勘界队员们表示，“这也很正常，勘界工作要求我们必须要有耐心。”


技术组副组长叶丹彤的女儿在勘界期间出生，但是从妻子怀孕到出生，他没有陪伴妻子一天。在孩子出生之后，叶丹彤给女儿取名叶子涵，“我想让她包容一点，宽厚待人。”


当记者问，能否用女儿名字的内涵对待中越勘界问题，叶丹彤连连摇头:“这是行不通的，我时常和越方勘界人员打这样一个比方:中越勘界的许多问题上，时常有10个苹果，中国如果和越南各分5个，那叫公平，我们有时候会宽容些说我4个你6个，但是他们时常的态度是10个我全要。”


截至本报发稿，鸡蛋坡的争议仍未解决。



“什么水都得喝”


折磨中方勘界队员的不仅是这种反复的谈判和无尽的争吵，还有恶劣自然条件的威胁。


“虽然大家称呼我三姐，但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性别之分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生活在野外，六七个人睡在一顶帐篷里，我们熟悉对方打呼噜的声音，甚至知道对方梦话里说什么。”三姐说。


大家每到一个新的勘界点，先要四处寻找水源，等帐篷营地安顿好了，“三姐”就和司机上山砍柴，煮好饭给队员送去，或是在帐篷里等着他们回来。


“三姐”说，队员们对找水的记忆都特别深刻，因为他们曾经要喝牛洗澡滩里的水，旁边就是牛的粪便。“这种水我在城里生活时，可能冲厕所都嫌脏，但是在野外没办法，为了节约往返时间，我们尽可能选择靠近界碑测量处住，什么水都得喝。”


与叶丹彤一样，提到家人，“三姐”也对女儿充满歉疚，“我女儿12岁就去四川舞校读书，16岁毕业后，现在都工作了，我没有陪过她几天。”


刘建云是勘界组里的翻译，当记者要递给他一瓶矿泉水时，这位2000年即参加了勘界工作的汉子连连摇头，“这么多年野外生活，我肚子已经习惯了生水，我回家都是喝生自来水，从来不拉肚子，喝纯净水反而难受。”

木棍插到绊雷上


3月25日，天气十分炎热，记者只穿了件短袖T恤，但是刘建云却裹着两条裤子，“我最不喜欢现在这个时候，深山里的草特别深，蛇也多，尽管天很热，还要穿两条裤子，穿高领秋衣。”



刘建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有一次工作组在麻栗山地段勘界时，大家给“三姐”搭了个帐篷刚要离开，忽然听到“三姐”进去时大叫一声，原来一条满身鲜艳花纹的毒蛇正盘在床铺上张望着。


其实，在边界工作不仅辛苦，有时甚至有生命之虞。刘建云回忆，在立206号界碑时，中越双方的勘界小组组长坐下来商谈时，两国勘界员都围坐在一起，“这时，越方一个勘界员将手里的木棍往地上一插，只听见‘哐’的一声，大家心里一绷，糟了！再细看时，发现木棍插到的是一个绊雷，还好，年头久了，地雷已经失效了。”


【主题】界碑竖在中越边民心中


在边民的生活中，国界线似乎仅仅是个词语。而在他们心里，则充满了对界碑的虔诚和敬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周雷、李怀岩发自云南文山 在位于中越边境中方一侧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都龙镇茅坪集市上，边民李正苹从口袋里掏出的钞票，加起来超过了几百万。听到《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她是百万富翁时，李正苹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个是越南盾，大约2200元才合人民币1块钱，我们这里集市交易经常用越南的货币。”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聊天时，李正苹正为即将在茅坪集市进行的“国际互市”做准备，“这个集市每周一次，来的人很多，越南人从对面的关卡过来，我们有时候也去他们的互市买东西。”



10元的衣服最好卖


在茅坪集市，有一段“国门残墙”很引人注目。这段立于“民国三十一年”的界碑所在区域，也是中越联合勘界小组将要重新商议的地区。目前，以老国门为界，两边分别是越南的箐门县和中国的马关县。越南在箐门县兴建自己的集市，中国方面的都龙口岸也正在兴建中，大片土地被平整出来，为商铺和街区作预留。


马关县经济商务局局长侯发道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去年7月13日，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将都龙口岸作为新开口岸，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2006年，马关县与越南双方边民往来互市人员达65400人次，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也比上年有很大幅度的增长。


不过，这些数据对于李正苹来说只是“枯燥的”，对她来说更现实的是，平时她穿越都龙口岸旁边的越南关卡只需点个头就可以过去。而尽管都龙口岸尚未修好，但李正苹的商店已经在近期平整的土地上开了近两年，其中卖的日用百货、化肥等产品销路都很好。

来自河南安阳的21岁小姑娘朱卫娜摆了一个服装摊，她一边数着刚卖衣服得来的越南盾一边说，十六、七元的衣服在这里已经算是高档的了，不好卖，远不如对面的普通老百姓穿的10元左右的衣服好卖。


越南百姓避谈“国防”


李正苹的国籍有点特殊。用她自己的话说，应该是“越南嫁过来的媳妇”,她和丈夫胡德清是30多年前在互市上认识的，“我丈夫比我小一岁，不过我原本也是中国人，我母亲是很早前从中国嫁过去的。”由此可见，当地边民通婚现象非常普遍。


第二日，记者再次来到开放的集市，只见人流熙熙攘攘，穿着各种各样民族服饰的百姓纷纷前来交易，虽然商铺只是临时搭建的竹棚，但丝毫不影响边民们的交易热情。


记者碰到3个来自越南箐门县大木杆村(音)的壮族小姑娘，她们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因为离得很近，所以平时经常到中国来赶集，有时买点布料和日用品，年纪大点的人会买些铁锅塑料桶带回去。而当记者问到关于中越勘界的问题时，小姑娘们转身就走，一旁的翻译说，越南对边民的国防教育做得非常好，只要有人谈到国防问题，她们都避而远之。


边民尊重界碑


24岁的苗族小伙陶发坤摆了一个歌碟摊，旁边的影碟机里正播放着苗族传统歌曲《婚别恋歌》，“越南人很喜欢苗族山歌，这种碟他们一般要进100多盘回去卖，”陶发坤说，他每个星期都来这边，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700元。


来自越南的陶小宝在集市买了一台21寸长虹彩电，“这台彩电在集市卖850元人民币，如果在越南买，估计要1000多。”


据马关县经济商务局局长侯发道介绍，当地集市的商贸活动在都龙口岸正式开放后会将更繁盛，规划的口岸面积为504.9亩，口岸集镇总体结构由行政办公区、边境贸易区、旅游接待区、居民住宅区构成，工程预计总投资3128万元。


对于两国边民而言，在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联系密切，同时，界碑也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渗透进边民的日常生活。在都龙镇保良街村委会南北村小组立着座8号界碑，是由法国人烧制的大块红砖垒成的，下面还插着几只香。据中方第四联勘组成员、翻译刘建云介绍，当地老百姓对界碑很敬重，每逢节日会有人来烧香拜祭。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04月02日 11:17新华网
中越陆地勘界提速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1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上，曾经的硝烟和战火已经成了历史的回忆。今天，在两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亲自推动下，中越陆地边界勘测工作正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2008:勘界立碑全线完成

专访国家测绘局中越勘界测绘办公室主任武晓淦

自上世纪90年代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陆地勘界工作的进展曲折跌宕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3月25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北京与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举行会谈，双方一致把2007年视为中越实地勘界立碑工作的关键一年，并重申了两国领导人去年确定的争取2008年完成勘界立碑任务的目标。

“这条时间线是已定线，必须要解决，一定要完成。”国家测绘局中越勘界测绘办公室主任、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越双方工作组刚开始接触就介入边界谈判工作的武晓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按照计划，2007年必须完成所有外业(室外作业)，2008年完成全线立碑工作，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14个小组奔走边界线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但多年来，1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却承载了无数的历史变迁。仅上世纪最后30年，两国就走过了从“同志加兄弟”到“拔枪相向”再到关系正常化的全面考验。当历史的硝烟已随时光渐渐远去，重新划定边界就成了当务之急。
从2002年两国勘界工作正式启动至今，全面勘界工作已经过了整整5年。更早前的1999年12月30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以下称《陆地边界条约》)，2001年12月27日，中越陆地边界第一块花岗岩界碑在中越边境广西段的陆地边界立下。

为了实现2008年底前完成全线勘界的目标，国家测绘局今年将12个小组的测绘技术人员扩大为14个小组，40余名专业测绘人员与云南和广西两省区外办组织的勘界人员一道，正奔走在漫长的中越边界线上。

“我们的任务是配合外交部，做好勘界的技术保障。”武晓淦表示，在两国联合勘界组中，双方各有一名组长，“最后每个界碑的确定都要由双方组长和技术副组长签署。”


高层领导每会必谈勘界

之所以会确立并反复强调勘界时间表，迟迟不能确定的边界线已经影响中越双边经贸交流是重要原因之一。

“老确定不下来，边贸就无法大步发展。”武晓淦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这种影响其实在今天的两国边界地几乎随处可见。往往是广西这边的边贸大楼建设得红红火火，可到了边境口岸，越南那边甚至连摩托车都开不过去，几堆烂石头堵在那里，甚至连基本通行都无法保证。

事实上，这种阻碍早已为两国高层所关注。“近几年只要两国高层领导人见面，都要提到勘界问题。”武晓淦认为，除了经济角度考虑外，这也和中国的周边和外交政策有很大关系。

1999年，中越确定了两国关系发展十六字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这一方针实际上也已成为两国勘界工作中的重要指导。200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时，提出了“妥善处理边界领土问题”的建议。

去年11月17日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双方“同意进一步密切配合，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工作进度，确保最迟于2008年完成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并签署新的边界管理制度文件”。

剩下的都是“难啃骨头”

高层的重视推动了勘界速度，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现在尚未完成的陆地边界线，几乎都是难点和双方争议较大地区，“越往后越困难”。

在武晓淦看来，产生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双方对《陆地边界条约》的理解和使用的勘界依据上有偏差。武晓淦举例说，边界线某段本来有一个旧界碑，100多年来两国都将其认定为事实的边界线，但是在《陆地边界条约》附图上显示边界线不经过界碑，越南方面因此就不愿意承认这个已沿用了100多年的界碑。

武晓淦表示，勘界以《陆地边界条约》为主要依据的同时，还要参考实际地形、历史管辖状况，等等。

并非天天“滚在地雷阵”

此外，中越边界线上埋着的大量地雷却依然影响着今人的生活。由于山体和地形的变化，很多地雷改变了位置，成为勘界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巨大隐患。

2000年之前，武晓淦到云南考察时就听说过“一个87人的村庄只有78条腿”的故事，而另一次也是去云南的经历则更加惊险。

“当时正式勘界还没开始，我们第二天打算去10号老界碑看看，前一天越南那边就传来消息，一个越南上校在距离界碑几米远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去，人都给炸飞了。”武晓淦他们后来不得不取消了计划。

不过，对于有报道指“每次勘界都能挖出百万颗地雷”的夸张说法，武晓淦也予以了实事求是的纠正。“这个说法就不对，这么多年勘界一直在进行，‘每次’是不准确的。”武晓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勘界队员并不是天天都在地雷阵里“滚”。确实还有很多雷没有排完，但到现在为止，中方并没有发生因地雷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事件。


越南方面重视勘界

既然是合作勘界，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就显得更为重要。

据武晓淦介绍，在具体技术方面，勘界工作基本还是中方在主导，衡量双方各自采集数据的最后结果，以及制图和将来的印刷等工作，都要由中方来做。“他们的技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也想通过勘界学习一下。”

国家测绘局为中越勘界专门研发的一套系统，可以将两国边界地形地貌的三维景观、坡度和坡长多少等数据清晰地显示出来，越南曾经派5个专家到国家测绘局专门学习这套系统。

武晓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作为只有三条陆地边界(越中、越老、越柬)的国家，越南却很早就单独设立了相当于副部级的边界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并到外交部后，其中仅越中边界司就有几十个人在工作。”

越南方面重视勘界的另一个表现是，两任负责谈判的技术副组长，都先后当上了国家地图测量局局长。而有意思的，这两个人都是由中国武汉测绘学院培养出来的留学生，“他们在技术上比较信服我们。”武晓淦说。

武晓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与越南方面的技术保障部门沟通过程中，大家整体上还是能够互相理解和支持的。“我还是持乐观态度。”面对2008最后期限，武晓淦肯定地说。

3年工期为何5年仍未完

勘界是联合行动，许多任务没有越方勘界人员的理解和配合，工作就无法推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周雷、李怀岩发自云南文山 2002年，中越勘界正式启动，两国对此都非常重视。据国家测绘局中越勘界测绘办公室主任武晓淦介绍，当时无论是两国政府还是负责具体勘界的技术人员，都对3年完成勘界工作的计划比较乐观。

但在现实操作中，却一勘就是5年，且至今尚有40%的外业工作和95%的内业工作没有完成。

勘界需要相互配合

对勘界队员来说，往事不“勘”回首。中越两国历史纠葛、现实利益、工作指导思想差异等等，都直接导致了勘界工作进展缓慢。

自1950年1月18日建交，中越两国既有鲜血凝聚的友谊，也经历了七十年代后期关系恶化。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团访华后，两国关系才开始逐步实现正常化并迅速发展。

这些历史因素集中在一起，都使勘界工作显得非常复杂。1999年12月30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两国开始在中越边境进行勘界立碑和清障排雷工作。


今年1月举行的中越边界第十三轮政府级会谈，提出了在2007年底前完成野外勘界的工作目标。2月6日至13日，中越联勘委第十九次首席代表会晤就中越勘界遗留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工作方法和具体措施。3月初，外交部、国家测绘局有关部门会同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和四川测绘局等测绘单位，在四川成都对今年的中越勘界测绘工作进行了精心安排。


3月13日，联勘组成员前往越南河江省与越方磋商争议地段，而当晚越南电视台就播发了一则新闻，号召全民支援勘界活动，鼓励边民“尽量靠前居住，保家卫国”。


在文山州都龙镇野外测绘点，第四勘界组组长田丽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勘界是联合行动，许多任务没有越方勘界人员的理解和配合，工作就无法提速。
今年任务十分艰巨


据国家测绘局网站透露的信息，2007年的中越勘界测绘，以完成勘界外业为重点工作目标，兼顾成果检查验收和内业制图准备。


具体说来，在勘界外业测绘方面，计划辅助确定基本碑位480个，辅助竖立界碑678块，测量界碑693块，新增辅助界碑的选址、立碑与测量约100余块，勘定界线长度668余公里等等。在勘界内业测绘方面，计划处理完善制作有关文件附图的基础底图数据，开展勘界成果文本和有关文件附图的编辑与印刷试验等等。


【主题】勘界队员的野外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勘界队员们是在用脚步丈量着中越国境线的长度和走向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周雷、李怀岩发自云南文山 为确定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线，共分为12个小组(今年起扩为14个小组)的中越联合勘界人员，已经在云南和广西两省区工作了5年之久。


今年3月底，《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走进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都龙镇南北村寨，正在那里进行工作的是第四联勘组的10人团队。对于中越勘界队员来说，过去5年和今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脚印，将串连成中越国境线的最终走向。


勘界组长以身殉职


“长期在野外工作，饱一顿饿一顿的，时间一长，身体难免虚弱。蔡组长去世前一天，我还和一个队员从县城想带药给他。”身材瘦削的田丽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原组长蔡碧凌去世前的一个月就时常拉肚子，离开时年仅42岁。


田丽华来自文山州马关县外办，蔡碧凌殉职后，她接任第四勘界组组长一职，带领着队员们继续行走在云南边境的崇山峻岭，和越方进行锱铢必较的谈判。


第四勘界组中另外一名女队员叫袁自葵，她比田丽华在一线待的时间还长，大家都称呼为“三姐”。


前任组长去世后，三姐写了一篇悼念蔡碧凌的长文，并将其称为“寄往天堂的一封信”:“老蔡，您好！您离去已12天了，您还好吗？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在那里还过得快乐吧？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能适应吗……”在信的开头，“三姐”这样写道。



鸡蛋坡又叫那美山坡，是中越历年来争议较多的地带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到达的当天下午，中越双方正在商讨该争议地点的解决方案。仅仅为了这个山包，中方人员已经在当地滞留了两个多月，而就在十几分钟前，“三姐”和队员们刚刚又和越方谈了一次，语气中带着疲惫。


反复的谈判和无尽的争吵，使中方勘界队员总是处于精神紧绷状态。但勘界队员们表示，“这也很正常，勘界工作要求我们必须要有耐心。”


技术组副组长叶丹彤的女儿在勘界期间出生，但是从妻子怀孕到出生，他没有陪伴妻子一天。在孩子出生之后，叶丹彤给女儿取名叶子涵，“我想让她包容一点，宽厚待人。”


当记者问，能否用女儿名字的内涵对待中越勘界问题，叶丹彤连连摇头:“这是行不通的，我时常和越方勘界人员打这样一个比方:中越勘界的许多问题上，时常有10个苹果，中国如果和越南各分5个，那叫公平，我们有时候会宽容些说我4个你6个，但是他们时常的态度是10个我全要。”


截至本报发稿，鸡蛋坡的争议仍未解决。



“什么水都得喝”


折磨中方勘界队员的不仅是这种反复的谈判和无尽的争吵，还有恶劣自然条件的威胁。


“虽然大家称呼我三姐，但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性别之分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生活在野外，六七个人睡在一顶帐篷里，我们熟悉对方打呼噜的声音，甚至知道对方梦话里说什么。”三姐说。


大家每到一个新的勘界点，先要四处寻找水源，等帐篷营地安顿好了，“三姐”就和司机上山砍柴，煮好饭给队员送去，或是在帐篷里等着他们回来。


“三姐”说，队员们对找水的记忆都特别深刻，因为他们曾经要喝牛洗澡滩里的水，旁边就是牛的粪便。“这种水我在城里生活时，可能冲厕所都嫌脏，但是在野外没办法，为了节约往返时间，我们尽可能选择靠近界碑测量处住，什么水都得喝。”


与叶丹彤一样，提到家人，“三姐”也对女儿充满歉疚，“我女儿12岁就去四川舞校读书，16岁毕业后，现在都工作了，我没有陪过她几天。”


刘建云是勘界组里的翻译，当记者要递给他一瓶矿泉水时，这位2000年即参加了勘界工作的汉子连连摇头，“这么多年野外生活，我肚子已经习惯了生水，我回家都是喝生自来水，从来不拉肚子，喝纯净水反而难受。”

木棍插到绊雷上


3月25日，天气十分炎热，记者只穿了件短袖T恤，但是刘建云却裹着两条裤子，“我最不喜欢现在这个时候，深山里的草特别深，蛇也多，尽管天很热，还要穿两条裤子，穿高领秋衣。”



刘建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有一次工作组在麻栗山地段勘界时，大家给“三姐”搭了个帐篷刚要离开，忽然听到“三姐”进去时大叫一声，原来一条满身鲜艳花纹的毒蛇正盘在床铺上张望着。


其实，在边界工作不仅辛苦，有时甚至有生命之虞。刘建云回忆，在立206号界碑时，中越双方的勘界小组组长坐下来商谈时，两国勘界员都围坐在一起，“这时，越方一个勘界员将手里的木棍往地上一插，只听见‘哐’的一声，大家心里一绷，糟了！再细看时，发现木棍插到的是一个绊雷，还好，年头久了，地雷已经失效了。”


【主题】界碑竖在中越边民心中


在边民的生活中，国界线似乎仅仅是个词语。而在他们心里，则充满了对界碑的虔诚和敬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周雷、李怀岩发自云南文山 在位于中越边境中方一侧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都龙镇茅坪集市上，边民李正苹从口袋里掏出的钞票，加起来超过了几百万。听到《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她是百万富翁时，李正苹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个是越南盾，大约2200元才合人民币1块钱，我们这里集市交易经常用越南的货币。”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聊天时，李正苹正为即将在茅坪集市进行的“国际互市”做准备，“这个集市每周一次，来的人很多，越南人从对面的关卡过来，我们有时候也去他们的互市买东西。”



10元的衣服最好卖


在茅坪集市，有一段“国门残墙”很引人注目。这段立于“民国三十一年”的界碑所在区域，也是中越联合勘界小组将要重新商议的地区。目前，以老国门为界，两边分别是越南的箐门县和中国的马关县。越南在箐门县兴建自己的集市，中国方面的都龙口岸也正在兴建中，大片土地被平整出来，为商铺和街区作预留。


马关县经济商务局局长侯发道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去年7月13日，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将都龙口岸作为新开口岸，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2006年，马关县与越南双方边民往来互市人员达65400人次，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也比上年有很大幅度的增长。


不过，这些数据对于李正苹来说只是“枯燥的”，对她来说更现实的是，平时她穿越都龙口岸旁边的越南关卡只需点个头就可以过去。而尽管都龙口岸尚未修好，但李正苹的商店已经在近期平整的土地上开了近两年，其中卖的日用百货、化肥等产品销路都很好。

来自河南安阳的21岁小姑娘朱卫娜摆了一个服装摊，她一边数着刚卖衣服得来的越南盾一边说，十六、七元的衣服在这里已经算是高档的了，不好卖，远不如对面的普通老百姓穿的10元左右的衣服好卖。


越南百姓避谈“国防”


李正苹的国籍有点特殊。用她自己的话说，应该是“越南嫁过来的媳妇”,她和丈夫胡德清是30多年前在互市上认识的，“我丈夫比我小一岁，不过我原本也是中国人，我母亲是很早前从中国嫁过去的。”由此可见，当地边民通婚现象非常普遍。


第二日，记者再次来到开放的集市，只见人流熙熙攘攘，穿着各种各样民族服饰的百姓纷纷前来交易，虽然商铺只是临时搭建的竹棚，但丝毫不影响边民们的交易热情。


记者碰到3个来自越南箐门县大木杆村(音)的壮族小姑娘，她们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因为离得很近，所以平时经常到中国来赶集，有时买点布料和日用品，年纪大点的人会买些铁锅塑料桶带回去。而当记者问到关于中越勘界的问题时，小姑娘们转身就走，一旁的翻译说，越南对边民的国防教育做得非常好，只要有人谈到国防问题，她们都避而远之。


边民尊重界碑


24岁的苗族小伙陶发坤摆了一个歌碟摊，旁边的影碟机里正播放着苗族传统歌曲《婚别恋歌》，“越南人很喜欢苗族山歌，这种碟他们一般要进100多盘回去卖，”陶发坤说，他每个星期都来这边，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700元。


来自越南的陶小宝在集市买了一台21寸长虹彩电，“这台彩电在集市卖850元人民币，如果在越南买，估计要1000多。”


据马关县经济商务局局长侯发道介绍，当地集市的商贸活动在都龙口岸正式开放后会将更繁盛，规划的口岸面积为504.9亩，口岸集镇总体结构由行政办公区、边境贸易区、旅游接待区、居民住宅区构成，工程预计总投资3128万元。


对于两国边民而言，在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联系密切，同时，界碑也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渗透进边民的日常生活。在都龙镇保良街村委会南北村小组立着座8号界碑，是由法国人烧制的大块红砖垒成的，下面还插着几只香。据中方第四联勘组成员、翻译刘建云介绍，当地老百姓对界碑很敬重，每逢节日会有人来烧香拜祭。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