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高层智囊：中国谋划防范金融风险稳住大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2:03:15
香港《经济导报》潘颖／国外金融资本规模大竞争力强，而中国实力尚弱小，如不积极防堵漏洞，一旦金融命脉为人所控，很易导致金融动荡，被人“剪羊毛”，改革开放成果将流於一旦。所以金融业要尽快成熟起来能够抵御风险。本届政府需努力实现“十一五”发展改革目标，而“十二五”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如何实现发展方式的三大转变。
3月份的北京在“两会”的政治空气包围下，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无数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以及民间代表努力抓住这一时机，将他们各呈风采的陈情意见和智慧之思“上达天庭”。在去年为新一届政府奠定执政思路的中共十七大之后，从今年开始，本届政府需要在新的执政方针下运筹帷幄，寻找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策略来推进改革。除此之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一五”，2006-2010年）会在本届政府的执政期内结束，“十二五”发展规划将着手制定。本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处得到确认，国家的“十二五”规划现在已经开始调研，另从与接近中央决策层人士访谈中得知，新的发展思路也在“十七大”报告的引领下逐步酝酿中。
金融业发育不全，阻碍“大金融部”
3月11日，“大部制”改革方案面世，拉开了本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大幕。在国务院拟新组建的五个大部中，“大金融部”并未现身。预案公布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被外界视为中共智囊之一的郑新立，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金融体制发展明显滞后於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现在推出“大金融部”风险较大，时机尚不成熟。
就在大部制方案面世前一天，郑新立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时对本报记者说：“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於保持社会稳定，有利於增强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经济活力，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也不能为了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
在郑新立看来，金融体制发展滞后导致了“大金融部”的难产，现时中国金融业不仅规模小，竞争力也低，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难点问题之一。
郑新立分析说，金融领域存在“五大滞后”：其一，整体规模远远落后实体经济，中国实体经济现已居於世界前列，200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相比金融业带动的虚拟经济规模太小。
其二，银行业间接融资比重太大，其与直接融资之比为2：8，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7：3。
其三，在间接融资中，中小银行获得的支持落后於大银行，原因是中国先发展“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而才有近十几年发展起的各地中小商业银行，而美国银行业是从两万多家小银行起步，逐步形成了几家跨州经营的大银行。
其四，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规模小，它与股票融资之比约2：8，国外的数字是8：2。
其五，保险市场滞后货币市场，中国保险业收入占GDP仅约3％，世界平均水平为8％。这些对比悬殊的数字令人感到不安。郑新立表示，国外金融资本规模大、竞争力强，而中国实力弱小，保险业甚至还处在“不发育的阶段”，“过分开放会很危险”，一旦命脉为人所控，大量虚拟资本短时间撤资，就会导致金融动荡，资产价格下跌，继而本国产业为手握重兵的外国资本收购，被人“剪羊毛”，那时改革开放成果将流於一旦。他说：“中国现在还没被别人剪过羊毛，所以得加快金融业体制改革的步伐，使之成熟起来能够抵御金融风险。”
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郑新立表示，过去国务院作出的分业监管决策是正确的，分设“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由四个正部级机构在金融业内各领一摊，各司其职，只要加强综合协调机制，分业监管模式对现在的中国“可能更为有利”。“假如证券业出了问题，就找证监会，保险出事了找保险去，这几个部门要是哪个没管好，老百姓是要找他们算账的。”郑新立随后透露：“假如过一、二十年中国金融业成长壮大了，就可以考虑筹建大金融部。”
金融业需要防范漏洞警惕演绎成经济危机
对中国可能遭遇的金融风险不仅郑新立一人有所忧虑，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经济学家徐滇庆11日晚在一场内部讲座中告诫道：中国或将面临的社会危机中，“金融危机的问题恐怕更为严重”。他说：“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认识，直到今天知之甚少。全世界爆发过很多次金融危机，十年前震撼了整个亚洲，但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世界各国都不一样，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与世界各国也都不一样。”
徐滇庆强调：“如果中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是内生的。我们对此分析研究极少，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对金融危机的防?意识严重缺乏，对很多政策盲目乐观，掩耳盗铃。”他结合“两会”上刚刚出炉的预算草案批评说，现在不同於过去，以前可以容忍有一些财政赤字搞建设，而现时政府应趁机节省大笔钱，留下来给银行注资，防?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因此现在的财政“务必要消灭赤字”。对最近传出国家要以外汇储备给农行注资700亿美元之事，他也批评说，外储不是央行的财富，只能对外投资不能内部使用，否则“是给金融体系埋定时炸弹”。
金融业的种种疏漏，在资本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更加令人心急。为此郑新立在呼吁“防?剪羊毛”后继续提醒：“巴西就是过度开放”，把银行让给外国资本掌控，还放心地以为这些银行是自己的，结果受制於人，不断发生通胀。但郑新立并不反对开放，他说：“开放才能发展。”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教授此前曾对本报等新闻机构发表他的见解，呼吁在新的开放时代，中国人要“解放思想”，以新的经济安全观来应对越来越融为一体的世界。王志乐说，“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经济才最安全”。他以其在跨国公司领域的研究试图证明，跨国公司正欲图淡化“国籍”观念，努力成为投资所在国的成员，履行当地的社会责任，以使其接纳。他认为，当一个大型投资项目在中国土地上建起之时，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愿望比谁都强烈。
对此，郑新立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他指出，这种开放和融合是实体资本层面上的，国外资本在中国开工建厂可以带来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对这种产业资本性质的外资，中国是欢迎的。但是建立在金融基础上的虚拟资本则需要加以注意，不可过度开放。发改委一位官员以学者身份在一非公开场合也表示说，资本项目下的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可同时并举。
改革转为从“上”发力打好基础迎“十二五”
面对本届政府需努力实现的“十一五”发展改革目标，郑新立委员对记者表示，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今要完成这一任务还非常困难，至少到“十二五”还要继续努力。不过对未来他有信心地表示，中国到2015年的这八年间，能基本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奠定基础，这对2020~2030年的发展，以及2050年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十二五”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怎为实现发展方式的三大转变。今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排世界第三，正常的话，争取2015年超过日本。现在的目标是，保证2020年前的这十二年间，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前五年平稳快速增长的势头，不出现大起大落，这是整个宏观调控和长期发展战略要实现的核心任务，也是今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核心问题。另外郑新立透露，近日有香港政协委员在分组讨论时提出，希望能参与到“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中，会有人将此提议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他们会根据香港的要求，支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
不论是本港的发展问题，还是内地的一系列中宏观发展任务，未来的路将更多取决於中央决策层的能力。上述那位不愿对外具名的官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今天该迎来一个思路转轨了：即由从“下”到“上”的自发改革，转变为从“上”到“下”的推进改革。因为三十年的历程已经把最容易的改了，留下的难题都是需要高层统筹决策，以大智慧推进的改革。比如破除行业垄断、缩小贫富差距，科学宏观调控，寻找不以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等，而这些无一例外都需要“上面”的人跨越部门、阶层利益，甚至牺牲自己利益来推进。香港《经济导报》潘颖／国外金融资本规模大竞争力强，而中国实力尚弱小，如不积极防堵漏洞，一旦金融命脉为人所控，很易导致金融动荡，被人“剪羊毛”，改革开放成果将流於一旦。所以金融业要尽快成熟起来能够抵御风险。本届政府需努力实现“十一五”发展改革目标，而“十二五”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如何实现发展方式的三大转变。
3月份的北京在“两会”的政治空气包围下，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无数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以及民间代表努力抓住这一时机，将他们各呈风采的陈情意见和智慧之思“上达天庭”。在去年为新一届政府奠定执政思路的中共十七大之后，从今年开始，本届政府需要在新的执政方针下运筹帷幄，寻找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策略来推进改革。除此之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一五”，2006-2010年）会在本届政府的执政期内结束，“十二五”发展规划将着手制定。本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处得到确认，国家的“十二五”规划现在已经开始调研，另从与接近中央决策层人士访谈中得知，新的发展思路也在“十七大”报告的引领下逐步酝酿中。
金融业发育不全，阻碍“大金融部”
3月11日，“大部制”改革方案面世，拉开了本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大幕。在国务院拟新组建的五个大部中，“大金融部”并未现身。预案公布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被外界视为中共智囊之一的郑新立，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金融体制发展明显滞后於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现在推出“大金融部”风险较大，时机尚不成熟。
就在大部制方案面世前一天，郑新立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时对本报记者说：“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於保持社会稳定，有利於增强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经济活力，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也不能为了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
在郑新立看来，金融体制发展滞后导致了“大金融部”的难产，现时中国金融业不仅规模小，竞争力也低，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难点问题之一。
郑新立分析说，金融领域存在“五大滞后”：其一，整体规模远远落后实体经济，中国实体经济现已居於世界前列，200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相比金融业带动的虚拟经济规模太小。
其二，银行业间接融资比重太大，其与直接融资之比为2：8，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7：3。
其三，在间接融资中，中小银行获得的支持落后於大银行，原因是中国先发展“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而才有近十几年发展起的各地中小商业银行，而美国银行业是从两万多家小银行起步，逐步形成了几家跨州经营的大银行。
其四，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规模小，它与股票融资之比约2：8，国外的数字是8：2。
其五，保险市场滞后货币市场，中国保险业收入占GDP仅约3％，世界平均水平为8％。这些对比悬殊的数字令人感到不安。郑新立表示，国外金融资本规模大、竞争力强，而中国实力弱小，保险业甚至还处在“不发育的阶段”，“过分开放会很危险”，一旦命脉为人所控，大量虚拟资本短时间撤资，就会导致金融动荡，资产价格下跌，继而本国产业为手握重兵的外国资本收购，被人“剪羊毛”，那时改革开放成果将流於一旦。他说：“中国现在还没被别人剪过羊毛，所以得加快金融业体制改革的步伐，使之成熟起来能够抵御金融风险。”
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郑新立表示，过去国务院作出的分业监管决策是正确的，分设“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由四个正部级机构在金融业内各领一摊，各司其职，只要加强综合协调机制，分业监管模式对现在的中国“可能更为有利”。“假如证券业出了问题，就找证监会，保险出事了找保险去，这几个部门要是哪个没管好，老百姓是要找他们算账的。”郑新立随后透露：“假如过一、二十年中国金融业成长壮大了，就可以考虑筹建大金融部。”
金融业需要防范漏洞警惕演绎成经济危机
对中国可能遭遇的金融风险不仅郑新立一人有所忧虑，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经济学家徐滇庆11日晚在一场内部讲座中告诫道：中国或将面临的社会危机中，“金融危机的问题恐怕更为严重”。他说：“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认识，直到今天知之甚少。全世界爆发过很多次金融危机，十年前震撼了整个亚洲，但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世界各国都不一样，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与世界各国也都不一样。”
徐滇庆强调：“如果中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是内生的。我们对此分析研究极少，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对金融危机的防?意识严重缺乏，对很多政策盲目乐观，掩耳盗铃。”他结合“两会”上刚刚出炉的预算草案批评说，现在不同於过去，以前可以容忍有一些财政赤字搞建设，而现时政府应趁机节省大笔钱，留下来给银行注资，防?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因此现在的财政“务必要消灭赤字”。对最近传出国家要以外汇储备给农行注资700亿美元之事，他也批评说，外储不是央行的财富，只能对外投资不能内部使用，否则“是给金融体系埋定时炸弹”。
金融业的种种疏漏，在资本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更加令人心急。为此郑新立在呼吁“防?剪羊毛”后继续提醒：“巴西就是过度开放”，把银行让给外国资本掌控，还放心地以为这些银行是自己的，结果受制於人，不断发生通胀。但郑新立并不反对开放，他说：“开放才能发展。”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教授此前曾对本报等新闻机构发表他的见解，呼吁在新的开放时代，中国人要“解放思想”，以新的经济安全观来应对越来越融为一体的世界。王志乐说，“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经济才最安全”。他以其在跨国公司领域的研究试图证明，跨国公司正欲图淡化“国籍”观念，努力成为投资所在国的成员，履行当地的社会责任，以使其接纳。他认为，当一个大型投资项目在中国土地上建起之时，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愿望比谁都强烈。
对此，郑新立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他指出，这种开放和融合是实体资本层面上的，国外资本在中国开工建厂可以带来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对这种产业资本性质的外资，中国是欢迎的。但是建立在金融基础上的虚拟资本则需要加以注意，不可过度开放。发改委一位官员以学者身份在一非公开场合也表示说，资本项目下的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可同时并举。
改革转为从“上”发力打好基础迎“十二五”
面对本届政府需努力实现的“十一五”发展改革目标，郑新立委员对记者表示，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今要完成这一任务还非常困难，至少到“十二五”还要继续努力。不过对未来他有信心地表示，中国到2015年的这八年间，能基本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奠定基础，这对2020~2030年的发展，以及2050年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十二五”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怎为实现发展方式的三大转变。今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排世界第三，正常的话，争取2015年超过日本。现在的目标是，保证2020年前的这十二年间，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前五年平稳快速增长的势头，不出现大起大落，这是整个宏观调控和长期发展战略要实现的核心任务，也是今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核心问题。另外郑新立透露，近日有香港政协委员在分组讨论时提出，希望能参与到“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中，会有人将此提议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他们会根据香港的要求，支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
不论是本港的发展问题，还是内地的一系列中宏观发展任务，未来的路将更多取决於中央决策层的能力。上述那位不愿对外具名的官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今天该迎来一个思路转轨了：即由从“下”到“上”的自发改革，转变为从“上”到“下”的推进改革。因为三十年的历程已经把最容易的改了，留下的难题都是需要高层统筹决策，以大智慧推进的改革。比如破除行业垄断、缩小贫富差距，科学宏观调控，寻找不以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等，而这些无一例外都需要“上面”的人跨越部门、阶层利益，甚至牺牲自己利益来推进。
3月份的北京在“两会”的政治空气包围下，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无数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以及民间代表努力抓住这一时机，将他们各呈风采的陈情意见和智慧之思“上达天庭”。在去年为新一届政府奠定执政思路的中共十七大之后，从今年开始，本届政府需要在新的执政方针下运筹帷幄，寻找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策略来推进改革。除此之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一五”，2006-2010年）会在本届政府的执政期内结束，“十二五”发展规划将着手制定。本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处得到确认，国家的“十二五”规划现在已经开始调研，另从与接近中央决策层人士访谈中得知，新的发展思路也在“十七大”报告的引领下逐步酝酿中。
金融业发育不全，阻碍“大金融部”
3月11日，“大部制”改革方案面世，拉开了本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大幕。在国务院拟新组建的五个大部中，“大金融部”并未现身。预案公布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被外界视为中共智囊之一的郑新立，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金融体制发展明显滞后於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现在推出“大金融部”风险较大，时机尚不成熟。
就在大部制方案面世前一天，郑新立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时对本报记者说：“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於保持社会稳定，有利於增强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经济活力，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也不能为了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
在郑新立看来，金融体制发展滞后导致了“大金融部”的难产，现时中国金融业不仅规模小，竞争力也低，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难点问题之一。
郑新立分析说，金融领域存在“五大滞后”：其一，整体规模远远落后实体经济，中国实体经济现已居於世界前列，200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相比金融业带动的虚拟经济规模太小。
其二，银行业间接融资比重太大，其与直接融资之比为2：8，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7：3。
其三，在间接融资中，中小银行获得的支持落后於大银行，原因是中国先发展“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而才有近十几年发展起的各地中小商业银行，而美国银行业是从两万多家小银行起步，逐步形成了几家跨州经营的大银行。
其四，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规模小，它与股票融资之比约2：8，国外的数字是8：2。
其五，保险市场滞后货币市场，中国保险业收入占GDP仅约3％，世界平均水平为8％。这些对比悬殊的数字令人感到不安。郑新立表示，国外金融资本规模大、竞争力强，而中国实力弱小，保险业甚至还处在“不发育的阶段”，“过分开放会很危险”，一旦命脉为人所控，大量虚拟资本短时间撤资，就会导致金融动荡，资产价格下跌，继而本国产业为手握重兵的外国资本收购，被人“剪羊毛”，那时改革开放成果将流於一旦。他说：“中国现在还没被别人剪过羊毛，所以得加快金融业体制改革的步伐，使之成熟起来能够抵御金融风险。”
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郑新立表示，过去国务院作出的分业监管决策是正确的，分设“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由四个正部级机构在金融业内各领一摊，各司其职，只要加强综合协调机制，分业监管模式对现在的中国“可能更为有利”。“假如证券业出了问题，就找证监会，保险出事了找保险去，这几个部门要是哪个没管好，老百姓是要找他们算账的。”郑新立随后透露：“假如过一、二十年中国金融业成长壮大了，就可以考虑筹建大金融部。”
金融业需要防范漏洞警惕演绎成经济危机
对中国可能遭遇的金融风险不仅郑新立一人有所忧虑，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经济学家徐滇庆11日晚在一场内部讲座中告诫道：中国或将面临的社会危机中，“金融危机的问题恐怕更为严重”。他说：“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认识，直到今天知之甚少。全世界爆发过很多次金融危机，十年前震撼了整个亚洲，但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世界各国都不一样，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与世界各国也都不一样。”
徐滇庆强调：“如果中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是内生的。我们对此分析研究极少，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对金融危机的防?意识严重缺乏，对很多政策盲目乐观，掩耳盗铃。”他结合“两会”上刚刚出炉的预算草案批评说，现在不同於过去，以前可以容忍有一些财政赤字搞建设，而现时政府应趁机节省大笔钱，留下来给银行注资，防?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因此现在的财政“务必要消灭赤字”。对最近传出国家要以外汇储备给农行注资700亿美元之事，他也批评说，外储不是央行的财富，只能对外投资不能内部使用，否则“是给金融体系埋定时炸弹”。
金融业的种种疏漏，在资本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更加令人心急。为此郑新立在呼吁“防?剪羊毛”后继续提醒：“巴西就是过度开放”，把银行让给外国资本掌控，还放心地以为这些银行是自己的，结果受制於人，不断发生通胀。但郑新立并不反对开放，他说：“开放才能发展。”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教授此前曾对本报等新闻机构发表他的见解，呼吁在新的开放时代，中国人要“解放思想”，以新的经济安全观来应对越来越融为一体的世界。王志乐说，“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经济才最安全”。他以其在跨国公司领域的研究试图证明，跨国公司正欲图淡化“国籍”观念，努力成为投资所在国的成员，履行当地的社会责任，以使其接纳。他认为，当一个大型投资项目在中国土地上建起之时，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愿望比谁都强烈。
对此，郑新立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他指出，这种开放和融合是实体资本层面上的，国外资本在中国开工建厂可以带来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对这种产业资本性质的外资，中国是欢迎的。但是建立在金融基础上的虚拟资本则需要加以注意，不可过度开放。发改委一位官员以学者身份在一非公开场合也表示说，资本项目下的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可同时并举。
改革转为从“上”发力打好基础迎“十二五”
面对本届政府需努力实现的“十一五”发展改革目标，郑新立委员对记者表示，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今要完成这一任务还非常困难，至少到“十二五”还要继续努力。不过对未来他有信心地表示，中国到2015年的这八年间，能基本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奠定基础，这对2020~2030年的发展，以及2050年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十二五”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怎为实现发展方式的三大转变。今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排世界第三，正常的话，争取2015年超过日本。现在的目标是，保证2020年前的这十二年间，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前五年平稳快速增长的势头，不出现大起大落，这是整个宏观调控和长期发展战略要实现的核心任务，也是今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核心问题。另外郑新立透露，近日有香港政协委员在分组讨论时提出，希望能参与到“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中，会有人将此提议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他们会根据香港的要求，支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
不论是本港的发展问题，还是内地的一系列中宏观发展任务，未来的路将更多取决於中央决策层的能力。上述那位不愿对外具名的官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今天该迎来一个思路转轨了：即由从“下”到“上”的自发改革，转变为从“上”到“下”的推进改革。因为三十年的历程已经把最容易的改了，留下的难题都是需要高层统筹决策，以大智慧推进的改革。比如破除行业垄断、缩小贫富差距，科学宏观调控，寻找不以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等，而这些无一例外都需要“上面”的人跨越部门、阶层利益，甚至牺牲自己利益来推进。香港《经济导报》潘颖／国外金融资本规模大竞争力强，而中国实力尚弱小，如不积极防堵漏洞，一旦金融命脉为人所控，很易导致金融动荡，被人“剪羊毛”，改革开放成果将流於一旦。所以金融业要尽快成熟起来能够抵御风险。本届政府需努力实现“十一五”发展改革目标，而“十二五”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如何实现发展方式的三大转变。
3月份的北京在“两会”的政治空气包围下，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无数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以及民间代表努力抓住这一时机，将他们各呈风采的陈情意见和智慧之思“上达天庭”。在去年为新一届政府奠定执政思路的中共十七大之后，从今年开始，本届政府需要在新的执政方针下运筹帷幄，寻找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策略来推进改革。除此之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一五”，2006-2010年）会在本届政府的执政期内结束，“十二五”发展规划将着手制定。本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处得到确认，国家的“十二五”规划现在已经开始调研，另从与接近中央决策层人士访谈中得知，新的发展思路也在“十七大”报告的引领下逐步酝酿中。
金融业发育不全，阻碍“大金融部”
3月11日，“大部制”改革方案面世，拉开了本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大幕。在国务院拟新组建的五个大部中，“大金融部”并未现身。预案公布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被外界视为中共智囊之一的郑新立，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金融体制发展明显滞后於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现在推出“大金融部”风险较大，时机尚不成熟。
就在大部制方案面世前一天，郑新立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时对本报记者说：“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於保持社会稳定，有利於增强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经济活力，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也不能为了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
在郑新立看来，金融体制发展滞后导致了“大金融部”的难产，现时中国金融业不仅规模小，竞争力也低，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难点问题之一。
郑新立分析说，金融领域存在“五大滞后”：其一，整体规模远远落后实体经济，中国实体经济现已居於世界前列，200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相比金融业带动的虚拟经济规模太小。
其二，银行业间接融资比重太大，其与直接融资之比为2：8，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7：3。
其三，在间接融资中，中小银行获得的支持落后於大银行，原因是中国先发展“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而才有近十几年发展起的各地中小商业银行，而美国银行业是从两万多家小银行起步，逐步形成了几家跨州经营的大银行。
其四，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规模小，它与股票融资之比约2：8，国外的数字是8：2。
其五，保险市场滞后货币市场，中国保险业收入占GDP仅约3％，世界平均水平为8％。这些对比悬殊的数字令人感到不安。郑新立表示，国外金融资本规模大、竞争力强，而中国实力弱小，保险业甚至还处在“不发育的阶段”，“过分开放会很危险”，一旦命脉为人所控，大量虚拟资本短时间撤资，就会导致金融动荡，资产价格下跌，继而本国产业为手握重兵的外国资本收购，被人“剪羊毛”，那时改革开放成果将流於一旦。他说：“中国现在还没被别人剪过羊毛，所以得加快金融业体制改革的步伐，使之成熟起来能够抵御金融风险。”
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郑新立表示，过去国务院作出的分业监管决策是正确的，分设“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由四个正部级机构在金融业内各领一摊，各司其职，只要加强综合协调机制，分业监管模式对现在的中国“可能更为有利”。“假如证券业出了问题，就找证监会，保险出事了找保险去，这几个部门要是哪个没管好，老百姓是要找他们算账的。”郑新立随后透露：“假如过一、二十年中国金融业成长壮大了，就可以考虑筹建大金融部。”
金融业需要防范漏洞警惕演绎成经济危机
对中国可能遭遇的金融风险不仅郑新立一人有所忧虑，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经济学家徐滇庆11日晚在一场内部讲座中告诫道：中国或将面临的社会危机中，“金融危机的问题恐怕更为严重”。他说：“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认识，直到今天知之甚少。全世界爆发过很多次金融危机，十年前震撼了整个亚洲，但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世界各国都不一样，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与世界各国也都不一样。”
徐滇庆强调：“如果中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是内生的。我们对此分析研究极少，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对金融危机的防?意识严重缺乏，对很多政策盲目乐观，掩耳盗铃。”他结合“两会”上刚刚出炉的预算草案批评说，现在不同於过去，以前可以容忍有一些财政赤字搞建设，而现时政府应趁机节省大笔钱，留下来给银行注资，防?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因此现在的财政“务必要消灭赤字”。对最近传出国家要以外汇储备给农行注资700亿美元之事，他也批评说，外储不是央行的财富，只能对外投资不能内部使用，否则“是给金融体系埋定时炸弹”。
金融业的种种疏漏，在资本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更加令人心急。为此郑新立在呼吁“防?剪羊毛”后继续提醒：“巴西就是过度开放”，把银行让给外国资本掌控，还放心地以为这些银行是自己的，结果受制於人，不断发生通胀。但郑新立并不反对开放，他说：“开放才能发展。”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教授此前曾对本报等新闻机构发表他的见解，呼吁在新的开放时代，中国人要“解放思想”，以新的经济安全观来应对越来越融为一体的世界。王志乐说，“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经济才最安全”。他以其在跨国公司领域的研究试图证明，跨国公司正欲图淡化“国籍”观念，努力成为投资所在国的成员，履行当地的社会责任，以使其接纳。他认为，当一个大型投资项目在中国土地上建起之时，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愿望比谁都强烈。
对此，郑新立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他指出，这种开放和融合是实体资本层面上的，国外资本在中国开工建厂可以带来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对这种产业资本性质的外资，中国是欢迎的。但是建立在金融基础上的虚拟资本则需要加以注意，不可过度开放。发改委一位官员以学者身份在一非公开场合也表示说，资本项目下的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可同时并举。
改革转为从“上”发力打好基础迎“十二五”
面对本届政府需努力实现的“十一五”发展改革目标，郑新立委员对记者表示，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今要完成这一任务还非常困难，至少到“十二五”还要继续努力。不过对未来他有信心地表示，中国到2015年的这八年间，能基本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奠定基础，这对2020~2030年的发展，以及2050年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十二五”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怎为实现发展方式的三大转变。今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排世界第三，正常的话，争取2015年超过日本。现在的目标是，保证2020年前的这十二年间，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前五年平稳快速增长的势头，不出现大起大落，这是整个宏观调控和长期发展战略要实现的核心任务，也是今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核心问题。另外郑新立透露，近日有香港政协委员在分组讨论时提出，希望能参与到“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中，会有人将此提议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他们会根据香港的要求，支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
不论是本港的发展问题，还是内地的一系列中宏观发展任务，未来的路将更多取决於中央决策层的能力。上述那位不愿对外具名的官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今天该迎来一个思路转轨了：即由从“下”到“上”的自发改革，转变为从“上”到“下”的推进改革。因为三十年的历程已经把最容易的改了，留下的难题都是需要高层统筹决策，以大智慧推进的改革。比如破除行业垄断、缩小贫富差距，科学宏观调控，寻找不以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等，而这些无一例外都需要“上面”的人跨越部门、阶层利益，甚至牺牲自己利益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