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晚明的那些书生——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0:26:00
作者：西门杏庵
晚明的那些书生——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长篇连载）
西门杏庵
写在前面
在一次饭局上，朋友讲了这样一则寓言：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有一只鸟，又饥又饿，去一堆泥潭里觅食，陷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又饿又冷的鸟绝望地环顾四周，正在这时有一只牛走过来在它的头上拉了一堆屎，鸟一下子觉得温暖起来，牛屎里面又可以找到食物可以充饥，小鸟很快就填饱了肚子。吃饱了的小鸟露出头，高兴地唱起歌来，这个时候，过来一只狐狸，张开嘴把小鸟吃了。
朋友讲完寓言后，问在坐的，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同事脱口而出，在你得意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不要忘形。朋友说，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在你头上拉屎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第二，当你一头屎的时候，闭上鸟嘴。很多人一遇上不平事、倒霉事时就到处找人嚷嚷，这个那个的，别说，说了也没有用，除了惹人烦，说多了就成祥林嫂了。
我不知道鸟闭上嘴会不会憋死，但我知道人不说话也不会郁闷死，哑巴一样活得好好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想多用嘴说话了，改用笔说话——毕竟人总是要表达的。
虽然号称作家，但最好的几个朋友还是学者。比起作家圈，我还是愿意接触学者圈，至少没有肉麻的吹捧，有的只是对历史或者现实问题严谨的探讨。都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点不好：太忙，人与之间的交流不是在饭桌上，就是在手机里，面对面反倒要客气起来。
既然连请人或者陪人吃饭都成了负担，既然交流成了套话，不如干脆“闭上鸟嘴”，少说正确的废话，静坐读书。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我曾经像对联里所说的那样，对什么都好奇，“声声入耳”并“事事关心”，广泛涉猎，关心各类学问，可这几年我变了，变得安静了，变得沉默了，变得没脾气了。下了班，我就躲进书房，读历史，尤其是明朝的历史。
我常常觉得，李贽、王阳明、汤显祖等等自己的同类们，就在我的眼前，读着他们的书，我有灵魂附体的感觉。有时候会在梦中与他们对话。到底是什么让李贽到了76岁在狱中自杀身亡？到底是什么让汤显祖牛气冲天？张居正任首辅时，何等威风，万历帝也得听他的，这样的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官，两次派人笼络汤显祖，并许以状元及第的美事，汤显祖不为所动，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张首辅的好意！到底是什么让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满街皆是圣人”的命题？
日本思想家溝口雄山先生在他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一书中说，在晚明的学道人士之间的流行语中，有《论语》的“朝闻夕死”这句话，他们把这句话看作和佛家的“了生死”差不多一个意思，说成是“了性命”。这种情况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既成秩序体系已化为虚构，再也不值得他们为之付以一生。
明朝有明文规定，严禁“倡、优、隶、卒”的子孙应试为官，严禁他们与良民通婚。“倡、优”且不说，毕竟在人民传统的观念里，这种行业不“正经”，可是，“隶、卒”怎么啦？也要受到如此歧视？给人家打工、当下人，那是没办法，这种行业总得有人干吧？也不算什么“不正经”，怎么也和“倡、优”并为一类？禁止他们的子孙为官，也禁止他们与商农工通婚，这就等于说，把他们的存在视为恶，要断绝其后代，必除之而后快，这未免太残忍了吧？
到了晚明，这些规定已经形同虚设，根本没有人听了。时代的潮流谁也挡不住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和紫柏达观齐名的明末高僧憨山德清，他幼时不堪其母的鞭挞，于是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勤学呢？他母亲回答说：为了做官。他接着问：做了官又怎样呢？母亲说：以后可以作宰相。他又往下问：作了宰相又怎样呢？母亲说：以后等着罢官。
憨山听了这话就觉悟到：一生辛苦升到最高级的官，结果还得罢官，真没意思，于是决心去作一生不罢官的和尚。
李贽也把出世和经世看作一样，但他因此而出世了。理由是——既然一样，就没有必要留在世间法内了。
李贽这样评价著名的清官海瑞：“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公独亟清丈，以苏贫民而均其赋”，想想东林党人——他们不也是主张和那些豪强（也就是有特权的大地主）对着干吗？张居正改革重要的一点也同样是反有特权的大地主，把他们的好处给牺牲部分，拿出来给大家分了。东林党人还主张“均田均役”（也就是负担税役的公平化），这想法和李贽都是一样的。
李贽一生追求自由，可是把李贽送进监狱里、限制他自由的——恰恰是号称君子的东林党人——张问达。张问达除了指责他学术导向有问题之外，还说他“与士人之妻通奸”。而帮助魏忠贤抓捕东林党人出谋献策的，恰恰又是一帮无耻的知识分子，比如阮大铖，他甚至弄出一个《点将录》，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比如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大刀杨涟等等……正是在无耻的知识分子同类的帮助下，东林党人被魏忠贤一网打尽……
为什么在明末会出现文人差不多集体无耻，士大夫大规模的集体堕落？带着种种困惑，我走进了晚明的那些书生，在寂寞的夜里，我透过时空感受他们的心灵，与他们展开了心灵深处的对话。
我用笔记录下他们的思想苦旅——同时也记录下我的思想苦旅。是为序。作者：西门杏庵
晚明的那些书生——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长篇连载）
西门杏庵
写在前面
在一次饭局上，朋友讲了这样一则寓言：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有一只鸟，又饥又饿，去一堆泥潭里觅食，陷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又饿又冷的鸟绝望地环顾四周，正在这时有一只牛走过来在它的头上拉了一堆屎，鸟一下子觉得温暖起来，牛屎里面又可以找到食物可以充饥，小鸟很快就填饱了肚子。吃饱了的小鸟露出头，高兴地唱起歌来，这个时候，过来一只狐狸，张开嘴把小鸟吃了。
朋友讲完寓言后，问在坐的，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同事脱口而出，在你得意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不要忘形。朋友说，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在你头上拉屎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第二，当你一头屎的时候，闭上鸟嘴。很多人一遇上不平事、倒霉事时就到处找人嚷嚷，这个那个的，别说，说了也没有用，除了惹人烦，说多了就成祥林嫂了。
我不知道鸟闭上嘴会不会憋死，但我知道人不说话也不会郁闷死，哑巴一样活得好好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想多用嘴说话了，改用笔说话——毕竟人总是要表达的。
虽然号称作家，但最好的几个朋友还是学者。比起作家圈，我还是愿意接触学者圈，至少没有肉麻的吹捧，有的只是对历史或者现实问题严谨的探讨。都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点不好：太忙，人与之间的交流不是在饭桌上，就是在手机里，面对面反倒要客气起来。
既然连请人或者陪人吃饭都成了负担，既然交流成了套话，不如干脆“闭上鸟嘴”，少说正确的废话，静坐读书。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我曾经像对联里所说的那样，对什么都好奇，“声声入耳”并“事事关心”，广泛涉猎，关心各类学问，可这几年我变了，变得安静了，变得沉默了，变得没脾气了。下了班，我就躲进书房，读历史，尤其是明朝的历史。
我常常觉得，李贽、王阳明、汤显祖等等自己的同类们，就在我的眼前，读着他们的书，我有灵魂附体的感觉。有时候会在梦中与他们对话。到底是什么让李贽到了76岁在狱中自杀身亡？到底是什么让汤显祖牛气冲天？张居正任首辅时，何等威风，万历帝也得听他的，这样的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官，两次派人笼络汤显祖，并许以状元及第的美事，汤显祖不为所动，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张首辅的好意！到底是什么让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满街皆是圣人”的命题？
日本思想家溝口雄山先生在他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一书中说，在晚明的学道人士之间的流行语中，有《论语》的“朝闻夕死”这句话，他们把这句话看作和佛家的“了生死”差不多一个意思，说成是“了性命”。这种情况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既成秩序体系已化为虚构，再也不值得他们为之付以一生。
明朝有明文规定，严禁“倡、优、隶、卒”的子孙应试为官，严禁他们与良民通婚。“倡、优”且不说，毕竟在人民传统的观念里，这种行业不“正经”，可是，“隶、卒”怎么啦？也要受到如此歧视？给人家打工、当下人，那是没办法，这种行业总得有人干吧？也不算什么“不正经”，怎么也和“倡、优”并为一类？禁止他们的子孙为官，也禁止他们与商农工通婚，这就等于说，把他们的存在视为恶，要断绝其后代，必除之而后快，这未免太残忍了吧？
到了晚明，这些规定已经形同虚设，根本没有人听了。时代的潮流谁也挡不住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和紫柏达观齐名的明末高僧憨山德清，他幼时不堪其母的鞭挞，于是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勤学呢？他母亲回答说：为了做官。他接着问：做了官又怎样呢？母亲说：以后可以作宰相。他又往下问：作了宰相又怎样呢？母亲说：以后等着罢官。
憨山听了这话就觉悟到：一生辛苦升到最高级的官，结果还得罢官，真没意思，于是决心去作一生不罢官的和尚。
李贽也把出世和经世看作一样，但他因此而出世了。理由是——既然一样，就没有必要留在世间法内了。
李贽这样评价著名的清官海瑞：“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公独亟清丈，以苏贫民而均其赋”，想想东林党人——他们不也是主张和那些豪强（也就是有特权的大地主）对着干吗？张居正改革重要的一点也同样是反有特权的大地主，把他们的好处给牺牲部分，拿出来给大家分了。东林党人还主张“均田均役”（也就是负担税役的公平化），这想法和李贽都是一样的。
李贽一生追求自由，可是把李贽送进监狱里、限制他自由的——恰恰是号称君子的东林党人——张问达。张问达除了指责他学术导向有问题之外，还说他“与士人之妻通奸”。而帮助魏忠贤抓捕东林党人出谋献策的，恰恰又是一帮无耻的知识分子，比如阮大铖，他甚至弄出一个《点将录》，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比如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大刀杨涟等等……正是在无耻的知识分子同类的帮助下，东林党人被魏忠贤一网打尽……
为什么在明末会出现文人差不多集体无耻，士大夫大规模的集体堕落？带着种种困惑，我走进了晚明的那些书生，在寂寞的夜里，我透过时空感受他们的心灵，与他们展开了心灵深处的对话。
我用笔记录下他们的思想苦旅——同时也记录下我的思想苦旅。是为序。
晚明的那些书生——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长篇连载）
西门杏庵
写在前面
在一次饭局上，朋友讲了这样一则寓言：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有一只鸟，又饥又饿，去一堆泥潭里觅食，陷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又饿又冷的鸟绝望地环顾四周，正在这时有一只牛走过来在它的头上拉了一堆屎，鸟一下子觉得温暖起来，牛屎里面又可以找到食物可以充饥，小鸟很快就填饱了肚子。吃饱了的小鸟露出头，高兴地唱起歌来，这个时候，过来一只狐狸，张开嘴把小鸟吃了。
朋友讲完寓言后，问在坐的，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同事脱口而出，在你得意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不要忘形。朋友说，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在你头上拉屎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第二，当你一头屎的时候，闭上鸟嘴。很多人一遇上不平事、倒霉事时就到处找人嚷嚷，这个那个的，别说，说了也没有用，除了惹人烦，说多了就成祥林嫂了。
我不知道鸟闭上嘴会不会憋死，但我知道人不说话也不会郁闷死，哑巴一样活得好好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想多用嘴说话了，改用笔说话——毕竟人总是要表达的。
虽然号称作家，但最好的几个朋友还是学者。比起作家圈，我还是愿意接触学者圈，至少没有肉麻的吹捧，有的只是对历史或者现实问题严谨的探讨。都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点不好：太忙，人与之间的交流不是在饭桌上，就是在手机里，面对面反倒要客气起来。
既然连请人或者陪人吃饭都成了负担，既然交流成了套话，不如干脆“闭上鸟嘴”，少说正确的废话，静坐读书。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我曾经像对联里所说的那样，对什么都好奇，“声声入耳”并“事事关心”，广泛涉猎，关心各类学问，可这几年我变了，变得安静了，变得沉默了，变得没脾气了。下了班，我就躲进书房，读历史，尤其是明朝的历史。
我常常觉得，李贽、王阳明、汤显祖等等自己的同类们，就在我的眼前，读着他们的书，我有灵魂附体的感觉。有时候会在梦中与他们对话。到底是什么让李贽到了76岁在狱中自杀身亡？到底是什么让汤显祖牛气冲天？张居正任首辅时，何等威风，万历帝也得听他的，这样的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官，两次派人笼络汤显祖，并许以状元及第的美事，汤显祖不为所动，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张首辅的好意！到底是什么让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满街皆是圣人”的命题？
日本思想家溝口雄山先生在他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一书中说，在晚明的学道人士之间的流行语中，有《论语》的“朝闻夕死”这句话，他们把这句话看作和佛家的“了生死”差不多一个意思，说成是“了性命”。这种情况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既成秩序体系已化为虚构，再也不值得他们为之付以一生。
明朝有明文规定，严禁“倡、优、隶、卒”的子孙应试为官，严禁他们与良民通婚。“倡、优”且不说，毕竟在人民传统的观念里，这种行业不“正经”，可是，“隶、卒”怎么啦？也要受到如此歧视？给人家打工、当下人，那是没办法，这种行业总得有人干吧？也不算什么“不正经”，怎么也和“倡、优”并为一类？禁止他们的子孙为官，也禁止他们与商农工通婚，这就等于说，把他们的存在视为恶，要断绝其后代，必除之而后快，这未免太残忍了吧？
到了晚明，这些规定已经形同虚设，根本没有人听了。时代的潮流谁也挡不住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和紫柏达观齐名的明末高僧憨山德清，他幼时不堪其母的鞭挞，于是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勤学呢？他母亲回答说：为了做官。他接着问：做了官又怎样呢？母亲说：以后可以作宰相。他又往下问：作了宰相又怎样呢？母亲说：以后等着罢官。
憨山听了这话就觉悟到：一生辛苦升到最高级的官，结果还得罢官，真没意思，于是决心去作一生不罢官的和尚。
李贽也把出世和经世看作一样，但他因此而出世了。理由是——既然一样，就没有必要留在世间法内了。
李贽这样评价著名的清官海瑞：“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公独亟清丈，以苏贫民而均其赋”，想想东林党人——他们不也是主张和那些豪强（也就是有特权的大地主）对着干吗？张居正改革重要的一点也同样是反有特权的大地主，把他们的好处给牺牲部分，拿出来给大家分了。东林党人还主张“均田均役”（也就是负担税役的公平化），这想法和李贽都是一样的。
李贽一生追求自由，可是把李贽送进监狱里、限制他自由的——恰恰是号称君子的东林党人——张问达。张问达除了指责他学术导向有问题之外，还说他“与士人之妻通奸”。而帮助魏忠贤抓捕东林党人出谋献策的，恰恰又是一帮无耻的知识分子，比如阮大铖，他甚至弄出一个《点将录》，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比如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大刀杨涟等等……正是在无耻的知识分子同类的帮助下，东林党人被魏忠贤一网打尽……
为什么在明末会出现文人差不多集体无耻，士大夫大规模的集体堕落？带着种种困惑，我走进了晚明的那些书生，在寂寞的夜里，我透过时空感受他们的心灵，与他们展开了心灵深处的对话。
我用笔记录下他们的思想苦旅——同时也记录下我的思想苦旅。是为序。作者：西门杏庵
晚明的那些书生——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长篇连载）
西门杏庵
写在前面
在一次饭局上，朋友讲了这样一则寓言：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有一只鸟，又饥又饿，去一堆泥潭里觅食，陷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又饿又冷的鸟绝望地环顾四周，正在这时有一只牛走过来在它的头上拉了一堆屎，鸟一下子觉得温暖起来，牛屎里面又可以找到食物可以充饥，小鸟很快就填饱了肚子。吃饱了的小鸟露出头，高兴地唱起歌来，这个时候，过来一只狐狸，张开嘴把小鸟吃了。
朋友讲完寓言后，问在坐的，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同事脱口而出，在你得意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不要忘形。朋友说，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在你头上拉屎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第二，当你一头屎的时候，闭上鸟嘴。很多人一遇上不平事、倒霉事时就到处找人嚷嚷，这个那个的，别说，说了也没有用，除了惹人烦，说多了就成祥林嫂了。
我不知道鸟闭上嘴会不会憋死，但我知道人不说话也不会郁闷死，哑巴一样活得好好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想多用嘴说话了，改用笔说话——毕竟人总是要表达的。
虽然号称作家，但最好的几个朋友还是学者。比起作家圈，我还是愿意接触学者圈，至少没有肉麻的吹捧，有的只是对历史或者现实问题严谨的探讨。都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点不好：太忙，人与之间的交流不是在饭桌上，就是在手机里，面对面反倒要客气起来。
既然连请人或者陪人吃饭都成了负担，既然交流成了套话，不如干脆“闭上鸟嘴”，少说正确的废话，静坐读书。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我曾经像对联里所说的那样，对什么都好奇，“声声入耳”并“事事关心”，广泛涉猎，关心各类学问，可这几年我变了，变得安静了，变得沉默了，变得没脾气了。下了班，我就躲进书房，读历史，尤其是明朝的历史。
我常常觉得，李贽、王阳明、汤显祖等等自己的同类们，就在我的眼前，读着他们的书，我有灵魂附体的感觉。有时候会在梦中与他们对话。到底是什么让李贽到了76岁在狱中自杀身亡？到底是什么让汤显祖牛气冲天？张居正任首辅时，何等威风，万历帝也得听他的，这样的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官，两次派人笼络汤显祖，并许以状元及第的美事，汤显祖不为所动，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张首辅的好意！到底是什么让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满街皆是圣人”的命题？
日本思想家溝口雄山先生在他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一书中说，在晚明的学道人士之间的流行语中，有《论语》的“朝闻夕死”这句话，他们把这句话看作和佛家的“了生死”差不多一个意思，说成是“了性命”。这种情况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既成秩序体系已化为虚构，再也不值得他们为之付以一生。
明朝有明文规定，严禁“倡、优、隶、卒”的子孙应试为官，严禁他们与良民通婚。“倡、优”且不说，毕竟在人民传统的观念里，这种行业不“正经”，可是，“隶、卒”怎么啦？也要受到如此歧视？给人家打工、当下人，那是没办法，这种行业总得有人干吧？也不算什么“不正经”，怎么也和“倡、优”并为一类？禁止他们的子孙为官，也禁止他们与商农工通婚，这就等于说，把他们的存在视为恶，要断绝其后代，必除之而后快，这未免太残忍了吧？
到了晚明，这些规定已经形同虚设，根本没有人听了。时代的潮流谁也挡不住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和紫柏达观齐名的明末高僧憨山德清，他幼时不堪其母的鞭挞，于是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勤学呢？他母亲回答说：为了做官。他接着问：做了官又怎样呢？母亲说：以后可以作宰相。他又往下问：作了宰相又怎样呢？母亲说：以后等着罢官。
憨山听了这话就觉悟到：一生辛苦升到最高级的官，结果还得罢官，真没意思，于是决心去作一生不罢官的和尚。
李贽也把出世和经世看作一样，但他因此而出世了。理由是——既然一样，就没有必要留在世间法内了。
李贽这样评价著名的清官海瑞：“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公独亟清丈，以苏贫民而均其赋”，想想东林党人——他们不也是主张和那些豪强（也就是有特权的大地主）对着干吗？张居正改革重要的一点也同样是反有特权的大地主，把他们的好处给牺牲部分，拿出来给大家分了。东林党人还主张“均田均役”（也就是负担税役的公平化），这想法和李贽都是一样的。
李贽一生追求自由，可是把李贽送进监狱里、限制他自由的——恰恰是号称君子的东林党人——张问达。张问达除了指责他学术导向有问题之外，还说他“与士人之妻通奸”。而帮助魏忠贤抓捕东林党人出谋献策的，恰恰又是一帮无耻的知识分子，比如阮大铖，他甚至弄出一个《点将录》，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比如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大刀杨涟等等……正是在无耻的知识分子同类的帮助下，东林党人被魏忠贤一网打尽……
为什么在明末会出现文人差不多集体无耻，士大夫大规模的集体堕落？带着种种困惑，我走进了晚明的那些书生，在寂寞的夜里，我透过时空感受他们的心灵，与他们展开了心灵深处的对话。
我用笔记录下他们的思想苦旅——同时也记录下我的思想苦旅。是为序。
晚明的那些书生——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长篇连载）
西门杏庵
第一章 李贽——超异端的异端，奔放不羁的思想暴徒
一、 共同生活了40多年的老婆去了
西门杏庵：在晚明，有很多怪人。我觉得你是最怪的一个。你是举人出身，本质上说应该属于儒家，对吗？可是，说你是儒家吧，你好像不太同意孔孟的观点，甚至也没有把他们当圣人。作为一个儒家的知识分子，你却选择了出家，削发为僧。身为一个僧人，你却经常写信给那些上层社会的妇女同志，有性骚扰的嫌疑，社会舆论很强烈，可你丝毫不收敛。既然出家了，你又丝毫不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并且还在佛堂中悬挂孔子的像。
你一直在基层当个小官，好不容易生到一个知府，据说，你上班时间经常与和尚一起同坐公堂上，有空就同和尚谈论佛法，甚至还把办公地点设在寺院内，在寺院里处理公事。是个性情官员。
还别说，当地百姓对你这个知府还相当满意，你也干了几件面子上的事，可以说口碑好，政绩卓著，提拔指日可待。这也一直是你的梦想，不是吗？可是正当你官运亨通之际，你却不愿意当官了。在任期将满、接受上级考核之机，别人是请客送礼、四处活动，你却向考查组成员提出辞职。人家不批准你的辞职，你干脆自动离职。
你有七个孩子吧，饿死了六个对吧？据说你晚年靠朋友的接济度日，你却毫不介意。
像唱戏一般，你这是唱的哪一出？
李贽：翻一下神宗万历末期宰相申时行、王锡爵、叶向高等人的奏疏，你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当时社会全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有三件事，一是册封谁当太子，这是“国本”。二是蔓延全国的矿税引起人们普遍的反感，抗议皇帝的横征暴敛，各地抗租、奴变不断发生。三是福王的庄田。这三大矛盾越来越激化，都和皇上有关。“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是《明史》著名的论赞，它暗示了矛盾对立到这一时期，已然上升为不得不走上王朝交替的阶段。
东林党人一直批判我，当我在监狱里呆着的时候，当时礼部尚书、东林党人冯琦——因为批评我而一举成名的家伙，冯琦也是反对矿税的，他说，老百姓已经被搜寡得差不多了，住在乡村的那些士大夫根本无能力给百姓作主，谁不反对皇帝的横征暴敛呢？除了宦官。
在晚明这个大的社会转型期，我认为，再坚持“存天理”，那就“没有天理”了。我就是试图用“童心”来否定这个理。我就是既成天理的反叛者，叛逆者。说白了，我就是把传统的官方语言中“理”给“真空”化。
如果说，朱子学是封建思想的成立的话，那么，阳明学就是封建思想的动摇和解体。我李贽则是促使封建思想解体的一枚炸弹。
其实，我没有像阳明先生那样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甚至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构筑一个思想阵地，所以我不算一个学者，充其量是一个思想者。我算什么呀？用你们哲学史的标准来看我，我不成体系、不名一家，没有理论，我非儒非佛，脱离常轨，难以捉摸。——如果说我有的价值，就在于我做的那些与众不同的事。其实，我是个真挚的生活着的人。
我已是76岁的老人，还被关在监狱里反省。想呀想呀想不明白，于是我依然选择自刎而死。
西门杏庵：你所说的“四不像”，在我看来正是晚明时期的时代相。你这么折腾，你老婆跟着你可惨了，她怎么办？她一个人还要养孩子呢。你能舍得她吗？
李贽：我曾经舍弃妻子出家，住于龙湖，或访游四方。在我看来，朝夕侍奉父母那是小孝，即使功成名就也不足拔脱慈母出苦海，因而我在自己身上割肉出血，写下血书，对佛发誓，以成就佛道来报答慈母。
西门杏庵：你这种行为如果在今天的人看来，就是神经病，受虐狂。需要看心理医生。
李贽：我并不是否定孝本身。我可以给你说说我的经历。我为什么自号思斋居士？因为我思念我的亡父白斋公。
我一向看不起科举考试，但我还是背书迎考，为什么呢？完成父母的期望。他们希望我考，我是为他们而考的。所以考取了，当官了，我终于还是放弃了。父母死了，我得为自己活一回。
我考中后，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小地方当官。我想终于可以领工资了，那样我可以赡养父母，还有弟弟妹妹的婚嫁、盖房等事情也可以帮上忙了。
不久，我的父亲去世，家中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也相继去世，同时，又接到祖父去世的消息。我下决心用自己积攒下来的薪水，在老家买块坟地——从前想买没有钱啊，以安葬父亲、祖父。我老婆家里有老寡母，一个人在老家那边，所以她很想和我一起回老家，但是，我的钱不够，如果她去带上孩子，路费花销后就不够买坟地的钱了。
于是，我只好让好朋友孔若谷出面劝劝她，不要和我一起回去了。我在河内这地方买了点耕地，让老婆带着三个女儿在这里耕织，维持生计，我自己回家了。
三年后，我回到河内，发现二女、三女都饿死了，只剩下一个大女儿……。我哭啊哭啊……当晚，与老婆“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想到我自己在老婆面前的矫情造作，觉得内心更加愧疚。
在我六十多岁、快七十岁的时候，与我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婆黄宜人先我而去了！接到讣告后，我心彻底碎了……我连个肉体上的依托也没有了。而老家方面的“闲杂人等”老是让经常回家看看，还不远千里来强迫我，以一些很无聊的俗事来料加工烦我，所以，我决定“剃发以示不归”！
西门杏庵
第一章 李贽——超异端的异端，奔放不羁的思想暴徒
一、 共同生活了40多年的老婆去了
西门杏庵：在晚明，有很多怪人。我觉得你是最怪的一个。你是举人出身，本质上说应该属于儒家，对吗？可是，说你是儒家吧，你好像不太同意孔孟的观点，甚至也没有把他们当圣人。作为一个儒家的知识分子，你却选择了出家，削发为僧。身为一个僧人，你却经常写信给那些上层社会的妇女同志，有性骚扰的嫌疑，社会舆论很强烈，可你丝毫不收敛。既然出家了，你又丝毫不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并且还在佛堂中悬挂孔子的像。
你一直在基层当个小官，好不容易生到一个知府，据说，你上班时间经常与和尚一起同坐公堂上，有空就同和尚谈论佛法，甚至还把办公地点设在寺院内，在寺院里处理公事。是个性情官员。
还别说，当地百姓对你这个知府还相当满意，你也干了几件面子上的事，可以说口碑好，政绩卓著，提拔指日可待。这也一直是你的梦想，不是吗？可是正当你官运亨通之际，你却不愿意当官了。在任期将满、接受上级考核之机，别人是请客送礼、四处活动，你却向考查组成员提出辞职。人家不批准你的辞职，你干脆自动离职。
你有七个孩子吧，饿死了六个对吧？据说你晚年靠朋友的接济度日，你却毫不介意。
像唱戏一般，你这是唱的哪一出？
李贽：翻一下神宗万历末期宰相申时行、王锡爵、叶向高等人的奏疏，你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当时社会全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有三件事，一是册封谁当太子，这是“国本”。二是蔓延全国的矿税引起人们普遍的反感，抗议皇帝的横征暴敛，各地抗租、奴变不断发生。三是福王的庄田。这三大矛盾越来越激化，都和皇上有关。“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是《明史》著名的论赞，它暗示了矛盾对立到这一时期，已然上升为不得不走上王朝交替的阶段。
东林党人一直批判我，当我在监狱里呆着的时候，当时礼部尚书、东林党人冯琦——因为批评我而一举成名的家伙，冯琦也是反对矿税的，他说，老百姓已经被搜寡得差不多了，住在乡村的那些士大夫根本无能力给百姓作主，谁不反对皇帝的横征暴敛呢？除了宦官。
在晚明这个大的社会转型期，我认为，再坚持“存天理”，那就“没有天理”了。我就是试图用“童心”来否定这个理。我就是既成天理的反叛者，叛逆者。说白了，我就是把传统的官方语言中“理”给“真空”化。
如果说，朱子学是封建思想的成立的话，那么，阳明学就是封建思想的动摇和解体。我李贽则是促使封建思想解体的一枚炸弹。
其实，我没有像阳明先生那样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甚至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构筑一个思想阵地，所以我不算一个学者，充其量是一个思想者。我算什么呀？用你们哲学史的标准来看我，我不成体系、不名一家，没有理论，我非儒非佛，脱离常轨，难以捉摸。——如果说我有的价值，就在于我做的那些与众不同的事。其实，我是个真挚的生活着的人。
我已是76岁的老人，还被关在监狱里反省。想呀想呀想不明白，于是我依然选择自刎而死。
西门杏庵：你所说的“四不像”，在我看来正是晚明时期的时代相。你这么折腾，你老婆跟着你可惨了，她怎么办？她一个人还要养孩子呢。你能舍得她吗？
李贽：我曾经舍弃妻子出家，住于龙湖，或访游四方。在我看来，朝夕侍奉父母那是小孝，即使功成名就也不足拔脱慈母出苦海，因而我在自己身上割肉出血，写下血书，对佛发誓，以成就佛道来报答慈母。
西门杏庵：你这种行为如果在今天的人看来，就是神经病，受虐狂。需要看心理医生。
李贽：我并不是否定孝本身。我可以给你说说我的经历。我为什么自号思斋居士？因为我思念我的亡父白斋公。
我一向看不起科举考试，但我还是背书迎考，为什么呢？完成父母的期望。他们希望我考，我是为他们而考的。所以考取了，当官了，我终于还是放弃了。父母死了，我得为自己活一回。
我考中后，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小地方当官。我想终于可以领工资了，那样我可以赡养父母，还有弟弟妹妹的婚嫁、盖房等事情也可以帮上忙了。
不久，我的父亲去世，家中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也相继去世，同时，又接到祖父去世的消息。我下决心用自己积攒下来的薪水，在老家买块坟地——从前想买没有钱啊，以安葬父亲、祖父。我老婆家里有老寡母，一个人在老家那边，所以她很想和我一起回老家，但是，我的钱不够，如果她去带上孩子，路费花销后就不够买坟地的钱了。
于是，我只好让好朋友孔若谷出面劝劝她，不要和我一起回去了。我在河内这地方买了点耕地，让老婆带着三个女儿在这里耕织，维持生计，我自己回家了。
三年后，我回到河内，发现二女、三女都饿死了，只剩下一个大女儿……。我哭啊哭啊……当晚，与老婆“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想到我自己在老婆面前的矫情造作，觉得内心更加愧疚。
在我六十多岁、快七十岁的时候，与我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婆黄宜人先我而去了！接到讣告后，我心彻底碎了……我连个肉体上的依托也没有了。而老家方面的“闲杂人等”老是让经常回家看看，还不远千里来强迫我，以一些很无聊的俗事来料加工烦我，所以，我决定“剃发以示不归”！
第一章 李贽——超异端的异端，奔放不羁的思想暴徒
二、书生气在官场行不通
西门杏庵：你这样南来北往追求你的“道”，而且如此率性而为，觉得良心上对得起你老婆吗？把她一个人抛在河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你自己回福建老家丁忧，一去就是三年。感觉你老婆真了不起。她要陪你一起回老家，你那时候穷，没路费，劝她带着三个女儿留在河南辉县。
你知道吗？在你回福建老家的这三年，他们母子四人是怎么过来的？她们都是女人，有外人欺负也只能忍了。她们身无分文，靠什么生活？完全依靠她们母女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一边买花织布，自谋生路。种田的靠天吃饭，遇上灾害天气，比如雪灾、旱灾的怎么办？也能吃糠、啃树皮了。那一年，遭遇了大旱，结果呢？“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悲惨之状，令人不忍想象……
李贽：我对不起老婆，对不起死去的孩子。但在那个时代，我有选择吗？那个时代官方的主流价值观、道德观就是传统儒家那一套，经过朱子篡改后，其规则更多，禁忌更多。无论你当多大的官，无论是多忙，无论你有没有回家的路费，这些都不管，但家中老人死了，你必须回去丁忧，而且一丁就是三年。否则，就是不孝。明太祖以孝治天下，不孝还了得？
可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一方面我必须回家丁忧，另一方面，我的老婆、孩子又需要我的照顾。我只能选择“饿死老婆孩子事小、回家丁忧事大”了，因为这才符合当时官方的道德标准。我真的恨透了当时官方流行的那一套教化人的所谓道德标准。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很警惕。我本来不想参加科举考试的，因为我想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读书，但在那个时代，对于我这样没有高官背景的商人家庭来说，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就是科举入仕。所以我还不得不背四书、五经。
我李贽从小就不太听话，比较有个性。我六岁时，母亲因病去世，我才能学会自立。七岁的时候，随父读诗书，习礼仪。十二岁时就能自己作文章。到了十四岁，我已经读完了《易》、《礼》，改攻《尚书》。这一切，都是父亲在训练我科举考试的能力，他总希望我能最科举的“正途”。我二十岁那年，尊父命和黄宜人结婚——她是个坚忍不拔的女人，无论多难，无论生活多曲折，她都能挺过去。和那结婚后，我就把她放在老家，自己则离开家乡，奔走四方，外出求学，准备科考，就像你们今天的人报名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参加研究生考试一样。这一考就是若干年！我掐指算一下，经过十九年的寒窗苦读，我才在二十六岁时中举人。
既然考上举人，也就有七品、八品的小官当了，我也就满足了，对得起家人了。此后，我也没有再参加进士考试，选择了听候朝廷选派，从政就禄。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婆了，所以，在她死后，我彻底空了，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官位、功名等等，我毅然选择出家为僧。
西门杏庵：我看了你的相关资料，你生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十月。你是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垕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又称笃吾），又号温陵居士。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在你“三十而立”之年，被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他从此走入官场。你“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放弃个人要求，服从委派。你一生坎坷，备受磨难，因此练就了坚强性格。三十岁，登上官场，五十四岁以后弃官为民，专事著述。
你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有人称你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你怎么看？
李贽：什么“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什么“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还有什么“备受磨难”，什么“弃官为民，专事著述”，这些都是你们后人琢磨的评价吧？你们研究我，可以申请项目基金、可以赚钱养家糊口，对吧？我那个时候可不是你们说的这个样子，我没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崇高。相反，我活得很狼狈很不堪，我连自己的老婆都养不起，连自己的孩子都活活饿死，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必要装模作样地维护把一套坑死人不尝命的道德观吗？我还有必要那么低三下四讨好上级吗？一个人真的到那个份上，死根本就不值得可怕了。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弃官之后，其实我很狼狈，不钱吃饭，只好找当官时认识的朋友借，过一天算一天吧。有时候我想，我的性格也许本不该进入官场，书生气在官场有几个不吃亏的？活了大半辈子，我才终于想明白，书生气在官场行不通，不改掉书生气，死路一条。什么叫书生气？就是相信书上说的，而且还按书上说的去做。其实那些道理呀，也就是说说而已，你还能真的相信吗？
30岁那年，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我这个举人被认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教谕”是什么官？也就是一个县教委主任之类的小官。我刚入官场，原本想呆在老家附近当个小官，照顾一下家人，我也就是知足了。可是，我没有送银子，没有走后门，人家就把我放到一个没人愿意去的河南下面的一个小县城，为了钱，我也只好去了。我当时说，“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服从组织上的分配。
西门杏庵：在我的印象里，你不是一个好官，或者说你不会做官，你总不能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李贽：我确实不是一个好官，我原本就不该当官的。我受的是四书五经的封建传统教育，但“自幼倔强难化”，我对封建礼教强烈反对。从当官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抱着为生活所迫，而“不容不与世相接”的态度，我不是把当官当成事业，只是当成一个饭碗，我的大老板是皇帝，我的各个上级都是小老板。我一个也不能得罪，可是，我做不到。我不愿意陪着那些人一起无聊、无耻并无赖，我宁愿读书。
在我的办公室，除履行公事，“拜揖公堂之外”，干脆“闭户自若”，杜门读书，我不想听那些无耻的事。人家叫我吃饭，我不想去，人家叫我去打牌，我不会。让我去泡妞，我没钱，也不想去。时间长了，我在人家眼里很不合群，以至我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第一次上任，“即与县令、提学触”。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我没有一点成就感，只有挫折感。上级来考察官员时，我没钱送礼，也不愿意去理会。他们自然不说我的好话了。
嘉靖三十九年，我被调离辉县，南下陪都，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做了一个从八品小官。
到南京两个多月，父死死，我只好回家奔丧，守制。从河南调到南京，马上又要回老家福建。那个时候，回老家多难啊。我“夜行昼伏”，六阅月方抵家。
回到福建，我看到倭寇大肆侵扰我老家那一片。人心不稳，通货膨胀，米价贵得快吃不起了。我家的人口多，三十多口，“几无以自活”倭寇欺负到家门口了，我是政府官员，不能不问，于是率家人参加泉州城保卫战。也就是我们自己在组织抗争，明皇朝不太管。内忧外患，朝廷越来越腐败，我小一个官越当越没意思。
嘉靖四十一年，丧服期满，我要回去复任了，不然没有薪水领，当时的倭患并没有消灭。我奔到北京等候组织上的安排。但是，朝里无人，等了十个月都没有消息，身上实在没有银子了，也租金不起房了，只好当了十余月的教师。嘉靖四十三年，补北京国子监博士，这次同样很不走运。到任没几天，就与国子监祭酒秦鸣雷、陈以勤以及司业潘晟、吕调阳等人发生冲突，言语冲撞了他们。不久，家庭的不幸接踵而来，我的二儿子死于身旁，又闻祖父病逝，于是有请假回籍。
实在拿不出钱了，经济窘迫，无奈我回老家的时候，把妻子和三个女儿送到河南辉县。 结果三年后见到老婆，三个女儿饿死俩……
我家的不幸遭遇接连不断，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南来北往奔走十年余，精神上受的打击谁能理解？比起家里的不幸，官场的磨难都算不上什么了。所以，从回家毕葬，回来后，我已“无宦意”。我真的是“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嘉靖四十五年，我再次回到河南辉县，接老婆孩子。我把他们接到北京，当时组织上给了“补礼部司务”，官秩从九品，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待遇更低的穷差事。当时有人告诉我：“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我答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
我的官位从八品降到了九品，官越当越小了。但是，再小也是个京官呀，我高兴。
二、书生气在官场行不通
西门杏庵：你这样南来北往追求你的“道”，而且如此率性而为，觉得良心上对得起你老婆吗？把她一个人抛在河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你自己回福建老家丁忧，一去就是三年。感觉你老婆真了不起。她要陪你一起回老家，你那时候穷，没路费，劝她带着三个女儿留在河南辉县。
你知道吗？在你回福建老家的这三年，他们母子四人是怎么过来的？她们都是女人，有外人欺负也只能忍了。她们身无分文，靠什么生活？完全依靠她们母女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一边买花织布，自谋生路。种田的靠天吃饭，遇上灾害天气，比如雪灾、旱灾的怎么办？也能吃糠、啃树皮了。那一年，遭遇了大旱，结果呢？“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悲惨之状，令人不忍想象……
李贽：我对不起老婆，对不起死去的孩子。但在那个时代，我有选择吗？那个时代官方的主流价值观、道德观就是传统儒家那一套，经过朱子篡改后，其规则更多，禁忌更多。无论你当多大的官，无论是多忙，无论你有没有回家的路费，这些都不管，但家中老人死了，你必须回去丁忧，而且一丁就是三年。否则，就是不孝。明太祖以孝治天下，不孝还了得？
可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一方面我必须回家丁忧，另一方面，我的老婆、孩子又需要我的照顾。我只能选择“饿死老婆孩子事小、回家丁忧事大”了，因为这才符合当时官方的道德标准。我真的恨透了当时官方流行的那一套教化人的所谓道德标准。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很警惕。我本来不想参加科举考试的，因为我想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读书，但在那个时代，对于我这样没有高官背景的商人家庭来说，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就是科举入仕。所以我还不得不背四书、五经。
我李贽从小就不太听话，比较有个性。我六岁时，母亲因病去世，我才能学会自立。七岁的时候，随父读诗书，习礼仪。十二岁时就能自己作文章。到了十四岁，我已经读完了《易》、《礼》，改攻《尚书》。这一切，都是父亲在训练我科举考试的能力，他总希望我能最科举的“正途”。我二十岁那年，尊父命和黄宜人结婚——她是个坚忍不拔的女人，无论多难，无论生活多曲折，她都能挺过去。和那结婚后，我就把她放在老家，自己则离开家乡，奔走四方，外出求学，准备科考，就像你们今天的人报名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参加研究生考试一样。这一考就是若干年！我掐指算一下，经过十九年的寒窗苦读，我才在二十六岁时中举人。
既然考上举人，也就有七品、八品的小官当了，我也就满足了，对得起家人了。此后，我也没有再参加进士考试，选择了听候朝廷选派，从政就禄。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婆了，所以，在她死后，我彻底空了，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官位、功名等等，我毅然选择出家为僧。
西门杏庵：我看了你的相关资料，你生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十月。你是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垕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又称笃吾），又号温陵居士。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在你“三十而立”之年，被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他从此走入官场。你“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放弃个人要求，服从委派。你一生坎坷，备受磨难，因此练就了坚强性格。三十岁，登上官场，五十四岁以后弃官为民，专事著述。
你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有人称你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你怎么看？
李贽：什么“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什么“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还有什么“备受磨难”，什么“弃官为民，专事著述”，这些都是你们后人琢磨的评价吧？你们研究我，可以申请项目基金、可以赚钱养家糊口，对吧？我那个时候可不是你们说的这个样子，我没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崇高。相反，我活得很狼狈很不堪，我连自己的老婆都养不起，连自己的孩子都活活饿死，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必要装模作样地维护把一套坑死人不尝命的道德观吗？我还有必要那么低三下四讨好上级吗？一个人真的到那个份上，死根本就不值得可怕了。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弃官之后，其实我很狼狈，不钱吃饭，只好找当官时认识的朋友借，过一天算一天吧。有时候我想，我的性格也许本不该进入官场，书生气在官场有几个不吃亏的？活了大半辈子，我才终于想明白，书生气在官场行不通，不改掉书生气，死路一条。什么叫书生气？就是相信书上说的，而且还按书上说的去做。其实那些道理呀，也就是说说而已，你还能真的相信吗？
30岁那年，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我这个举人被认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教谕”是什么官？也就是一个县教委主任之类的小官。我刚入官场，原本想呆在老家附近当个小官，照顾一下家人，我也就是知足了。可是，我没有送银子，没有走后门，人家就把我放到一个没人愿意去的河南下面的一个小县城，为了钱，我也只好去了。我当时说，“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服从组织上的分配。
西门杏庵：在我的印象里，你不是一个好官，或者说你不会做官，你总不能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李贽：我确实不是一个好官，我原本就不该当官的。我受的是四书五经的封建传统教育，但“自幼倔强难化”，我对封建礼教强烈反对。从当官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抱着为生活所迫，而“不容不与世相接”的态度，我不是把当官当成事业，只是当成一个饭碗，我的大老板是皇帝，我的各个上级都是小老板。我一个也不能得罪，可是，我做不到。我不愿意陪着那些人一起无聊、无耻并无赖，我宁愿读书。
在我的办公室，除履行公事，“拜揖公堂之外”，干脆“闭户自若”，杜门读书，我不想听那些无耻的事。人家叫我吃饭，我不想去，人家叫我去打牌，我不会。让我去泡妞，我没钱，也不想去。时间长了，我在人家眼里很不合群，以至我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第一次上任，“即与县令、提学触”。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我没有一点成就感，只有挫折感。上级来考察官员时，我没钱送礼，也不愿意去理会。他们自然不说我的好话了。
嘉靖三十九年，我被调离辉县，南下陪都，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做了一个从八品小官。
到南京两个多月，父死死，我只好回家奔丧，守制。从河南调到南京，马上又要回老家福建。那个时候，回老家多难啊。我“夜行昼伏”，六阅月方抵家。
回到福建，我看到倭寇大肆侵扰我老家那一片。人心不稳，通货膨胀，米价贵得快吃不起了。我家的人口多，三十多口，“几无以自活”倭寇欺负到家门口了，我是政府官员，不能不问，于是率家人参加泉州城保卫战。也就是我们自己在组织抗争，明皇朝不太管。内忧外患，朝廷越来越腐败，我小一个官越当越没意思。
嘉靖四十一年，丧服期满，我要回去复任了，不然没有薪水领，当时的倭患并没有消灭。我奔到北京等候组织上的安排。但是，朝里无人，等了十个月都没有消息，身上实在没有银子了，也租金不起房了，只好当了十余月的教师。嘉靖四十三年，补北京国子监博士，这次同样很不走运。到任没几天，就与国子监祭酒秦鸣雷、陈以勤以及司业潘晟、吕调阳等人发生冲突，言语冲撞了他们。不久，家庭的不幸接踵而来，我的二儿子死于身旁，又闻祖父病逝，于是有请假回籍。
实在拿不出钱了，经济窘迫，无奈我回老家的时候，把妻子和三个女儿送到河南辉县。 结果三年后见到老婆，三个女儿饿死俩……
我家的不幸遭遇接连不断，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南来北往奔走十年余，精神上受的打击谁能理解？比起家里的不幸，官场的磨难都算不上什么了。所以，从回家毕葬，回来后，我已“无宦意”。我真的是“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嘉靖四十五年，我再次回到河南辉县，接老婆孩子。我把他们接到北京，当时组织上给了“补礼部司务”，官秩从九品，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待遇更低的穷差事。当时有人告诉我：“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我答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
我的官位从八品降到了九品，官越当越小了。但是，再小也是个京官呀，我高兴。
三、 要升官了，却执意辞职
本节关键句：李贽在云南姚安当了一届（三年）知府，口碑不错，主管领导正要上报，他也即将升官，但李贽却提出辞职。领导劝他暂缓两个月辞职吧，那样的话即使退休也可以得到荣名，但李贽不听，自动离职。
西门杏庵：我最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是王石写的。标题大概是“中国企业家何时丢掉帝王思想”。王石说，古代帝王之术首先就是一种御人之术，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组织方式。新兴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组织方式已经成为决定企业未来发展的瓶颈，是企业家热衷于帝王思想的重要背景。在晚明，让你和你周围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像西门庆这样的“企业家”放弃帝王思想的精神母乳，选择市场精神，这种要求未免太高。但是，万历帝在位40多年，有20年不上朝，不问事。
海瑞是个著名的清官，因为给嘉靖上治安疏而被罢官并入狱，差点就被砍头了。可是，到了万历帝，却要重用他，让海瑞到南京做右都御史，官居二品。海瑞的最高学历也不过是个举人，不是进士，如此重用，此前是没有的。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过“国本”事件（立太子事件）长达15年的争论，万历已经不相信众文臣们那张阴阳脸了——表现一套，背后是另一个套，忽悠皇帝。万历坚决相信，海瑞不会忽悠他。所以才如此重用海瑞，也在客观上给大家树一个道德标杆。当时的政治生态是不允许有反皇上的思想存在的，对吗？是没有还是不敢？
李贽：大家都是多年背四书五经的人，早就被“洗脑”了。忠君思想已经深入骨髓了，融到血液里去了，就像孝顺父母一样。
西门杏庵：你出生在商人世家。你的祖先元末南迁到福建泉州从商，你的二世祖林驽，曾经远涉重洋，兼营海外贸易。洪武中，还受命于朝廷，奉舶下西洋。至明朝实行“海禁”，生意开始衰落。到你这一代，你们家族内从商者多数仍然经商，主要经营纸店、米店、染坊和棉行等。
你考中了举人，当了官，那点微薄的薪水可能还不如做个商人更实惠。你从河南辉县的一名教谕又到北京当个小小的九品官。你反而说，很高兴、满足，为什么？京官好在哪里？是更实惠吗？
李贽：不是实惠，薪水比当教谕时还低，北京的房价又贵，生活成本肯定比在河南高，但在北京这几年我个人收获很大。我在那里认识了一帮文人，可以一起喝茶研讨学问，也就是说在北京我开始“闻道”了。
我通过礼部李逢阳和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的学生、礼部郎中徐用检的介绍，有机会听了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的现场讲学，开始接触到王守仁的学说。多年的迷惑开始找到了一个出口，我被王守仁的学问给迷住了，我认为“当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犹夫子也。而能识知朱子之非夫子，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
我尤其佩服王守仁在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平息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朝廷中，所建立的“武功”，我对朋友说，“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古今亦未有”。我打心眼里钦佩并崇拜王守仁。上马打仗、下马读书，学问做得绝，仗又打得好，这样的男人，极品也。大丈夫当如是也。
我开始又意识四接触王守仁的学说。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通过一个名叫李逢阳的朋友介绍，我又认识了王守仁的得意门生邹守益的学生、刑部主事李材，两人一见如故，于是相约一起喝茶、聊天。我才明白，原来朱子的“理”，到了王学那里，就是“心”。主观唯心论没什么不好。我如获至宝，以至于废寝忘食，从此“五载春官，潜心道妙”。
我专心致志地学习王守仁一派的学问。我在北京当礼部司务整整5年，虽然是个穷官，但是，我接触到了王学，有了一帮道友，所以说，我很满足。
我是个性情中人，在官场经常碰壁。和许多同事以极上司吵架了，于是又不得不离开都门，另谋职位。
西门杏庵：你总处理不好与上级的关系，“管商”太低。你一边当官，一边想着学问，注定当不好官的。民间俗话说，健康靠运动，当官靠活动。你不活动还老与领导吵架，怎么能在官场呆下去呢？
李贽：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个叛逆者。凭什么让我循规蹈矩？圣人制定的规则就一定对吗？“从来如此”就对吗？我不想活的太孙子了。
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到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这期间，我做的是一个“南京刑部员外郎”的小官。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南京成为陪都，南京的政府部门设置还在，只是实权在北京了。但南京依然繁华，四方文人云集，聚会讲学的风气极盛。
我有机会在此结交一批道友，可以互相切磋学问，比如南京名学者焦竑、湖北黄安耿定理等人，成为好哥们。同时，我还见到我仰慕已久的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和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我真正进入了学者的圈子，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据说，王艮一派是王守仁门徒中“最英灵”的一个派别。此后我们一起喝茶、聊天，互相赠书等等。
我对泰州学派很推崇，但我毕竟不是该门派中人。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那年我48岁。经人介绍，我在南京，正式拜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终于深得泰州学派的精髓。从此，我也可以说，王守仁是我导师的导师了。
王艮认为“百姓日用之道”的“道”，就是吃饭穿衣等人们最基本的活动和要求。我对此进一步阐释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道”并非玄虚，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自然”。
什么意思呢？就是重物质享受，就是唯物论，人穷到没饭吃，连尊严都没了，还谈什么别的？无论啥阶层的人，都有吃饱喝足、享受的自由和权利，这一点人人平等。
万历四年，我五十岁。“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研究佛教。我试图把儒、释、道三教合为一体。我的性格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我不想受泰州学派的限制，也不想受儒、佛的拘限。
我将我导师的导师王守仁的良知说、佛教的众生平等和众生皆能成佛说，以及他本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思想，来个大组合，大融会，我那他们通通融化成为一体，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主张人人平等，主要就是批判儒家的封建等级思想。
在南京的五六年，对我的学者之路，非常关键。大家拜访了不少，也有了一个学者圈子，拜了师门。可能是我太关注学问了，甚至忘记了我还是政府官员的身份。很自然的，“南京刑部员外郎”的小官没当好，没尽好职，上面领导说我，我又顶撞，意见不合。最苦的事情是：为员外郎时，不得尚书谢登之、大理卿董传策和汪宗伊之意。又最苦者是碰到尚书赵锦。“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
得罪了上头领导，我在南京呆不了去了。
万历五年，我被调到云南，出任姚安知府，官秩正四品。按说，官位还提升了，应该高兴才是，但我高兴不起来。我讨厌老是搬家的生活，我的书太多，搬起来麻烦。我甚至不想去当姚安知府了。但家人不同意。
最后，我把女儿和女婿留在湖北黄安，耿定理家里。来到黄安，和朋友喝酒，我真的想弃官在这儿住下写书为生算了。但经不住好朋友耿定理的劝说，还是赴任了。
那是边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我真的不习惯。到任后，我就想马上离开，但上头不批，只好勉强留下。我索性采取无为而治，只要“无人告发，即装聋哑，何须细问”，“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
这种放任自流老百姓满意，但有的人不满意，最后被人告才上去，说成“不作为”。再次想弃官“逃跑”。这一次，是真的不想干了。
我在云南姚安当了一届（三年）知府，口碑不错，主管领导正要上报，他也即将升官，但李贽却提出辞职。领导劝他暂缓两个月辞职吧，那样的话即使退休也可以得到荣名，但我不听，干脆自动离职。
四、君子无怨、以德报怨，你能做到吗？
关键句：有一位圣徒说，神啊，不要让我太贫穷，以免我羞辱你的名，也不要让我太富裕，以免我忘了你。我想，这小心翼翼的求告比“富贵不能淫”的口号来得真实得多，因为人是何等靠不住的啊。
西门杏庵：人都有两面性，潜意识里是一面，在办公室展示给公众看的是另一面。比如说，我的名字——西门杏庵，我得坦率地承认，我有西门庆的一面，追逐欲望，追逐财富，也想追逐美女，但同时，我又有王杏庵的一面，扶危济困，多积阴德，尽可能活得超脱一些。一会儒家，一会道家，有时候又是佛家。人都有多面性，对吗？
学者溝口雄山先生在他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一书中说过这样一个例子，大意如下：大家都知道，南方人爱吃大米，而北方人通常爱吃的是小米（黄米）。你李贽家是福建的，当然是准南方人。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你有一次到北方游历，遇到多年不遇的大雪灾。你7天没有吃饭，又饿有冷，你走不动了，实在没有办法，你就到一户农民家讨饭吃。
那家主人不忍心，便给你端了一碗小米饭吃。你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三口两口就吃光了。
于是你笑问那善良的主人，你这大米饭怎么如此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可口的大米饭。
那家主人笑了，说，先生，你吃的是小米饭，不是大米饭。你现在吃的小米也和你平时吃的口味不一样，因为你太饿了，所以说味道美。不是有个皇帝在打天下的时候，挨饿，到一老太太家要了一碗粥吃，吃后夸“美味”。后来得了天下，命人做那种粥吃，却再也没有那么“美味”。不是粥变了，是人的心变了，地位变了，口味也变了。
孔子和老子“道”的区别，也就像大米、小米对于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区别一样。
从此，你专心研究《老子》，不久，得苏辙《老子解》一书，这是后来你在你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的序言里说的。故事是真的吧？
李贽（1527—1602）：上面这个故事的真伪，没有追问的必要。重要的不是故事真伪，而是故事反映的道理。我想说的是，这个故事表明的是：第一，孔、老的境界（同时，可以推广到孔、老、佛三教的境界，以至于基督教等所有宗教的境界），因为饥饿感而被打破了，可以把这一点看成这个故事的弦外音。这就是我真正的意思。没错。
第二，饥饿使人忘我，丧失了自己，因此无暇辨别境界。一个饿得头昏的人谈不上尊严，更谈不上什么境界了。眼中没有三教的境界了，吃一口饱饭就是最大的“境界”。强烈的饥饿感足以排除境界，这个时候，自己主张的强烈压倒一切。这个时候，自我已经空了，真空了。哪还管什么礼节、规范，填饱肚子是本能，也是硬道理。
有一位圣徒说，神啊，不要让我太贫穷，以免我羞辱你的名，也不要让我太富裕，以免我忘了你。我想，这小心翼翼的求告比“富贵不能淫”的口号来得真实得多，因为人是何等靠不住的啊。
什么是孔、老、佛三教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既成的秩序、既成的道统观、社会共识等等。
所以，我琢磨的道，我可以告诉——一般人不告诉他，叫性命之道。一个人可以物质上丰富，但精神上呢？精神没饥饿感吗？情感方面呢？性的方面呢？在我那个时代，西门庆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也是饿呀，不然怎么找了那么女人还“吃不饱”？他是空洞的人，很多人都是，没有灵魂了。
什么叫空洞？就是一方面拒绝社会既成的道统观，一方面有如饥似渴地向往性命之道。
我这么说是否有点抽象？那我举个例子：舜有个异母弟弟象，象把舜活埋在枯井里。象认为舜肯定死了，于是就想着占有舜的钱财、霸占他美丽的老婆，迫不及待地来到舜哥哥的房子里。没想到，舜已安然脱险，正在床上谈琴呢。象很尴尬，掩饰说：我很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你。舜说：弟弟，你就不能和我一起治理百姓吗？
针对这个故事，孟子的弟子万章问老师：“难道舜不知道象要杀他吗？”孟子说，“怎么能不知道呢？他是太爱象了，他是哥呀，象忧他也忧，象高兴他也高兴”。万章又问：“那么，舜是假装高兴的吧？”孟子说：“舜是按爱兄弟之道来行事，所以是真的高兴。”
关于这个故事，孟子的解释很不厚道。我李贽受不了这种骗人的把戏。简直说胡说八道。舜真喜欢弟弟是不对的，弟弟心太毒。如果像孟子说的那样，舜不知道弟弟要杀他，那舜是个傻子；如果舜明知道他要杀自己，还一样喜欢他，一样高兴，那是说谎话，是骗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嘛。
儒家不承认舜的喜欢是伪喜，是骗人的，老是进行道德教化，这不过是单方面牧歌式的情调。在晚明那个政治黑暗、经济腐败、欲望横流的时代，再用这样的例子来教育人，谁相信呢？教育者自己信吗？舜的爱是一种标榜的爱，这是非现实的，也是非人性的。我李贽认为，这样的无伪是不明智的，同时也是不诚实的！
西门杏庵：《论语》中有云：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舜对象的态度符合孔子的“道”。
有人扶受伤的老人去医院了，有德吧？可老人的家人一口咬定是他碰伤了老太太，所以才扶她去的，否则，凭什么扶呀？不是每一个人好人都有好报的。
李贽：我不相信。君子无怨，报什么？小人无德可言。报什么？拿什么报？如果祸患来了，小人早就躲藏了。我认为，象的杀舜之意，不会因为舜的“兄弟之情”而悔改的。现实中那有那么多的田园牧歌情调。不能认为凡是有德之人就会被人报德，即使再好的君子，也不是无怨之人。况且，以德报怨不过是“作伪”。
象早舜面前尴尬，孟子说他的表情是“忸怩”，朱子说“惭色”。什么呀，在我李贽看来，象不过是掩盖杀意而已。
我想请问，你会喜欢已经动手杀你的弟弟吗？喜欢杀自己的弟弟、君子无怨、以德报怨在明末的社会现实中是不会有的，这不是人性自然的本来。
万历十年（公元1682年），我李贽在黄安耿家刻印苏辙的《老子解》，就是关于老子的读书心得，撰写《解老》二卷。
关键句：有一位圣徒说，神啊，不要让我太贫穷，以免我羞辱你的名，也不要让我太富裕，以免我忘了你。我想，这小心翼翼的求告比“富贵不能淫”的口号来得真实得多，因为人是何等靠不住的啊。
西门杏庵：人都有两面性，潜意识里是一面，在办公室展示给公众看的是另一面。比如说，我的名字——西门杏庵，我得坦率地承认，我有西门庆的一面，追逐欲望，追逐财富，也想追逐美女，但同时，我又有王杏庵的一面，扶危济困，多积阴德，尽可能活得超脱一些。一会儒家，一会道家，有时候又是佛家。人都有多面性，对吗？
学者溝口雄山先生在他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一书中说过这样一个例子，大意如下：大家都知道，南方人爱吃大米，而北方人通常爱吃的是小米（黄米）。你李贽家是福建的，当然是准南方人。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你有一次到北方游历，遇到多年不遇的大雪灾。你7天没有吃饭，又饿有冷，你走不动了，实在没有办法，你就到一户农民家讨饭吃。
那家主人不忍心，便给你端了一碗小米饭吃。你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三口两口就吃光了。
于是你笑问那善良的主人，你这大米饭怎么如此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可口的大米饭。
那家主人笑了，说，先生，你吃的是小米饭，不是大米饭。你现在吃的小米也和你平时吃的口味不一样，因为你太饿了，所以说味道美。不是有个皇帝在打天下的时候，挨饿，到一老太太家要了一碗粥吃，吃后夸“美味”。后来得了天下，命人做那种粥吃，却再也没有那么“美味”。不是粥变了，是人的心变了，地位变了，口味也变了。
孔子和老子“道”的区别，也就像大米、小米对于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区别一样。
从此，你专心研究《老子》，不久，得苏辙《老子解》一书，这是后来你在你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的序言里说的。故事是真的吧？
李贽（1527—1602）：上面这个故事的真伪，没有追问的必要。重要的不是故事真伪，而是故事反映的道理。我想说的是，这个故事表明的是：第一，孔、老的境界（同时，可以推广到孔、老、佛三教的境界，以至于基督教等所有宗教的境界），因为饥饿感而被打破了，可以把这一点看成这个故事的弦外音。这就是我真正的意思。没错。
第二，饥饿使人忘我，丧失了自己，因此无暇辨别境界。一个饿得头昏的人谈不上尊严，更谈不上什么境界了。眼中没有三教的境界了，吃一口饱饭就是最大的“境界”。强烈的饥饿感足以排除境界，这个时候，自己主张的强烈压倒一切。这个时候，自我已经空了，真空了。哪还管什么礼节、规范，填饱肚子是本能，也是硬道理。
有一位圣徒说，神啊，不要让我太贫穷，以免我羞辱你的名，也不要让我太富裕，以免我忘了你。我想，这小心翼翼的求告比“富贵不能淫”的口号来得真实得多，因为人是何等靠不住的啊。
什么是孔、老、佛三教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既成的秩序、既成的道统观、社会共识等等。
所以，我琢磨的道，我可以告诉——一般人不告诉他，叫性命之道。一个人可以物质上丰富，但精神上呢？精神没饥饿感吗？情感方面呢？性的方面呢？在我那个时代，西门庆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也是饿呀，不然怎么找了那么女人还“吃不饱”？他是空洞的人，很多人都是，没有灵魂了。
什么叫空洞？就是一方面拒绝社会既成的道统观，一方面有如饥似渴地向往性命之道。
我这么说是否有点抽象？那我举个例子：舜有个异母弟弟象，象把舜活埋在枯井里。象认为舜肯定死了，于是就想着占有舜的钱财、霸占他美丽的老婆，迫不及待地来到舜哥哥的房子里。没想到，舜已安然脱险，正在床上谈琴呢。象很尴尬，掩饰说：我很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你。舜说：弟弟，你就不能和我一起治理百姓吗？
针对这个故事，孟子的弟子万章问老师：“难道舜不知道象要杀他吗？”孟子说，“怎么能不知道呢？他是太爱象了，他是哥呀，象忧他也忧，象高兴他也高兴”。万章又问：“那么，舜是假装高兴的吧？”孟子说：“舜是按爱兄弟之道来行事，所以是真的高兴。”
关于这个故事，孟子的解释很不厚道。我李贽受不了这种骗人的把戏。简直说胡说八道。舜真喜欢弟弟是不对的，弟弟心太毒。如果像孟子说的那样，舜不知道弟弟要杀他，那舜是个傻子；如果舜明知道他要杀自己，还一样喜欢他，一样高兴，那是说谎话，是骗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嘛。
儒家不承认舜的喜欢是伪喜，是骗人的，老是进行道德教化，这不过是单方面牧歌式的情调。在晚明那个政治黑暗、经济腐败、欲望横流的时代，再用这样的例子来教育人，谁相信呢？教育者自己信吗？舜的爱是一种标榜的爱，这是非现实的，也是非人性的。我李贽认为，这样的无伪是不明智的，同时也是不诚实的！
西门杏庵：《论语》中有云：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舜对象的态度符合孔子的“道”。
有人扶受伤的老人去医院了，有德吧？可老人的家人一口咬定是他碰伤了老太太，所以才扶她去的，否则，凭什么扶呀？不是每一个人好人都有好报的。
李贽：我不相信。君子无怨，报什么？小人无德可言。报什么？拿什么报？如果祸患来了，小人早就躲藏了。我认为，象的杀舜之意，不会因为舜的“兄弟之情”而悔改的。现实中那有那么多的田园牧歌情调。不能认为凡是有德之人就会被人报德，即使再好的君子，也不是无怨之人。况且，以德报怨不过是“作伪”。
象早舜面前尴尬，孟子说他的表情是“忸怩”，朱子说“惭色”。什么呀，在我李贽看来，象不过是掩盖杀意而已。
我想请问，你会喜欢已经动手杀你的弟弟吗？喜欢杀自己的弟弟、君子无怨、以德报怨在明末的社会现实中是不会有的，这不是人性自然的本来。
万历十年（公元1682年），我李贽在黄安耿家刻印苏辙的《老子解》，就是关于老子的读书心得，撰写《解老》二卷。
五、在黄安讲学，公然破天荒招收女弟子
关键句：李贽提出“识真机”，坚决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旗帜。
他给自己的书起的名字竟然叫《焚书》。
西门杏庵： 最近社会上流行一个段子：说某外省领导到北京开会，刚下飞机便有记者采访：您对三陪小姐有何看法？领导吃惊地反问：北京还有三陪小姐？第二天报纸登出《外省领导飞抵北京，开口便问三陪》。接着又采访：您对三陪问题有何见解？答：不感兴趣！见报时标题为：《领导夜间娱乐要求高，本地三陪小姐遭冷遇》。第三天记者再问，领导干脆回答：什么三陪四陪五陪的，不知道！于是报纸大标题刊登：《三陪已难满足领导，四陪五陪方能过瘾》。记者再采访，领导干脆一言不发，结果照样有头条新闻：《面对三陪问题，领导无言以对》。领导大发雷霆，这样乱写，我告你去！于是标题成为《领导冲冠一怒为三陪》。领导忍无可忍，将记者告上法庭，媒体争相报道《法庭将公开审理领导三陪小姐大案》。
这个记者是个超级牛人，把一个外省领导弄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无论怎么说，横说、纵说，好说、歹说，或者索性拉倒，干脆不说，记者都能抓到辫子，都能来一番断章取义。前一段时间媒体流行“史上最毒后妈”（事后查明所谓后妈虐待小孩纯属子虚乌有）、“史上最牛乞丐”（事后查明事主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应该助其就医而不是落井下石趁机炒作），后来证明完全属于炒作，吸引眼球而已。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知道，你总是做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是不是自我炒作？为了出名？耸人听闻“制造新闻点”？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比如说，你在要升官的时候选择辞职？最后时刻选择自杀等等。还有，现在的人，研究你的很多，越来越多。你的观点是否被随意地歪曲？是否被妖魔化了？
东林党人最初是因为反对你的“无善无恶”论才组织起来，专门批判你的。渐渐地，人聚集多了，也就成了一个党派，当然，也有人叫“东林人士”。
有个学者说你是“无比类的独自存在”，是真正的特立独行之士。有人分析，这一切思想均源自你的饥饿的感觉——你一向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也就是说，你拒绝虚构的“假”、渴望“真”，反对朱子那一套虚假的说教。唯其如此，你有了“无类比的独自”的深邃。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你是“孤绝”。你给自己的书起的名字竟然叫《焚书》，真有你的。太绝了。太“异端”了。
你是现代思想的富矿，怎么挖掘都可以。
李贽：我百口莫辩。东林党人邹元标肯定是自我炒作，他后来果然出名了。他刚考上进士，还是实习生，就写了一篇大骂当朝相爷张居正的奏折，甚至还故意得罪一下万历这个小皇帝。有人好心地提醒他，他就是不听，他大骂张居正不回家丁忧是不孝，说他是禽兽，结果当堂遭廷杖，被打得就剩下一口气了，抬出来的时候，屁股上的肉已经被打得掉下来一层了……
我没有故意炒作什么。看我的经历就知道了。派我去云南姚安地区当知府。我为什么非辞职不干？那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治安很不好，我尽量以德化人。我的无为而治，同僚拥护，但上级领导不满意。到最后，我与巡抚王凝干了一架，吵起来了。王凝是个小人，得罪他大不了我不干了，无所谓。
但是，骆问礼是个好官，我们与他政见相似。而且也是在学问方面也颇有共识，是我的好朋友，这样一位好朋友，因为官场上的一些破事，我不可避免地同他发生了矛盾，痛心啊，“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及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
连自己最好的朋友，都得罪了，我再干这个官还有什么意思？自然是无法再干下去了。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三月，我刚好三年任满，带上几本书，离开姚安，到楚雄。自动放弃加官晋级的名利，向巡按刘维提出舍官从民的辞呈。刘维不应允，我干脆逃到滇西大理那个安静的小地方，静心阅《藏经》，从此远离官场。
巡按刘维召我回去当官，我不再理会。刘维向朝廷汇报，我被批准提前退休。七月初，正式离任，从此退出官场，潜心做学问。我不存在炒作名声的问题。
而且，弃官之后，为了怕家人过来劝说，怕从前的朋友打扰，也为了寻找知音，我选择了四海为家的飘泊生活，索性不回家了。
毕竟牵挂家人。因为家人还在湖北黄安，一年后我也来到黄安，安心做一个老百姓，寄居外乡，“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研究老子，读书、写书，与好朋友耿定理聊天，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开始了一种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全新生活，有人说是“异端”生活。
西门杏庵：你不当官，不上班，也不去种地，那你的生活来源怎么办？
李贽：这期间，我住在耿家。耿定理供我吃喝的费用。等于借钱花吧。万历十二年七月，耿定理病死，我悲伤无法言表。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知己，也断了生活来源。耿定理哥哥耿定向也是个官员，对我还算照顾，但我与他是两类人，观点不一样。
和他弟弟不同，耿定向是个政客，升都察院副都御史的时候，我写下《答耿中丞》一文，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我的意思就是不能把孔子当成唯一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后来就人抓住我这段话，说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旗帜。
其实，我也不是完全反对孔子，只是觉得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怎么能做到严守封建礼教呢？孔孟信条再好也不能“恪守”呀。人还是要天真一点，别那么多心眼，别表面一套，内心一套，所以我提出“识真机”，坚决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
因为要赚钱吃饭，同时也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报纸、广播电视，我只能办学。我在黄安讲学，公然破天荒招收女弟子，都察院副都御史耿定向脸上挂不住了，受不了了。你说，在晚明社会，淫风那么盛，却还奉行“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太假？大家都做不到，却不让人说，我偏说。
耿定向怕影响他的升官，骂我败坏民风——这不是抬举我么，我有能力去“败坏”民风吗？万历十三年四月，耿定向终于再次加官，人变得更加骄傲，我不能再看他那副嘴脸了。于是，给耿定向留下一封告别信，表明我宁愿饿死也决不忍辱做他门下之客的态度，坚决搬出耿家，到麻城租房住。把家眷护送回福建老家，一是我想潜心做学问，二是我无力养活他们。
西门杏庵：耿定向后来没联系你吗？
李贽：搬出耿家的第二年，我写了《答耿司寇》一文，毫不客气地揭露了耿定向们的伪道统嘴脸，这些封建理学家我惯了。看不惯他们欺世盗名，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一肚子男盗女娼！虚伪。劝别人道德主义，自己呢？我虽然穷，但我有骨气，我言行一致！
我骂他们做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等等。
还有更狠的，我骂他们“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骂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我劝人们摆脱束缚，人性化、自由地追求自由想要的性福和幸福。这有错吗？难道说真话就成了“异端”、大逆不道？我已经不是官员了，我辞职了，还不能说吗？我还为商人大声疾呼，公开提倡“私有”、“谋利”，反对“无私”。我的理论是：“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
商人怎么就不能“图利”了？那还是商人吗？
关键句：李贽提出“识真机”，坚决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旗帜。
他给自己的书起的名字竟然叫《焚书》。
西门杏庵： 最近社会上流行一个段子：说某外省领导到北京开会，刚下飞机便有记者采访：您对三陪小姐有何看法？领导吃惊地反问：北京还有三陪小姐？第二天报纸登出《外省领导飞抵北京，开口便问三陪》。接着又采访：您对三陪问题有何见解？答：不感兴趣！见报时标题为：《领导夜间娱乐要求高，本地三陪小姐遭冷遇》。第三天记者再问，领导干脆回答：什么三陪四陪五陪的，不知道！于是报纸大标题刊登：《三陪已难满足领导，四陪五陪方能过瘾》。记者再采访，领导干脆一言不发，结果照样有头条新闻：《面对三陪问题，领导无言以对》。领导大发雷霆，这样乱写，我告你去！于是标题成为《领导冲冠一怒为三陪》。领导忍无可忍，将记者告上法庭，媒体争相报道《法庭将公开审理领导三陪小姐大案》。
这个记者是个超级牛人，把一个外省领导弄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无论怎么说，横说、纵说，好说、歹说，或者索性拉倒，干脆不说，记者都能抓到辫子，都能来一番断章取义。前一段时间媒体流行“史上最毒后妈”（事后查明所谓后妈虐待小孩纯属子虚乌有）、“史上最牛乞丐”（事后查明事主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应该助其就医而不是落井下石趁机炒作），后来证明完全属于炒作，吸引眼球而已。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知道，你总是做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是不是自我炒作？为了出名？耸人听闻“制造新闻点”？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比如说，你在要升官的时候选择辞职？最后时刻选择自杀等等。还有，现在的人，研究你的很多，越来越多。你的观点是否被随意地歪曲？是否被妖魔化了？
东林党人最初是因为反对你的“无善无恶”论才组织起来，专门批判你的。渐渐地，人聚集多了，也就成了一个党派，当然，也有人叫“东林人士”。
有个学者说你是“无比类的独自存在”，是真正的特立独行之士。有人分析，这一切思想均源自你的饥饿的感觉——你一向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也就是说，你拒绝虚构的“假”、渴望“真”，反对朱子那一套虚假的说教。唯其如此，你有了“无类比的独自”的深邃。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你是“孤绝”。你给自己的书起的名字竟然叫《焚书》，真有你的。太绝了。太“异端”了。
你是现代思想的富矿，怎么挖掘都可以。
李贽：我百口莫辩。东林党人邹元标肯定是自我炒作，他后来果然出名了。他刚考上进士，还是实习生，就写了一篇大骂当朝相爷张居正的奏折，甚至还故意得罪一下万历这个小皇帝。有人好心地提醒他，他就是不听，他大骂张居正不回家丁忧是不孝，说他是禽兽，结果当堂遭廷杖，被打得就剩下一口气了，抬出来的时候，屁股上的肉已经被打得掉下来一层了……
我没有故意炒作什么。看我的经历就知道了。派我去云南姚安地区当知府。我为什么非辞职不干？那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治安很不好，我尽量以德化人。我的无为而治，同僚拥护，但上级领导不满意。到最后，我与巡抚王凝干了一架，吵起来了。王凝是个小人，得罪他大不了我不干了，无所谓。
但是，骆问礼是个好官，我们与他政见相似。而且也是在学问方面也颇有共识，是我的好朋友，这样一位好朋友，因为官场上的一些破事，我不可避免地同他发生了矛盾，痛心啊，“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及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
连自己最好的朋友，都得罪了，我再干这个官还有什么意思？自然是无法再干下去了。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三月，我刚好三年任满，带上几本书，离开姚安，到楚雄。自动放弃加官晋级的名利，向巡按刘维提出舍官从民的辞呈。刘维不应允，我干脆逃到滇西大理那个安静的小地方，静心阅《藏经》，从此远离官场。
巡按刘维召我回去当官，我不再理会。刘维向朝廷汇报，我被批准提前退休。七月初，正式离任，从此退出官场，潜心做学问。我不存在炒作名声的问题。
而且，弃官之后，为了怕家人过来劝说，怕从前的朋友打扰，也为了寻找知音，我选择了四海为家的飘泊生活，索性不回家了。
毕竟牵挂家人。因为家人还在湖北黄安，一年后我也来到黄安，安心做一个老百姓，寄居外乡，“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研究老子，读书、写书，与好朋友耿定理聊天，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开始了一种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全新生活，有人说是“异端”生活。
西门杏庵：你不当官，不上班，也不去种地，那你的生活来源怎么办？
李贽：这期间，我住在耿家。耿定理供我吃喝的费用。等于借钱花吧。万历十二年七月，耿定理病死，我悲伤无法言表。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知己，也断了生活来源。耿定理哥哥耿定向也是个官员，对我还算照顾，但我与他是两类人，观点不一样。
和他弟弟不同，耿定向是个政客，升都察院副都御史的时候，我写下《答耿中丞》一文，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我的意思就是不能把孔子当成唯一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后来就人抓住我这段话，说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旗帜。
其实，我也不是完全反对孔子，只是觉得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怎么能做到严守封建礼教呢？孔孟信条再好也不能“恪守”呀。人还是要天真一点，别那么多心眼，别表面一套，内心一套，所以我提出“识真机”，坚决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
因为要赚钱吃饭，同时也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报纸、广播电视，我只能办学。我在黄安讲学，公然破天荒招收女弟子，都察院副都御史耿定向脸上挂不住了，受不了了。你说，在晚明社会，淫风那么盛，却还奉行“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太假？大家都做不到，却不让人说，我偏说。
耿定向怕影响他的升官，骂我败坏民风——这不是抬举我么，我有能力去“败坏”民风吗？万历十三年四月，耿定向终于再次加官，人变得更加骄傲，我不能再看他那副嘴脸了。于是，给耿定向留下一封告别信，表明我宁愿饿死也决不忍辱做他门下之客的态度，坚决搬出耿家，到麻城租房住。把家眷护送回福建老家，一是我想潜心做学问，二是我无力养活他们。
西门杏庵：耿定向后来没联系你吗？
李贽：搬出耿家的第二年，我写了《答耿司寇》一文，毫不客气地揭露了耿定向们的伪道统嘴脸，这些封建理学家我惯了。看不惯他们欺世盗名，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一肚子男盗女娼！虚伪。劝别人道德主义，自己呢？我虽然穷，但我有骨气，我言行一致！
我骂他们做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等等。
还有更狠的，我骂他们“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骂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我劝人们摆脱束缚，人性化、自由地追求自由想要的性福和幸福。这有错吗？难道说真话就成了“异端”、大逆不道？我已经不是官员了，我辞职了，还不能说吗？我还为商人大声疾呼，公开提倡“私有”、“谋利”，反对“无私”。我的理论是：“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
商人怎么就不能“图利”了？那还是商人吗？
六、“平生不愿属人管”
关键句：在晚明，有人把正直当成了博取名声的资本，把名当成商品，有时候故意惹怒圣颜来沽名钓誉，甚至发展到邹元标和你那样的地步，有时候不惜冒天下之大不敬。
为了使自己能够名垂青史，这些读书人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放弃官位，丢失前程，甚至抵押上血肉之躯，在皇帝的暴怒下成就自己的名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好像的有的写书人梦想靠自己的书“被禁”而一举成名一样。
西门杏庵：你这样骂耿定向，他后来没有报复你吗？我查看有关资料，你的六卷本诗文集《焚书》大约是在万历十八年刻印出版的，你在解释为什么叫《焚书》这个名字的时候说；以其“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
其实，你针对的当然不是耿定向一人，而是批判整个宋代理学。在书中，你说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与程颐、张载和朱熹等人，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当然，书里面有给耿定向的七封公开信。耿定向要以“诽谤”罪起诉我，还抛出《求儆书》来自我辩护。
李贽：耿定向不是简单地自我辩护，而是诬蔑我，利用权力迫害我。他雇写手写《焚书辨》，诬我李贽是“流毒百世”。更可气的是，就在我游览武昌黄鹤楼的时候，雇用流氓来围攻我，说我“左道惑众”。结果呢？这个事件成了大地的大新闻，我成了公众人物，“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赢得了更多的拥趸，还因此结识了湖北著名的公安派学者,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甚至也惊动了官府，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直接出面保护我。
我的“离经叛道”为我赢得了名声。我又公开发表言论，写进《读书乐》、《豫约》等书中，声称自己“平生不愿属人管”。我的名声越来越大，失去了几个老朋友，但结识了更多的新朋友。
西门杏庵：你说邹元标是自我炒作，用生死相诤，逞一时之快，这虽然能够赢得大名，但如此极端的语言，如此强谏，对国事有用吗？尤其是对待万历帝这样一意孤行、又永远拖延的皇帝，更是毫无用途。你和邹元标相比，显然都有意气用事的一面。
在晚明，有人把正直当成了博取名声的资本，把名当成商品，有时候故意惹怒圣颜来沽名钓誉，甚至发展到邹元标和你那样的地步，有时候不惜冒天下之大不敬。你们都是些饱读诗书之士，把名声看得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对吗？所以想“立言”，因为立言可以使名声不朽。
为了使自己能够名垂青史，你们这些读书人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放弃官位，丢失前程，甚至抵押上血肉之躯，在皇帝的暴怒下成就自己的名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好像的有的写书人梦想靠自己的书“被禁”而一举成名一样。
你起初为自己的书取名《焚书》，后来又取名《藏书》，显然希望先被“禁”而引起注意，赢得大名，然后再被人收藏，传世。
你成为晚明最富有争议的人物，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你的“粉丝”很多，你的反对者也一样地多。支持者把你喊你是“李圣人”、“李教主”，反对者则骂你是“妖人”、“异端”。在晚明，你的书在你生前和死后两次遭到禁毁，你的所有书几乎都被刊刻了出来，而且盗版书很多。
有很多胸怀大志的人，看了你的书后，不想参加科考了，放弃儒家经典不读了。但，对你的《焚书》、《藏书》等著作却是人手一册，竞相传阅。你是晚明社会最奇怪的文化现象了。
李贽：名利心当然有。万历二十六年，我游南京时，与焦竑等共同研读《周易》，并且最后修订《藏书》。《藏书》共六十八卷，万历二十七年秋由焦竑出面主持，搞了一个“读者见面会”，在南京正式刊行。
这是我李贽多年的心血，也是我一生的精神寄托。和太史公不同，我的人物传记就是按照自己的是非标准，评说古人，否认道统，把程、朱等理学家摒于“德业”之外，不盲从儒家教条。我提倡男女平等。
我和那个老外利玛窦关系不错。他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最有见识的一个。
我没有像我导师的导师王阳明那样，提出系统的“心即理”的命题，甚至没有构筑一个思想阵地，我就是想把一切当时的儒家理论“真空”化，我强调“无”这个词。我是个思想者，不是思想家。在我看来，万物一体就是理。
势利之心，谁没有一点？在我看来，本于形而下的实在的、人人普遍的客在之理，与其说是理，不如说是真空。就是穿衣吃饭嘛。“率性之谓道”，什么意思？我的解释就是“率性之真，推广之，天下为公，此谓道。”总之，我把生之欲看作性之真。我就是要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追求个性的独立和自由。真正的儒家不是束缚人的自由的。
我就拼着自家性命来追求自己想走的道路。我坚持自己的持身体之道，而且近乎苛刻。比如说，我有洁癖，喜欢扫地，我把自己的身边弄得一尘不染。我怀疑这是一种病。我坚持认为我的第一念才是真实的存在。我保持狷介高洁的昂扬气概，我不断地磨练自己，我“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我直气劲节，不为人屈”，从小到大，我惟知读书。
我经常让自己处于极度的状态中。我到老更加怕死，我把死的恐怖提高到生的充实感。为什么76岁我还选择自刎？这是我坚持无类比的紧张的结果。
关键句：在晚明，有人把正直当成了博取名声的资本，把名当成商品，有时候故意惹怒圣颜来沽名钓誉，甚至发展到邹元标和你那样的地步，有时候不惜冒天下之大不敬。
为了使自己能够名垂青史，这些读书人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放弃官位，丢失前程，甚至抵押上血肉之躯，在皇帝的暴怒下成就自己的名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好像的有的写书人梦想靠自己的书“被禁”而一举成名一样。
西门杏庵：你这样骂耿定向，他后来没有报复你吗？我查看有关资料，你的六卷本诗文集《焚书》大约是在万历十八年刻印出版的，你在解释为什么叫《焚书》这个名字的时候说；以其“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
其实，你针对的当然不是耿定向一人，而是批判整个宋代理学。在书中，你说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与程颐、张载和朱熹等人，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当然，书里面有给耿定向的七封公开信。耿定向要以“诽谤”罪起诉我，还抛出《求儆书》来自我辩护。
李贽：耿定向不是简单地自我辩护，而是诬蔑我，利用权力迫害我。他雇写手写《焚书辨》，诬我李贽是“流毒百世”。更可气的是，就在我游览武昌黄鹤楼的时候，雇用流氓来围攻我，说我“左道惑众”。结果呢？这个事件成了大地的大新闻，我成了公众人物，“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赢得了更多的拥趸，还因此结识了湖北著名的公安派学者,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甚至也惊动了官府，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直接出面保护我。
我的“离经叛道”为我赢得了名声。我又公开发表言论，写进《读书乐》、《豫约》等书中，声称自己“平生不愿属人管”。我的名声越来越大，失去了几个老朋友，但结识了更多的新朋友。
西门杏庵：你说邹元标是自我炒作，用生死相诤，逞一时之快，这虽然能够赢得大名，但如此极端的语言，如此强谏，对国事有用吗？尤其是对待万历帝这样一意孤行、又永远拖延的皇帝，更是毫无用途。你和邹元标相比，显然都有意气用事的一面。
在晚明，有人把正直当成了博取名声的资本，把名当成商品，有时候故意惹怒圣颜来沽名钓誉，甚至发展到邹元标和你那样的地步，有时候不惜冒天下之大不敬。你们都是些饱读诗书之士，把名声看得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对吗？所以想“立言”，因为立言可以使名声不朽。
为了使自己能够名垂青史，你们这些读书人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放弃官位，丢失前程，甚至抵押上血肉之躯，在皇帝的暴怒下成就自己的名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好像的有的写书人梦想靠自己的书“被禁”而一举成名一样。
你起初为自己的书取名《焚书》，后来又取名《藏书》，显然希望先被“禁”而引起注意，赢得大名，然后再被人收藏，传世。
你成为晚明最富有争议的人物，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你的“粉丝”很多，你的反对者也一样地多。支持者把你喊你是“李圣人”、“李教主”，反对者则骂你是“妖人”、“异端”。在晚明，你的书在你生前和死后两次遭到禁毁，你的所有书几乎都被刊刻了出来，而且盗版书很多。
有很多胸怀大志的人，看了你的书后，不想参加科考了，放弃儒家经典不读了。但，对你的《焚书》、《藏书》等著作却是人手一册，竞相传阅。你是晚明社会最奇怪的文化现象了。
李贽：名利心当然有。万历二十六年，我游南京时，与焦竑等共同研读《周易》，并且最后修订《藏书》。《藏书》共六十八卷，万历二十七年秋由焦竑出面主持，搞了一个“读者见面会”，在南京正式刊行。
这是我李贽多年的心血，也是我一生的精神寄托。和太史公不同，我的人物传记就是按照自己的是非标准，评说古人，否认道统，把程、朱等理学家摒于“德业”之外，不盲从儒家教条。我提倡男女平等。
我和那个老外利玛窦关系不错。他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最有见识的一个。
我没有像我导师的导师王阳明那样，提出系统的“心即理”的命题，甚至没有构筑一个思想阵地，我就是想把一切当时的儒家理论“真空”化，我强调“无”这个词。我是个思想者，不是思想家。在我看来，万物一体就是理。
势利之心，谁没有一点？在我看来，本于形而下的实在的、人人普遍的客在之理，与其说是理，不如说是真空。就是穿衣吃饭嘛。“率性之谓道”，什么意思？我的解释就是“率性之真，推广之，天下为公，此谓道。”总之，我把生之欲看作性之真。我就是要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追求个性的独立和自由。真正的儒家不是束缚人的自由的。
我就拼着自家性命来追求自己想走的道路。我坚持自己的持身体之道，而且近乎苛刻。比如说，我有洁癖，喜欢扫地，我把自己的身边弄得一尘不染。我怀疑这是一种病。我坚持认为我的第一念才是真实的存在。我保持狷介高洁的昂扬气概，我不断地磨练自己，我“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我直气劲节，不为人屈”，从小到大，我惟知读书。
我经常让自己处于极度的状态中。我到老更加怕死，我把死的恐怖提高到生的充实感。为什么76岁我还选择自刎？这是我坚持无类比的紧张的结果。
七、越颓废越时尚
关键句：李贽到书院讲课，一遇到学生穿戴整齐、一本正经地向你问问题，通常挥手说：“此时不如携歌妓舞女，浅斟低唱”
有一天果真有学生携带妓女来见李贽。李贽反而破颜微笑，说“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
在湖北麻城，李贽削发为僧之后，竟然带着僧众到一位漂亮的寡妇的卧室里面去化缘。
西门杏庵：辞职后，你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从行动到思想，你和儒家的传统已经很相悖了。儒家重义轻利，而你李贽却强调功利作用。
西汉时有个著名的富家女、寡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在传统观念里，这是不孝，是“淫奔”，是丢人，而你李贽却却在司马相如的传论中，称这是“佳偶”“良缘”，大力推崇，说卓文君这是“忍小耻就大计”，“归凤求凰，安可诬也”。但同时，你又赞扬寡妇守节，赞扬烈女的行为。你怎么如此矛盾？
史料记载，万历十六年初，你离开维摩庵，孤身入麻城龙潭（龙湖）芝佛院，与僧无念等同住院里，“日以读书为事”。
由于全心读书著述，以致“全忘其地之为楚，身之为孤，人之为老，须尽白而发尽秃也”。同年夏天，因为天气闷热，头发秽不可闻，遂剃发以为常。你剃发本是无意的，并不是为了出家为僧。
但后人有几种说法，有人说你确实选择了出家。你用这个举动来表明一种姿态--“剃发以示不归”，拒绝回老家，摆脱人情世故的纠缠。
李贽：我确实选择了出家。剃发后，曾经说，“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既然大家当我是“异端”了，索性以“异端”示人。我不过是重复了王阳明先生的话而已，多次说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人要凭着自己心中本来就有的道德意识，自然就有是非的判断，不必按照前人的成说。
我在自己的著作《初潭集》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初落发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也”。我就是在不断地被驱逐中讨生活的。我不太理会，有空就写书、编书。万历二十八年，曾任过湖广左布政使，后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河漕的刘东星，来南京见我。邀请我到北方去，就这样我到了山东济宁漕署。济宁是不是个不错的地方，比较安静。在这个陌生的环境，没有人认得我，没有人来攻击我，我抓紧时间写书，很快编成《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第八卷为《阳明先生年谱》）。
我认为，“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
其实，任情放纵，在晚明的士人中非常普遍。他们及时行乐，不求“进步”，单求“退步”，越颓废仿佛越时尚。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有点病态。这种追求放浪的现象，在历史上如魏晋时期也有。但别人做了，没有说；我做了，也说了，还写在文章里。这就是人们攻击我、皇上下令逮捕我的原因吧。
西门杏庵：可是，事实上，你到书院讲课，一遇到学生穿戴整齐、一本正经地向你问问题，你通常挥手说：“此时不如携歌妓舞女，浅斟低唱”
有一天果真有学生携带妓女来见你，你反而破颜微笑，说“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而且，你自己也不忌讳到花街柳巷。
在湖北麻城，你削发为僧之后，竟然带着僧众到一位漂亮的寡妇的卧室里面去化缘。你还和部分上层妇女往来不断，绯闻频出。你和她们一起探讨人生，佛学，你把这些女人比喻成观音，过后还把这些讨论的文稿结集成《观音问》，刊刻出来，广为传播。
你这些举动自然引起正人君子的不满和侧目了。事实上，看有关的资料，说你是清白的。
李贽：我确实是清白的。我体弱多病，即使有那贼心也没那贼胆啊。我的性格淡于情欲。我更关注是形而上。我没纳过妾，没买过奴婢，没泡过妓，更没娈过童——要知道，这些在我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甚至成时尚。
但我一样也沾上。我最大的兴趣和爱好，就是读书、写书，思考，说话，写作。在削发为僧前，我已经断绝了情欲，连我妻子都长期不在身边。我只是个独立的思想者，我只是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人。我只是看不惯那些虚伪的说教，明朝当局说我用邪说惑众，把我逮捕了……
关键句：李贽到书院讲课，一遇到学生穿戴整齐、一本正经地向你问问题，通常挥手说：“此时不如携歌妓舞女，浅斟低唱”
有一天果真有学生携带妓女来见李贽。李贽反而破颜微笑，说“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
在湖北麻城，李贽削发为僧之后，竟然带着僧众到一位漂亮的寡妇的卧室里面去化缘。
西门杏庵：辞职后，你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从行动到思想，你和儒家的传统已经很相悖了。儒家重义轻利，而你李贽却强调功利作用。
西汉时有个著名的富家女、寡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在传统观念里，这是不孝，是“淫奔”，是丢人，而你李贽却却在司马相如的传论中，称这是“佳偶”“良缘”，大力推崇，说卓文君这是“忍小耻就大计”，“归凤求凰，安可诬也”。但同时，你又赞扬寡妇守节，赞扬烈女的行为。你怎么如此矛盾？
史料记载，万历十六年初，你离开维摩庵，孤身入麻城龙潭（龙湖）芝佛院，与僧无念等同住院里，“日以读书为事”。
由于全心读书著述，以致“全忘其地之为楚，身之为孤，人之为老，须尽白而发尽秃也”。同年夏天，因为天气闷热，头发秽不可闻，遂剃发以为常。你剃发本是无意的，并不是为了出家为僧。
但后人有几种说法，有人说你确实选择了出家。你用这个举动来表明一种姿态--“剃发以示不归”，拒绝回老家，摆脱人情世故的纠缠。
李贽：我确实选择了出家。剃发后，曾经说，“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既然大家当我是“异端”了，索性以“异端”示人。我不过是重复了王阳明先生的话而已，多次说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人要凭着自己心中本来就有的道德意识，自然就有是非的判断，不必按照前人的成说。
我在自己的著作《初潭集》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初落发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也”。我就是在不断地被驱逐中讨生活的。我不太理会，有空就写书、编书。万历二十八年，曾任过湖广左布政使，后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河漕的刘东星，来南京见我。邀请我到北方去，就这样我到了山东济宁漕署。济宁是不是个不错的地方，比较安静。在这个陌生的环境，没有人认得我，没有人来攻击我，我抓紧时间写书，很快编成《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第八卷为《阳明先生年谱》）。
我认为，“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
其实，任情放纵，在晚明的士人中非常普遍。他们及时行乐，不求“进步”，单求“退步”，越颓废仿佛越时尚。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有点病态。这种追求放浪的现象，在历史上如魏晋时期也有。但别人做了，没有说；我做了，也说了，还写在文章里。这就是人们攻击我、皇上下令逮捕我的原因吧。
西门杏庵：可是，事实上，你到书院讲课，一遇到学生穿戴整齐、一本正经地向你问问题，你通常挥手说：“此时不如携歌妓舞女，浅斟低唱”
有一天果真有学生携带妓女来见你，你反而破颜微笑，说“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而且，你自己也不忌讳到花街柳巷。
在湖北麻城，你削发为僧之后，竟然带着僧众到一位漂亮的寡妇的卧室里面去化缘。你还和部分上层妇女往来不断，绯闻频出。你和她们一起探讨人生，佛学，你把这些女人比喻成观音，过后还把这些讨论的文稿结集成《观音问》，刊刻出来，广为传播。
你这些举动自然引起正人君子的不满和侧目了。事实上，看有关的资料，说你是清白的。
李贽：我确实是清白的。我体弱多病，即使有那贼心也没那贼胆啊。我的性格淡于情欲。我更关注是形而上。我没纳过妾，没买过奴婢，没泡过妓，更没娈过童——要知道，这些在我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甚至成时尚。
但我一样也沾上。我最大的兴趣和爱好，就是读书、写书，思考，说话，写作。在削发为僧前，我已经断绝了情欲，连我妻子都长期不在身边。我只是个独立的思想者，我只是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人。我只是看不惯那些虚伪的说教，明朝当局说我用邪说惑众，把我逮捕了……
八、 “真心”、孤寂的学术流浪汉
关键句：在万历年间，社会上流行一个词：“真心”。这是明末思想界的非常流行的用语。来源于佛家，本来是佛家的术语，佛家说，妙明真心、定住真心。程明道（1032—1085）说过，“人须是识其真心”这句话。在我看来，“夫童心者，真心也。”就是最初一念的本心。
西门杏庵：和徐渭不同，你不是死后才成名的。你在世时就非常有名了。你的“奇谈怪论”成就了你的大名，像今天的学术明星一样。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非常推崇你，历史学家焦竑为你的新书组织研讨会。你开坛讲学，很多人去听。不是因为你学问大，而是因为你敢说话。“开古今未开之眼，言古今不敢之言”。
你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名，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焚书》卷３）
你在《藏书》中把黄巢列入《盗贼传》，把张角、张鲁列入《妖贼传》。在《昆仑奴》文中说：“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评论戏曲《拜月亭》时说：“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始终不相背负，可谓贞之极矣。”（《焚书》卷４）
你的书在民间极其畅销，有学者说你的书“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若狂。”“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夹一册，以为奇货。”
你真是个狂人和奇士，由你提倡的人人皆圣人、追求自我，为你赢得了众多的粉丝。最后，皇帝亲自下令逮捕你。
后人称你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83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2005年12月17日，你的雕像落户在泉州西湖公园。雕像由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卢思立设计，雕像约5米多高，正面朝东，下方写有“李卓吾先生像”，雕像前方两侧分别立有李贽生平简介与李贽著述书目两块石碑。
你好像是为思想而生的。如果从头来过，你还会选择同样的生活的方式吗？你能否自我总结一下？随便说，想到哪是哪儿。
李贽：人生不能重新来过，所以这种假设是没有意义的。
我经历过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期。嘉靖、万历各有想法，他们都选择过不上朝，几十年不见朝臣，大臣们也趁机捞钱，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而官僚宗室的禄米却比明初开国时增加到几十倍。
你知道，在万历年间，社会上流行一个词：“真心”。这是明末思想界的非常流行的用语。来源于佛家，本来是佛家的术语，佛家说，妙明真心、定住真心。程明道（1032—1085）说过，“人须是识其真心”这句话。在我看来，“夫童心者，真心也。”就是最初一念的本心。
我的脑子被他们迫害得有点糊涂了，也只能语无伦次地说了。你知道，晚明的学术界，少有人去独立地思考，大家忙着赚钱，忙着享乐。而主流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宋儒朱熹《四书集注》、作八股文，这可以理解，因为只有掌握好这些，才能考试出好成绩，才能做官，这种科考指挥棒的影响导致很多读书人只会抄录、模仿，没有创新，天天吃圣人嚼过的剩饭，谁能不腻？
晚明社会充斥着一大帮满口之乎者也的道学家，见面就“打恭作揖”，背后却干着互相踩的勾当。一些有点学问的知识分子则选择了修禅、打坐的生活，像个活死人一般，当时叫“同于泥塑”——这是朱子教人习静坐和闭目反思的训练，举国上下，毫无生气可言，遇到外敌来犯，这些道学家只会面面相觑，以至“临时无人可用”。
知识分子见面，说的基本都是套话，人与人之间充满着虚伪、欺诈、媚俗、苟安、说假话的污浊风气。我就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国于民，都不能再这样虚伪下去了，需要大的变革，从思想界开始。
我对当时官场的态度是轻蔑的，我性格中有傲慢的一面，我很少与同僚之间喝酒、打牌，主要是没时间，我喜欢忙完公务就闭门钻研学问，这种性格与官场是不和谐的，而且对上级领导的瞎指挥，我干脆顶撞。
官场让我很矛盾，一方面我需要薪水养家，另一方面，我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所以我被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颠沛流离，生活总不能安定下来，我的家人生活水平别说小康，连温饱都成问题。这是我做学问付出的代价。
1564年，我当时在河南做个小官，祖父病故，我收了笔“赙仪”钱——知道赙仪是什么钱吗？是家中老人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这是明代官场惯例，三年后，从老家回来，三个女儿饿死俩……我这官当得还有什么意思呢，你说？
51岁时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云南姚安知府的位置，据说是正四品。我终于还是逃出了官场。先住维摩庵，过着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后又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西门杏庵：耿家对你应该算是有恩的，毕竟你曾经住在他们家。可是你在一封给耿定向的信中，破口大骂：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利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之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焚书》卷１《答耿司寇》）
你骂他不是人之类的话，这让谁听了都无法平静的吧？
李贽：所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我当时已经76岁。
那一年，我再次回到了龙湖，本想在此隐居，终老。耿定向听说后，开始了报复性行动，要抓我，给我定的罪名是：僧尼宣淫。
万历二十八年，我被驱逐，我居住的芝佛院和预备身后埋骨之塔被人放火烧毁，追随我的一批出家人能抓到的都被判刑了。这事居然是著名知识分子冯应京干的！他的学问做得很好，学识很渊博，也有很多新思想，被东林党人引为同道，这样的人居然对我下手。我没想到。
万历三十年，我终于没有能逃脱人生这一劫。……
关键句：在万历年间，社会上流行一个词：“真心”。这是明末思想界的非常流行的用语。来源于佛家，本来是佛家的术语，佛家说，妙明真心、定住真心。程明道（1032—1085）说过，“人须是识其真心”这句话。在我看来，“夫童心者，真心也。”就是最初一念的本心。
西门杏庵：和徐渭不同，你不是死后才成名的。你在世时就非常有名了。你的“奇谈怪论”成就了你的大名，像今天的学术明星一样。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非常推崇你，历史学家焦竑为你的新书组织研讨会。你开坛讲学，很多人去听。不是因为你学问大，而是因为你敢说话。“开古今未开之眼，言古今不敢之言”。
你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名，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焚书》卷３）
你在《藏书》中把黄巢列入《盗贼传》，把张角、张鲁列入《妖贼传》。在《昆仑奴》文中说：“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评论戏曲《拜月亭》时说：“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始终不相背负，可谓贞之极矣。”（《焚书》卷４）
你的书在民间极其畅销，有学者说你的书“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若狂。”“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夹一册，以为奇货。”
你真是个狂人和奇士，由你提倡的人人皆圣人、追求自我，为你赢得了众多的粉丝。最后，皇帝亲自下令逮捕你。
后人称你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83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2005年12月17日，你的雕像落户在泉州西湖公园。雕像由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卢思立设计，雕像约5米多高，正面朝东，下方写有“李卓吾先生像”，雕像前方两侧分别立有李贽生平简介与李贽著述书目两块石碑。
你好像是为思想而生的。如果从头来过，你还会选择同样的生活的方式吗？你能否自我总结一下？随便说，想到哪是哪儿。
李贽：人生不能重新来过，所以这种假设是没有意义的。
我经历过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期。嘉靖、万历各有想法，他们都选择过不上朝，几十年不见朝臣，大臣们也趁机捞钱，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而官僚宗室的禄米却比明初开国时增加到几十倍。
你知道，在万历年间，社会上流行一个词：“真心”。这是明末思想界的非常流行的用语。来源于佛家，本来是佛家的术语，佛家说，妙明真心、定住真心。程明道（1032—1085）说过，“人须是识其真心”这句话。在我看来，“夫童心者，真心也。”就是最初一念的本心。
我的脑子被他们迫害得有点糊涂了，也只能语无伦次地说了。你知道，晚明的学术界，少有人去独立地思考，大家忙着赚钱，忙着享乐。而主流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宋儒朱熹《四书集注》、作八股文，这可以理解，因为只有掌握好这些，才能考试出好成绩，才能做官，这种科考指挥棒的影响导致很多读书人只会抄录、模仿，没有创新，天天吃圣人嚼过的剩饭，谁能不腻？
晚明社会充斥着一大帮满口之乎者也的道学家，见面就“打恭作揖”，背后却干着互相踩的勾当。一些有点学问的知识分子则选择了修禅、打坐的生活，像个活死人一般，当时叫“同于泥塑”——这是朱子教人习静坐和闭目反思的训练，举国上下，毫无生气可言，遇到外敌来犯，这些道学家只会面面相觑，以至“临时无人可用”。
知识分子见面，说的基本都是套话，人与人之间充满着虚伪、欺诈、媚俗、苟安、说假话的污浊风气。我就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国于民，都不能再这样虚伪下去了，需要大的变革，从思想界开始。
我对当时官场的态度是轻蔑的，我性格中有傲慢的一面，我很少与同僚之间喝酒、打牌，主要是没时间，我喜欢忙完公务就闭门钻研学问，这种性格与官场是不和谐的，而且对上级领导的瞎指挥，我干脆顶撞。
官场让我很矛盾，一方面我需要薪水养家，另一方面，我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所以我被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颠沛流离，生活总不能安定下来，我的家人生活水平别说小康，连温饱都成问题。这是我做学问付出的代价。
1564年，我当时在河南做个小官，祖父病故，我收了笔“赙仪”钱——知道赙仪是什么钱吗？是家中老人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这是明代官场惯例，三年后，从老家回来，三个女儿饿死俩……我这官当得还有什么意思呢，你说？
51岁时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云南姚安知府的位置，据说是正四品。我终于还是逃出了官场。先住维摩庵，过着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后又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西门杏庵：耿家对你应该算是有恩的，毕竟你曾经住在他们家。可是你在一封给耿定向的信中，破口大骂：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利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之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焚书》卷１《答耿司寇》）
你骂他不是人之类的话，这让谁听了都无法平静的吧？
李贽：所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我当时已经76岁。
那一年，我再次回到了龙湖，本想在此隐居，终老。耿定向听说后，开始了报复性行动，要抓我，给我定的罪名是：僧尼宣淫。
万历二十八年，我被驱逐，我居住的芝佛院和预备身后埋骨之塔被人放火烧毁，追随我的一批出家人能抓到的都被判刑了。这事居然是著名知识分子冯应京干的！他的学问做得很好，学识很渊博，也有很多新思想，被东林党人引为同道，这样的人居然对我下手。我没想到。
万历三十年，我终于没有能逃脱人生这一劫。……
九、 “七十老翁何所求！”
关键句：李贽以为，死于女人床上也比死在假道学先生之手要好，另外，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死于诏狱不后悔，“死诏狱”是“荣”，还是皇帝亲自下令抓的，想不名垂青史都难了。
西门杏庵：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说：“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反对的事物，但很难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也许你的价值在于“说不”，在那个皇恩浩荡的时代，一个人在各种场合总是“说不”，还教导别人一起“说不”，教导他人别总是说“奴才该死”，今天我们更多地佩服的是你的勇气。
恕我直言，你的性格不适合呆在官场。孟子说，“为官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各级官府都深通此道，你却不理会，不仅仅“罪于巨室”，还得罪上级领导。“逢人便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才能做的稳，你呢？你站出来为海瑞鸣不平，说他得民心而不得官心，是清廉的好官，这表现了你在政治上的“幼稚”。
另外，你还公然对抗“千古有君臣、无朋友”、“天下尽市道之交”的社会，一生“以友朋为性命”，痛斥“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
道学家视女人为祸水，以禁欲为高尚，暗地里却妻妾成群，过着“眼中有妓、心中无妓”、“笑拥如花歌落梅”的生活，这些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说穿，你呢？你公然痛斥说这是无耻！
你还声称“大道不分男女”， 你这样“胡说八道”怎么能融于世呢？谢在杭《五杂俎》说你李贽“亦近于人妖者也”。
连明末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都大骂你，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参禅，对你应该是好事。至少不让你那么极端吧。
既然你都参禅去了，应该不会再“危害”社会了，怎么还被皇帝下令逮捕呢？你犯的是什么罪？
李贽：愈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正要置我于死地的恰恰是我的同类——知识分子同类。
号称“早期市民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代言人”的东林党人坚决地要“排斥异己”，不容我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别以为观点不同，也可以并存。一旦就机会，谁能想除掉对方。“对事不对人”，说说可以，真正有这样胸怀的有几人？
在湖北要整我的有官员耿定向，也有那个学者冯应京。冯应京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的进士，他的老师是当年那位著名的愤青邹元标——因骂张居正“不孝”而被廷杖、打瘸了腿的著名的东林党人邹元标。他的学养肯定不在我之下，而且据说品行甚高。
史书上记载说，他父亲死得早，母亲为抚养他守寡30年，所以母亲死后三年内，他遵照《周礼》的规定，每天头枕土块睡在草苫上，三年不食肉，并且，三年不进妻妾的房门。
我对此表示怀疑，即使是真的，也不同样这样自虐来对母亲守孝。“三年不进妻妾的房门”，又是何必？非要这种为“死”人压制“活人”吗？
最后真正害死我的是东林党人张问达。
西门杏庵：史料记载：张问达不是个小人，而是东林党人中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根据《明史》卷二四一的记载，张问达，字德允，泾阳人，与东林领袖顾宪成是同乡。万历十一年中进士，历官知县、刑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礼科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吏部尚书等职。当万历皇帝派矿监税使对商民进行掠夺时，张问达上疏“陈矿税之害。”典试山东时，他见道中饥馑流离状，又上疏“请亟罢天下矿税”。万历三十年十月，他又乘天上出现星变之机，再次上疏请“尽罢矿税”。巡抚湖广时，正值万历皇帝大兴土木建宫殿，要湖广出420万两的皇木银两费，张问达又“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
这样一个人，没有理由故意害你呀？你和他有冤有仇吗？
李贽：我和张问达无冤无仇。是我触动了他们的终极信仰——对儒家的态度上。我是坚决反对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和道德伦理至上主义，提倡社会功利主义，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东林党人不这样看，他们要儒家的纲常名教，多年以来通过演讲、著书来批判我，但越来越多的人却是支持我的，他们东林党人实在不能够容忍我，也不能接受我这样的所谓“异端”来挑战他们的“权威”，于是就借助政治权力来压制思想异端，从而维护他们的话语霸权主义。就是这样。
万历三十年（1602年）闰二月乙卯这一天，东林党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专门弹劾我李贽的奏疏。这份奏疏显然是经过精心组织的，使用很多情绪的语言，甚至是猜测性的语言。
奏疏原文不是这样的：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归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
想整我，还得在作风问题上做文章，这是官场惯招了。“尤可恨者”的是什么呀？他张问达看到我大白天与妓女在一起洗澡了吗？我李贽都七十多岁了，已是风烛残年，还有心勾引士人妻女吗？至于说在我的煽动下发生了拦路抢劫、强奸妇女的行为，则完全属于栽赃陷害了。给皇帝这么说我的坏话，哪个皇帝还能够容忍我的存在？
万历帝以“敢倡乱道”的罪名将我逮捕治罪，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西门杏庵：据说，你当时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本来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你对来抓你的厂卫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
你在皇家法庭堂前的申辩词是这样的：“罪人著书多有，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奉旨审问你的大金吾，说你太倔强，建议皇帝判将你递解回原籍软禁。
万历皇帝不表态也不上朝，就这么拖着，不闻不问。万历皇帝 “一切向钱看”，他要积攒自己的小金库，便派太监到各地去充当税使。派到湖广的太监陈奉“播恶楚中”，民怨沸腾，屡次发生武昌和汉阳的市民围攻陈奉税署的事件。万历皇帝只对赚钱感兴趣，别的事情他基本能不问，能拖就拖，而且在他看来，告李贽的张问达也不是什么好臣子。只要你不自杀，万历皇帝本没有要杀你的意思。
你自己却特别想选择“荣死诏狱”这个死法，对吗？ “七十老翁何所求！”你的潜台词就是求“荣死诏狱”，是吧。
你真的不怕死吗？被逮捕后你害怕了吗？
李贽：说不怕死那是假话，当然怕。但既然面对了，我也就不屈服了，不用你下手，我自己了断。
我以为，死于女人床上也比死在假道学先生之手要好，另外，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死于诏狱不后悔，我就是认为“死诏狱”“荣”，还是皇帝亲自下令抓的，想不名垂青史都难了。
毕竟，我捍卫了自已思想，值。
所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那一天，我骗侍者说，我要剃头，然后取刀自割咽喉。当时，鲜血流了一地，我有洁癖，一下子看到浑身是血，突然觉得活着真好，可是晚了……血越流越多，头脑却依然清醒。
侍者害怕了，要去叫人，我制止了。侍者问我，“痛否？”我已经不能说话了，只好以指蘸血写道：“不痛。”侍者又问：“你为什么要自杀呢？”
我最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正像一个战士死在沙场一样，我死在监狱里……
我用这种方式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晚节。
关键句：李贽以为，死于女人床上也比死在假道学先生之手要好，另外，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死于诏狱不后悔，“死诏狱”是“荣”，还是皇帝亲自下令抓的，想不名垂青史都难了。
西门杏庵：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说：“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反对的事物，但很难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也许你的价值在于“说不”，在那个皇恩浩荡的时代，一个人在各种场合总是“说不”，还教导别人一起“说不”，教导他人别总是说“奴才该死”，今天我们更多地佩服的是你的勇气。
恕我直言，你的性格不适合呆在官场。孟子说，“为官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各级官府都深通此道，你却不理会，不仅仅“罪于巨室”，还得罪上级领导。“逢人便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才能做的稳，你呢？你站出来为海瑞鸣不平，说他得民心而不得官心，是清廉的好官，这表现了你在政治上的“幼稚”。
另外，你还公然对抗“千古有君臣、无朋友”、“天下尽市道之交”的社会，一生“以友朋为性命”，痛斥“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
道学家视女人为祸水，以禁欲为高尚，暗地里却妻妾成群，过着“眼中有妓、心中无妓”、“笑拥如花歌落梅”的生活，这些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说穿，你呢？你公然痛斥说这是无耻！
你还声称“大道不分男女”， 你这样“胡说八道”怎么能融于世呢？谢在杭《五杂俎》说你李贽“亦近于人妖者也”。
连明末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都大骂你，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参禅，对你应该是好事。至少不让你那么极端吧。
既然你都参禅去了，应该不会再“危害”社会了，怎么还被皇帝下令逮捕呢？你犯的是什么罪？
李贽：愈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正要置我于死地的恰恰是我的同类——知识分子同类。
号称“早期市民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代言人”的东林党人坚决地要“排斥异己”，不容我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别以为观点不同，也可以并存。一旦就机会，谁能想除掉对方。“对事不对人”，说说可以，真正有这样胸怀的有几人？
在湖北要整我的有官员耿定向，也有那个学者冯应京。冯应京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的进士，他的老师是当年那位著名的愤青邹元标——因骂张居正“不孝”而被廷杖、打瘸了腿的著名的东林党人邹元标。他的学养肯定不在我之下，而且据说品行甚高。
史书上记载说，他父亲死得早，母亲为抚养他守寡30年，所以母亲死后三年内，他遵照《周礼》的规定，每天头枕土块睡在草苫上，三年不食肉，并且，三年不进妻妾的房门。
我对此表示怀疑，即使是真的，也不同样这样自虐来对母亲守孝。“三年不进妻妾的房门”，又是何必？非要这种为“死”人压制“活人”吗？
最后真正害死我的是东林党人张问达。
西门杏庵：史料记载：张问达不是个小人，而是东林党人中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根据《明史》卷二四一的记载，张问达，字德允，泾阳人，与东林领袖顾宪成是同乡。万历十一年中进士，历官知县、刑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礼科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吏部尚书等职。当万历皇帝派矿监税使对商民进行掠夺时，张问达上疏“陈矿税之害。”典试山东时，他见道中饥馑流离状，又上疏“请亟罢天下矿税”。万历三十年十月，他又乘天上出现星变之机，再次上疏请“尽罢矿税”。巡抚湖广时，正值万历皇帝大兴土木建宫殿，要湖广出420万两的皇木银两费，张问达又“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
这样一个人，没有理由故意害你呀？你和他有冤有仇吗？
李贽：我和张问达无冤无仇。是我触动了他们的终极信仰——对儒家的态度上。我是坚决反对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和道德伦理至上主义，提倡社会功利主义，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东林党人不这样看，他们要儒家的纲常名教，多年以来通过演讲、著书来批判我，但越来越多的人却是支持我的，他们东林党人实在不能够容忍我，也不能接受我这样的所谓“异端”来挑战他们的“权威”，于是就借助政治权力来压制思想异端，从而维护他们的话语霸权主义。就是这样。
万历三十年（1602年）闰二月乙卯这一天，东林党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专门弹劾我李贽的奏疏。这份奏疏显然是经过精心组织的，使用很多情绪的语言，甚至是猜测性的语言。
奏疏原文不是这样的：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归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
想整我，还得在作风问题上做文章，这是官场惯招了。“尤可恨者”的是什么呀？他张问达看到我大白天与妓女在一起洗澡了吗？我李贽都七十多岁了，已是风烛残年，还有心勾引士人妻女吗？至于说在我的煽动下发生了拦路抢劫、强奸妇女的行为，则完全属于栽赃陷害了。给皇帝这么说我的坏话，哪个皇帝还能够容忍我的存在？
万历帝以“敢倡乱道”的罪名将我逮捕治罪，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西门杏庵：据说，你当时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本来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你对来抓你的厂卫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
你在皇家法庭堂前的申辩词是这样的：“罪人著书多有，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奉旨审问你的大金吾，说你太倔强，建议皇帝判将你递解回原籍软禁。
万历皇帝不表态也不上朝，就这么拖着，不闻不问。万历皇帝 “一切向钱看”，他要积攒自己的小金库，便派太监到各地去充当税使。派到湖广的太监陈奉“播恶楚中”，民怨沸腾，屡次发生武昌和汉阳的市民围攻陈奉税署的事件。万历皇帝只对赚钱感兴趣，别的事情他基本能不问，能拖就拖，而且在他看来，告李贽的张问达也不是什么好臣子。只要你不自杀，万历皇帝本没有要杀你的意思。
你自己却特别想选择“荣死诏狱”这个死法，对吗？ “七十老翁何所求！”你的潜台词就是求“荣死诏狱”，是吧。
你真的不怕死吗？被逮捕后你害怕了吗？
李贽：说不怕死那是假话，当然怕。但既然面对了，我也就不屈服了，不用你下手，我自己了断。
我以为，死于女人床上也比死在假道学先生之手要好，另外，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死于诏狱不后悔，我就是认为“死诏狱”“荣”，还是皇帝亲自下令抓的，想不名垂青史都难了。
毕竟，我捍卫了自已思想，值。
所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那一天，我骗侍者说，我要剃头，然后取刀自割咽喉。当时，鲜血流了一地，我有洁癖，一下子看到浑身是血，突然觉得活着真好，可是晚了……血越流越多，头脑却依然清醒。
侍者害怕了，要去叫人，我制止了。侍者问我，“痛否？”我已经不能说话了，只好以指蘸血写道：“不痛。”侍者又问：“你为什么要自杀呢？”
我最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正像一个战士死在沙场一样，我死在监狱里……
我用这种方式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