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５～１９８８，胡书记在贵州

发布: 2008-3-03 02:43    作者: ymxuhua   
“见面会”亮相，提出“兴黔富民”口号
　　
　　1985年7月22日早晨，幽静的广顺路17号省委常委小楼会议室，冠盖云集，贵州几大班子的要员们整整齐齐坐满一屋子，等待着与新来的省委书记见面。 不一会，门口步入三个人，一个是已决定调京的省委书记朱厚泽，一个是苗族省长王朝文，并肩进来的另一个是新面孔:高高个子，容光焕发，气宇不凡。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中央刚派来的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胡锦涛。那年他才四十岁出头。不过，他并非贵州历届省委最年轻的书记。首届书记苏振华1949年出任时，年方36。 盛夏的清晨，朝阳明丽，窗外绿荫郁郁。胡锦涛上身穿一件洁白短袖衬衫，面带笑容，一如现今我们常在电视屏幕上习见的那样，风姿英挺，步履稳健。进来后没有就坐，即在王朝文陪同下，沿着一排排会议桌，依次向到会同志一一握手，陪同者给他介绍每个同志的姓名、身份。有时，他还边握手边说一两句话。特别是当他走到老资格的苏钢、苗春亭、张玉环、申云浦等同志面前时，都多停留片刻，频频有所交谈。我坐在临窗一排，听不清说些什么。大约是对老同志尊敬有加之词吧。轮到和我握手时，听说我是贵州日报总编辑，他说了一声:“哦，咱们报社总编，好！”一句简单的话，拉近了感情，第一面就令人产生好感。 这个程序，进行得从容不迫，花了约莫一二十分钟。然后，新老书记在预留的空位子上坐定。朱厚泽先简短致词，随即请胡锦涛讲话。胡锦涛徐徐站了起来，直立座前，发表了热情、得体、坦诚的讲话。没有拿稿子，声音平缓、宏亮、清晰，富有韵味，不作高昂激越之调。他说:贵州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尽管现在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但发展前景很好，大有希望。他满怀深情地说:党中央调我到贵州工作，从到贵州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自己和贵州17.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发展振兴，和贵州2900万各族人民的富裕幸福连在一起了。讲到这里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他扼要讲了今后工作中要做到的几点，同时表示决心扎根贵州，长期奋斗，和全省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各族人民群众一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和衷共济，团结奋斗，兴黔富民。依我记忆，“兴黔富民”的口号，就是胡锦涛在见面会上响亮提出来的。后来，那个臭名昭著的大贪官、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把两个词组颠倒过来，“富民”置于“兴黔”之前，自吹这是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富民才能兴黔，云云。贵州人讽刺他是做文字游戏。 胡锦涛讲完话，朱厚泽、王朝文、苏钢、申云浦、张玉环和民主党派人士徐采栋等同志，相继发了言。座谈会气氛热烈、融洽。这便揭开了胡锦涛主黔历史的第一页。 那天散会后，胡锦涛把我留下，嘱写一消息。我当即在17号办公室写好，让秘书转交给胡锦涛同志。等了好一会，秘书出来叫我进去，胡锦涛同志即把新闻稿递给我，特别解释了一句:这个消息，人家会注意看的，所以我多斟酌修改了一下。我翻开原稿纸，瞟了一眼，发现修改处不少，字迹端正、清秀，那是他的亲笔。第一次接触，我感到，面前这个书记是一位严谨过人、一丝不苟的领导。
　　
　　上任第三天便下乡去，历时半个月，走了十二个县，行程两千余里
　　
　　胡锦涛抵黔的第三天，便和朱厚泽一道下乡去了。那是7月24日，朱厚泽说:“锦涛同志来了，我也不办什么移交了，咱们一道下去看看，比坐在上头办公室里介绍情况强。”胡锦涛的工作方法确实与他人不同，下车伊始，席不暇暖，一不听省级综合部门汇报，二不关起门来开常委会，却一头直插农村，主要是高寒贫困山区农村。同行的还有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树魁，他没有走完，中途回城晋京开会去。随行工作人员有省委办公厅负责文字工作的伍席源、负责行政工作的王俊(两人后均提为副秘书长)。我是朱厚泽通知去的，他说:“新书记来了，你跟着下乡，好了解意图，日后方便工作。”朱厚泽同志是很关照我们报社的。 此行，统一乘一辆面包车。人不多，一路谈笑风生，轻松愉快，胡锦涛同志在车上不时与人交谈。我们也无拘束，偶尔说些闲话笑话之类。胡锦涛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来过贵州。可能跑的地方不多，他兴致很高，朝车窗外眺望，有时还叫停车，下来走走看看，与路边老乡聊聊。记得到了赫章恒底区，那是全省有名的高寒贫困山区，从县城行车到恒底，一路跋山涉水，换乘越野吉普车，车轮几度陷入泥沙冲积的浅水滩。胡锦涛、朱厚泽和我们一道下车，脚踩泥水，在车屁股用力推。我想，这位来自京华大都市的年轻书记，也许少见这么落后贫困的山区吧。
　　胡锦涛之所以要到恒底区，我猜想还有个原因:当年6月2日，新华社总社《国内动态清样》登载 : 《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来电告急/赫章县有1.2万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此《清样》上写了一段批语:“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清样》中讲到，恒底区四方乡苗、彝族杂居的海雀村断粮的户数，有一家“4个人只有3个碗”，等等。收到中央批示后，王朝文省长立即去恒底区调查和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这次，胡锦涛来贵州第一次下乡，便专门到恒底区，深入两个村寨，走访了十多家农户，在恒底贫困山村，停留了一天。他和朱厚泽在访贫问苦中，脸色都很凝重，看那里百姓生活状况，大家心中都不好受。在花场乡河坎村民组的寨子里，看到那儿16户人，基本是彝族，听说有“烤火粮”的只有3户，有耕牛的只有4户。今年，12户人家开始种烤烟，合修一烤房，只见那屋顶还没有盖起。16户人家只有一户孩子能入学读书。那种情景，令人心揪。胡锦涛、朱厚泽在一家低矮的茅草房前，与一妇女交谈。那妇女瘦矮得有如未成年人，背上背着娃儿，手里还抱着一个嫩娃儿，瘦小得惊人，绕膝还有两个稍大的男孩和女孩。这么穷，却生得这么多。胡锦涛临走时，环顾四周大片青山，草丰叶茂，郁郁葱葱，颇有感慨地说:这一大片山，只养活十几户人家，还这么穷。只要门路打开，不会富不起来！ 这次下乡，没有报道任务。沿途县区干部请省委领导同志作指示，从7月24日到8月8日，历时半个多月，走了12个县，行程2000余里。我记录了两个本子，最近一查，第二个本子找不到了。上述恒底农村的简况，均见第一个采访本。所以，时隔20年，还可依稀忆起当时的情景。回贵阳后，我写了几篇纪行性的通讯，未点书记的名。只说这是记者随同省委领导同志从黔西北经六盘水到黔西南进行农村调查的见闻。当年不像日后的岁月，不论是哪一级领导人，一动步，便是考察、视察；一张口，便是指示、重要讲话。报纸变成要员的“起居注”。据我了解，胡锦涛在贵州期间，是一直反对这样做的。他总是多做少说，保持一种务实、低调姿态。
　　
　　关键时刻总得到他的支持
　　
　　胡锦涛从1985年7月来黔，到1988年12月调任中共西藏自治区书记，在贵州工作历时三年零五个月。他在贵州的事迹、建树、政声，自有公论，“付国史馆立传”可也，勿容笔者置喙。但是，从极有限的办报角度与他接触中，我确实感到胡锦涛是一位有很强原则性又可亲可信的好领导。胡锦涛显得亲和，柔中有刚，在原则问题上决不放松，而又循循善诱。在我担任省报总编期间，有事请示他，十分方便，没有那么多程序套数，因此效率高，心情舒畅。一个电话拨去，只要他有空，就允许我直接去17号三楼他那宽敞的办公室见面，不需要通过秘书。作为下级，我时常感到，他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而又总是提出更高的希望与要求。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一种人格魅力。因此，与他谈话后，总发现自己工作的不足，总想把省委意图和新鲜事物更充分更深刻地体现在版面上。工作干起来很有劲，又无后顾之忧，能够放心大胆去干。工作中遇到困难，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总可以得到他的及时、适当的支持。比如，1987年1月，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胡耀邦同志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一时，对报刊舆论宣传思想有点影响，省内也有一些人对报纸舆论导向有所指责。正当我们总结经验，进一步明确宣传方向的时候，1987年4月22日下午，胡锦涛在他办公室约见了我，就当前报纸宣传报道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我刚从黔南回来，想了一些有关宣传报道的意见，和你们交换一下。报社这两年总的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错误。当然，具体到某一篇稿子，或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上，有没有可吸取经验教训的地方呢，当然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但都属于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的问题。这一点，省委在前段研究工作中一直是这样看的。”他这一段话，很具原则性，也有分寸，既充分肯定，又指出改进方向。最后一句，说“省委一直是这样看”，表明不是他个人的一时看法，而是省委的基本看法。这当然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与支持。 这里，还要讲讲胡锦涛对我们大胆起用年轻同志的肯定与撑腰。那是1988年1月，贵州日报编委会在《1988年工作意见》中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干部在全面坚持四化原则下的年轻化。要在发扬老骨干作用的同时，加快干部年轻化的步伐，克服论资排辈等观念，大胆起用人才。老骨干要从领导岗位逐步转向培养支持指导年轻同志去干。要让人才特别是年轻人在竞争环境中有所作为。”根据这个意见，编委会采取不带框框，充分酝酿，结合民主评议及考察干部的办法，对中层干部及年轻采编人员，逐个进行分析，反复比较，集体研究，慎重考虑，进行了一次中层干部大调整。编委各成员事先不商定名单，不先入为主，编委会经过五次研究才定下各部主任人选。对副主任人选，编委会事先不作研究，由各部主任自己提名搭档人，报编委会讨论。编委会充分尊重部主任意见，基本上按他们的推荐人选任命副手。这样，正副职容易合作共事。我们把这次的干部全面调整称为“组阁”，带有竞争上岗的性质。“组阁”后报社中层干部，年轻人大批上来了。在新提拔的正职10人中，年轻同志占9人，在全社编辑部中层干部中，50岁以上的占17人，50岁以下的占22人。其中有25岁当上了正处级部主任的。此举在贵州新闻界颇有影响与好评。不少50多岁的老主任高姿态让出了位子给年轻人，不担任行政实职，专任主任记者，待遇不变。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步子有点猛，工作也有不细之处，也引起一些不同意见。一位已调离本报的原编委委员给胡锦涛写信，反映了对报社“组阁”的不同意见。胡锦涛亲自给那位同志回了一信，说明报社这次调整干部，虽然事先未曾请示省委，是报社职权范围内自己做的，但省委认为起用年轻人，方向是正确的，希望老同志支持。原信我当然没有见到。事后在锦涛同志办公室谈工作时，顺便告诉我，他回信中明确指出，那位编委的批评意见“有偏颇”。回顾17年前那次“组阁”，在省委支持下，坚持了下来，当年起用的大多数年轻同志，日后都成为报社及报界一些单位的主要骨干，许多人独当一面，干得很好。 顺便还值得一提的是:“组阁”结束之后，那年3月下旬，我去广州参加中国新闻学会年会，回来后有事去胡锦涛办公室。他知道我刚从广州回来，问我新闻界对我们这次“组阁”有什么反映。我不假思索，如实地答道:“他们说你们的经验我们学不起。”胡一听有点诧异，问为什么。我说他们人事权没有我们大。胡锦涛没表示什么，接着又谈别的事了。其实，那次提拔年轻干部，我曾向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龙志毅口头汇报过，他说“思路可以”，未具体指示什么，我们也就大胆干了。回想当年，报社工作环境真的很宽松。发布: 2008-3-03 02:43    作者: ymxuhua   
“见面会”亮相，提出“兴黔富民”口号
　　
　　1985年7月22日早晨，幽静的广顺路17号省委常委小楼会议室，冠盖云集，贵州几大班子的要员们整整齐齐坐满一屋子，等待着与新来的省委书记见面。 不一会，门口步入三个人，一个是已决定调京的省委书记朱厚泽，一个是苗族省长王朝文，并肩进来的另一个是新面孔:高高个子，容光焕发，气宇不凡。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中央刚派来的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胡锦涛。那年他才四十岁出头。不过，他并非贵州历届省委最年轻的书记。首届书记苏振华1949年出任时，年方36。 盛夏的清晨，朝阳明丽，窗外绿荫郁郁。胡锦涛上身穿一件洁白短袖衬衫，面带笑容，一如现今我们常在电视屏幕上习见的那样，风姿英挺，步履稳健。进来后没有就坐，即在王朝文陪同下，沿着一排排会议桌，依次向到会同志一一握手，陪同者给他介绍每个同志的姓名、身份。有时，他还边握手边说一两句话。特别是当他走到老资格的苏钢、苗春亭、张玉环、申云浦等同志面前时，都多停留片刻，频频有所交谈。我坐在临窗一排，听不清说些什么。大约是对老同志尊敬有加之词吧。轮到和我握手时，听说我是贵州日报总编辑，他说了一声:“哦，咱们报社总编，好！”一句简单的话，拉近了感情，第一面就令人产生好感。 这个程序，进行得从容不迫，花了约莫一二十分钟。然后，新老书记在预留的空位子上坐定。朱厚泽先简短致词，随即请胡锦涛讲话。胡锦涛徐徐站了起来，直立座前，发表了热情、得体、坦诚的讲话。没有拿稿子，声音平缓、宏亮、清晰，富有韵味，不作高昂激越之调。他说:贵州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尽管现在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但发展前景很好，大有希望。他满怀深情地说:党中央调我到贵州工作，从到贵州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自己和贵州17.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发展振兴，和贵州2900万各族人民的富裕幸福连在一起了。讲到这里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他扼要讲了今后工作中要做到的几点，同时表示决心扎根贵州，长期奋斗，和全省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各族人民群众一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和衷共济，团结奋斗，兴黔富民。依我记忆，“兴黔富民”的口号，就是胡锦涛在见面会上响亮提出来的。后来，那个臭名昭著的大贪官、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把两个词组颠倒过来，“富民”置于“兴黔”之前，自吹这是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富民才能兴黔，云云。贵州人讽刺他是做文字游戏。 胡锦涛讲完话，朱厚泽、王朝文、苏钢、申云浦、张玉环和民主党派人士徐采栋等同志，相继发了言。座谈会气氛热烈、融洽。这便揭开了胡锦涛主黔历史的第一页。 那天散会后，胡锦涛把我留下，嘱写一消息。我当即在17号办公室写好，让秘书转交给胡锦涛同志。等了好一会，秘书出来叫我进去，胡锦涛同志即把新闻稿递给我，特别解释了一句:这个消息，人家会注意看的，所以我多斟酌修改了一下。我翻开原稿纸，瞟了一眼，发现修改处不少，字迹端正、清秀，那是他的亲笔。第一次接触，我感到，面前这个书记是一位严谨过人、一丝不苟的领导。
　　
　　上任第三天便下乡去，历时半个月，走了十二个县，行程两千余里
　　
　　胡锦涛抵黔的第三天，便和朱厚泽一道下乡去了。那是7月24日，朱厚泽说:“锦涛同志来了，我也不办什么移交了，咱们一道下去看看，比坐在上头办公室里介绍情况强。”胡锦涛的工作方法确实与他人不同，下车伊始，席不暇暖，一不听省级综合部门汇报，二不关起门来开常委会，却一头直插农村，主要是高寒贫困山区农村。同行的还有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树魁，他没有走完，中途回城晋京开会去。随行工作人员有省委办公厅负责文字工作的伍席源、负责行政工作的王俊(两人后均提为副秘书长)。我是朱厚泽通知去的，他说:“新书记来了，你跟着下乡，好了解意图，日后方便工作。”朱厚泽同志是很关照我们报社的。 此行，统一乘一辆面包车。人不多，一路谈笑风生，轻松愉快，胡锦涛同志在车上不时与人交谈。我们也无拘束，偶尔说些闲话笑话之类。胡锦涛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来过贵州。可能跑的地方不多，他兴致很高，朝车窗外眺望，有时还叫停车，下来走走看看，与路边老乡聊聊。记得到了赫章恒底区，那是全省有名的高寒贫困山区，从县城行车到恒底，一路跋山涉水，换乘越野吉普车，车轮几度陷入泥沙冲积的浅水滩。胡锦涛、朱厚泽和我们一道下车，脚踩泥水，在车屁股用力推。我想，这位来自京华大都市的年轻书记，也许少见这么落后贫困的山区吧。
　　胡锦涛之所以要到恒底区，我猜想还有个原因:当年6月2日，新华社总社《国内动态清样》登载 : 《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来电告急/赫章县有1.2万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此《清样》上写了一段批语:“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清样》中讲到，恒底区四方乡苗、彝族杂居的海雀村断粮的户数，有一家“4个人只有3个碗”，等等。收到中央批示后，王朝文省长立即去恒底区调查和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这次，胡锦涛来贵州第一次下乡，便专门到恒底区，深入两个村寨，走访了十多家农户，在恒底贫困山村，停留了一天。他和朱厚泽在访贫问苦中，脸色都很凝重，看那里百姓生活状况，大家心中都不好受。在花场乡河坎村民组的寨子里，看到那儿16户人，基本是彝族，听说有“烤火粮”的只有3户，有耕牛的只有4户。今年，12户人家开始种烤烟，合修一烤房，只见那屋顶还没有盖起。16户人家只有一户孩子能入学读书。那种情景，令人心揪。胡锦涛、朱厚泽在一家低矮的茅草房前，与一妇女交谈。那妇女瘦矮得有如未成年人，背上背着娃儿，手里还抱着一个嫩娃儿，瘦小得惊人，绕膝还有两个稍大的男孩和女孩。这么穷，却生得这么多。胡锦涛临走时，环顾四周大片青山，草丰叶茂，郁郁葱葱，颇有感慨地说:这一大片山，只养活十几户人家，还这么穷。只要门路打开，不会富不起来！ 这次下乡，没有报道任务。沿途县区干部请省委领导同志作指示，从7月24日到8月8日，历时半个多月，走了12个县，行程2000余里。我记录了两个本子，最近一查，第二个本子找不到了。上述恒底农村的简况，均见第一个采访本。所以，时隔20年，还可依稀忆起当时的情景。回贵阳后，我写了几篇纪行性的通讯，未点书记的名。只说这是记者随同省委领导同志从黔西北经六盘水到黔西南进行农村调查的见闻。当年不像日后的岁月，不论是哪一级领导人，一动步，便是考察、视察；一张口，便是指示、重要讲话。报纸变成要员的“起居注”。据我了解，胡锦涛在贵州期间，是一直反对这样做的。他总是多做少说，保持一种务实、低调姿态。
　　
　　关键时刻总得到他的支持
　　
　　胡锦涛从1985年7月来黔，到1988年12月调任中共西藏自治区书记，在贵州工作历时三年零五个月。他在贵州的事迹、建树、政声，自有公论，“付国史馆立传”可也，勿容笔者置喙。但是，从极有限的办报角度与他接触中，我确实感到胡锦涛是一位有很强原则性又可亲可信的好领导。胡锦涛显得亲和，柔中有刚，在原则问题上决不放松，而又循循善诱。在我担任省报总编期间，有事请示他，十分方便，没有那么多程序套数，因此效率高，心情舒畅。一个电话拨去，只要他有空，就允许我直接去17号三楼他那宽敞的办公室见面，不需要通过秘书。作为下级，我时常感到，他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而又总是提出更高的希望与要求。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一种人格魅力。因此，与他谈话后，总发现自己工作的不足，总想把省委意图和新鲜事物更充分更深刻地体现在版面上。工作干起来很有劲，又无后顾之忧，能够放心大胆去干。工作中遇到困难，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总可以得到他的及时、适当的支持。比如，1987年1月，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胡耀邦同志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一时，对报刊舆论宣传思想有点影响，省内也有一些人对报纸舆论导向有所指责。正当我们总结经验，进一步明确宣传方向的时候，1987年4月22日下午，胡锦涛在他办公室约见了我，就当前报纸宣传报道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我刚从黔南回来，想了一些有关宣传报道的意见，和你们交换一下。报社这两年总的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错误。当然，具体到某一篇稿子，或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上，有没有可吸取经验教训的地方呢，当然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但都属于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的问题。这一点，省委在前段研究工作中一直是这样看的。”他这一段话，很具原则性，也有分寸，既充分肯定，又指出改进方向。最后一句，说“省委一直是这样看”，表明不是他个人的一时看法，而是省委的基本看法。这当然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与支持。 这里，还要讲讲胡锦涛对我们大胆起用年轻同志的肯定与撑腰。那是1988年1月，贵州日报编委会在《1988年工作意见》中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干部在全面坚持四化原则下的年轻化。要在发扬老骨干作用的同时，加快干部年轻化的步伐，克服论资排辈等观念，大胆起用人才。老骨干要从领导岗位逐步转向培养支持指导年轻同志去干。要让人才特别是年轻人在竞争环境中有所作为。”根据这个意见，编委会采取不带框框，充分酝酿，结合民主评议及考察干部的办法，对中层干部及年轻采编人员，逐个进行分析，反复比较，集体研究，慎重考虑，进行了一次中层干部大调整。编委各成员事先不商定名单，不先入为主，编委会经过五次研究才定下各部主任人选。对副主任人选，编委会事先不作研究，由各部主任自己提名搭档人，报编委会讨论。编委会充分尊重部主任意见，基本上按他们的推荐人选任命副手。这样，正副职容易合作共事。我们把这次的干部全面调整称为“组阁”，带有竞争上岗的性质。“组阁”后报社中层干部，年轻人大批上来了。在新提拔的正职10人中，年轻同志占9人，在全社编辑部中层干部中，50岁以上的占17人，50岁以下的占22人。其中有25岁当上了正处级部主任的。此举在贵州新闻界颇有影响与好评。不少50多岁的老主任高姿态让出了位子给年轻人，不担任行政实职，专任主任记者，待遇不变。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步子有点猛，工作也有不细之处，也引起一些不同意见。一位已调离本报的原编委委员给胡锦涛写信，反映了对报社“组阁”的不同意见。胡锦涛亲自给那位同志回了一信，说明报社这次调整干部，虽然事先未曾请示省委，是报社职权范围内自己做的，但省委认为起用年轻人，方向是正确的，希望老同志支持。原信我当然没有见到。事后在锦涛同志办公室谈工作时，顺便告诉我，他回信中明确指出，那位编委的批评意见“有偏颇”。回顾17年前那次“组阁”，在省委支持下，坚持了下来，当年起用的大多数年轻同志，日后都成为报社及报界一些单位的主要骨干，许多人独当一面，干得很好。 顺便还值得一提的是:“组阁”结束之后，那年3月下旬，我去广州参加中国新闻学会年会，回来后有事去胡锦涛办公室。他知道我刚从广州回来，问我新闻界对我们这次“组阁”有什么反映。我不假思索，如实地答道:“他们说你们的经验我们学不起。”胡一听有点诧异，问为什么。我说他们人事权没有我们大。胡锦涛没表示什么，接着又谈别的事了。其实，那次提拔年轻干部，我曾向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龙志毅口头汇报过，他说“思路可以”，未具体指示什么，我们也就大胆干了。回想当年，报社工作环境真的很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