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美外交秘闻：为救战俘允许塔利班设海外办事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22:45:01
彭博社12月20日发表题为《为什么古巴会谈必须高度保密》的报道称，15年前，当记者们向时任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刺探有关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会谈细节时，奥尔布赖特回答说：“有时(秘密)会谈就像蘑菇，还是在阴暗的地方长得更好。”
这条朴素的格言17日再度证明了其正确性，当天公布的消息说，历经一年半的谈判，白宫已经与古巴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决定与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交换间谍，释放囚犯，并计划取消实施了50年的贸易壁垒。
曾经参与过去40年来最微妙的一些谈判的外交官说，即使在这种智能电话和推特盛行的时代，老对手之间的谈判要取得任何突破，也只有在谈判悄悄进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并最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的外交活动都是高度机密的，在戴维营举行的12天会谈也是如此，这次会谈最终使以色列和埃及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自此以后，中东和平谈判的几乎每一步实际进展(奥斯陆协议、怀河首脑会议)都是在第三国有中间方参加的秘密会谈后得以实现的，而且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知道谈判内容，他们都发誓保密。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取得的一些次要成就也是如此，比如允许塔利班在卡塔尔开设办事处、前者释放一名美国军人，以及与中国达成气候协议都举行了事前秘密会谈。
当然，单凭保密并不能保证就可以取得成功，双方还必须有共同利益。在维基解密、即时消息以及任何人在国外机场看到一个外交官都可以发推特的时代，要保密并不容易。
今年10月在驻外事务局工作33年后退休的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与老对手之间的会谈尤其要保密，“如果双方有段时间没有持续接触的话，要再次悄悄地开始直接外交接触，就得看一下是否有基础开启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这样做明显是有好处的。”
伯恩斯去年在安曼开启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秘密会谈，这为双方达成初步的核协议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朝着仍在试图达成的最终协议迈出的第一步。伯恩斯目前仍在与伊朗的会谈中担任高级顾问，他承认保守秘密“在当今时代变得更加困难，但以这种方式开启会谈进程仍然大有好处”。
当双方充满深深的不信任、分歧已持续多年，而且有过交战、暗杀企图或在对方内部掀起革命的“新仇旧恨”时，就像美国和古巴、伊朗和朝鲜，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那么对会谈内容保密就尤其重要了。
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中担任中东和谈代表、并担任奥巴马的首位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的丹尼斯·罗斯说：“如果说到真正的对手，国内选民通常会把向对方作出的任何妥协都视为背叛。而证明这些让步是有道理的唯一方式就是拿出切实东西证明作出妥协是值得的。但若过早曝光，在协议还没有达成前，国内的政治代价就会让达成协议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1993年，以色列已故总理伊扎克·拉宾悄悄向罗斯和时任美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作出秘密承诺：如果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以色列将从戈兰高地撤出，将这块土地还给叙利亚。
拉宾让这两位美国人明确告诉叙利亚时任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这一提议是高度机密。现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担任顾问的罗斯回忆说，拉宾警告他们：“如果传出来，我会否认，而且这个提议也将不复存在。”
对敏感会谈秘而不宣需要将这一消息尽可能控制在最小的圈子内，而且让所有各方明白，泄露出一点消息都将令整个努力功亏一篑。罗斯说，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所参与的秘密会谈。
据参与这一进程的匿名美国官员说，在古巴协议中，即使政府中的专家和一些将要执行这一政策的最高级官员也是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告之的。
据要求匿名谈论这次会谈的一位白宫官员说，如果白宫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办公室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要取得突破将是不可能的。
对会谈保密还不足以达成协议。上世纪90年代，虽然奥尔布赖特和罗斯极力保密，但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会谈最终还是失败了。在任何一场艰难的谈判中，双方都还必须要有互补的需求，有足够的动力和紧迫性去达成协议。
曾担任美国政府的中东和谈代表15年的阿伦·戴维·米勒说：“外交协议与完美的婚姻、商业提议或者友谊颇多相似之处，它们都要求利益的平衡。”米勒曾秘密前往以色列和瑞典会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
现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主席的米勒说：“每一方都需要有东西能够说服各自公众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秘密外交的策略才有意义。否则，即使谈判多年，如果其他条件不具备，也会一事无成。”
如果一方觉得会谈已经不再奏效，严格保密的状态就会被打破。罗斯回忆说，当年巴勒斯坦人透露他和米勒2000年秘密前往瑞典后，他就意识到巴勒斯坦人失望了，不再打算推进和平进程。
国务卿约翰·克里是秘密外交的坚决支持者。在努力让以利色人和巴勒斯坦人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整个过程中，克里一直坚决向他的助手和记者表示，他不会透露讨论的任何细节。
在阻止伊朗可疑的核武器计划的会谈中，克里和他的谈判代表也说过，泄露消息丝毫不会帮助他们达成协议。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说，她的工作“是在不危及主要的外交和政策倡议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对公众透明”。
如果存在争议的秘密会谈过早地或者在没有任何察觉得到的成功的情况下曝光，政府有可能受到震动，甚至在选举中落选，特别是在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或者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双方敌意很深的地方。
一位参与中东和谈和科索沃谈判的前联合国外交官布鲁斯·琼斯说，秘密会谈的一个陷阱就是“未能将国内公众的反应考虑在内，这样有可能让自己面临协议无法执行的危险。”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12-26/6915826.shtml彭博社12月20日发表题为《为什么古巴会谈必须高度保密》的报道称，15年前，当记者们向时任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刺探有关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会谈细节时，奥尔布赖特回答说：“有时(秘密)会谈就像蘑菇，还是在阴暗的地方长得更好。”
这条朴素的格言17日再度证明了其正确性，当天公布的消息说，历经一年半的谈判，白宫已经与古巴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决定与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交换间谍，释放囚犯，并计划取消实施了50年的贸易壁垒。
曾经参与过去40年来最微妙的一些谈判的外交官说，即使在这种智能电话和推特盛行的时代，老对手之间的谈判要取得任何突破，也只有在谈判悄悄进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并最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的外交活动都是高度机密的，在戴维营举行的12天会谈也是如此，这次会谈最终使以色列和埃及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自此以后，中东和平谈判的几乎每一步实际进展(奥斯陆协议、怀河首脑会议)都是在第三国有中间方参加的秘密会谈后得以实现的，而且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知道谈判内容，他们都发誓保密。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取得的一些次要成就也是如此，比如允许塔利班在卡塔尔开设办事处、前者释放一名美国军人，以及与中国达成气候协议都举行了事前秘密会谈。
当然，单凭保密并不能保证就可以取得成功，双方还必须有共同利益。在维基解密、即时消息以及任何人在国外机场看到一个外交官都可以发推特的时代，要保密并不容易。
今年10月在驻外事务局工作33年后退休的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与老对手之间的会谈尤其要保密，“如果双方有段时间没有持续接触的话，要再次悄悄地开始直接外交接触，就得看一下是否有基础开启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这样做明显是有好处的。”
伯恩斯去年在安曼开启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秘密会谈，这为双方达成初步的核协议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朝着仍在试图达成的最终协议迈出的第一步。伯恩斯目前仍在与伊朗的会谈中担任高级顾问，他承认保守秘密“在当今时代变得更加困难，但以这种方式开启会谈进程仍然大有好处”。
当双方充满深深的不信任、分歧已持续多年，而且有过交战、暗杀企图或在对方内部掀起革命的“新仇旧恨”时，就像美国和古巴、伊朗和朝鲜，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那么对会谈内容保密就尤其重要了。
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中担任中东和谈代表、并担任奥巴马的首位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的丹尼斯·罗斯说：“如果说到真正的对手，国内选民通常会把向对方作出的任何妥协都视为背叛。而证明这些让步是有道理的唯一方式就是拿出切实东西证明作出妥协是值得的。但若过早曝光，在协议还没有达成前，国内的政治代价就会让达成协议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1993年，以色列已故总理伊扎克·拉宾悄悄向罗斯和时任美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作出秘密承诺：如果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以色列将从戈兰高地撤出，将这块土地还给叙利亚。
拉宾让这两位美国人明确告诉叙利亚时任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这一提议是高度机密。现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担任顾问的罗斯回忆说，拉宾警告他们：“如果传出来，我会否认，而且这个提议也将不复存在。”
对敏感会谈秘而不宣需要将这一消息尽可能控制在最小的圈子内，而且让所有各方明白，泄露出一点消息都将令整个努力功亏一篑。罗斯说，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所参与的秘密会谈。
据参与这一进程的匿名美国官员说，在古巴协议中，即使政府中的专家和一些将要执行这一政策的最高级官员也是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告之的。
据要求匿名谈论这次会谈的一位白宫官员说，如果白宫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办公室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要取得突破将是不可能的。
对会谈保密还不足以达成协议。上世纪90年代，虽然奥尔布赖特和罗斯极力保密，但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会谈最终还是失败了。在任何一场艰难的谈判中，双方都还必须要有互补的需求，有足够的动力和紧迫性去达成协议。
曾担任美国政府的中东和谈代表15年的阿伦·戴维·米勒说：“外交协议与完美的婚姻、商业提议或者友谊颇多相似之处，它们都要求利益的平衡。”米勒曾秘密前往以色列和瑞典会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
现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主席的米勒说：“每一方都需要有东西能够说服各自公众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秘密外交的策略才有意义。否则，即使谈判多年，如果其他条件不具备，也会一事无成。”
如果一方觉得会谈已经不再奏效，严格保密的状态就会被打破。罗斯回忆说，当年巴勒斯坦人透露他和米勒2000年秘密前往瑞典后，他就意识到巴勒斯坦人失望了，不再打算推进和平进程。
国务卿约翰·克里是秘密外交的坚决支持者。在努力让以利色人和巴勒斯坦人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整个过程中，克里一直坚决向他的助手和记者表示，他不会透露讨论的任何细节。
在阻止伊朗可疑的核武器计划的会谈中，克里和他的谈判代表也说过，泄露消息丝毫不会帮助他们达成协议。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说，她的工作“是在不危及主要的外交和政策倡议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对公众透明”。
如果存在争议的秘密会谈过早地或者在没有任何察觉得到的成功的情况下曝光，政府有可能受到震动，甚至在选举中落选，特别是在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或者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双方敌意很深的地方。
一位参与中东和谈和科索沃谈判的前联合国外交官布鲁斯·琼斯说，秘密会谈的一个陷阱就是“未能将国内公众的反应考虑在内，这样有可能让自己面临协议无法执行的危险。”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12-26/6915826.shtml
这条朴素的格言17日再度证明了其正确性，当天公布的消息说，历经一年半的谈判，白宫已经与古巴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决定与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交换间谍，释放囚犯，并计划取消实施了50年的贸易壁垒。
曾经参与过去40年来最微妙的一些谈判的外交官说，即使在这种智能电话和推特盛行的时代，老对手之间的谈判要取得任何突破，也只有在谈判悄悄进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并最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的外交活动都是高度机密的，在戴维营举行的12天会谈也是如此，这次会谈最终使以色列和埃及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自此以后，中东和平谈判的几乎每一步实际进展(奥斯陆协议、怀河首脑会议)都是在第三国有中间方参加的秘密会谈后得以实现的，而且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知道谈判内容，他们都发誓保密。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取得的一些次要成就也是如此，比如允许塔利班在卡塔尔开设办事处、前者释放一名美国军人，以及与中国达成气候协议都举行了事前秘密会谈。
当然，单凭保密并不能保证就可以取得成功，双方还必须有共同利益。在维基解密、即时消息以及任何人在国外机场看到一个外交官都可以发推特的时代，要保密并不容易。
今年10月在驻外事务局工作33年后退休的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与老对手之间的会谈尤其要保密，“如果双方有段时间没有持续接触的话，要再次悄悄地开始直接外交接触，就得看一下是否有基础开启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这样做明显是有好处的。”
伯恩斯去年在安曼开启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秘密会谈，这为双方达成初步的核协议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朝着仍在试图达成的最终协议迈出的第一步。伯恩斯目前仍在与伊朗的会谈中担任高级顾问，他承认保守秘密“在当今时代变得更加困难，但以这种方式开启会谈进程仍然大有好处”。
当双方充满深深的不信任、分歧已持续多年，而且有过交战、暗杀企图或在对方内部掀起革命的“新仇旧恨”时，就像美国和古巴、伊朗和朝鲜，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那么对会谈内容保密就尤其重要了。
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中担任中东和谈代表、并担任奥巴马的首位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的丹尼斯·罗斯说：“如果说到真正的对手，国内选民通常会把向对方作出的任何妥协都视为背叛。而证明这些让步是有道理的唯一方式就是拿出切实东西证明作出妥协是值得的。但若过早曝光，在协议还没有达成前，国内的政治代价就会让达成协议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1993年，以色列已故总理伊扎克·拉宾悄悄向罗斯和时任美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作出秘密承诺：如果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以色列将从戈兰高地撤出，将这块土地还给叙利亚。
拉宾让这两位美国人明确告诉叙利亚时任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这一提议是高度机密。现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担任顾问的罗斯回忆说，拉宾警告他们：“如果传出来，我会否认，而且这个提议也将不复存在。”
对敏感会谈秘而不宣需要将这一消息尽可能控制在最小的圈子内，而且让所有各方明白，泄露出一点消息都将令整个努力功亏一篑。罗斯说，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所参与的秘密会谈。
据参与这一进程的匿名美国官员说，在古巴协议中，即使政府中的专家和一些将要执行这一政策的最高级官员也是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告之的。
据要求匿名谈论这次会谈的一位白宫官员说，如果白宫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办公室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要取得突破将是不可能的。
对会谈保密还不足以达成协议。上世纪90年代，虽然奥尔布赖特和罗斯极力保密，但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会谈最终还是失败了。在任何一场艰难的谈判中，双方都还必须要有互补的需求，有足够的动力和紧迫性去达成协议。
曾担任美国政府的中东和谈代表15年的阿伦·戴维·米勒说：“外交协议与完美的婚姻、商业提议或者友谊颇多相似之处，它们都要求利益的平衡。”米勒曾秘密前往以色列和瑞典会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
现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主席的米勒说：“每一方都需要有东西能够说服各自公众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秘密外交的策略才有意义。否则，即使谈判多年，如果其他条件不具备，也会一事无成。”
如果一方觉得会谈已经不再奏效，严格保密的状态就会被打破。罗斯回忆说，当年巴勒斯坦人透露他和米勒2000年秘密前往瑞典后，他就意识到巴勒斯坦人失望了，不再打算推进和平进程。
国务卿约翰·克里是秘密外交的坚决支持者。在努力让以利色人和巴勒斯坦人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整个过程中，克里一直坚决向他的助手和记者表示，他不会透露讨论的任何细节。
在阻止伊朗可疑的核武器计划的会谈中，克里和他的谈判代表也说过，泄露消息丝毫不会帮助他们达成协议。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说，她的工作“是在不危及主要的外交和政策倡议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对公众透明”。
如果存在争议的秘密会谈过早地或者在没有任何察觉得到的成功的情况下曝光，政府有可能受到震动，甚至在选举中落选，特别是在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或者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双方敌意很深的地方。
一位参与中东和谈和科索沃谈判的前联合国外交官布鲁斯·琼斯说，秘密会谈的一个陷阱就是“未能将国内公众的反应考虑在内，这样有可能让自己面临协议无法执行的危险。”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12-26/6915826.shtml彭博社12月20日发表题为《为什么古巴会谈必须高度保密》的报道称，15年前，当记者们向时任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刺探有关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会谈细节时，奥尔布赖特回答说：“有时(秘密)会谈就像蘑菇，还是在阴暗的地方长得更好。”
这条朴素的格言17日再度证明了其正确性，当天公布的消息说，历经一年半的谈判，白宫已经与古巴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决定与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交换间谍，释放囚犯，并计划取消实施了50年的贸易壁垒。
曾经参与过去40年来最微妙的一些谈判的外交官说，即使在这种智能电话和推特盛行的时代，老对手之间的谈判要取得任何突破，也只有在谈判悄悄进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并最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的外交活动都是高度机密的，在戴维营举行的12天会谈也是如此，这次会谈最终使以色列和埃及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自此以后，中东和平谈判的几乎每一步实际进展(奥斯陆协议、怀河首脑会议)都是在第三国有中间方参加的秘密会谈后得以实现的，而且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知道谈判内容，他们都发誓保密。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取得的一些次要成就也是如此，比如允许塔利班在卡塔尔开设办事处、前者释放一名美国军人，以及与中国达成气候协议都举行了事前秘密会谈。
当然，单凭保密并不能保证就可以取得成功，双方还必须有共同利益。在维基解密、即时消息以及任何人在国外机场看到一个外交官都可以发推特的时代，要保密并不容易。
今年10月在驻外事务局工作33年后退休的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与老对手之间的会谈尤其要保密，“如果双方有段时间没有持续接触的话，要再次悄悄地开始直接外交接触，就得看一下是否有基础开启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这样做明显是有好处的。”
伯恩斯去年在安曼开启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秘密会谈，这为双方达成初步的核协议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朝着仍在试图达成的最终协议迈出的第一步。伯恩斯目前仍在与伊朗的会谈中担任高级顾问，他承认保守秘密“在当今时代变得更加困难，但以这种方式开启会谈进程仍然大有好处”。
当双方充满深深的不信任、分歧已持续多年，而且有过交战、暗杀企图或在对方内部掀起革命的“新仇旧恨”时，就像美国和古巴、伊朗和朝鲜，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那么对会谈内容保密就尤其重要了。
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中担任中东和谈代表、并担任奥巴马的首位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的丹尼斯·罗斯说：“如果说到真正的对手，国内选民通常会把向对方作出的任何妥协都视为背叛。而证明这些让步是有道理的唯一方式就是拿出切实东西证明作出妥协是值得的。但若过早曝光，在协议还没有达成前，国内的政治代价就会让达成协议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1993年，以色列已故总理伊扎克·拉宾悄悄向罗斯和时任美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作出秘密承诺：如果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以色列将从戈兰高地撤出，将这块土地还给叙利亚。
拉宾让这两位美国人明确告诉叙利亚时任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这一提议是高度机密。现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担任顾问的罗斯回忆说，拉宾警告他们：“如果传出来，我会否认，而且这个提议也将不复存在。”
对敏感会谈秘而不宣需要将这一消息尽可能控制在最小的圈子内，而且让所有各方明白，泄露出一点消息都将令整个努力功亏一篑。罗斯说，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所参与的秘密会谈。
据参与这一进程的匿名美国官员说，在古巴协议中，即使政府中的专家和一些将要执行这一政策的最高级官员也是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告之的。
据要求匿名谈论这次会谈的一位白宫官员说，如果白宫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办公室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要取得突破将是不可能的。
对会谈保密还不足以达成协议。上世纪90年代，虽然奥尔布赖特和罗斯极力保密，但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会谈最终还是失败了。在任何一场艰难的谈判中，双方都还必须要有互补的需求，有足够的动力和紧迫性去达成协议。
曾担任美国政府的中东和谈代表15年的阿伦·戴维·米勒说：“外交协议与完美的婚姻、商业提议或者友谊颇多相似之处，它们都要求利益的平衡。”米勒曾秘密前往以色列和瑞典会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
现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主席的米勒说：“每一方都需要有东西能够说服各自公众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秘密外交的策略才有意义。否则，即使谈判多年，如果其他条件不具备，也会一事无成。”
如果一方觉得会谈已经不再奏效，严格保密的状态就会被打破。罗斯回忆说，当年巴勒斯坦人透露他和米勒2000年秘密前往瑞典后，他就意识到巴勒斯坦人失望了，不再打算推进和平进程。
国务卿约翰·克里是秘密外交的坚决支持者。在努力让以利色人和巴勒斯坦人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整个过程中，克里一直坚决向他的助手和记者表示，他不会透露讨论的任何细节。
在阻止伊朗可疑的核武器计划的会谈中，克里和他的谈判代表也说过，泄露消息丝毫不会帮助他们达成协议。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说，她的工作“是在不危及主要的外交和政策倡议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对公众透明”。
如果存在争议的秘密会谈过早地或者在没有任何察觉得到的成功的情况下曝光，政府有可能受到震动，甚至在选举中落选，特别是在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或者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双方敌意很深的地方。
一位参与中东和谈和科索沃谈判的前联合国外交官布鲁斯·琼斯说，秘密会谈的一个陷阱就是“未能将国内公众的反应考虑在内，这样有可能让自己面临协议无法执行的危险。”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12-26/691582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