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驻华参赞抖出50年前中苏外交秘闻

苏驻华参赞抖出50年前中苏外交秘闻


资深苏联外交官А·А·勃列日涅夫先生于1953年来到中国，在中国学习和工作了近三十年，担任过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代办，亲身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由和睦到破裂的整个过程，见证了中苏关系史上很多重大事件。近年来，他根据自己的回忆和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叙述和分析中苏关系历史的回忆录《通往睦邻友好的艰难道路》，书 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情节和史料，现摘取几则故事以飨读者。


　　彭德怀向苏联大使讨教“大跃进”问题

每一次当我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末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试图想弄清楚：最决定性的一步是从哪里起步的？我们两国在迈出这个决定性一步的同时实际上也切断了回归正常的睦邻关系的道路。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逻辑上可以把1958年毛泽东宣布“三面红旗”政策(中共的新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看作是一个起点。


晚些时候，当毛泽东的新举措已经开始实施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把苏联大使П·Ф·尤金逼到了两难的境地上。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开始之前，偶然碰上了尤金的彭德怀将大使邀请到休息室并谈起了“大跃进”，他告诉大使他想听一听大使对“大跃进”的看法。我不隐瞒，我作为这次交谈的翻译对大使如何作答很感兴趣――要知道，在这之前苏联已经形成了对“大跃进”的否定态度。我觉得尤金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回答方案：他回避了对“大跃进”作出评价，只是提到了“大跃进”的一个方面。

尤金说，由于建立了“土高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包括广大的中国农村人口在内，都了解了技术和最初的工业知识。广大的农村干部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其中的很多人将来都要组织国家的工业生产。尤金甚至回忆起30年代初他担任苏联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负责人的时候，曾经出版过大量的科普书籍、招贴画、宣传单，让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了解劳动技术、劳动安全技术的基础知识等等情况。

元帅的一双忧郁的眼睛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这双眼睛蕴涵了他内心里复杂的情感：既是替自己祖国的命运担忧，但更多的是准备为了自己祖国的未来而奋斗到底的不屈意志。应当对这位中国革命的老战士坚持原则的精神和勇敢无畏的精神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在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上，他是不怕牺牲自己敢于反对毛泽东的决策及其当时的方针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

每当我回忆起元帅与大使在北京饭店的谈话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彭德怀要谈这次话？要知道他原先就清楚尤金作为大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批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任何行为，因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行为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况且元帅也不会指望尤金来作为自己的盟友。顺便说一下，元帅本人在同苏联大使的交谈中也没有对“三面红旗”作出什么直接的评论。只是根据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和提出问题的语调，可以弄懂他对“大跃进”是持否定的态度。

更确切些说，彭德怀准备与毛泽东进行一次解释性的交谈，他想检验一下自己：他对“大跃进”的消极态度是不是忽略了“大跃进”对中国的某些重要的方面和有益的方面。交谈证实了元帅的最坏的推测：除了启蒙教育作用之外，没有发现“土高炉”具有其他任何的积极作用。

苏联外交官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

1960年夏天，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工作人员受命起草致中国政府的关于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的照会。

“召回苏联专家”本身不是新想法，苏联方面已经向中国提出过这个问题。然而由于苏联顾问和苏联专家们在“大跃进”形势下处境比较困难，所以这个问题变得比较迫切。但是，是否应当将苏联专家和顾问离开中国返回祖国与他们在中国受到意识形态攻击、与他们受到监视联系在一起呢？当然，不能。

召回顾问和专家的想法在远东司受到了冷遇。远东司清楚：这样做会被中国人看作是施加政治压力。他们打算将关于这件事的几页公文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一位副司长将照会草稿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文件统统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指望过上一段时间热情就会冷却下来并且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他等到的却是领导的呵斥，于是保险柜不得不打开……

于1959年底到达北京的新任苏联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表示坚决反对召回苏联专家。假如所作出的决定仍然不能得到重新研究，那么他建议采取折中的办法：在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同时召回专家，也就是不撕毁正在生效的苏联人与中国机构所签订的契约，而随着这些契约的有效期到期解除专家们的职务并不再替换新人。遗憾的是，这些反对意见和建议没有被采纳。要知道，这种方案可能会使中苏关系所遭受的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大使反对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先承诺提供的一些物品的意见也没有得到重视。

这是在原子弹问题上拒绝了中国人之后，赫鲁晓夫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第二次重大失误。赫鲁晓夫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作用和力量。毛泽东没有错过利用赫鲁晓夫的失误这一机会来保障干部和军队对自己的支持，在“三面红旗”政策失败并且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尖锐化的形势下，军队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必要的。

向中共通报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妻子正在参加一个大使馆的宴会，当宴会进行得正热烈的时候，宴会主人找到我并请我立刻给我们大使馆回电话。我清楚，这种电话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会打来。使馆的值班人员告诉我大使急着要找到我。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我走进契尔沃年科的办公室的时候，大使递给我一份从莫斯科发来的密码电报，电报言简意赅且没有作任何解释地通告了赫鲁晓夫被解除了一切职务的消息，并责成大使馆立刻向中共中央委员会通报这个消息。

契尔沃年科说，他已经委托礼宾处的工作人员请求紧急拜会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且我应当陪同他一起前往。

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接待了大使。伍修权听完了通报之后答应立刻向中共领导人汇报这个消息。伍修权克制着不作什么评论，但是他未能完全地掩盖住自己的思想。会谈结束的时候(会谈总共持续了几分钟)，伍修权走出大楼送大使。但是，我们来的时候乘坐的汽车出人意料地没有发动起来。我们不得不等了大约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在司机正忙着修理汽车时，伍修权说道：“你们俄罗斯人常说碗碟打碎了意味着吉祥。也许，这一回汽车坏了意味着吉祥？”

虽然一语双关不是很成功，但是谈话者的政治情绪表露得很清楚：他期望莫斯科的变故能够促使中苏关系中的敌意消失。

不过，伍修权的行为举止无论是给大使还是给我都留下了一个印象：即还在我们到来之前，中共中央委员会就已经知道了赫鲁晓夫被免职的消息。难道说，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得到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赫鲁晓夫被免职的消息这一指示之前，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

不过，这不是那些日子里所出现的惟一的问题。在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В·В·格里申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于10月上旬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的最后时刻，毛泽东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在中国政府举行的招待外国代表团的告别宴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大厅里。他没有脱下华达呢风衣，而是走上了主席台，与坐在第一张桌子上的格里申一边好长时间地摇晃着握手，一边说道：“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两个民族会在一起的。”毛泽东重复说“一切都会好的”，这一幕持续了大约十分钟。与苏联大使也重复了这一幕。苏驻华参赞抖出50年前中苏外交秘闻


资深苏联外交官А·А·勃列日涅夫先生于1953年来到中国，在中国学习和工作了近三十年，担任过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代办，亲身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由和睦到破裂的整个过程，见证了中苏关系史上很多重大事件。近年来，他根据自己的回忆和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叙述和分析中苏关系历史的回忆录《通往睦邻友好的艰难道路》，书 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情节和史料，现摘取几则故事以飨读者。


　　彭德怀向苏联大使讨教“大跃进”问题

每一次当我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末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试图想弄清楚：最决定性的一步是从哪里起步的？我们两国在迈出这个决定性一步的同时实际上也切断了回归正常的睦邻关系的道路。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逻辑上可以把1958年毛泽东宣布“三面红旗”政策(中共的新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看作是一个起点。


晚些时候，当毛泽东的新举措已经开始实施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把苏联大使П·Ф·尤金逼到了两难的境地上。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开始之前，偶然碰上了尤金的彭德怀将大使邀请到休息室并谈起了“大跃进”，他告诉大使他想听一听大使对“大跃进”的看法。我不隐瞒，我作为这次交谈的翻译对大使如何作答很感兴趣――要知道，在这之前苏联已经形成了对“大跃进”的否定态度。我觉得尤金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回答方案：他回避了对“大跃进”作出评价，只是提到了“大跃进”的一个方面。

尤金说，由于建立了“土高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包括广大的中国农村人口在内，都了解了技术和最初的工业知识。广大的农村干部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其中的很多人将来都要组织国家的工业生产。尤金甚至回忆起30年代初他担任苏联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负责人的时候，曾经出版过大量的科普书籍、招贴画、宣传单，让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了解劳动技术、劳动安全技术的基础知识等等情况。

元帅的一双忧郁的眼睛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这双眼睛蕴涵了他内心里复杂的情感：既是替自己祖国的命运担忧，但更多的是准备为了自己祖国的未来而奋斗到底的不屈意志。应当对这位中国革命的老战士坚持原则的精神和勇敢无畏的精神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在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上，他是不怕牺牲自己敢于反对毛泽东的决策及其当时的方针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

每当我回忆起元帅与大使在北京饭店的谈话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彭德怀要谈这次话？要知道他原先就清楚尤金作为大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批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任何行为，因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行为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况且元帅也不会指望尤金来作为自己的盟友。顺便说一下，元帅本人在同苏联大使的交谈中也没有对“三面红旗”作出什么直接的评论。只是根据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和提出问题的语调，可以弄懂他对“大跃进”是持否定的态度。

更确切些说，彭德怀准备与毛泽东进行一次解释性的交谈，他想检验一下自己：他对“大跃进”的消极态度是不是忽略了“大跃进”对中国的某些重要的方面和有益的方面。交谈证实了元帅的最坏的推测：除了启蒙教育作用之外，没有发现“土高炉”具有其他任何的积极作用。

苏联外交官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

1960年夏天，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工作人员受命起草致中国政府的关于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的照会。

“召回苏联专家”本身不是新想法，苏联方面已经向中国提出过这个问题。然而由于苏联顾问和苏联专家们在“大跃进”形势下处境比较困难，所以这个问题变得比较迫切。但是，是否应当将苏联专家和顾问离开中国返回祖国与他们在中国受到意识形态攻击、与他们受到监视联系在一起呢？当然，不能。

召回顾问和专家的想法在远东司受到了冷遇。远东司清楚：这样做会被中国人看作是施加政治压力。他们打算将关于这件事的几页公文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一位副司长将照会草稿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文件统统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指望过上一段时间热情就会冷却下来并且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他等到的却是领导的呵斥，于是保险柜不得不打开……

于1959年底到达北京的新任苏联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表示坚决反对召回苏联专家。假如所作出的决定仍然不能得到重新研究，那么他建议采取折中的办法：在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同时召回专家，也就是不撕毁正在生效的苏联人与中国机构所签订的契约，而随着这些契约的有效期到期解除专家们的职务并不再替换新人。遗憾的是，这些反对意见和建议没有被采纳。要知道，这种方案可能会使中苏关系所遭受的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大使反对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先承诺提供的一些物品的意见也没有得到重视。

这是在原子弹问题上拒绝了中国人之后，赫鲁晓夫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第二次重大失误。赫鲁晓夫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作用和力量。毛泽东没有错过利用赫鲁晓夫的失误这一机会来保障干部和军队对自己的支持，在“三面红旗”政策失败并且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尖锐化的形势下，军队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必要的。

向中共通报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妻子正在参加一个大使馆的宴会，当宴会进行得正热烈的时候，宴会主人找到我并请我立刻给我们大使馆回电话。我清楚，这种电话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会打来。使馆的值班人员告诉我大使急着要找到我。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我走进契尔沃年科的办公室的时候，大使递给我一份从莫斯科发来的密码电报，电报言简意赅且没有作任何解释地通告了赫鲁晓夫被解除了一切职务的消息，并责成大使馆立刻向中共中央委员会通报这个消息。

契尔沃年科说，他已经委托礼宾处的工作人员请求紧急拜会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且我应当陪同他一起前往。

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接待了大使。伍修权听完了通报之后答应立刻向中共领导人汇报这个消息。伍修权克制着不作什么评论，但是他未能完全地掩盖住自己的思想。会谈结束的时候(会谈总共持续了几分钟)，伍修权走出大楼送大使。但是，我们来的时候乘坐的汽车出人意料地没有发动起来。我们不得不等了大约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在司机正忙着修理汽车时，伍修权说道：“你们俄罗斯人常说碗碟打碎了意味着吉祥。也许，这一回汽车坏了意味着吉祥？”

虽然一语双关不是很成功，但是谈话者的政治情绪表露得很清楚：他期望莫斯科的变故能够促使中苏关系中的敌意消失。

不过，伍修权的行为举止无论是给大使还是给我都留下了一个印象：即还在我们到来之前，中共中央委员会就已经知道了赫鲁晓夫被免职的消息。难道说，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得到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赫鲁晓夫被免职的消息这一指示之前，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

不过，这不是那些日子里所出现的惟一的问题。在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В·В·格里申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于10月上旬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的最后时刻，毛泽东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在中国政府举行的招待外国代表团的告别宴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大厅里。他没有脱下华达呢风衣，而是走上了主席台，与坐在第一张桌子上的格里申一边好长时间地摇晃着握手，一边说道：“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两个民族会在一起的。”毛泽东重复说“一切都会好的”，这一幕持续了大约十分钟。与苏联大使也重复了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