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调整中的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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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约成形中的东亚板块（上半部分）
以上我们所说的，主要还是一些理论层面的东西，现实中，具体的情况要比这复杂一些。众所周知，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曾经历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像“台海危机”、大使馆被炸以及中美“撞机”事件，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而当时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之后日本又加了进来。前面笔者所说的我们的“习惯性认识”，很大一部分就是形成于这段时期。
中美交恶，现在看来主要源于当时美方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产生了混乱。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美、日等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转暖直至进入到一个“蜜月期”，主要还是基于地缘安全方面的问题来考虑，从经济上说，虽然中国在1979年就逐步开始经济上的改革，但在西方国家眼中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并不是十分重要，论资源，各类资源的储量不算少，但对比其他资源国家也并没太多“特殊之处”——进入工业化阶段后，资源反倒成了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短板”；论市场，10亿人口确实庞大，但在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购买力都是十分有限的。故当时中国和西方各国的战略接近主要还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对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的既有结构并未形成多大的冲击。一方面，这使得在当时双方基于彼此关系需要处理的问题都比较简单——较少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这也使得这种合作由于缺乏经济上的根基而无法得到根本上的稳固，可以说是靠“天”吃饭——1989年苏东剧变，“变天”之后，这种合作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中国与包括美、日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蜜月期”随即宣告结束。
而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则又引发了“公交车效应”——在面对新兴崛起的国家时，任何传统大国都会存在这种心态，即：自己已经上了“车”，“车”很挤，所以就不希望再有人上来——美国是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他的利益范围差不多涵盖了整个世界，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自然首先都会触动到他的“神经”。
随着近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持续、稳步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逐步的得到了稳固，中国人最终还是开始进入到了这个体系中来，而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之前的遏制政策并不能逆转这一过程，同时如上文所言，两国的利益交集正在不断的扩大，中美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上的共生关系，这就使得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最终压倒了“公交车效应”心理，而随着经济上的遏制政策被放弃，美国在政治和军事的对华遏制政策也变得难以为继——国际关系中，“政冷经热”只能是过渡，“政”“经”之间终归要相互影响，故而，这无法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常态。最终，以中美“战略对话”对话为标志，中美政策上的“战略接近”于06年年末全面铺开。
相比较而言，中日交恶则要复杂一些，地缘因素与两国间的历史恩怨使得这个原本就充满危机感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情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而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按照上面对国际政治结构的描述，工业化之前的中国，对日本而言意味着市场和资源，而中国的崛起使得这个资源国家逐步的蜕变为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制造”从低端产业到中端产业一级、一级的“吃”上去，“胃口”超好——每一项产业只要能够涉足并站稳脚跟，之后总能形成压倒性的竞争力，而且还看不到停下来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上的制造业国家，日本所感受到的现实压力实际要比作为贸易金融国家的美国所承受的要大很多。从这一点说，对比美国，日本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回旋余地要小很多（有意思的是，类似的问题上世纪在日本制造业崛起时同样出现过——“日本制造”当时在欧美也同样是一路“攻城略地”，从纺织品，到家电，到汽车，再到芯片可以说是步步紧逼……。而与中国相比当时的情形的不同之处在于，那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除了扮演贸易金融国家的角色外，同样也还是一个制造业国家，当时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远比现在要明显，换句话说，现在中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冲突对比当时日美之间要小得多。）不只是争市场，还要争资源、争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2002年，在中国数字电视出口美国势头良好的时候，导演美国企业狙击中国企业对“中国制造”进行反倾销起诉最终迫使中国电视退出美国数字电视市场的是松下公司；05、06年来使中国屡屡在铁矿石谈判中受挫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新日铁公司；06年让中国受挫不小的国际铜期货市场，掌握话语权的是日本驻友公司。安大线之争以及东海油气田争端日本官方则是直接走到了前台，而在中国－东盟峰会之后，日本则又企图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与东盟的对话机制，同时日本政府还为企业投资东南亚设立了专项的补贴……。归根到底，中日之争的实质是争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权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主导权——尽管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就有“脱亚”和“入亚”的争论，但其想成为亚洲领袖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泯灭过。
现在回头去看，小泉时代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挑衅行为，或许可以看作是日本基于以上那种心理对中国重新崛起的最后一次“抗争”：自二战结束后，战败使得日本民族有了反醒的机会，然而似乎日本只是“反醒”了一半——在对待西方的“蓝眼大君”时总是显得毕恭毕敬，而与此同时却又仍对东亚各国保持着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而从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真正开始涉足到全球经济体系，实际不过是1993年到1994年之间的事情，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如果借助某些大的变故——例如由台海战争导致中美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那的确有望把中国“打回原形”，即使若干年后中国还能重新站起来，届时日本仍还可以狠狠的压中国一头。而上世纪90年代末，中美交恶又使得日本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日本愿意一再的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到了2000年前后，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形成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现实，中美间的战略关系逐步被理顺，对抗逐渐的开始让位于合作。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东亚地区原本有利于己的大环境即将不复存在。小泉上任之后，日本对中国变本加厉挑衅将中日关系推到了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围绕东海甚至台湾问题，中日关系的前景，在当时看来即使是军事冲突看上去也不是一个不可以预期的问。而究其原因，这恐怕首先还是由于中美之间对抗的烈度迅速下降，迫使日本不得不自己站出来，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来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日方是打算通过激化某一地区冲突——例如台湾，将美国重新拉回到与中国对抗的“第一线”，从而改变东亚政治结构的走向（从珍珠港事件看，日本人一直都习惯于这种以局部改变全部的路数，在战略问题上通常“小动作”不少，但却缺乏大智慧），亦或是由于这个原因，中方在面对日本的种种挑衅时，往往在延续着那种“说多做少”的作风，原因则是：在当时，“时间”已经站到了中国这边，此时诉诸武力恰恰是在成全对手。
最终，以小泉首相卸任为时间标志，日本对中国的“最后抗争”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以失败告终。或许是历史的机缘，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日的对华敌视政策无形间被各个击破——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向中国集中，而东南亚和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乃至后来的伊拉克战争，都在无意间推动了这一进程，并最终造就了中美间的经济共生关系，进而“迫使”中美开始战略接近，中美之间的潜在冲突因此而存在着一个“上限”——同时这也为中日冲突设置了一个“上限”，这使得日本在对华围堵中越来越显得“孤立无援”，而反过来讲，这种越发变得单薄的“围堵”对中国发展的阻碍更加显得无力。小泉激怒了中国，但这没有给日本带来什么好处。在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刻意与中国为敌的做法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而且危及日本的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触底反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以上我们所说的，主要还是一些理论层面的东西，现实中，具体的情况要比这复杂一些。众所周知，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曾经历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像“台海危机”、大使馆被炸以及中美“撞机”事件，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而当时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之后日本又加了进来。前面笔者所说的我们的“习惯性认识”，很大一部分就是形成于这段时期。
中美交恶，现在看来主要源于当时美方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产生了混乱。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美、日等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转暖直至进入到一个“蜜月期”，主要还是基于地缘安全方面的问题来考虑，从经济上说，虽然中国在1979年就逐步开始经济上的改革，但在西方国家眼中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并不是十分重要，论资源，各类资源的储量不算少，但对比其他资源国家也并没太多“特殊之处”——进入工业化阶段后，资源反倒成了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短板”；论市场，10亿人口确实庞大，但在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购买力都是十分有限的。故当时中国和西方各国的战略接近主要还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对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的既有结构并未形成多大的冲击。一方面，这使得在当时双方基于彼此关系需要处理的问题都比较简单——较少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这也使得这种合作由于缺乏经济上的根基而无法得到根本上的稳固，可以说是靠“天”吃饭——1989年苏东剧变，“变天”之后，这种合作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中国与包括美、日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蜜月期”随即宣告结束。
而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则又引发了“公交车效应”——在面对新兴崛起的国家时，任何传统大国都会存在这种心态，即：自己已经上了“车”，“车”很挤，所以就不希望再有人上来——美国是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他的利益范围差不多涵盖了整个世界，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自然首先都会触动到他的“神经”。
随着近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持续、稳步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逐步的得到了稳固，中国人最终还是开始进入到了这个体系中来，而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之前的遏制政策并不能逆转这一过程，同时如上文所言，两国的利益交集正在不断的扩大，中美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上的共生关系，这就使得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最终压倒了“公交车效应”心理，而随着经济上的遏制政策被放弃，美国在政治和军事的对华遏制政策也变得难以为继——国际关系中，“政冷经热”只能是过渡，“政”“经”之间终归要相互影响，故而，这无法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常态。最终，以中美“战略对话”对话为标志，中美政策上的“战略接近”于06年年末全面铺开。
相比较而言，中日交恶则要复杂一些，地缘因素与两国间的历史恩怨使得这个原本就充满危机感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情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而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按照上面对国际政治结构的描述，工业化之前的中国，对日本而言意味着市场和资源，而中国的崛起使得这个资源国家逐步的蜕变为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制造”从低端产业到中端产业一级、一级的“吃”上去，“胃口”超好——每一项产业只要能够涉足并站稳脚跟，之后总能形成压倒性的竞争力，而且还看不到停下来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上的制造业国家，日本所感受到的现实压力实际要比作为贸易金融国家的美国所承受的要大很多。从这一点说，对比美国，日本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回旋余地要小很多（有意思的是，类似的问题上世纪在日本制造业崛起时同样出现过——“日本制造”当时在欧美也同样是一路“攻城略地”，从纺织品，到家电，到汽车，再到芯片可以说是步步紧逼……。而与中国相比当时的情形的不同之处在于，那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除了扮演贸易金融国家的角色外，同样也还是一个制造业国家，当时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远比现在要明显，换句话说，现在中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冲突对比当时日美之间要小得多。）不只是争市场，还要争资源、争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2002年，在中国数字电视出口美国势头良好的时候，导演美国企业狙击中国企业对“中国制造”进行反倾销起诉最终迫使中国电视退出美国数字电视市场的是松下公司；05、06年来使中国屡屡在铁矿石谈判中受挫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新日铁公司；06年让中国受挫不小的国际铜期货市场，掌握话语权的是日本驻友公司。安大线之争以及东海油气田争端日本官方则是直接走到了前台，而在中国－东盟峰会之后，日本则又企图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与东盟的对话机制，同时日本政府还为企业投资东南亚设立了专项的补贴……。归根到底，中日之争的实质是争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权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主导权——尽管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就有“脱亚”和“入亚”的争论，但其想成为亚洲领袖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泯灭过。
现在回头去看，小泉时代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挑衅行为，或许可以看作是日本基于以上那种心理对中国重新崛起的最后一次“抗争”：自二战结束后，战败使得日本民族有了反醒的机会，然而似乎日本只是“反醒”了一半——在对待西方的“蓝眼大君”时总是显得毕恭毕敬，而与此同时却又仍对东亚各国保持着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而从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真正开始涉足到全球经济体系，实际不过是1993年到1994年之间的事情，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如果借助某些大的变故——例如由台海战争导致中美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那的确有望把中国“打回原形”，即使若干年后中国还能重新站起来，届时日本仍还可以狠狠的压中国一头。而上世纪90年代末，中美交恶又使得日本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日本愿意一再的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到了2000年前后，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形成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现实，中美间的战略关系逐步被理顺，对抗逐渐的开始让位于合作。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东亚地区原本有利于己的大环境即将不复存在。小泉上任之后，日本对中国变本加厉挑衅将中日关系推到了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围绕东海甚至台湾问题，中日关系的前景，在当时看来即使是军事冲突看上去也不是一个不可以预期的问。而究其原因，这恐怕首先还是由于中美之间对抗的烈度迅速下降，迫使日本不得不自己站出来，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来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日方是打算通过激化某一地区冲突——例如台湾，将美国重新拉回到与中国对抗的“第一线”，从而改变东亚政治结构的走向（从珍珠港事件看，日本人一直都习惯于这种以局部改变全部的路数，在战略问题上通常“小动作”不少，但却缺乏大智慧），亦或是由于这个原因，中方在面对日本的种种挑衅时，往往在延续着那种“说多做少”的作风，原因则是：在当时，“时间”已经站到了中国这边，此时诉诸武力恰恰是在成全对手。
最终，以小泉首相卸任为时间标志，日本对中国的“最后抗争”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以失败告终。或许是历史的机缘，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日的对华敌视政策无形间被各个击破——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向中国集中，而东南亚和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乃至后来的伊拉克战争，都在无意间推动了这一进程，并最终造就了中美间的经济共生关系，进而“迫使”中美开始战略接近，中美之间的潜在冲突因此而存在着一个“上限”——同时这也为中日冲突设置了一个“上限”，这使得日本在对华围堵中越来越显得“孤立无援”，而反过来讲，这种越发变得单薄的“围堵”对中国发展的阻碍更加显得无力。小泉激怒了中国，但这没有给日本带来什么好处。在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刻意与中国为敌的做法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而且危及日本的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触底反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下半部分）
2006年，借助朝核问题，安倍首相上任后不久便首先访问中国，由此开始，日方开始主动的去修复中日关系，这其中既有现实利益考虑，也是大势所趋。在说过“大势”之后，我们还需要再看一看中日关系转暖背后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07年的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过热问题，而与此同时，日本在对外贸易顺差节节攀升，07年超过16万亿日元，创22年来最高记录，而与之对应的，消费引导型的日本国内经济,则面临高通涨、高油价与消费萎缩的局面。而纠其根源，这些都源自于世界范围内的美元流动性过剩，中日两国仅仅通过局限于国内范围的宏观调控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尽可能的控制这种流动性过剩，就必须要尽可能的扩大施力的范围，即建立区域性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这一块上，中日之间的利益是趋同的。而这应该是近期中日合作中一个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议题——2007年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在东京与日本银行总裁福井俊彦续签了中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11月20日，中、日、韩第八次领导人会议所达成的“八项共识”中，第六项是“推进金融合作，提高危机预警和防范能力，维护地区货币稳定”；12月1日，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
而从制造业角度看，中国制造业在高端挤压日本还不是一个需要在现在讨论的话题，就目前而言，两国经济活动的依赖度仍然在深化，日本的高技术与中国的生产力之间仍还存在互补关系。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对高端技术和设备有需求，同时，对于日本而言重新夺回在高端制造业的市场份额是摆脱未来几年日本本土消费市场日益萎缩所可能带来的经济衰退威胁的最好途径，而在杀回欧美市场的同时，如果这个时候能搭上中国“经济快车”那无疑等于是为日本经济买了双份保险。除此之外，当年东南亚经济风暴中日本由于无所作为使得其在日后的东南亚经济整合过程上最终不敌中国，因此，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交往必然无法绕开中国，而如论是在非洲还是东南亚，实际中国基于全局的考虑并没有“吃独食”的趋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日合作也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
从地缘稳定来看，朝鲜半岛安全问题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中国，同时，由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以及中国军事投送能力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增强，日本在能源通道安全方面需要中方的配合——军事力量作为筹码，其在政治博弈中的价值不仅体现于对抗，在两国合作中军事力量同样是必须的本钱，如果中国海军在海洋上无所作为，那自然不会有人有求于你，合作也就无从谈起，因而即使是基于合作考虑，军事力量仍旧是决定一个联盟内部话语权分配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是题外话。而从中国的角度看，其基于地缘安全的着眼点可能首先在台湾，对中国而言，在两岸统一进入到实质阶段之前，其利益主要体现于，在台湾海峡始终保持一个“动态稳定”的状态，而08年必然是台独势力极不安份的一年，07年12月1日，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中日外长会谈中重申“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坚持日中三个政治文件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则正是此轮中日合作在台湾问题上的体现，所谓“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提法，就维护08年台海“动态稳定”这个目标而言，应该说已经“够用”了，再进一步，我们似乎可以预见，08年中日间关于台湾和东南亚的议题将远远超过前些年成为焦点的东海问题及历史问题。
关于东海问题，虽然07年11月14日开始的中日第十一轮东海问题磋商最终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但依笔者的角度看，在08年东海问题也许做不到“共同开发”，但非常可能会实现“搁置争议”。笔者在06年的《大国之略》一文中曾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东海油气资源中，“气”多于“油”，仅这一条就使得其价值就要打个折扣。对中方而言，其价值主要就是作为燃料供上海和宁波一带民用。对日本情况也差不多。而在整个西湖构造中，每个构造实际都不大，且互不联系，因而开采的经济性也非常底。中日东海之争，实质上已超越了资源争端，更多的是作为中日角力的一个平台。而随着08年两国对抗烈度下降，合作加深，东海问题逐渐降温也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在历史问题上，福田康夫首相明确表示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在访华前夕声称“日本将谦虚地看待过去的历史”，虽然这种有些不伦不类的说法并未得到中国民间多少认同，但对比之前日本官方在历史问题上的种种恶劣言行，这一次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日本在包括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得挑衅中国，是中日历史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根源，其动机可能有两条：其一，与东海问题类似，这已经超越了问题本身，而成为中日对抗得又一平台；其二，这是出于日本国内得政治需要。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二战战死官兵遗属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对立感情，这些遗属将失去亲人归咎于其政府，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由于亚洲邻国的反对，反倒使得日本政府成功地获得了战死者遗属的支持——靖国神社供奉有这些人的亲属，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双方因此站到了一条战线。在当时中日交恶的大环境下，日本政客也不会在乎再在某个问题上上多得罪中国人一回。而这也就顺带解释了为何日方不愿接受将甲级战犯灵位迁出神社这个折中方案——如果迁出，那之前，参拜神社——国际反对——政府获得遗属支持，这样的“良性互动”就无法维持，参拜也就失去了价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遗属纷纷过世，而日本年轻一辈与靖国神社中被供奉者的关系渐渐疏远，感情也不再那样浓厚，以参拜获得民众选票这种做法的效率越来越低，在“中日交恶”这一大环境消失之后，这种做法显然已经变得得不偿失，福田可以表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很大程度上便是缘于这个原因。而随着日方不再在这一问题上寻衅，08年的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被提及的频率也许会逐渐的下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中日关系回暖的同时，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可能也会发生一系列相反改变，而这并不仅仅是由于近期韩国所变现出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一直以来，从中方的角度说，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似乎存在某种互为“备份”的关系。回顾中韩关系升温的背景，当时中国正在遭受外交低潮，而日本正在奉行对美国“一边倒”的战略而与中国渐行渐远。中国为制衡美日，而开始开展多元外交；而此时韩国刚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需要借助中国的市场和低人力成本，另一方面韩国企业对日本企业在各方面又有不错的继承性，因而比其他国家更适于作为日资企业的替代。
在当时，中方借助韩国制衡了在国内几乎一支独大的日资企业，避免了中国成为日本的一个低端产品制造中心，同时也使得低端制造完成了向中国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韩国，借助中国经济的腾飞并依托中国这个低成本制造中心不断转移自己的低端产业，提升本土的产业链工序。这使得韩国在中、高端产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而随着中美实现战略靠近，中日关系开始转暖，现在的国际环境对比中韩关系升温时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改变，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的选择余地远比上世纪末要大得多，韩国的作用已不再是不可替代的，07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为173.37亿美元，四年以来首次低于200亿美元，比06年同期下降了9.5%。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升级，中韩两国在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日渐得在重合，两国之间在中端制造业上的竞争开始日趋激烈，对比日本，中国对日本高端产业的挤压还是一个预期中的问题，而与韩国的竞争则就在眼前。高涨的民族主义使得韩国将中等强国的标定为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其基于此的对外战略则是选择对中、日两国全面出击，而同时，为在东亚地区制衡中、日两国的影响，韩国对美政策开始趋向于更加靠近。而其单独提出和俄罗斯合作开发西伯利亚地区，可能也是基于类似的心理。
当然，可以确信未来中韩关系会有所降温，而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韩日间的相互制衡仍将长期存在，同时中国对朝鲜半岛始终拥有不小的影响力，这些都预示着中韩关系的“降温”幅度终归是有限的。笔者更愿意将其视作是两国在外部环境改变后所形成的新的“平衡状态”。
2006年，借助朝核问题，安倍首相上任后不久便首先访问中国，由此开始，日方开始主动的去修复中日关系，这其中既有现实利益考虑，也是大势所趋。在说过“大势”之后，我们还需要再看一看中日关系转暖背后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07年的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过热问题，而与此同时，日本在对外贸易顺差节节攀升，07年超过16万亿日元，创22年来最高记录，而与之对应的，消费引导型的日本国内经济,则面临高通涨、高油价与消费萎缩的局面。而纠其根源，这些都源自于世界范围内的美元流动性过剩，中日两国仅仅通过局限于国内范围的宏观调控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尽可能的控制这种流动性过剩，就必须要尽可能的扩大施力的范围，即建立区域性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这一块上，中日之间的利益是趋同的。而这应该是近期中日合作中一个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议题——2007年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在东京与日本银行总裁福井俊彦续签了中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11月20日，中、日、韩第八次领导人会议所达成的“八项共识”中，第六项是“推进金融合作，提高危机预警和防范能力，维护地区货币稳定”；12月1日，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
而从制造业角度看，中国制造业在高端挤压日本还不是一个需要在现在讨论的话题，就目前而言，两国经济活动的依赖度仍然在深化，日本的高技术与中国的生产力之间仍还存在互补关系。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对高端技术和设备有需求，同时，对于日本而言重新夺回在高端制造业的市场份额是摆脱未来几年日本本土消费市场日益萎缩所可能带来的经济衰退威胁的最好途径，而在杀回欧美市场的同时，如果这个时候能搭上中国“经济快车”那无疑等于是为日本经济买了双份保险。除此之外，当年东南亚经济风暴中日本由于无所作为使得其在日后的东南亚经济整合过程上最终不敌中国，因此，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交往必然无法绕开中国，而如论是在非洲还是东南亚，实际中国基于全局的考虑并没有“吃独食”的趋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日合作也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
从地缘稳定来看，朝鲜半岛安全问题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中国，同时，由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以及中国军事投送能力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增强，日本在能源通道安全方面需要中方的配合——军事力量作为筹码，其在政治博弈中的价值不仅体现于对抗，在两国合作中军事力量同样是必须的本钱，如果中国海军在海洋上无所作为，那自然不会有人有求于你，合作也就无从谈起，因而即使是基于合作考虑，军事力量仍旧是决定一个联盟内部话语权分配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是题外话。而从中国的角度看，其基于地缘安全的着眼点可能首先在台湾，对中国而言，在两岸统一进入到实质阶段之前，其利益主要体现于，在台湾海峡始终保持一个“动态稳定”的状态，而08年必然是台独势力极不安份的一年，07年12月1日，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中日外长会谈中重申“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坚持日中三个政治文件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则正是此轮中日合作在台湾问题上的体现，所谓“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提法，就维护08年台海“动态稳定”这个目标而言，应该说已经“够用”了，再进一步，我们似乎可以预见，08年中日间关于台湾和东南亚的议题将远远超过前些年成为焦点的东海问题及历史问题。
关于东海问题，虽然07年11月14日开始的中日第十一轮东海问题磋商最终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但依笔者的角度看，在08年东海问题也许做不到“共同开发”，但非常可能会实现“搁置争议”。笔者在06年的《大国之略》一文中曾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东海油气资源中，“气”多于“油”，仅这一条就使得其价值就要打个折扣。对中方而言，其价值主要就是作为燃料供上海和宁波一带民用。对日本情况也差不多。而在整个西湖构造中，每个构造实际都不大，且互不联系，因而开采的经济性也非常底。中日东海之争，实质上已超越了资源争端，更多的是作为中日角力的一个平台。而随着08年两国对抗烈度下降，合作加深，东海问题逐渐降温也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在历史问题上，福田康夫首相明确表示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在访华前夕声称“日本将谦虚地看待过去的历史”，虽然这种有些不伦不类的说法并未得到中国民间多少认同，但对比之前日本官方在历史问题上的种种恶劣言行，这一次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日本在包括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得挑衅中国，是中日历史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根源，其动机可能有两条：其一，与东海问题类似，这已经超越了问题本身，而成为中日对抗得又一平台；其二，这是出于日本国内得政治需要。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二战战死官兵遗属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对立感情，这些遗属将失去亲人归咎于其政府，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由于亚洲邻国的反对，反倒使得日本政府成功地获得了战死者遗属的支持——靖国神社供奉有这些人的亲属，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双方因此站到了一条战线。在当时中日交恶的大环境下，日本政客也不会在乎再在某个问题上上多得罪中国人一回。而这也就顺带解释了为何日方不愿接受将甲级战犯灵位迁出神社这个折中方案——如果迁出，那之前，参拜神社——国际反对——政府获得遗属支持，这样的“良性互动”就无法维持，参拜也就失去了价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遗属纷纷过世，而日本年轻一辈与靖国神社中被供奉者的关系渐渐疏远，感情也不再那样浓厚，以参拜获得民众选票这种做法的效率越来越低，在“中日交恶”这一大环境消失之后，这种做法显然已经变得得不偿失，福田可以表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很大程度上便是缘于这个原因。而随着日方不再在这一问题上寻衅，08年的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被提及的频率也许会逐渐的下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中日关系回暖的同时，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可能也会发生一系列相反改变，而这并不仅仅是由于近期韩国所变现出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一直以来，从中方的角度说，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似乎存在某种互为“备份”的关系。回顾中韩关系升温的背景，当时中国正在遭受外交低潮，而日本正在奉行对美国“一边倒”的战略而与中国渐行渐远。中国为制衡美日，而开始开展多元外交；而此时韩国刚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需要借助中国的市场和低人力成本，另一方面韩国企业对日本企业在各方面又有不错的继承性，因而比其他国家更适于作为日资企业的替代。
在当时，中方借助韩国制衡了在国内几乎一支独大的日资企业，避免了中国成为日本的一个低端产品制造中心，同时也使得低端制造完成了向中国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韩国，借助中国经济的腾飞并依托中国这个低成本制造中心不断转移自己的低端产业，提升本土的产业链工序。这使得韩国在中、高端产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而随着中美实现战略靠近，中日关系开始转暖，现在的国际环境对比中韩关系升温时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改变，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的选择余地远比上世纪末要大得多，韩国的作用已不再是不可替代的，07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为173.37亿美元，四年以来首次低于200亿美元，比06年同期下降了9.5%。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升级，中韩两国在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日渐得在重合，两国之间在中端制造业上的竞争开始日趋激烈，对比日本，中国对日本高端产业的挤压还是一个预期中的问题，而与韩国的竞争则就在眼前。高涨的民族主义使得韩国将中等强国的标定为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其基于此的对外战略则是选择对中、日两国全面出击，而同时，为在东亚地区制衡中、日两国的影响，韩国对美政策开始趋向于更加靠近。而其单独提出和俄罗斯合作开发西伯利亚地区，可能也是基于类似的心理。
当然，可以确信未来中韩关系会有所降温，而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韩日间的相互制衡仍将长期存在，同时中国对朝鲜半岛始终拥有不小的影响力，这些都预示着中韩关系的“降温”幅度终归是有限的。笔者更愿意将其视作是两国在外部环境改变后所形成的新的“平衡状态”。
话说中德交恶
最初，西欧各国与中国的交往，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派生产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欧各国的对外战略重心开始不再限于美国一家，安全问题淡化使得西欧国家在对外交往上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而此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正在不断的提升，加强和亚洲国家的交往对西欧各国而言都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举措。1993年9月，德国政府制定了新“亚洲战略计划”，将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和印度列为其在亚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充分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加强同亚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在对华经济交往中，原本法国是德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前法国和中国政府之间传统上的良好关系使得法国在对华出口中较之德国要占得先机。而在1991年至1993年之间，法国对台军售事件将原本势头良好的中法关系一下子被推到了“冰点”状态，这一短视的做法使得法国在对华经贸交往中遭受了始料未及的重创——1993年，中方先后宣布：撤销部分拟议中与法方的大型合作专案，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二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专案；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级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在长打半年的时间里，双方政经交流完全处于冻结状态。
而当时德国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得以大举进军中国市场，1993年科尔访华，随行的除了政府官员还有大批的德国企业家。按照德国《世界报》的说法，“1990年代初受法国对台军售影响，中法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中国趁机拥抱德国”。而在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问世，欧美之间，更确切点是“法德轴心”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处于制衡美国力量的考虑，德国开始进一步得提升与中国以及与俄罗斯的交往层次。
仅从现在中德各自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来看，两国间并不应该存在太多的对抗因素：德国的大宗出口贸易主要是化工、机械这样的高端产业，中国制造业到目前为止尚不可能在这个层次对德国造成挤压，相反这样的两个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应存在很多互补之处。而中德关系的现状却显然和这相去甚远。
显然，我们不能将中德关系的急转直下归结到默克尔个人身上——任何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无论它的政权组织是以何种形式来实现，其中在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都必然是一个精英群体，仅凭某一个领导人个人的理念而使得国家的大政方针出现改变，即使是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中都是无法想象。而同时，任何一个这样精英团体都不会如民间那样仅仅基于“意气”而做出某种决策。因此，答案还是得从现实利益上来找。
就笔者看来，中德关系恶化，其根源有两条：其一，欧元升值。早在2003年，欧元总体趋势便开始走高，2002年至2003年曾升值近40％，而这主要仍是缘于全球性的美元的流通性过剩。从德国的经济特性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的经济体系，一直以来缺少的是矿产、能源类的资源类产品，大宗出口的则是化工机械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在不少高端领域，德国企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当欧元开始温和上涨时，最初这其实是降低了进口工业原料所需绝对成本，进而等于提高了其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所以最初德国人对汇率上涨不但不敏感，反而因此还增加了收入。默克尔上台后，德国经济在产业升级和产业效率均为有明显进步的情况下得以一路走高，很大程度上正是拜欧元升值所赐。而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低价消费品，使得德国国民在收入维持小幅增长的情况下，可以消费更多的进口初级工业品，而且由于“中国制造”的存在，使得过去若干年德国等发达工业国的通货膨胀总体上可以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样就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的幸福感。基于这个原因，德国政府在欧元汇率问题上和法、意等其他欧元区国家曾一度分歧严重（向比较于德国而言，法国、意大利等国经济更依赖于第三产业，故其对欧元升值更加敏感），德法关于欧元汇率的口水战几乎贯串了整个2007年。
而随着中国、印度等国经济持续发展，其对资源类产品需求的稳步提升，逐渐导致工业原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开始水涨船高，不过由于这些产品目前仍多以美元计价的，所以对德国而言，欧元继续升值似乎仍旧可以抵消掉进口资源类产品价格的部分涨幅，最多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廉价了，但仍旧可以倚靠这些发展中国家对高端工业品需求增长拉动出口增长来进行消化，因而仍还可以使经济维持总体平衡并略有增长。（如果考虑当时与中国正维持相对良好的政治关系，因而挤占如日本等其它发达工业国家的出口市场，则其出口增加可能更多）。
然而，随着05年以来，美元流通性过剩问题日益明显，大量投资资本投入到了原材料期货市场进行炒作，资源类产品价格膨胀的幅度仅倚靠欧元升值已难以抵消。同时随着中国稳步推进的产业升级和政经扩张（在东南亚和非洲），便宜的中国产品涌入了许多原先由西方传统制造业国家长期独占的国际市场领域，不但逼迫他们让出了部分中低端产品的市场，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提高了竞争度，其出口工业品的利润率也随之降低。而欧元持续上升的汇率不但使得同级别产品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差距拉大，甚至还可能导致中高端产品出口市场的萎缩。
而一直以来，德国等欧洲国家内部始终被高福利和社会竞争力之间的矛盾所困扰（相比较而言，法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德国还要严重一些，以量化的观点来看：在德国市场对经济的调控大概能占到1/3左右，而法国只有20％），此外还有种族矛盾、劳资矛盾等等，一旦国民实际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开始减少，那这些问题迟早要爆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需要转嫁危机，而他又无力阻止美元持续贬值，那就只有把矛头指向中国，逼迫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制造”。
而问题的另一个根源，则是欧盟东扩。如多数人所知，德法两国现在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两个“火车头”，而具体就德法两个而言，他们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具体战略诉求仍是有很大差别的，就欧盟扩张方向而言，基于扩大自身地缘影响力，进而在欧盟内获得更大发言权的考虑，法国所主张的扩张方向是地中海区域以及北非，而德国则主张向中、东欧方向扩张。上世纪末，德国违背和英法等国的事先约定，擅自支持前南分裂，正是基于这一利益诉求的考虑。而美国所支持的北约东扩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欧盟东扩，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德国的利益，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能最终瓦解“法德联盟”，一个重要的施力点便在于此。
而从德国的角度看，德国80%的对外投资集中于欧盟，尤其德国的低端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基本都集中在东欧与中欧的新欧盟国家，除了地理和文化方面的便利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其战略布局考虑。然而，欧盟东扩的速度现在看来有些过快——入盟后的中、东欧国家在工资预期上向西欧国家看齐，而其基础设施升级进度则明显滞后。伴随着欧元的升值，很多原本欧洲对美国与东亚的出口制造业分流到了中国，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分散至中国对德国的立足东欧与中欧的布局十分不利，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德之间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短期冲突。
有意思的是，比照1993年，现在的德、法之于中国，与当时的情况恰好调了个个儿——中德关系跌至谷底，而法国总统萨科奇则高调来华，并拿下了包括160架“空客”在内的大比订单。究其原因：法国的制造业对比德国已经步入“夕阳”状态，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和中国的冲突反倒小于德国，因此，中国对于德法两国，无意间同样达成了“各个击破”的效果——这意味着在很多冲突上中国面对的仅是“德国”，而不是“欧盟”。而送到法国人手里的订单也并非是“贿赂”那么简单，仅就160架“空客”而言，其中150架尚属于框架性协议，因而可以认为这是将两国的利益进行了“绑定”。
再回到中德关系的话题上来，事实上德国此次对中国高调发难恰恰使我们看到，德国在中德博弈中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对中国而言，中德关系的价值主要在于德国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技术先进国家，但德国的这个位置并非是无可替代的，否则也就不会存在1993年及2007年德国和法国相互“乘人之危”的两幕。换句话说，德国在此轮角力中并没有太多的施力点可供选择，所以只能反复拿“达赖”以及“人权”问题做文章。而另一方面，默克尔拒绝陈水扁的“访问”也使得我们对此轮中德交恶的“底线”有了一个大概的掌握——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远比前述“问题”敏感，而在08年这段特殊时期，这一问题将越发不存在“弹性”；而中方对德国的回击，事实上也还在德国工商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这方面讲，未来中德关系回暖仍旧是可以预期的，因此，2008年我们不排除中国政府会给德国企业某种优惠以促进两国关系结冻的可能。
而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真正需要我们更加认真的去思考的问题也许并非存在于眼前。未来对美国而言，主要的问题在于手中的霸权会不断被稀释，这不是靠和中国对抗所能解决的，相反很多地方需要中美去配合；中日之间有地缘因素，除非能中国永远保持晚清时那种虚弱状态，否则日本就必须考虑如何和中国和平共处下去，这种状态才应该是两国关系的常态。
西洲国家则有所不同，西欧各国经济一个明显的“短板”在于资源短缺。而对中国而言，到2020年，预计45种关键矿产资源可以靠国内生产完全满足需要的最多不会超过5种（相对的，美国在这方面的压力要比中、欧小得多）。从这一点说，未来中、欧之间，乃至东亚与西欧两个经济“板块”之间，在资源问题上的矛盾会长期存在下去。如何来协调这个矛盾，必将是一个考验几国决策层大智慧的问题。
最初，西欧各国与中国的交往，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派生产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欧各国的对外战略重心开始不再限于美国一家，安全问题淡化使得西欧国家在对外交往上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而此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正在不断的提升，加强和亚洲国家的交往对西欧各国而言都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举措。1993年9月，德国政府制定了新“亚洲战略计划”，将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和印度列为其在亚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充分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加强同亚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在对华经济交往中，原本法国是德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前法国和中国政府之间传统上的良好关系使得法国在对华出口中较之德国要占得先机。而在1991年至1993年之间，法国对台军售事件将原本势头良好的中法关系一下子被推到了“冰点”状态，这一短视的做法使得法国在对华经贸交往中遭受了始料未及的重创——1993年，中方先后宣布：撤销部分拟议中与法方的大型合作专案，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二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专案；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级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在长打半年的时间里，双方政经交流完全处于冻结状态。
而当时德国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得以大举进军中国市场，1993年科尔访华，随行的除了政府官员还有大批的德国企业家。按照德国《世界报》的说法，“1990年代初受法国对台军售影响，中法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中国趁机拥抱德国”。而在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问世，欧美之间，更确切点是“法德轴心”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处于制衡美国力量的考虑，德国开始进一步得提升与中国以及与俄罗斯的交往层次。
仅从现在中德各自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来看，两国间并不应该存在太多的对抗因素：德国的大宗出口贸易主要是化工、机械这样的高端产业，中国制造业到目前为止尚不可能在这个层次对德国造成挤压，相反这样的两个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应存在很多互补之处。而中德关系的现状却显然和这相去甚远。
显然，我们不能将中德关系的急转直下归结到默克尔个人身上——任何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无论它的政权组织是以何种形式来实现，其中在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都必然是一个精英群体，仅凭某一个领导人个人的理念而使得国家的大政方针出现改变，即使是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中都是无法想象。而同时，任何一个这样精英团体都不会如民间那样仅仅基于“意气”而做出某种决策。因此，答案还是得从现实利益上来找。
就笔者看来，中德关系恶化，其根源有两条：其一，欧元升值。早在2003年，欧元总体趋势便开始走高，2002年至2003年曾升值近40％，而这主要仍是缘于全球性的美元的流通性过剩。从德国的经济特性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的经济体系，一直以来缺少的是矿产、能源类的资源类产品，大宗出口的则是化工机械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在不少高端领域，德国企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当欧元开始温和上涨时，最初这其实是降低了进口工业原料所需绝对成本，进而等于提高了其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所以最初德国人对汇率上涨不但不敏感，反而因此还增加了收入。默克尔上台后，德国经济在产业升级和产业效率均为有明显进步的情况下得以一路走高，很大程度上正是拜欧元升值所赐。而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低价消费品，使得德国国民在收入维持小幅增长的情况下，可以消费更多的进口初级工业品，而且由于“中国制造”的存在，使得过去若干年德国等发达工业国的通货膨胀总体上可以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样就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的幸福感。基于这个原因，德国政府在欧元汇率问题上和法、意等其他欧元区国家曾一度分歧严重（向比较于德国而言，法国、意大利等国经济更依赖于第三产业，故其对欧元升值更加敏感），德法关于欧元汇率的口水战几乎贯串了整个2007年。
而随着中国、印度等国经济持续发展，其对资源类产品需求的稳步提升，逐渐导致工业原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开始水涨船高，不过由于这些产品目前仍多以美元计价的，所以对德国而言，欧元继续升值似乎仍旧可以抵消掉进口资源类产品价格的部分涨幅，最多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廉价了，但仍旧可以倚靠这些发展中国家对高端工业品需求增长拉动出口增长来进行消化，因而仍还可以使经济维持总体平衡并略有增长。（如果考虑当时与中国正维持相对良好的政治关系，因而挤占如日本等其它发达工业国家的出口市场，则其出口增加可能更多）。
然而，随着05年以来，美元流通性过剩问题日益明显，大量投资资本投入到了原材料期货市场进行炒作，资源类产品价格膨胀的幅度仅倚靠欧元升值已难以抵消。同时随着中国稳步推进的产业升级和政经扩张（在东南亚和非洲），便宜的中国产品涌入了许多原先由西方传统制造业国家长期独占的国际市场领域，不但逼迫他们让出了部分中低端产品的市场，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提高了竞争度，其出口工业品的利润率也随之降低。而欧元持续上升的汇率不但使得同级别产品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差距拉大，甚至还可能导致中高端产品出口市场的萎缩。
而一直以来，德国等欧洲国家内部始终被高福利和社会竞争力之间的矛盾所困扰（相比较而言，法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德国还要严重一些，以量化的观点来看：在德国市场对经济的调控大概能占到1/3左右，而法国只有20％），此外还有种族矛盾、劳资矛盾等等，一旦国民实际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开始减少，那这些问题迟早要爆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需要转嫁危机，而他又无力阻止美元持续贬值，那就只有把矛头指向中国，逼迫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制造”。
而问题的另一个根源，则是欧盟东扩。如多数人所知，德法两国现在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两个“火车头”，而具体就德法两个而言，他们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具体战略诉求仍是有很大差别的，就欧盟扩张方向而言，基于扩大自身地缘影响力，进而在欧盟内获得更大发言权的考虑，法国所主张的扩张方向是地中海区域以及北非，而德国则主张向中、东欧方向扩张。上世纪末，德国违背和英法等国的事先约定，擅自支持前南分裂，正是基于这一利益诉求的考虑。而美国所支持的北约东扩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欧盟东扩，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德国的利益，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能最终瓦解“法德联盟”，一个重要的施力点便在于此。
而从德国的角度看，德国80%的对外投资集中于欧盟，尤其德国的低端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基本都集中在东欧与中欧的新欧盟国家，除了地理和文化方面的便利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其战略布局考虑。然而，欧盟东扩的速度现在看来有些过快——入盟后的中、东欧国家在工资预期上向西欧国家看齐，而其基础设施升级进度则明显滞后。伴随着欧元的升值，很多原本欧洲对美国与东亚的出口制造业分流到了中国，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分散至中国对德国的立足东欧与中欧的布局十分不利，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德之间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短期冲突。
有意思的是，比照1993年，现在的德、法之于中国，与当时的情况恰好调了个个儿——中德关系跌至谷底，而法国总统萨科奇则高调来华，并拿下了包括160架“空客”在内的大比订单。究其原因：法国的制造业对比德国已经步入“夕阳”状态，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和中国的冲突反倒小于德国，因此，中国对于德法两国，无意间同样达成了“各个击破”的效果——这意味着在很多冲突上中国面对的仅是“德国”，而不是“欧盟”。而送到法国人手里的订单也并非是“贿赂”那么简单，仅就160架“空客”而言，其中150架尚属于框架性协议，因而可以认为这是将两国的利益进行了“绑定”。
再回到中德关系的话题上来，事实上德国此次对中国高调发难恰恰使我们看到，德国在中德博弈中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对中国而言，中德关系的价值主要在于德国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技术先进国家，但德国的这个位置并非是无可替代的，否则也就不会存在1993年及2007年德国和法国相互“乘人之危”的两幕。换句话说，德国在此轮角力中并没有太多的施力点可供选择，所以只能反复拿“达赖”以及“人权”问题做文章。而另一方面，默克尔拒绝陈水扁的“访问”也使得我们对此轮中德交恶的“底线”有了一个大概的掌握——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远比前述“问题”敏感，而在08年这段特殊时期，这一问题将越发不存在“弹性”；而中方对德国的回击，事实上也还在德国工商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这方面讲，未来中德关系回暖仍旧是可以预期的，因此，2008年我们不排除中国政府会给德国企业某种优惠以促进两国关系结冻的可能。
而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真正需要我们更加认真的去思考的问题也许并非存在于眼前。未来对美国而言，主要的问题在于手中的霸权会不断被稀释，这不是靠和中国对抗所能解决的，相反很多地方需要中美去配合；中日之间有地缘因素，除非能中国永远保持晚清时那种虚弱状态，否则日本就必须考虑如何和中国和平共处下去，这种状态才应该是两国关系的常态。
西洲国家则有所不同，西欧各国经济一个明显的“短板”在于资源短缺。而对中国而言，到2020年，预计45种关键矿产资源可以靠国内生产完全满足需要的最多不会超过5种（相对的，美国在这方面的压力要比中、欧小得多）。从这一点说，未来中、欧之间，乃至东亚与西欧两个经济“板块”之间，在资源问题上的矛盾会长期存在下去。如何来协调这个矛盾，必将是一个考验几国决策层大智慧的问题。
外国领导人喜欢和中国人谈人权。感觉一面对人权问题，中国就像是孔乙已，被戳到了痛处。脸涨得通红。说一大堆之呼者也来苍白无力的解释，从来不敢真正面对。
可见其实某些人心里是明白的。可以用主权，生存权之类来愚民，可是外国人却不好骗。现在甚至台湾人，香港人也不骗不了。只能安抚，只能拖。
当然，外国人老是和我们谈人权，也许像酒客们和孔乙已谈进学一样，是为了看他的洋相，是别有用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许当有一天我们能坦然的面对这个问题，甚至用人权去教训外国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国了。
可见其实某些人心里是明白的。可以用主权，生存权之类来愚民，可是外国人却不好骗。现在甚至台湾人，香港人也不骗不了。只能安抚，只能拖。
当然，外国人老是和我们谈人权，也许像酒客们和孔乙已谈进学一样，是为了看他的洋相，是别有用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许当有一天我们能坦然的面对这个问题，甚至用人权去教训外国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国了。
不错,舰载武器上的吧~
人权只是个借口，没实力的时候只能听别人的，而有了实力后就可以选择了，想给你谈就给你谈，不想和你谈就不和你谈，如德国。其实，一些国家应该找一些突破口了，毕竟不是每个国家都和美国那么强大，亦如德国。
看题目应该是西西河的吧。
是军事杂志上的..呵呵...此人现在是网友天地的斑竹(估计又要吐口水了)
原帖由 mh123AB 于 2008-3-2 16:53 发表
外国领导人喜欢和中国人谈人权。感觉一面对人权问题，中国就像是孔乙已，被戳到了痛处。脸涨得通红。说一大堆之呼者也来苍白无力的解释，从来不敢真正面对。
可见其实某些人心里是明白的。可以用主权，生存权之类来 ...
说得好。
就好比社会主义优越性仅仅能够在国内讲得出口一样。
在国内胡萝卜+大棒愚弄老百姓相对容易，骗老外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LZ能不能把《大国之路》的其他文章也转过来？
或者给个链接也行...
或者给个链接也行...
可以啊,在另外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