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正在为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付出代价

卡廷大屠杀，又称“卡廷森林大屠杀”或“卡廷事件”，是苏联政府于1940年春对被俘的波兰军民进行的屠杀。屠杀分三处地点进行，遇害人数估计在两万至三万人之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承认了当年的罪行。


60多年前，德国人将卡廷森林中波兰人的尸骨挖掘到地面，以此来谴责俄国人，60多年后，波兰电影《卡廷惨案》又将此段历史挖掘出来，而一名德国人参加了它的首映式，她虽然没有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但其德国总理的身份不得不令人浮想联翩。
同样是受害的波兰，同样在德国人的注视下，意义却已经大不相同，当年纳粹的义正词严并没有让世界对他们别有用心的企图有所关注，而如今，德国总理并非大张旗鼓地认同却令俄国人哑口无言。德国人输掉了战争，但获得了重生，俄国人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却至今背负着沉重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卡廷惨案》的导演，波兰人瓦依达是位国际公认的电影大师，他的成名作《一代人》（1955年）所描述的，却是一个看似相反的方向：屠杀者是德国人，波兰自由军的地下抵抗者成了“破坏革命”的消极分子，共产党游击队是真正的英雄，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在情节中多次出现——这显然也是该片取得当时莫斯科电影节多项大奖的原因。时隔几十年之后，瓦依达又在柏林电影节中献上了这样一部电影，这几十年的河东河西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艺术表达？瓦依达的一番回顾可以阐明这个迷题：“在拍《一代人》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不得不加入了很多我反感的东西…”
纵观世界历史，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辉煌的成就，但他们的外在表现形式却不尽相同，有的令人惊恐，有的使人惊喜，有的兼而有之，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个如今已被国人非常熟悉的因素——它能否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在这一层面之上，两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美国与德国，美国的崛起让世界受益，并创造了至今被认为行之有效地游戏规则，它的价值观也被输出到各个国家，从而得到了广泛地认同；而在地球另一段，威廉皇帝的帝国同样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却始终受到各国的猜疑，如果说仅仅用地缘政治来解释这个问题，则未免归于肤浅，因为这个国家毕竟是利用着野蛮的方式来输出自己的暴力而非价值观，从而造成了这样的崛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不安与恐惧，当这些因素足够充分的时候，战争便如期而至，用暴力的方式结束这种恐惧的延续。
由此说来，德国的问题同样是俄国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用它的价值观去赢得他人的尊敬，从东罗马帝国灭亡之日开始，这个国家就冥冥地自觉接受了拯救世界的使命，但却从未令人信服地显示出自身的资格，恰恰相反，俄罗斯把它解放者的臂膀挥舞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血腥与暴力，尤其是当它用“共产国际”代替东正教去实现“第三罗马”的“宿命”后，这种不择手段的暴力倾向就更为明显，虽然其中也外带着的价值观的输出，但其中搀杂的剧毒物质使这种行为更为可怕，事实上，它也确实造成了对世界（也是对俄罗斯）更大范围的破坏。
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面对着选择，但是对于第三帝国的瓦砾来说，俄罗斯的创伤远远没有让它达到痛定思痛的地步，其大国崛起的梦想是基于实力而不是价值观的，所以价值观的破产（而非实力的破产）并不能使其对自己并不光彩的历史进行反思。
近年来，普京的行为使人看到，这个国家仍然想用实力来证明一切：2002年11月，普京恢复了苏联时期的红星军徽，而此前，国家杜马也将苏联国歌旋律继承为俄罗斯国歌旋律；在普京任期内，发生了多起异议记者遭到暗杀的事件，最骇人听闻的就是2006年对“批评普京的女人”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的谋杀，此案至今疑雾重重；同年11月，前苏联叛逃特工利特维年科在英国遭到了克格勃式的暗杀，几乎所有人都肯定普京与此事的瓜葛；2007年7月，普京在面向教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大清洗”时竟说“在其他国家也发生了比这更可怕的事件，至少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像德国纳粹那样的黑色一页。”同年年底，俄罗斯新版教科书“俄罗斯历史1945-2007年”称斯大林的统治是“有效率的”，对应的是，90年代的叶利钦时期被称为“危机”，而普京担任总统被认为是“有效的”；2007年8月，俄罗斯恢复了战略轰炸机的战斗值班飞行。
普京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连同其打击反对派，压制言论的一贯作风，的确显示出了他与斯大林的共同之处：用实力而不是价值观解决问题，用科学而不是信仰解决问题，用手腕而不是用道德解决问题。它说明俄罗斯仍然在一成不变地延续着它的历史，这种历史已经给它背负了太多的包袱，但俄罗斯似乎还要这么走下去。
这种路线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当北约在东欧甚至黑海北岸甚至高加索、中亚扩张的时候，俄罗斯痛斥其“冷战思维”，但值得回味的是，无论是俄罗斯的“前厅”还是“后院”都义无返顾地投入了西方的怀抱，如释重负地逃离了俄罗斯的光环，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代理人被人民支持的尤先科取代，而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恶化到了极点。对此，俄罗斯应当发现：这些昔日的手足投向西方并不是因为西方强大，俄罗斯弱小，而是因为俄罗斯弱小的时候依然强大，令人恐惧。
强大的并不令人恐惧，而令人恐惧的却并不强大，这就是今日的西方与俄罗斯，令人失望的是，俄罗斯看来并没有为此吸取足够的教训，反而更加亢奋地做着大国崛起的迷梦，进而依靠石油所带来的暂时财富，重新开始了与西方实力上的较量，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与西方大致旗鼓相当的时候没有取得的胜利，为什么现在还有希望争取得到呢？为什么所有俄罗斯的临国都仇视这个国家？是因为卡廷还是布达佩斯？是布拉格还是东柏林？是撒马尔罕还是格罗兹尼？是乌克兰大饥荒还是哥萨克的大流放？是古拉格的残酷还是索尔任尼琴的悲怆？是克里姆林宫的倾轧还是斯莫尔尼宫的诡诈？是《真理报》的“真理”还是《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旋律？是的，俄罗斯人应该想一想了，保加利亚曾是世界上最亲俄的国家，即使是斯大林时期，他们的人民也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的到来，斯大林为此并甚至没有把恐怖赐予他们，但是——一个苏联式的日夫科夫政权却还是让保加利亚人民因此抛弃了他们的斯拉夫兄长，投入了美国的阵营，这段寓言式的历史难道不够充分？现在，几乎已经是古董的图-95战略轰炸机还在矍铄地诉说着俄罗斯的恐惧制造力，在有生之年，它们确实有能力把几千万人民化为灰烬，这个数字很可怕，但不如一部《阿甘正传》的观众多，从那部电影里，人们知道，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任何人都有机会成功。
不仅是美国电影，波兰电影《卡廷惨案》也在把价值观传往世界各地，它告诉观众：残暴的历史不会被遗忘，而暴力的征服早晚会成为施暴者的尴尬，并让他们无地自容。
德国失败了，旧德国被判处了死刑，但德国人却真正站了起来，他们清算了自己的暴力与野蛮之后，更加敢于从容地指责一切暴力与野蛮，而俄国人却如同出了狱的犯人，在没有改过自新的时候，又重新开始舞刀弄枪，历史在60多年里，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啊。
但愿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人在看到《卡廷惨案》的时候，不会再次联想到“北约东扩”、“波兰变节”或者“文化侵略”之类的实力派联想，在看到邻居家对着自己的导弹的时候，最好也能偶尔思忖一下，俄罗斯曾经在他们那里干了些什么，俄罗斯现在又在干什么，以及——俄罗斯在未来又应该干些什么。卡廷大屠杀，又称“卡廷森林大屠杀”或“卡廷事件”，是苏联政府于1940年春对被俘的波兰军民进行的屠杀。屠杀分三处地点进行，遇害人数估计在两万至三万人之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承认了当年的罪行。


60多年前，德国人将卡廷森林中波兰人的尸骨挖掘到地面，以此来谴责俄国人，60多年后，波兰电影《卡廷惨案》又将此段历史挖掘出来，而一名德国人参加了它的首映式，她虽然没有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但其德国总理的身份不得不令人浮想联翩。
同样是受害的波兰，同样在德国人的注视下，意义却已经大不相同，当年纳粹的义正词严并没有让世界对他们别有用心的企图有所关注，而如今，德国总理并非大张旗鼓地认同却令俄国人哑口无言。德国人输掉了战争，但获得了重生，俄国人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却至今背负着沉重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卡廷惨案》的导演，波兰人瓦依达是位国际公认的电影大师，他的成名作《一代人》（1955年）所描述的，却是一个看似相反的方向：屠杀者是德国人，波兰自由军的地下抵抗者成了“破坏革命”的消极分子，共产党游击队是真正的英雄，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在情节中多次出现——这显然也是该片取得当时莫斯科电影节多项大奖的原因。时隔几十年之后，瓦依达又在柏林电影节中献上了这样一部电影，这几十年的河东河西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艺术表达？瓦依达的一番回顾可以阐明这个迷题：“在拍《一代人》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不得不加入了很多我反感的东西…”
纵观世界历史，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辉煌的成就，但他们的外在表现形式却不尽相同，有的令人惊恐，有的使人惊喜，有的兼而有之，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个如今已被国人非常熟悉的因素——它能否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在这一层面之上，两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美国与德国，美国的崛起让世界受益，并创造了至今被认为行之有效地游戏规则，它的价值观也被输出到各个国家，从而得到了广泛地认同；而在地球另一段，威廉皇帝的帝国同样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却始终受到各国的猜疑，如果说仅仅用地缘政治来解释这个问题，则未免归于肤浅，因为这个国家毕竟是利用着野蛮的方式来输出自己的暴力而非价值观，从而造成了这样的崛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不安与恐惧，当这些因素足够充分的时候，战争便如期而至，用暴力的方式结束这种恐惧的延续。
由此说来，德国的问题同样是俄国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用它的价值观去赢得他人的尊敬，从东罗马帝国灭亡之日开始，这个国家就冥冥地自觉接受了拯救世界的使命，但却从未令人信服地显示出自身的资格，恰恰相反，俄罗斯把它解放者的臂膀挥舞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血腥与暴力，尤其是当它用“共产国际”代替东正教去实现“第三罗马”的“宿命”后，这种不择手段的暴力倾向就更为明显，虽然其中也外带着的价值观的输出，但其中搀杂的剧毒物质使这种行为更为可怕，事实上，它也确实造成了对世界（也是对俄罗斯）更大范围的破坏。
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面对着选择，但是对于第三帝国的瓦砾来说，俄罗斯的创伤远远没有让它达到痛定思痛的地步，其大国崛起的梦想是基于实力而不是价值观的，所以价值观的破产（而非实力的破产）并不能使其对自己并不光彩的历史进行反思。
近年来，普京的行为使人看到，这个国家仍然想用实力来证明一切：2002年11月，普京恢复了苏联时期的红星军徽，而此前，国家杜马也将苏联国歌旋律继承为俄罗斯国歌旋律；在普京任期内，发生了多起异议记者遭到暗杀的事件，最骇人听闻的就是2006年对“批评普京的女人”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的谋杀，此案至今疑雾重重；同年11月，前苏联叛逃特工利特维年科在英国遭到了克格勃式的暗杀，几乎所有人都肯定普京与此事的瓜葛；2007年7月，普京在面向教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大清洗”时竟说“在其他国家也发生了比这更可怕的事件，至少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像德国纳粹那样的黑色一页。”同年年底，俄罗斯新版教科书“俄罗斯历史1945-2007年”称斯大林的统治是“有效率的”，对应的是，90年代的叶利钦时期被称为“危机”，而普京担任总统被认为是“有效的”；2007年8月，俄罗斯恢复了战略轰炸机的战斗值班飞行。
普京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连同其打击反对派，压制言论的一贯作风，的确显示出了他与斯大林的共同之处：用实力而不是价值观解决问题，用科学而不是信仰解决问题，用手腕而不是用道德解决问题。它说明俄罗斯仍然在一成不变地延续着它的历史，这种历史已经给它背负了太多的包袱，但俄罗斯似乎还要这么走下去。
这种路线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当北约在东欧甚至黑海北岸甚至高加索、中亚扩张的时候，俄罗斯痛斥其“冷战思维”，但值得回味的是，无论是俄罗斯的“前厅”还是“后院”都义无返顾地投入了西方的怀抱，如释重负地逃离了俄罗斯的光环，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代理人被人民支持的尤先科取代，而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恶化到了极点。对此，俄罗斯应当发现：这些昔日的手足投向西方并不是因为西方强大，俄罗斯弱小，而是因为俄罗斯弱小的时候依然强大，令人恐惧。
强大的并不令人恐惧，而令人恐惧的却并不强大，这就是今日的西方与俄罗斯，令人失望的是，俄罗斯看来并没有为此吸取足够的教训，反而更加亢奋地做着大国崛起的迷梦，进而依靠石油所带来的暂时财富，重新开始了与西方实力上的较量，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与西方大致旗鼓相当的时候没有取得的胜利，为什么现在还有希望争取得到呢？为什么所有俄罗斯的临国都仇视这个国家？是因为卡廷还是布达佩斯？是布拉格还是东柏林？是撒马尔罕还是格罗兹尼？是乌克兰大饥荒还是哥萨克的大流放？是古拉格的残酷还是索尔任尼琴的悲怆？是克里姆林宫的倾轧还是斯莫尔尼宫的诡诈？是《真理报》的“真理”还是《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旋律？是的，俄罗斯人应该想一想了，保加利亚曾是世界上最亲俄的国家，即使是斯大林时期，他们的人民也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的到来，斯大林为此并甚至没有把恐怖赐予他们，但是——一个苏联式的日夫科夫政权却还是让保加利亚人民因此抛弃了他们的斯拉夫兄长，投入了美国的阵营，这段寓言式的历史难道不够充分？现在，几乎已经是古董的图-95战略轰炸机还在矍铄地诉说着俄罗斯的恐惧制造力，在有生之年，它们确实有能力把几千万人民化为灰烬，这个数字很可怕，但不如一部《阿甘正传》的观众多，从那部电影里，人们知道，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任何人都有机会成功。
不仅是美国电影，波兰电影《卡廷惨案》也在把价值观传往世界各地，它告诉观众：残暴的历史不会被遗忘，而暴力的征服早晚会成为施暴者的尴尬，并让他们无地自容。
德国失败了，旧德国被判处了死刑，但德国人却真正站了起来，他们清算了自己的暴力与野蛮之后，更加敢于从容地指责一切暴力与野蛮，而俄国人却如同出了狱的犯人，在没有改过自新的时候，又重新开始舞刀弄枪，历史在60多年里，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啊。
但愿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人在看到《卡廷惨案》的时候，不会再次联想到“北约东扩”、“波兰变节”或者“文化侵略”之类的实力派联想，在看到邻居家对着自己的导弹的时候，最好也能偶尔思忖一下，俄罗斯曾经在他们那里干了些什么，俄罗斯现在又在干什么，以及——俄罗斯在未来又应该干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