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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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生们的社会活动和街头抗议经常是新闻追踪的热点。他们利用街头作为舞台，表达他们的要求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学生们的活动强烈地影响了大众，在都市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左右舆论的目的取得相当的成功4。在中国现代历史叙述中，发动并主导学生运动一向是中国共产党引以为傲的功绩5，这一点也为美国学术界承认。美国学者John Israel 指出，反帝民族主义是这些学生运动背后的动力。中共的激进政策在二十年代末遭遇重大挫折，三十年代则调整了政策，以民族主义为诉求，争取广泛的同情，他们利用了民众的反帝爱国情绪，左右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政治倾向，成功地引导了三十年代学生运动向左转，并将一部分学生吸收为成员6。尽管Israel 的研究详尽分析了学生运动及其参与者的活动，显示了学生运动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但是美国学界对学生运动的研究（包括Israel的研究）都存在著几个问题。第一，大多数研究学生运动者，其对象均为位于都市地区的大学生群体。据统计，1932年，30% 的大学生集中于北京，24%在上海，9%在广州7。所以他们的研究的范围只是几个大学较为集中的主要城市8。第二，研究的关注点在于运动本身，忽视了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以及家庭背景与其政治倾向是否有关的问题。 以大学生为主的视角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这些研究并未涉及人数众多的中学生。首先，在三十年代，中学生人数为大学生的十多倍。1930年，大学生人数，包括综合性大学，专门性大学，以及专科学院，总共有37,566人。而中学生人数，包括普通中学，中等师范，中等专科学校等等，共达514,609人9。其次，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也不同，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自都市精英家庭。据统计，1931年，大学生人数为44,167，虽比前一年有所增加，但仍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01%。其中五分之四来自城市，五分之一来自农村10。相比之下，约百分之五十的普通中学学生来自乡村。而在中等师范学校中，来自乡村的学生至少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有的学校竟达百分之九十（详见第三部分）。对三十年代城市学生运动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共产党影响学生运动的事实，但是，这些研究并未指明城市中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与下一阶段大规模农村革命之间有甚么必然联系。
六十年代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详尽研究受到冷战问题的驱使。当时美国政界不断追问「谁丢了中国？」这一政治问题演变成学术问题就成为「共产党如何兴起」或「共产党如何赢得中国」11？美国学者Chalmers Johnson提出了「农民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在1937年后重振政治和军事力量是由于成功地利用了日本的入侵，激发了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共产党因此发展壮大12。Mark Selden则反驳说，这种观点过分注重了民族主义问题和时机因素，抹杀了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的性质。他对陕北地区的研究显示，共产党的兴起不仅是时机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革命政策回应了农民的要求，主要是土地政策成为赢得农民支持的关键13。陈永发却持不同意见，认为共产党激进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为农民所接受，而是靠组织阶级斗争。例如在江南地区，共产党的成功有赖于组织贫农，斗争地主，重新安排原有乡村秩序14。从七十年代开始，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众多学者摈弃以单一因素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方法，试图引入多元因素。于是，他们的研究从「农民民族主义」，根据地开创与建设，军事行动，发展到对农民和乡村社会的研究等等15。
共产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从早期城市知识分子的运动到农村革命的转变，这一点已为中外学术界认同。二十年代后期国共分裂，这些激进主义者受到国民党的镇压，被迫由城市转向农村，共产党的官方论述也一直将1927年毛泽东的秋收起义作为从城市到农村的转折点。但是，假如没有后来抗战中中共的再起，秋收起义转向农村的运动就无以为继，共产主义革命就谈不上转折而是夭亡。中共党史学者难以解释的是，在经历长征等重大挫折之后，中共何以能够迅速扩大其势力，动员广大农民。的确，日本侵略带来了共产党东山再起的契机，中共领导人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但若无潜在的力量，契机也会失去。官方历史学者可以解释说这是由于共产党正确政策的引导，但在受国民党和日本控制绝大多数地区，这些正确的政策是需要有人去执行的。仅从数量上说，1936年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是不足以完成如此重要的战略布局。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之后，红区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1935年到达陕北时，红军只剩约两万五千人。以如此微弱的力量，如何能在短期内成功地动员千百万农民，投身抗日战争、进行游击战？共产党东山再起，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并非这两万五千人所能，也非那些惯于在城市中搞地下工作或学生运动的人所能做到16。而且，上述观点也未指明，谁是共产党在乡村地区的组织者和动员者17。因为这些人才是共产党革命理想与农民现实主义之间的桥梁。无论吸引农民的是民族主义意识，或是共产党的革命政策，都需要有具体执行者，要有基层的领导者18。这些基层领导者必须具备一定素质，即理解共产党的目的和政策，接受民族主义思想，并具有与农民沟通的能力，了解农村状况，理解农民处境，只有如此，才能将散漫的小农组织成为支持共产党的力量。那么，谁是这样的基层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谁将一种源于西方的乌托邦理想、城市知识分子对公正社会的憧景、一种抽象的现代民族主义观念转化为农民理解的语言，转化为他们对现实和自身利益的关切？是谁扮演了共产党与农民之间桥梁的角色？假如城市学生运动为共产党的兴起提供了这样的基层领导者19，那末问题是：城市出身的学生是否具有这种素质？即使他们具有这种素质，但他们如何与农民沟通，如何取得信任，如何成为基层领导者，这个过程似乎并不清楚。目前并无资料显示大量城市学生在抗战前接受农村生活、动员农民的训练20。尽管历史显示，的确有少数城市学生成为农村革命的基层领导者。但这是要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而且从数量上，也不能说明大规模的乡村革命。历史的链条在这一点上似乎缺了一环。
六十年代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详尽研究受到冷战问题的驱使。当时美国政界不断追问「谁丢了中国？」这一政治问题演变成学术问题就成为「共产党如何兴起」或「共产党如何赢得中国」11？美国学者Chalmers Johnson提出了「农民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在1937年后重振政治和军事力量是由于成功地利用了日本的入侵，激发了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共产党因此发展壮大12。Mark Selden则反驳说，这种观点过分注重了民族主义问题和时机因素，抹杀了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的性质。他对陕北地区的研究显示，共产党的兴起不仅是时机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革命政策回应了农民的要求，主要是土地政策成为赢得农民支持的关键13。陈永发却持不同意见，认为共产党激进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为农民所接受，而是靠组织阶级斗争。例如在江南地区，共产党的成功有赖于组织贫农，斗争地主，重新安排原有乡村秩序14。从七十年代开始，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众多学者摈弃以单一因素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方法，试图引入多元因素。于是，他们的研究从「农民民族主义」，根据地开创与建设，军事行动，发展到对农民和乡村社会的研究等等15。
共产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从早期城市知识分子的运动到农村革命的转变，这一点已为中外学术界认同。二十年代后期国共分裂，这些激进主义者受到国民党的镇压，被迫由城市转向农村，共产党的官方论述也一直将1927年毛泽东的秋收起义作为从城市到农村的转折点。但是，假如没有后来抗战中中共的再起，秋收起义转向农村的运动就无以为继，共产主义革命就谈不上转折而是夭亡。中共党史学者难以解释的是，在经历长征等重大挫折之后，中共何以能够迅速扩大其势力，动员广大农民。的确，日本侵略带来了共产党东山再起的契机，中共领导人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但若无潜在的力量，契机也会失去。官方历史学者可以解释说这是由于共产党正确政策的引导，但在受国民党和日本控制绝大多数地区，这些正确的政策是需要有人去执行的。仅从数量上说，1936年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是不足以完成如此重要的战略布局。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之后，红区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1935年到达陕北时，红军只剩约两万五千人。以如此微弱的力量，如何能在短期内成功地动员千百万农民，投身抗日战争、进行游击战？共产党东山再起，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并非这两万五千人所能，也非那些惯于在城市中搞地下工作或学生运动的人所能做到16。而且，上述观点也未指明，谁是共产党在乡村地区的组织者和动员者17。因为这些人才是共产党革命理想与农民现实主义之间的桥梁。无论吸引农民的是民族主义意识，或是共产党的革命政策，都需要有具体执行者，要有基层的领导者18。这些基层领导者必须具备一定素质，即理解共产党的目的和政策，接受民族主义思想，并具有与农民沟通的能力，了解农村状况，理解农民处境，只有如此，才能将散漫的小农组织成为支持共产党的力量。那么，谁是这样的基层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谁将一种源于西方的乌托邦理想、城市知识分子对公正社会的憧景、一种抽象的现代民族主义观念转化为农民理解的语言，转化为他们对现实和自身利益的关切？是谁扮演了共产党与农民之间桥梁的角色？假如城市学生运动为共产党的兴起提供了这样的基层领导者19，那末问题是：城市出身的学生是否具有这种素质？即使他们具有这种素质，但他们如何与农民沟通，如何取得信任，如何成为基层领导者，这个过程似乎并不清楚。目前并无资料显示大量城市学生在抗战前接受农村生活、动员农民的训练20。尽管历史显示，的确有少数城市学生成为农村革命的基层领导者。但这是要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而且从数量上，也不能说明大规模的乡村革命。历史的链条在这一点上似乎缺了一环。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战前十年的成就之一就是教育的扩展。从1927年到1937年，高等和中等教育的校数均有成倍增长，学生数量亦翻了一番。其中，师范学校数量增加最快，几乎是1927年前的三倍。高等院校从1927年的44所增加到1930年的85所，再到1936年的108所21。高等院校学生从1928年的25,198人增加到1936年的41,922人。中等教育也以同样速度发展。普通中等学校从1928年的954所发展到1936年的1,956所，学生人数也从1928年的188,700人增加到1936年的482,522人。师范学校发展更快，校数从1928年的236所增加到1936年的814所，学生人数也从1928年的29,470人增加到1936年的87,902人22。 教育扩展是国民党政府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一部分，而重点发展师范学校的方针则包含了民国政府控制地方社会，向乡村社区渗透的用心。由于乡村师范在二十年代后期兴起，并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地方师范学校将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23。1927年以前，军阀混战，乡村教育相当大程度上控制在由地方精英所组成的教育会手中24，各级政府大多注重在都市地区建立西式学校，乡村基本上以地方和私人力量办学为主。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受到五四运动、民粹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展开了民众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某些地方政府也借办教育之名，扩大地方自治，试图与中央分庭抗礼25。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权寻求渗透乡村地方社区的管道，于是扩展乡村的中等教育就成为控制乡村社会的一种途径。这一方针的重点就是发展乡村师范学校，赋予师范学校改良地方社会的任务，并强化学校及教师对地方社会的责任26。
1930年4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受邀的与会者包括省市县各级教育官员，大专院校校长，教育专家等等。应地方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之要求，会议通过了为各级教育机构培养师资，在每县建立一所乡村师范学校的提案。会议达成两个决议，对师范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一，要在五年内建成1,500所县级乡村师范学校，并恢复因1922年学制改革后并入中学的师范；第二，恢复早前废止的师范生免学费制度。同时，议案还提出要在省一级建立更多的师范学院，为乡村师范学校培养教师27。尽管以上决议中关于新建地方师范的部分大多成为一纸空言，但其他部分却落实到了地方，尤其是恢复原有地方师范学校和师范生免学费制的政策立即开始执行。1922年的教育改革将师范教育看作职业教育的一种，允许普通中学办师范班，作为就业训练的一部分。同时，师范也办普通中学班，于是各地兴起「中师合并」浪潮。而且学制改革大大的减少了对师范教育的投资，导致师范学校数目减少。取消免学费政策使得师范生数量减少。结果改革消解了师范学校的独特性，造成师范学校萎缩，合格教师极其缺乏，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到1930年，1922年教育改革的负面影响已为教育界公认，因此才有鼓励地方政府恢复师范学校，扩大师资训练的政策。从宏观上来说，这次会议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教育制度渐渐脱离美式的1922年学制，开始面对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即乡村教育28。
此次会议后，教育部正式承认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29，同时还认可了以前带有实验性质、私立的（实际上是社会团体创办的）乡村师范学校，并将其纳入正规教育体系。1931年，教育部通令各地，「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增设职业学校，在普通中学中添设职业科目，县立初中应附设或改设乡村师范及职业科」30。1932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师范学校法》，进一步将师范学校的独立性合法化，强调了师范与普通中学的不同。此项法令还规定在省、市、县各级普遍建立师范学校。根据此项法令，师范学校由各级政府办理，并支付办学费用。此法令还建议一些没有能力独立办理师范学校的县市可联合办学。法令后附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各级政府还应建立女子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以及师范讲习所、速成班，以满足地方发展教育的需要。《规程》强调要优先建立乡村师范学校，而且争取每省、每县各建立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学生就地录取，学校实行免学费政策，但学生毕业后，要接受地方政府的派遣，完成规定年限的教学义务31。三十年代初，根据《师范学校法》，各级教育管理机关开始著手将师范教育从普通中学中分离出来，使二十年代中师合并浪潮中并入普通中学的师范学校重新获得独立。资料显示，1933年教育部视察员曾督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河北、山东、广东等地的官员速速执行《师范教育法》32。从地方学校的资料看，各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执行了恢复与发展师范学校的政策。原八所江苏省立师范1927年被并入不同省立中学，1932年，江苏教育厅决定恢复原校。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五所乡村师范学校，附属于省立师范。教育厅计划在三年内建成独立的省立师范学校体系33。
三十年代师范学校的增加使得中等教育的重点转向了县一级，尤其在内陆地区。而且师范学校成为地方中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地中等教育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三十年代初期，河南省教育视察员对全省110个县中的45个县进行了视察。他们的视察报告内容十分详尽丰富，包括各县的教育沿革，学生与教师数量，课程安排，教学活动考察，学校地点，设备经费，以及学校管理和现状。根据报告，几乎每县都有一所师范学校。在有的县份，唯一的中等教育机构就是师范学校34。在教育较为落后的偏远地区，师范教育在中等教育中所占比例达到二分之一。例如1936年，甘肃省有十一所普通中学，其中一所为学院附中，四所省立中学，六所县立中学。同时，甘肃省有十所省立师范学校以及两所县立师范学校。十一所普通中学共有学生1,570人，而十一所师范学校却有超过1,571名学生35。相对师范学校和学生数量，职业学校仅占很小部分：四所中等职业学校共有学生337人36。师范学校在教育发达地区也同样占有重要比例。自晚清以来，河北（直隶）、山东在办学上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933年，河北省有二十一所省立普通中学，其中七所初中，县立中学有九所，全部为初中。同时，全省有十四所省立师范（包括高中和初中）和一百一十六所县立乡村师范（初中程度）。这使得河北几乎每县都有一所师范，而有的县则有男女师范各一所37。在同一时期，师范学校在山东地区中等教育中亦占将近一半。山东有六所省立师范学校（六年制）和八所省立（简易）乡村师范（四至六年制），十七所县立（简易）乡村师范（二至三年制），四十余所师范讲习所（六个月至一年）。与师范学校平行的普通中等教育则有省立高中一所，高初中并设的完全中学四所，初级中学九所，县立中学（初中）二十一所38。
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师范学校的急剧增长以及面向乡村。表一显示了这种趋势。（表一原文缺）
师范学校的快速增长从1930年开始。但到1933年，正规师范和六年制的乡村师范突然下降，而简易师范和简易乡村师范数字则相应上升。1930年以前并无简易师范。1932年的《师范学校规程》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多办简易师范。一般来说，正规师范为省立师范，多位于省会中小城市或大县城。但简易师范与简易乡师多为县立，位于县城或乡镇。有些县连简易师范也办不起，只能办学制更短的师范讲习所。表一显示，从1933年开始，简易师范和简易乡师已构成师范学校的主要部分。简易师范／乡师是为乡村设计，主要招收小学毕业或同等学力的当地乡村子弟。简易师范／乡师的增加说明师范学校正向乡村发展。相应地趋势是正规师范的减少。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当时亦有许多正规师范改为乡村师范，并搬到乡村40。另外，一些正规师范压缩了初中部分（也称前期师范），将重点放在高中部分（后期师范），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前期师范毕业生，专为高小培养教师，所以，其学生数量也相应下降。通过发展地方师范学校，中国教育进行了结构性调整，更加重视乡村教育，发展方针从完全抄袭、移植美国模式的正规教育转向建立适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简易（乡村）师范。中等师范体系渐次形成，它以数目众多、位于县城乡镇的简易／乡村师范为基础，用以培养初小教师，并有一定数量的、位于省会和大县城的正规省立师范，用以培养高小教师。于是，一个以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简易师范与正规师范结合、初中程度的县立简易师范与高中程度的省立师范结合的合理结构逐渐显现。
1930年4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受邀的与会者包括省市县各级教育官员，大专院校校长，教育专家等等。应地方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之要求，会议通过了为各级教育机构培养师资，在每县建立一所乡村师范学校的提案。会议达成两个决议，对师范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一，要在五年内建成1,500所县级乡村师范学校，并恢复因1922年学制改革后并入中学的师范；第二，恢复早前废止的师范生免学费制度。同时，议案还提出要在省一级建立更多的师范学院，为乡村师范学校培养教师27。尽管以上决议中关于新建地方师范的部分大多成为一纸空言，但其他部分却落实到了地方，尤其是恢复原有地方师范学校和师范生免学费制的政策立即开始执行。1922年的教育改革将师范教育看作职业教育的一种，允许普通中学办师范班，作为就业训练的一部分。同时，师范也办普通中学班，于是各地兴起「中师合并」浪潮。而且学制改革大大的减少了对师范教育的投资，导致师范学校数目减少。取消免学费政策使得师范生数量减少。结果改革消解了师范学校的独特性，造成师范学校萎缩，合格教师极其缺乏，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到1930年，1922年教育改革的负面影响已为教育界公认，因此才有鼓励地方政府恢复师范学校，扩大师资训练的政策。从宏观上来说，这次会议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教育制度渐渐脱离美式的1922年学制，开始面对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即乡村教育28。
此次会议后，教育部正式承认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29，同时还认可了以前带有实验性质、私立的（实际上是社会团体创办的）乡村师范学校，并将其纳入正规教育体系。1931年，教育部通令各地，「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增设职业学校，在普通中学中添设职业科目，县立初中应附设或改设乡村师范及职业科」30。1932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师范学校法》，进一步将师范学校的独立性合法化，强调了师范与普通中学的不同。此项法令还规定在省、市、县各级普遍建立师范学校。根据此项法令，师范学校由各级政府办理，并支付办学费用。此法令还建议一些没有能力独立办理师范学校的县市可联合办学。法令后附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各级政府还应建立女子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以及师范讲习所、速成班，以满足地方发展教育的需要。《规程》强调要优先建立乡村师范学校，而且争取每省、每县各建立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学生就地录取，学校实行免学费政策，但学生毕业后，要接受地方政府的派遣，完成规定年限的教学义务31。三十年代初，根据《师范学校法》，各级教育管理机关开始著手将师范教育从普通中学中分离出来，使二十年代中师合并浪潮中并入普通中学的师范学校重新获得独立。资料显示，1933年教育部视察员曾督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河北、山东、广东等地的官员速速执行《师范教育法》32。从地方学校的资料看，各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执行了恢复与发展师范学校的政策。原八所江苏省立师范1927年被并入不同省立中学，1932年，江苏教育厅决定恢复原校。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五所乡村师范学校，附属于省立师范。教育厅计划在三年内建成独立的省立师范学校体系33。
三十年代师范学校的增加使得中等教育的重点转向了县一级，尤其在内陆地区。而且师范学校成为地方中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地中等教育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三十年代初期，河南省教育视察员对全省110个县中的45个县进行了视察。他们的视察报告内容十分详尽丰富，包括各县的教育沿革，学生与教师数量，课程安排，教学活动考察，学校地点，设备经费，以及学校管理和现状。根据报告，几乎每县都有一所师范学校。在有的县份，唯一的中等教育机构就是师范学校34。在教育较为落后的偏远地区，师范教育在中等教育中所占比例达到二分之一。例如1936年，甘肃省有十一所普通中学，其中一所为学院附中，四所省立中学，六所县立中学。同时，甘肃省有十所省立师范学校以及两所县立师范学校。十一所普通中学共有学生1,570人，而十一所师范学校却有超过1,571名学生35。相对师范学校和学生数量，职业学校仅占很小部分：四所中等职业学校共有学生337人36。师范学校在教育发达地区也同样占有重要比例。自晚清以来，河北（直隶）、山东在办学上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933年，河北省有二十一所省立普通中学，其中七所初中，县立中学有九所，全部为初中。同时，全省有十四所省立师范（包括高中和初中）和一百一十六所县立乡村师范（初中程度）。这使得河北几乎每县都有一所师范，而有的县则有男女师范各一所37。在同一时期，师范学校在山东地区中等教育中亦占将近一半。山东有六所省立师范学校（六年制）和八所省立（简易）乡村师范（四至六年制），十七所县立（简易）乡村师范（二至三年制），四十余所师范讲习所（六个月至一年）。与师范学校平行的普通中等教育则有省立高中一所，高初中并设的完全中学四所，初级中学九所，县立中学（初中）二十一所38。
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师范学校的急剧增长以及面向乡村。表一显示了这种趋势。（表一原文缺）
师范学校的快速增长从1930年开始。但到1933年，正规师范和六年制的乡村师范突然下降，而简易师范和简易乡村师范数字则相应上升。1930年以前并无简易师范。1932年的《师范学校规程》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多办简易师范。一般来说，正规师范为省立师范，多位于省会中小城市或大县城。但简易师范与简易乡师多为县立，位于县城或乡镇。有些县连简易师范也办不起，只能办学制更短的师范讲习所。表一显示，从1933年开始，简易师范和简易乡师已构成师范学校的主要部分。简易师范／乡师是为乡村设计，主要招收小学毕业或同等学力的当地乡村子弟。简易师范／乡师的增加说明师范学校正向乡村发展。相应地趋势是正规师范的减少。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当时亦有许多正规师范改为乡村师范，并搬到乡村40。另外，一些正规师范压缩了初中部分（也称前期师范），将重点放在高中部分（后期师范），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前期师范毕业生，专为高小培养教师，所以，其学生数量也相应下降。通过发展地方师范学校，中国教育进行了结构性调整，更加重视乡村教育，发展方针从完全抄袭、移植美国模式的正规教育转向建立适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简易（乡村）师范。中等师范体系渐次形成，它以数目众多、位于县城乡镇的简易／乡村师范为基础，用以培养初小教师，并有一定数量的、位于省会和大县城的正规省立师范，用以培养高小教师。于是，一个以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简易师范与正规师范结合、初中程度的县立简易师范与高中程度的省立师范结合的合理结构逐渐显现。
三十年代师范教育的扩展导致了中等教育向乡村延伸，成为广大乡村贫寒青年接受中等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此之前，中学多位于省会、城市或大县城，远离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因此，大多数农民家庭无力供养子弟去城里上学。193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对全国的中等教育进行了考察，报告显示，在1930年前后，八个大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福州、厦门）的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十分之一，而中学生却占全国中学生人数的五分之一。八个大城市拥有全国中学校数的七分之一，占有国家中等教育经费的四分之一41。同一份调查还列出了浙江、广东、江苏、河北四省的中学校数及经费数目。1930年在这四省中，有92%的普通中学位于城市，其学生占四省中学生总数的95% ，其经费占四省中等教育经费的96%。而绝大多数位于乡村的中等学校是职业学校或师范学校42。这些数据显示了当时的中等教育严重向城市倾斜，乡村青年在当地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非常小。 由于上述现象，有能力的乡村子弟不得不到城市上中学，于是，中等教育在三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城市中学中农村学生的数量有相当幅度增加。上述同一调查考察了十六个省市中学的农村学生人数，发现其中十二个省市的中学有50%以上的学生来自乡村。在某些省份，这一比例超过80%。例如，四川和山东。（见表二）（表格原文缺）
由于调查报告的作者并未言明城市名称，因此，考虑到地理和经济因素，笔者认为所谓城市，大约是指省会和一般中小城市（当时著名大城市如上海、北平、南京、青岛四市已单独列出），这些地方的农村学生比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占有更高的比例。而在四个大城市，农村学生仅占20-30％。另外一些大城市也有相同情况，同一时期（1936年）的另一调查报告也证实，杭州的五所高中里只有11.8%的学生来自农村，而55.4%的学生来自商人和政府官员家庭44。当时，城市消费昂贵，中学学费也不低。根据教育部1935年颁布的《修正中学学校规程》，初中的学杂费每学期从七到十元不等，高中十到十六元不等。私立中学的费用要高出几倍45。虽说有少量的奖学金，但城市贫民子弟也不少，竞争一定非常激烈，并无多余均给农村学生，普通农民子弟绝不可能进城读书，甚至都不可能是乡村教师子弟。1933年的资料显示，全国小学教员的平均月薪是11.3元，而同期城市工人的平均月薪是12.7元，教师平均工资低于工人工资46。据估计，在江苏，教师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7元，而四口之家的教师家庭每月需要43元的开支47，大多数教师的月薪尚不足养家糊口，绝养不起一个中学生在城市读书。笔者假设，进城读中学的是地主和富裕农民子弟，而普通农民子弟则入师范和职业学校。这种假设并非没有根据，1931年国联专家在中国进行教育调查时，就发现同样的趋势，即富家子弟上普通中学，为进入大学作准备，贫寒家庭子弟入师范或职业中学，从事低薪工作，于是，原有的阶级地位通过现代教育机构被再次肯定48。前国家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经历成为这一现象的绝妙注脚。万里来自一个城镇富裕家庭，1931年他入普通初中，准备升学。但此后因家庭经济破产，他不得不改变人生期待，转入师范学校49。
可以想象，省会中小城市的中学尚有多数学生来自乡村，而乡村师范学校位于县城、乡镇，农村学生的比例也就相当高。1933年，河南省立师范招生，在804名考生中，有52%来自农民家庭。在招收的92人中，54%注明来自乡村。除此之外，还有约20%的新生来自「学界」50。这一类学生很可能属于乡村教师子弟，因为申请表上的地址均为家住乡村。这样，那么河南省立师范的新生中就有70%以上农村学生。在河北，来自乡村的学生比例更高。1934年，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原著名的大名师范）有92％的学生来自农村51。江苏省各个乡村师范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也都在70％以上52。
三十年代的师范学校实行免学费政策，并提供膳食住宿。而且，学校位于附近县城、乡镇，可以大大减少路费和其他生活费用，因此成为乡村贫寒学生的首选。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历了许多天灾人祸，普通农民家庭没有能力支付子弟学费和其他费用。1931年的长江洪水，使许多家庭遭灾，迫使一些学生辍学。这一年，在平津一带，约有两万多学生受到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而辍学53。1934、1935年，除了长江和黄河的洪水造成大面积灾害以外，北方另有十三个省份遭遇旱灾54。每一次天灾都会给许多农村家庭已经脆弱的经济状况沉重打击55。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天灾，在三十年代乡村整体雕敝情况下，常有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仅1935年就有上千学生因这种情况而退学56。
造成农民经济困难的另一原因是人祸，主要是国民党政府的重税。尽管当时法定土地税并无明显增加，但各级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农民不堪负荷57。国民党政府并未彻底推行土地整顿、减少田租的改革政策，因为这两项政策均受到大土地所有者的反对，而地方政府权力往往受到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削弱。另一方面，面对共产党的挑战，国民党政府急于稳定政权，更倾向于依靠原有地方保守力量，于是将以前当地势力囊括进新的地方政权。二、三十年代乡村社会由于长期动荡不安，使得原有的地方乡绅早早离开，成为不在村地主，许多乡村地方权力落入地方恶霸手中。国民党重建地方政权的做法则是将原有的地方恶霸合法化，赋予他们国家权力58。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农家子弟接受中等教育，的确有赖于不断扩大的地方师范学校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1929年，杨琪良先进入保定的私立培德中学，每学期学费三十元，只上了一个学期，其父就难以承受，要他退学务农。幸运的是，杨琪良找到了免费的师范学校，才得以继续升学59。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也认为，师范学校学生多来自社会下层，以乡村贫寒子弟为主。江苏栖霞山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说他们学校的学生都是穷人家的子弟，学生中没有奢华之风，多数人生活清贫60。在1933年河南省立师范的入学考试中，来自省立和县立师范的学生考试成绩均好于普通省立中学和县立中学的学生。主考教师解释这一现象时，认为普通中学学生多来自富裕家庭，学习不刻苦。相反，师范学校的学生多是「穷小子」，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刻苦学习，考个好成绩61。
在三十年代，虽然中等教育的发展为乡村青少年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大多数乡村青年想要进入城市中学，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仍面对许多教育方面的不利因素。自1904年新学制建立，到三十年代，教育制度发展出与行政区划、等级相关的教育体系。大多数高小（5～6年级）位于乡镇、县城，而初小（1～4年级）多位于乡村。初小重点在于识字和简单算术，而高小开始学习一些所谓「现代／西式科目」如自然知识、社会常识、唱歌、体育、公民教育、以及高级算术。地方政府往往对高小关怀有加，而对初小放任自流，并允许私塾存在。许多乡村孩子在本村或邻村就近读私塾，接受识字教育，主要内容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只有聪颖好学的孩子，而且家里供得起，才送去乡镇或县城读高小。只有在短短两年的高小阶段，这些孩子才接触到所谓「现代科目」。而这些「现代科目」常常和城市场景有关，超出农村孩子的理解。于是，和城市孩子相比，大多数农村孩子只是勉强跟上新「科目」，但离上城市中学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三十年代，尽管国民党政府试图以使用统一小学教材，以及鼓励师范毕业生在私塾教课的方法改良私塾，但毕竟成果有限。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35年，全国24个省份中的19个省和五个特别市（上海、南京、北平、青岛、天津）共有85,291所私塾，学生1,542,961人，约占全国小学数的三分之一，学生人数占全国学生在校学生的八分之一。在所有私塾中，所谓"改良私塾"仅占37.17%。其他百分之六十多的私塾仍采用旧式课本和传统教学内容62。关于这一统计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统计数字来自官方，地方官员为显示自己的政绩，有可能夸大新式小学数字，少报私塾数量，或将改良私塾报成新式小学，将未改良私塾报为改良私塾。第二，虽然私塾占全国小学校数的三分之一，但其中大多数位于乡村，相对来说，乡村私塾的密度要大大高于城市。这一点也可以从廖泰初的研究中证实。廖对三十年代的山东汶上县和四十年代的四川成都县的私塾进行了社会学的考察和实地探访，发现各种私塾相当活跃，成为当地教育的重要部分。由于当地政府的禁令，很多私塾都秘密存在，而且与新式学校争夺生源63。可以想见，这些秘密私塾也许并不在政府的统计数字之内。
从清末到三十年代的教育改革的确使小学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新式小学与私塾并存使乡村青少年中识字人数增加。三十年代，乡村有相当数量青少年具有基本识字算术能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渴望继续求学。因此，当乡村师范招生时，入学考试竞争非常激烈。1933年河南省立师范学校计划招收92名学生，但有804人报名参加考试64。1932年山东省立第七师范的入学考试竞争更为激烈，1300名考生中只录取80名新生65。江苏的情况并不见好：王若望回忆自己1932年投考南京栖霞山乡村师范学校，同时有六七百考生，但学校只招收45名学生66。1931年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略好一点：招收40名，投考学生有281人67。河北的情况也基本如此，1928年河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的入学录取率仅为2%，这种激烈竞争的入学考试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68；1934年，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师范计划招生100名，而报考人数高达2500人69。从以上情况看，入学录取率一般在2-10%，最高也只有15%左右。这种激烈竞争的考试并非史无前例。既有的研究显示，科举考试在晚清亦同样激烈，无论从童生考生员，或生员考举人，中榜率一般在1.5-2.5%之间70。相比之下，乡村师范的录取率虽然略高于晚清的科举中榜率，但自晚清以来，由于教育发展，识字人数也有相应增加。对于多数有抱负的乡村青少年来说，考试入学是他们唯一可以攀登的社会阶梯，但这个阶梯仍然太窄，仅有很小一部分优秀乡村青少年才得以入选。但对乡村师范学校来说，通过这样激烈竞争的入学考试，他们招收到的学生绝对是乡村青少年中的佼佼者。
师范学校主要为乡村小学培养教师，因此，学生毕业后大多回到自己家乡或附近地区任教。据不同省份师范学校的资料统计，情况的确如此。在江苏省，栖霞山乡村师范有超过80%的毕业生回到乡村任教。界首乡师以及无锡乡师的毕业生均有超过70%回到乡村，成为初小教师71。据河南省立乡师1936年的统计，在此前五年的毕业生有81%回到乡村，在教育机构工作72。河北大名师范的统计显示，毕业生有80%回到乡村任教73。三十年代，许多城市中学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承受「失学」和「失业」的压力时，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的负责人宣称本校「从未听到有师范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 74。可以看出，地方师范基本上是从当地招生，毕业生又回本地教书。乡村青少年的出路局限于师范，而大多数师范毕业生的出路也就局限于当乡村教师。
对于那些有志继续升学，向往进入高等学府的学生，尽管师范学校的路径极其狭窄，但毕竟还是有一线机会，因为师范学校提供了必要的（虽然不是最好的）中等教育。大多数乡村师范属于初中程度，而省立师范则拥有高中部。考入省立师范的高中部不仅意味著具有教高小甚至初中的资格，收入比初小教员高出一截，而且有可能在服务期满后报考大学。这种现象在三十年代的确存在。一些教育家曾抱怨说，许多青年投考乡师并不是为了服务乡村社区，而是想利用师范学校的免费教育，作为他们离开乡村进城求学的敲门砖75。
尽管的确有少数乡村青年通过师范学校的途径考入大学76，但总的来说，这种例子如凤毛麟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小学教员属于低薪阶层，他们极少有可能凑足上大学的费用。而且地方当局常常拖欠教师们的薪水，导致三十年代小学教师罢课索薪浪潮此起彼伏77。当时尽管有「贫寒学生奖学金」或「贷款」之类的资助，但名额少，而且需要通过考试，竞争激烈。故师范毕业生升学的第一关就是经济问题。第二个问题依然与经济有关：大多数师范生在毕业后，均已到了成婚年龄，在乡村教书几年以后，家庭负担接踵而来，因要养家糊口，就更不可能继续求学。第三个困难在于师范学校与普通中学的课程重点不同，师范学校课程专为教小学而设置，许多课程如几何、大代数、英语等等，或过于简略或根本未设，成为师范生考大学难以超越的障碍。第四，在乡村小学教过几年最基本的语文算术之后，他们和过去学过的知识已有距离，而且沉重的教学负担占去了他们的时间与精力，无法复习考试科目，日新月异的现代城市和知识已将他们抛诸身后，使他们很难与城市学生们竞争。也许有人能战胜以上困难，但他们绝对是极少数。因此，绝大多数毕业生返回他们自己的村庄。然而，即使他们自己逃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面对日益雕敝的乡村，看到乡亲们生活日益困苦，他们会产生强烈的不满，产生社会变革的要求。
由于调查报告的作者并未言明城市名称，因此，考虑到地理和经济因素，笔者认为所谓城市，大约是指省会和一般中小城市（当时著名大城市如上海、北平、南京、青岛四市已单独列出），这些地方的农村学生比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占有更高的比例。而在四个大城市，农村学生仅占20-30％。另外一些大城市也有相同情况，同一时期（1936年）的另一调查报告也证实，杭州的五所高中里只有11.8%的学生来自农村，而55.4%的学生来自商人和政府官员家庭44。当时，城市消费昂贵，中学学费也不低。根据教育部1935年颁布的《修正中学学校规程》，初中的学杂费每学期从七到十元不等，高中十到十六元不等。私立中学的费用要高出几倍45。虽说有少量的奖学金，但城市贫民子弟也不少，竞争一定非常激烈，并无多余均给农村学生，普通农民子弟绝不可能进城读书，甚至都不可能是乡村教师子弟。1933年的资料显示，全国小学教员的平均月薪是11.3元，而同期城市工人的平均月薪是12.7元，教师平均工资低于工人工资46。据估计，在江苏，教师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7元，而四口之家的教师家庭每月需要43元的开支47，大多数教师的月薪尚不足养家糊口，绝养不起一个中学生在城市读书。笔者假设，进城读中学的是地主和富裕农民子弟，而普通农民子弟则入师范和职业学校。这种假设并非没有根据，1931年国联专家在中国进行教育调查时，就发现同样的趋势，即富家子弟上普通中学，为进入大学作准备，贫寒家庭子弟入师范或职业中学，从事低薪工作，于是，原有的阶级地位通过现代教育机构被再次肯定48。前国家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经历成为这一现象的绝妙注脚。万里来自一个城镇富裕家庭，1931年他入普通初中，准备升学。但此后因家庭经济破产，他不得不改变人生期待，转入师范学校49。
可以想象，省会中小城市的中学尚有多数学生来自乡村，而乡村师范学校位于县城、乡镇，农村学生的比例也就相当高。1933年，河南省立师范招生，在804名考生中，有52%来自农民家庭。在招收的92人中，54%注明来自乡村。除此之外，还有约20%的新生来自「学界」50。这一类学生很可能属于乡村教师子弟，因为申请表上的地址均为家住乡村。这样，那么河南省立师范的新生中就有70%以上农村学生。在河北，来自乡村的学生比例更高。1934年，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原著名的大名师范）有92％的学生来自农村51。江苏省各个乡村师范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也都在70％以上52。
三十年代的师范学校实行免学费政策，并提供膳食住宿。而且，学校位于附近县城、乡镇，可以大大减少路费和其他生活费用，因此成为乡村贫寒学生的首选。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历了许多天灾人祸，普通农民家庭没有能力支付子弟学费和其他费用。1931年的长江洪水，使许多家庭遭灾，迫使一些学生辍学。这一年，在平津一带，约有两万多学生受到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而辍学53。1934、1935年，除了长江和黄河的洪水造成大面积灾害以外，北方另有十三个省份遭遇旱灾54。每一次天灾都会给许多农村家庭已经脆弱的经济状况沉重打击55。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天灾，在三十年代乡村整体雕敝情况下，常有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仅1935年就有上千学生因这种情况而退学56。
造成农民经济困难的另一原因是人祸，主要是国民党政府的重税。尽管当时法定土地税并无明显增加，但各级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农民不堪负荷57。国民党政府并未彻底推行土地整顿、减少田租的改革政策，因为这两项政策均受到大土地所有者的反对，而地方政府权力往往受到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削弱。另一方面，面对共产党的挑战，国民党政府急于稳定政权，更倾向于依靠原有地方保守力量，于是将以前当地势力囊括进新的地方政权。二、三十年代乡村社会由于长期动荡不安，使得原有的地方乡绅早早离开，成为不在村地主，许多乡村地方权力落入地方恶霸手中。国民党重建地方政权的做法则是将原有的地方恶霸合法化，赋予他们国家权力58。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农家子弟接受中等教育，的确有赖于不断扩大的地方师范学校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1929年，杨琪良先进入保定的私立培德中学，每学期学费三十元，只上了一个学期，其父就难以承受，要他退学务农。幸运的是，杨琪良找到了免费的师范学校，才得以继续升学59。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也认为，师范学校学生多来自社会下层，以乡村贫寒子弟为主。江苏栖霞山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说他们学校的学生都是穷人家的子弟，学生中没有奢华之风，多数人生活清贫60。在1933年河南省立师范的入学考试中，来自省立和县立师范的学生考试成绩均好于普通省立中学和县立中学的学生。主考教师解释这一现象时，认为普通中学学生多来自富裕家庭，学习不刻苦。相反，师范学校的学生多是「穷小子」，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刻苦学习，考个好成绩61。
在三十年代，虽然中等教育的发展为乡村青少年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大多数乡村青年想要进入城市中学，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仍面对许多教育方面的不利因素。自1904年新学制建立，到三十年代，教育制度发展出与行政区划、等级相关的教育体系。大多数高小（5～6年级）位于乡镇、县城，而初小（1～4年级）多位于乡村。初小重点在于识字和简单算术，而高小开始学习一些所谓「现代／西式科目」如自然知识、社会常识、唱歌、体育、公民教育、以及高级算术。地方政府往往对高小关怀有加，而对初小放任自流，并允许私塾存在。许多乡村孩子在本村或邻村就近读私塾，接受识字教育，主要内容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只有聪颖好学的孩子，而且家里供得起，才送去乡镇或县城读高小。只有在短短两年的高小阶段，这些孩子才接触到所谓「现代科目」。而这些「现代科目」常常和城市场景有关，超出农村孩子的理解。于是，和城市孩子相比，大多数农村孩子只是勉强跟上新「科目」，但离上城市中学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三十年代，尽管国民党政府试图以使用统一小学教材，以及鼓励师范毕业生在私塾教课的方法改良私塾，但毕竟成果有限。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35年，全国24个省份中的19个省和五个特别市（上海、南京、北平、青岛、天津）共有85,291所私塾，学生1,542,961人，约占全国小学数的三分之一，学生人数占全国学生在校学生的八分之一。在所有私塾中，所谓"改良私塾"仅占37.17%。其他百分之六十多的私塾仍采用旧式课本和传统教学内容62。关于这一统计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统计数字来自官方，地方官员为显示自己的政绩，有可能夸大新式小学数字，少报私塾数量，或将改良私塾报成新式小学，将未改良私塾报为改良私塾。第二，虽然私塾占全国小学校数的三分之一，但其中大多数位于乡村，相对来说，乡村私塾的密度要大大高于城市。这一点也可以从廖泰初的研究中证实。廖对三十年代的山东汶上县和四十年代的四川成都县的私塾进行了社会学的考察和实地探访，发现各种私塾相当活跃，成为当地教育的重要部分。由于当地政府的禁令，很多私塾都秘密存在，而且与新式学校争夺生源63。可以想见，这些秘密私塾也许并不在政府的统计数字之内。
从清末到三十年代的教育改革的确使小学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新式小学与私塾并存使乡村青少年中识字人数增加。三十年代，乡村有相当数量青少年具有基本识字算术能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渴望继续求学。因此，当乡村师范招生时，入学考试竞争非常激烈。1933年河南省立师范学校计划招收92名学生，但有804人报名参加考试64。1932年山东省立第七师范的入学考试竞争更为激烈，1300名考生中只录取80名新生65。江苏的情况并不见好：王若望回忆自己1932年投考南京栖霞山乡村师范学校，同时有六七百考生，但学校只招收45名学生66。1931年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略好一点：招收40名，投考学生有281人67。河北的情况也基本如此，1928年河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的入学录取率仅为2%，这种激烈竞争的入学考试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68；1934年，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师范计划招生100名，而报考人数高达2500人69。从以上情况看，入学录取率一般在2-10%，最高也只有15%左右。这种激烈竞争的考试并非史无前例。既有的研究显示，科举考试在晚清亦同样激烈，无论从童生考生员，或生员考举人，中榜率一般在1.5-2.5%之间70。相比之下，乡村师范的录取率虽然略高于晚清的科举中榜率，但自晚清以来，由于教育发展，识字人数也有相应增加。对于多数有抱负的乡村青少年来说，考试入学是他们唯一可以攀登的社会阶梯，但这个阶梯仍然太窄，仅有很小一部分优秀乡村青少年才得以入选。但对乡村师范学校来说，通过这样激烈竞争的入学考试，他们招收到的学生绝对是乡村青少年中的佼佼者。
师范学校主要为乡村小学培养教师，因此，学生毕业后大多回到自己家乡或附近地区任教。据不同省份师范学校的资料统计，情况的确如此。在江苏省，栖霞山乡村师范有超过80%的毕业生回到乡村任教。界首乡师以及无锡乡师的毕业生均有超过70%回到乡村，成为初小教师71。据河南省立乡师1936年的统计，在此前五年的毕业生有81%回到乡村，在教育机构工作72。河北大名师范的统计显示，毕业生有80%回到乡村任教73。三十年代，许多城市中学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承受「失学」和「失业」的压力时，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的负责人宣称本校「从未听到有师范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 74。可以看出，地方师范基本上是从当地招生，毕业生又回本地教书。乡村青少年的出路局限于师范，而大多数师范毕业生的出路也就局限于当乡村教师。
对于那些有志继续升学，向往进入高等学府的学生，尽管师范学校的路径极其狭窄，但毕竟还是有一线机会，因为师范学校提供了必要的（虽然不是最好的）中等教育。大多数乡村师范属于初中程度，而省立师范则拥有高中部。考入省立师范的高中部不仅意味著具有教高小甚至初中的资格，收入比初小教员高出一截，而且有可能在服务期满后报考大学。这种现象在三十年代的确存在。一些教育家曾抱怨说，许多青年投考乡师并不是为了服务乡村社区，而是想利用师范学校的免费教育，作为他们离开乡村进城求学的敲门砖75。
尽管的确有少数乡村青年通过师范学校的途径考入大学76，但总的来说，这种例子如凤毛麟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小学教员属于低薪阶层，他们极少有可能凑足上大学的费用。而且地方当局常常拖欠教师们的薪水，导致三十年代小学教师罢课索薪浪潮此起彼伏77。当时尽管有「贫寒学生奖学金」或「贷款」之类的资助，但名额少，而且需要通过考试，竞争激烈。故师范毕业生升学的第一关就是经济问题。第二个问题依然与经济有关：大多数师范生在毕业后，均已到了成婚年龄，在乡村教书几年以后，家庭负担接踵而来，因要养家糊口，就更不可能继续求学。第三个困难在于师范学校与普通中学的课程重点不同，师范学校课程专为教小学而设置，许多课程如几何、大代数、英语等等，或过于简略或根本未设，成为师范生考大学难以超越的障碍。第四，在乡村小学教过几年最基本的语文算术之后，他们和过去学过的知识已有距离，而且沉重的教学负担占去了他们的时间与精力，无法复习考试科目，日新月异的现代城市和知识已将他们抛诸身后，使他们很难与城市学生们竞争。也许有人能战胜以上困难，但他们绝对是极少数。因此，绝大多数毕业生返回他们自己的村庄。然而，即使他们自己逃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面对日益雕敝的乡村，看到乡亲们生活日益困苦，他们会产生强烈的不满，产生社会变革的要求。
表三〔下〕记录了师范生们参加共产党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在三十年代的社会政治活动。这些活动的目标和范围有可能是全国性的、政治性的，如抗日游行请愿、抵制日货、抗议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等，这些活动往往是校际间的联合行动，响应全国运动。地方性的跨校活动也可能是非政治性的，如反对会考、反对军训等等。相当部分抗议活动是在校内进行的，如某些活动针对校领导贪污腐败、校方雇用无能教师、学校伙食恶劣、教师保守歧视、学校无故开除学生、学生之间的冲突等等。当然，也有地方性的政治活动，如组织附近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暑期回乡动员乡民抗捐，等等。但这种激进的政策随著共产党提出联合阵线后有所缓和。三十年代，大多数政治活动属于校际之间的联合行动，并多以抗日为主题。九一八后，这些活动使民族主义情绪走向高潮，将众多原本政治意识不强的学生卷入其中。而校内的非政治性活动也常常有团结学生，动员群众，给保守校方找麻烦的意味114。通过这些活动，学生活动家们学会了如何组织群众、传递资讯、表达诉求、制造舆论、互相联络、动员力量。这种训练最终成为他们下一阶段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宝贵经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一部分学生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大部分学生积极分子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如「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救国会」、「反帝大同盟」、「左联」等等。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在抗战爆发后也加入了共产党。这些活动为共产党在抗战中崛起训练了骨干力量。从以上山东河北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年代共产党如何渗透地方师范学校，如何引导和组织学生，将其塑造为革命的温床。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他地方的师范学校也有相似的经历，但由于篇幅、资料等因素的局限，本文未能涉及。
(四) 从学生活动家到乡村抗日组织的领袖
师范学生成为地方革命领导人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回乡。在本文第三部分中提到，绝大多数师范生毕业后，回到自己家乡或附近村镇教书。表三 〔下〕所用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成为地方领袖并非偶然，首先，因为他们出身于当地农家，暸解地方风俗语言，可以用同一种语言和农民沟通，知道怎么将民族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大目标翻译成农民理解的语言。其次，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乡村生活的艰辛，懂得农民的疾苦，知道他们想要的是甚么，知道甚么政策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抗日。第三，他们从小读书就是同类中的佼佼者，被家庭、村民寄予厚望，代表著家族和村庄的荣耀，使他们在乡亲们中有声望，有号召力。第四，他们回乡后，被看成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作为地方教师和文化人，他们受到尊重，教师身份也利于他们和学生家长们交流。这些都是他们成为地方领袖的必要条件。而且，如上文提到，在乡村中存在著一大批青年，他们虽然接受过几年基本教育，但未能接受高小或中等教育，属于在投考师范学校考试中被淘汰的大多数。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有能力与地方教师沟通，理解一些基本的社会概念，同时，他们也对生活现状不满。这批人既是地方教师的同龄人，又可能是亲戚、同乡、儿时玩伴、小学同学，因而最可能成为地方教师进行动员的主要对象。当然，对这批人的动向有待进一步研究，也许能帮助我们暸解除师范毕业生以外的中共基层干部。
表三〔下〕中所列43名学生中，有24人回到乡村，成为小学教师，28名先后组织或加入了地方游击队。除此外，师范学校的党组织也特别送学生到地方乡村去组织群众，参加游击队。例如，七七事变后，山东惠民第六乡师送出十几名共产党员学生到附近村庄去发动群众，准备游击战115。另外的人以不同方式参加抗战，例如抗日宣传队。七七事变后不久，山东大部分地区沦陷，所有学校或停办或搬迁到大后方。有些师范生回到家乡组织抗战，有些去了延安，有些跟随学校撤退往后方，但中途也转而参加了抗战。1937年11月，山东平原第五乡村师范和惠民第六乡师曾送出九十多名学生去了延安116。表三〔下〕中，14位人物先后去了延安，其他人物有的进入共产党在山西等地举办的训练班或学校。在延安，他们或在抗大接受政治军事训练，成为军事指挥员，或进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学院进一步学习理论。然后被派往敌后，或派回家乡从事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三十年代后期，他们中多数为县区领导，四十年代成为县级以上及地区领导。前山东平原乡师学生王克寇的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批地方领袖的成长：王1933年入乡师学习，1936年在乡师入党，1937年夏毕业后回到本县任教，同时进行抗日动员和组织活动。1937年底日军占领其家乡时，王已经拥有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后来又兼并了其他各种地方武装和民间抗日力量，包括改造一支土匪队伍。1938年初当共产党中央派代表进入该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时，王被任命为家乡（禹城）的县委书记，后为鲁西北特委武装部长，1939年为鲁西北游击大队政委，194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八路军冀鲁豫四分区基干二团，为地方主力，王任团政委117。王是山东师范学校抗战前最后一批毕业生，在他之前的党员学生已回乡任教并从事动员群众的工作，在他之后的激进学生抗战爆发时仍然在校，于是，他们或直接投入游击战，或投奔延安，然后再回乡从事抗日活动。Esherick(周锡瑞)利用四十年代后期的资料〔1948-51〕研究了陕甘宁边区延长县乡村基层干部的家庭出身，试图了解共产党基层政权的结构。他认为，陕甘宁根据地的干部有不同背景：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处于中央和省级领导地位，贫农出身的干部在县级，中农出身的干部在区乡村各级118。《师范群英》的资料显示，三十年代后期，大部分师范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干部任区、县、地区级领导，到四十年代中后期，这批干部多数已经成为县以上或地区以上的领导了。很有可能他们所动员的乡村青年接替了他们在村乡各级的职务，成为基层领导，然后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地扩大后有的晋升为县级领导。若是这样，就与Esherick所说的结构是一致的。而且，从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后期干部的结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组织基于年资的分层现象（layers）。本文表三中所列的人物，少数人在战场上牺牲了，多数人经历了抗战和内战，49年后成为共产党重要干部，许多人不是部局首长，院校校长、就是将校军官、省市领导。
五、结 语
本文讨论了三十年代教育扩展与政治势力的微妙变化。在国民党政府的发展乡村师范、扩展乡村教育的政策下，一大批贫寒乡村青少年得以接受中等教育。但是，这些青少年个人和其家庭处于不利的整体大环境。天灾、乡村经济的雕敝，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国民党政府失败的乡村政策，在在都使得这些优秀的乡村青年不满。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自觉优秀，却不得不接受次一等教育，将来出路极其有限，而且作为乡村小学教师，待遇极差。他们并未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现代化政策的好处，反而觉得被困乡里。另一方面，进入地方师范把他们带出原有的乡村社区，使他们视野开阔，通过师范学校这个视窗，他们接触到了现代知识和各种社会理论，了解到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和社会前景。
如果要为共产党人排列谱系的话，笔者则将三十年代的激进青年学生归于第二代共产党人，他们与第一代共产党人有著显著的区别。第一代共产党人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以及二十世纪初年的旧乡绅家庭，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又有机会在大城市接触现代生活和新式教育，在整个1910年代中他们不断汲取了陆续传入的各种西方思潮，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激进主义的高潮。因此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知识更为直接和全面，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理论，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是书写、呼吁、传播，确是为一种城市知识分子的运动119。而第二代共产党人多出生于1910年代的乡村一般小农家庭，他们所受的教育颇为杂芜，既有私塾教育，也有新式教育，且教育过程时断时续。由于地理环境和家庭背景的局限，他们的文化程度大多限于中等教育，甚至更少。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左翼文学作品和社会主义入门书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了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列宁主义式的，是经过第一代共产党人选择、消化的理论。这就注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是间接的，片断的。导致他们激进的动力并非出于理论的极端化，而更多的是出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背景和亲身经历。在三十年代的形势下，他们已经不可能对西方理论作更多的学理上的探讨，社会和时代要求他们有所行动，抗日救亡刻不容缓。所以，第二代共产党人更多地是「行动的一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可能把某种理论视为教条，而是更多的从实践中去理解理论，修正理论。同样的，他们也最有可能以实践行动背离抽象理论，这样就促成了共产主义的中国化。
然而，从更广阔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将这种政治变化看成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寻求社会转型的不同解决方案。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我们看到的都是上层知识精英主导的社会改革方案，这种方案往往注重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加速了乡村经济的衰落和社区的瓦解，加大了社会分化与贫富不均，让农村和农民为现代化付出代价。这种现象在九十年代大陆地区的改革中又重新出现。而三十年代的乡村青年通过参与现代教育，使得小知识分子阶层壮大，他们的出身与利益使其与农民结成同盟，并成为下层利益的代言人，抗衡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上层精英，这种对立最终导致社会革命。在此过程中，日本侵略带来了时机问题，并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只有在共产党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基层力量可作为革命运动的桥梁，使革命目标和政策、民族主义意识能够达到下层广大农民，同时又能将下层利益诉求即时传达到上层，修正上层政策，以利于团结最广泛的社会阶层，日本侵略和民族主义高涨造成的机会才可能被充分利用。
师范学生成为地方革命领导人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回乡。在本文第三部分中提到，绝大多数师范生毕业后，回到自己家乡或附近村镇教书。表三 〔下〕所用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成为地方领袖并非偶然，首先，因为他们出身于当地农家，暸解地方风俗语言，可以用同一种语言和农民沟通，知道怎么将民族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大目标翻译成农民理解的语言。其次，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乡村生活的艰辛，懂得农民的疾苦，知道他们想要的是甚么，知道甚么政策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抗日。第三，他们从小读书就是同类中的佼佼者，被家庭、村民寄予厚望，代表著家族和村庄的荣耀，使他们在乡亲们中有声望，有号召力。第四，他们回乡后，被看成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作为地方教师和文化人，他们受到尊重，教师身份也利于他们和学生家长们交流。这些都是他们成为地方领袖的必要条件。而且，如上文提到，在乡村中存在著一大批青年，他们虽然接受过几年基本教育，但未能接受高小或中等教育，属于在投考师范学校考试中被淘汰的大多数。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有能力与地方教师沟通，理解一些基本的社会概念，同时，他们也对生活现状不满。这批人既是地方教师的同龄人，又可能是亲戚、同乡、儿时玩伴、小学同学，因而最可能成为地方教师进行动员的主要对象。当然，对这批人的动向有待进一步研究，也许能帮助我们暸解除师范毕业生以外的中共基层干部。
表三〔下〕中所列43名学生中，有24人回到乡村，成为小学教师，28名先后组织或加入了地方游击队。除此外，师范学校的党组织也特别送学生到地方乡村去组织群众，参加游击队。例如，七七事变后，山东惠民第六乡师送出十几名共产党员学生到附近村庄去发动群众，准备游击战115。另外的人以不同方式参加抗战，例如抗日宣传队。七七事变后不久，山东大部分地区沦陷，所有学校或停办或搬迁到大后方。有些师范生回到家乡组织抗战，有些去了延安，有些跟随学校撤退往后方，但中途也转而参加了抗战。1937年11月，山东平原第五乡村师范和惠民第六乡师曾送出九十多名学生去了延安116。表三〔下〕中，14位人物先后去了延安，其他人物有的进入共产党在山西等地举办的训练班或学校。在延安，他们或在抗大接受政治军事训练，成为军事指挥员，或进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学院进一步学习理论。然后被派往敌后，或派回家乡从事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三十年代后期，他们中多数为县区领导，四十年代成为县级以上及地区领导。前山东平原乡师学生王克寇的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批地方领袖的成长：王1933年入乡师学习，1936年在乡师入党，1937年夏毕业后回到本县任教，同时进行抗日动员和组织活动。1937年底日军占领其家乡时，王已经拥有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后来又兼并了其他各种地方武装和民间抗日力量，包括改造一支土匪队伍。1938年初当共产党中央派代表进入该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时，王被任命为家乡（禹城）的县委书记，后为鲁西北特委武装部长，1939年为鲁西北游击大队政委，194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八路军冀鲁豫四分区基干二团，为地方主力，王任团政委117。王是山东师范学校抗战前最后一批毕业生，在他之前的党员学生已回乡任教并从事动员群众的工作，在他之后的激进学生抗战爆发时仍然在校，于是，他们或直接投入游击战，或投奔延安，然后再回乡从事抗日活动。Esherick(周锡瑞)利用四十年代后期的资料〔1948-51〕研究了陕甘宁边区延长县乡村基层干部的家庭出身，试图了解共产党基层政权的结构。他认为，陕甘宁根据地的干部有不同背景：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处于中央和省级领导地位，贫农出身的干部在县级，中农出身的干部在区乡村各级118。《师范群英》的资料显示，三十年代后期，大部分师范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干部任区、县、地区级领导，到四十年代中后期，这批干部多数已经成为县以上或地区以上的领导了。很有可能他们所动员的乡村青年接替了他们在村乡各级的职务，成为基层领导，然后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地扩大后有的晋升为县级领导。若是这样，就与Esherick所说的结构是一致的。而且，从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后期干部的结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组织基于年资的分层现象（layers）。本文表三中所列的人物，少数人在战场上牺牲了，多数人经历了抗战和内战，49年后成为共产党重要干部，许多人不是部局首长，院校校长、就是将校军官、省市领导。
五、结 语
本文讨论了三十年代教育扩展与政治势力的微妙变化。在国民党政府的发展乡村师范、扩展乡村教育的政策下，一大批贫寒乡村青少年得以接受中等教育。但是，这些青少年个人和其家庭处于不利的整体大环境。天灾、乡村经济的雕敝，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国民党政府失败的乡村政策，在在都使得这些优秀的乡村青年不满。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自觉优秀，却不得不接受次一等教育，将来出路极其有限，而且作为乡村小学教师，待遇极差。他们并未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现代化政策的好处，反而觉得被困乡里。另一方面，进入地方师范把他们带出原有的乡村社区，使他们视野开阔，通过师范学校这个视窗，他们接触到了现代知识和各种社会理论，了解到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和社会前景。
如果要为共产党人排列谱系的话，笔者则将三十年代的激进青年学生归于第二代共产党人，他们与第一代共产党人有著显著的区别。第一代共产党人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以及二十世纪初年的旧乡绅家庭，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又有机会在大城市接触现代生活和新式教育，在整个1910年代中他们不断汲取了陆续传入的各种西方思潮，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激进主义的高潮。因此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知识更为直接和全面，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理论，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是书写、呼吁、传播，确是为一种城市知识分子的运动119。而第二代共产党人多出生于1910年代的乡村一般小农家庭，他们所受的教育颇为杂芜，既有私塾教育，也有新式教育，且教育过程时断时续。由于地理环境和家庭背景的局限，他们的文化程度大多限于中等教育，甚至更少。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左翼文学作品和社会主义入门书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了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列宁主义式的，是经过第一代共产党人选择、消化的理论。这就注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是间接的，片断的。导致他们激进的动力并非出于理论的极端化，而更多的是出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背景和亲身经历。在三十年代的形势下，他们已经不可能对西方理论作更多的学理上的探讨，社会和时代要求他们有所行动，抗日救亡刻不容缓。所以，第二代共产党人更多地是「行动的一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可能把某种理论视为教条，而是更多的从实践中去理解理论，修正理论。同样的，他们也最有可能以实践行动背离抽象理论，这样就促成了共产主义的中国化。
然而，从更广阔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将这种政治变化看成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寻求社会转型的不同解决方案。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我们看到的都是上层知识精英主导的社会改革方案，这种方案往往注重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加速了乡村经济的衰落和社区的瓦解，加大了社会分化与贫富不均，让农村和农民为现代化付出代价。这种现象在九十年代大陆地区的改革中又重新出现。而三十年代的乡村青年通过参与现代教育，使得小知识分子阶层壮大，他们的出身与利益使其与农民结成同盟，并成为下层利益的代言人，抗衡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上层精英，这种对立最终导致社会革命。在此过程中，日本侵略带来了时机问题，并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只有在共产党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基层力量可作为革命运动的桥梁，使革命目标和政策、民族主义意识能够达到下层广大农民，同时又能将下层利益诉求即时传达到上层，修正上层政策，以利于团结最广泛的社会阶层，日本侵略和民族主义高涨造成的机会才可能被充分利用。
1 对下层革命力量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农民本身或其对革命的反应，而对于基层运动的组织者往往语焉不详，笼而统之称为共产党员或基层干部。
2 北京大学也许是个例外，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前后的学生运动的确对当时中国的政治趋势和社会思潮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对于三十年代共产党的乡村革命来说目前的研究却不足以说明教育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另一个例子是湖南第一师范，但对湖南一师的研究仍然集中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共领袖身上，这仍然只是对上层精英的研究。
3 见上海市青运史研究会、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研究室编﹕《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另外，关于共产党官方对城市学生运动的论述，参见张继和编:《丹心碧血-旧中国历次学潮实录》(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孙思白主编:《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清华大学﹕《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
4 Jeffre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
5 许多学生运动史被当成党史的一部分来论述。如《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1919-1949》(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
6 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89, 85-86.
7 Ibid, pp. 6-7.
8 如Wasserstrom就专注于上海的学生运动。见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9 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页1400，及《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卷4，页132。
10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pp. 5-7.
11 最近，Suzanne Pepper 对这一讨论进行了历史性回顾，见"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 no. 1 (February 2004), pp. 105-125.
12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见第一章。
13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在Selden 之前，Donald Gillin 对山西的研究就指出，抗战前，共产党的激进政策在当地就很受欢迎。见Warlord: 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14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3-16.
15 Suzanne Pepper 指出，Johnson 的单一因素观点不能解释抗战以后共产党继续的发展，也难以解释为何在激发民族主义的因素消失之后，共产党仍然能取得全国胜利。但Suzanne Pepper认为，对Johnson 的批评和后续研究发展出多元解释，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知识。她也指出以目前的研究来看，任何认为可以对这一问题作出结论的想法都还言之过早。见"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
16 在孙思白主编的《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中提到，城市大学生组织下乡宣传抗日，即使他们已有思想准备，丢掉学生的优越感，改变穿著使自己尽量靠近农民，但农民仍然不懂他们的语言，认为他们的宣传与自己切身生活无关，对他们非常冷淡。而且这种短期下乡宣传对农民的鼓动作用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反倒是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他们有相当大的震动，使他们意识到与农民之间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见页28-31）
17 Ralph Thaxton 认为，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成就并非动员农民，响应抗战，而是认同农民的利益，并没有将革命化的政策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乡村社会，反而需要适应、认同乡村的风俗文化。见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Pepper指出，Thaxton 的观点成为Johnson 关于共产党靠抗战兴起论点的"反题"(antithesis)，即共产党在乡村的活动不仅未能受益于日本侵略，反而受其阻碍。见"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 Thaxton 认为共产党的基层领导来自本地一些与外界有联系的人，如季节工、曾在城市打工者。他也注意到了村中的师范生成为当地基层领导，遗憾的是，他并未深究这些师范生如何成为地方基层领导。
18 Pauline Keating和Joseph Esherick的研究显示共产党要赢得农民的支持，必须使其政策符合地方的实际情况，符合地方人民的需要。由于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执行政策的过程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干部的灵活掌握。见Keating, "The Yan'an Way of Co-ope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1994), pp. 1025-51以及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1994), pp. 1052-79. Esherick对陕甘宁边区固林县乡村基层干部的研究指出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当地各级干部是在1934-36年共产党实行激进政策时参加革命的，实际上否定了Johnson的观点，肯定了Seldom的研究。见"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19 Steven Levine 认为，共产党人是寄寓乡间的"城市分子"("urban nucleus") ，只不过学会了说农民的语言。见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Cambrid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3, 243。但是，Esherick对共产党基层干部的研究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以及本文对三十年代共产党基层、中层干部来源的分析均与此观点有冲突。而Levine 的研究局限于东北地区，与华北、中原、江南以及其他地区根据地情况完全不同。
20 大陆学者于学仁认为学生运动从城市到乡村的转变是在抗战后共产党兴起，吸引了城市青年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革命，接受共产党改造，与工农结合。这种观点表述的是典型的共产党官方历史叙述，仍然不能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问题。见《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长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页522-550)。
21 大学生数字与Israel 使用的数字（1931年）稍有不同，可能与不同来源有关。以上数字出于官方资料。由于某些私立院校反对政府的注册政策，官方统计可能与实际数字稍有出入。
22 以上数字均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页1400，1429；《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卷4，页133。
23 关于社会组织利用乡村师范学校进行社会改造以及国民党政府利用地方师范进行乡村政权建设的研究，见丛小平：《社区学校与基层社会组织的重建──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与乡村师范》，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1年11期 ，以及 Xiaoping Cong, "Localizing the Global, Nationalizing the Local-the Role of Teachers' Schools in Making China Modern, 1897-1937," (博士论文，洛杉机加州大学UCLA, 2001)，第6章。
24 Robert Culp, "Elite Associat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Jiashan and Lanqi Counties, Zhejiang, 1911-1937," Modern China, vol. 20, no. 4 (1994. 10), pp. 446-477.
25 见Charles 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Cambrid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北：时报出版社，1981。如山西的阎锡山，见 Philip Kuhn,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in Wakeman and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257-299.
26 见Xiaoping Cong, "Localizing the Global, Nationalizing the Local" 第6章。
27 吴相湘、刘绍唐编：《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始末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重印），页143-7。
28 古楳：《乡村师范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42-46。
29 1922年的教育改革虽然并未取消师范学校，但在教育正规化、标准化的政策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名，将师范学院改为综合性大学，中等师范学校并入中学或改为普通中学。到1927左右，中等师范只剩二百多所。1930年，全国高等师范从原来的六所减少为两所：即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30 教育部：〈为通令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增设职业学校在普通中学中添职业科目，县立初中应附设或改设乡 村师范及职业科〉，《教育部公报》，1931，卷3，第13期。
31 教育部：〈师范学校法•附师范学校规程〉，载李友芝等编：《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史资料》（出版者与年代不详）， 页324-347。
32 教育部：《教育部视察各省市教育报告，1933》。
33 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江苏教育概览（民国十一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重印，1971），卷1，页82。
34 河南教育厅：《河南地方教育视察报告（1934）》，卷一。省视察员可能视察了全省110个县，笔者只见到其中45个县的视察报告，但也足以管窥全豹。
35 庄泽宣：〈甘肃教育现状一瞥〉，《中华教育界》，卷24，第7期， 页157-163。原有资料中并未包括其中一所师范学校的学生数。
36 同上
37 教育部：〈河北省教育视察报告〉，见《教育部视察员视察各省市教育报告汇编》，1933。
38 见张书丰：《山东教育通史（近现代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页199-208。
3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pp. 1428-9, 1433.
40 见Xiaoping Cong, "Localizing the Global, Nationalizing the Local" 第6章，此章中涉及的河南百泉师范、以及江西九江师范原均属省立正规师范，位于省会，后改乡师并迁往乡村。还有其他乡村师范如浙江的湘湖师范、江苏的黄渡师范、江西的九江师范、安徽的黄麓师范等等。
41 童润之：〈提倡乡村中等教育的八大理由〉，《中华教育界》，卷24，第2期 (1936年8月)。
42 同上
43 同上
44 张文昌：〈青年问题研究-杭市577高中学生调查统计结果〉，《教育杂志》，卷26，第1期（1936年1月），页94。
45 教育部：〈修正中学学校规程〉，《教育杂志》，卷25，第8期（1935年8月），页128-134。
46 刘来泉、管培俊、蓝士斌：《我国教师工资待遇的历史考察》，《教育研究》（1993），第4期，页30-35。
47 李楚才：〈小学教师的生活问题〉，《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6期（1928）。
48 Becker, Carl. H., et al. The Re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Repor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Mission of Educational Experts (Paris: League of Nations'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1932.
49 刘振佳：〈万里：擎二师之旗帜，掀革命之大波〉，载《师范群英，光耀中华》（以下简称《师范群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94, 卷七（上），页1-12。
50 培芝：〈本校二十二年度入学试验的研究〉，载《乡村改造旬刊》，卷2，第13、14期合刊 （1933年8月）
51 《河北省立大名师范一览》之〈学生家庭职业统计图〉，河北省档案馆。
52 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江苏教育概览（民国十一年）》，页368-422。
53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pp. 87-88.
54 Lloyd Eastman,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990 reprint]), pp. 188-90.
55 关于民国时期的天灾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参见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 以及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6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pp. 87-88.
57 Eastman, Abortive Revolution, pp. 195-212. 关于国民党时期的税收，又见 Kathryn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58 张益民：〈现代化变迁中的土地改革〉，载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 页452-447。
59 杨琪良：〈向我的母校保定二师汇报〉，载《师范群英》，卷8，页124-137。杨后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在外交部门工作。
60 江苏教育厅：《江苏教育概览》，页398。
61 培芝：〈本校二十二年度入学试验的研究〉。
62 教育部：《二十四年度全国私塾统计》，1935。
63 T'ai-ch'u Liao (廖泰初), "Rural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the Old-fashioned Chinese Schools (Szu Shu) in Shandong and Szechuan,"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4, Issue 2, 1949, pp. 19-67.
64 培芝：〈本校二十二年度入学试验的研究〉。
65 《师范群英》，卷七（下），页68。
66 王若望：《王若望自传》(香港明报出版社，1991)，页53。王生于乡村农家，父亲曾任乡村小学教员。王本人在南京栖霞山乡村师范学习一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因活动激进被学校开除，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并于1937年加入共产党。
67 《江苏教育概览》，页441。
68 《师范群英》，卷8，页85。
69 同上，页93。
70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pp. 77-91; Benjamin Elman (艾尔曼),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46-57. 张仲礼的研究显示，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童生考中生员的比率一般在1.25-1.5%之间。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为奖励地方士绅的贡献，清廷将江南以及南方一些省份的学额增加，于是考中比率有所增加，平均可达2%左右。艾尔曼考察了这时期生员考中举人的比率，指出由于生员数量增加，而举人的名额并未增加，于是乡试一级竞争激烈，中榜率一般在1.5%左右。
71 《江苏教育概览》，页398，419，332。
72 李里安：〈从1931年改为乡师后五年来毕业生统计〉，《乡村改造》，卷5，第11、12期合刊（1936年9月），页32。
73 〈毕业学生服务状况统计图，1934〉，《河北省立大名师范一览》。
74 《江苏教育概览》，页332。
75 乡教研究会：〈乡教研究会第一届年会记录〉，《乡村教育》，第26、27期合刊（1935年6月），页49；林仲达：〈乡村教育能改造中国乡村社会吗？〉，《中华教育界》，卷23，第9期 （1936年3月），页1-8。
76 例如，山东第一师范的学生刘震，在完成一年的服务之后，考上了山东大学。五十年代的名演员项堃，也是山东第一师范的学生，毕业后当了一年教师，然后考上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见《师范群英》，卷7上，页264，353。
77 〈河南小学教员罢课潮〉，〈南北教员索薪运动之纷起〉，〈小学教员之索薪运动〉，分别载《教育杂志》，卷22，第二期（1930年2月），页130；第10期 （1930年10月），页125-126；卷23，第3期（1931年3月），页129。
78 《师范群英，光耀中华》，共二十一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94。
79 我认为这些前师范生们在讲述个人家庭出身，接受教育，加入革命，与进步教师的接触联系，入党时间地点，在共产党内从事的工作、职务等等，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因为从四十年代的整风，五十年代的职务评级，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八十年代的退休证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历史审查迫使中共干部们一次次回忆并证明他们的经历，尤其是在文革中，他们多次被迫交代个人历史细节，其经历都被红卫兵调查得清清楚楚，任何不实细节或含糊其辞都可能成为致命的错误。到八十年代，这些人必须证明自己早年的经历，提供证明人，以获得按不同年资规定的退休福利。所以这些资料应该可以引用。
80 六十年代大陆的电影《早春二月》就反映了这种内陆偏远小城镇的保守与封闭。
81 叶文心：〈保守与激进-试论五四运动在杭州〉，载汪熙、Frederick Wakeman 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页200-215。又见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al,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82 《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4)，页75-89。
83 这些前师范生们对自己家庭状况的描述有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应该不会太大，因为报告、传记和回忆录均完成于九十年代初，那时家庭成份政策撤销已有十余年，承认家庭富裕并不会带来麻烦，跨耀家庭贫困也不会带来好处。
84 王朝玺：〈高峻岳：为了大地的明天〉，《师范群英》，卷7下，页44-58。
85 铁瑛：〈保定二师求学记〉，《师范群英》，卷八，页89-101。1964年铁瑛授少将衔，六十、七十年代为中共中央委员，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年代为中顾委委员。
86 杨琪良：〈向我的母校保定二师汇报〉。
87 《师范群英》，卷七（下），页103-4。
88 李茂如：〈秦和珍：滋阳乡视走出的革命家〉，《师范群英》，卷七下，页98-100。
89 铁瑛：〈保定二师求学记〉。
90 同上。
91 我将进步知识分子定义为受左翼思潮影响和同情共产党的学者、作家、文化人、教育家、教师等等。
92 三十年代的《教育杂志》有不少学校教师被指控为共产党而遭到逮捕的报导，如1930年10月号的〈教育界党狱之蔓延〉；同年11、12月号的〈学校党狱之蔓延〉；以及1931年2、3月号的〈教育界党狱之余波〉。
93 贾学春：〈王哲在莱阳乡师的革命活动〉，《师范群英》，卷七上，页99-115。
94 王朝玺：〈李竹如：涓涓碧血写春秋〉，《师范群英》，卷七上，页170-182。
95 《师范群英》，卷七上，页270。马石安1952-54年任北京农大、北京大学副校长，1958年出访国外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96 同上，页142-153。
97 同上，页260。
98 《师范群英》，卷八，页15，34-41。
99 同上，页99-100。
100 同上，页139-141。
101 见《师范群英》卷七、八有关篇章。
102 贾学春：〈王哲在莱阳乡师的革命活动〉
103 《师范群英》卷七上，页107。
104 王若望：《王若望自传》，页60-61。王1949年后历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副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八十年代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之一，被开除出党。王在人生晚期，对自己参加共产党的事业有深刻的反省，因此，他的说法不大可能有夸大。
105 左翼书刊对师范生们的影响也有重塑记忆的问题，考虑到他们对这些书籍刊物的理解可能是随著他们在共产党内的经历而逐步加深的，所以，我列出了这些书刊，试图说明当时这些书刊流行的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书刊可能对他们发生的影响，而不偏重讨论如何发生影响，或发生多大的影响，更不采用作者或传主本人的说法。
106 河北当局每年都下发禁书名单给各个学校，督促他们帮助查禁违禁书刊，每份禁书单都长达几十页，档标题宗旨明确，如《严禁反动宣传（1930）》，《严禁反动刊物（1932）》，《查禁反动宣传（1933）》。文件见河北省档案馆。
107 见河北省档案馆：卷号645-1-1, 645-1-7, 645-1-2.
108 以上几个师范学校是当时共产党最为活跃的地方，也是国民党政府检查的重点。
109 《师范群英》卷七并未囊括山东省师范学校中所有参加革命的进步师范生，许多学生积极分子，甚至后来成为共产党高级官员的人物都没有给予单独的篇章，而只提到其姓名和在49年以后的职务。例如，前山东省长赵健民、前七机部部长景晓村、前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于毅全、前河南及黑龙江省委书记潘复生、前山东省委书记高奇云、前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原黑笼江省政府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邵汝群、北京军事博物馆长刘汉，前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刘春山，原商业部副部长任泉生，原总后勤部副部长白相国，原营口市委书记宫霞光，等等。卷七还提到另外近百名学生积极分子，但并未提供有关他们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及现况的具体细节。
110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p. 7.
111 见《师范群英》卷七上，页315，330。
112 见《师范群英》卷八，页29
113 在大多数人的回忆或传记中，个人经历和参加共产党的过程都非常相似。
114 美国学者Israel 认为学生的活动有两种不同性质，即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学运"是"全国性的，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反应"，这种运动带有政治色彩；而"学潮"则是"地方学校中由于不满当局处理教育或人事而引发的混乱"，这种活动常常是非政治性的。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常常利用学潮以达成对政治政策的不满，因此两者有相关之处。见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p. 89, 85-86。三十年代师范学校学生的活动也显示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与关系。
115 《师范群英》，七上，页148。
116 根据《师范群英》，山东平原乡师自开办以来共有400名学生，其中四分之一在此期间参加了共产党革命 (页148-9)。
117 《师范群英》卷七，页380-391。
118 Esheric,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119 毛泽东似乎是第一代共产党人中的一个异数。而第二代共产党人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经历都与他有相似之处，所以，毛在三十年代成为中共领袖不能说仅是一种巧合。
丛小平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休士敦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2 北京大学也许是个例外，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前后的学生运动的确对当时中国的政治趋势和社会思潮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对于三十年代共产党的乡村革命来说目前的研究却不足以说明教育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另一个例子是湖南第一师范，但对湖南一师的研究仍然集中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共领袖身上，这仍然只是对上层精英的研究。
3 见上海市青运史研究会、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研究室编﹕《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另外，关于共产党官方对城市学生运动的论述，参见张继和编:《丹心碧血-旧中国历次学潮实录》(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孙思白主编:《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清华大学﹕《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
4 Jeffre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
5 许多学生运动史被当成党史的一部分来论述。如《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1919-1949》(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
6 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89, 85-86.
7 Ibid, pp. 6-7.
8 如Wasserstrom就专注于上海的学生运动。见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9 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页1400，及《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卷4，页132。
10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pp. 5-7.
11 最近，Suzanne Pepper 对这一讨论进行了历史性回顾，见"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 no. 1 (February 2004), pp. 105-125.
12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见第一章。
13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在Selden 之前，Donald Gillin 对山西的研究就指出，抗战前，共产党的激进政策在当地就很受欢迎。见Warlord: 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14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3-16.
15 Suzanne Pepper 指出，Johnson 的单一因素观点不能解释抗战以后共产党继续的发展，也难以解释为何在激发民族主义的因素消失之后，共产党仍然能取得全国胜利。但Suzanne Pepper认为，对Johnson 的批评和后续研究发展出多元解释，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知识。她也指出以目前的研究来看，任何认为可以对这一问题作出结论的想法都还言之过早。见"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
16 在孙思白主编的《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中提到，城市大学生组织下乡宣传抗日，即使他们已有思想准备，丢掉学生的优越感，改变穿著使自己尽量靠近农民，但农民仍然不懂他们的语言，认为他们的宣传与自己切身生活无关，对他们非常冷淡。而且这种短期下乡宣传对农民的鼓动作用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反倒是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他们有相当大的震动，使他们意识到与农民之间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见页28-31）
17 Ralph Thaxton 认为，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成就并非动员农民，响应抗战，而是认同农民的利益，并没有将革命化的政策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乡村社会，反而需要适应、认同乡村的风俗文化。见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Pepper指出，Thaxton 的观点成为Johnson 关于共产党靠抗战兴起论点的"反题"(antithesis)，即共产党在乡村的活动不仅未能受益于日本侵略，反而受其阻碍。见"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 Thaxton 认为共产党的基层领导来自本地一些与外界有联系的人，如季节工、曾在城市打工者。他也注意到了村中的师范生成为当地基层领导，遗憾的是，他并未深究这些师范生如何成为地方基层领导。
18 Pauline Keating和Joseph Esherick的研究显示共产党要赢得农民的支持，必须使其政策符合地方的实际情况，符合地方人民的需要。由于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执行政策的过程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干部的灵活掌握。见Keating, "The Yan'an Way of Co-ope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1994), pp. 1025-51以及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1994), pp. 1052-79. Esherick对陕甘宁边区固林县乡村基层干部的研究指出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当地各级干部是在1934-36年共产党实行激进政策时参加革命的，实际上否定了Johnson的观点，肯定了Seldom的研究。见"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19 Steven Levine 认为，共产党人是寄寓乡间的"城市分子"("urban nucleus") ，只不过学会了说农民的语言。见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Cambrid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3, 243。但是，Esherick对共产党基层干部的研究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以及本文对三十年代共产党基层、中层干部来源的分析均与此观点有冲突。而Levine 的研究局限于东北地区，与华北、中原、江南以及其他地区根据地情况完全不同。
20 大陆学者于学仁认为学生运动从城市到乡村的转变是在抗战后共产党兴起，吸引了城市青年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革命，接受共产党改造，与工农结合。这种观点表述的是典型的共产党官方历史叙述，仍然不能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问题。见《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长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页522-550)。
21 大学生数字与Israel 使用的数字（1931年）稍有不同，可能与不同来源有关。以上数字出于官方资料。由于某些私立院校反对政府的注册政策，官方统计可能与实际数字稍有出入。
22 以上数字均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页1400，1429；《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卷4，页133。
23 关于社会组织利用乡村师范学校进行社会改造以及国民党政府利用地方师范进行乡村政权建设的研究，见丛小平：《社区学校与基层社会组织的重建──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与乡村师范》，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1年11期 ，以及 Xiaoping Cong, "Localizing the Global, Nationalizing the Local-the Role of Teachers' Schools in Making China Modern, 1897-1937," (博士论文，洛杉机加州大学UCLA, 2001)，第6章。
24 Robert Culp, "Elite Associat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Jiashan and Lanqi Counties, Zhejiang, 1911-1937," Modern China, vol. 20, no. 4 (1994. 10), pp. 446-477.
25 见Charles 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Cambrid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北：时报出版社，1981。如山西的阎锡山，见 Philip Kuhn,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in Wakeman and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257-299.
26 见Xiaoping Cong, "Localizing the Global, Nationalizing the Local" 第6章。
27 吴相湘、刘绍唐编：《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始末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重印），页143-7。
28 古楳：《乡村师范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42-46。
29 1922年的教育改革虽然并未取消师范学校，但在教育正规化、标准化的政策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名，将师范学院改为综合性大学，中等师范学校并入中学或改为普通中学。到1927左右，中等师范只剩二百多所。1930年，全国高等师范从原来的六所减少为两所：即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30 教育部：〈为通令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增设职业学校在普通中学中添职业科目，县立初中应附设或改设乡 村师范及职业科〉，《教育部公报》，1931，卷3，第13期。
31 教育部：〈师范学校法•附师范学校规程〉，载李友芝等编：《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史资料》（出版者与年代不详）， 页324-347。
32 教育部：《教育部视察各省市教育报告，1933》。
33 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江苏教育概览（民国十一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重印，1971），卷1，页82。
34 河南教育厅：《河南地方教育视察报告（1934）》，卷一。省视察员可能视察了全省110个县，笔者只见到其中45个县的视察报告，但也足以管窥全豹。
35 庄泽宣：〈甘肃教育现状一瞥〉，《中华教育界》，卷24，第7期， 页157-163。原有资料中并未包括其中一所师范学校的学生数。
36 同上
37 教育部：〈河北省教育视察报告〉，见《教育部视察员视察各省市教育报告汇编》，1933。
38 见张书丰：《山东教育通史（近现代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页199-208。
3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pp. 1428-9, 1433.
40 见Xiaoping Cong, "Localizing the Global, Nationalizing the Local" 第6章，此章中涉及的河南百泉师范、以及江西九江师范原均属省立正规师范，位于省会，后改乡师并迁往乡村。还有其他乡村师范如浙江的湘湖师范、江苏的黄渡师范、江西的九江师范、安徽的黄麓师范等等。
41 童润之：〈提倡乡村中等教育的八大理由〉，《中华教育界》，卷24，第2期 (1936年8月)。
42 同上
43 同上
44 张文昌：〈青年问题研究-杭市577高中学生调查统计结果〉，《教育杂志》，卷26，第1期（1936年1月），页94。
45 教育部：〈修正中学学校规程〉，《教育杂志》，卷25，第8期（1935年8月），页128-134。
46 刘来泉、管培俊、蓝士斌：《我国教师工资待遇的历史考察》，《教育研究》（1993），第4期，页30-35。
47 李楚才：〈小学教师的生活问题〉，《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6期（1928）。
48 Becker, Carl. H., et al. The Re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Repor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Mission of Educational Experts (Paris: League of Nations'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1932.
49 刘振佳：〈万里：擎二师之旗帜，掀革命之大波〉，载《师范群英，光耀中华》（以下简称《师范群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94, 卷七（上），页1-12。
50 培芝：〈本校二十二年度入学试验的研究〉，载《乡村改造旬刊》，卷2，第13、14期合刊 （1933年8月）
51 《河北省立大名师范一览》之〈学生家庭职业统计图〉，河北省档案馆。
52 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江苏教育概览（民国十一年）》，页368-422。
53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pp. 87-88.
54 Lloyd Eastman,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990 reprint]), pp. 188-90.
55 关于民国时期的天灾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参见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 以及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6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pp. 87-88.
57 Eastman, Abortive Revolution, pp. 195-212. 关于国民党时期的税收，又见 Kathryn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58 张益民：〈现代化变迁中的土地改革〉，载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 页452-447。
59 杨琪良：〈向我的母校保定二师汇报〉，载《师范群英》，卷8，页124-137。杨后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在外交部门工作。
60 江苏教育厅：《江苏教育概览》，页398。
61 培芝：〈本校二十二年度入学试验的研究〉。
62 教育部：《二十四年度全国私塾统计》，1935。
63 T'ai-ch'u Liao (廖泰初), "Rural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the Old-fashioned Chinese Schools (Szu Shu) in Shandong and Szechuan,"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4, Issue 2, 1949, pp. 19-67.
64 培芝：〈本校二十二年度入学试验的研究〉。
65 《师范群英》，卷七（下），页68。
66 王若望：《王若望自传》(香港明报出版社，1991)，页53。王生于乡村农家，父亲曾任乡村小学教员。王本人在南京栖霞山乡村师范学习一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因活动激进被学校开除，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并于1937年加入共产党。
67 《江苏教育概览》，页441。
68 《师范群英》，卷8，页85。
69 同上，页93。
70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pp. 77-91; Benjamin Elman (艾尔曼),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46-57. 张仲礼的研究显示，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童生考中生员的比率一般在1.25-1.5%之间。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为奖励地方士绅的贡献，清廷将江南以及南方一些省份的学额增加，于是考中比率有所增加，平均可达2%左右。艾尔曼考察了这时期生员考中举人的比率，指出由于生员数量增加，而举人的名额并未增加，于是乡试一级竞争激烈，中榜率一般在1.5%左右。
71 《江苏教育概览》，页398，419，332。
72 李里安：〈从1931年改为乡师后五年来毕业生统计〉，《乡村改造》，卷5，第11、12期合刊（1936年9月），页32。
73 〈毕业学生服务状况统计图，1934〉，《河北省立大名师范一览》。
74 《江苏教育概览》，页332。
75 乡教研究会：〈乡教研究会第一届年会记录〉，《乡村教育》，第26、27期合刊（1935年6月），页49；林仲达：〈乡村教育能改造中国乡村社会吗？〉，《中华教育界》，卷23，第9期 （1936年3月），页1-8。
76 例如，山东第一师范的学生刘震，在完成一年的服务之后，考上了山东大学。五十年代的名演员项堃，也是山东第一师范的学生，毕业后当了一年教师，然后考上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见《师范群英》，卷7上，页264，353。
77 〈河南小学教员罢课潮〉，〈南北教员索薪运动之纷起〉，〈小学教员之索薪运动〉，分别载《教育杂志》，卷22，第二期（1930年2月），页130；第10期 （1930年10月），页125-126；卷23，第3期（1931年3月），页129。
78 《师范群英，光耀中华》，共二十一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94。
79 我认为这些前师范生们在讲述个人家庭出身，接受教育，加入革命，与进步教师的接触联系，入党时间地点，在共产党内从事的工作、职务等等，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因为从四十年代的整风，五十年代的职务评级，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八十年代的退休证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历史审查迫使中共干部们一次次回忆并证明他们的经历，尤其是在文革中，他们多次被迫交代个人历史细节，其经历都被红卫兵调查得清清楚楚，任何不实细节或含糊其辞都可能成为致命的错误。到八十年代，这些人必须证明自己早年的经历，提供证明人，以获得按不同年资规定的退休福利。所以这些资料应该可以引用。
80 六十年代大陆的电影《早春二月》就反映了这种内陆偏远小城镇的保守与封闭。
81 叶文心：〈保守与激进-试论五四运动在杭州〉，载汪熙、Frederick Wakeman 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页200-215。又见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al,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82 《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4)，页75-89。
83 这些前师范生们对自己家庭状况的描述有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应该不会太大，因为报告、传记和回忆录均完成于九十年代初，那时家庭成份政策撤销已有十余年，承认家庭富裕并不会带来麻烦，跨耀家庭贫困也不会带来好处。
84 王朝玺：〈高峻岳：为了大地的明天〉，《师范群英》，卷7下，页44-58。
85 铁瑛：〈保定二师求学记〉，《师范群英》，卷八，页89-101。1964年铁瑛授少将衔，六十、七十年代为中共中央委员，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年代为中顾委委员。
86 杨琪良：〈向我的母校保定二师汇报〉。
87 《师范群英》，卷七（下），页103-4。
88 李茂如：〈秦和珍：滋阳乡视走出的革命家〉，《师范群英》，卷七下，页98-100。
89 铁瑛：〈保定二师求学记〉。
90 同上。
91 我将进步知识分子定义为受左翼思潮影响和同情共产党的学者、作家、文化人、教育家、教师等等。
92 三十年代的《教育杂志》有不少学校教师被指控为共产党而遭到逮捕的报导，如1930年10月号的〈教育界党狱之蔓延〉；同年11、12月号的〈学校党狱之蔓延〉；以及1931年2、3月号的〈教育界党狱之余波〉。
93 贾学春：〈王哲在莱阳乡师的革命活动〉，《师范群英》，卷七上，页99-115。
94 王朝玺：〈李竹如：涓涓碧血写春秋〉，《师范群英》，卷七上，页170-182。
95 《师范群英》，卷七上，页270。马石安1952-54年任北京农大、北京大学副校长，1958年出访国外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96 同上，页142-153。
97 同上，页260。
98 《师范群英》，卷八，页15，34-41。
99 同上，页99-100。
100 同上，页139-141。
101 见《师范群英》卷七、八有关篇章。
102 贾学春：〈王哲在莱阳乡师的革命活动〉
103 《师范群英》卷七上，页107。
104 王若望：《王若望自传》，页60-61。王1949年后历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副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八十年代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之一，被开除出党。王在人生晚期，对自己参加共产党的事业有深刻的反省，因此，他的说法不大可能有夸大。
105 左翼书刊对师范生们的影响也有重塑记忆的问题，考虑到他们对这些书籍刊物的理解可能是随著他们在共产党内的经历而逐步加深的，所以，我列出了这些书刊，试图说明当时这些书刊流行的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书刊可能对他们发生的影响，而不偏重讨论如何发生影响，或发生多大的影响，更不采用作者或传主本人的说法。
106 河北当局每年都下发禁书名单给各个学校，督促他们帮助查禁违禁书刊，每份禁书单都长达几十页，档标题宗旨明确，如《严禁反动宣传（1930）》，《严禁反动刊物（1932）》，《查禁反动宣传（1933）》。文件见河北省档案馆。
107 见河北省档案馆：卷号645-1-1, 645-1-7, 645-1-2.
108 以上几个师范学校是当时共产党最为活跃的地方，也是国民党政府检查的重点。
109 《师范群英》卷七并未囊括山东省师范学校中所有参加革命的进步师范生，许多学生积极分子，甚至后来成为共产党高级官员的人物都没有给予单独的篇章，而只提到其姓名和在49年以后的职务。例如，前山东省长赵健民、前七机部部长景晓村、前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于毅全、前河南及黑龙江省委书记潘复生、前山东省委书记高奇云、前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原黑笼江省政府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邵汝群、北京军事博物馆长刘汉，前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刘春山，原商业部副部长任泉生，原总后勤部副部长白相国，原营口市委书记宫霞光，等等。卷七还提到另外近百名学生积极分子，但并未提供有关他们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及现况的具体细节。
110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p. 7.
111 见《师范群英》卷七上，页315，330。
112 见《师范群英》卷八，页29
113 在大多数人的回忆或传记中，个人经历和参加共产党的过程都非常相似。
114 美国学者Israel 认为学生的活动有两种不同性质，即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学运"是"全国性的，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反应"，这种运动带有政治色彩；而"学潮"则是"地方学校中由于不满当局处理教育或人事而引发的混乱"，这种活动常常是非政治性的。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常常利用学潮以达成对政治政策的不满，因此两者有相关之处。见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p. 89, 85-86。三十年代师范学校学生的活动也显示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与关系。
115 《师范群英》，七上，页148。
116 根据《师范群英》，山东平原乡师自开办以来共有400名学生，其中四分之一在此期间参加了共产党革命 (页148-9)。
117 《师范群英》卷七，页380-391。
118 Esheric,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119 毛泽东似乎是第一代共产党人中的一个异数。而第二代共产党人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经历都与他有相似之处，所以，毛在三十年代成为中共领袖不能说仅是一种巧合。
丛小平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休士敦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