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下跪的自由与卖身为奴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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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跪的自由与卖身为奴的自由
2008年02月26日 09:18早报
读早报2月19日西风的文章《本山弟子下跪，为何很多人不舒服》，深有感触。看来，国人的下跪情结实难摆脱。
在传统社会，人们把下跪行为视为天经地义，自然无须为其正当性进行辩解；而在现代文明的基本规范中，下跪显然为人所不齿；然而诡异的是，在现代文明的自由名义之下，下跪行为却似乎还有其正当性的辩护———依据自由的基本定义，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不伤及、侵犯他人的利益即可。既是如此，有人愿向“恩师”下跪，这并没有冒犯公众利益，有何不可？仅从形式上来看，这样的辩解似乎无懈可击。
但要知道，在人类生活中，下跪决不只是一种身体姿态，而是一种文化符号：向在上者表示臣服，因而表现出的是一种人格的不平等。因此，下跪相当于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与出卖自己的人身自由并无本质不同。如此说来，这一争执并不新鲜，因为早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当个人拥有自由的权利之后，他是否有卖身为奴的自由？
这看似一个悖论。当人拥有自由之后，他就可以 “自由地”回到奴隶状态，从而失去这份自由；但若人不能“自由地”回到奴隶状态，那他的自由权利又该如何得到保障？要打破这一悖论，必须更深入地考察什么是“自由”。自由有其底线：在不伤及他人利益的限度内，自由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任何事情。然而，这一底线仅仅是出于保障自由这一操作层面而言的。自由其实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康德的命题是对自由的最好注解：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人类全部的高贵和尊严即体现于此。之所以为自由划定最低标准，只是为了自由的这一内涵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然而，当有人运用这一标准来背叛自由的实质时，显然，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自由的最大羞辱和侵犯。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是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得到牢固确立，并深入人心的。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有“自由”的观念，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作为一种外来价值观，它还曾蒙受过种种不实之词的扭曲，比如把“自由”等同于“散漫随意”。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自由”概念的正面引介，自由似乎又在蒙受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扭曲，这就是仅仅把它等同于程序意义上的自由，以致滥用自由概念，为一再出现的下跪事件进行辩护。
也许，对于一个向来缺少自由理念的民族来说，强调自由的最低底线实属必要。因为我们离这样一个特殊年代其实并不远：那时居委会大妈随时可以“革命”的名义来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至于那些“非我族类”的阶级异己分子，更是无所谓“隐私”可言，以致有人把那一时期称之为“不挂窗帘的日子”；其后遗症或许正表现为早报吴琦幸最近在早报刊发的文章《我的朋友怕“裸聊”》中所谈到的“裸聊”，直至今天，社会成员之间仍然可随意打听对方的私密消息，人与人之间如此透明的代价却是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因为人即使在小范围之内，也须提防着人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强调自由的底线，即不伤害他人利益情况之下做自己所愿之事。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自由的名义之下可以阉割自由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确立自由的底线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要向社会成员普及自由丰富的内涵价值，似乎更难。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们，大多更为中意西方企业的文化环境，这就说明，自由理念要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真正扎下根来，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承认世间有普世价值，并且承认如自由和民主这样的理念即为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那么，追求自由以及平等就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人生而自由，这理应包括东方人在内。即便对于“下跪”这样的国粹，我们的先人早有这样的古训：男儿膝下有黄金。人格尊严岂可随意践踏？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如今反倒有人以自由的名义甘愿出卖“男儿膝下的黄金”，这岂不令古人都要为之难堪？下跪的自由与卖身为奴的自由
2008年02月26日 09:18早报
读早报2月19日西风的文章《本山弟子下跪，为何很多人不舒服》，深有感触。看来，国人的下跪情结实难摆脱。
在传统社会，人们把下跪行为视为天经地义，自然无须为其正当性进行辩解；而在现代文明的基本规范中，下跪显然为人所不齿；然而诡异的是，在现代文明的自由名义之下，下跪行为却似乎还有其正当性的辩护———依据自由的基本定义，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不伤及、侵犯他人的利益即可。既是如此，有人愿向“恩师”下跪，这并没有冒犯公众利益，有何不可？仅从形式上来看，这样的辩解似乎无懈可击。
但要知道，在人类生活中，下跪决不只是一种身体姿态，而是一种文化符号：向在上者表示臣服，因而表现出的是一种人格的不平等。因此，下跪相当于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与出卖自己的人身自由并无本质不同。如此说来，这一争执并不新鲜，因为早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当个人拥有自由的权利之后，他是否有卖身为奴的自由？
这看似一个悖论。当人拥有自由之后，他就可以 “自由地”回到奴隶状态，从而失去这份自由；但若人不能“自由地”回到奴隶状态，那他的自由权利又该如何得到保障？要打破这一悖论，必须更深入地考察什么是“自由”。自由有其底线：在不伤及他人利益的限度内，自由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任何事情。然而，这一底线仅仅是出于保障自由这一操作层面而言的。自由其实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康德的命题是对自由的最好注解：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人类全部的高贵和尊严即体现于此。之所以为自由划定最低标准，只是为了自由的这一内涵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然而，当有人运用这一标准来背叛自由的实质时，显然，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自由的最大羞辱和侵犯。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是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得到牢固确立，并深入人心的。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有“自由”的观念，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作为一种外来价值观，它还曾蒙受过种种不实之词的扭曲，比如把“自由”等同于“散漫随意”。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自由”概念的正面引介，自由似乎又在蒙受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扭曲，这就是仅仅把它等同于程序意义上的自由，以致滥用自由概念，为一再出现的下跪事件进行辩护。
也许，对于一个向来缺少自由理念的民族来说，强调自由的最低底线实属必要。因为我们离这样一个特殊年代其实并不远：那时居委会大妈随时可以“革命”的名义来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至于那些“非我族类”的阶级异己分子，更是无所谓“隐私”可言，以致有人把那一时期称之为“不挂窗帘的日子”；其后遗症或许正表现为早报吴琦幸最近在早报刊发的文章《我的朋友怕“裸聊”》中所谈到的“裸聊”，直至今天，社会成员之间仍然可随意打听对方的私密消息，人与人之间如此透明的代价却是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因为人即使在小范围之内，也须提防着人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强调自由的底线，即不伤害他人利益情况之下做自己所愿之事。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自由的名义之下可以阉割自由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确立自由的底线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要向社会成员普及自由丰富的内涵价值，似乎更难。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们，大多更为中意西方企业的文化环境，这就说明，自由理念要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真正扎下根来，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承认世间有普世价值，并且承认如自由和民主这样的理念即为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那么，追求自由以及平等就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人生而自由，这理应包括东方人在内。即便对于“下跪”这样的国粹，我们的先人早有这样的古训：男儿膝下有黄金。人格尊严岂可随意践踏？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如今反倒有人以自由的名义甘愿出卖“男儿膝下的黄金”，这岂不令古人都要为之难堪？
2008年02月26日 09:18早报
读早报2月19日西风的文章《本山弟子下跪，为何很多人不舒服》，深有感触。看来，国人的下跪情结实难摆脱。
在传统社会，人们把下跪行为视为天经地义，自然无须为其正当性进行辩解；而在现代文明的基本规范中，下跪显然为人所不齿；然而诡异的是，在现代文明的自由名义之下，下跪行为却似乎还有其正当性的辩护———依据自由的基本定义，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不伤及、侵犯他人的利益即可。既是如此，有人愿向“恩师”下跪，这并没有冒犯公众利益，有何不可？仅从形式上来看，这样的辩解似乎无懈可击。
但要知道，在人类生活中，下跪决不只是一种身体姿态，而是一种文化符号：向在上者表示臣服，因而表现出的是一种人格的不平等。因此，下跪相当于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与出卖自己的人身自由并无本质不同。如此说来，这一争执并不新鲜，因为早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当个人拥有自由的权利之后，他是否有卖身为奴的自由？
这看似一个悖论。当人拥有自由之后，他就可以 “自由地”回到奴隶状态，从而失去这份自由；但若人不能“自由地”回到奴隶状态，那他的自由权利又该如何得到保障？要打破这一悖论，必须更深入地考察什么是“自由”。自由有其底线：在不伤及他人利益的限度内，自由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任何事情。然而，这一底线仅仅是出于保障自由这一操作层面而言的。自由其实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康德的命题是对自由的最好注解：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人类全部的高贵和尊严即体现于此。之所以为自由划定最低标准，只是为了自由的这一内涵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然而，当有人运用这一标准来背叛自由的实质时，显然，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自由的最大羞辱和侵犯。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是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得到牢固确立，并深入人心的。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有“自由”的观念，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作为一种外来价值观，它还曾蒙受过种种不实之词的扭曲，比如把“自由”等同于“散漫随意”。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自由”概念的正面引介，自由似乎又在蒙受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扭曲，这就是仅仅把它等同于程序意义上的自由，以致滥用自由概念，为一再出现的下跪事件进行辩护。
也许，对于一个向来缺少自由理念的民族来说，强调自由的最低底线实属必要。因为我们离这样一个特殊年代其实并不远：那时居委会大妈随时可以“革命”的名义来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至于那些“非我族类”的阶级异己分子，更是无所谓“隐私”可言，以致有人把那一时期称之为“不挂窗帘的日子”；其后遗症或许正表现为早报吴琦幸最近在早报刊发的文章《我的朋友怕“裸聊”》中所谈到的“裸聊”，直至今天，社会成员之间仍然可随意打听对方的私密消息，人与人之间如此透明的代价却是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因为人即使在小范围之内，也须提防着人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强调自由的底线，即不伤害他人利益情况之下做自己所愿之事。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自由的名义之下可以阉割自由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确立自由的底线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要向社会成员普及自由丰富的内涵价值，似乎更难。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们，大多更为中意西方企业的文化环境，这就说明，自由理念要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真正扎下根来，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承认世间有普世价值，并且承认如自由和民主这样的理念即为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那么，追求自由以及平等就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人生而自由，这理应包括东方人在内。即便对于“下跪”这样的国粹，我们的先人早有这样的古训：男儿膝下有黄金。人格尊严岂可随意践踏？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如今反倒有人以自由的名义甘愿出卖“男儿膝下的黄金”，这岂不令古人都要为之难堪？下跪的自由与卖身为奴的自由
2008年02月26日 09:18早报
读早报2月19日西风的文章《本山弟子下跪，为何很多人不舒服》，深有感触。看来，国人的下跪情结实难摆脱。
在传统社会，人们把下跪行为视为天经地义，自然无须为其正当性进行辩解；而在现代文明的基本规范中，下跪显然为人所不齿；然而诡异的是，在现代文明的自由名义之下，下跪行为却似乎还有其正当性的辩护———依据自由的基本定义，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不伤及、侵犯他人的利益即可。既是如此，有人愿向“恩师”下跪，这并没有冒犯公众利益，有何不可？仅从形式上来看，这样的辩解似乎无懈可击。
但要知道，在人类生活中，下跪决不只是一种身体姿态，而是一种文化符号：向在上者表示臣服，因而表现出的是一种人格的不平等。因此，下跪相当于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与出卖自己的人身自由并无本质不同。如此说来，这一争执并不新鲜，因为早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当个人拥有自由的权利之后，他是否有卖身为奴的自由？
这看似一个悖论。当人拥有自由之后，他就可以 “自由地”回到奴隶状态，从而失去这份自由；但若人不能“自由地”回到奴隶状态，那他的自由权利又该如何得到保障？要打破这一悖论，必须更深入地考察什么是“自由”。自由有其底线：在不伤及他人利益的限度内，自由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任何事情。然而，这一底线仅仅是出于保障自由这一操作层面而言的。自由其实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康德的命题是对自由的最好注解：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人类全部的高贵和尊严即体现于此。之所以为自由划定最低标准，只是为了自由的这一内涵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然而，当有人运用这一标准来背叛自由的实质时，显然，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自由的最大羞辱和侵犯。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是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得到牢固确立，并深入人心的。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有“自由”的观念，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作为一种外来价值观，它还曾蒙受过种种不实之词的扭曲，比如把“自由”等同于“散漫随意”。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自由”概念的正面引介，自由似乎又在蒙受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扭曲，这就是仅仅把它等同于程序意义上的自由，以致滥用自由概念，为一再出现的下跪事件进行辩护。
也许，对于一个向来缺少自由理念的民族来说，强调自由的最低底线实属必要。因为我们离这样一个特殊年代其实并不远：那时居委会大妈随时可以“革命”的名义来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至于那些“非我族类”的阶级异己分子，更是无所谓“隐私”可言，以致有人把那一时期称之为“不挂窗帘的日子”；其后遗症或许正表现为早报吴琦幸最近在早报刊发的文章《我的朋友怕“裸聊”》中所谈到的“裸聊”，直至今天，社会成员之间仍然可随意打听对方的私密消息，人与人之间如此透明的代价却是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因为人即使在小范围之内，也须提防着人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强调自由的底线，即不伤害他人利益情况之下做自己所愿之事。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自由的名义之下可以阉割自由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确立自由的底线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要向社会成员普及自由丰富的内涵价值，似乎更难。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们，大多更为中意西方企业的文化环境，这就说明，自由理念要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真正扎下根来，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承认世间有普世价值，并且承认如自由和民主这样的理念即为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那么，追求自由以及平等就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人生而自由，这理应包括东方人在内。即便对于“下跪”这样的国粹，我们的先人早有这样的古训：男儿膝下有黄金。人格尊严岂可随意践踏？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如今反倒有人以自由的名义甘愿出卖“男儿膝下的黄金”，这岂不令古人都要为之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