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铁道游击队铁道线上布“战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0:46:59
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底摄制完成的《铁道游击队》，是根据著名作家刘知侠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影片再现了由鲁南煤矿和铁路工人秘密组成的一支武装力量，在铁路沿线机智地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该片上映时全国轰动。
刘知侠就是铁路边长大的苦孩子
刘知侠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铁路边，父亲就是一名铁路工人，因家境贫寒和穷苦孩子一起到车站上捡煤核，还学会了扒车的技术，很早就养成一种坚强勇敢，豪爽义气的气质。1938年9月，他怀着抗日救国热忱奔赴延安，因喜欢文学想进鲁艺学习，却偏偏被分到抗大学习军事。开始他以为吃了亏，但所学军事知识以及行军打仗的锻炼，使他变得能文能武，为后来创作《铁道游击队》储备了必要条件。
就在刘知侠因军事课程成绩好，一年后于抗大毕业又被留校在军事队继续学习的同时，八路军苏鲁支队派人进入山东煤炭重镇枣庄，组织铁道游击队，借开炭厂作掩护，秘密发动工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打击鬼子、汉奸。队员们都会扒火车，有的还会开火车。
1940年夏天，游击队活动由秘密转入公开，从枣庄扩大到津浦线、微山湖一带。由于队伍不断扩大，他们成立了大队部，下设四个分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袭据点、扒火车、打票车、撞火车、炸桥梁、劫货车，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把敌人打得顾此失彼、狼狈不堪。这时，刘知侠已随抗大一分校由太行山东进沂蒙山，先后任抗大文工团团长和《山东文化》副主编，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1943年在山东根据地第一次战斗英雄大会上，他有幸以记者身份访问了铁道游击队的代表，并在省党校结识了他们的政委，萌生了创作小说的念头。然而频繁的战斗、行军又不可能安下心来谋篇写作，他便将铁道游击队的事迹编成故事，在战斗间隙讲给大家听，结果很受欢迎。
1945年他根据部分材料写成小说《铁道队》，在《山东文化》公开发表。随即他接到铁道游击队的来信，希望他一定要到队上去，更进一步熟悉和了解他们的斗争。这一邀请使刘知侠很为兴奋，他不顾路途遥远，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和据点，先后两度赶到那里，和他们生活、战斗在一起。
在与铁道游击队相处的日子里，刘知侠与短枪队的“老哥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长久交谈，走遍了他们所战斗过的地方。最使他难忘的是一次年会上，铁道游击队的指战员们按古老的方式来悼念牺牲的战友，把丰盛的佳肴美酒摆在烈士牌位之前，一改平时喝酒都要猜拳行令的习惯，全都沉默地隔着酒桌满含泪水寄托哀思。
就在这次新年会餐席上，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建议革命胜利后领导在微山湖立个纪念碑，二是希望刘知侠把他们的事迹写成一本书留下来。他当即接受了这个光荣的委托。
主要人物的原型
正当肩负重托的刘知侠准备倾力投入创作，解放战争打响了。铁道游击队编入主力部队，他也奉命奔赴前线，写作只好停下来，直到建国以后才找到机会。他从1952年起，花了整整两年时问，终于一气呵成写出这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于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其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几乎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
大队长刘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受党派遣返回枣庄，从建立秘密抗日情报站发展为鲁南铁道队的首任大队长洪振海，血染洋行、打票车、劫布车等战斗，就是由他率队进行的，后在一次冒险作战中牺牲，年仅32岁。另一个是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在鲁南地区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他率领队员们坚持战斗，并圆满完成了护送刚刚卸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等中央首长跨越津浦铁路返回延安的任务。小说出版时，刘金山已是苏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很多机关、学校请他去作报告，每次报告完，总被青年人团团围住，问芳林嫂的情况。他只得满面通红地回答：“小说中的战斗都是真的，至于芳林嫂，那是作家的塑造。”
政委李正，是综合第一任政委杜季伟等几位政委的特点塑造而成。铁道游击队开始建立时只是一个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员、以“偷”鬼子为主要职业的散漫团体，后来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和改造下，才一步步走上正规化道路。
芳林嫂，则是三位女性的综合：年近30岁、外号“时大脚”的时大嫂，其丈夫是铁路工人被日本特务杀害，有个叫小凤的女儿；刘桂清，儿子是铁道队员，人们称她为“二嫂”；尹大嫂，她不仅掩护伤员、送情报，还参加过袭击敌人的战斗。小说发表后，当地群众把她们三人都称为芳林嫂。
令刘知侠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铁道游击队队员的“芳林嫂”再次伸出无私的双手。“文革”中，《铁道游击队》被批为“大毒草”，时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的刘知侠遭到“造反派”的囚禁和武斗，他从三楼跳下脱身，逃到移居济南的刘桂清家里躲藏起来，才得以幸免遇难。刘知侠回忆说：“她见到我说：‘大兄弟，你在二嫂我这里住就行了，保你没事！’”
导演痛下“肢解”重手
小说《铁道游击队》面世之后迅即风靡一时，要求改编为电影的呼声随之而起，上影顺应民意将其列入摄制计划。此时恰逢长影《平原游击队》捷足先登产生轰动效应，众多喜爱《铁道游击队》的读者对该片的拍摄更是翘首以盼，纷纷以各种途径询问、建议，其关注热切程度实为罕见。
上影决定由刘知侠这个“外行”直接改编剧本，同时让已确定担任导演的赵明提前介入，参与改编工作。赵明给初次“触电”的刘知侠帮助不少，起着主导作用，但两人之间也有很多争论。赵明从影片的长度不能包括原著小说全部内容，必须突出最主要的东西出发，建议作者省略或合并一些次要人物和情节，对于原作者刘知侠来说，这种割舍毕竟是一种难言的痛苦。改编的头几稿，他认为已经删了很多，再精简不下去了。于是赵明拿过去，再作一番删削。后来定稿的电影文学剧本的篇幅，仅及小说的十分之一多一些，而实际拍成的影片又有压缩，仅一小时二十分就映完了。刘知侠虽对导演“果断处理”表示佩服，感叹比自已“客观、冷静得多了”，但在电影文学剧本出版单行本时，除参照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作了修补，还把文学剧本原来就有、银幕上没有采纳而又自认为好的东西，悉数保留于其中。
影片上映后，一些喜爱原小说的热心读者同样感到不满足，对影片改编的取舍提出不少意见，特别“指名道姓”地提出“‘搞布车’既能表现游击队的英勇机智，又能表现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什么不包罗在影片里”？‘血染洋行’很紧张，为什么不放上去呢？就连曾任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应邀担任影片军事顾问的刘金山，也表示影片没有把这样生动复杂的场面拍进去“是很可惜的事”。
赵明专门作了公开回应，他认为《铁道游击队》的主要精神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主要人物是刘洪、王强、李正、芳林嫂、鲁汉、小坡等，主要情节是铁道线上的斗争。正是本着这样的考虑，对于一些在原著小说中虽相当突出、在读者心目中也相当赞赏的重要情节，也只好舍弃了。
赵明也坦陈影片对小说所作的改编取舍，存在着估计不足和考虑欠周的地方，如果当初对读者和观众的要求估计得更准确一些，剧作构思上更全面客观一些，剧本和影片的面貌可能又是一个样。
具体到“打布车”等情节的略去，赵明解释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次要情节对待，只是出于使素材保持适当比例和突出铁道斗争特点的要求。因为影片中游击队在枣庄时期有了飞车搞机枪，拉队伍以后有了打票车，经过一段时期休整后有了撞兵车，日本宣告投降后有了阻击铁甲列车，其它“打布车”等相类似的情节就只好割爱了。而打洋行虽在铁路边，但和铁道斗争特点关系不大，在洋行里杀鬼子，也与一般场合由普通的任何游击队杀鬼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差别，加之顾及在银幕上表现起来太血淋淋，造成过分刺激效果，同样也就在影片中未作正面展开，而只作为后景氛围处理。
战马热昏在地，秦怡全身长满痱子
影片经过紧张筹备很快投入拍摄，演员的选择颇费心思，扮演刘洪的是专门外请的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曹会渠，政委李正则由上影演员冯出演。他们一个矫健英武，颇有军事干部气质，一个清瘦精干，带有知识分子特征，从外形到内在都很贴近，“文武”互补颇为般配。游击队其他骨干王强、小坡、彭亮、鲁汉等，分别由冯奇、冯笑、仲星火、邓楠等扮演，唯一的女角芳林嫂给了秦怡，阴险狠毒的日寇特务队长岗村，则找了在反派表演中崭露头角的陈述。
外景地原拟从故事发生地山东选择，但考察发现枣庄铁道线太繁忙，而微山湖又过辽阔，并不适于拍摄，后改选无锡、南京郊区及太湖，并设法取得上海市铁道分局支持，在江湾附近拨出一条还没有正式运行的支线铁路和几列火车供拍摄使用。
1956年7月5日影片正式开拍，在摄影棚拍摄了四堂内景以后，摄制组于7月21日转赴无锡太湖边进入外景拍摄。时值盛夏，十分炎热，而要拍的偏偏多是冬天的戏，满身大汗还得穿上厚衣服，室外的温度已达摄氏三十四五度，摄影棚里几万支光的水银灯照射着，温度也高达三十七八度以上。演员们一遍又一遍地试戏，往往一个镜头正式拍摄的时候，全身已像从水里爬出来一样，脸上流满了汗水，只好由化妆人员赶紧拿着手巾和纱布帮助吸汗。
有一场戏是芳林嫂和战友一起送政委到后方养伤，在湖边与政委告别。秦怡身穿棉袄，还围上一条厚厚的毛围巾，在地表温度高达摄氏五十度的太阳底下拍摄，热得火烧火燎，里面的衣服早巳湿透，表面上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坚持把戏拍完。
还有一场拍火烧场面的戏，连战马都热得昏倒在地上，秦怡幸好安然无恙。人虽然硬挺了过来，身上却长满了痱子，特别是脖子上的痱子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结成了块，看上去红红厚厚的一层。
此时正巧日本著名影星乙羽信子来华访问，厂里指令秦怡回上海出面接待。天气实在太热，秦怡便穿了件低领的连杉裙，露出了脖子上的一圈痱子，见面时乙羽信子老是盯着那里看。秦怡看出了她的疑惑，便解释说：“我是因为夏天拍冬天的戏，脖子上长了痱子。”乙羽信子仍摇头叹息：“为什么你被折磨成这样呢？”秦怡回答：“没什么，这是拍戏的需要。”
乙羽信子还是感到不能理解，而且竟然将这件事一直记了几十年，后来秦怡三次访问日本见到乙羽信子，每次她都会指着秦怡的脖子问：“还会长痱子吗？”
在无锡时大队人马住在山坳里一个部队的宿舍，房间里一台电风扇都没有，晚上睡觉都是大汗淋漓，早上起床，席子上会留下一个个汗湿的“人形”。因摄制组里只有秦怡一个女同志，住宿安排总占一些便宜，转点南京拍摄时独自住了有四张床的房间，可她还是一把扇子不离手，鼾声起时扇子还在摇。
“拍摄现场就是战场”
当然“苦”中也有“乐”，摄制组中“老合作”不少，相处十分融洽。陈述最不怕累，拍戏之余忙着给人画画、写拍摄花絮、说各种笑话，，而且他最不怕热，夏天睡觉也要盖厚被。
摄制组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欢迎与全力支持，人们争相围观拍摄现场，演职员们深受鼓舞与激励。
曹会渠第一次参加拍电影，就演刘洪这样一个难度很大的角色，为了在银幕上展示铁道游击队特有的高超巧妙的驾车与跳车技术，他与其他有关演员一起，在上海铁道局机务段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跟着火车在上海与苏州之间来回跑，反复练习开车、跳车的关键动作。
在准备影片高潮“芳林嫂被押刑场、刘洪飞骑相救”一场戏时，为达到拍摄所要求的能自如骑马飞奔，他又勤学苦练骑马技术，实拍中更是以坚定意志和顽强精神甘冒风险。
根据剧情，演员需要骑着马追赶火车，并在公路与铁路交岔口越过火车头，导演要求马与火车在同一时间、同一画面擦肩而过，虽在拍摄之前已对安全保障作了充分布置，但正式拍摄中当刘洪策马向路口飞奔时，面对疾驰过来的火车，坐骑突然刹了一下脚，好在仅有短暂的两秒钟，就又飞奔越过火车，马尾巴几乎被火车碰上。位于火车铁轨五六米外屏息观看者，吓得魂不附体纷纷闭上眼睛，情不自禁地感叹：“拍摄现场就是战场”。
《铁道游击队》在上海首轮映出时，上座率创了新高，轰动全国。1957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国产新片评选时，它又被评为最受观众欢迎的十部影片之一，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浪漫的影片主题歌，则传唱至今、历久不衰。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底摄制完成的《铁道游击队》，是根据著名作家刘知侠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影片再现了由鲁南煤矿和铁路工人秘密组成的一支武装力量，在铁路沿线机智地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该片上映时全国轰动。
刘知侠就是铁路边长大的苦孩子
刘知侠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铁路边，父亲就是一名铁路工人，因家境贫寒和穷苦孩子一起到车站上捡煤核，还学会了扒车的技术，很早就养成一种坚强勇敢，豪爽义气的气质。1938年9月，他怀着抗日救国热忱奔赴延安，因喜欢文学想进鲁艺学习，却偏偏被分到抗大学习军事。开始他以为吃了亏，但所学军事知识以及行军打仗的锻炼，使他变得能文能武，为后来创作《铁道游击队》储备了必要条件。
就在刘知侠因军事课程成绩好，一年后于抗大毕业又被留校在军事队继续学习的同时，八路军苏鲁支队派人进入山东煤炭重镇枣庄，组织铁道游击队，借开炭厂作掩护，秘密发动工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打击鬼子、汉奸。队员们都会扒火车，有的还会开火车。
1940年夏天，游击队活动由秘密转入公开，从枣庄扩大到津浦线、微山湖一带。由于队伍不断扩大，他们成立了大队部，下设四个分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袭据点、扒火车、打票车、撞火车、炸桥梁、劫货车，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把敌人打得顾此失彼、狼狈不堪。这时，刘知侠已随抗大一分校由太行山东进沂蒙山，先后任抗大文工团团长和《山东文化》副主编，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1943年在山东根据地第一次战斗英雄大会上，他有幸以记者身份访问了铁道游击队的代表，并在省党校结识了他们的政委，萌生了创作小说的念头。然而频繁的战斗、行军又不可能安下心来谋篇写作，他便将铁道游击队的事迹编成故事，在战斗间隙讲给大家听，结果很受欢迎。
1945年他根据部分材料写成小说《铁道队》，在《山东文化》公开发表。随即他接到铁道游击队的来信，希望他一定要到队上去，更进一步熟悉和了解他们的斗争。这一邀请使刘知侠很为兴奋，他不顾路途遥远，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和据点，先后两度赶到那里，和他们生活、战斗在一起。
在与铁道游击队相处的日子里，刘知侠与短枪队的“老哥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长久交谈，走遍了他们所战斗过的地方。最使他难忘的是一次年会上，铁道游击队的指战员们按古老的方式来悼念牺牲的战友，把丰盛的佳肴美酒摆在烈士牌位之前，一改平时喝酒都要猜拳行令的习惯，全都沉默地隔着酒桌满含泪水寄托哀思。
就在这次新年会餐席上，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建议革命胜利后领导在微山湖立个纪念碑，二是希望刘知侠把他们的事迹写成一本书留下来。他当即接受了这个光荣的委托。
主要人物的原型
正当肩负重托的刘知侠准备倾力投入创作，解放战争打响了。铁道游击队编入主力部队，他也奉命奔赴前线，写作只好停下来，直到建国以后才找到机会。他从1952年起，花了整整两年时问，终于一气呵成写出这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于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其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几乎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
大队长刘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受党派遣返回枣庄，从建立秘密抗日情报站发展为鲁南铁道队的首任大队长洪振海，血染洋行、打票车、劫布车等战斗，就是由他率队进行的，后在一次冒险作战中牺牲，年仅32岁。另一个是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在鲁南地区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他率领队员们坚持战斗，并圆满完成了护送刚刚卸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等中央首长跨越津浦铁路返回延安的任务。小说出版时，刘金山已是苏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很多机关、学校请他去作报告，每次报告完，总被青年人团团围住，问芳林嫂的情况。他只得满面通红地回答：“小说中的战斗都是真的，至于芳林嫂，那是作家的塑造。”
政委李正，是综合第一任政委杜季伟等几位政委的特点塑造而成。铁道游击队开始建立时只是一个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员、以“偷”鬼子为主要职业的散漫团体，后来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和改造下，才一步步走上正规化道路。
芳林嫂，则是三位女性的综合：年近30岁、外号“时大脚”的时大嫂，其丈夫是铁路工人被日本特务杀害，有个叫小凤的女儿；刘桂清，儿子是铁道队员，人们称她为“二嫂”；尹大嫂，她不仅掩护伤员、送情报，还参加过袭击敌人的战斗。小说发表后，当地群众把她们三人都称为芳林嫂。
令刘知侠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铁道游击队队员的“芳林嫂”再次伸出无私的双手。“文革”中，《铁道游击队》被批为“大毒草”，时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的刘知侠遭到“造反派”的囚禁和武斗，他从三楼跳下脱身，逃到移居济南的刘桂清家里躲藏起来，才得以幸免遇难。刘知侠回忆说：“她见到我说：‘大兄弟，你在二嫂我这里住就行了，保你没事！’”
导演痛下“肢解”重手
小说《铁道游击队》面世之后迅即风靡一时，要求改编为电影的呼声随之而起，上影顺应民意将其列入摄制计划。此时恰逢长影《平原游击队》捷足先登产生轰动效应，众多喜爱《铁道游击队》的读者对该片的拍摄更是翘首以盼，纷纷以各种途径询问、建议，其关注热切程度实为罕见。
上影决定由刘知侠这个“外行”直接改编剧本，同时让已确定担任导演的赵明提前介入，参与改编工作。赵明给初次“触电”的刘知侠帮助不少，起着主导作用，但两人之间也有很多争论。赵明从影片的长度不能包括原著小说全部内容，必须突出最主要的东西出发，建议作者省略或合并一些次要人物和情节，对于原作者刘知侠来说，这种割舍毕竟是一种难言的痛苦。改编的头几稿，他认为已经删了很多，再精简不下去了。于是赵明拿过去，再作一番删削。后来定稿的电影文学剧本的篇幅，仅及小说的十分之一多一些，而实际拍成的影片又有压缩，仅一小时二十分就映完了。刘知侠虽对导演“果断处理”表示佩服，感叹比自已“客观、冷静得多了”，但在电影文学剧本出版单行本时，除参照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作了修补，还把文学剧本原来就有、银幕上没有采纳而又自认为好的东西，悉数保留于其中。
影片上映后，一些喜爱原小说的热心读者同样感到不满足，对影片改编的取舍提出不少意见，特别“指名道姓”地提出“‘搞布车’既能表现游击队的英勇机智，又能表现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什么不包罗在影片里”？‘血染洋行’很紧张，为什么不放上去呢？就连曾任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应邀担任影片军事顾问的刘金山，也表示影片没有把这样生动复杂的场面拍进去“是很可惜的事”。
赵明专门作了公开回应，他认为《铁道游击队》的主要精神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主要人物是刘洪、王强、李正、芳林嫂、鲁汉、小坡等，主要情节是铁道线上的斗争。正是本着这样的考虑，对于一些在原著小说中虽相当突出、在读者心目中也相当赞赏的重要情节，也只好舍弃了。
赵明也坦陈影片对小说所作的改编取舍，存在着估计不足和考虑欠周的地方，如果当初对读者和观众的要求估计得更准确一些，剧作构思上更全面客观一些，剧本和影片的面貌可能又是一个样。
具体到“打布车”等情节的略去，赵明解释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次要情节对待，只是出于使素材保持适当比例和突出铁道斗争特点的要求。因为影片中游击队在枣庄时期有了飞车搞机枪，拉队伍以后有了打票车，经过一段时期休整后有了撞兵车，日本宣告投降后有了阻击铁甲列车，其它“打布车”等相类似的情节就只好割爱了。而打洋行虽在铁路边，但和铁道斗争特点关系不大，在洋行里杀鬼子，也与一般场合由普通的任何游击队杀鬼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差别，加之顾及在银幕上表现起来太血淋淋，造成过分刺激效果，同样也就在影片中未作正面展开，而只作为后景氛围处理。
战马热昏在地，秦怡全身长满痱子
影片经过紧张筹备很快投入拍摄，演员的选择颇费心思，扮演刘洪的是专门外请的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曹会渠，政委李正则由上影演员冯出演。他们一个矫健英武，颇有军事干部气质，一个清瘦精干，带有知识分子特征，从外形到内在都很贴近，“文武”互补颇为般配。游击队其他骨干王强、小坡、彭亮、鲁汉等，分别由冯奇、冯笑、仲星火、邓楠等扮演，唯一的女角芳林嫂给了秦怡，阴险狠毒的日寇特务队长岗村，则找了在反派表演中崭露头角的陈述。
外景地原拟从故事发生地山东选择，但考察发现枣庄铁道线太繁忙，而微山湖又过辽阔，并不适于拍摄，后改选无锡、南京郊区及太湖，并设法取得上海市铁道分局支持，在江湾附近拨出一条还没有正式运行的支线铁路和几列火车供拍摄使用。
1956年7月5日影片正式开拍，在摄影棚拍摄了四堂内景以后，摄制组于7月21日转赴无锡太湖边进入外景拍摄。时值盛夏，十分炎热，而要拍的偏偏多是冬天的戏，满身大汗还得穿上厚衣服，室外的温度已达摄氏三十四五度，摄影棚里几万支光的水银灯照射着，温度也高达三十七八度以上。演员们一遍又一遍地试戏，往往一个镜头正式拍摄的时候，全身已像从水里爬出来一样，脸上流满了汗水，只好由化妆人员赶紧拿着手巾和纱布帮助吸汗。
有一场戏是芳林嫂和战友一起送政委到后方养伤，在湖边与政委告别。秦怡身穿棉袄，还围上一条厚厚的毛围巾，在地表温度高达摄氏五十度的太阳底下拍摄，热得火烧火燎，里面的衣服早巳湿透，表面上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坚持把戏拍完。
还有一场拍火烧场面的戏，连战马都热得昏倒在地上，秦怡幸好安然无恙。人虽然硬挺了过来，身上却长满了痱子，特别是脖子上的痱子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结成了块，看上去红红厚厚的一层。
此时正巧日本著名影星乙羽信子来华访问，厂里指令秦怡回上海出面接待。天气实在太热，秦怡便穿了件低领的连杉裙，露出了脖子上的一圈痱子，见面时乙羽信子老是盯着那里看。秦怡看出了她的疑惑，便解释说：“我是因为夏天拍冬天的戏，脖子上长了痱子。”乙羽信子仍摇头叹息：“为什么你被折磨成这样呢？”秦怡回答：“没什么，这是拍戏的需要。”
乙羽信子还是感到不能理解，而且竟然将这件事一直记了几十年，后来秦怡三次访问日本见到乙羽信子，每次她都会指着秦怡的脖子问：“还会长痱子吗？”
在无锡时大队人马住在山坳里一个部队的宿舍，房间里一台电风扇都没有，晚上睡觉都是大汗淋漓，早上起床，席子上会留下一个个汗湿的“人形”。因摄制组里只有秦怡一个女同志，住宿安排总占一些便宜，转点南京拍摄时独自住了有四张床的房间，可她还是一把扇子不离手，鼾声起时扇子还在摇。
“拍摄现场就是战场”
当然“苦”中也有“乐”，摄制组中“老合作”不少，相处十分融洽。陈述最不怕累，拍戏之余忙着给人画画、写拍摄花絮、说各种笑话，，而且他最不怕热，夏天睡觉也要盖厚被。
摄制组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欢迎与全力支持，人们争相围观拍摄现场，演职员们深受鼓舞与激励。
曹会渠第一次参加拍电影，就演刘洪这样一个难度很大的角色，为了在银幕上展示铁道游击队特有的高超巧妙的驾车与跳车技术，他与其他有关演员一起，在上海铁道局机务段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跟着火车在上海与苏州之间来回跑，反复练习开车、跳车的关键动作。
在准备影片高潮“芳林嫂被押刑场、刘洪飞骑相救”一场戏时，为达到拍摄所要求的能自如骑马飞奔，他又勤学苦练骑马技术，实拍中更是以坚定意志和顽强精神甘冒风险。
根据剧情，演员需要骑着马追赶火车，并在公路与铁路交岔口越过火车头，导演要求马与火车在同一时间、同一画面擦肩而过，虽在拍摄之前已对安全保障作了充分布置，但正式拍摄中当刘洪策马向路口飞奔时，面对疾驰过来的火车，坐骑突然刹了一下脚，好在仅有短暂的两秒钟，就又飞奔越过火车，马尾巴几乎被火车碰上。位于火车铁轨五六米外屏息观看者，吓得魂不附体纷纷闭上眼睛，情不自禁地感叹：“拍摄现场就是战场”。
《铁道游击队》在上海首轮映出时，上座率创了新高，轰动全国。1957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国产新片评选时，它又被评为最受观众欢迎的十部影片之一，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浪漫的影片主题歌，则传唱至今、历久不衰。
刘知侠就是铁路边长大的苦孩子
刘知侠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铁路边，父亲就是一名铁路工人，因家境贫寒和穷苦孩子一起到车站上捡煤核，还学会了扒车的技术，很早就养成一种坚强勇敢，豪爽义气的气质。1938年9月，他怀着抗日救国热忱奔赴延安，因喜欢文学想进鲁艺学习，却偏偏被分到抗大学习军事。开始他以为吃了亏，但所学军事知识以及行军打仗的锻炼，使他变得能文能武，为后来创作《铁道游击队》储备了必要条件。
就在刘知侠因军事课程成绩好，一年后于抗大毕业又被留校在军事队继续学习的同时，八路军苏鲁支队派人进入山东煤炭重镇枣庄，组织铁道游击队，借开炭厂作掩护，秘密发动工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打击鬼子、汉奸。队员们都会扒火车，有的还会开火车。
1940年夏天，游击队活动由秘密转入公开，从枣庄扩大到津浦线、微山湖一带。由于队伍不断扩大，他们成立了大队部，下设四个分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袭据点、扒火车、打票车、撞火车、炸桥梁、劫货车，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把敌人打得顾此失彼、狼狈不堪。这时，刘知侠已随抗大一分校由太行山东进沂蒙山，先后任抗大文工团团长和《山东文化》副主编，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1943年在山东根据地第一次战斗英雄大会上，他有幸以记者身份访问了铁道游击队的代表，并在省党校结识了他们的政委，萌生了创作小说的念头。然而频繁的战斗、行军又不可能安下心来谋篇写作，他便将铁道游击队的事迹编成故事，在战斗间隙讲给大家听，结果很受欢迎。
1945年他根据部分材料写成小说《铁道队》，在《山东文化》公开发表。随即他接到铁道游击队的来信，希望他一定要到队上去，更进一步熟悉和了解他们的斗争。这一邀请使刘知侠很为兴奋，他不顾路途遥远，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和据点，先后两度赶到那里，和他们生活、战斗在一起。
在与铁道游击队相处的日子里，刘知侠与短枪队的“老哥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长久交谈，走遍了他们所战斗过的地方。最使他难忘的是一次年会上，铁道游击队的指战员们按古老的方式来悼念牺牲的战友，把丰盛的佳肴美酒摆在烈士牌位之前，一改平时喝酒都要猜拳行令的习惯，全都沉默地隔着酒桌满含泪水寄托哀思。
就在这次新年会餐席上，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建议革命胜利后领导在微山湖立个纪念碑，二是希望刘知侠把他们的事迹写成一本书留下来。他当即接受了这个光荣的委托。
主要人物的原型
正当肩负重托的刘知侠准备倾力投入创作，解放战争打响了。铁道游击队编入主力部队，他也奉命奔赴前线，写作只好停下来，直到建国以后才找到机会。他从1952年起，花了整整两年时问，终于一气呵成写出这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于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其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几乎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
大队长刘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受党派遣返回枣庄，从建立秘密抗日情报站发展为鲁南铁道队的首任大队长洪振海，血染洋行、打票车、劫布车等战斗，就是由他率队进行的，后在一次冒险作战中牺牲，年仅32岁。另一个是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在鲁南地区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他率领队员们坚持战斗，并圆满完成了护送刚刚卸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等中央首长跨越津浦铁路返回延安的任务。小说出版时，刘金山已是苏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很多机关、学校请他去作报告，每次报告完，总被青年人团团围住，问芳林嫂的情况。他只得满面通红地回答：“小说中的战斗都是真的，至于芳林嫂，那是作家的塑造。”
政委李正，是综合第一任政委杜季伟等几位政委的特点塑造而成。铁道游击队开始建立时只是一个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员、以“偷”鬼子为主要职业的散漫团体，后来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和改造下，才一步步走上正规化道路。
芳林嫂，则是三位女性的综合：年近30岁、外号“时大脚”的时大嫂，其丈夫是铁路工人被日本特务杀害，有个叫小凤的女儿；刘桂清，儿子是铁道队员，人们称她为“二嫂”；尹大嫂，她不仅掩护伤员、送情报，还参加过袭击敌人的战斗。小说发表后，当地群众把她们三人都称为芳林嫂。
令刘知侠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铁道游击队队员的“芳林嫂”再次伸出无私的双手。“文革”中，《铁道游击队》被批为“大毒草”，时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的刘知侠遭到“造反派”的囚禁和武斗，他从三楼跳下脱身，逃到移居济南的刘桂清家里躲藏起来，才得以幸免遇难。刘知侠回忆说：“她见到我说：‘大兄弟，你在二嫂我这里住就行了，保你没事！’”
导演痛下“肢解”重手
小说《铁道游击队》面世之后迅即风靡一时，要求改编为电影的呼声随之而起，上影顺应民意将其列入摄制计划。此时恰逢长影《平原游击队》捷足先登产生轰动效应，众多喜爱《铁道游击队》的读者对该片的拍摄更是翘首以盼，纷纷以各种途径询问、建议，其关注热切程度实为罕见。
上影决定由刘知侠这个“外行”直接改编剧本，同时让已确定担任导演的赵明提前介入，参与改编工作。赵明给初次“触电”的刘知侠帮助不少，起着主导作用，但两人之间也有很多争论。赵明从影片的长度不能包括原著小说全部内容，必须突出最主要的东西出发，建议作者省略或合并一些次要人物和情节，对于原作者刘知侠来说，这种割舍毕竟是一种难言的痛苦。改编的头几稿，他认为已经删了很多，再精简不下去了。于是赵明拿过去，再作一番删削。后来定稿的电影文学剧本的篇幅，仅及小说的十分之一多一些，而实际拍成的影片又有压缩，仅一小时二十分就映完了。刘知侠虽对导演“果断处理”表示佩服，感叹比自已“客观、冷静得多了”，但在电影文学剧本出版单行本时，除参照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作了修补，还把文学剧本原来就有、银幕上没有采纳而又自认为好的东西，悉数保留于其中。
影片上映后，一些喜爱原小说的热心读者同样感到不满足，对影片改编的取舍提出不少意见，特别“指名道姓”地提出“‘搞布车’既能表现游击队的英勇机智，又能表现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什么不包罗在影片里”？‘血染洋行’很紧张，为什么不放上去呢？就连曾任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应邀担任影片军事顾问的刘金山，也表示影片没有把这样生动复杂的场面拍进去“是很可惜的事”。
赵明专门作了公开回应，他认为《铁道游击队》的主要精神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主要人物是刘洪、王强、李正、芳林嫂、鲁汉、小坡等，主要情节是铁道线上的斗争。正是本着这样的考虑，对于一些在原著小说中虽相当突出、在读者心目中也相当赞赏的重要情节，也只好舍弃了。
赵明也坦陈影片对小说所作的改编取舍，存在着估计不足和考虑欠周的地方，如果当初对读者和观众的要求估计得更准确一些，剧作构思上更全面客观一些，剧本和影片的面貌可能又是一个样。
具体到“打布车”等情节的略去，赵明解释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次要情节对待，只是出于使素材保持适当比例和突出铁道斗争特点的要求。因为影片中游击队在枣庄时期有了飞车搞机枪，拉队伍以后有了打票车，经过一段时期休整后有了撞兵车，日本宣告投降后有了阻击铁甲列车，其它“打布车”等相类似的情节就只好割爱了。而打洋行虽在铁路边，但和铁道斗争特点关系不大，在洋行里杀鬼子，也与一般场合由普通的任何游击队杀鬼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差别，加之顾及在银幕上表现起来太血淋淋，造成过分刺激效果，同样也就在影片中未作正面展开，而只作为后景氛围处理。
战马热昏在地，秦怡全身长满痱子
影片经过紧张筹备很快投入拍摄，演员的选择颇费心思，扮演刘洪的是专门外请的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曹会渠，政委李正则由上影演员冯出演。他们一个矫健英武，颇有军事干部气质，一个清瘦精干，带有知识分子特征，从外形到内在都很贴近，“文武”互补颇为般配。游击队其他骨干王强、小坡、彭亮、鲁汉等，分别由冯奇、冯笑、仲星火、邓楠等扮演，唯一的女角芳林嫂给了秦怡，阴险狠毒的日寇特务队长岗村，则找了在反派表演中崭露头角的陈述。
外景地原拟从故事发生地山东选择，但考察发现枣庄铁道线太繁忙，而微山湖又过辽阔，并不适于拍摄，后改选无锡、南京郊区及太湖，并设法取得上海市铁道分局支持，在江湾附近拨出一条还没有正式运行的支线铁路和几列火车供拍摄使用。
1956年7月5日影片正式开拍，在摄影棚拍摄了四堂内景以后，摄制组于7月21日转赴无锡太湖边进入外景拍摄。时值盛夏，十分炎热，而要拍的偏偏多是冬天的戏，满身大汗还得穿上厚衣服，室外的温度已达摄氏三十四五度，摄影棚里几万支光的水银灯照射着，温度也高达三十七八度以上。演员们一遍又一遍地试戏，往往一个镜头正式拍摄的时候，全身已像从水里爬出来一样，脸上流满了汗水，只好由化妆人员赶紧拿着手巾和纱布帮助吸汗。
有一场戏是芳林嫂和战友一起送政委到后方养伤，在湖边与政委告别。秦怡身穿棉袄，还围上一条厚厚的毛围巾，在地表温度高达摄氏五十度的太阳底下拍摄，热得火烧火燎，里面的衣服早巳湿透，表面上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坚持把戏拍完。
还有一场拍火烧场面的戏，连战马都热得昏倒在地上，秦怡幸好安然无恙。人虽然硬挺了过来，身上却长满了痱子，特别是脖子上的痱子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结成了块，看上去红红厚厚的一层。
此时正巧日本著名影星乙羽信子来华访问，厂里指令秦怡回上海出面接待。天气实在太热，秦怡便穿了件低领的连杉裙，露出了脖子上的一圈痱子，见面时乙羽信子老是盯着那里看。秦怡看出了她的疑惑，便解释说：“我是因为夏天拍冬天的戏，脖子上长了痱子。”乙羽信子仍摇头叹息：“为什么你被折磨成这样呢？”秦怡回答：“没什么，这是拍戏的需要。”
乙羽信子还是感到不能理解，而且竟然将这件事一直记了几十年，后来秦怡三次访问日本见到乙羽信子，每次她都会指着秦怡的脖子问：“还会长痱子吗？”
在无锡时大队人马住在山坳里一个部队的宿舍，房间里一台电风扇都没有，晚上睡觉都是大汗淋漓，早上起床，席子上会留下一个个汗湿的“人形”。因摄制组里只有秦怡一个女同志，住宿安排总占一些便宜，转点南京拍摄时独自住了有四张床的房间，可她还是一把扇子不离手，鼾声起时扇子还在摇。
“拍摄现场就是战场”
当然“苦”中也有“乐”，摄制组中“老合作”不少，相处十分融洽。陈述最不怕累，拍戏之余忙着给人画画、写拍摄花絮、说各种笑话，，而且他最不怕热，夏天睡觉也要盖厚被。
摄制组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欢迎与全力支持，人们争相围观拍摄现场，演职员们深受鼓舞与激励。
曹会渠第一次参加拍电影，就演刘洪这样一个难度很大的角色，为了在银幕上展示铁道游击队特有的高超巧妙的驾车与跳车技术，他与其他有关演员一起，在上海铁道局机务段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跟着火车在上海与苏州之间来回跑，反复练习开车、跳车的关键动作。
在准备影片高潮“芳林嫂被押刑场、刘洪飞骑相救”一场戏时，为达到拍摄所要求的能自如骑马飞奔，他又勤学苦练骑马技术，实拍中更是以坚定意志和顽强精神甘冒风险。
根据剧情，演员需要骑着马追赶火车，并在公路与铁路交岔口越过火车头，导演要求马与火车在同一时间、同一画面擦肩而过，虽在拍摄之前已对安全保障作了充分布置，但正式拍摄中当刘洪策马向路口飞奔时，面对疾驰过来的火车，坐骑突然刹了一下脚，好在仅有短暂的两秒钟，就又飞奔越过火车，马尾巴几乎被火车碰上。位于火车铁轨五六米外屏息观看者，吓得魂不附体纷纷闭上眼睛，情不自禁地感叹：“拍摄现场就是战场”。
《铁道游击队》在上海首轮映出时，上座率创了新高，轰动全国。1957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国产新片评选时，它又被评为最受观众欢迎的十部影片之一，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浪漫的影片主题歌，则传唱至今、历久不衰。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底摄制完成的《铁道游击队》，是根据著名作家刘知侠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影片再现了由鲁南煤矿和铁路工人秘密组成的一支武装力量，在铁路沿线机智地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该片上映时全国轰动。
刘知侠就是铁路边长大的苦孩子
刘知侠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铁路边，父亲就是一名铁路工人，因家境贫寒和穷苦孩子一起到车站上捡煤核，还学会了扒车的技术，很早就养成一种坚强勇敢，豪爽义气的气质。1938年9月，他怀着抗日救国热忱奔赴延安，因喜欢文学想进鲁艺学习，却偏偏被分到抗大学习军事。开始他以为吃了亏，但所学军事知识以及行军打仗的锻炼，使他变得能文能武，为后来创作《铁道游击队》储备了必要条件。
就在刘知侠因军事课程成绩好，一年后于抗大毕业又被留校在军事队继续学习的同时，八路军苏鲁支队派人进入山东煤炭重镇枣庄，组织铁道游击队，借开炭厂作掩护，秘密发动工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打击鬼子、汉奸。队员们都会扒火车，有的还会开火车。
1940年夏天，游击队活动由秘密转入公开，从枣庄扩大到津浦线、微山湖一带。由于队伍不断扩大，他们成立了大队部，下设四个分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袭据点、扒火车、打票车、撞火车、炸桥梁、劫货车，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把敌人打得顾此失彼、狼狈不堪。这时，刘知侠已随抗大一分校由太行山东进沂蒙山，先后任抗大文工团团长和《山东文化》副主编，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1943年在山东根据地第一次战斗英雄大会上，他有幸以记者身份访问了铁道游击队的代表，并在省党校结识了他们的政委，萌生了创作小说的念头。然而频繁的战斗、行军又不可能安下心来谋篇写作，他便将铁道游击队的事迹编成故事，在战斗间隙讲给大家听，结果很受欢迎。
1945年他根据部分材料写成小说《铁道队》，在《山东文化》公开发表。随即他接到铁道游击队的来信，希望他一定要到队上去，更进一步熟悉和了解他们的斗争。这一邀请使刘知侠很为兴奋，他不顾路途遥远，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和据点，先后两度赶到那里，和他们生活、战斗在一起。
在与铁道游击队相处的日子里，刘知侠与短枪队的“老哥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长久交谈，走遍了他们所战斗过的地方。最使他难忘的是一次年会上，铁道游击队的指战员们按古老的方式来悼念牺牲的战友，把丰盛的佳肴美酒摆在烈士牌位之前，一改平时喝酒都要猜拳行令的习惯，全都沉默地隔着酒桌满含泪水寄托哀思。
就在这次新年会餐席上，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建议革命胜利后领导在微山湖立个纪念碑，二是希望刘知侠把他们的事迹写成一本书留下来。他当即接受了这个光荣的委托。
主要人物的原型
正当肩负重托的刘知侠准备倾力投入创作，解放战争打响了。铁道游击队编入主力部队，他也奉命奔赴前线，写作只好停下来，直到建国以后才找到机会。他从1952年起，花了整整两年时问，终于一气呵成写出这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于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其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几乎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
大队长刘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受党派遣返回枣庄，从建立秘密抗日情报站发展为鲁南铁道队的首任大队长洪振海，血染洋行、打票车、劫布车等战斗，就是由他率队进行的，后在一次冒险作战中牺牲，年仅32岁。另一个是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在鲁南地区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他率领队员们坚持战斗，并圆满完成了护送刚刚卸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等中央首长跨越津浦铁路返回延安的任务。小说出版时，刘金山已是苏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很多机关、学校请他去作报告，每次报告完，总被青年人团团围住，问芳林嫂的情况。他只得满面通红地回答：“小说中的战斗都是真的，至于芳林嫂，那是作家的塑造。”
政委李正，是综合第一任政委杜季伟等几位政委的特点塑造而成。铁道游击队开始建立时只是一个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员、以“偷”鬼子为主要职业的散漫团体，后来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和改造下，才一步步走上正规化道路。
芳林嫂，则是三位女性的综合：年近30岁、外号“时大脚”的时大嫂，其丈夫是铁路工人被日本特务杀害，有个叫小凤的女儿；刘桂清，儿子是铁道队员，人们称她为“二嫂”；尹大嫂，她不仅掩护伤员、送情报，还参加过袭击敌人的战斗。小说发表后，当地群众把她们三人都称为芳林嫂。
令刘知侠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铁道游击队队员的“芳林嫂”再次伸出无私的双手。“文革”中，《铁道游击队》被批为“大毒草”，时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的刘知侠遭到“造反派”的囚禁和武斗，他从三楼跳下脱身，逃到移居济南的刘桂清家里躲藏起来，才得以幸免遇难。刘知侠回忆说：“她见到我说：‘大兄弟，你在二嫂我这里住就行了，保你没事！’”
导演痛下“肢解”重手
小说《铁道游击队》面世之后迅即风靡一时，要求改编为电影的呼声随之而起，上影顺应民意将其列入摄制计划。此时恰逢长影《平原游击队》捷足先登产生轰动效应，众多喜爱《铁道游击队》的读者对该片的拍摄更是翘首以盼，纷纷以各种途径询问、建议，其关注热切程度实为罕见。
上影决定由刘知侠这个“外行”直接改编剧本，同时让已确定担任导演的赵明提前介入，参与改编工作。赵明给初次“触电”的刘知侠帮助不少，起着主导作用，但两人之间也有很多争论。赵明从影片的长度不能包括原著小说全部内容，必须突出最主要的东西出发，建议作者省略或合并一些次要人物和情节，对于原作者刘知侠来说，这种割舍毕竟是一种难言的痛苦。改编的头几稿，他认为已经删了很多，再精简不下去了。于是赵明拿过去，再作一番删削。后来定稿的电影文学剧本的篇幅，仅及小说的十分之一多一些，而实际拍成的影片又有压缩，仅一小时二十分就映完了。刘知侠虽对导演“果断处理”表示佩服，感叹比自已“客观、冷静得多了”，但在电影文学剧本出版单行本时，除参照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作了修补，还把文学剧本原来就有、银幕上没有采纳而又自认为好的东西，悉数保留于其中。
影片上映后，一些喜爱原小说的热心读者同样感到不满足，对影片改编的取舍提出不少意见，特别“指名道姓”地提出“‘搞布车’既能表现游击队的英勇机智，又能表现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什么不包罗在影片里”？‘血染洋行’很紧张，为什么不放上去呢？就连曾任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应邀担任影片军事顾问的刘金山，也表示影片没有把这样生动复杂的场面拍进去“是很可惜的事”。
赵明专门作了公开回应，他认为《铁道游击队》的主要精神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主要人物是刘洪、王强、李正、芳林嫂、鲁汉、小坡等，主要情节是铁道线上的斗争。正是本着这样的考虑，对于一些在原著小说中虽相当突出、在读者心目中也相当赞赏的重要情节，也只好舍弃了。
赵明也坦陈影片对小说所作的改编取舍，存在着估计不足和考虑欠周的地方，如果当初对读者和观众的要求估计得更准确一些，剧作构思上更全面客观一些，剧本和影片的面貌可能又是一个样。
具体到“打布车”等情节的略去，赵明解释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次要情节对待，只是出于使素材保持适当比例和突出铁道斗争特点的要求。因为影片中游击队在枣庄时期有了飞车搞机枪，拉队伍以后有了打票车，经过一段时期休整后有了撞兵车，日本宣告投降后有了阻击铁甲列车，其它“打布车”等相类似的情节就只好割爱了。而打洋行虽在铁路边，但和铁道斗争特点关系不大，在洋行里杀鬼子，也与一般场合由普通的任何游击队杀鬼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差别，加之顾及在银幕上表现起来太血淋淋，造成过分刺激效果，同样也就在影片中未作正面展开，而只作为后景氛围处理。
战马热昏在地，秦怡全身长满痱子
影片经过紧张筹备很快投入拍摄，演员的选择颇费心思，扮演刘洪的是专门外请的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曹会渠，政委李正则由上影演员冯出演。他们一个矫健英武，颇有军事干部气质，一个清瘦精干，带有知识分子特征，从外形到内在都很贴近，“文武”互补颇为般配。游击队其他骨干王强、小坡、彭亮、鲁汉等，分别由冯奇、冯笑、仲星火、邓楠等扮演，唯一的女角芳林嫂给了秦怡，阴险狠毒的日寇特务队长岗村，则找了在反派表演中崭露头角的陈述。
外景地原拟从故事发生地山东选择，但考察发现枣庄铁道线太繁忙，而微山湖又过辽阔，并不适于拍摄，后改选无锡、南京郊区及太湖，并设法取得上海市铁道分局支持，在江湾附近拨出一条还没有正式运行的支线铁路和几列火车供拍摄使用。
1956年7月5日影片正式开拍，在摄影棚拍摄了四堂内景以后，摄制组于7月21日转赴无锡太湖边进入外景拍摄。时值盛夏，十分炎热，而要拍的偏偏多是冬天的戏，满身大汗还得穿上厚衣服，室外的温度已达摄氏三十四五度，摄影棚里几万支光的水银灯照射着，温度也高达三十七八度以上。演员们一遍又一遍地试戏，往往一个镜头正式拍摄的时候，全身已像从水里爬出来一样，脸上流满了汗水，只好由化妆人员赶紧拿着手巾和纱布帮助吸汗。
有一场戏是芳林嫂和战友一起送政委到后方养伤，在湖边与政委告别。秦怡身穿棉袄，还围上一条厚厚的毛围巾，在地表温度高达摄氏五十度的太阳底下拍摄，热得火烧火燎，里面的衣服早巳湿透，表面上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坚持把戏拍完。
还有一场拍火烧场面的戏，连战马都热得昏倒在地上，秦怡幸好安然无恙。人虽然硬挺了过来，身上却长满了痱子，特别是脖子上的痱子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结成了块，看上去红红厚厚的一层。
此时正巧日本著名影星乙羽信子来华访问，厂里指令秦怡回上海出面接待。天气实在太热，秦怡便穿了件低领的连杉裙，露出了脖子上的一圈痱子，见面时乙羽信子老是盯着那里看。秦怡看出了她的疑惑，便解释说：“我是因为夏天拍冬天的戏，脖子上长了痱子。”乙羽信子仍摇头叹息：“为什么你被折磨成这样呢？”秦怡回答：“没什么，这是拍戏的需要。”
乙羽信子还是感到不能理解，而且竟然将这件事一直记了几十年，后来秦怡三次访问日本见到乙羽信子，每次她都会指着秦怡的脖子问：“还会长痱子吗？”
在无锡时大队人马住在山坳里一个部队的宿舍，房间里一台电风扇都没有，晚上睡觉都是大汗淋漓，早上起床，席子上会留下一个个汗湿的“人形”。因摄制组里只有秦怡一个女同志，住宿安排总占一些便宜，转点南京拍摄时独自住了有四张床的房间，可她还是一把扇子不离手，鼾声起时扇子还在摇。
“拍摄现场就是战场”
当然“苦”中也有“乐”，摄制组中“老合作”不少，相处十分融洽。陈述最不怕累，拍戏之余忙着给人画画、写拍摄花絮、说各种笑话，，而且他最不怕热，夏天睡觉也要盖厚被。
摄制组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欢迎与全力支持，人们争相围观拍摄现场，演职员们深受鼓舞与激励。
曹会渠第一次参加拍电影，就演刘洪这样一个难度很大的角色，为了在银幕上展示铁道游击队特有的高超巧妙的驾车与跳车技术，他与其他有关演员一起，在上海铁道局机务段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跟着火车在上海与苏州之间来回跑，反复练习开车、跳车的关键动作。
在准备影片高潮“芳林嫂被押刑场、刘洪飞骑相救”一场戏时，为达到拍摄所要求的能自如骑马飞奔，他又勤学苦练骑马技术，实拍中更是以坚定意志和顽强精神甘冒风险。
根据剧情，演员需要骑着马追赶火车，并在公路与铁路交岔口越过火车头，导演要求马与火车在同一时间、同一画面擦肩而过，虽在拍摄之前已对安全保障作了充分布置，但正式拍摄中当刘洪策马向路口飞奔时，面对疾驰过来的火车，坐骑突然刹了一下脚，好在仅有短暂的两秒钟，就又飞奔越过火车，马尾巴几乎被火车碰上。位于火车铁轨五六米外屏息观看者，吓得魂不附体纷纷闭上眼睛，情不自禁地感叹：“拍摄现场就是战场”。
《铁道游击队》在上海首轮映出时，上座率创了新高，轰动全国。1957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国产新片评选时，它又被评为最受观众欢迎的十部影片之一，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浪漫的影片主题歌，则传唱至今、历久不衰。
过去的经典，都让现在的导演给糟蹋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