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英语口号的盲目性

普及英语口号的盲目性

温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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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事情,钻进一个问题的局部，有局部的小道理; 放宽眼界，还有更大的道理。例如，研究如何提高伐木效率，是一个道理；如何少砍树木以维持生态环境是又一个道理。研究如何改进巧克力的口味以扩大销售，是一个道理；告诉儿童少吃巧克力以预防蛀牙是又一个道理。钻在前一个道理的牛角尖里，不能知道第二个道理。注重小道理忘记大道理，注重事物的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常常造成不良后果。我国的人口问题（五十年代只强调人多好办事，忽视人口过多的不利因素）就是一例。

我国英语教学规模大而收效小，是因为钻进了这样一个思维的牛角尖：因为英语重要，所以必须普遍开设英语课，所以必须进行统一考试，所以职称考试必须有英语，等等。这种看似有理的推理中，其实步步都潜藏着漏洞。多少年来一直是极小比例的人学会英语而极大比例的学习者白白浪费时间精力，面对这样的现实，还在一味强调普遍考试英语，这是不是理智的决策，实在是值得考虑的！

一、普及英语办得到吗？

这要从需要与可能两方面来看。

先说需要。我们的国家建设需要外语特别是英语，现在懂英语的各类人才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这不等于人人都必须用外语。且不说很多体力劳动者如农民、木工、清洁工、炊事员、搬运工等事实上不用英语，就是脑力劳动者也未必人人用。例如，中学的语文、数学、地理老师，难道他们不用英语就不能教课？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不用英语就不能研究（他们如果会英语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不会能不能研究）？农村的乡镇干部不会英语就不能领导工作？基层的科研人员不会英语就不能推广良种？中医不会英语就不能看病？如此等等，答案是显然的。有的人即或需要外语，也要看具体工作的需要,未必一定是英语。本文作者曾在某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在那里主持过职称外语考试。那里的科研人员都很有才气，在自己领域里都有建树，但除情报室的翻译外，他们的外语都不过关，没有一个是能够直接阅读外语资料的。他们已经出了成果，现在也还在继续出着成果。难道能因为他们不会外语不承认他们的成就？我国广阔的田野里工作着的千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他们有多少人会英语？但是他们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着多大的作用？即使到了下一个世纪，我国的科研工作也仍会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有的进行理论研究，攻尖端课题，有的搞一般应用项目，也有的在基层搞推广工作，他们中有的人可能离了外语不行，有的人可能不用外语照样干。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认为不管什么人都必须学会英语，这就是对英语的需求估计过高了。有的城市甚至提出要“英语化”这样不切实际的口号，要求大家都学英语，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合理的估计之上的。

还必须强调一点，我们说需要是指一般情况下的需要，不是指个别情况下的需要。一个内地的乡镇干部事实上极少与外国人打交道，不能因为某天偶尔来一个外国人，他不会外文，就说所有乡镇干部都必须学外语。一个中医不看英语文献是可以学会中医并看病的，也就是说他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不用英语的。但在某种个别场合，比如某一天碰巧一个讲英语的外国人来找他看病，就感到想用英语。我们的教育只能考虑一般的需要，不能满足所有偶然的需要。因为，偶然的事件可能提出任何要求，是无法事先全部考虑好的。比如，你也可能某一天接待一位不懂英文而讲别的语言如希腊文的外宾，我们不能因为有这种可能性就要求大家都学希腊文。

世界上有的国家如巴基斯坦、马尔他英语很普及，但它们的总体发展水平也并不太高，有的发达国家英语也并不太普及。前苏联在中小学校开设的外语课是四种（英、德、法、波兰）语言任选一种，但前苏联在 1957 年抢先于美国发射成功了人造卫星。而英语普及的印度没有做到。可见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的因素很多，不能把英语的作用估价得过高。

英语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学习英语。但英语并不是法定的国际语（迄今还没有法定的国际语）。因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问题，并不完全通过人们学习英语来解决。从发展的眼光看，别的民族语言也在国际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有的国家如德国、日本都力图把它们的语言作为联合国语言。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日益强大，汉语在国际交往中也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外国人学汉语的人数近年来在增加。人们不难从电视镜头中越来越常见到的会讲汉语的外国老板身上感受到这一趋势。从长远的观点看，别的语言在国际交往中作用的增大会对英语的需求有所削弱。我国的决策者似乎不应该忽视这一点。我们在鼓励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同时，也要花大力气鼓励外国人学汉语。这是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的。

另外，随着机器翻译的成熟，也会对人们学习英语的要求有所减少。

因此，冷静的分析社会对英语的需求，是十分必要的。现在决策者似乎把这个需求估计过高了。

即使真是有这么大的需求，也还应该考虑一下可能。世上的事，只有需要，没有可能，还是办不成的。

现在考虑一下“可能”问题。

如果人人都有学语言的天赋，象马克思那样能学会十几国语言，象季羡林、陈寅恪那样学得会多种古代和现代语言，学会英语当然不在话下。可是，能人人有他们的天赋吗？

如果人人都象某些英语教育工作者希望的那样狠下苦功，人人都能学会英语。这个投入是多大？请看英语教育家张道真的估计，业余学习如果坚持每天投入两小时：

水平 初级 中级 高级
词汇量 3000-4000 6000-7000 10000
需要年数 3年 6-7年 10年以上

但这怎么可能呢？医生的主要精力是看病，司机的主要精力是开车，科研人员的主要精力是科研，行政人员的主要精力要用于行政。他们怎么可能象英语工作者那样把全部精力投入英语学习中去？

有没有省力的办法？有！把小孩子送到英语国家去。本文作者上大学时有个美国老师带着小孩来中国工作，这个老师请了中国人教她汉语，但在中国工作了两年还没有学会，只会说“再见”、“请进来”等少数简单的句子。她把孩子送到了当地小学，没有人管他会汉语不会，当然更没有人用英语帮助他。可是这个孩子一年就学会了汉语，不但是汉语，而且是当地方言，说得地地道，跟当地小孩子没有两样。如果我们把孩子送到英语国家去，他们也会很轻松地学会一口地道的英语。可是这可能吗？且不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钱，那个国家能放得下那么中国孩子？

世界上有些国家普遍使用英语，如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等。这是因为它们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语成为它们的国语或国语之一。这些国家的人民受教育是通过英语进行的，他们有的课程只能用英语学，没有本族语课本。虽然中国人的英语水平比他们差多了，但他们的历史值得我们羡慕吗？世界哪个国家愿意为了学好英语而放弃民族语教育？旧中国的教会学校也能培养出英语（或其他外语，视办教会学校的传教士来自哪个国家而定）很好的学生。如果我们实行这种殖民地式的教育，也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学，在学校里也不准用本国语教学，学生的英语水平会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放弃了用民族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全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准却会下降。中国人会干这种蠢事吗？

有些欧洲人英语学得好，是因为英语与他们的本国语差别不大。我们学英语每个词都是生词，他们则可以在本国语中找到好多与英语一样或相近的词。另外，欧洲语言的语法体系也相似，例如，动词不定式在英语、俄语、法语等中都有，名词也都有单数复数之分，介词用法也相似，都是“介词＋名词”这样的形式（汉语就不同，常有“介词＋名词＋方位词”[如“里”，“中”，“外”等]这样的结构）。由于欧洲各语言中共同的东西多，他们学起英语来自然要省力得多（英语国家的人学起别的欧洲语言来也一样）。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这种先天的便利。

汉语与英语的差距之大，大多数人能投入的时间精力有限，这两点就决定了学习英语的难度，决定了英语在中国不能普及。

有人认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英语会得到普及。本文作者认为作用有限。因为受教育的人数在增加，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在提高，但人们学习的知识门类也在增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某一门学科的普及程度提高。过去几十年里，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解放初一个高小毕业生在农村就不多见，现在高中毕业的农民到处都是。但是，人们读文言文、打算盘、写毛字的水平却没有普遍提高，有的还有所下降，如书法。在科技空前发达的今天，人们要学的知识太多了，一般人还是不能在英语上下太多工夫，因此，还不能指望人们普遍掌握英语。

从我国的教学条件来看，师资也是个问题。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英语教师奇缺，有些地方的英语教师只受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他们讲英语课实在是勉强应付。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愿意当教员的并不多。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大多数农村学校还不可能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英语教师。而农村学生占我国学生的大多数。这也从一个方面决定了能学会英语的人不可能多。

不可否认，利益是现在人们学习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个驱动力到底有多大？年青人想考大学，想出国，想进外资、合资企业工作，自然要好好学外语。能上大学的在城市里比例比较高，在农村就很低。至于出国，八十年代有一阵出国热，大批年青人为出国攻“托福”，可是很快就发现，出国并不容易，人家外国的土地有限，不能无限的容纳中国人，外国使馆不给你签证，根本不用说明什么理由。许多人花了钱，还是没有出成国。至于到外资合资企业，大体上只有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的人们才有希望，而且一般只在沿海城市和大城市。这三部分人加起来，在中国人口中也是个很小的比例。显然，不足以影响中国英语学习的局面。

至于职称考试，虽然也是个驱动力，但参加职称考试的人只关心考试，也就是说，考试只促使人们学习应付考试，并不促使人们学会英语。大量的通考试拿到职称的人并不会英语，就能说明这一问题。

综上所述，英语对于中国人是陌生难学的语言，大多数人能投入的精力有限，也不可能有便利的出国学习条件，学校师资不足，利益驱动的作用有限，这些就决定了学会英语的人在英语学习者中只能是一个很小的比例。虽然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英语教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学会英语的人比以前有所增加，而且学会英语的人的总体水平也比五、六十年代有很大提高，但与全国范围的所谓“英语热”相比，与成千上万的买了英语课本、花了学费又没有学会的这个大军相比，他们所占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

可见，无论从需求还是可能两方面看，英语在中国是不可能人人学会的。

这是无情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正视。

普及与提高

外语学习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一、不提高的普及是没用的。

有人会说，先打点基础。

听起来似乎有理，其实不然。比如我们盖楼，先打了基础是为了接着盖房子，如果只是打了基础，并不盖房，那打基础的投入不是全白扔了吗？

而且学语言与学别的知识有所不同。比如我们没有学高等数学，小学、初中那点数学知识在生活、工作中也是能派上用场的。学了加减乘除每天生活中都用得着，学了中学的几何可以胜任一般木工活的用料计算，等等。我们学电学只学到高中水平，虽然不能进行高深的电学研究，也可以胜任一般的电工工作。语言则不同，如果学得太少，就没法用。因为人家外国人不给你准备你能懂的英语，人家要讲人家的语言。我们搞外贸，人家不会给你准备一份只认识三千个词的人看的定货单；我们搞外交，人家不会给你写一份供初级水平英语学习者用的文件；我们看科研技资料，人家不会只用你认识的三千个词写科技论文；我们进口的药品，不会附上只限用三千个常用词写的说明书。换句话说，你在实际工作中看不到外国人的“初级水平”英语。你见到过的“简易读物”之类东西只是给学生看的，也就是说，供你打基础用的。可是如果学了外语只是能看这种打“基础”用的东西，那就等于没有用。不仅就语言的难度说是如此，而且你必须有一定的熟练程度。拿到一份说明书看半天，一篇科技论文一天也读不完，那就根本没法进行科研。

还有一种误解，特别是没有学过外语的领导干部常有的误解，认为外语学得不多的人可以借助查词典看外文资料，只不过速度慢一些。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学不到一定程度，查字典也看不懂外文资料。《现代汉语词典》上并没有收“三月”这个词，但是我们能懂“烟花三月下扬州”中“三月”是一年中的第三个月，而“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的“三月”指三个月的一段时间。这不是靠字典，而是靠我们长期阅读汉语文章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上下文感。李白的诗《长干行》中有一句“五月不可触”，意思是说（瞿塘峡上的滟预堆）到了五月因涨水易触礁，“五月”指一年的第五个月，大名鼎鼎的美国诗人庞德 (Ezra Pound) 竟把这句诗误译为 (...you have been gone)five months（不见你已经五个月了），把“五月”当作“五个月”解。这对于中国人是极简单的一个词，但决不是查字典能解决的问题。由此不难想见，如果没有一定的英语水平，单凭着查字典来理解或翻译英文，是多么冒险的事！为了便于说明单靠字典不能解决问题，这里再举一个古汉语的例子。韩愈《原毁》中有这么一句话：“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如果你有一定的古汉语知识和语感（语感在学习语言中才能逐步获得），即使一时说不清楚这句话的确切意义，也会知道，“君子”在这里是一个词，不是两个词“君”（王的儿）“子”，“重”不会读 chong，“周”不是姓，也不是朝代，等等。再查字典，作语法分析，就可能弄明白它的意思。否则，翻开字典，每个字都有很多意思（如下表），其排列组合将是个很大的数量，你怎么挑选呢？

汉字 可能有的意义
君 君王
子 儿子，对男子的尊称，种子，颗粒状物（如石子），爵位第四等……
责 责任，责备，诘问，责成……
重
zhong 分量大，程度深，尊敬，重视……
重
chong 重复，再次，曾……
周 周围，普遍，完备，朝代名，姓氏，周到……
以 可作介词，连词，副词；意义有：用，拿，依，因为，根据，为了……


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光凭查字典，就会组合出许多个意思来，还很难保证正确。理解外语比上边这些更难，不学到一定水平，靠字典是不可能真正看懂外语资料的，这里不仅是个速度问题。
只学点“基础”不仅是不够用，而且如果不继续学、学到一定水平，那点基础也保不住。那一两千个词用不了多久就忘掉大半。这就是有些人说的那句话，我那点英语又还给教师了。也有的人不甘心，过些时候再拣起来学一学，只不过恢复到以前那点“基础”，因为工作忙，又停下来。很快又忘了，以后再学。学学停停，停停学学，如此循环往复，成了永远的初学者。也就说，学一辈子也学不成用不上。您身边不难见到这样的中年或老年人。
人们常说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先普及后提高”，不适用于英语教育。这是因为别的知识可以先普及后提高，比如，先让人们学会初等数学，再在此基础上有一部分人学会高等数学。他们虽然学习的程度不同，但各有各的用处。会初等数学的人们可以适应生活中和较简单的生产活动中的计算，会高等数学的人可以适应较复杂的生产活动中的较复杂的计算，或者进而进行科学研究，等等。不同程度的学习者有不同的应用。他们的学习都是有意义的。这样，普及和提高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英语则不同，所谓“普及” ， 如果指学完初级的课程（比如初中英语或高中英语课本），如果不再“提高”，那点英语就是毫无用处。这个道理前边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只有经过“提高”，学到能够应用的程度，英语学习才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只有经过“提高”阶段学习的英语才是有用的英语，只“普及”就是时间的浪费。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大多数英语学习者是不可能“提高”的。
二、不普及的提高事实上是可行的。
这有古代佛经翻译大家可以为证，当代的有些小语种翻译达到很高的水平也说明这一点。
英语学习的特殊性，使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如果掌握了它，它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如果掌握不了它（对于大多数学习者是这样），它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精力和时间的巨大浪费。
中年知识分子大多对此有切身体会。他们学过外语（俄语或英语）的人，有的因为学得较多，在工作中也用得着，感到外语是有力的工具；有的人因为学得少，或因为工作中用不上，学过的外语大半忘掉了，年青时花费的精力的时间全部白费。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这里我想强调一句，有些外语专家的话有时是听不得的。他们往往教导人们如何下工夫就能学好外语。他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的，忘记了大多数人并不以外语为专业。医生的主要精力是看病，工人的主要精力是做工，不能在外语上花大量精力。真正学会外语的可能性应该是指一般人（没有特殊天赋的人）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也就是说，不用他们的主要精力）就掌握外语。
如果考察一下电子行业和信息行业，英语简直就是那里工作人员的每日每时的工作语言，离了英语寸步难行。如果站在金字塔顶上看，普及英语的形势似乎是很乐观的：中国科技大学 1987 年参加英语四级考试的通过率达百分之九十。
但是，无论从需要和可能两方面看，都不能忘记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不仅要看到金字塔的顶，还要看它的底部。
英语教学的现状是，数量偏大（几乎到处所有学校都开英语课），质量偏低（能达到实用程度的比例很小）。现在英语的要求似乎在不断地加码。大学生要过四级、六级，职称考试要一外、二外等等。在缺少对需要和可能进行客观的考虑的情况下，这种升温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
盲目的普及是社会的人力资源的浪费。1987 年全国首次英语四级考试，全国重点大学平均通过率仅为 37.2%；而 1989 年全国首次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全国重点大学平均通过率仅为14.5%（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安徽科学科学技术出版社《六级考试模拟试题集注》）。全国重点大学参加考试者通过率尚如此之低，一般大学更可想而知！而能上大学的在全国中学生中又占多大比例？可见这门课学不成的比例有多大！
有的人认为，这是因为教学方法不合理。但英语教学在中国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难道这么多年就找不到合理的办法？世界上别的国家（如日本）也在抱怨英语教学效率低，难道所有国家都找不到好的教学法？这些年来社会上不是没有出现过新的办法，但也没有根本改变英语教学的低效率状况。另一方面，难道欧洲国家的英语教学方法都合理？
本文作者认为，英语教学的低效率，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英语与汉语没有语系上的亲缘关系，差别太大，需要学习者投入太多的精力和时间。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决定了中国永远不可能普遍地学会英语。所有教学法的改进，只是针对有可能学会英语的学习者而言的，而不是面对大多数中国人的。
面对这一无情的事实，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不能一厢情愿地强调加大普及英语的力度。
作者认为，我国可选择的切实可行的英语教学战略是：缩小教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也就是说，让学的人少一些，学的人学得好一些。这样，可以使学的人学好，不学的人省力；让学会的人掌握一件利器，让不学的人卸去精神负担。
具体做法可以有：
取消农村中小学和不具备条件的城市中小学校的外语课。曹未风在 1948 年说过：
上海许多学生从小学五年级起就读英文，高中毕业时，已读了几年英文，若以每周上课五小时，自修五小时计算，一周就有十小时花在英文上，一学期有廿周，一年就要化四百小时读英文，几年算下来，已占一个中学毕业生全部学习时间的五分之一了，但结果怎样呢？还是不好。这牺牲就太大了。因此，就令人考虑到英文是否必要的问题了。（《中国英语教学史》 197 页）他当年说的这个问题今天仍有必要考虑。让不具备条件的学校开英文，老师学生都苦，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为什么非开这门课不可呢？就算是英语对每个人都是十分的必要，那么，学不会也达不到开课的目的。另外，事实上小学开设外语课并不必要。解放前有些学校的经验证明从高中开始学英语比从小学开始效果好。穆木天说过：
学英文该从小学或高中开始？过去有的学校（如孔德）从高中开始，学四年，要比从小学开始，学七年的成绩好。时间短不行，时间拖得太长也出毛病。（《中国英语教学史》 200 页）不具备条件的中小学勉强开设外语课徒然耗费老师和学生的精力，并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有人可能会说，那高考怎么办？全国统一高考要考外语的。
首先，我们培养学生不能只为升学想。我国能上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中学生走向社会从事别的工作。不能为了少数人上大学而让全体中学生学做出那样大的牺牲。
其次，统一考试的做法未必象人们想像那样科学。现在有统一的考试，但事实上并没有统一的录取标准。各地录取的分数线相差很大。这样的统一考试有什么意义？
再次，即使不取消统一考试，也可以采用灵活的办法。对于一些院校，可以不考外语，例如，师范院校的非外语专业，培养目标是相关专业的教师，他们以后在工作中完全可以不用外语，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白白耗费精力学外语呢？有些目的在于培养普及型科技人才的学校和培养某些专门人才的学校如体育、艺术院校，也完全可以不开外语课。或把外语作为选修课，让一部分有精力、有兴趣学习的人自愿选修。
一般的大学，可以根据学生毕业后工作的性质来决定是否考外语。至于录取分数线，不考外语的考生可以增考别的科目，或提高别的科目的考试分数线。
另外，对于一些理工科大学，目的在于培养较高深科研领域的工作人员的，英语对于他们是很必要的。报考这类学校的考生如果在中学没有学过外语，可以先考其他科目，成绩合格后入学先上半年或一年英语预科班，学习合格后再进入本科学习。他们因为有需求，学习动力大，是可以过关的。这比全体学生为了一小部分人未来可能的需要而苦学要好得多。这种做法以前有的学校实行过，事实上是可行的。
职称考试则应看专业是否用得着外语，用得着哪门外语。如果某些专业（如中医、中国古代史、古汉语）事实上可以不用外语，那就不一定要考外语。
取消这些不必要的考试，缩小英语教学的规模，会不会造成人才不足呢？不会的。因为，现在这样大范围地开课，只不过是浪费了大部分人的精力和时间而已，也并没有收到应有效果。
普遍地强调外语，不能使大家都学会外语，却可以迫使人们找“对策”来应付外语。以职称考试为例，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真正学会外语（这是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要么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不会外语，放弃拿职称的机会（尽管自己工作已多年，专业上有建树）。这两者当然都不是人们所乐意的。于是只好想对策。比如，单位可以规定免试的条件，或者以“译著”（事实上可以请别人代译）代替考试成绩。考外语和不考外语的唯一区别就是，如果不考外语，他们就不必费这些心思，可以在本职工作上多花些精力；如果非考外语不可，他们就只好费点心思来对付。
人们喜欢引用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就是不要用一个框子来套不同的人。古代的科举考试是用一个框子来套不同的人，现代的“标准化”统一考试也是用一个框子来套不同的人才。外语考试事实上成了这样一种框子。实在应该放弃这个框子了！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不同类型、不同知识结构的人才！普及英语口号的盲目性

温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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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事情,钻进一个问题的局部，有局部的小道理; 放宽眼界，还有更大的道理。例如，研究如何提高伐木效率，是一个道理；如何少砍树木以维持生态环境是又一个道理。研究如何改进巧克力的口味以扩大销售，是一个道理；告诉儿童少吃巧克力以预防蛀牙是又一个道理。钻在前一个道理的牛角尖里，不能知道第二个道理。注重小道理忘记大道理，注重事物的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常常造成不良后果。我国的人口问题（五十年代只强调人多好办事，忽视人口过多的不利因素）就是一例。

我国英语教学规模大而收效小，是因为钻进了这样一个思维的牛角尖：因为英语重要，所以必须普遍开设英语课，所以必须进行统一考试，所以职称考试必须有英语，等等。这种看似有理的推理中，其实步步都潜藏着漏洞。多少年来一直是极小比例的人学会英语而极大比例的学习者白白浪费时间精力，面对这样的现实，还在一味强调普遍考试英语，这是不是理智的决策，实在是值得考虑的！

一、普及英语办得到吗？

这要从需要与可能两方面来看。

先说需要。我们的国家建设需要外语特别是英语，现在懂英语的各类人才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这不等于人人都必须用外语。且不说很多体力劳动者如农民、木工、清洁工、炊事员、搬运工等事实上不用英语，就是脑力劳动者也未必人人用。例如，中学的语文、数学、地理老师，难道他们不用英语就不能教课？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不用英语就不能研究（他们如果会英语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不会能不能研究）？农村的乡镇干部不会英语就不能领导工作？基层的科研人员不会英语就不能推广良种？中医不会英语就不能看病？如此等等，答案是显然的。有的人即或需要外语，也要看具体工作的需要,未必一定是英语。本文作者曾在某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在那里主持过职称外语考试。那里的科研人员都很有才气，在自己领域里都有建树，但除情报室的翻译外，他们的外语都不过关，没有一个是能够直接阅读外语资料的。他们已经出了成果，现在也还在继续出着成果。难道能因为他们不会外语不承认他们的成就？我国广阔的田野里工作着的千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他们有多少人会英语？但是他们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着多大的作用？即使到了下一个世纪，我国的科研工作也仍会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有的进行理论研究，攻尖端课题，有的搞一般应用项目，也有的在基层搞推广工作，他们中有的人可能离了外语不行，有的人可能不用外语照样干。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认为不管什么人都必须学会英语，这就是对英语的需求估计过高了。有的城市甚至提出要“英语化”这样不切实际的口号，要求大家都学英语，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合理的估计之上的。

还必须强调一点，我们说需要是指一般情况下的需要，不是指个别情况下的需要。一个内地的乡镇干部事实上极少与外国人打交道，不能因为某天偶尔来一个外国人，他不会外文，就说所有乡镇干部都必须学外语。一个中医不看英语文献是可以学会中医并看病的，也就是说他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不用英语的。但在某种个别场合，比如某一天碰巧一个讲英语的外国人来找他看病，就感到想用英语。我们的教育只能考虑一般的需要，不能满足所有偶然的需要。因为，偶然的事件可能提出任何要求，是无法事先全部考虑好的。比如，你也可能某一天接待一位不懂英文而讲别的语言如希腊文的外宾，我们不能因为有这种可能性就要求大家都学希腊文。

世界上有的国家如巴基斯坦、马尔他英语很普及，但它们的总体发展水平也并不太高，有的发达国家英语也并不太普及。前苏联在中小学校开设的外语课是四种（英、德、法、波兰）语言任选一种，但前苏联在 1957 年抢先于美国发射成功了人造卫星。而英语普及的印度没有做到。可见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的因素很多，不能把英语的作用估价得过高。

英语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学习英语。但英语并不是法定的国际语（迄今还没有法定的国际语）。因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问题，并不完全通过人们学习英语来解决。从发展的眼光看，别的民族语言也在国际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有的国家如德国、日本都力图把它们的语言作为联合国语言。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日益强大，汉语在国际交往中也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外国人学汉语的人数近年来在增加。人们不难从电视镜头中越来越常见到的会讲汉语的外国老板身上感受到这一趋势。从长远的观点看，别的语言在国际交往中作用的增大会对英语的需求有所削弱。我国的决策者似乎不应该忽视这一点。我们在鼓励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同时，也要花大力气鼓励外国人学汉语。这是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的。

另外，随着机器翻译的成熟，也会对人们学习英语的要求有所减少。

因此，冷静的分析社会对英语的需求，是十分必要的。现在决策者似乎把这个需求估计过高了。

即使真是有这么大的需求，也还应该考虑一下可能。世上的事，只有需要，没有可能，还是办不成的。

现在考虑一下“可能”问题。

如果人人都有学语言的天赋，象马克思那样能学会十几国语言，象季羡林、陈寅恪那样学得会多种古代和现代语言，学会英语当然不在话下。可是，能人人有他们的天赋吗？

如果人人都象某些英语教育工作者希望的那样狠下苦功，人人都能学会英语。这个投入是多大？请看英语教育家张道真的估计，业余学习如果坚持每天投入两小时：

水平 初级 中级 高级
词汇量 3000-4000 6000-7000 10000
需要年数 3年 6-7年 10年以上

但这怎么可能呢？医生的主要精力是看病，司机的主要精力是开车，科研人员的主要精力是科研，行政人员的主要精力要用于行政。他们怎么可能象英语工作者那样把全部精力投入英语学习中去？

有没有省力的办法？有！把小孩子送到英语国家去。本文作者上大学时有个美国老师带着小孩来中国工作，这个老师请了中国人教她汉语，但在中国工作了两年还没有学会，只会说“再见”、“请进来”等少数简单的句子。她把孩子送到了当地小学，没有人管他会汉语不会，当然更没有人用英语帮助他。可是这个孩子一年就学会了汉语，不但是汉语，而且是当地方言，说得地地道，跟当地小孩子没有两样。如果我们把孩子送到英语国家去，他们也会很轻松地学会一口地道的英语。可是这可能吗？且不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钱，那个国家能放得下那么中国孩子？

世界上有些国家普遍使用英语，如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等。这是因为它们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语成为它们的国语或国语之一。这些国家的人民受教育是通过英语进行的，他们有的课程只能用英语学，没有本族语课本。虽然中国人的英语水平比他们差多了，但他们的历史值得我们羡慕吗？世界哪个国家愿意为了学好英语而放弃民族语教育？旧中国的教会学校也能培养出英语（或其他外语，视办教会学校的传教士来自哪个国家而定）很好的学生。如果我们实行这种殖民地式的教育，也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学，在学校里也不准用本国语教学，学生的英语水平会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放弃了用民族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全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准却会下降。中国人会干这种蠢事吗？

有些欧洲人英语学得好，是因为英语与他们的本国语差别不大。我们学英语每个词都是生词，他们则可以在本国语中找到好多与英语一样或相近的词。另外，欧洲语言的语法体系也相似，例如，动词不定式在英语、俄语、法语等中都有，名词也都有单数复数之分，介词用法也相似，都是“介词＋名词”这样的形式（汉语就不同，常有“介词＋名词＋方位词”[如“里”，“中”，“外”等]这样的结构）。由于欧洲各语言中共同的东西多，他们学起英语来自然要省力得多（英语国家的人学起别的欧洲语言来也一样）。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这种先天的便利。

汉语与英语的差距之大，大多数人能投入的时间精力有限，这两点就决定了学习英语的难度，决定了英语在中国不能普及。

有人认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英语会得到普及。本文作者认为作用有限。因为受教育的人数在增加，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在提高，但人们学习的知识门类也在增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某一门学科的普及程度提高。过去几十年里，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解放初一个高小毕业生在农村就不多见，现在高中毕业的农民到处都是。但是，人们读文言文、打算盘、写毛字的水平却没有普遍提高，有的还有所下降，如书法。在科技空前发达的今天，人们要学的知识太多了，一般人还是不能在英语上下太多工夫，因此，还不能指望人们普遍掌握英语。

从我国的教学条件来看，师资也是个问题。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英语教师奇缺，有些地方的英语教师只受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他们讲英语课实在是勉强应付。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愿意当教员的并不多。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大多数农村学校还不可能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英语教师。而农村学生占我国学生的大多数。这也从一个方面决定了能学会英语的人不可能多。

不可否认，利益是现在人们学习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个驱动力到底有多大？年青人想考大学，想出国，想进外资、合资企业工作，自然要好好学外语。能上大学的在城市里比例比较高，在农村就很低。至于出国，八十年代有一阵出国热，大批年青人为出国攻“托福”，可是很快就发现，出国并不容易，人家外国的土地有限，不能无限的容纳中国人，外国使馆不给你签证，根本不用说明什么理由。许多人花了钱，还是没有出成国。至于到外资合资企业，大体上只有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的人们才有希望，而且一般只在沿海城市和大城市。这三部分人加起来，在中国人口中也是个很小的比例。显然，不足以影响中国英语学习的局面。

至于职称考试，虽然也是个驱动力，但参加职称考试的人只关心考试，也就是说，考试只促使人们学习应付考试，并不促使人们学会英语。大量的通考试拿到职称的人并不会英语，就能说明这一问题。

综上所述，英语对于中国人是陌生难学的语言，大多数人能投入的精力有限，也不可能有便利的出国学习条件，学校师资不足，利益驱动的作用有限，这些就决定了学会英语的人在英语学习者中只能是一个很小的比例。虽然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英语教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学会英语的人比以前有所增加，而且学会英语的人的总体水平也比五、六十年代有很大提高，但与全国范围的所谓“英语热”相比，与成千上万的买了英语课本、花了学费又没有学会的这个大军相比，他们所占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

可见，无论从需求还是可能两方面看，英语在中国是不可能人人学会的。

这是无情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正视。

普及与提高

外语学习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一、不提高的普及是没用的。

有人会说，先打点基础。

听起来似乎有理，其实不然。比如我们盖楼，先打了基础是为了接着盖房子，如果只是打了基础，并不盖房，那打基础的投入不是全白扔了吗？

而且学语言与学别的知识有所不同。比如我们没有学高等数学，小学、初中那点数学知识在生活、工作中也是能派上用场的。学了加减乘除每天生活中都用得着，学了中学的几何可以胜任一般木工活的用料计算，等等。我们学电学只学到高中水平，虽然不能进行高深的电学研究，也可以胜任一般的电工工作。语言则不同，如果学得太少，就没法用。因为人家外国人不给你准备你能懂的英语，人家要讲人家的语言。我们搞外贸，人家不会给你准备一份只认识三千个词的人看的定货单；我们搞外交，人家不会给你写一份供初级水平英语学习者用的文件；我们看科研技资料，人家不会只用你认识的三千个词写科技论文；我们进口的药品，不会附上只限用三千个常用词写的说明书。换句话说，你在实际工作中看不到外国人的“初级水平”英语。你见到过的“简易读物”之类东西只是给学生看的，也就是说，供你打基础用的。可是如果学了外语只是能看这种打“基础”用的东西，那就等于没有用。不仅就语言的难度说是如此，而且你必须有一定的熟练程度。拿到一份说明书看半天，一篇科技论文一天也读不完，那就根本没法进行科研。

还有一种误解，特别是没有学过外语的领导干部常有的误解，认为外语学得不多的人可以借助查词典看外文资料，只不过速度慢一些。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学不到一定程度，查字典也看不懂外文资料。《现代汉语词典》上并没有收“三月”这个词，但是我们能懂“烟花三月下扬州”中“三月”是一年中的第三个月，而“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的“三月”指三个月的一段时间。这不是靠字典，而是靠我们长期阅读汉语文章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上下文感。李白的诗《长干行》中有一句“五月不可触”，意思是说（瞿塘峡上的滟预堆）到了五月因涨水易触礁，“五月”指一年的第五个月，大名鼎鼎的美国诗人庞德 (Ezra Pound) 竟把这句诗误译为 (...you have been gone)five months（不见你已经五个月了），把“五月”当作“五个月”解。这对于中国人是极简单的一个词，但决不是查字典能解决的问题。由此不难想见，如果没有一定的英语水平，单凭着查字典来理解或翻译英文，是多么冒险的事！为了便于说明单靠字典不能解决问题，这里再举一个古汉语的例子。韩愈《原毁》中有这么一句话：“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如果你有一定的古汉语知识和语感（语感在学习语言中才能逐步获得），即使一时说不清楚这句话的确切意义，也会知道，“君子”在这里是一个词，不是两个词“君”（王的儿）“子”，“重”不会读 chong，“周”不是姓，也不是朝代，等等。再查字典，作语法分析，就可能弄明白它的意思。否则，翻开字典，每个字都有很多意思（如下表），其排列组合将是个很大的数量，你怎么挑选呢？

汉字 可能有的意义
君 君王
子 儿子，对男子的尊称，种子，颗粒状物（如石子），爵位第四等……
责 责任，责备，诘问，责成……
重
zhong 分量大，程度深，尊敬，重视……
重
chong 重复，再次，曾……
周 周围，普遍，完备，朝代名，姓氏，周到……
以 可作介词，连词，副词；意义有：用，拿，依，因为，根据，为了……


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光凭查字典，就会组合出许多个意思来，还很难保证正确。理解外语比上边这些更难，不学到一定水平，靠字典是不可能真正看懂外语资料的，这里不仅是个速度问题。
只学点“基础”不仅是不够用，而且如果不继续学、学到一定水平，那点基础也保不住。那一两千个词用不了多久就忘掉大半。这就是有些人说的那句话，我那点英语又还给教师了。也有的人不甘心，过些时候再拣起来学一学，只不过恢复到以前那点“基础”，因为工作忙，又停下来。很快又忘了，以后再学。学学停停，停停学学，如此循环往复，成了永远的初学者。也就说，学一辈子也学不成用不上。您身边不难见到这样的中年或老年人。
人们常说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先普及后提高”，不适用于英语教育。这是因为别的知识可以先普及后提高，比如，先让人们学会初等数学，再在此基础上有一部分人学会高等数学。他们虽然学习的程度不同，但各有各的用处。会初等数学的人们可以适应生活中和较简单的生产活动中的计算，会高等数学的人可以适应较复杂的生产活动中的较复杂的计算，或者进而进行科学研究，等等。不同程度的学习者有不同的应用。他们的学习都是有意义的。这样，普及和提高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英语则不同，所谓“普及” ， 如果指学完初级的课程（比如初中英语或高中英语课本），如果不再“提高”，那点英语就是毫无用处。这个道理前边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只有经过“提高”，学到能够应用的程度，英语学习才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只有经过“提高”阶段学习的英语才是有用的英语，只“普及”就是时间的浪费。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大多数英语学习者是不可能“提高”的。
二、不普及的提高事实上是可行的。
这有古代佛经翻译大家可以为证，当代的有些小语种翻译达到很高的水平也说明这一点。
英语学习的特殊性，使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如果掌握了它，它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如果掌握不了它（对于大多数学习者是这样），它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精力和时间的巨大浪费。
中年知识分子大多对此有切身体会。他们学过外语（俄语或英语）的人，有的因为学得较多，在工作中也用得着，感到外语是有力的工具；有的人因为学得少，或因为工作中用不上，学过的外语大半忘掉了，年青时花费的精力的时间全部白费。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这里我想强调一句，有些外语专家的话有时是听不得的。他们往往教导人们如何下工夫就能学好外语。他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的，忘记了大多数人并不以外语为专业。医生的主要精力是看病，工人的主要精力是做工，不能在外语上花大量精力。真正学会外语的可能性应该是指一般人（没有特殊天赋的人）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也就是说，不用他们的主要精力）就掌握外语。
如果考察一下电子行业和信息行业，英语简直就是那里工作人员的每日每时的工作语言，离了英语寸步难行。如果站在金字塔顶上看，普及英语的形势似乎是很乐观的：中国科技大学 1987 年参加英语四级考试的通过率达百分之九十。
但是，无论从需要和可能两方面看，都不能忘记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不仅要看到金字塔的顶，还要看它的底部。
英语教学的现状是，数量偏大（几乎到处所有学校都开英语课），质量偏低（能达到实用程度的比例很小）。现在英语的要求似乎在不断地加码。大学生要过四级、六级，职称考试要一外、二外等等。在缺少对需要和可能进行客观的考虑的情况下，这种升温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
盲目的普及是社会的人力资源的浪费。1987 年全国首次英语四级考试，全国重点大学平均通过率仅为 37.2%；而 1989 年全国首次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全国重点大学平均通过率仅为14.5%（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安徽科学科学技术出版社《六级考试模拟试题集注》）。全国重点大学参加考试者通过率尚如此之低，一般大学更可想而知！而能上大学的在全国中学生中又占多大比例？可见这门课学不成的比例有多大！
有的人认为，这是因为教学方法不合理。但英语教学在中国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难道这么多年就找不到合理的办法？世界上别的国家（如日本）也在抱怨英语教学效率低，难道所有国家都找不到好的教学法？这些年来社会上不是没有出现过新的办法，但也没有根本改变英语教学的低效率状况。另一方面，难道欧洲国家的英语教学方法都合理？
本文作者认为，英语教学的低效率，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英语与汉语没有语系上的亲缘关系，差别太大，需要学习者投入太多的精力和时间。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决定了中国永远不可能普遍地学会英语。所有教学法的改进，只是针对有可能学会英语的学习者而言的，而不是面对大多数中国人的。
面对这一无情的事实，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不能一厢情愿地强调加大普及英语的力度。
作者认为，我国可选择的切实可行的英语教学战略是：缩小教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也就是说，让学的人少一些，学的人学得好一些。这样，可以使学的人学好，不学的人省力；让学会的人掌握一件利器，让不学的人卸去精神负担。
具体做法可以有：
取消农村中小学和不具备条件的城市中小学校的外语课。曹未风在 1948 年说过：
上海许多学生从小学五年级起就读英文，高中毕业时，已读了几年英文，若以每周上课五小时，自修五小时计算，一周就有十小时花在英文上，一学期有廿周，一年就要化四百小时读英文，几年算下来，已占一个中学毕业生全部学习时间的五分之一了，但结果怎样呢？还是不好。这牺牲就太大了。因此，就令人考虑到英文是否必要的问题了。（《中国英语教学史》 197 页）他当年说的这个问题今天仍有必要考虑。让不具备条件的学校开英文，老师学生都苦，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为什么非开这门课不可呢？就算是英语对每个人都是十分的必要，那么，学不会也达不到开课的目的。另外，事实上小学开设外语课并不必要。解放前有些学校的经验证明从高中开始学英语比从小学开始效果好。穆木天说过：
学英文该从小学或高中开始？过去有的学校（如孔德）从高中开始，学四年，要比从小学开始，学七年的成绩好。时间短不行，时间拖得太长也出毛病。（《中国英语教学史》 200 页）不具备条件的中小学勉强开设外语课徒然耗费老师和学生的精力，并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有人可能会说，那高考怎么办？全国统一高考要考外语的。
首先，我们培养学生不能只为升学想。我国能上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中学生走向社会从事别的工作。不能为了少数人上大学而让全体中学生学做出那样大的牺牲。
其次，统一考试的做法未必象人们想像那样科学。现在有统一的考试，但事实上并没有统一的录取标准。各地录取的分数线相差很大。这样的统一考试有什么意义？
再次，即使不取消统一考试，也可以采用灵活的办法。对于一些院校，可以不考外语，例如，师范院校的非外语专业，培养目标是相关专业的教师，他们以后在工作中完全可以不用外语，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白白耗费精力学外语呢？有些目的在于培养普及型科技人才的学校和培养某些专门人才的学校如体育、艺术院校，也完全可以不开外语课。或把外语作为选修课，让一部分有精力、有兴趣学习的人自愿选修。
一般的大学，可以根据学生毕业后工作的性质来决定是否考外语。至于录取分数线，不考外语的考生可以增考别的科目，或提高别的科目的考试分数线。
另外，对于一些理工科大学，目的在于培养较高深科研领域的工作人员的，英语对于他们是很必要的。报考这类学校的考生如果在中学没有学过外语，可以先考其他科目，成绩合格后入学先上半年或一年英语预科班，学习合格后再进入本科学习。他们因为有需求，学习动力大，是可以过关的。这比全体学生为了一小部分人未来可能的需要而苦学要好得多。这种做法以前有的学校实行过，事实上是可行的。
职称考试则应看专业是否用得着外语，用得着哪门外语。如果某些专业（如中医、中国古代史、古汉语）事实上可以不用外语，那就不一定要考外语。
取消这些不必要的考试，缩小英语教学的规模，会不会造成人才不足呢？不会的。因为，现在这样大范围地开课，只不过是浪费了大部分人的精力和时间而已，也并没有收到应有效果。
普遍地强调外语，不能使大家都学会外语，却可以迫使人们找“对策”来应付外语。以职称考试为例，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真正学会外语（这是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要么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不会外语，放弃拿职称的机会（尽管自己工作已多年，专业上有建树）。这两者当然都不是人们所乐意的。于是只好想对策。比如，单位可以规定免试的条件，或者以“译著”（事实上可以请别人代译）代替考试成绩。考外语和不考外语的唯一区别就是，如果不考外语，他们就不必费这些心思，可以在本职工作上多花些精力；如果非考外语不可，他们就只好费点心思来对付。
人们喜欢引用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就是不要用一个框子来套不同的人。古代的科举考试是用一个框子来套不同的人，现代的“标准化”统一考试也是用一个框子来套不同的人才。外语考试事实上成了这样一种框子。实在应该放弃这个框子了！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不同类型、不同知识结构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