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失去的胜利（1）

原序  
曼施坦因 [德国]  
[出自《失去的胜利》]  




　　这本书是一个“军人”的个人记载，在其中我故意避免讨论政治问题，或是与军事方面无直接关系的事项。就这一点而论，也许值得引述利德尔-哈特上尉所说的一段话：  
　　这次战争中的德国将领要算他们这一职业中的最好产品——无论就任何方面而言都是一样的。假如他们的眼光能够更放宽一点，认识更深入一点，则其成就也许还会更好。不过假使他们变成了哲学家，那么他们也就不再是军人了。  

　　我尽量对于事情不作事后回顾的看法，对于我的经验、观念和决定，都是以当时的实况为准则而来加以叙述的。换言之，我不是一个历史研究家的态度来著书，而是一个实际参加者的身份来叙述一切。但是尽管对于一切的经过，和有关的人物，以及他们所作的决定，我都是尽量尝试作客观的记载，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却还是主观的。虽然如此，我仍希望我的记载对于历史学家能有相当的用处，因为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够专靠档案和文件来获得事实的真象。一个应该知道的必要事项即为主要的人物在当时是如何思想，和对于局势是如何的反应，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在档案或战争日志中很难找到的——即使找得到，也决不会完全。  
　　在叙述德军1940年西线攻势计划的形成时，我是违反了泽克特上将(Col. Gen. V. Seeckt)的遗训，即参谋军官应作无名英雄。我觉得我现在有采取这种行动的自由，因为这个问题是老早就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不过这却并非由于我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实际上，是我过去的总司令伦德斯特元帅，和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将军(Gen. Blumentritt)，首先把这个计划的故事告诉利德尔-哈特(当时我没有机缘与他会晤)。  
　　在这个对于军事问题和事件的记载中，我也偶然的把一些个人性的项目包括在内，因为我相信即使在战争中，也还有人性的因素。在本书后面几章却缺乏人情味，其原因是在这个阶段中，我的责任沉重使我感到忧烦不堪，所以无暇及此。  
　　我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职务使我对于一切事情的叙述，大致都是站在较高级将领的观点上看的。不过，我却希望在这里特别声明一下，在整个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勇敢尽责精神，加以各级指挥官的能力和责任感。使我们赢得胜利就是靠这些素质。专凭这些素质才使我们能够对抗具有压倒优势的强敌。  
　　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也希望对于在战争最初阶段中做我的总司令的伦德斯特元帅表示诚恳谢意，因为他总是完全信任我。此外，对于我所指挥的各级官兵，以及在各个不同的司令部中与我共事的人员，表示同样的谢意。尤其是对于我的参谋长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更应如此，因为他们经常辅助我并给我以忠告。最后我还要感谢帮助我写作和出版这本回忆录的人们。  
　　曼施坦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2-27 18:06:25编辑过]

第二章 战略形势  
曼施坦因 [德国]  
[出自《失去的胜利》]  
德国的战斗序列与作战计划  
波兰的战斗序列与作战计划  
对于波军布署的评论  




　　下述的三个因素在波兰战役中，对于战略形势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德军兵力的优势——唯一的条件为德国当局准备在西面接受相当的冒险，以便能把主力集中起来，用以对付波兰。  
　　 (二)地理情况使德军可以分别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及斯洛伐克亚，用钳形运动以来围歼波军。  
　　 (三)从一开始起，俄国在波兰的后方就一直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德国的战斗序列与作战计划  
　　德国的计划人员决定在西方尽量接受上述的冒险。  
　　陆军总部对波兰发动攻击时，所用的兵力为42个师的正规部队(包括一个新成立的装甲师，即第10装甲师)，和一个由奥德-华尔塔(Oder-Warta)盆地中的要塞部队所新编成的步兵师，即第50师。他们一共为24个步兵师，3个山地师，6个装甲师，4个轻型师，4个摩托化步兵师和1个骑兵旅。此外还有16个新成立的师，并且在总动员之后始能编成，预定用在第二波到第四波之间。这些部队最初当然不能算是第一流的部队。号称希特勒近卫师的党军师和一两个加强党集团军也都奉命参加波兰战役。  
　　在西线方面只留下了11个正规师，一些大约相当于一个师的要塞部队(以后改编为第72步兵师)，和35个新编师，作为第二线到第四线的部队。完全没有装甲或摩托化部队。所以一共虽有46个师的兵力，但其中只有四分之三是适合于战斗条件的。  
　　第22步兵师，曾经接受一个空降师的训练与装备，留在德国境内供陆军总部直接调遣。  
　　德国空军的主力也是用在波兰方面，共分两个集团军(Air Fleet)，而在西线方面却只留下了一个较弱的第3集团军。  
　　像这样的分配兵力，德国当局所冒的危险实在是相当的巨大。因为波兰战役的短促是出人意料之外(这种发展一部分是失败者本身的错误所造成的)，而更重要的，是当波兰战败之际，其西方同盟国又完全采取坐视的态度，所以这些冒险才不曾为人所注意。  
　　应该认清的，在这个时候，德国统帅部已经知道法国陆军的实力在90个师左右。实际上，在1939年秋天里，法国在3个星期之内，一共编成108个师的兵力。[根据提皮尔斯克尔赫(V. Tippelskirch)的记载]其中包括着57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1个装甲师，和45个预备师，此外还有强大坦克和炮兵部队的支援。(注：不过在最初阶段中，这些兵力中有一部分是留在北非和阿尔卑士山的国界上。)法国的预备师都是由已受充分训练的预备兵员所组成；而德国的新部队却大部分是由新兵或第一次大战中的老兵所组成。  
　　所以毫无疑问的，从第一天起，法军在西线上的兵力就早已超过德军远甚。  
　　在另一方面，英国对于陆上兵力的贡献却十分的有限。它一共只有4个师，而且甚至于到10月上旬才达到了欧陆。  
　　德军对波兰的作战计划基础，是要想尽量利用其边界的全长，以便从一开始起即能包围敌人。所以德军的部署是在侧面上分成两个距离颇远的集团，而留下了中央地区(奥德-华尔塔盆地)几乎是门户洞开的。  
　　北面集团军群。总司令波克(V. Bock)上将，参谋长沙尔穆兹将军。下辖两个集团军，一共包括着5个步兵军和1个装甲军。它们又一共指挥着9个正规步兵师(包括新成立的第50步兵师，那是由要塞部队改编，并未足额)，8个新动员的步兵师，2个装甲师[加上新成立的“肯普”(Kemp)坦恳盐务部队]，2个摩托化步兵师，和1个骑兵旅——一共21个师。此外在东普鲁士还有肯尼格斯堡(Konigsberg)和罗兹(Lotze)的要塞部队；在波米拉尼亚(Pomerania)还有尼采旅(Netze Brigade)。  
　　在这个集团军群之内，第3集团军在东普鲁士境内展开，集团军司令为库赫勒将军(Gen. V. Kuchler)；第4集团军在波米拉尼亚境内展开，集团军司令为克鲁格上将(Col. Gen. V. Kluge)。  
　　这个集团军群的任务为切断波兰走廊，把骑兵兵力集中投掷在维斯托拉(Vistula)的东岸上，再向东南或南前进。在突破了拉柳(Narew)河一线以后，就从背面上攻击维斯托拉河上的波兰守军。  
　　南面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参谋长曼施坦因将军。这个集团军群的兵力比较强大。它包括着3个集团军：第14集团军，司令为李斯特上将(Col. Gen. List)；第10集团军，司令为赖赫劳上将(Col. Gen. Reichenau)；第8集团军，司令为布拉斯可维兹上将(Col. Gen. Blashowitz)。一总算起来，这个集团军群有8个步兵军和4个装甲军，共计15个正规步兵师，3个山地师，8个新编师，和机械化部队的主力——4个装甲师，4个轻型师和2个摩托化步兵师。一共为36个师。  
　　第14集团军展开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中，以及摩拉维亚的东部和斯洛伐克亚的西部。第10军在上西里西亚的周围和克劳兹堡(Kreuzberg)的南部。第8集团军在西里西亚中部，位置在阿尔斯(Oels)的东面。这个集团军群的任务为击败在维斯托拉河大河湾中和在格里西亚(Galicia)境内的敌军，用强大摩托化兵力向华沙冲进，采取宽广正面尽可能的迅速攻占维斯托拉河上的渡口，然后再与北面集团军群合作，以毁灭波军的残部。  


波兰的战斗序列与作战计划  
　　在平时，波兰共有30个步兵师，11个骑兵旅，1个山地旅，和2个摩托化(装甲)旅。此外还有几个团的国界守备队，一大堆自卫队(ON)营，和驻在格地尼亚-赫尔(Gdynia-Hel)地区中的海军部队。  
　　换言之，它的总数是相当的可观。不过，它的兵器却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大战中的旧货。它的空军虽也有飞机一千架左右，但也不够近代化的标准。  
　　德国方面已经估计在战时，波兰的师数还可以增加一倍，但是有无必须的装备却似乎是一个疑问。根据提皮尔斯克尔赫所著的“第二次大战史”的记载，在战争爆发之前，波兰所召集的各团，只够供编成10个预备师之用，但即使如此，它还是来不及把他们都预定计划编成师。虽然是有如此的说法，但在战役的过程中，德国的情报却仍然发现了一些预备师的番号。  
　　波兰统帅部对于其兵力的部署如下：  
　　沿着东普鲁士的边界，在波尔(Bohr)-拉柳-维斯托拉一线的前面，有  
　　 (一)在苏华尔基(Suwalki)与罗门查(Lomza)之间有一个战斗集团，共为2个师和2个骑兵旅。  
　　 (二)在拉华(Mlawa)的两侧为莫德林(Modlin)集团军，共为4个师和2个骑兵旅。  
　　在波兰走廊地带中有波莫尔兹(Pomorze)集团军，共为5个师和1个骑兵旅。  
　　从华尔塔河到斯洛伐克亚的边界为止，面对着德国的国界，一共有3个集团军：  
　　 (一)波兹南(Poznan)集团军，兵力为4个师和2个骑兵旅，驻在波兹南省区的西部。  
　　 (二)罗兹(Lodz)集团军，兵力为4个师和2个骑兵旅，驻在维仑(Wielun)的附近。  
　　 (三)克拉科夫(Cracow)集团军，兵力为6个师，1个骑兵旅，和1个摩托化旅，驻在捷斯托恰瓦(Czes-tochowa)与拉维塔格(Nowy Targ)之间。在后述的两个集团军的后方，又有普鲁士(Prussia)集团军，共为6个师与1个骑兵旅，驻在托马左-基尔斯(Tomaszow-Kielce)地区中。  
　　最后，沿着卡尔配提亚山脉的边界上，其深入的侧面由一个卡尔配提亚(Carpathian)集团军负掩护之责。它大部分都是由预备单位和自卫营所组成的，采取梯次的部署。  
　　另有一个预备集团，即皮斯柯尔将军(Gen. Piskor)的集团军，包括着3个师和1个摩托化旅，留在维斯托拉河上的莫德林-华沙-卢布林(Lublin)地区中。此外，在战役的过程中，又在布格(Bug)河以东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波里希集团(Polesie Group)，主要的为了对抗俄国，保护后方。  
　　事实上，当德军开始入侵之时，波兰方面的部署都尚未完成，因此很可能上述的分配是并未完全做到。  

图1 德波两军的部署与德军攻势的执行  


对于波军布署的评论  
　　除非是说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想要掩护所有一切的东西，而且决不自动放弃任何的东西，否则对于波军部署的战略目标，就很难加以决定。这样的政策通常总是会使较弱的一方面一败涂地。几年之后，希特勒也就有了这种相似的经验——可以证明他对于波兰战役并未好好的学会它的教训。  
　　波兰在战略形势上的困难是至为显明的。一方面，它的兵力是处于劣势的；另一方面，其边界的形状使德军可以从两面同时发动攻击，以后甚至于还可以从三面。当波兰当局仍不肯放弃其“守住一切东西”的思想时，实际上也就证明心理和政治上的意图，是极难于与铁硬的军事事实相配合。  
　　除了皮尔苏德斯基元帅，与极少数头脑冷静的波兰政治家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波兰人曾经认清了，因为他们对于邻国俄国与德国，强迫的达到了不合理的领土要求之后，遂更使其国家处于危险的地位。波兰全部人口仅为三千五百万，其中真正的波兰人只有二千二百万，其余的都是日尔曼，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犹太等少数民族，他们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压迫。  
　　除了依赖他们的法国同盟国以外，波兰的人民在德俄两国军事上还是处于弱势的时候，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梦想侵略的机会。有人想突袭孤立的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另外还有人想采取最短的路线直取柏林。  
　　当德国在东普鲁士和奥德-华尔塔盆地中都已经建立了要塞工事，而且以后又开始再武装之后，这种梦想也就应该归于幻灭了。可是波兰的政客与军人，依赖着法国人在西线上的同时发动攻击，在他们内心中却仍然不肯放弃这种妄想。上述的部署，从最初的阶段上看来，固然是代表一种守势思想，但却也可以判断他们的意图，是想一旦当法国的援助发生了作用之后，马上就可以转移攻势的。  
　　此外，波兰的总参谋部也缺乏其自己的将道传统，那是要靠长期的经验来形成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波兰人的脾气也是喜攻而不喜守的。我们可以合理的假定，波兰军人的心灵中，还是怀念着其往日的光辉，至少有了这种下意识。我曾经看见过李兹-斯米格雷(Rydz-Smigly)元帅的一张画像，那是以波兰骑兵的冲锋为背景的。相反，新成立的波兰陆军又是接受了法国人的教育。因为事实上，自从1918年以来，法国的军事思想就是以静态战争的经验为基础的，所以当然又很难使波兰人获得作战速度与机动性的观念。  
　　因此很可以想像得到，除了不愿放弃任何的东西以外，波军的部署计划实在更无任何明确的作战目标，只不过是过去的侵略野心，与今日面对着强敌必须作防御准备的需要，二者之间的折衷而已。同时，波兰人也误认德国人会采取法国式的攻击典型，那是不久就会退化成为阵地战的。就这一方面而言，还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也值得一提。刚刚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曾经接获一个密报，那是与波兰的理想攻势意图有关的。那是来自一个可靠的来源，据说波兰总统或李兹-斯米格雷元帅的亲信人员，都主张波军的部署应具有攻势的性格，包括着把强大兵力集中在波兹南省区内的计划在内。尤其是令人感到奇异的，据说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由英国人所建议的，姑不说是要求。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觉得这整个的情形都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以后却真正发现，波兰人是的确在波兹南省区中集结有相当强大的兵力，尽管事实上，从他们自己的观点上来看，这也是一个最不可能遭遇到德军攻击的方向。在布楚拉(Bzura)河上的会战中，这个波兹南集团军终于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事实上，在波兰方面也并不缺乏合理的建议。据希莱德上校(Col. Schneider)的报道，魏刚将军(Gen. Weygand)曾经建议把防线设在尼门(Niemen)河，波尔河，拉柳树，维斯托拉河，和桑河(San)等河川的后面。从作战上来说，这是唯一适当的建议，因为这样才可以取消受德军包围的可能性，而且同时利用河川的障碍，也可以相当的增强其对德国坦克部队的防御能力。此外，这一条防线一共大约只有375英里长，而从苏华尔基起，到卡尔配提亚隘道为止的波兰国界弧线却长达1125英里。不过若接受了这种建议，则当然必须放弃整个的西波兰，那却包括着这个国家的最宝贵工业和农业地区在内，所以任何波兰政府若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则可能本身就会先垮台。同时更应记着的是，即使在战争开始时作如此广泛的撤退，也都不一定就能使在西方的法国人，增强其进取精神。还有若把整个西波兰都让给德国人，那么对于俄国人是否将产生一种鼓励作用，又更是一个公开的疑问。他们也许会认为时不我与，就会立即采取行动，以来确保其在东面所可能分得的赃物了。  
　　所以，希莱德上校又告诉我们，波兰军官学校的校长，库特齐巴将军(Gen. Kutrzeba)也曾提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他在1938年年初，曾向李兹-斯米格雷元帅提出了一个备忘录。他坚持着认为决不应考虑放弃“波兰重要战略地区”的问题，这个地区包括着罗兹和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与波兹南，库特罗(Kutno)，和基尔斯等有价值的农业区都在内。所以他主张的部署计划，是放弃防御波兰走廊或波兹南省区的企图，实质上与在1939年最后所执行者大致相似。为了作为波兰防御的基础起见，应建立一个广泛的要塞体系，在东普鲁士边界以南，从格鲁德柴兹(Grudziadz)到波兹南，形成一个宽广的弧线，并沿着西里西亚的边界，从奥斯托俄(Ostrowo)，经过捷斯托恰瓦，到齐斯曾(Cieszyn)为止。同时，库特齐巴也指出，仍应准备尔后对于东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攻击。想要修建这样巨大的要塞体系，实际上是完全超出了波兰的能力限度之外。尽管如此，库特齐巴却已经认清了波兰对于德国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的同时，他对于法国的支援也具有清楚的认识，因为他说即使法国给予以最大限度的军事援助，在最初6个星期到8个星期之内，波兰也还是必须要依赖其自己的资源来渡过难关。所以他想沿着上述“重要地区”的西面周界，作一种战略性防御。而预备队则在地区内集中，以便在尔后采取决定性行动。  
　　我已经说过，1939年波兰陆军所采取的部署，实际上与这位将军所建议的是非常的相似。不过他所想像的是把主力集中在托仑-拜德哥齐兹-格尼兹罗(Torun-Bydgoszez-Gniezno)地区中，而在1939年的部署，却似乎有两个焦点，一在东普鲁士周围地区中，另一则面对着西里西亚。  
　　 1939年的波军部署，其目的既然是要想掩护一切的东西，包括着前进的波兹南省区在内，由于德军不仅拥有数量优势而且也具有迂回能力，所以那是注定了要失败的。那么波兰又应该如何作战，以来避免这种失败呢？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库特齐巴将军所指出的战略要区，是应该自动放弃呢？还是由于德军从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亚所作的包围，结果将会与波兰的陆军同归于尽呢？这也是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的时候，每逢希特勒要求我坚守邓尼兹(Donetz)盆地，第第聂伯河(Dnieper)一线，和俄国其他地区时，我所一再向他提出的同样问题。  
　　照我看来，对于波兰的问题，其答案是非常的明显。从其最高统帅部的观点上看来，一切的结果就要看波兰陆军，有无能力不惜一切的成本继续拖下去。必须等到西方国家发动攻势，才能迫使德国人把大部分兵力撤出波兰的国境。固然工业地区的丧失，就表面上来看，将使波兰不能作长期的战斗，但只要战斗兵力仍继续存在，则仍然有赢回它们的希望。无论如何，波兰陆军决不应让它自己，在维斯托拉河的西面或两岸上受到敌人的包围。  
　　波兰问题的全部关键就是“争取时间”。很显明的，在波尔-拉柳-维斯托拉河一线的前面任何地区中，都不可能作任何决定性防御的企图，但在南方侧面上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为了扼守在维斯托拉河与桑河之间的波兰中央工业区，这个正面应推进到杜拉杰克(Dunajec)河上为止。  
　　最重要的事情为避免受到从东普鲁士与西斯洛伐克亚两路进攻的德军的包围。在北面可以利用的防御工具为波尔-拉柳河一线，以及直到莫德林或维索格拉德(Wysograd)要塞为止的维斯托拉河。这无论如何，是可以构成一个坚强的天然障碍物，而旧有的俄国要塞，虽然已经落伍了，但也还可以提供补助性的支援。此外，即使有任何德国的装甲兵力从东普鲁士方面出现，那似乎也决不会是实力太大的。  
　　南面的问题为扼守着卡尔配提亚山脉中的隘道，以来阻止德军深入波兰后方的迂回运动。这两个任务，毫无疑问的，都是可以用有限的兵力来完成的。把波兰兵力展开在波尔-拉柳一线的前方，其所犯的错误正是与把强大兵力推进到走廊地带和波兹南省突出地区中去，是同样的巨大。  
　　对于南北两面的深入迂回行动，已经作了必要的保障之后，于是也就可以在波兰的西部，执行一种迟滞性的战斗，但内心里却应随时记着，德军的攻击主力是一定会来自西里西亚方面。这又有两个原因：(一)在这个地区中的铁路公路网，比较便于强大兵力的集中，而波米拉尼亚或东普鲁士则都不如远甚。(二)若经过波兹南向华沙前进，则纯粹为正面的攻击，那就作战上来说，是效力最低的，所以德军也最不可能采取这种途径。  
　　波兰的兵力集中，也不应像他们在1939年那样的接近边界，而应该向后靠，以便可以发现德军攻击的主力方向。这就是说在波兰走廊和波兹南地区中，都只留下最少量的必要兵力，以便能够集中最大量的兵力，用以对抗德军从西里西亚方面所作的主力攻击，尤其是在统帅部手中，应控制着一个适当的战略预备队。假使波兰人不那样长时间的沉醉在侵略的梦想中，而早已集中力量来改进在托仑(Torun)与格鲁德柴兹(Grudzicdz)之间的维斯托拉河上的旧德国要塞，那么他们至少可以延迟从波米拉尼亚和东普鲁士分别前进的德军的会合时间，同样的，若是对于波兹南能加以适当的要塞化，则也可以限制德军在该省中的行动自由。  
　　另外有一点值得讨论的，就是利用内线的地位，以来依照情况的发展分别向西波兰南北两端进行反击的观念。实际上，这是殊少可能性的。第一点，缺乏足够的空间，以来作这样的回旋。第二点，波兰的铁路网无力担负这样的调动。此外，第三点，任何巨大的部队运动，不久都有为德国的空军及坦克部队所阻止的可能性。所以唯一可行的计划，就是只能够在波尔-拉柳-维斯托拉-桑河(或杜拉杰克)一线的后方，去作真正的决定性防御，而在其他的地区中就是只能为争取时间而战。不过随时却应注意，从开始起，主力都应针对着西里西亚方面，而对于南北两个侧面也同时必须要有确实的保护。  
　　假使西方国家对于波兰坐视不救，听它去受命运的支配，则虽然有任何的措施，也还是不能挽救其最后的失败。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的。不过，这些措施却至少可以使波兰人，不至于在他们的边界地区中，那样的易于被击溃。因为他们在边界地区被迅速的击溃了，所以波兰的最高统帅部才不能在维斯托拉河中，作一连串的战斗，或者是把兵力撤到河川线之后，以来采取一个有准备的防御。  
　　从第一天开始，波兰就只能为争取时间而战。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设法挡住敌人的攻击——最后只能退到河川线之后去——以来等候其同盟国家在西线上发动攻势，这样才能迫使德军自动撤退。所以这似乎应该是波兰军事领袖们的职责，他们应该坦白的告诉政府当局，除非西方国家能够提出保证来说，一旦当战争爆发之后，他们就立即倾其全力在西线上发动攻势，否则波兰就决不应与德国发生战争。  
　　当时的波兰军统帅，李兹-斯米格雷元帅在国内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势力，若是他肯提出这样一个警告，则任何波兰政府都是决不会不加以重视的。仅仅为了展缓对德战争的时间起见，波兰政府也都应该乘着时机尚未完全断送之前，先就但泽与走廊问题与德国协议获致协议。  
　　 1940年，我们在法国的部队俘获了一封信件，上面的日期为1939年9月10日，那是甘末林将军(Gen. Gamelin)写给驻巴黎波兰武官的。很明显的这是一封回信，因为波兰人询问他们何时才能获得有效的军事援助。甘末林要该武官转告李兹-斯米格雷元帅的话，其内容如下：  
　　在东北地区中，我们正规师的半数以上都已经开始行动。自从我们越过国界之后，德军既开始作激烈的抵抗，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可是我们却被陷在静态战争之中，而敌人对于防御却具有良好的准备，同时我们也还缺乏必要的炮兵……从开始起，就有空中的战争与地面的作战相配合，而我们也知道有相当部分的德国空军是正在与我们对抗。  

　　所以我是已经履行了我事先所提出的诺言，在法国动员第一天后的14天，开始用我的主力发动攻势。我可能做更多的事情。  

　　由此看来，事实上，波兰是事先的确曾经获得了法国人的保证。唯一的疑问就是当法国人声明要过了整整14天的时间，才能开始发动攻势时，波兰的最高统帅部对此一点是否感到满意。但无论如何，事实却已经证明，这种诺言的含意却绝对不等于对波兰的迅速有效援助。  
　　因为华沙政府对于其同盟国所将要采取的行动，发生幻想，同时对于波兰陆军作长期抵抗的能力，也未免估计过高，所以波兰的失败遂成为一个必然的后果了。

第三章 南面集团军群的作战  
曼施坦因 [德国]  
[出自《失去的胜利》]  
开始的情况  
第14集团军通过格里西亚的进攻  
第10集团军的突破与拉登包围战  
布楚拉河会战  
华沙的攻占  
在桑河及维斯托拉河以东的最后战斗  




　　当我们的部队于1939年9月1日拂晓越过波兰国界时，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人员自然还是位置在莱希“圣十字架”(Holy Cross)寺院之中。这是天主教会的一个训练机构，位置在该城的郊外，因为它有许多的课室和宿舍，所以对于战时的高级司令部而言，实在是—个理想的驻地。我们过的是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所吃的东西与一般的士兵并无差别。不过我却相信晚餐的菜单实在有改良之必要，因为天天吃军用面包和压硬了的腊肉，对于我们年事较长的绅士们而言，未免是一种虐政。很侥幸的，憎侣们常把他们的蔬菜提供我们食用。有时在夜间，集团军群总司令和他的高级幕僚人员，也会与寺院中的方丈聊闲天，他把在世界上遥远地区中，传教士的自我牺牲故事讲述给我们听，其情节是相当的动人。这虽然只是短时间的松懈，但对于当前的炽热问题，却是一个很好的调剂。  
　　不过，9月1日却使这种谈话告一结束。从此之后，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忙于打仗了。事实上，我们那样早就坐在办公室中，是并无必要的。因为必须要经过好几个小时。我们才能从所指挥的各集团军中获得任何重要的消息。凡是在一个较高级司令部中工作过的人员。都会有这种经验——在这个阶段中。所有的行动都已经开始了，我们就只能静候它们的发展。  
　　在前线上的军人都知道在攻击尚未发动之前，神经是最为紧张的，排长们都在看着他们的表。等候预定的时间来到。可是自从攻击发动之时起，在前线上的战士们就完全在忙于应付其周围的战斗，对于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再关心，所以反而感觉到心安理得。对于一个司令部中的人员而言，则完全与此相反，越是高级的越是如此，攻击的开始也就是等待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他们是焦急不安的。下级单位很不欢喜上级人员老是询问战况的进展情形，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神经失常的现象。所以最好还是坐候佳音。有一点是值得说明的，一般的说法都是认为坏消息传得较快，但是在军事的领域中，这种说法却是并不正确的。当战况顺利发展时，消息往往很快的传送回来了。反言之，假使攻势发生了顿挫，则前线上就会是一片沉寂，或者是因为交通被切断了，或者是因为下级单位不愿意立即向上级报告，希望等到情况好转之后再来报告好消息。  
　　所以必须等到第一批报告送来了之后，不管是好还是坏，高级司令部中才能解除紧张的心理状态。在它们尚未报来之前，我们也就只能坐候。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部队(不过他们的训练却实在是太速成了)，能够不负我们的期待么？尤其是，大型装甲部队，其组织与使用多少是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能够不使自己们的创立者，古德里安将军(Gen. Guderian)，和我们自己失望么？德国的各级司令部，尤其是我们自己的集团军群总部，能够控制着这种战役开始时的情况么？能否在维斯托拉河以西，即将敌军全部歼灭，获得一个完全的胜利，并取消任何两面作战的危险么？在这个紧张不安的阶段中，这些问题一直都在我们心中盘旋着。  


开始的情况  
　　德国陆军总部所拟定的计划，是要想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对于波兰陆军作大规模的迂回运动。当北面集团军群把波军逐出了走廊地带，并使东普鲁士与波米拉尼亚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系之后，即应直趋维斯托拉河的后面，以求从后方攻击位置在大河湾中的敌军主力。  
　　南面集团军群所应担负的任务，就是应该尽量的在维斯托拉河的前方与敌军交战，以阻止他们退到维斯托拉河和桑河后方去的企图。这就是说第10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步兵应尽量紧跟在后面前进)应协力冲过可能在国界附近集结的敌方部队，于是装甲兵力可能赶在敌人的前面，达到从邓布林(Demblin)起到华沙为止的各个维斯托拉河上的渡口。同时也应假定，通过格里西亚前进的第14集团军，也能用最大的速度达到和渡过桑河。假使敌军的意图是想要在桑河与维斯托拉河上作决定性抵抗时，则这个集团军即可以立即从南面扫荡河上的防线，并与从北面前进的北面集团军群的东翼兵力，在敌后深处会师。下述的事实也注定了可以使第14集团军获得相当的帮助。因为它的右翼向东而伸入到斯洛伐克亚的境内。所以对于集中在克拉科夫地区中敌军纵深侧面上，构成了一个立即性的威胁，这样也使他们对于格里西亚不可能作任何有效的长期防御。  
　　南面集团军群在波兰境内的作战，就是以这种行动路线为基础的。它的目的是要在维斯托拉河的前面，击毁敌军的主力。而同时又要设法阻止他实现退到桑河，维斯托拉河后方再接受决战的企图。  
　　若是对予这次作战作逐日性的记载，那固然是有用处的，但对于这种“闪击”性的战役，却毫无疑问的是太琐碎，所以我只准备对于其必要的阶段作概括性的叙述。这些阶段有时是顺着时间次序的，有时则是同时的。它们可以简述如下：  
　　 (一)第14集团军在格里西亚境内所作的激烈国界战斗，并追击残敌到利沃夫(Lwow)和桑河之上。  
　　 (二)第10集团军向维斯托拉河的突破，与拉登包围圈之战。  
　　 (三)由南面集团军群总部所直接指挥的布楚拉(Bzura)之战，第10和第8两个集团军击毁了敌方强大的兵力。  
　　 (四)华沙的攻击与最后的战斗。此时俄军正在向东波兰前进。后已于1939年9月17日，越过了波兰的国界。  


第14集团军通过格里西亚的进攻  
　　第14集团军的第一个目标即为包围假想集中在克拉科夫地区中的强大敌军。这个集团军的原始部署是从西里西亚，通过摩拉弗斯卡奥斯塔伐(Moravsba Ostrava)，以达卡尔配提亚山脉，即足以暗示出来这种包围的意图。  
　　第8军，军长为布希将军(Gen. Busch)，下辖第8和第28两个步兵师，和第5装甲师。奉命突破在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坚强波兰国境要塞，然后沿着维斯托拉河的北岸，向克拉科夫前进。第17军，军长为金尼兹将军(Gen. Kienitz)，下辖第7与第44步兵师，从摩拉维亚，沿着维斯托拉河向克拉科夫进攻。另有两个军则被派对于假定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敌军，执行直接包围的任务。  
　　第22装甲军，军长为克莱斯特将军(Gen. V. Kleist)，下辖第2装甲师和第2轻型师，应从西部卡尔配提亚山脉中的阿拉发河谷地中冲出，从南面向克拉科夫进攻。第18山地军，军长为贝尔将军(Gen. Beyer)，下辖第2与第3两个山地师，预定从高塔拉(High Tatra)以东的普拉德(Poprad)河谷中突出，以通过新沙兹(Nowy Sacz)进向波赫尼亚(Bochnia)为目标，该地在塔尔罗(Tarnow)以西，并从后面攻击在克拉科夫的敌军。  
　　在更向东面去的地方，斯洛伐克亚的部队以后也奉命通过杜克拉(Dukla)隘路进攻，这是在第一次大战中曾经闻名一时的地点。以后，又有一个山地师(勇敢善战的巴伐里亚部队)和两个预备师也奉命加入这个侧翼包围战中。  
　　第14集团军的序战是相当的艰苦，尤其以第八军对于波兰国境要塞的攻击为然。但从作战的观点上来看，从卡尔配提亚方面所作的迂回运动实早已决定了这个边界地区的命运。很明显的，原先所假定的在克拉科夫周围围歼敌军的计划，并未能加理想的那样兑现，因为敌人已经认清了其处境的危险，所以自动撤出了格里西亚的西部。不过其兵力的大部分在这些初期的战斗中，都已经被击碎，接着即为追击，第22装甲军也终于追上了它的猎物。该集团军的右翼，山地军与第17军，攻占了利沃夫和普里齐门斯尔要塞。其左翼，包括着装甲军，第8军，与集团军群配属给该集团军的第7军，于是也就能在桑河与维斯托拉河交流点的南面，渡过了桑河。虽然在以后的战斗中，波军仍能英勇作战，而且有一部分战况也很激烈，但是他们却还是被扫荡干净，有一部分敌军是从华沙或北面集团军群正面上移转过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就已经与北面集团军群的左翼取得了接触。  
　　到了9月15日，利沃夫与普里齐斯尔都已攻陷，追击实际上已经结束，不过为了肃清在这个地区中和桑河以东的波军残部，却还需要继续作进一步的战斗。  


第10集团军的突破与拉登包围战  
　　第14集团军的作战目标，除了歼灭在格里西亚西部的敌军以外，即为追击并捉捕撤退中的敌军，使他们无法在维斯托拉河后面的地区中，再建立新的防线。其他两个从西里西亚进攻的集团军则以迫使敌人在维斯托拉河的前方，接受决定性会战为目标。一直冲到维斯托拉河上的主要任务是由较强的第10集团军来担负，它也具有较强大的装甲兵力。较弱的第8集团军则负责掩护这个作战的北面侧面，以来对抗假定位置在卡里兹，罗兹地区和波兹南省区中的敌军。  
　　第10集团军从上西里西亚进攻，其左翼在克鲁兹堡(Kreuzburg)附近，共为5个军，由右到左，为：(一)第15摩托化军，军长霍斯将军(Gen. Hoth)，下辖第2和第3轻型师；(二)第4军，军长希维德勒将军(Gen. V. Schwedler)，下辖第4和第46步兵师；(三)第16装甲军，军长霍普勒尔将军(Gen. Hoepner)，下辖第1和第4两个装甲师，第14和第31两个步兵师；(四)第11军，军长李布将军(Gen. Leeb)，下辖第18和第19两个步兵师。(五)跟在后面的还有第14摩托化军，军长魏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下辖第13和第20军摩托化师和第1轻型师。  
　　在该集团军的后面还有充当集团军群总预备队的第7军。军长为舒贝特将军(Gen. Schobert)，下辖第27和第68两个步兵师。另有第62步兵师。  
　　第8集团军由两个军所组成：第13军，军长魏赫斯将军(Gen. V. Weichs)，下辖第10和第17两个步兵师，和摩托化的党军单位。第10军，军长乌力克斯将军(Gen. Ulex)，下辖第24与第30两个步兵师。它们以纵深的梯次队形，向罗兹方向前进。跟在该集团军后面的有集团军群的总预备队两个师，第213师与第221师。  
　　当德军在1939年9月1日拂晓时，一越过了国界之后，马上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军也渐被击退。在以后几天之内，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敌人是否仍然想在维斯托拉河的前方，寻求决定性的会战呢？抑或是在目前的战斗中，只以争取时间为目的以便把他的兵力撤到该河的后方去呢？无论如何，在最初阶段中，是有迹象表示出来强大的敌军集中在基尔斯附近的李沙哥拉(Lysa Gora)山地中，在拉登，以及在罗兹的周围地区中。  
　　在这最初几个星期中，决定战斗胜负者可能为两个因素，这也是在这个战役中第一次出现的。  
　　其一为坦克部队对于敌军正面的突破，它们一直透入到敌军的后方深处，而我方的步兵师则被迫紧跟着强速推进。  
　　另一个因素为敌方的空军几乎已经被歼灭，而他们的通信运输网也被我方空军的有效攻击所切断。因为这些原因，波兰人遂始终对于作战不曾有任何集中的控制。  
　　根据敌方的情况，集团军群总部认为必须给予第10集团军以两个目标。在右面的兵力，包括着第15摩托化军与第4军，后面还跟着第7军(以后它才改配属与第14集团军)，应负责击败仍然集结在拉登附近的敌军。左面的另一支兵力，由第16装甲军，第14摩托化军，第11军所组成，当第8集团军从西面进攻时，应负责切断敌方从罗兹地区到华沙之间的退路。  
　　在执行这些命令时，第10集团军就在李沙哥拉森林山地中，击溃了拉登地区的敌军，而第15摩托化军再赶往阿巴托(Opatow)和邓布林(Dembin)，占领在维斯托拉河上的渡口，同时左翼军中的第14摩托化军也从北面切断敌军向华沙的退路。到了9月9日，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口袋”(Pocket)内，已经装满了敌方的一个集团军。因为敌军奋力突围，所以基尔斯-拉登地区的战斗，一直到9月12日才停止，但是他们的命砸汛早已决定了的。到了战斗结束时，我们共俘虏了6万人和火炮130门，敌军共损失了7个师。即使他们能够退过维斯托拉河，对于大局也还是无补的，因为在拉登会战发生之日，第14集团军方面早已有一个山地师达到了利沃夫的城门外，而这个集团军的左翼，也已经渡过了桑河下流，可以扫击维斯托拉河上的一切防御部署。  
　　此时，第10集团军左翼集团中的第16装甲军，已经一直冲到了华沙以南的哥拉卡华里亚(Gora Kalwaria)，那也是维斯托拉河上的一个渡口。其中有一个装甲师并已透入华沙城的西南郊。这些兵力还太微弱不足以攻占像华沙这样的坚城，所以那个装甲师又还是被迫撤回。不过无论如何，波兰首都的西面进路是已经被封锁了。  


（未完）

布楚拉河会战  
　　当在拉登地区中的战斗还正在进行之际，不过胜利的徽候却早已显明的在望了，可是由于敌方主动行动的结果，遂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本集团军群的北面侧翼上面。  
　　在这个战役的头九天当中，一切的发展都是非常的顺利，好像完全能够依照计划进行，所以遂使人相信现在不会再有什么障碍发生，而预定的作战进度表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改变。  
　　尽管如此，我却仍然有一种空泛的感觉，认为在集团军群的北面侧翼上，是正在蕴酿着一些新的变化。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敌方在波兹南省区中是已经集结了强大的兵力，但却仍未使用。因此，我在9月8日和9日，曾经一再指示第8集团军的参谋长，要他特别注意在其北面上的搜索。我们自己与陆军总部之间，也在讨论这些波兹南兵力的位置问题，结果于9月9日，陆军总部有一个电报来告诉我们说，敌人已经搜集了一切的运输工具，开始转进，所以第8集团军的纵深侧面已经不再会感受威胁了。虽然如此，我们估计在维斯托拉河以南，夹在罗兹与华沙之间，却还是有大约10个师的敌军兵力存在着。  
　　上文中已经说过，集团军群的意图是想要用第10集团军，以来封锁假想集结在罗兹附近的敌军(约5-6个师)退向华沙的退路，而第8集团军则应从西面攻击这支兵力。第8集团军的原有任务——即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作战在北面提供纵深的梯次性保护——自然还是继续不变的。  
　　虽然如此，第8集团军司令部却似乎比较重视前述的任务，而忽视了北面的发展，因为在9月10日清晨，它报告着说其所属第30师，已从北面受到了奇袭，敌军的兵力相当的强大。这个情况有益趋于严重的模样，该集团军为了企图稳定战局，曾经一再发动反击，但却都失败了。不过该集团军却仍然企图阻止敌军的进犯——敌军兵力毫无疑问是颇为强大，可能为由波兹南省区中撤退出来的主力所构成——因此它把它的两个军的正面都旋转了过来，面对着北方构成了一道防线。同时它又向集团军群总部求援，要求迅速派一个装甲军来增援，以来阻止任何向南窜扰的敌人，突破达到罗兹城，该城于9月9日毫无抵抗的已被德军占领。  
　　可是，集团军群总部的看法却并不相同。即使是有一个局部性的危机发生，而且可能是一个严重性的危机，但对于整个作战却不一定会发生何种影响。但相反，它实际上却使我们有了一个赢得巨大胜利的机会。因为现在既然有强大的敌军在维斯托拉河以西投入战斗，所以我方若采取正确的行动，即可以将其完全毁灭。  
　　所以集团军群总部并不忙于直接增援第8集团军，而开始准备一个包围敌军的大计划。作为是集团军群总预备队的那两个师，仍然继续向东进，对于正在从北面攻击第8集团军的敌军，恰好可以威胁其西面侧翼。因为在拉登附近的战斗现在已经将要结束，所以另有一个轻型师也被调往担负同样的任务。集团军群总部的最大愿望就是想要迫使敌军反正面接受会战。所以它就命令现在已经达到了华沙南面的第16装甲军，与后续的第10军，都回转头来从东面援助第8集团军的战斗。第八集团军的任务就是要尽量的挡着敌军，等到敌军腹背受敌时，才再转移攻势。  
　　当此之时，伦德斯特上将与我自己曾经访问第8集团军的司令部(有一次希特勒也曾在场)，根据我们所获得的印象，集团军群总部决定直接指挥这一次作战。第10集团军的两个军从南面和东面进攻，由赖希劳上将亲自指挥，第8八集团军司令部则指挥它自己的两个军向北进攻，和从西面包围敌军的兵力。最后，根据本集团军群的要求，北面集团军群也派了第3军，从北面渡过了维斯托拉河，攻击敌军的后方，造成了合围之势。在会战过程中，又发现大批敌军企图沿着维斯托拉河，逃向莫德林要塞，于是集团军群总部甚至于又从拉登地区中，抽出了第15摩托化军，去封锁这一条最后的逃走路线。  
　　敌人首先想向南突破，接着又向东南，最后才转向东西，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之后，他们的抵抗终于在9月18日完全崩溃。到了9月20日，第10集团军报告已经捕获了俘虏9万人，炮320门，飞机130架和坦克40辆，第8集团军报告已经俘获了9万人，装备数量尚待计算。敌军损失了9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和另外10个师的一部分兵力，事实上，这样多的单位是远超过了我们假想之外。  
　　在波兰战役中，布楚拉河会战要算是一个最大的自成单位的行动，虽然也许不算是决定性的，但却要算是这个战役中的最高顶点。  
　　从作战的观点上来看，所谓具有决定性者是一个更大的包围行动，北面集团军群从北面，第14集团军从南面，把整个的波兰兵力一网打尽。至于这个大规模的反击行动，其动机是怎样还是很难断定。也许波兰统帅部还希望在维斯托拉河湾中作背城借一的企图，也许它只是为了想帮在维斯托拉河以南的敌军，打开一条退往华沙的路线。不过无论如何，它对于波兰陆军的命运是已经不再具有影响作用。  
　　尽管比起以后在俄国境内所打的大包围战，布楚拉河会战只能算是小巫之于大巫。但就当时而言。却算是最大的一次。并非事先有此项计划，并且用强大的坦克部队去透入敌军的正面；反之，那却是因为敌人采取了行动，才使我们意外的获得了这次巨大的机会。  

图2 南面集军在波兰战役中的作战  


华沙的攻占  
　　在布楚拉河会战之后，接着为了阻止敌军残部从莫德林要塞中逃往华沙，在莫德林以南地区中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战斗，而本集团军群则奉命攻占波兰的首都。使我们最感到奇怪的，就是直到此时为止，英法两国还是在坐视着其同盟国接受毁灭的命运。  
　　我们曾向陆军总部报告，说在9月25日以前，无法完成攻击华沙城的准备，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调集全部的集团军炮兵，包括第14集团军的都在内。  
　　不过当俄国于9月17日也开始采取行动，并决定以维斯托拉河为分界线之后，希特勒就希望赶紧占领该城，并命令在9月底以前必须将其攻陷。政治家希望将军们赢得一个胜利，这当然不能算是不正常的，但是我却认为指定时间是毫无疑问越出了正轨。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却仍决定在攻击中应使死伤减到最低限度。所以要攻击该城的唯一理由，即为敌方已经用了一个整个的集团军，来对该城采取防御的部署，而波兰的最高统帅也已经宣布该城准备死守到底。  
　　集团军群总部深知在这个环境中，对于该城是绝无奇袭的希望，反之，无论如何，它也决不想在华沙城内进行巷战，因为这必然的会使攻击军与平民人口都受到重大的损失。  
　　所以奉命攻占该城的第8集团军，在攻击方面只限于大致沿着圆环式的铁路线，对该城构成一道严密而连续的封锁线。于是再用炮击和轰炸的联合效力，来迫使该城投降，假使这个还不能产生效果，则水源和粮食的缺乏，也就还是可以达到最后的目标。我在这里应该提醒大家一下，希特勒早就想命令空军轰炸该城，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表反对，所以迄未执行，我们的理由是认为在那个阶段中，空袭对军事行动是并无任何直接的利益。不过，现在基于同样的理由，轰炸却又变得是合理的了。  
　　 9月25日，德军开始向外围要塞，据点，以及重要补给中心，发动炮击。同时，为了达到预定的围城线，局部性的攻击也开始了。9月26日，德国空军向该城散发传单。警告该城即将被轰炸，并要居民投降。因为波军仍继续作顽强的抵抗，所以在同一天下午开始了轰炸。  
　　 9月27日正午，当伦德斯特上将和我正在视察我的老18师时——它刚刚攻下了两个堡垒——突然听到了敌军表示愿意投降的消息。炮击于是立即停止。  
　　次日，波兰守军司令与德军第8集团军司令，布拉斯柯维兹将军之间签订了降约。降约上规定对于平民人口及负伤敌军，应立即予以救济，并对于英勇敌军已尽量维持其军人的荣誉。军官被准许保留其军刀，士兵在完成了其必要的处理形式之后，即可以获得自由。  
　　依照波兰人的报告，在华沙投降的官兵共为12万人。当降约签字时，波兰的主将说：“一个轮子总是会转动的。”他的话总算是灵验了，但是其祖国的命砸汛又非他所能料及的。  


在桑河及维斯托拉河以东的最后战斗  
　　虽然在维斯托拉河前方的敌军主力，已经在布楚拉河会战和华沙沦陷中，都被歼灭殆尽了。但是在第14集团军的地区中——格里西亚东部和桑河下游的彼岸上——对于敌军的残部，仍然发生了许多次的战斗。其中有些也很激烈。同时，第10集团军也派了一个军在邓布林，渡过了维斯托拉河，并进到了卢市林(Uublin)。在这个战斗中，我们突然的接到了统帅部的命令。把刚刚向第14集团军投降的利沃夫城，交给俄军接收，并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撤回到李宾特洛普在莫斯科所划定的分界线的后方。这一条线从乌左克隘路(Uzok)起，到普里齐门斯尔，然后再沿着桑河与维斯托拉河，直到华沙以北为止。所以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单位而言，在那两条河彼岸上所作的战斗，实际上都是浪费精力，而只是让俄国人坐收其利而已！  
　　为了退过桑河起见，我们又必须摆脱对于一个敌军集团的战斗，估计他们的兵力仍有2-3个步兵师，和1-2个骑兵旅。这些兵力现在显出了极大的勇气——尽管同时对于全面的情况是完全不了解——他们拼命的攻击，以来阻止我方第7和第8两个军达到该河。在这里又是纯粹因为德俄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谈判拖延未决之故，所以还仍然继续的发生着激烈的战斗。  
　　下述的事实可以当作一个最好的证明，10月1日，对于分界线又作了一次新的调整。这一次我们又奉命重占卢布林省。所以第14摩托化军又再度越过维斯托拉河，接受敌军最后残部的投降，后者正在面对着前进的俄军，作英勇的抵抗。  
　　波兰战役终于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南面集团军群已经一共俘获烈阉员523,236名，野炮1,401门，机枪7,600挺，飞机274架，战斗车辆96辆，和其他无数的各种装备。敌人的死伤毫无疑问的是相当的惨重，因为他们作战时是非常的英勇，而且即令在最无希望的情况中，也还是决心苦战到底。  
　　我们本集团军群的损失统计如下：  
　　军官：死505人，伤759人，失踪42人。  
　　士兵：死6,049人，伤19,719人，失踪4,022人。  
　　 10月5日，希特勒在华沙举行了一次胜利大阅兵，所有在该城附近的各师都参加了这次盛典。很不幸的，在结束时却有一段不愉快的插曲，它也适足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其对于陆军将领的态度。  
　　原定的安排是在希特勒飞返德国之前，应与部队的指挥官们会晤一次，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在一个飞机库中，安排了一张桌子，并由一个野战厨房提供食品。当希特勒走进来时，看到了桌面上铺着的白台布和陈列的秋花，他马上转身就走，跑到外面去与部队坐在一起进餐。吃了几口汤，并且与周围的士兵闲谈了几句之后，就直接走上了升火待发的飞机。这是一种故意的做作，表示他具有“群众”化的风度。但是我却很怀疑他这种行为，是否会真正的赢得那些军人们的赞许。我敢断言，当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之后，国家元首若是为了尊重全体部队起见，实在应该接见他们的指挥官。若果如此，则他们对于这种姿态是一定会大表欣赏的。他对于后者的待遇，简直可以算是一种侮辱。  
　　不久以后，波兰战役就被人形容为“闪击战”(Blitzkrieg)。诚然的，若就其执行速度与结果而论，那的确要算是一个空前的杰作。直到以后，德军在西线上发动了攻势之后，才有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相似例证。  
　　不过为了要作公正的评价起见，则我们就必须先记着在前一章中，对于波兰方面的分析。  
　　事实上，德国人是不仅具有优势，而且在开战时也有了许多比较有利的条件，只要更能符合下述的两个假定，则他们赢得这个战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为德国人为了在东线上保持必要的优势起见，在西线方面就必须要准备作相当高度的冒险。  
　　第二为西方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以来对于波兰人作适当的援助。  
　　那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假使西方国家能够尽可能提早在西线方面发动攻势，则战局的结果将会大不相同。不过这当然又还附带着有另外一个假定，即波兰的统帅部能够具有较大的现实感。换言之，它在开战时，不分散其所有的一切资源，以来企图守住它所不能守住的东西，反之却能集中其力量于要点之上，并为了争取必要的时间，而作有系统的战斗，这样就可以使德国人真正的面临着一个两面战争的矛盾难题。波兰部队是很够英勇，能够坚持到底，这样也许就能苦撑下去，直到盟军达到了莱茵河上时为止。于是也就可以迫使德国统帅部要认真考虑在波兰方面叫停的问题了。  
　　诚如施里芬伯爵(Count Schlieffen)所说过的，较弱的一方面对于对方的胜利，作了其自己的贡献。这一次的情形就是如此的。但就另一方面来说，除了因为我们敢于冒险，所以能获得数量优势和作战性的利益以外，又必须承认我们在波兰成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完全者，还是因为德国的战斗部队有了较好的领导和素质。  
　　我们成功的速度中有一个主要因素，即为对于大型自足的坦克部队，作了一种非正统性的使用，而更用一个远较优势的空军来担负支援。但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除了德国军人的勇敢与负责以外，还是德军全体上下所具有的“精神”。诚然的，德国再武装的物质成就，大部分是应该归功于希特勒个人的努力，可是专凭数量优势却还是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如此迅速和完全的胜利。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个小型“国防军”(Reichswehr)，虽然当时曾经为许多人所看不起，却能够从1918年的失败中，使德军的训练和领导的伟大传统得以复活。现有的“新国防军”(Wehrmacht)，要算是旧国防军的儿子，它的成就为发现了一种方法使战争不再退化为静态的战争。在新的工具帮助之下，德军在机动作战中重新获得了真正的领导艺术。个别的领导力发展到了一时无两的程度，这也正是我们成功的真正秘密。德国的新国防军已经光荣的通过其第一次考验。直到此时为止，陆军的总参谋部是可以完全不受到外来的干涉，而自由的采取行动。军事指挥官保有完全的指挥权。部队所打的是一个纯粹军事性的战斗，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战斗中还可能保持着古代骑士的侠义风度。  
　　 10月15日，陆军总部中作战部门的胡辛格上校(Col. Heusiger)来看我们，带来—个好消息，说在这个月底，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也就移住西线了。我们现有的地位将用第8集团军接替。不久以后，我自己也奉命于10月21日，到设在左森(Zossen)的陆军总部中去接受新的作战命令。  
　　我于18日离开罗兹城，中途还去看了一看我自己的家庭和我的妻舅，他正负了重伤在布里斯劳的医院中休养。  
　　于是就等着面临一个新任务。

引言  
曼施坦因 [德国]  
[出自《失去的胜利》]  




　　很快乐的逃避了在波兰担负占领军的任务，那是毫无乐趣的，我们这个总部于1939年10月24日，达到了西线，开始接管新成立的A集团军群。我们所指挥的为第12和第16两个集团军，其前线各师沿着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的边界，展开占领阵地，其后方部队则一直向后进展，到了莱茵河的右岸上。集团军群总部决定设在科布仑兹(Coblenz)。  
　　我们迁入了莱茵河畔的李森·弗尔斯吞霍夫(Riesen Furstenhof)旅社，当我在青年时期在附近的恩格尔斯(Engers)镇上充当入伍生的时候，总是认为这是一个最优美的建筑物。但是在今天，由于受了战时的限制，这个著名的建筑物也都不免黯然无色了。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一所古老的建筑物中，到战争发生时为止，那里都一直是被用作科布仑兹师的师部。这些过去很美观的房间现在都显得空洞而阴沉。距离房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古树所构成的方阵，中间立着一块颇饶趣味的古碑。上面是充满了夸大语气的碑文，那是1812年由法国驻科布仑兹的司令官所树立的，用来纪念拿破仑大军团在征俄的行军中，渡过莱茵河的地点。在原有碑文之下，又另有一段碑文，其大意即为“立此存照”，那是1814年，一位充任科布仑兹驻军司令的俄国将军所刻的。  
　　可惜希特勒不曾看见这个纪念碑！  
　　在我的提议之下，我们司令部中的作战部门又增加了一位老总参谋部军官。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垂斯考中校(Lt-Col. V. Tresckow)，他在1944年7月间，因为是一个参加谋刺希特勒阴谋的主要人物而被害了。在平时的陆军总参谋部中，垂斯考在第一处(作战)中服务，是我的老部下。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官，也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的头脑敏锐，风度优美，有儒士的作风，他的太太也是系出名门，为前军政部长和总参谋长，法尔根汉(V. Falherhayn)的女儿。在那个时代的柏林军事界中，再没有比垂斯考夫妇更受人欢迎的。  
　　垂斯考与我个人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这是当我们在总参谋部同事时，就已经发展成功了的。在科布仑兹同事时，他也给予我以极有价值的协助，为了使我们集团军群的攻势计划能够被采用，我们也曾一同努力奋斗。以后当我出任装甲军的军长和集团军司令时，我都曾经一再要求调垂斯考为我的参谋长。可是我的要求却都被上级拒绝了，其理由也很特别，那就是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可是到了1943年春天里，最后上级却准备推荐他出任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时，可是那时我却又无法接受，因为我的作战处长，布西将军(Gen. Busse)，也是同一年资，并且在我们一同经过的许多战斗中，更已经充分的表现出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不能舍此就彼。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重述这一段故事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些与垂斯考接近的人，曾经散布流言着说，我之所以拒绝接受垂斯考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纳粹党人。任何知道我的人都一定能够认清，我从来不曾根据这个标准以来选择我的幕僚。  
　　假使在科布仑兹的时候，是一个“沉闷的冬天”，那么若能让我们一心准备在明年春天发动攻势，则未尝不可以心安理得。可是不幸得很，希特勒却想在同一个秋季中发动攻势，当这个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以后，就又想至少能够在冬季中发动攻势。当他所宠信的空军气象专家预测有一段良好天气的时候，他就立即发出用代字的密令，要部队开始进入其最后集结地区。可是每一次，气象专家的预测却总是失败了，不是大雨滂沱，使地面变成了烂泥潭，就是严霜大雪，使坦克与飞机无法使用。其结果是一再的收回成命。这种反复无常的办法，对于指挥官和部队都是同样的头痛。在这个阶段中，希特勒对于凡是不合于他自己愿望的陆军报告，都充分的表示不信任。当本集团军群总部一再报告着说，连续的大雨已经使攻势的部署暂时无可能性时，他就派了他的侍卫长，希孟德(Schmundt)，亲自来视察地面上的情况。用垂斯考来应付他可以说是最合理想。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拖着他过去同一个团队中的老朋友，在那寸步难移的道路上走着，有时更穿过泥泞的耕地，沼泽的牧场，和溜滑的山坡，所以等到夜间他们回到总司令部时，希孟德是已经完全累垮了。自从那一次以后，希特勒就再也不用这种方法以来考验我们天气报告的真实性了。  
　　这种荒谬的朝令夕改，是徒然的浪费精力，照理说，最伤脑筋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他这个人也是很缺乏耐性的。在这个时候，许多的文件简直是像洪水一样的冲入了我们的司令部。幸亏德国陆军中有一条非常合理的不成文法律，那就是指挥官应该不亲细务，所以伦德斯特可以不受到烦扰，每天上午还能够在莱茵河岸上作一个长时间的散步。因为我也得有一点运动，所以常常去迎接他。即使在这种寒冷的冬天，莱茵河中的水都早已结冰了，伦德斯特都还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雨衣。当我向他抗议着说，他可能会受寒时，他却只告诉我说在他一生当中，他都从来没有穿过大衣，而在他这样的年纪，也就决心不想再去买一件了！他的确是如此的，这位老绅士始终还维持着其在入伍生团中所养成的斯巴达精神。伦德斯特还有另外一个习惯，也使我回忆到自己在入伍生时代中的生活。当他回到办公室中，等候部下的口头报告时(我自己与其他的幕僚人员，每天都要向他作如此的报告)，他总是用一本侦探小说来消磨他的时间。也像许多其他的名人一样，很喜欢用这一类的小说来消遣，但是他觉得看这种低级趣味的东西是很难为情，所以总是把小说放在抽屉中看，一见有人进来就迅速的把抽屉关上。这正是我们在入伍生时代所用的老办法，当我们自修时就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偷看小说，和对付教官！  
　　不过希特勒这种朝令夕改的麻烦，在这个冬季中，给予我们的头痛还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使我们真正的感到不安者，却另外有两种更重要的原因。  
　　第一点是由一种发展所引起的，我无以名之，只好总称之为陆军总部的失势。这种发展使我个人真感到难堪。一直到1937-1938年之间的冬季为止，我都是陆军总参谋部中的首席参谋次长，也是弗里特希与贝克的主要助手。我们一直都在为陆军总部的地位而奋斗，希望能在整个战争政策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第二点，在这一整个的冬天里，本集团军群总司令部，都在努力使当局能够采取我们所拟定的一种作战计划，但却始终尚未能获致成功。照我们看来，只有那个计划，才能保证在西战场上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一直到陆军总部对于我们的要求感到厌烦，才解除了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职务之后，希特勒才亲自出面干涉，于是这个计划终于变成了攻势的基础。  
　　这两个事实——陆军总部的失势与作战计划的斗争——遂大体构成了西线战役的背景，本书所要记载的也以此为主。至于这次战役的经过已经有了许多的记载，所以已经没有详述之必要。我所要说的只是我个人以一个军长的地位所看到的那一部分而已。  
　　虽然如此，在“沉闷的冬天”之后，还是有一个“光辉的夏天”。

第四章 陆军总部的失势  
曼施坦因 [德国]  
[出自《失去的胜利》]  
希特勒-勃劳希契-哈尔德  




　　一般人的假定都是认为自从希特勒免去了勃劳希契元帅(Field-Marshal V. Brauchitsch)的职务，并在三军统帅以外，又自兼陆战总司令之时起，陆军总部，或者应该说是陆军总参谋部，才对于陆上的战争政策，完全丧失了指导的权威。不过，事实上却并不如此，在波兰战役之后的几个星期当中，陆军总参谋部实际上即早已等于被取消了，虽然形式上还是继续存在着。  
　　在我于1939年10月21日，到左森陆军总部中，去代表A集团军群接受“黄色作战命令”(Operation. Order Yellow)时，回来之后我就在日记中这样的记着：“哈尔德，斯徒普纳格和格莱芬堡三人所作的音乐合奏是显得非常的低调。”当时哈尔德上将(Col-Gen. Halder)为陆军总参谋长。斯徒普纳格将军(Gen. V. Stulpnagel)为他的首席次长(主管作战)，而格莱芬堡上校(Col. Greifenberg)则为作战处处长。  
　　从这三位绅士的谈话中，即可以获得完整的证据，足以证明在希特勒强迫之下，陆军总部才颁发了这个战争计划。他们，以及陆军总司今个人，很明显的对于西线的攻势是具有一种彻底相反的思想，并且认为这并不是一种使战争结束的适当方法，从他们所说的话中，即可以明了他们根本上不相信德军能在西线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从所颁发的作战命令中，和陆军总司令及总参谋长到集团军群总部累次视察时的谈话中，都可以发现此种印象。  
　　现在已是很明白的，对于德军在西线发动攻势的希望和利害，是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1939年晚秋和冬季的时候为然。所以似乎并不足怪。使我大感惊惧者却是陆军总部在整个最高统帅部中的地位是已经日渐低落。尤其是当它刚刚已经指导过一次在德国史上最卓越的战役之后，这种情况似乎更是不应该！  
　　诚然的，在过去希特勒也曾不理会陆军总部的意见。那是发生在苏台区危机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所争执的问题，却与现在完全不同——不是一个军事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决定的问题。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的争论(主要的是与总参谋长贝克个人之间的争论)并非是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面，而是对于捷克斯拉夫的行动，究竟会不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干涉。假使是如此的，那就又会引起了两面战争的问题，那却是德国所无力应付的。不过对于这种问题的决定，最后却还是一个政治领导的事件，因为只有政治家才能设法用政治手段，以来取消任何两面战争的趋势。虽然在这种情况中，总司令向政治家低头，也是负有一种严重的军事责任，但却至少在他自己所独有的领域中，并未放弃了其军事领导权。  
　　当波兰危机发生时，我们并不曾听到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曾经有这样的争执发生。实际上，我还因为由于在捷克斯拉夫的情形中，希特勒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以后，陆军总部也就会希望在1939年秋天里，它能够同样的正确。无论如何，我相信在八月间的最后紧张阶段中，陆军总部也正像我们在南面集团军群总部中的情形是相同的，一直都在假想又是和慕尼黑会议时—样，最后终于还是会获得一种政治性的解决。除了他曾对于在东普鲁士境内的部署表示过意见以外(陆军总部对此也已表同意)，就其全体而言，我们还是不能够说希特勒已经干涉了在波兰境内的作战指导。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当然的，在波兰失败之后，战争应该如何继续进行的问题，那是一个属于“全面战争政策”的事件，所以最后是应由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和三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来作最后的决定。不过，假使决定的解决方案为应在西线上发动一个陆上攻势，则这就要完全依赖陆军来决定“如何”，“何时”，和“是否”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就这三方面而言，陆军的领导权威是应该毫无疑问的。  
　　可是在这所有三方面，希特勒却都是使陆军总部去面临一个既成事实。9月27日，他事先并未与陆军总司令商量，即直接向其三军各总司令宣布，他已经决定在同一秋季在西线上发动攻势，并且准备侵犯荷比卢三国的中立。在1939年10月9日，陆军总部所颁发的一个训令中，即曾表达了这个决定。  
　　当我听了上述三位军官的谈话之后，我就感觉到陆军总部是已经完全自动屈服了。它颁发了一个训令，可是它自己对于这个攻势的成功，(至少就决定性的意义上来说)却是毫无信心的。从西线上双方的相对实力而言，这种疑虑是并非完全不合理。  
　　所以，我只能推想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陆军总部是已经放弃了其对于陆上战争负责权威的任何要求，而甘心以一个纯粹技术性，执行性的机关自居。过去，贝克上将和我曾经对于在战时的权责合理划分问题，提出过一项建议，其目的就是预防这种现象发生。我们所主张的应该只有一个单独的权威，负责对于国家元首就军事政策的问题，提出顾问意见，并且同时对于陆军的作战作联合性的控制，对于战争作全盘性的指导。至少当战争的胜负是要在大陆上来决定时，则或者是陆军总司今应该指挥整个的三军，或者是设一位三军总参谋长，负责统率三军，而同时也决定陆军的政策。但是无论如何，却必须避免设立两套不同的总参谋部——一为三军的，另一为陆军的——而对于陆军的政策却都具有发言权。  
　　现在的情形似乎就正是这样的。希特勒与他的最高统帅部(OKW)不仅决定陆军应进行何种作战，而且连时间与方法也都事先决定了。所以陆军总部就只能奉命行事，不管它自己同意与否，都得照常加以执行。陆军总司令已经丧失了其作为国家元首的军事顾问的地位，而变成一个只应绝对服从的下级指挥官。不久之后，在挪威居然创立了——个由OKW直接指挥的战场，这更是一个明证。  
　　陆军总部如何可以如此的投闲置散，其解释可以分为两点：(一)为人事问题，(二)波兰战败以后，战争应如何继续指导的问题。  


希特勒-勃劳希契-哈尔德  
　　形成上述趋势的主要原因即为希特勒个人的性格，和他对于权力的永不满足的贪欲，以及其过份的自命不凡。他那无可否认的成功足以激发他的骄气，而其党徒和左右的阿谀态度，都使他感到不可一世。面对着军事方面的反对者，下述的事实使他的位置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他不仅是国家的元首，而且也更是三军统帅，在军事方面已是最高级权威。此外，他又具有歪才，能够突然的用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理由，来驳倒他的军事顾问们，这是他们所一时无法反驳的，而且照常理来说，政治家对于这些问题是应该具有较好的判断。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希特勒对于权力具有无比的贪欲，所以才使他在国家元首和政治领袖的地位以外，还要想自兼最高的战争领袖。1943年，我曾经与他作过一次谈话，使在这一方面更可以获得具有启发性的证明。我曾经累次劝告希特勒接受一种合理的指挥形式，换言之，就是把军事行动的指导权，完全交给一位总参谋长去负责。这只不过是多次谈话中的一次而已。希特勒坚定的否认他具有任何想做“军阀”的野心，不过毫无疑问的，他却对于这种光荣是十分的有幸绚。反之，他却承认，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事情，却是他必须要有权力，和贯彻其意志的绝对权威。他所相信的就是权力，而他更认为他的意志与权力是一体的。此外，还有一个合理的假定，就是在波兰战役之后，希特勒害怕将军们的成就，会影响了他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所以对于西线战役，一开始他就毫不客气对陆军总部加以独裁性的控制。  
　　这个人是胆大妄为，天资极高，具有一种不屈的意志。勃劳希契与哈尔德所要应付的就是他。他不仅为人民所公认的国家元首，而且在将军们的自己集团中，他也被推戴为最高领袖。  
　　的确的，即令希特勒的军人对手换了另外两个人，这也还是一个不平等的战斗。  
　　未来的勃劳希契元帅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军官。虽然他不能与弗里特希，贝克，伦德斯特，波克，李布等人列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却也只不过是伯仲之间而已。事实证明，他也同样的具有一个陆军总司令所应有的一切素质。  
　　专就勃劳希契的人格而论，他的个人行为标准是可以说毫无攻击之余地。同时我也不否认他具有意志力，尽管照我自己的经验看来，那多少是消极而缺乏弹性，而缺乏一种创造性的决断。他宁愿接受他人所建议的决定，而不愿自己主动的作决定并贯彻它们。事实上，他常常避免决定，以来希望躲过一个他自觉不是对手的斗争。在许多情况中，勃劳希契为了陆军的利益，都是不惜作艰苦的奋斗——其中有一个例证，即为他曾经努力使希特勒对于弗里特希上将的清白，作公开的昭雪，尽管他深知这个行动是会引起希特勒对他个人的恶感。当弗里特希逝世时，他所发布的日日命令，也可以算是一种勇气的表现。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他却不是一个斗士。他从来不能够真正的仅凭人格的力量，以来达到他的目标。贝克上将曾经在我面前诉苦，对于勃劳希契深表不满，他说在捷克危机发生时，勃劳希契对于陆军总部意见的表达，只是半途而废，遂使贝克感到进退失据。此外，像前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先生(Herr V. Hassel)这一批人。又指责勃劳希契对于是否应用暴力来对付希特勒的问题，感到犹豫不决。他们忘记了不负责任的人，与作为陆军领袖的人，在观点上是应该不同的。这种改变，在平时可能会引起内战；在战时更可能会使外敌获得胜利。  
　　勃劳希契是一个外表优美的人，具有一切贵族化的风度，几乎没有那一方面不是高贵的。他是正确的，有礼貌的，甚至于也很动人，不过却使人感觉到多少缺乏内在的温情。他缺乏进取的精神，不能获得对方的尊敬，使人感觉到他是缺乏活力的。其一般的态度为冷静而含蓄。他总是似乎有一点勉强，而且也的确很敏感。这种性格也许可以赢得其同僚的支持，因为他们也许会尊敬他的“绅士”作风，不过却不能够像弗里特希伯爵那样的，获得部队的信心，而更不能左右像希特勒这样的领袖。诚然的，泽克特是比他还更要冷，甚至于到了不能接近的程度，但是每个人却可以感觉到他的内心，是像火一样的热；而且具有铁硬的意志，足以使他成为人们的领袖。勃劳希契却缺乏这种品质。同时他又缺乏军人的勇敢美德，弗里特希就是凭这一点才能赢得部队的衷心支持。  
　　至于说到勃劳希契与希特勒的关系，我深信他在与这个具有无情意志的人之间的斗争中，是已经感到心理上疲惫不堪。位置，出身和教育都使他对于希特勒不能不有所顾忌，反之希特勒站在国家元首的地位上，却是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毫不犹豫。勃劳希契在怒恼之余，简直说不出话来，尤其是他的口才根本不是希特勒的对手。所以这样的下去，终于因为心脏病发作，迫使他在一个最有利于希特勒的时机中，自动退休了。  
　　说一句公平话，从一开始起，勃劳希契比起他的前任，在对于希特勒的关系上，就是处于远为不利的地位。自从布仑堡(V. Blomberg)被免去烈妖军统帅的职务以后，希特勒就已经不仅只是国家的元首，而且更身兼最高统帅了。这位军政部长，布仑堡，对于陆军所作的最后一个打击，即为建议希特勒应亲自指挥三军——当然的，不管有无布仑堡的建议，希特勒本身是否也会找到这个同样的解决，那也是不无疑问的。  
　　此外，当勃劳希契就职时，希特勒对于陆军的态度，尤其是对于陆军总部的态度是已经变得与过去几年中的大不相同了。毫无疑问的，当他刚刚当权的时候，他对于陆军将军还是相当的尊重，并敬佩他们的专门能力，譬如说对于像伦德斯特元帅这样的人，尽管战时曾经两次被免职，但是希特勒却始终还是保持着相当的敬意。  
　　在和平的最后阶段中，有两点是特别足以使希特勒改变其对陆军的观感。  
　　第一点，他认清了在弗里特希上将领导之下(事实上，在勃劳希契领导之下也是一样)，德国陆军仍坚持着其传统的思想——简单，骑士风度和军人的荣誉感。诚然的，希特勒并不能指控陆军是不忠于国家的，但很显明的，陆军是决不愿意抛弃其军事性的原则，以来接受纳粹党的“思想”。此外，这也是同样明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军人就更能获得人民的爱戴。虽然，最初希特勒是拒绝听信有关高级将领的谗言，可是这种由戈林，希姆莱，哥贝尔斯等人所发动的对陆军谣言攻势，最后还是产生了效果。甚至于军政部长布仑堡，在强调他对于“使陆军与国社主义结合一体”的努力时，也都无意中帮助了引起希特勒对于陆军的不信任。当1939年春天里，戈林以一个“国防军高级军官”的身份，向一群高级陆军将领训话时，这种煽动的结果也就变得至为明显。在他致词时，他毫不客气痛骂陆军，是自别于其他两个军种之外，保留着一种不合于纳粹思想的传统观念。对于这种演讲，在座诸人，包括勃劳希契上将在内，都感到是难以忍受。  
　　第二个使希特勒不满意陆军总部的原因，就是他以后常说：“将军们总是迟疑不决的”。  
　　这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点，希特勒认为陆军总部是故意阻止再武装的加速进展。后者认为进展太快了，足以影响部队的素质。第二点，希特勒认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切成功，都是不听将军们的反对，然后才能获得的。将军们在每种情况中，都是太小心谨慎了。对于这种指控也可以用事实来答复，弗里齐特希上将(即代表陆军总部)对于希特勒的恢复征兵制，和占领莱茵地区的计划，都不曾表示过反对。当希特勒决定入侵奥国时，贝克将军也不曾表示反对(那时，勃劳希契本人不在柏林)。第一个反对征兵制的人却是军政部长布仑堡。当希特勒进兵莱茵地区时，布仑堡听到法国已经下了局部动员令之后，他马上就劝希特勒把德军从莱茵河左岸上撤回来，事先也不曾告诉陆军总部。事实上，希特勒几乎听了他的话，幸亏当时的外交部长，牛拉斯(V. Neurath)，告诉希特勒此时是不能神经紧张，轻举妄动的，所以才稳住了。尽管陆军总部在再武装的时代中，曾经一再的指出，陆军距离完成战备的标准还差得太远，但是它却不过是因为职责所在，而不能不提出警告而已。希特勒在表面上也还是同意于它的看法，不过事实上，也许足以增强其对于陆军总部的厌恶。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1937年11月5日，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才第一次受到了正式的反对。这次会议中出席的人员为外交部长和三军首长。希特勒发表了其对于捷克斯拉夫的意图。军政部长布仑堡，外交部长牛拉斯，陆军总司令弗里齐特希都反对他的意见。这个事实也就使得希特勒决心乘早把这些反对者都清除掉。  
　　今天大家都相信，因为在弗里齐特希上将被黜时，德国的将军居然忍受了，没有表示反对，所以从此以后，遂使希特勒感觉到对于陆军总部，他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希特勒当时是否作如此的想法，我固然无法判断。假使他的确是如此，则他对于将军们的动议，的确是不免误解了。他们未表反对并非是一种示弱的表现，而是他们不明了事实的真象，而且也不相信一国的元首会用那种卑劣的阴谋手段。此外，在那个环境中，实际上也不可能发动一个政变。  
　　最后，毫无疑问的，那些党老爷们在与希特勒的谈话中，也都总是一再的说陆军将领的态度是犹豫不前的。  
　　所以很显明的，当勃劳希契一就任陆军总司令之后，就一直感觉到他自己在对于希特勒的关系上，是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地位。此外，他又误信人言，在人事方面作了几个严重的让步。对于一批有优良记录的将领，加以不公正的免职，同时又任命凯特尔将军(Gen. Keitel)的兄弟为陆军的人事处长。这是勃劳希契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  
　　苏台区危机使陆军总部的地位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应该感谢西方国家的畏怯无能，所以才使希特勒证明了出来他不顾陆军的一切反对，而仍能获得胜利。这一次勃劳希契牺牲了他的总参谋长，其结果当然的只会使他在希特勒眼中的重量更形减轻。  
　　在贝克免职之后，陆军总部中第二个与希特勒直接接触的人，即为新任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足以与勃劳希契元帅并驾齐驱的。他们之间在所有的情况中，都是能够合作无间。当勃劳希契同意哈尔德的建议时，我敢相信他都是出于至诚的。像多数从巴伐里亚总参谋部中出身的军官—样，哈尔德不仅精通一切的参谋业务，而且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工作者。毛奇曾经说过，“天才就是勤勉”，这也许就可以算是他的格言。但是这个人却缺乏一种内心中的“圣火”，这是真正伟大的军人所应该有的。当他在准备对俄战役时，他的作战计划是由其首席次长，保卢斯将军(Gen. Paulas)所拟定的，而后者又是以各集团军群参谋长的研究为基础的。这固然可以表示他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但事实上，一个战役计划的基本观念却是应该从指导该战役者的内心中产生出来的。  
　　在外表方面，哈尔德不像勃劳希契那样文雅。他的说话是极为客观的，我亲自听到他曾经坦白的批评希特勒。他为了部队的利益，和对于错误的决定，都是敢于据理力争的。所不幸的，客观和温和的态度都不足以感动希特勒，而他对于部队更是完全缺乏同情感。  
　　照我看来，使哈尔德最后终归失败的主要理由，就是他的态度是双重的。甚至从他代替贝克出任总参谋长之日起，他就早已是公开反对希特勒的。根据高尔里兹在其所著“德国总参谋部史”一书中的报导，哈尔德在就职时，就曾告诉勃劳希契说，他之所以肯接受这个位置的原因，就是为了想要打倒希特勒。他曾经多次计划推翻希特勒，虽然实际上却都是毫无成效。  
　　在另一方面，哈尔德是德国陆军的总参谋长，当希特勒自兼陆军总司令以后，他又是后者的参谋长。虽然一个政客是可以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方面为负责的顾问，而另一方面又是阴谋的主持者；但是军人通常却是很不适宜于这种任务。尤其是根据德国的传统来说，一位总参谋长对于其总司令是缺乏信心的，那才简直是不可思议。即使以希特勒的行为而言。在平时，一位总参谋长会计划推翻这种元首，也许还情有可原，但是在战时，总参谋长与阴谋者的双重任务，却毫无疑问的会造成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难题。站在总参谋长的地位上来说，哈尔德的责任是要使其所共同负责领导的陆军，能够获得胜利，换言之，也就是要使其总司令所指挥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可是从他的第二个任务上来看，他却又不应希望有此项胜利。所以毫无疑问的，哈尔德是面临着这种极困难的选择。从军事责任上来说，他应竭尽其全力以来为在苦斗中的德军服务。同时，他又必须尽量不惜一切成本，以来保守着他自己的位置，因为他希望有一天，可以推翻希特勒。可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又必须服从希特勒的决定，尽管他本人对它们是不表同意的。的确的，他之所以隐忍不去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希望能够设法保护德军能够不因为希特勒所犯的错误，而受到重大的损失。但是这又使他必须执行他内心所不同意的命令。这种冲突使他受到内在的煎熬，终于还是使他支持不住了。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断言的，哈尔德之所以恋栈不去，决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是为烈勋军的利益。  
（未完）

在1939年秋季中，陆军总部就是在他们二人领导之下，逐渐的丧失了其权势。从我在上文中的分析上看来，即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两位将领，尽管是第一流的人才，但却都不是希特勒的对手的理由。同时，为什么事实上，当陆军总部刚刚在波兰获得了一次最卓越的胜利之后，就马上会降级成为一个纯粹的执行机关，其理由也与希特勒和陆军总部对于今后战争应如何进行的问题，各有其不同的看法有关。  
　　一直到战争爆发时为止，甚或到刚刚爆发以后的那个最初阶段为止，德国人很自然的，在西方都只是准备采取守势。谁都猜不到西方国家在给予了保证之后，对于波兰居然又会坐视不救。他们只是向沿着萨尔河的齐格菲防线的前进地区中，作了一个微弱的推进，接着就又立即撤回了法国的境内，这对于任何大规模的攻势而言连准备步骤也都算不上。  
　　因为这大规模攻势是绝对在预料之中，所以我们就只可能坐候，看我们是否能守住齐格菲防线，并等到在波兰的兵力可以抽出时，然后才能发动反攻。不过现在因为西方国家的按兵不动，遂使情况变得完全不同了。不管英法如何努力，西方国家在最近的将来，都还是不能够发动一个攻势，因为现在波兰已经被击败，所有全部的德国陆军都可以用在西线上来了。至迟到9月18日，波兰的命运即早已确定了，在那一天布楚拉河之战已经告一结束，而俄军也已于前一天越过了波兰的东界。所以关于陆军在西线所应采取的行动，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之间的交换意见，实应以匆颜为其“死线”。可是从最近所出版的书籍上看来，根本上就不曾有过这样的讨论。[例如罗斯堡将军(Gen. V. Lossberg)为OKW中的高级作战军官，格莱勒(Greiner)秘书为OKW中主管战争日志的人员。他们的书中都没有记载。]  
　　对于在波兰的卓越成功，和西方国家意想不到的不行动，很可能希特勒与陆军总部是各有不同的反应。毫无疑问的，希特勒认为英法盟军之所以未能发动攻势的解释，即为一种示弱的表现，这也就使他自己在西方有了发动攻势的机会。此外，波兰的胜利也使他深信，今后对于德国陆军而言，是不会再有不能够完成的任务。可是陆军总部似乎却完全不同意他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参战，只不过是为了面子问题，现在也就可能设法与他们讲和了。同时，哈尔德更想以推翻希特勒来为和谈铺路，所以在这个时候，德国人若在西线发动任何攻势，似乎都是不妥当的。  
　　不管真正的答案如何，但是陆军总部却敢于断定，甚至于在波兰已经沦亡之后，希特勒都还不曾想到在西线发动攻势的观念。在1939-1940年之间的冬季中，我自已有一次经验即可以当作证明。当那个时候，希特勒正在累次下达命令，要部队进入集结地区，有一天负责支援A集团军群的空军集团军参谋长，希皮里将军(Gen. Sperrie)来访，他告诉我空军单位是无法在这种积水的机场中起飞。我就反驳着说，空军不是有了几个月的时间，为什么不构筑坚硬的跑道呢？希皮里就向我说在过去，希特勒一直都在禁止进行任何与未来攻势有关的工作。此外还有一点也可以当作证明，弹药的生产量始终不曾达到在西线发动大攻势所要求的标准。  
　　很明显的，陆军总部是假定希特勒的观点是不会改变的，这对于希特勒的心灵而言，实在是—个错误的判断。格莱勒告诉我们，在9月的下半月中，当波兰战役快要接近其终点时，陆军总部对于战争的未来指导，曾经由斯徒普纳格将军拟了一个说明文件。他的结论是认为在1942年以前。德国陆军都不可能获得适当的装备，以来突破马奇诺防线。他也不曾考虑绕道荷比两国的可能性，因为德国政府最近还刚刚保证尊重这两个国家的中立。根据这个文件和希特勒过去的态度，陆军总部很显明的已经作下了一个决定，即认为在西线仍应继续采取守势的政策。所以在波兰战役结束时，它并未首先获得希特勒的批准，即命令增强陆军在西线上的防御部署。  
　　由于波兰的完全崩溃，遂造成了一种全新的情况，于是这种政策事实上即无异于把拟定任何未来计划的主动权，都拱手让与希特勒本人。不管战争的未来发展采取何种形式。军事领袖若是希望能确保他们自己的影响势力，则这都不是一个正当的办法。此外，斯徒普纳格所获得的结论，对于德国未来战争政策的问题而言，也绝对不能算是一个答案。假使我们真是要等到1942年方再来突破马奇诺防线，那么西方国家在军备生产方面，可能早已经超过我们了。而且，即使能够成功的透过马奇诺防线，也还是绝对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作战。因为自从1939年起，敌方可用的兵力至少将为一百个师，所以我军是不可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即使敌人用了相当强大的兵力，以来对马奇诺防线作实际的防御，但他至少还可以余下四十个到六十个师，用来构成一个适当的战略预备队，一旦当要塞线被突破时，即可以用来担负拦截的任务。毫无疑问的，这种战斗不久就会变成了无决定性的堑壕战争。这当然不可能就是德国战略的目标。  
　　当然的，我们不可能假想勃劳希契和他的总参谋长，会相信长期的使用一种纯粹防御性的战略，是能够获得任何结果的。尽管如此，他们却是的确把希望寄托在两种可能性上：(一)西方国家会同意讲和，(二)他们终于会自动发动攻势。可是不幸得很，对于前者的可能性，是他们自己所不能作主的；而他们对于盟军攻势的希望却也证明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从军事的观点上来看，德国人若是希望在西线上发动一个成功的攻势，则1940年的春季不仅是—个最早的机会，而且也更是一个最后的机会。  
　　依照格莱勒的记载，希特勒并不曾看到斯徒普纳格的备忘录。但他却还是已经认清了，陆军总部在西线上是正在准备坚持着一种防御性的政策。本来至迟到九月中旬，他与陆军总部之间对于战争的未来途径，是应该要作一项切合时机的讨论，可是他却先发制人，让陆军总司令去面对着—个既成事实。9月27日，他宣布了他的决定，于是三军统帅在10月9日，也就遵照他的决定下达必要的训令。希特勒事先未与陆军总司令作任何的洽商，他不仅命令在西线上采取攻势的措施，而且甚至于还进一步决定了时间和应采取的方法。所有这些事件，照理说都是必须经过陆军总司令的同意，然后才能作决定的。希特勒要求应尽量提早发动攻势——无论如何，都要赶在秋季终了以前。依照罗斯堡的报导，他原先预定的死线为10月15日。这也就是等于说，至迟在布楚拉会战结束时，即应从波境内抽出一切的装甲兵与飞机。希特勒也决定了未来的攻势作战应该如何的打法，那就是说应该绕道马奇诺防线，并取道荷比两国进攻。  
　　于是陆军总司令所剩下来的职务就只是对于这个作战负技术性执行之责而已。希特勒对于这个作战的决定，事先故意不与他商量，而在1939年的秋天里，他对于这个作战实际上也的确没有任何可以保证成功的把握。  
　　有些人会感到很怀疑：为什么陆军总司令肯如此委曲求全的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格莱勒在他所著的“高级战争领导”一书中，对此也许是已经给予了一个正确的答案。他认为勃劳希契感觉到，若是立即表示反对，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希望若在开始时表现善意，则也许最后能使希特勒改变他的计划。罗斯堡将军对于希特勒是很有认识的，他也主张同样的看法。勃劳希契同时也可能希望天气会使一个晚秋或冬季的攻势，到时变得无法执行。假使能够拖到第二年的春天里，则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用政治妥协方式结束战争的途径。  
　　假使这真是陆军总司令和其总参谋长的想法，则专就天气这一点而论，他们的看法应该要算是正确的。  
　　但是认为可以设法劝说希特勒放弃这一个基本的决定的想法，照我看却未免荒唐。即使赖希劳将军已经奉了陆军总部的托负，去作说客，结果也还是无效。唯一的希望就是陆军总部能够提出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则也许还能使希特勒接受。  
　　至于说到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以来结束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在波兰战役之后，希特勒曾经向西方国家提出和平的试探，但却遭到干脆的拒绝。此外，希特勒对于波兰问题也可能决不会接受任何合理的解决，所以与西方国家之间也就决无达成谅解的可能性。尤其是现在俄国已经吞食了波兰的东部，所以这种解决更是不可以想像的。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当时若无希特勒，德国又怎样能够获得一个光荣的和平，如何可以将他打倒？假使哈尔德将军有任何的新计划，在1939年10月间，准备对柏林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我敢断言那比之1938年秋季，还会更难获得部队的拥护。  
　　于是再从头说起，勃劳希契顺从了希特勒的意图，依照他所决定的政策，陆军总部拟定了“黄色作战命令”。到了10月27日，陆军总司令在其总参谋长支持之下，企图根据军事上的理由，劝说希特勒把攻势发动的时间，顺延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日期，照他看来似乎应该是1940年的春天。依照格莱勒的记载，在几天以前，赖希劳将军也曾对希特勒作同样的建议——很可能是勃劳希契要求他这样做的。虽然希特勒并未完全拒绝他的意见，但是他原先在10月22日所决定的攻势发动日期——11月12日——仍继续有效。  
　　 11月5日，勃劳希契曾作了另一次企图，希望能说服希特勒。正是在这一天，对于部队发出了代字的密电，要他们开始进入集结地区。并仍预定在11月12日，正式进攻。  
　　虽然这次谈论是秘密的(注：以后凯特尔才被呼入)，但其详细内容还是泄露了出来。我相信这次谈话的结果遂终于使希特勒与将军们之间，发生了一个不能弥补的裂痕，依照格莱勒从凯特尔方面所获得的消息，据说勃劳希契曾经把他反对在秋季中发动攻势的理由，写成了一备忘录，当面宣读给希特勒听。除了列举了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天气的情况，新部队的准备程度不足等以外，他又提出了另外一点理由，却不免使希特勒当场就大发雷霆。那就是对于战斗部队在波兰战役中所作表现的批评，勃劳希契所发表的意见是说，步兵已经不能表现出来像1914年同样的攻击精神，而战斗单位的纪律与持久力也都不完全能合标准，这是因再武装速度过快的结果。假使勃劳希契是在高级指挥官的前面发表这些意见，则他们当然就会明瞭了他的用心。显然的，他指控步兵未能表现出来像1914年同样的攻击精神，这一点是并不合理，至少当他用如此笼统的说法来表示，更是不合理。这是因为他没有了解，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中，步兵攻击的方式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1914年的攻击方法现在已经不在考虑之列。反过来说，那又是无可否认的有些单位会偶然的现出混乱的迹象，尤其是在开战之初，许多没有经验的部队更是如此。不过事实上，这却毫不足怪，因为不过几年之间，德国的国防军已经由十万人的总数，扩充到了几百万人之多，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总动员之后，才第一次过军中生活的。但是根据波兰的胜利经验，这些事实都不能当作一个适当的理由，以来说明德国陆军在西线上是不能够发动攻势的。假使勃劳希契只是这样的说，新成立的师训练与内在的稳定性都还不够水准，而专凭有经验的师又还不足以发动一个攻势，那么他这种反对的理由也就可以像天气的理由是同样的安全了。可是像他那样的笼统说法，对于与希特勒的任何谈话，却都是不妥当的。希特勒是一向以新国防军的创立者自居，现在勃劳希契却居然敢于在他的面前说这个新国防军的战斗素质有了疑问，这当然是他所不能忍受的。的确的，假使希特勒不是为了政治上的野心，而那样的加速再武装，则这个新国防军也许在1939年就绝不可能达到它现有的实力标准。不过希特勒却认为一切都是个人的功劳，而抹杀了旧国防军的成就。因为若不是旧国防军那样苦心孤诣的培养出来那样多的军官与士官，则希特勒就会既不能“创立”他的新国防军，而又不能获得其在波兰的胜利。  
　　希特勒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独裁者，在他的面前说这样的话，勃劳希契当然的只会获得与他所意料者完全相反的效果。尽管勃劳希契所说的并非没有事实的根据，可是希特勒却认为那种批评是针对着他个人的，于是勃然大怒，结束了这次谈话。他坚持的认为11月12日的作战开始日期不准改变。  
　　很侥幸的，天气之神在这个时候却出面干涉了，强迫希特勒不能不展缓日期，一直到1月底以前，这样的程序一共有15次之多。  
　　所以，即令是在攻势的可能日期方面，陆军总部终于是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是结果却造成领导权的危机，其后果在战争的未来发展上，更是非常的明显可怕。其立即的效果即为希特勒与勃劳希契两人不再会谈了。1940年1月18日，作战处的胡辛格上校告诉我，自从11月5日以后，勃劳希契却不曾见过希特勒——这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另一个后果为11月23日，希特勒曾在柏林总理府召集所有各集团军群，集团军，军的司令官与参谋长训话。这次训话的内容在其他的书籍中都早已有了详细的记录，所以我在这里不必再赘述了。其要点即为希特勒重申其决定，要尽可能提早在西线发动攻势，他并且说明德国能够避免东面后方不受攻击的时间究竟能有多长，也似乎是颇有疑问的。  
　　他认为在西线有采取攻势的绝对必要，并列举事实以作解释，专就这一点而论，我认为除了时间的问题以外，他的措词是的确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另一方面，他的训话不仅对于陆军总部，而且对于所有的陆军将领，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指控他们总是经常的妨碍了他的勇敢和进取行动。就这—方面而言，在我所听到的希特勒训话中，要算是这一次最为卑劣。陆军总司令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那就是辞职。希特勒拒绝接受，但很明显的这对于危机并非解决办法。陆军总部仍然处于不愉快的地位，必须准备一个它所不同意的攻势。陆军总司令对于全盘的战争政策，已经丧失了其顾问的资格，而降级成为一个纯粹执行人员了。  
　　国家元首与陆军领袖之间的关系发展到烈宴此恶劣的程度，若是要追问其原因，则决定性因素为希特勒的权力欲，与其日益增长的自欺心理，而戈林与希姆莱的“欺君”作风对此又大有贡献。不过同时，陆军总部也未尝不是咎由自取，对于波兰战役结束之后，战争应如何继续进行，它们的处理问题方式也是很不妥当。  
　　因为决定在西线上仍然保留守势，陆军总部遂把主动之权让与了希特勒——虽然毫无疑问的，当迅速的击败了波兰之后，陆军总部的职责是应该立即向国家元首，提出今后应采取何种步骤的建议。  
　　在1939年的秋天里，因为季节已经迟了，而新单位又没有训练成熟，所以在这个阶段中采取任何攻势都是不合理的。就这一点而言，陆军总部的观点毫无疑问的是正确的。但是仅仅说明这种简单的事实，或是仅仅对西线的防御部署作加强的安排，对于如何使战争在军事的意义上，能够获得一个满意结束的问题，也都不能提供一个适当的答案。假使陆军总部要想对于全面战略发挥其影响作用，则对于这个问题也就必须自动的提出一个答案。  
　　陆军总司令诚然的有一切的权利，可以建议与西方国家之间，采取政治解决的途径。但是这种解决若无希望时，则又将如何呢？对于像希特勒这样的人，陆军总部必须能够指出一个如何用军事性手段，以来结束战争的途径，尽管在那个时候，在西线上采取攻势是似乎并不便利的。  
　　所以，一旦波兰战役结束之后，应该有三个问题必须要加以考虑。  
　　 (一)专门采取防御战术，能够使战争获得有利的结束么？抑或是必须在西线上作了一个胜利的攻势，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二)假使这种攻势被证明为必要的，那么在何时才可以发动，然后才能有任何决定性成功的希望呢？  
　　 (三)这个攻势应如何的进行，才能在欧陆上确保一个有效的胜利呢？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又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为在波兰沦陷之后，德国即能与西方国家之间获得一种解决。陆军总部从一开始起，对于这一点就是表示怀疑的。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人的民族性，使英国很不可能在此时接受和平的条件，另一方面是一旦波兰已经被击败之后，希特勒也就很不可能再准备对于德波国界问题，接受一种合理的妥协解决。尤其是，为了与西方国家之间达成协议起见，他必须重建波兰，但因为波兰东部已为俄国所吞食，所以这也就不再有可能性了。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即使希特勒被推翻了，任何其他继续执政的德国政府也都无法改变它。  
　　第二个使战争获得成功的结束的可能性为继续采取守势，以待西方国家决定采取攻势。这也就使德国获得了一个用“反击”的方式，以来在西方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据说哈尔德的确曾经考虑到这一点。不过依据胡辛格将军的报导，陆军总部到了后来，才开始考虑到这种设计——换言之，是在12月间，而不是在9-10月之间，这个时间对于陆军总部自己的地位却是极为重要的。  
　　毫无疑问的，这种反击作战是的确很具有吸引力，因为一方面可以让敌人攻击齐格菲防线，而自己消耗其实力；或者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去担负破坏比荷卢三国中立地位的罪名。不过至少就可以想见的将来而言，这实在是一种如意算盘的想法。当德军的主力被牵制在波兰境内时，西方国家都还不敢发动攻势，现在面对着德国的全部兵力，他们还敢发动么？所以我在今天和在当时，都是同样的不相信这种反击作战是有任何根据的。  
　　当时根据盟军统帅，甘末林将军的命令，盟军方面曾经草拟了一个“战争计划”，对于这种观念即可以予以明白的解释。这个文件以后落入了德国部队的手中，其大致的思想可以简述如下：  
　　在1941年春季以前，盟军还不能集中足够的物质力量以来在西线上对德军发动攻势。为了获得地面兵力的数量优势，必须还要争取新的同盟国。  
　　除非德国发生了部份性的崩溃现象，否则英国人在1941年以前，是不准备参加大规模的攻势。(这当然是指德国国内发生革命而言，由此即可以证明，假使我们发动了一个政变，其结果又将如何。)  
　　西方国家在1940年的主要任务即为确保法国领土的完整，不过假使比荷两国若受到了攻击，则当然又应该赶往援救。  
　　此外，更应倾全力对德国创立更进一步的消耗战场，即为北欧诸国与巴尔干诸国(假定意大利仍守中立)。当然也继续企图使比荷两国也加入同盟国方面。  
　　最后，应努力设法使德国不能获得其重要的输入物资。其方法有二，一为已见上述的创立新战场，另一为增强对中立国的压力，以使封锁更形严密。  
　　从这个“战争计划”上看来，很明显的西方国家所想要打的是一种“消耗战”，并尽可能开辟更多的战场，直到他们感觉到已经获有明显的优势以后(决不会早于1941年)，才会再来在西线上发动攻势。  
　　虽然陆军总部在我们现在所分析的这个阶段中，是不会知道盟军方面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战争计划，但事实上却也足以显示，西方国家是正在准备要打一个长期战争。  
　　虽然若攻击齐格菲防线，盟军是不免要受到惨重的损失，但是若希望英法两国人民会对于这种“空言的战争”会自动感到厌倦，这对于陆军总部的任何决定而言，似乎也并非一个现实的基础。德国人决不能坐待敌人增强他们的实力，结果使他们在陆海空三方面都确占优势——从罗斯福总统的态度上看来，美援的问题当时也应在考虑之列。尤其是因为后面又有了虎视耽耽的俄国，所以德国更不能如此的坐以待毙。俄国到了此时，对于它可能从希特勒手中希望获得的东西，都已经完全到手了，所以与德国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共同的利益。所以西方国家变得愈强大，则德国的处境就会愈为困难。  
　　所以专就军事领袖而言，在波兰战役之后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上述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即在西线仍继续采取守势，是否能使战争获得成功的结束)，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除非是政治领袖还有办法与西方国家之间，获致一个妥协式的解决。陆军总司令有权劝告希特勒采取妥协的解决方式，那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仅仅是为了战争再延长，则军事上即不免有危险的理由，这也是正确的。当然的，这种行动的包括在西线上接受暂时的延迟在内。不过无论如何，陆军领袖对于希特勒又有提供军事性指导的义务与权利。他们应该告诉他，假使不能获得政治性解决时，则应该采取何种军事性的步骤。  
　　换言之，陆军总部应该向希特勒提出一套备用的军事计划，假使与西方国家之间不能获得政治性的妥协，就可以立即使用之。因为即使是希特勒，他也显明的希望先能获得政治性解决。他们不应该假定一旦当波兰被击败之后，希特勒仍会继续拒绝在西线上采取攻势，同时也更不应等候他自己来作军事性的决定。  
　　除非是认为专用空中和潜艇的战争，即足以迫使英国人屈膝，则也许还可以建议在西方仍继续采取守势。不过这种假定又还是毫无根据的。  
　　所以从军事的立场上来说，假定政治性的解决既已证明为不可能，则对于西线战争所能作的唯一建议，就是只能采取攻势。进—步说，当提出此项建议时，陆军总部最重要的又是必须要保有决定时间与方法的自主权。  
　　关于时间方面，陆军总部与西线上所有一致同意的看法，即认为若在晚秋或冬季发动攻势，则绝对不可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主要的原因即“季节”。在秋冬两季中，天气的条件将使德国人对于他们的两张王牌——装甲与空军——不能作充份的运用。此外，在这个阶段中是昼短夜长，所以在一天之内，是连一个战术性的决定都不可能赢得，因此作战的速度也就会大形减低。  
　　另外的原因就是所有在战争爆发时才编成的新部队，训练水准还是不够完善。在1939年秋季，唯一真正能够适合战斗要求的部队，却还只有那些常备师。其他的部队对于兵器的运用，和在作战时当作较大单位中的一个完整部份，都还同样的缺乏经验，而且其内在的稳定程度也不够标准。此外，在波兰战役以后对于装甲部队所作的整编工作，也还没有完成。假使决心要在1939年秋季终了之前，即在西线发动攻势，那么在波兰的机械化师必须要趁早抽回，但是希特勒却并未能认清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空军方面也更存在着严重的弱点。  
　　所以很显明的，在1940年春天之前，想在西线发动攻势实在是不合理的想法。所以这段时间也就正好利用得来寻求政治性的解决，从军事的观点上来看，这也是应表欢迎的。  
　　因为关于方法的问题，即为对于西线攻势的战略性准备，是下一章的主要内容，所以在这里不必再说下去了。不过有一点也许应该在这里事先提及一下。那就是希特勒在10月9日所决定的攻击计划，只不过是一个不彻底的措施而已。其目的并非是想在欧陆上获得一个完全的决定，至少在最初只以一种中间性的目标为满足。  
　　所以这对于陆军总部而言，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假使他的陆军顾问能够提出一个较好的计划，则希特勒也还是会表示欣然接受的。不过这当然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即为陆军总部自己相信发动一个攻势，即能在欧陆上获得一个完全的决定。  
　　在波兰战役之后的几个重要的星期中，陆军总部的领袖人物对于未来政策的决定，都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其真正的动机为何，固然是很难于猜度。他们也许是希望能迫使希特勒寻求政治性的妥协。他们也许是不愿意触犯比利时的中立。不过在那个时候，从一个局外人的眼中看来，似乎至少会感觉到陆军总部中的领袖人物，对于德军攻势有无决定性成功的把握，还是不免犹疑不决的。  
　　因为如此，陆军总部才会把作军事性决定的主动权，拱手让与希特勒。于是遂更进一步向希特勒的意志低头，并且执行一个其领袖们私下所不同意的作战命令。这样一来，从实际上的标准来看，它对于陆上的战争也就完全丧失了其责任与权威。  
　　不久以后，当A集团军群提出其有关作战计划的建议时，陆军总部又有了一次机会可以收回其已经丧失了的地位。可是它却听任这个机会从它的手指缝中溜走了。  
　　到了西线攻势正式发动时，应该感谢这些建议，方使成功的程度远超过了希特勒的原有想像之上。可是从此，希特勒却认为甚至于连在大战术方面的事情，也都可以不经过陆军总部这一关了。  
　　诚如施里芬所理想者，希特勒现在是已经把国王，政治家和大将三重任务集于一身了。可是施里芬认为必不可少的“沙缪尔神油”(Samuel's anointing oil)，却似乎并未滴在他的头上。

第五章 作战计划的争论  
曼施坦因 [德国]  
[出自《失去的胜利》]  
陆军总部(或希特勒)的计划  
反对的理由  
A集团军群的计划  
A集团军群计划的奋斗  




　　一直到战后，那个代替了1939年10月19日和29日所颁发的陆军总部原定“黄色作战计划”，而变成我们在西线攻势基础的计划背景，才开始为大家所普遍知道——这个计划使我们一举而击败了英法盟军和比荷两国的兵力，并获得了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把这个“新”计划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可能为利德尔-哈特，他根据伦德斯特元帅和布鲁门提特将军(当时我们的作战处长)的谈话记录，而把这个计划定名为“曼施坦因计划”。  
　　因为我可能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这件事的主动者，所以我现在似乎应该自己作这样一个企图，根据我自己的记录，以来说明这个计划是如何形成的经过——尤其是自从这个计划既然已经获得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更是值得作如此的尝试。无论如何，在这个计划后面的观念是出自我的头脑中，它正好像我所起草的一切致陆军总部的备忘录一样，其目的都是希望使这次作战的计划，能够照我们的理想路线进行，以来在西线方面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也还是我个人获得了一个机会，亲自把这个观念向希特勒提出，因为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一直都无法使陆军总部批准这个计划——当时，我已经被免去了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职务。仅仅当我亲自谒见了希特勒后几天之内，陆军总部才根据我们的建议发布了一个新的作战命令。  
　　同时我必须强调声明我的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和我的同事，布鲁门提特及垂斯考，也都始终同意于我的意见，尤其是伦德斯特更亲自签名以来支持我的建议。若无他的批准，我们也就不可能一再的向陆军总部提出备忘录，以来企图改变他们的原定计划。  
　　战史学家或研究军事史的军官，对于一个有关作战计划的全部争论，也许是有值得详细分析之必要。不过为这本书的目标起见，我却只能首先简述陆军总部的计划，并且解释我为什么不能不认为其战略观念(或者说得更精确—点，应该说是希特勒的战略观念)是具有缺点的理由。其次，与陆军总部的计划成一个对比，我又把集团军群总部用来当作其战略考虑基础的某些必要理论列举出来。最后，我就再简单的说明，如何的经过长久的挫折之后，原定的作战计划终于还是修改了，那毫无疑问的是出于希特勒的指示，才变得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观念相符合了。  


陆军总部(或希特勒)的计划  
　　假使有人要求我，根据陆军总部所颁发的作战命令，以来说明该总部(和希特勒)计划在西线上所要采取的基本战略，那么我就可以简单的答复如次：  
　　遵照希特勒10月9日的训令，陆军总部主张派一支强大的右翼兵力，经过荷兰进入比利时北部，以来击败预计在那里可以遭遇到的英法盟军，并连同荷比两国的兵力在内。换言之，主要的就是想用右翼方面的强力突击以来寻求决定。这一个突击由N集团军支队(所谓“集团军支队”，德文为“Armee-Abteilung”英文译为“Army detachment”，为一种小型的集团军，下辖两三个军)和B集团军群(总司令为波克上将)所组成。这支兵力集结在上莱茵河和艾弗尔(Eifel)北部等地区中。B集团军群一共指挥着三个集团军。这个北翼一共包括着三十个步兵师和机械化部队的大部分(九个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步兵师)。因为德军用在西线上的总兵力不过102个师，所以约占了我们全部实力之一半。  
　　 N集团军支队的任务为消灭荷兰的抵抗，B集团军群的三个集团军则应通过比利时北部进攻从列日(Liege)的南北两侧经过。强大的坦克兵力应在这里企图冲散敌军，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10月29日这个第一次作战计划被修正了，在最初阶段中，把荷兰完全撇开。这也许是由于陆军总部的建议。  
　　于是B集团军群应分别绕过列日的两侧进攻，由两个集团军(第4和第6)领先，另外两个集团军(第18和第2)则随后。不过以后又还是把荷兰包括在作战的范围之内，并由第18集团军负责消灭这一方面敌军。  
　　当B集团军群担负决定性突击时，A集团军群则负责掩护其南面的侧面。后者包括着两个集团军(第12和第16)，共有22个步兵师，但其中却完全没有任何机械化部队。这个集团军群在艾弗尔南部和亨斯鲁克(Hunsruck)集结了之后，即通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前进。第12集团军在B集团军群的左侧面上，作成梯次防御的部署，以掩护B集团军群的继续前进，使其不至于受到敌军的阻扰。  
　　第16集团军在越过了卢森堡之后，就应向南旋转，以求保护全部作战的纵深侧面。它应紧沿着马奇诺防线在萨尔(Saar)河与色当(Sedan)以东的缪斯(Meuse)河之间那一段向西的延长线的北面，建立防御阵地。  
　　 C集团军群共留下了两个集团军和18个步兵师，以来防守从卢森堡的边界起到瑞士的一段齐格菲防线。另有17个步兵师和两个机械化师当作总预备队。  

图3 陆军总部的作战计划  
　　 10月19日陆军总部的作战命令中的第一节，其标题为“一般意图”，对于这次作战的目标曾经加以确定如次(这又是十月九日希特勒统帅部(OKW)所颁发的训令为基础)：  
　　尽可能的击败法军和其同盟军的最大量单位，并同时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尽量的占领广大的地面，以来当作对于英国作成功的空军及海军作战的基础，并对于鲁尔地区提供一个宽广的保护地带。  

　　作战命令的第二节指出这两个集团军群攻击时的第一目标，这个行动也应由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亲自加以协调。这个目标应为：  
　　消灭荷兰的兵力，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尽量的击败比利时陆军，并迅速集中强大的机械化兵力，以来为强大右翼兵力的攻击，和比利时海岸线的迅速占领，建立一个基础  

　　在10月29日所颁发的修正作战命令中，陆军总部又把其“一般意图”改写如下，以使B集团军群的目标更有了相当的扩大。其内容为：  
　　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尽可能的击毁法军的最大量单位。以求为对于英法两国的陆上和空中的战争，创立有利的条件。  

　　在“战斗序列与任务”这一节中，陆军总部又把该集团军群的目标规定如下：  
　　击毁索穆(Somme)河北岸的盟军，并一直冲到海峡海岸上为止。  

　　 A集团军群的掩护任务，虽然仍继续以防御为主，但却也被扩大了。其右翼集团军(第12集团军)现在规定应该在弗美(Fumay)以南渡过马斯河，并透过法国边界要塞地区，向拉昂(Laon)的方向前进。  
　　这两次作战命令的作战意图似乎可以简述如次：即用强大的右翼兵力，从正面上击破预计在比利时境所将要遭遇到的英法盟军，而较弱的左翼兵力则掩护其侧面。地理性的目标则为海峡海岸。至于第一下打击之后应如何行动，作战命令上就根本没有告诉我们。  
（未完）

反对的理由  
　　这是很够有意思的，我对于这两次作战命令中所决定的计划，其最初的反应是感情性的而不是理智性的。照我看来，陆军总部的战略意图，就其本质而言，就完全是模仿1914年的著名施里芬计划。我至少感觉到这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一代的人居然不能做出一件较好的计划来，而还要去照抄老文章，尽管这是出自像施里芬那样名家的手笔。何况这个计划我们过去早已试用过一次，而且敌人对于它的再用，也已经有了充份的警戒，因为任何稍通军事学的人也就一定会明了在1939年，德国人之不愿意(或不能够)攻击马奇诺防线，其程度比之对于1914年的凡尔登-托尔-南赛-艾皮拉尔(Verdun-Toul-Nancy-Epinal)要塞线是尤有过之。  
　　但是我这种感情性的最初反应对于陆军总部却实在是不够公正的。第一个理由是这个计划本是出自希特勒个人的心灵中，陆军总部不应负责。第二个理由是实际上，它也并非完全照抄施里芬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与施里芬计划是相同的，这种意见是很普遍的，严格说来，只有两方面是正确的：(一)在1939年，也像在1941年一样，德军是把攻势的重点放在北翼方面；(二)这两个计划都是准备通过比利时进攻。除此以外，1914年的计划与1939年的计划就可以说是差得很远。  
　　第一点，情况是完全不同。在1914年，还可能像施里芬所希望的，获得战略性的奇袭。即使这个不包括通过比利时的前进在内，但对于把德军主力集中在北翼极端这一点而言，却的确是可以适用的，在1939年，希特勒的此种相当意图，却是无法不让敌人知道的。  
　　第二点，在1914年也还有理由，像施里芬一样的希望，法国人会向洛林方面发动一个早熟的攻势，因而使我们获得一个良好的机会。在1939年，这样的发展却是绝无希望的。敌人会立即投入强大的兵力，以来对抗我方通过比荷两国的进攻——而且与1914年恰好成一对比——双方会正面发生冲突。此外，法国人当我军通过比利时前进时，又很可能对于我军主力的南侧面上，发动一个强力的反击。换言之，施里芬计划是根本上就不能再用了。  
　　除此以外，我不久也认清了陆军总部或希特勒都并无意图抄袭施里芬计划的全部观念。施里芬在拟定其计划时，是以彻底完全击败整个的法军为着眼点。他的目标是用一个大迂回行动，肃清向北延伸的敌军，等到肃清了整个法国北部之后，就应继续向下压迫直到巴黎的西面为止，把敌军的全部向从梅兹(Metz)透过弗斯格斯(Vosges)山地直达瑞士边界为止的反正面压迫，强迫敌人屈服投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在阿尔萨斯宁愿冒险接受最初的挫败，同时更希望敌人会向洛林发动一个攻势，于是凭借他们自己的行动，更足以使德军的大迂回作战获得完全的成功。  
　　相反，1939年的作战计划却不包括着一种使战役获得胜利结束的意图在内。它的目标是非常明白的：(一)部分的胜利——击败在比利时北部的盟军兵力，(二)地理性的收获——占领海峡海岸以当作未来作战的基地。  
　　也许当勃劳希契上将和他的总参谋长在拟定1939年的作战计划时，他们心中是记着老毛奇在德国总参谋部普法战史教科书中的导言里所说的话：  
　　任何作战计划对于与敌军主力第一次遭遇以后的发展，都是没有确实把握的。只有外行人在一个战役的发展过程中，才会以为他能把原定的计划，在所有各种细节上，都能作有系统的执行，直达其预定的结论为止。  

　　假使陆军总部在拟定计划时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那么其意义也就是说，它保留着一旦当第一目标——在比利时北部右翼方面的局部胜利和海峡海岸的占领——已经达到之后，有决定是否和使用何种手段，以来继续进行攻势的权利。  
　　不过根据我在左森接受作战命令时所听到的一切训示，我却又不能不假定陆军总部是认为在法国战场上获得决定性战果的机会是异常的渺茫，姑不说是完全不存在。以后陆军总司令和他的总参谋长却曾经多次到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来视察。从他们的态度上也更增强我这种印象，因为当我们一再坚持着认为有争取总体性胜利之必要时，他们对于这种意见却始终不曾加以认真的注意。同样的，我也怀疑希特勒本身在当时是否真正相信在这个所设计的作战过程中，有把法国完全击败的可能性。事实上，他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可能是他回忆到当我们在1914年的攻势流产之后，结果发现甚至于想向英国执行潜艇战争，也都缺乏必要的基地。所以他现在特别重视此种基地的获得——换言之，即占领海峡海岸。  
　　现在是非常显明的，以完全击败法国为目标的作战，是再也不可能像施里芬所计划的，在一击之下来予以完成。上文已经解释过，这种必要条件是已经不再存在。不过，假使在设计时是准备一旦当陆军总部所想像的部分性胜利赢得之后，即继续进一步彻底击败法国，那么现有的作战，就至少必须与这个最后目标之间具有联系！第一点，它应要求完全击毁敌军的北翼，以求为第二步行动建立决定性优势，后者的目标即为歼灭在法国境内的盟军剩余兵力，第二点，它又应同时创出一个有利的战略情况，由此以便发动这个进一步的打击。  
　　照我看来，现在所拟定的作战计划，对于这两个基本要求的达到，都是毫无保障的。  
　　当德国的突击部队，B集团军群，共有43个师，达到了比利时之后，就会一头撞上20个师的比军，若是荷兰也被包括在作战计划之内，则更要加上10个师的荷兰部队。无论在素质方面，这些部队比之德军是如何的居于劣势，但因为有坚强要塞(在列日的两侧和沿着亚尔培运河上)和天然障碍物(在比利时境内有亚尔培运河，一直流入安特维普要塞为止；和以拉穆尔为枢纽的马斯河上的要塞线；在荷兰境内有无数的水道。)的帮助，所以很有利于防御。而且在几天之内，这些兵力即可以获得英法盟军的增援(包括其一切的坦克和摩托化师在内)，后者是早已集结在法比的国界上，以防德军的入侵。  
　　所以德军右翼，是不可能再像1914年，用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以来获得战略性的奇袭。等到英法盟军达到之后，德军就必须与一个实力相等的对手作战——而且多少是要作正面的攻击。所以这个第一击的成功是必须要用战术性手段来寻求，因为对于攻势已无战略性运用的机会了。  
　　假使敌人在领导方面能具有相当的技巧，则他在比利时境内有逃避彻底惨败的可能性。即使他不能守住安特维普，列日，马斯河(或西莫斯河)一线，他也仍然可能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秩序，退到下索姆河的后方。一旦到了那里之后，他又可以抽调其强大的预备兵力，再建立一条新正面。到了此时，德军的攻势必已逐渐丧失了它的动量。而A集团军群也会无力阻止敌军从色当以东马奇诺防线的终点起，到索姆河下流为止之间，建立一道新防线。这样一来，德军的处境就会与1914年秋季会战结束后的情况颇为相似了。其唯一的收获就是沿着海峡，占领了一个较宽的沿岸基地。所以我们既不能毁灭在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假使我们想在决定性阶段中获得适当优势，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又不能为以后的战局建立一个有利的战略情况。陆军总部所计划的作战，最多只能获得一个部分性的胜利，此外更无其他。  
　　以后事实证明，在1940年，敌军在比利时境内是全部被击溃，这应该感谢B集团军群的巧妙运用，结果荷比两军都被迫投降。但是不管我们对于德军的领导能力和装甲部队的打击力量具有如何伟大的信心，这样的成功却还处事先无法估计的。假使对方能有较好的领导，则这个故事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敌军在比利时北部之所以一败涂地者，其主要原因又还是因为我方以后改变了原定的作战计划。A集团军群的坦克部队得以长驱直入。切断他们的交通线，并迫使他们离开索姆河一线。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陆军总部计划中所不曾考虑到的——一个果敢决断的敌军指挥官所能具有的运用范围。谁都不应假定对方指挥官是缺乏此种领导能力，尤其是当时的甘末林将军在我们这一方面是颇负盛名的。在战争爆发之前，贝克将军曾经访问甘末林将军，对于他获有一种极佳的印象。  
　　一个果敢的敌方指挥官足可以一方面阻止意料中的德军通过比利时的前进，而另一方面同时对于德军北翼兵力的南侧面上，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即使指定支援荷比两国的兵力已经投入了比利时，从马奇诺防线中还是可以很容易的抽出50-60个师的兵力，以来发动这样一个反攻。B集团军群向英吉利海峡和索姆河口的方向上挺进得愈远，则敌人对于这个侧面上的反攻也就愈为有利。A集团军群，一共只有22个师的兵力，能否挡住这个突击似乎是很无把握的。不管结果是怎样，沿着这种路线的发展，就战略上来说，是很难于在西战场中获得一个总解决。  


A集团军群的计划  
　　当我研究陆军总部的作战命令时，就想到了上述的反对意见，这也就构成了我们的建议的基础。于是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备忘录。以来说服陆军当局接受我们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建议中是自然难免有重复之处，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加以综合的叙述，同时更指出其与陆军总部的作战意图之对比：  
　　 (一)我认为西线攻势的目标应该是在陆上来寻求决战。若是仅只追寻陆军总部计划中所拟定的有限目标，则就政治性的冒险(破坏三个国家的中立)和军事方面所下的赌注而言，都似乎是不合理的。德国陆军的攻势能力为我们在欧陆上的一张王牌，若听任其在这种不彻底的措施中消耗掉了，实在是太不妥当——只要考虑到俄国这个因素即可明白。  
　　 (二)我方攻击的重点应该放在A集团军群方面，而不应放在B集团军群方面。现有计划中所拟定的由B集团军群来担负的任务，多少是对于一个蓄势以待的敌军发动正面的攻击；即使最初能获得相当的成功，但很可能在索姆河上就会变成强弩之末了。  
　　真正的机会却是在A集团军群方面，主要的观念就是通过阿登山地发动一个奇袭攻击。因为地形的险恶，敌人是决不会想到我们在这里会使用任何装甲兵力。这样一口气就可以冲到索姆河的下流，切断已经投入比利时境内的敌军与渡河之间的交通线。只有用这个手段才能完全歼灭在比国境内的敌军整个右翼兵力，并且为在法国境内赢得最后胜利的工作作一个准备。  
　　 (三)除了可以贡献这个主要的机会以外，A集团军群也可以使德军的攻势免受一个主要的危险。  
　　假使敌人采取合理的行动，他可能会避免在比利时境内作不利的决斗，而撤退到索姆河的后面去。同时他也就会集中所有一切能够动用的兵力，以来向我方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大反攻，以在比利时境内或下莱茵河的前面，包围德军主力为其目标。固然我们可以假想法军统帅部是缺乏这种大胆的作法，而且法国的同盟国也可能会反对这样果敢的决定，但是这种可能性却还是不可以不考虑到。  
　　假使我们的攻势顿挫在下索姆河上，则敌人至少可以利用其手中所有的预备队，建立一条新的连续防线。这一道防线可能以色当东面马奇诺防线西北端终点为起点，利用艾斯尼(Aisne)河与索姆河的天然屏障，直达海峡为止。  
　　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敌人在我方南侧面上的任何兵力集中，就都有立即将其击碎之必要。不管是在马斯河的两侧也好，是在马斯河与奥塞(Oise)河之间也好，都不应让他们有完成集中的机会。在这个地区中敌方正面的完整是必须首先加以破坏，并且以尔后能迂回马奇诺防线的侧面为着眼点。  
　　 (四)A集团军群即已预定预定作战中的主力，则应给以3个集团军的兵力，而不应仅为2个集团军。(也许在最初阶段中，为了空间上的原因，可能要把较多的师暂行容纳在B集团军群的地区中。)  
　　一个集团军应越过比利时南部进攻，并照原有的假象渡过马斯河，但此后即应直趋索姆河的下游，从后方攻击面对B集团军群的敌军。  
　　另一个集团军则应向西南的方向上前进，其任务为击碎任何集中在马斯河以西地区中，企图向我军南侧面上发动反攻的敌军兵力。  
　　第三个集团军，仍如原定计划，从夹在希尔克(Sierk)与毛宗(Mouzon，在色当之东)之间的马奇诺防线的北面起，掩护着整个作战的深入侧面。  
　　由于作战的重点由B集团军群移到了A集团军群方面，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下述两点要求：  
　　 (1)加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即使必须到攻势发动后，始能加入本集团军群，但事先必须预先指定。  
　　 (2)强大的装甲兵力。  
　　以上所云虽然非常简略，但却也代表我们集团军群总部对陆军总部所一再提出的备忘录中的主要思想趋势。  

图4 A集团军群的计划  

（未完）

A集团军群计划的奋斗  
　　自然的，在1939年10月间，我也并非一口气就能拟出这样一个明确干脆的作战计划，一般的人在达到其目标之前，是必须要经过努力的工作。这并无发生奇迹的可能性。  
　　虽然如此，当本集团军群于1939年10月31日，就德军攻势作战的政策，向陆军总部提出其第一次建议时，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原理即已经被包括在内。  
　　更精确的说，有两个文件是与此有关的。第一个文件为本集团军群总司令写给陆军总司令的一封信，检讨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中，有关发动攻势时的“基本问题”。  
　　伦德斯特在信中一开头，就强调说明10月19日和29日所颁发的作战命令，对于战争是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效力。德军与敌军双方在实力上的对比关系，不足以为一个全面胜利提供必要的基础。这个作战也完全是正面性的，毫无希望足以迂回敌人的侧面，并从后方向他攻击。可能的结果也许就是在索姆河上作一次正面的会战。同时，伦德斯特也指出在秋冬两季中，要想对于我们的王牌——坦克和飞机——作有效的使用，也会遭遇到极大的因难。  
　　虽然如此，这一个攻势却仍应发动，因为只有当它成功时，才能对于我方海空军向英国的作战构成一个先决条件。第一次大战的经验已经证明，仅只占领海峡海岸的一部分还是不够的，我们为了这个目标，必须要控制整个法国北部的海岸线，直到大西洋边为止。  
　　当俄国还留在我们的背后时，把德国陆军的攻势能力消费在一种有限的胜利之上，实在是不智的。这种攻势能力在欧洲大陆上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只有当我们仍拥有一支能发动攻势行动的强大陆军时，才能确保俄国的友谊。  
　　就目前而论，我们陆军的攻势能力还是完全寄托在常备师的身上，必须等到新编单位已经获得了必要的训练和稳定性之后，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但是要想发动一个重要的大攻势，专靠常备师又还是不够的。  
　　也许由于德国空军对英国的压力，足以迫使西方国家先发动攻势，不过即使英国人会要求采取这样的行动，可是德军的战斗精神能够吃得消这样的血战，却也还是一个疑问。从我们的观点上来看，当然最好是让敌人自己去负起攻击要塞阵地的沉重担负，和破坏比利时(及荷兰)中立的罪名。不过同时，我们却又不可以无限期的等待下去，而使英国人有了时间以来补起其在军备和飞机生产方面的缺陷。  
　　从军事的观点上来看，对英国的战争只有在海上和空中才能赢得胜利。若是在不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中，浪费了我陆军的攻势能力，则就只会在大陆上把这个战争输掉了。  
　　伦德斯特的信件是提出了一个警告，说任何德军的攻势更不可发动得过早——即在秋季中。就这一点而论，A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所应采取的方法方面，双方的意见却不一致。伦德斯特在他的信件中说明，照陆军总部作战命令所指导的作战，是并不能保证使我们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A集团军群对于陆军总部所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文件，是在10月31日，其所采取的形式为一种幕僚性的通报，其目的是补充伦德斯特的意见，对于我们所感觉到的一个德军攻势应如何执行的方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个文件即已包括着“新”计划中的一切必要部分在内，其所强调者为下述三个必要的条件：  
　　 a. 把整个作战的重点移到南翼方面来。  
　　 b. 使用强力的摩托化兵力，从南面突入在比利时北部盟军的后方。  
　　 c. 另用一个集团军跟在后面前进，负责用攻势的行动，以击败敌方向我军南侧面上所作的任何大规模的反攻。  
　　直到11月3日，这个信件都不会引起任何的反应。那一天，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来到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视察，我奉了伦德斯特上将的命令，向他们直接说明我们的意见。可是勃劳希契上将却干脆的拒绝了我要求增援兵力(另加一个集团军和强大的坦克单位)的请求，他说他也但愿能够抽调得出来。这一点即可以够明白的说明，他还是完全拒绝接受我们的意见，不过最后，他却允许从总预备队中抽出一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集团军给予我们。  
　　很不幸，他们两位也很明显的，对于所已经设计的西线攻势，保持着很大的疑惑，尤其并不相信它有赢得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们要求我们的集团军司令和军长，报告其所辖部队的现状，他们对于新编各师的情况，自然是提出很多不满意的意见。从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对于这些诉苦的答复上看来，即可以感觉到他们自己对于攻势也似乎并无信心。  
　　为了补救这种恶劣的印象起见，几天之后，伦德斯特又召集集团军群中的将官们训话。根据其自己的幕僚所拟定的作战观点，伦德斯特向大家说明，在西线上实际上是具有一切成功的希望，不过若在春季之前发动攻势则也许不那样有利。  
　　 11月6日，当陆军总部要求我们对于作战命令的执行，申述意见时，我们又再度提出了建议，但却仍未获答复。  
　　每当希特勒所宠信的空军总部气象专家，一发表预测说可以有一个短期的好天气时，希特勒马上就下令集结兵力。可是每次这种预测总是失败了，于是又临时叫停。  
　　 11月12日我们又接到了下述的命令，使我感受到了完全的奇袭：  
　　元首现在已经决定在第12集团军的南翼上，或在第16集团军的地区中，成立一个第三快速部队集团军。它应利用艾尔仑(Arlon)，庭提格尼(Tintigny)，和弗罗云维亚(Florenville)等地两侧的无森林地形，向色当和该地以东的地区挺进。该集团军的组织为第19装甲军部，第2和第10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两个党集团军(近卫与大德意志)。  

　　这个集团军的任务将为：  

　　 a. 击败敌方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机动兵力，以来减轻第12和第6两个集团军的负担。  

　　 b. 用奇袭手段在色当东南面的马斯河西岸上，获得一个立足点，以来为尔后的作战建立一种有利的情况。尤其是一旦第6和第4两个集团军所指挥的装甲单位，在他们自己地区中未能获得成功时，则更为重要。  

　　接着陆军总部对于其作战命令也作了配合性的扩大。从上述电令的措词上来看，即可以明了把第19军拨给A集团军群指挥，是完全出自希特勒的命令。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呢？也许因为他最近接见了第16集团军的司令，布西将军(Gen. Busch)，受了后者的影响。布西将军是已经了解我的意见，也许曾经把我们主张用装甲兵力从阿登作迅速前进的愿望，向希特勒提出了，同时也很可能，希特勒是独出心裁的作下了这个决定。他对战术上的空隙独具只眼，并且在地图上面曾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他可能会认清了最易于渡过马斯河之点即为色当，而在上流较远地区中的第四集团军装甲兵力，则可能要感到较多的困难。当他认清了色当为马斯河上最合理想的渡口之后，于是照他的惯例，对于任何这种有诱惑性的目标，就一定会立即将它抓着不放。当我们获得了第19装甲军之后，固然是很感愉快，可是实际上，这种办法却分散了我方的装甲兵力。因为第19装甲军的军长，古德里安将军，对于他这个新任务，最先是感到很不高兴的，他始终相信坦克兵力是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以来作猛烈的打击。仅仅当我向他说明了本集团军群的作战理想，是想要把整个攻势的重点，移到南翼方面来，并使他也注意到在敌人后方的索姆河口地区，实在是一个具有诱惑性的目标之后，古德里安才开始对于我们的计划表现出来无限的热心。最后也是由于他的精力过人，才驱策着我们的坦克，绕过了敌人的侧背，直抵海峡海岸。当我知道我所主张的把大量的装甲部队，从像阿登这样困难地区中推进的观念，能够获古德里安这样的专家的同意，并认为它是具有相当的可行性时，对于我个人而言，当然也是如释重负。  
　　再回头来说到把第19装甲军分配给A集团军群的这一件事情，毫无疑问的希特勒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战术性的措施看待，其目的只是为了便利B集团军群的渡河行动而已。  
　　陆军总部对于其作战命令的补充也不曾提到任何新目标的规定。它也绝无意图想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向索姆河口的方向上发动一个大规模迂回运动，以来寻求最后的决定。  
　　 11月21日，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又到科布仑兹向我们作了另一次访问。除了A集团军群的各集团军司令都出席汇报以外，B集团军群总司令，波克上将，和他所属的各集团军司令也都参加了。  
　　其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一提。勃劳希契本已要求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申述其对于执行陆军总部作战计划时的意图，和已经作过的部署。可是当轮到我们本集团军群发言时，他却宣布他只想听取集团军司令们的意见。很明显的，他是害怕A集团军群总部又会乘机提出与作战命令相反的意见。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再向陆军总部的首长提出了另外一个备忘录，说明我们对于攻势应如何执行的意见。  
　　在此以前，我们有10月31日和11月6日的两次备忘录，在此以后我们在11月30日，12月6日，12月18日，和1月12日，又曾四度提出同样的请求。所有这些备忘录大致都是相似的，所以此处对于其内容不拟加以赘述。  
　　此时，似乎希特勒也已经不仅考虑到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使用第19装甲军的问题，而且也更进一步考虑到假使集中在B集团军群方面的装甲兵力，若不能如理想的那样获得迅速的结果，则应该如何抽调额外的兵力以来支援第19军的问题。根据在最高统帅部中记录战争日志的格莱勒所报道的，大约在11月中旬，希特勒曾经询问陆军总部，假使在必要时，能否和应用什么方法去增援古德里安的装甲军，格莱勒同时也报道，大约在11月20日，希特勒曾经训令陆军总部拟定一个计划，以便一旦当A集团军群若获得了较迅速和较深远的战果时，能够迅速的把攻势的主力从B集团军群方面移到A集团军群方面来。  
　　很显然的是以这个训令为根据，陆军总部在11月14日，遂将原来位置在莱茵河以东的第14摩托化军，移到A集团军群集结地区后方的位置上面。这个军虽然在名义上仍为总预备队中的一部分，但陆军总部却可以依照未来的情况，以来决定最后把它分配给那一个集团军群。  
　　究竟是希特勒，自己想到了把作战重点移到A集团军群方面来呢？还是他现在已经了解A集团军群的意见呢？  
　　 11月24日，即为希特勒在柏林向三军高级首长训话的后一天，他召见伦德斯特上将，布西将军和古德里安将军。在返回科布伦兹的途中，我从布西的谈话中，得知希特勒在接见他们时，对于A集团军群的观点，曾经表示极大的同情。假使真是如此，我相信他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增强本集团军群的装甲兵力，以在色当突破马斯河一线，借以帮助B集团军群的行动。我认为伦德斯特很不可能利用这种机会，以来向希特勒当面提出我们自己所草拟的计划，尤其是正当勃劳希契的地位是如此危殆的时候，他更不会投井下石。  
　　依照格莱勒的报导，早在10月底时，希特勒即已经从其侍卫长，希孟德的转呈，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内容。至少就时间上来说，这种说法是不无可疑的。不过，希孟德却的确曾经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们，其目的是实地考查，是否真正像我们报告中所说的一样，恶劣的天气和地面的情况已经使攻势无法进行。利用这个机会，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上校和垂斯考中校，曾经面告希孟德说，本集团军群总部已经把一个新的攻击计划向陆军总部提出，它认为要比陆军总部的计划较好。  
　　几天之后，布鲁门提特，在我同意之下(虽经过伦德斯特的批准，但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勉强)又把我最后一个备忘录的抄件送与希孟德。它是被转呈给希特勒本人，抑或是给约德尔(Jodl)，我却无法断定。不过无论如何，当希特勒于1940年2月17日，召见我要听取我对于西线攻势的意见时，他却似乎是绝未暗示出来，他已经看见过我们呈给陆军总部的任何备忘录。  
　　也许在11月底时，希特勒的目标是想要保证，当作战已经在进展中时，可以把重点从B集团军群方面，迅速转移到A集团军群方面去。但这却并不代表对于现有的计划有任何的改变，更不代表他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作战观念。尽管第14摩托化军是已经移驻在我们集结地区的后方，但原有的作战命令仍然充分的有效。还是像过去一样，首先还是由B集团军群集中兵力向比利时北部挺进，以来寻求胜利，而A集团军群则仍然还是担负掩护的任务。唯一的差异，就是希特勒希望能作这样一种部署，使在较后的阶段中，攻势的重点可以作迅速的转移。但其条件却是B集团军群未能如理想的获得成功，而A集团军群又已经获得了较迅速的战果。  
　　我在11月30日，向陆军总部又曾经提出一个新的备忘录，这是第一次获得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答复，从他的答复中即可以明了上述的观念。  
　　照我们自己的看法，一个新的攻击点，即通过A集团军群方面，是似乎终于已经形成了。只要阿登的突破能够成功，则作战范围却会向我们所已经说明的方向上扩展。  
　　哈尔德虽已经承认我们的观念大致是与陆军总部一致的，但他却坚持着说，陆军总部有关第19和第14两军的命令，并不表示攻势已经有了一个新焦点，而只是表示必要时有创立一个的可能性而已。他更补充着说：“由于受着我们控制之外的影响，决定重点究应摆在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计划的问题，而变成了作战本身中的一个指挥问题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获得两个结论：(一)希特勒认为他作重要决定的权利，是已经连攻势的实际执行都包括在内了。(二)他认为攻势重点的位置，应根据攻势的如何发展来决定。无论如何就目前而论，他不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计划，就是故意不想采纳它。  
　　哈尔德在12月15日，又有一个电话给我，更使我对于上述的后一种印象，获得了印证。  
　　 12月6日，我又用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哈尔德，再度说明有利于我们的作战计划的一切理由。实际上，这个信件也就把整个的“新”计划都包括在内。因为直到12月15日，尚未获得哈尔德的答复，于是就和首席参谋次长，斯德普纳格通了一个电话，问他陆军总部对于我们的建议究竟准备拖到哪一天为止。于是哈尔德才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向我保证说，陆军领袖们都完全同意于我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奉有严厉的命令，一定要把攻击重点摆在B集团军群方面，而且必须等到攻势发动之后，始准有所转移。  
　　从这里，也许就应假定陆军总部的领袖们，是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并且也已经用某种方式，把这种观点转呈希特勒核夺了。但是，我同时又从华里蒙特将军(约德尔的副手)和罗斯堡将军(约德尔的作战处长)方面，得知陆军总部根本就不曾把我们的建议转告希特勒，让他知道有这样一种观念的存在！所以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大惑不解。  
　　不管陆军总部是否会真正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个在攻势尚未发动之前，决不把重点放在A集团军群方面的观念，却无论如何是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想法完全不相容的。  
　　诚然的，“坐以待敌”的观念是拿破仑所首创的。对于法国人而言，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一条公理，尤其是自从1914年，他们主动的发动洛林攻势失败之后，更是如此。在1940年，盟军统帅部毫无疑问的，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他们希望让我们去担负发动攻势的沉重成本，所以他们有绝对的理由，应该坐以待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尽量避免在比利时作实力的考验，而同时应集中其一切的兵力，来向我们攻势的南侧面上发动强大的反攻。  
　　可是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就决不可以坐候时机，然后再来决定在何时何地打出我们的王牌，因为A集团军群的作战计划是以“奇袭”为基础的。敌人很不可能料想到会有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透过阿登山地前进，并且还有一整个集团军的兵力跟在它的后面走。但是这个挺进要想达到其目标，即索姆河下流，则所有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敌军也都应加以击溃。我们必须与这些兵力的残部，同时渡过马斯河，然后才能从后方攻击在比利时北部面对着B集团军群的敌军。  
　　同样的，任何想击碎在我方南侧面上(例如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强大敌军预备队的企图，也必须要我们能有足够兵力，足以在那一方面保持主动权时，才会有成功的希望。这又是为“第二幕”，即毁灭剩余敌军兵力，创立一个有利的跃出位置。  
　　若是想要等待战况发展之后，才再来决定我方作战的重点位置，那么也就无异于放弃了用从南面迂回的运动，以来歼灭比利时北部敌军的机会。同时，其意义也就是说使敌人有时间来得及对我方的南侧面上部署一个反攻，这也是他能获得胜利的唯一机会。  
　　假使说必须要看我们能否用不适当的兵力，以来获致奇袭的结果。才再来决定是否把适当的兵力分配给A集团军群，以作一个决定性的主力攻击。那么对于这种观念的最好批评就是引用老毛奇的格言：“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简言之，我们决不能坐待攻势的发展——到底是B集团军群的集中攻击，能够击碎在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呢？还是一支孤单的第19装甲军，能够一直突破达到色当呢？假使要采取A集团军群的计划，则从一开始起就应给予我们以适当的装甲兵力和三个集团军——不过由于空间的不够，第三个集团军可以随后加入。所以我在12月6日的备忘录中，特别声明所要求者不是两个集团军(共22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军，而是三个集团军(共40个师)和两个机动军。很巧合的，以后当希特勒采纳了我们的计划时，实际我们所获得的兵力恰好就是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还必须继续奋斗下去。我们现所要争取的主要问题，就是从作战一开始时起，不仅只用第19装甲军，而且还要加上第14摩托化军，立即从阿登地区通过，在色当渡过马斯河，并一直向索姆河下流长驱直入。此外，我们所要求的第三个集团军从一开始起，也就应立即向马斯河以西在我方南侧面上展开的敌军，采取攻势的行动。  
　　假使我们能使上级接受这两个要求——那么即使陆军总部仍不全部采纳我们的意见——这个攻势也就还是注定了会一直向我们所希望的途径发展，而终于达到最后的胜利。  
　　假使诚如老毛奇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作战计划对于与敌人主力作了第一次遭遇之后的发展，他还是并无确实的把握；但是若开始时即无适当的兵力，则在最初阶段，攻势即将发生顿挫，那却又是可以断言的了。  
　　可是老毛奇同时又指出，一个军事指挥官的眼光必须要越过这第一次的接触，而把它定在最后目标之上。照我们看来，那个所谓最后目标者就应该是在欧洲大陆的总体性胜利。这应该是整个德国攻势的目标。即使必须要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来达到它也不要紧。  
　　所以拿破仑的那种暂时不决定攻击主力方向的办法——这也正是希特勒所想要模仿的——在其他的情况中也许可以算是一个良好的解决。但在我们自己的这种情况中，其意义就是不以绝对的胜利为目标。  
　　 12月18日，由于我在12月6日写给总参谋长的信件并未能产生理想中的效果，于是我又根据我们自己的作战观念，写了一个西战场攻势“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伦德斯特上将。因为他正要去与陆军总司令作一个简单的会谈，并准备在获得后者同意时，一同去谒见希特勒。12月22日，伦德斯特与勃劳希契举行了一次会谈，但却并未去谒见希特勒。我又同时曾用书面的形式，将这个草案呈送陆军总部，因为我希望这种简洁干脆的文件，也许可以比过去那些纯粹理论性的解释，要更能改变最高统帅部(OKW)作战处中的态度。仅仅到了战后，我才知道作战处根本上就从来不曾由哈尔德方面收到我们的任何备忘录。  
　　 12月下半月的天气使任何发动攻势的思想都已经变得不在考虑之列。无论如何，似乎是最好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再来从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因为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是已经提供了够多的思想粮食。因此我就可以回家去过圣诞节。当我从李格尼兹返回科布仑兹时，我又顺便经过在左森的陆军总部，看看我们的计划草案是否已经造成了何种印象。斯徒普纳格将军又再度向我保证说，陆军总部是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他们却受到了希特勒命令的限制，不敢决定攻势重点究应放在何处。  
（未完）

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并不知道陆军总司令是否已经向希特勒提出了我们的建议。不过似乎他是并未如此做过的，因为我从最高统帅部作战处中的胡辛格中校方面得知，自从11月5日以来，勃劳希契即始终不曾接近过希特勒。  
　　在新年的时候，希特勒的气象专家又开始活跃了。这种晴朗冻冰的天气，固然可以使空军从事于行动，可是寒冷的天气对于装甲兵的行动却是并不有利的——尤其是艾弗尔和阿登地区都已为积雪所盖满。可是不管怎样，希特勒却还是发出了代字命令，要部队分别进入最后的集结地区。  
　　我们并未因此而受到阻吓，在1月12日，又送了一个备忘录与陆军总部。其标题为“西方的攻势”，又还是重弹老调，说明有以最后胜利为目标之必要。虽然在那一个特殊的时间上，是已经无考虑改变作战计划。但我们感觉到一旦实际战争已经开始以后，我们的观念仍有受到考虑的机会。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发动攻势的命令，过去是曾经一再的被中途打消，所以这次也还有如此的希望，于是我们就还有时间来得及要求作根本性的改变。  
　　不过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则我们必须要设法取消一直使我们的计划未被采纳的主要障碍物。这个障碍物在那里呢？依照陆军总部所告诉我们的内幕，则它就是希特勒本人。陆军总部虽经一再强调表示，虽然他们大致是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可是希特勒的命令却是主张在作战尚未开始之前，决不先确定攻势的焦点。但是陆军总部事实上是否曾将我们的计划，向希特勒转呈呢？因为这是与他们自己的计划完全不同的。因为希特勒与陆军总部的首长，截至目前为止，都并未认真考虑到在西战场上有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所以若是能够直接把我们的计划送给他看，则很可能会使他回心转意。  
　　为了一劳永逸起见，在备忘录之外又付上了伦德斯特上将的一封私函，其中最后一段如下：  
　　现在集团军群既已知道元首及最高统帅对于作战保有全盘的控制权，并保留着决定重点位置的权利(换言之，即陆军总部并无自由作下其自己的作战性决定)，所以我要求将这个备忘录直接呈请元首核夺。  

　　这个要求是我所建议，但是伦德斯特却毫不迟疑的签字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不合于德国军事传统惯例的，因为只有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才有资格向最高统帅直接提出建议。  
　　不过，假使陆军总部真正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则并无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采取我们的作战计划，并且由其主动的向希特勒提出。若是这一炮打响了，则可以有机会使希特勒对陆军总部产生良好的印象，而恢复其在有关陆上作战方面的一切最后权威。若能这样，则任何人也许都不会比我个人更感到高兴。因为我也是陆军总部中的旧人，在费里特希上将和贝克将军分任首长的时候，我是首席参谋次长，一心就只是想使陆军总部的地位提高。(注：我们在集团军群总部中的人员，从来就不曾想向外公开发表，说我们是这种新计划的创造者。事实上，直到战后，伦德斯特及布鲁门提特与利德尔-哈特谈话之后，这个内幕才为世人所知晓。)  
　　假使相反，陆军总部是早已曾经向希特勒据理力争过而未获成功。那么因为希特勒一向对于伦德斯特上将的意见是很尊重的，所以此时若能把伦德斯特署名的计划再呈上去，则对于陆军总部的地位又一定可以产生相当的增强作用。  
　　也许还有机会说服希特勒。照陆军总部所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就是使我们政策不能实现的主要障碍物。对于这个备忘录，我们所获得的答复又是令人失望的。它说我们认为陆军总部只想追求有限的目标，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它又表示可能把更多的兵力拨配给A集团军群，但其实际的时机却应由陆军总司令来决定。所以，它认为没有把我们的备忘录呈给希特勒之必要，并且确实向我们保证，陆军总司令是同意于我们的意见。  
　　尽管陆军总司令说保证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事实上，我们却可以明显的看清楚，他是并不愿意向希特勒提出照我们的建议，来对于作战计划作一个根本性的修改。反过来说，原有的作战计划仍继续有效。在比利时境内的战果，还是要想用B集团军群的正面挺进来加以决定，至少在攻势的第一个阶段中，主力仍然还是集中在那一方面。  
　　 A集团军群仍然还是担负着掩护作战的责任。它的任务也并未曾作任何的扩大。至于以后攻势重点的移动，就还是要根据作战的进展来决定。A集团军群并未获得其所需要的装甲兵力，照我们的计划，必须从一开始作战时就由我们指挥，才会有在比利时南部获得奇袭成功，和向索姆河口方向迂回敌后的希望。同时A集团军群也不一定能享有另外再增加一个集团军的安全，为了掩护我们的攻势，和阻止敌人的反击，这也是必需的。  
　　好像是不知不觉的，德国和同盟国的高级统帅部都认为在比利时北部正面冲突是比较安全，而不愿意采取冒险的行动。在德国方面为不愿采取A集团军群的计划。在盟军方面为未能避免在比利时交战，而集中全力以来打击德军的南侧面。  
　　此时又发生了一个事件，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足以促使德国当局对于其作战计划作根本上的改变，而采取了A集团军群的建议。  
　　第7空降师的作战科长意外的迫降在比利时的境内，于是使第1空军集团军的作战命令中至少有一部分落入了比利时人的手中。于是应该假定西方国家，透过比利时的关系，是可以知道德国现有作战计划的内容了。  
　　事实上，这个不幸事件却并不曾使作战计划发生任何的改变，虽然也许在以后足以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更易于接受A集团军群的建议。因为1月25日，在拜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曾经举行过一个指挥官会议，AB两集团军群和所属各集团军的指挥官都曾参加。那距离这个不幸事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时日，可是陆军总部的基本态度还是未有任何的改变。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任务都大致还是像过去一样。B集团军群的任务略有扩大，第18集团军现在改为应占领荷兰全境，而不仅只是所谓“荷兰要塞”以外的地区。至于A集团军群方面，则一切都照旧。虽然我们设法使第2集团军部移到了我们的地区之内，但它也还是像第14装甲军一样，仍由陆军总部节制。尽管我奉我的指挥官的指示，曾经说明专把第19装甲军一个军从阿登地区中推进，是不一定能保证我们在色当获得成功，因为敌人在马斯河上现在是已经集结了相当强大的兵力(法国第2集团军)。可是勃劳希契却还是拒绝把它们交给我们指挥。由此可以证明高级当局的决心并无改变，仍然还是要想等到作战已经进行之后，才再来移动重点。它同时也证明作战命令在比利时的丧失，并不曾改变高级当局的决心。  
　　虽然如此，五天之后根据我们在当时所获得的情报，A集团军群又向陆军总部提出了新的一个备忘录。我们指明，今后可能有强大的法军兵力——尤其是机械化单位——会投入比利时南部。在这种环境之中，是决不可能希望第19装甲军的单独力量，足以克服这支敌军或强渡马斯河。  
　　 2月7日，我们在科布仑兹又举行了一次沙盘演习，从这次演习上也可以明白表示出来，若单独使用第19军是大有疑问的。哈尔德将军也出席参观这一次演习，我感觉到他至少最后也已经开始承认我们立场是正确的。  
　　正当此时，我自己的命砸汛发生了一个突变。1月27日，我接获通知说我已被任命为第38军的军长，其军部是正要在国内地区中开始成立。伦德斯特上将告诉我，在1月25日那次会议中，陆军总司令早已把这个决定秘密的告诉他了。其理由是说，现在，一成立任何新的军部，就必须轮到我去接充军长，因为比我资浅的莱因哈特将军(Gen. Reinharht)同时也要升任军长了。从正常的人事程序上来看，这种办法固然是并无错误，但正当大攻势即将发动的前夕，却突然调动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则似乎是很奇怪的。事实上，那些人事问题的考虑可能都是一种借口，毫无疑问的，陆军总部对于我这样一再的与他们顶撞，实在是感到厌烦，所以只想找一个机会把我这个厌物送走。  
　　在上述的沙盘演习结束之后(那还是由我主持的)，伦德斯特上将就当着所有出席人员的面，向我致谢，表扬我在参谋长任内的功绩。他在这种场合中的措词，是足以深切反映出来那个伟大指挥官的一切慈爱和侠义的风度。此外使我更感到满足的，是我们集团军群中的两位集团军司令，布西将军和李斯特将军还有古德里安将军，对于我的离去也都表示真诚的悲哀和同情。  
　　 9月9日，我离开科布仑兹前往李格尼兹。  
　　我所信任的同僚，布鲁门提特上校和垂斯考中校，却并不因为我的离去，而就放弃了这个斗争。他们仍然继续努力下去。  
　　我相信，那可能是垂斯考的努力，才说服了他的朋友，希孟德(希特勒的侍卫长)，为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得以当面把我们的意见向希特勒陈述。  
　　 2月17日，我奉召往柏林，以新任命的军长身份向希特勒报告。一同召见的还有其他的军长，在赐宴的时候，照例也都是希特勒一个人说话，大家不过随声附和而已。他表现出对于技术发明方面具有惊人的知识。  
　　当我们在宴会结束起身告退时，希特勒就命令我随他往他的书房中去，在那里他请我把如何执行西线攻势的个人见解讲述给他听。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或是明了到了何种程度。但无论如何，我却发现他了解得非常的快，并且完全同意于我所说的一切。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就立即把其内容写了一个节略送给A集团军群总部参考：  
　　当1940年2月17日。以第38军军长身份向元首报告时，前集团军群参谋长获得了一个机会，把本集团军群对与西线作战的意见，曾向元首直接陈述。他的说明内容如下：  

　　 (一)攻势的目标应为在陆上获致决定性的结果。对于现有作战命令中所规定的有限目标——即在比利时境内尽可能击败敌军的最大单位和占领海峡海岸之一部分——而言，这种政治性和军事性的赌注是未免太高。在陆上的最后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  

　　所以这个作战的目标应该是在法国赢得一种最后的决定，并击毁法国的抵抗。  

　　 (二)这就必须修改现有的作战命令，要求绝对的从一开始起，就把攻击重点摆在左翼方面，即为A集团军群；它不可以再留在B集团军群方面或是暂时不加以确定。在现有的安排之下，最好的成就也不过是当英法盟军向比利时前进时，即对其作正面的攻击，并且使他们退向索姆河上，到了那里作战即可能会发生停顿。  

　　假使若把主攻之点移到南面的A集团军群方面，则其任务即为冲过比利时和马斯河并向索姆河下流的方向上挺进。那么预计在比利时北部出现的强大敌军，当受到B集团军群正面攻击，被迫后退时，同时其后方也将被切断，而将遭到全面的毁灭。这只有当A集团军群迅速冲到索姆河下流时，然后才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应该是战役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将为用一个强力的右面钩击，包围全部的法军。  

　　 (三)要达成这个任务，A集团军群应含有3个集团军。所以另外一个集团军应加入在其北侧面上。  

　　最北面的一个集团军(第2集团军)的任务为越过马斯河，直趋索姆河下流，以切断在比利时北部境内敌军的退路。在其南面，另一个集团军(第12集团军)应在色当两侧渡过马斯河，然后转向西南方，以便用攻击方式，粉碎法军在马斯河以西的反攻企图。  

　　第三个集团军(第16集团军)，最初的任务为在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掩护整个作战的南侧面。  

　　空军应尽量提早击碎法军的集中，因为假使法军还要作任何的企图，则一定就是要想在马斯河的两侧，作大规模的反攻，可能会延展到莫斯里河上为止。  

　　 (四)若专凭第19装甲军的兵力以来在色当强渡马斯河，那好象是只用一半的力量来作战。假使敌军在比利时南部，用强大的摩托化兵力来迎击我们，则这一个军的兵力是太单薄，不足以迅速击碎敌军，并一直冲过马斯河一线。反之，假使敌人仅用其现有的强大兵力，扼守马斯河一线，则该军也同样无力单独渡河。  

　　假使我们准备使用摩托化兵力来作开路先锋，则至少应用两个军同时在查理维里(Charleville)和色当渡过马斯河。此外第4集团军的装甲兵力也应独立的在古费特(Givet)渡河。所以第14军从一开始时起，就应与古德里安军并肩前进，决不可以等候未来的发展才再决定它应该用在那一方面。  

　　元首对于上述的意见，完全表示同意。不久之后，就会有新的作战命令发布。  

　　可惜，这个新的作战命令已经不再经过我的手中。我只知道2月20日，希特勒命令颁发它。它的内容大致是与我长期苦斗的要求相符合。其要点如下：  
　　 (一)两个装甲军(古德里安将军所率领的第19军，和魏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所率领的第14军)领导前进，应在查理维里与色当之间，渡过马斯河一线。他们由一个新成立的“装甲集团军”(Panzer Group)来指挥，司令为克莱斯特将军(Gen. V. Kleist)。  
　　 (二)原属B集团军群的第4集团军改属A集团军群，并配以所要求的兵力。现在当第16集团军已经向南旋转时，所以有了空间，可以把该集团军立即插入A集团军群的界内。  
　　 (三)原属B集团军群的第4集团军，也改由A集团军群指挥，以使后者在向索姆河的前进中，可以获得必要的调度。(至少以后在前进过程中，A集团军群是常常调动这个集团军最南端的军，以进展其边界。)  
　　依照这个新命令，陆军总部是已经暗中完全接受了A集团军群的观点。作战的重点是已经完全移到了南翼方面。同时B集团军群仍留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共为3个集团军，足以达成其在比利时北部和荷兰境内的任务。  
　　 A集团军群现在就可以冲出阿登，越过马斯河，直达索姆河下流，以奇袭敌人。这样可以阻止在比利时境内作战的敌军退过该河。它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应付任何指向德军攻势南侧面上的巨大反击。  
　　关于1940年5月间，德军突击作战的执行方面，我只拟作下述的评论：  
　　应该感谢德国部队的优秀素质，尤其是装甲单位，结果B集团军群的攻击所获得的成功，是远比所料想的要更具有决定性。因为比利时的要塞颇为坚强，而且他们又被迫只能作正面的攻击，所以这种成就是很难能可贵的。  
　　尽管如此，盟军之所以在比利时北部一败涂地的真正决定性原因，却还是受到了奇袭。A集团军群从阿登突出，越过了马斯河，直达到了海峡海岸。除了伦德斯特上将的卓越领导之外，我认为，这个成功主要的应归功于古德里安将军，他把集团军群的作战原则变成了实际的行动。  
　　在比利时北部的成功，并不如理想中那样完全，依照邱吉尔所报导的数字，从敦克尔克撤出的敌军总数共为338,226人，其中2,176人为法军，尽管他们把一切的重兵器装备都丢光了。盟军之所以能够撤出的主因，是由于希特勒曾经两次命令我方装甲部队的停进——一次是在前进的途中，另一次则在敦克尔克的郊外。  
　　对于后述的命令，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理由，但其真正的效果却无异于是在海峡上架了一道金桥，以来帮助英军的撤退。第一个原因为希特勒希望保留着德国的装甲兵力。以供法国战役第二幕的使用，就这一方面据说，凯特尔曾经告诉希特勒在敦克尔克附近的地形是不适宜于使用坦克的。第二个原因为戈林曾经向希特勒保证，空军即足以独力阻止敌军逃出敦克尔克。戈林是死要面子，而且极爱吹牛，所以我相信他很可能说过这些话。从军事的观点上来看，上述的两种辩论都是错误的。依照希特勒与伦德斯特之间的谈话，第三个理由是说希特勒故意让英国人逃走，因为他相信这样可以增进与英国人之间的谅解。  
　　不管这个答案是怎样，敦克尔恳汛是希特勒所犯的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错误。它影响了其对不列颠的入侵企图，并使英国人以后在非洲和意大利能够继续作战。  
　　尽管希特勒接受了A集团军群的观念，从阿登冲出，切断在比利时北部的敌军，直起海岸并达到敦克尔克的门外为止，但是他却并未完全采纳其另一个观念，即同时为第二阶段建立一个起点。所以德国统帅部为了掩护A集团军群机械化单位的前进，并防止敌军在马斯河两岸上的反攻起见，只留下一连串的兵力构成了一道防线。显然的，它是认为用立即向南对马斯河以西地区发动攻击，一劳永逸的撕开敌人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的正面，以来阻止敌人反攻的手段是未免太过份冒险了。  
　　从以后在俄国战役中的经验上看来，希特勒对于作战问题是的确具有某种天才，但他却缺乏一个军事指挥官所需要的彻底训练。这种训练使后者在一个作战的过程中，敢于接受相当的冒险，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控制它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希特勒宁愿采取防御行动的安全解决，而不愿接受A集团军群所建议的较果敢的方法。这对于希特勒而言，只可以说是运气太好，因为敌人并未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反攻，虽然事实上，后者是很易于集中50个师左右的兵力，在马斯河的两侧发动一个反攻。即使暂时放弃在荷比两国要塞地区以外的一切东西，也都是不要紧的。  
　　所以，在德军攻势的第一幕完成之后，双方又再度沿着一条连续的正面上互相对峙着，这条战线沿着马奇诺防线到卡里格南(Carignan)，然后再沿着埃纳河和下索姆河走。德军的第一个任务又是要再度突破这一道正面。所以在德军攻势的第二阶段中，为什么能使敌军如此迅速全面崩溃的主因是一共有两个：(一)由于在比利时北部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所以已无适当的人力以来据守其从瑞士边界直到海岸为止的绵长战线。(二)法军的士气早已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而且更没有任何部队可以敌得上德国装甲部队的素质。假使盟军统帅的行动是像A集团军群总部所想像的，则他应决定在马斯河的两侧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依照A集团军群的计划，是应该乘着敌军尚在集结阶段时，即先加以击碎，假使B集团军群，同时在围歼了比利时北部的敌军之后，也在下索姆河之上，向前旋转照施里芬计划的典型，包围其余的法军，则我们可以在马奇诺防线的后方，以反正面一战而把敌军全部解决。  
　　事实上，除烈衙英军从敦克尔克逃走了以外，我们在法国战场上还算是终于已经赢得了一次卓越的胜利。因此上述的分析也似乎是多余的。不过其唯一的重要性，也许即可证明，即使敌人能有较大的活力和较好的判断，这个“新”计划也还是照样能够赢得这次战役——不过在第一个阶段中，在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也许将遭遇到紧急的场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2-27 18:18:42编辑过]

向罗讷河的突击前进  
　　在西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中，命运支配着我，使我几乎完全是居于旁观者的地位上。但在第二阶段中，却至少使我有获得一次充任大部队指挥官的经验。  
　　我们虽一再企图说服上级，允许我们在敌人组成一条完整防线之前，先发制人的渡过索姆河，但却毫无结果。现在在六月初，我们就开始准备计划中的攻击，那是第四集团军预定要在6月5日发动的。

图5 第38军从索姆河向罗讷河的前进  
　　在艾贝维里两侧的地区，现在由第2军接管，军长为布罗克多夫伯爵(Gen. Count Brockdorff)。在该军与第38军之间，又夹着预定在艾里(Ailly)插入的第15装甲军，军长为霍斯将军(Gen. Hoth)。亚眠桥头阵地，包括第九装甲师在内，仍由第14装甲军接管(军长温特夏将军)，同时并改由另外一个集团军指挥。所以第38军负责的仅为皮克格尼(Picquigny)两侧各三十英里的地区。在第一线上它共有两个师，右面为苏台德(Sudeten)的第46步兵师，师长为哈斯少将(Maj-Gen. V. Hase)，左面为希萃本的第27步兵师，师长为布格曼中将(Lt-Gen. Bergmann)。伐里亚的第6步兵师，师长为比格里本少将(Maj-Gen Biegeleben)，则留充预备队。等到领先的两个师已经渡河之后，才用来完成突破的任务。  
　　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高地是逐渐向索姆河的河岸上趋于平缓，而且也无森林可供有效的掩蔽，反之在南岸上，地形却变得险陡起来，足以使敌人对于我方的跃出阵地，获得充分的观察机会。不过河谷的实际宽度仅为几百码，由于在水边有许多厚密的植物，足以掩蔽着双方的前线。在南岸上，仍在河谷之内，有几个村落，较著名的为布莱里(Breilly)、艾里和皮克克尼，敌人似乎都已经用重兵加以据守。像多数的法国村落一样，它们的巨型的房屋和坚厚的墙壁，足以为任何防御者提供优良的据点。在敌人防区的后方，直到南岸陡坡后面的高地上为止，又还有许多的村落和一些相当大型的森林，可以被敌人用来当作抵抗中心或掩蔽他的炮兵。  
　　我这个军面对着两个法国师——一个是黑人的殖民地师，另一个为阿尔萨斯的第13师。情报指明敌人的炮兵在数量上决不比我方弱，甚至于可能更强。根据地形和兵力的比例来判断，我认为只有利用奇袭，我们的攻击才有最大的成功希望。所以我们的炮兵奉命保持着完全的沉默，直到突击已经开始发动时，才准射击。于是以后才用最大的火力，猛射南岸和河谷中的村落，以求消灭敌军对于我军实际渡河时的一切抵抗。  
　　我方两个师的步兵都已在攻击的前夜，进入了河边丛林之中，并携带着一切渡河的工具。他们的任务为在拂晓时，用奇袭的方式渡过索姆河，并绕过那些村落前进。  
　　六月五日拂晓时，我军沿着全线渡河，使敌人受到了完全的奇袭，顺利的成功了。不过在山坡上和村落中，敌人却开始展开了激烈的抵抗。  
　　敌人的战斗颇为英勇，黑人具有一种嗜杀的天性，而且也轻视生命，阿尔萨斯人也是以勇敢善战著称，在第一次大战中他们曾经为德国提供了许多的优良战士。在这次战斗中把这些德国青年当作敌人看待，实在是一种真正的悲剧。以后当我与俘虏们谈话时，有许多人告诉我，他们的父亲曾经在德国防军中或海军中服过役，并且引以为荣。我也还记得在第3近卫步集团军中服役时，曾亲自训练过阿尔萨斯部队，其中多数是极优秀的军人。  
　　我的军部指挥所设在一个距离前线很近的小丛林中，从那里监视着攻击的发动。当我们对于渡河的大致成功已经很满意后，我就坐上了我的车前进。现在争夺控制高地和河边村落的战斗已经开始。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惊异，就是敌方的炮兵是相当的不活跃，与我们所已经证实的炮兵连个数简直不成比例。很明显的法军的炮兵还是具有太多的马奇诺心理。他们的射击很难适应环境，其集中火力的速度完全赶不上运动战所要求的标准。此外，他们的前进观察技术的发展程度也赶不上我们，其在这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也不能与我方观察营的素质相提并论。而且1918年的胜利也使他们过分的自满，而不再求进步。无论如何对于我们而言，却是一个愉快的奇袭，因为敌人的炮兵效力还比不上在第一次大战中静态条件之下所遭遇到的。  
　　虽然我自己的渡河行动相当冒险，因为刚刚建好的便桥还是位于敌方炮兵的射程之内。尽管如此，我还是平安的渡过，一直达到第27师的第63步集团军的位置。该团正由其卓越的团长，格莱勒上校(Col. Greiner)领导，已经攻占了对面的高地——不过损失却很重大。最使我感到敬佩的，是一些伤兵的英勇，他们必须留在死地上等候车辆，在这个最初阶段中无法将他们后送。以后我又回到索姆河上，经过另一个渡口，前往该师的第40步集团军方向，它构成了本军的左翼。它在纽里(Neuilly)森林的前面被钉住了，这个森林大部分是属于第14装甲军的邻近地区，而且还在敌人坚守之中。在这里，我担心也已经受到了相当巨大的损失，因为在其后方的艾里村仍在敌人的手中，使该团位于敌火下。尽管如此，控制着河谷的高地已经被攻占了。  
　　在右方，第46步兵师已经顺利渡河，现在正占领着对面的高地。所以对于第一天的战果应该感到满意，尽管河边村落的争夺战一直打到深夜才停止。  
　　至于在本军的两侧，第15装甲军已经渡过了索姆河，但却好久不能前进，因为敌军还在坚守着一个叫作艾莱尼斯(Arraines)的大型村落，阻塞了装甲车辆所必不可少的道路。  
　　左面的第14装甲师，在一个准备性的炮击后，才从亚眠的桥头阵地中出击，因为受到了敌方雷阵的阻碍，也似乎已经滞留不进了。因此，它奉命向南进攻，结果使我们在以后的前进，就再也没有与它接触了。  
　　 6月5日的攻击使我们在索姆河的南岸上，已经获得这样大的空间，所以在夜间就可以把第一批炮兵送过河去了。不过，敌人是否已经认输，还是会退后一步再继续作顽强的抵抗，那却是很难断定的。在这种情况之中，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却完全缺乏情报。关于敌人的位置与意图，已经掩上了一层不能确定的疑云——这也是战争中经常存在着的因素。在这种时机中，若是过分的匆忙，即足以引起严重的挫败；反之若是延误了几个小时，则又足以让敌人建立一个新正面，而使我们在下一个回合中受到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野战指挥官的态度若是坐候正确情报的来到，再采取行动，那么也就很少有希望获得战神的恩赐。所以在6月6日的清晨，我就赶往第46师的指挥所，此时它已经移到了该河的南岸。因为经过了一天的苦战，我发现每个人都还熟睡着。我向他们指明立即开始追击的必要，因为该师似乎已经不再与敌人有直接的接触了。我与师部人员一同前往该师的前进地区，发现第42团正在等候命令，尽管其正面上的战斗实际上已经停止，我命令他们立即前进。接着我去视察本军的右翼的一个团。虽然事实上它已经准备前进，但却还正在想等候炮兵对于其前方的柯西(Coisy)村落和附近高地森林的攻击效力显示之后，再开始行动。当我感觉到这个村落、高地和森林都可能已经没有敌人占领时，于是就命令了该团团长立即采取宽广正面前进。但却应把兵力分为疏开良好的小群。假使这些地点仍在敌人据守之中，则他们就一定会自动暴露出来，于是做好准备的炮兵，就可以立即将其击毁。而且当该团若照我所命令的方式前进，则不必害怕会遭到严重的损失。这位团长对于我的情况研判似乎是显明的表示怀疑，所以我自己坐上我的指挥车领先前进。当我们进入柯西村时，发现道路为一个栅栏所阻塞着，但却无人防守。从村落的里面还可以听到偶然的枪声。很显明的是散兵游勇们所发射的。经过了简短的观察之后，我们就把车子开入村内，发现敌人的确已经撤退，此外高地和附近森林的前边也是一样的。获得这些情报之后，我又驶返该团，告诉他们现在前进，并暗示他们今后应自己进行侦察的工作。虽然一位军长不应该亲自去担负巡逻搜索的任务，不过我却觉得在此种环境中有以身作则的必要，尤其是战斗部队对我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我却深信追击的效力，主要赖于指挥官的主动精神。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副官，希维德勒中尉(Lt. V. Schwerdtner)和年轻的驾驶员，拉吉尔中士(Sergeant Nagel)，对于这次意想不到的侦察旅行非常欣赏。  
　　下午我又去视察第27师的两个团攻击赛斯蒙特(Saisemont)村。我偶然在最前线上与一位连长谈话。当他把情况向我报告了以后，就要求我把大地图展开，把一般的情况解释给他听。等到满足了他的求知欲之后，我才返回军部，还带了一个伤兵一同回来，他对于我的情况讲解也同样的极感幸绚。很侥幸的，这个回程却很短，因为我的指挥所在此时已经移到了前线附近的一个小森林中。  
　　 6月7日，已经在前一天渡河的第6师也在本军的极右端投入了战斗。这些顽强的西伐里亚人，一向都是极优秀的斗士，表现出可佩的精神。当我在下午去视察该师时，发现潘克斯(Poix)地区的险陡洼地(对于敌人是极有用的掩护)早已被攻占。潘克斯小镇也已落入我们的手中，这个团正在忙于攻击这个地区远端的一个村落。虽然如此，潘克斯和其附近的道路却仍在敌方远程炮兵的威胁之下，情形相当的不愉快。有一位弹药车的驾驶兵发现他自己为炮火所阻止时，就赶紧躲在车底下，却忘记车上面装的是炮弹！这是使大家感到精神略为轻松的一件笑话。  
　　那天下午我去视察第46师的一个团，它被钉在潘克斯地区的前方。不过到了黄昏时，与重兵器和炮兵取得了必要的连络之后，它又继续前进了。  
　　第27师本来是战斗的主力，现在可以改调为第二线，因为追击毫无疑问已在顺利进行。该师在本军左侧面上的位置，改用刚拨来的第1骑兵师接替。  
　　 6月8日仍继续追击，仍由西伐里亚部队决定其步调。第46师报告发现了敌军一百辆坦克的集中地，于是俯冲轰炸机立即奉命向其攻击。可惜的是该师并未利用这个机会把坦克俘获。他们都逃走了，若是采取迅速的行动则可以将其一网打尽。  
　　 7、8两日的战斗经过使军部获得了一个印象，认为这些顽强的敌人现在所能做到的，就只不过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抵抗而已。但还可以假定他还会尽量的收集兵力，使其安全的退过赛纳河的下流。到了那里，若是可能获得预备队的协助，则又将企图再行挺身而斗了。所以就本军而言，一切的成败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迅速的冲过赛纳河，而不让敌人有时间或机会以来重组一道防线。所以虽然在6月8日的夜间，本军距离赛纳河岸还大约有45英里，但是我却命令领先各师，在明天一天之内，要把它们的摩托化矛头，不仅推进到河岸上，而且还要实际上渡过该河。步兵的主力和马拖的炮兵也都应尽可能的用其最高速度跟进，预定他们在6月9日也能达到赛纳河上。第6师的目标为李斯安德里斯(Les Andeleys)的渡口，第46师的目标则为费尔仑(Vernon)的渡口。  
　　这些部队在过去4天里，一直是且战且进，从未停息，所以这对于他们实在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级指挥官对于他的部下必须作最严格的要求，这样才能使他的部队在以后免于更艰苦的战斗和受到严重的损失。  
　　而且全盘的作战情况也要求有采取迅速行动的必要。直到此时为止，法军似乎已经决心防御巴黎。在这个城防体系中，从奥塞河起到该城极北面马恩河为止，都已经驻有强大的敌军。假使我们能在巴黎的下游渡过赛纳河，则该城的防御就好像是断了铰链，敌军必须赶紧撤出该城，否则就有被切断的危险。  
　　所以本军的情况注定了要向部队作最高度的要求。它要求所有各级指挥官表现出来最大限度的主动精神，并在行动中应使用最高的速度。像这样有利的机会是应该用双手去抓着的。  
　　在6月9日这一整天中，从清晨到深夜，我一直都在路上奔跑着，以催促本军领先各师达到其所指定的目标。尽管我们的步兵已经够辛苦，但是他们却极兴奋的以最大限度的耐力，冲向他们的目标——赛纳河。这种现象实在使人感到愉快。  
　　自然的是难免有些摩擦发生，虽然在第6师方面，一切似乎都极为顺利。在清早的时候，我会晤了两个师长，然后前往视察第46师。当大约在正午时，我达到第6师在李斯安德里斯的渡河点，发现其搜索营早已到达了河岸上，其师部人员也已经在准备渡河工作，预定在下午执行。不幸的，当搜索部队到达时，河上的桥梁已经被炸断。在对岸高岩上，风景如画的李斯安德里斯小镇正在起火焚烧，那是一次俯冲轰炸机空袭的结果。它无异于事先通知敌人说，我们就要来了，实在并非我们所理想的。  
　　在第46师方面却发生了一两件困难的事情。第一点，它的行动比预定的时间要迟了3个小时。等到我视察了第6师之后，再回到这方向来时，发现该师与其搜索营已经完全丧失了接触，而后者不管它已经到了那里，但却可以断定决不像第6师的搜索营，已经达到烈腰纳河边。我只好指示该师师长在本日黄昏时，应和我在费尔仑(他的渡河点)碰头，并且还补充了一句话，他至少要携带着他那走失了的搜索营一起。  
　　于是我又回到李斯安德里斯，发现第6师已经正在分三个点渡河，而且只面对着极微弱的抵抗。步兵和马拖的炮兵也都已经拼命的准时赶到烈腰纳河边。  
　　下午7时我回到了费尔仑，发现第46师师长和他的搜索营已经到达了。不幸的，敌人又来得及毁坏桥梁。因为南岸上的敌军发射出了猛烈的机枪火力，所以我指示搜索部队应在黑暗掩蔽下再前进。  
　　在这种混乱的追逐中，我无法照我的预想来使用第1骑兵师——此时它已经达到了本军的地区中。它的位置还是太落后，而且集团军部把该师拨交我们指挥，事先又还有一个条件，即我只准把它用在奥塞河上，以掩护集团军的左侧面，并应付从巴黎方面来的任何威胁。同时该师虽然还远在后方，但却报告说已经受到了敌方强大装甲兵力的攻击。这很明显的就是从第46师手中溜走的坦克，现在却又正在威胁我们延伸得太长的侧面。  
　　略为睡了一觉之后，6月10日的清晨我又回到费尔仑，得知第46师的先头单位也已经渡过了该河。所以第38军是第一个在赛纳河南岸上建立了稳定立足点的部队。部队对于他们已经完成的追击，实在是有一切足以值得骄傲的理由。而我个人所更感到愉快的，是这个迅速的行动可能已经使本军在渡过赛纳河时，得免于一场苦战。  
　　不过，第38军的地位却并不安全。它孤立的站在赛纳河的南岸上。其右面的第15装甲军直到6月10日，尚未能达到赛纳河上，以后又转向李哈费里(Le Havre)前进。第2军还落后很远。在左侧面上，巴黎是一个大问号，在那里可能隐藏着任何数量的敌军。此外，第38军还需要2天的时间，才能把全部兵力送过河去。在李斯安德里斯和费尔仑的两座浮桥，一再受到英国空军的攻击，在费尔仑的那一座的确一度被炸断了。假使敌方指挥官在这一翼上，还有可以运用的预备队，则孤立在该河南岸上的第38军就必然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未完）

当攻势开始时，第4集团军司令克鲁格上将，曾经告诉我，陆军总部给他指定的作战目标，即为“在赛纳河南岸上获得桥头阵地”。即使最高统帅的目标，不是想依照施里芬计划的路线，用强大的北翼绕过巴黎的西面，以决定法国战役中第二阶段的胜负，而是想集中装甲兵力，从西南向巴黎的东面实行突击；可是这个分配给第四集团军的任务，似乎还是极不妥当。因为那会把向巴黎东面的突击当作是决定性行动，而把C集团军群对马奇诺防线的突破攻击，和B集团军群向赛纳河下流的前进，当作次要的行动，可是我们却仍有保持着主动的必要。A集团军群要到6月9日才能开始其渡过埃纳河的进攻，而且它是否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同时，我们应假定敌人对于施里芬计划是认识有素，所以他不会忽视我们有渡过赛纳河下流，作大迂回运动的可能性，因此他也可能采取自己的对抗措施。这使我们更有理由在德军的右翼上保持主动，而不让敌人在任何时间在这一方向作防御或反攻的部署。所以照我看，假使第4集团军的战略任务使我们有理由必须向赛纳河以南继续进攻，则第38军若坐在一个桥头阵地中，等候敌人集中(可能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那才真是一种错误。  
　　所以我要求集团军部允许等到我的军炮兵一渡过赛纳河，就立即向南进攻，而不再株守这个桥头阵地，此时我们已经把它扩展到了欧里(Eure)河上。为了慎重起见，第20步兵师也已经奉命进到该河的南岸上。此外，在6月11日，我又要求集团军部批准把第1骑兵师，从其在奥塞河上的位置上，推进到赛纳河的南岸上来，在这一天中，该师对于上述的敌方装甲兵也已经获得了一个漂亮的胜利。在这种环境中，我发现这是非常自然的，应用我们所有的这一个骑兵师，当作追击的矛头。我的意图是尽量提早用它来阻塞通到巴黎的铁路和公路。  
　　不幸得很，我的建议却又为集团军部所批驳，因为它要首先等候上级的指示。所以第1骑兵师脱离了我的指挥，改由在第二线前进的第1军指挥，奉命仍继续监视奥塞河上的侧面，无论如何，总还是留在赛纳河以北。我感到十分的遗憾，这个精锐的师未能有机会发挥其特长而大显身手。  
　　 6月11日发生了两件事情，都足以证实我的要求是正确的。第6师的第58步集团军击落了敌方的一个驾驶员，发现他身上所带的文件，指出敌人已经下令作全面的撤退。其次，第46师报告，它正受着敌方坦克的强烈攻击——这表示敌人已经发现我们在河南的地位并感到很不舒服。我们如再消极下去，只会帮助敌人改善处境。  
　　同一天夜间，第46师也击退这个攻击，损失很可观。次日清晨，该师又报告在其正面上的敌人准备再行攻击(估计坦克为110辆)，并要求紧急援助。我就主动的决定用我所有的三个师发动攻击。这个命令刚刚发出之后，集团军司令本人来了。他虽然同意我的决定，但因为陆军总部尚无新的作战命令来到，所以他还只能坚持他的立场。他所感到焦急的，是我可能会不顾一切的命令我的军向前挺进。所以他严格的命令这个攻击应绝对不准越过埃鲁克斯-帕赛(Evreux-Pacy)一线，为了保险起见，在同一天夜间他把集团军的命令又重述了一遍。  
　　当左翼方面的第27师在攻击中已有良好进展时，右翼的第46师却报告说，因为在南岸上，没有足够的炮兵、弹药和口粮，所以迄今还未能发动攻击。尽管如此，它却也已经击退了敌军的装甲攻击——不过敌方坦克的数量被证实不过50-60辆而已。  
　　以后几天之内又变成了一个追击的阶段。6月13日，第2军在我们的右面也渡过烈腰纳河。那一天我们在法国著名小说家柯里特(Collette d'Arville)的别墅中过夜。这个建筑物极为精美，户外的游泳池对于我们大家更是恩赐。  
　　 6月14日，陆军总司令来军部视察。我曾经把本军的成就向他提出报告，他虽然很注意，但对于其未来的意图却未作任何透露。  
　　 6月15日，克鲁格上将告诉我，第4集团军的目标现在已经定为李曼斯(Le-Mans)，并且强调说，应不顾两侧的部队一直向前挺进。对于我们而言，我觉得这些话实在是不必要。  
　　 6月16日，本军各师沿着维特-色洛切斯-查特诺夫(Ferte-Senoches-Chataunenf)一线又遭遇到了有组织的抵抗。这些兵力为法国第1、第2、第3三个机械化师的残部，它们在弗兰德之战以后从敦刻尔克逃走，然后又在布列斯特(Brest)再登陆。同时也发现了两个阿尔及利亚(Spahi)旅和一个摩洛哥师的部队番号。到了黄昏，敌军的抵抗已经崩溃。在这里我特别欣赏第6师官兵的英勇。  
　　那一天黄昏时我又接到一个集团军的命令，决定以李曼斯-安格尔斯(Angers)为我们的前进轴线。第1军加入到我们的左面，第46师拨给它指挥。第15装甲军(抽去一个师被派去攻占瑟堡)也应进到下罗讷(Loire)河，并在那里构成桥头阵地。这似乎就是结束了。  
　　 6月17日，法国总理雷诺辞职，贝当元帅奉命组阁。这个老家伙是准备组织新的抵抗呢？还是法国政客们故意想让这位第一次大战中的老将来签订降约呢？  
　　 6月18日，我们又接到了元首的命令，要求对于敌人作无情的追击——这对于我们而言，不是一个新的观念。我们作了一个强行军，有一个团几乎走了50英里，而林德曼中校(Col. Lindemann)的摩托化搜索营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李曼斯以西的某一点。我在波内塔布尔(Bonnetable)的中世纪堡垒中过夜。这一切都是古色古香的，除了我在下文中要说到的罗讷河上的堡垒以外，这可能是我进入法国境内以后，所看到的最动人的建筑物。  
　　 6月19日，我乘车前进了30英里，赶上了林德曼的搜索营，一路没有看见一个德国兵。70年前，我的祖父曾经胜利的进入李曼斯，现在我经过了那个庄严的大教堂。路上我遇见了许多解除了武装的法国部队纷纷向东行军，还有一个已向林德曼投降的整个炮集团军，携带着全部的火炮与车辆。敌人显然是已经瓦解了。尽管如此，我发现林德曼的营在安吉尔斯的美因(Mayenne)河地区中被阻止住了。在对岸上可以发现有敌军的坦克，桥梁也在机枪火力威胁之下。林德曼又用他所仅有的炮兵，一个十坐的摩托化炮兵连，去驱逐敌人，但并无效果。我沿着河岸走到距离桥梁有相当远的最前进位置上，发现除了桥头地区以外，其余的地方都很少有敌军。有一个中队长，显然的是坐在河边等候想看敌军是否会自动放弃桥梁。我建议他从更下流的地方游过河去并且还说如果他愿意，我愿奉陪。这个办法马上发生了效力。不久以后，这整个中队的人员全身赤裸跳入河中，在敌方不注意之下达到了对岸。现在桥梁也已经是我们的了。我一直与这个搜索部队在一起，直到他们在该河彼岸上已经继续前进时，我才返回军指挥所。因为想到只有极少数的敌方坦克与机枪，即足以使这支搜索兵力在美因河上停顿了达8小时之久，所以我派我的资深副官，格拉弗中尉(Lt Graf)再赶回去直接严厉的命令林德曼，在这一夜中必须要渡过罗讷河。一点都不错，格拉弗发现这些部队正拟在该河的北岸停下来休息。他严格的执行命令，于是全营于同一夜间渡过了罗讷河，格拉弗亲自指挥领先的橡皮艇。  
　　在黑夜里，军部听到两个师的搜索部队都已渡过了罗讷河的消息，我就立即赶往前方，当我到达时，发现这个河的宽度实在是很惊人。在西面的渡河点英格拉地斯(Ingrades)有一股强流，两岸之间的距离达600码。高桥有两个圆拱已经被炸毁，中间必须要用浮桥来连结。高低几乎差了30英尺，中间架着极陡的跳板。甚至于一辆指挥车都很难开过去，所以一切重型车辆必须用渡船过河——由于河川的宽广，加上强流和许多沙滩，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在另一个渡河点，查隆内斯(Chalonnes)的情况就比较单纯，因为河川在那里分成烈妖个支流。在北面的两个支流上的桥梁都已经完整的落入我军的手中，所以我们只有160码的宽度要渡过。在这一点上，我亲眼看见了一种不平凡的决斗。在上午所发现在对岸上的法军都还是没有武装的，下午却有重型坦克出现了。我们已经渡河的兵力不能够阻止它们，因为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任何的火炮弄过河去。从查隆内斯的桥上，我看见一门德军的88mm高射炮与一辆法军重型坦克同时在对岸上进入阵地，并同时互相开火射击。很不幸，我们的炮马上被击毁了。但是，我们接着又送来了一门轻型反坦克炮，很巧的一炮就直接命中了敌方这辆32吨重型坦克前方的一个弱点，它立即起火燃烧。  
　　那一天夜间，我移驻查隆内斯附近的色朗特(Serrant)堡垒中。这是一个著名的古迹，其美观壮丽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不用说，我们对于原主人的财产极为尊重，对于一切古画陈设都非常小心的加以爱护。  
　　到了6月22日，第6和第27两个师都已经完全渡过了罗讷河。它们的搜索部队还更向前推进了一段，接受了无数法军部队的投降。  
　　 6月23日，我们才知道在前一天，已经在贡比涅(Compiegne)森林签订了休战协定。法兰西战役已经结束。在军部所颁发的每日命令中，我对于我所指挥的各师深表感谢之意，因为他们具有自我牺牲、勇敢和合作的美德。我特别指出，它们都不曾享受装甲的保护或机械化的推进。在一连串的攻击作战，他们已经完成了300英里的追击。  
　　轮子已经旋转了。从1918年的贡比涅到1940年的贡比涅中间，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今后我们又将向何处去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2-27 18:26:32编辑过]

除此以外，邱吉尔这个人也许具有过份的战士气质。他的心目中所注意的问题就只是战斗和最后的胜利，其视线不曾超过军事目标透入政治的领域。仅仅在几年以后，当俄国人已经进入了巴尔干，邱吉尔才开始注意到此种发展的危险，可是到了此时，他却已经斗不过罗斯福与斯大林的联合势力。  
　　此外，像邱吉尔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忽视俄国对于德国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作用。不过专就战争而论，他却认为这是对于英国有利的。相反，他却从来不曾想到，若是此时与德国妥协言和，则不久两个极权国家就会互相火并。事实上，邱吉尔对于德俄两国的强弱若能作冷静的估计，他就一定会认清这是一个二虎相斗两败俱伤的局势。所以这个局势的结果会自动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成为世界的主宰——姑不说这个斗争足以决定这两个极权统治者的最后命运。  
　　在一个独裁、思想斗争、和“十字军”的时代中，群众的感情被放纵的宣传所操纵，所谓“理性”简直已经不存在。所以对于双方人民和整个欧洲而言，至为不幸的，英德两国终于没有其他的路好走，只好继续打下去。  
　　所以在西线战役结束之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下一步骤的问题的答案还是继续对英国作战。但是由于事实上德国方面并无一个超出了欧陆西战场以外的战争计划，所以也就注定了要产生严重的后果。现在当希特勒考虑入侵英国的计划时(他却并未真正下决心)，一切达到这个目标的实际准备却都没有完成。因此，我们错过了一个立即利用英国弱点的最好机会。现在才开始准备，终于浪费了许多的时间，结果使任何登陆的成功仅仅因为天气的原因都变得大有疑问了。  
　　这个最后的事实，再加上其他的因素(下文中将详述)，终于使希特勒有了理由(或者可以说是借口)放弃其侵英的计划，直接转头去打击俄国。这个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我尚未说明这个决定性改变的理由前，我觉得应首先分析，假使希特勒终于发动对英之战，其成功的机会又有多大？  
　　我们有三种方法可以使用，第一是切断其海上补给线迫使英国人屈膝。因为德国现在已经完全据有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可以用它们来当作空中和潜艇战的基地，所以就这点而言，德国的是比较有利的。  
　　而资源方面却不那么有利。就海军而言，潜艇的数量距离适当的标准还差得太远了，而重型军舰更谈不上，尤其是航空母舰，即使对于潜艇战而言，这些军舰的合作也是必要的。此外，当我们尚未能使英国空军丧失作用之前，英国的反潜防御也还是会较占上风。至于说到空军方面，它的任务应该分为下述三个方面：  
　　 1. 获得制空权，至少应能消灭英国空军参加反潜战的能力。  
　　 2. 瘫痪英国的港口。  
　　 3. 与我方潜艇有效的合作，攻击敌人的船只。  
　　实际上，这些工作也就等于是要压倒英国空军，并毁灭它的生产中心。  
　　不列颠之战足以证明，在1940年德国空军还并无能力达到这个目标。假使在那一年8、9两个月的天气不那样坏，又或是德国不把它的注意力从与英国空军的战斗改变为对伦敦的攻击，结果是否会不同，却是无法断定的事情。  
　　不过总而言之，由于德国的轰炸机数量非常有限，而远程战斗机又极缺乏，所以在1940年的夏季要想迅速压倒英国空军和毁灭生产中心似乎是不可能的。战斗如果单凭物质资源的数量来决定，那么所需时间和力量常会超出原有的估计。若双方多少是势均力敌时，则战斗就只有凭借优越的领导，才能达到速决的目的，而很少是靠实力的对拼。  
　　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战斗。正好像为了保证成功，潜艇舰队必须首先加以扩充一样，对于空军方面也必须要采取相似的步骤。  
　　这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事实，要想用杜黑将军(Gen. Douhet)所想像的“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方法，来迫使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大国屈服，至少就当时而言，那实在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后来盟军对于德国的空中战争也是一样的没有效果。  
　　无论如何，假使一旦决定了要用切断海上交通线的方法迫使英国屈膝，则德国的全部战争潜力就应完全用来生产潜艇和飞机。为了这个目标也就必须裁减陆军，以便把人力转用到工业方面去。  
　　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也就是其危险之所在。谁都不知道俄国人会安静到什么时候。德国若是裁减了它的陆军，并且把其全部空军用来对付英国人，则俄国即使不发动战争也至少要作作政治上的敲诈。  
　　另外一个危险为美国也许不会坐视英国慢慢地被德国绞死，而会有提早出面干涉的可能性。专就空军和海军的战斗而言，他们是可以很快的参加。若是德军实际入侵英国，则他们也许会太迟了。不过尽管如此，若是德国有一个真正的战略性政策，这个行动路线是有成功希望的。当然，我们随时都应提防美俄两国干涉的可能性，而且也必须坚持毁灭英国空军和切断英国补给线这两个主要目标。凡是任何想用对城市的攻击来打击敌方民心士气的企图都只会妨碍获得胜利的机会。  
　　第二个可能击败英国的方法，我可以称之为地中海的争夺。希特勒——甚至可以说包括全体德国军事领袖人物在内——都曾经被人指责为不能跳出“大陆”式思想方式的圈子，从来不曾认清地中海作为不列颠帝国生命线的重要意义。  
　　也许这是事实，希特勒的思想仅以大陆为限度，不过英国若丧失了其在地中海的地位，是否就会被迫放弃战斗；另一方面，地中海地区的征服，对于德国又究竟有些什么后果，似乎都是颇有疑问的。  
　　无疑，地中海的丧失对英国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印度、近东和石油供应所可能产生的效果都将会十分严重。此外这个海的封锁，也足以使英国的粮食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但是这个打击是否会致命呢？照我看是不会的。英国人绕过好望角还是可以与中东和远东取得联系，除非用潜艇和飞机严密封锁英伦三岛，否则这条交通线是切不断的——也就是说仍要用上述的第一种方法。可是第一种方法却可能足以钉住了德国空军的全部资源，而使它无余力来应付地中海方面了！英国人若是丧失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它在埃及及近东的阵地，固然会感到极大的痛苦，但却还绝对不至于致命。而且照英国人的民族性来看，那只会更增强其民族意志而已。英国人是决不会认输的，而只会打得更激烈。说地中海为大英帝国生命线的口号实在是一种谎言。同时英国的各自治领也决不会撤回它们对于英国的支援。  
　　第二个问题是地中海争夺战对德国本身又有什么后果。第一点，意大利虽然可以当作一个良好的作战基地，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在这个斗争中只能作非常微弱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意大利的舰队绝对无力把英国的舰队逐出地中海。  
　　所以这个斗争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德国人的头上，可是意大利把地中海当作是它的私产看待，并要求全盘的指挥权，事实上只会使德国人更感到困难。  
　　假使我们要剥夺英国人在地中海的地位，使其受到致命的打击，则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必须攻占，并且还要把英国人逐出埃及和希腊。毫无疑问，假使德国要想把它的战略焦点移到地中海方向，则这个任务就必须要用“军事”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但问题却不只此而已。要想夺获直布罗陀则必须首先获得西班牙的同意——事实上永远不可能——或者是对西班牙人施加压力。这两条路线的意义都是要结束西班牙的中立状态。不管能否获得马德里和里斯本的同意，德国都将毫无选择余地，必须保护全部的伊比里亚海岸线，并保障那个地区的补给。这两个国家都会有抵抗的可能，尤其是葡萄牙，而且它的殖民地将立即被英国占领。无论如何，伊比里亚半岛从长期的观点上来看，将会吞食相当数量的德国陆军，而德国强占西班牙与葡萄牙，在美国和拉丁美洲所引起的反应也将会十分有害。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要求瓜分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与法国之间难以获得真正的和约。最后德国将要被迫占领法属北非，以防止像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有一天会企图在地中海内再获得一个立足点。  
　　一旦英国人被逐出了埃及和希腊，德国人似乎又有进入近东的必要，尤其是为了切断英国的石油供应来源。有人认为在近东建立一个基地，对于德国有两大利益：一、有威胁印度的可能性，二、可以威胁俄国的侧面，以吓阻其干涉德国的行动。我感觉到这些说法是不现实的。除了德国部队进入这些国家后对当地的人民会引起不良的反应外，还有其他两方面也必须注意。  
　　从近东地区向印度和俄国作战，仅仅因为补给的原因，决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因为英国是一个海权国家，所以它在这里较占上风。此外，德军在近东的出现的结果也许会促使俄国提前发动对德国的战争。  
　　照我看来，地中海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即使英国人丧失了地中海的控制权，也并不足以决定其命运。进一步说，假使为了争夺地中海的主权要发生决定性的战斗，则最后将会牵制大量的德军，足以引诱俄国向德国发动侵略。假使我们考虑到俄国也许会感幸绚的战利品——巴尔干和在近东的影响势力——就更会觉得它有必要向德国发动战争。  
　　从地中海方向打击英国的想法，事实上与拿破仑想取道埃及征服印度以打击英国的幻想颇为相似。这条路线将使德国的兵力长期用于不具有决定性的方向上。此外，它也可以使英国的本土有时间重整军备，而且也使俄国感到德国有隙可乘。  
　　由于地中海的路线并不能对我们与英国的战争产生决定性作用，于是我们就要考虑第三条路线，即入侵英国本土。  
　　未说到这一点以前，我应提到我们地中海战略的实际结果。正像以后在俄国方向所常犯的老毛病一样，希特勒总是不能在适当的时机中使用适当的兵力。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能一鼓作气攻下马耳他，这在最初的阶段几乎毫无疑问能够成功。他这个失误对以后最终丧失北非和其他一切后果是决定性的。  
　　 1940年6月间，希特勒开始构想侵英的计划(不过如我所说的，并无决心)，并命令开始作适当的准备。  
　　这个作战被定名为“海狮”(Sealion)，但是仅当某些先决条件已经完成后才准备实行。这个计划在执行方面的准备，以及许多的争执(主要是海陆两军之间的)，都早已有他人讨论过了。因此，本书对于这一部分将完全不加以赘述。  
　　这里所准备要做的事情，就仅以下述三个重要问题的检讨为限：  
　　 1. 入侵英格兰能够迫使它放弃斗争么？假使这个行动成功，足以决定全局么？  
　　 2. 入侵确有成功的希望么？失败的后果将如何？  
　　 3. 希特勒根据什么理由，终于放弃这个计划(也就是放弃解决英国的念头)而转向俄国进攻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说入侵是压倒英国最迅速的方法，其他两个方法都不能达到速决的目的。但这是否即为最后的结局呢？即使英伦三岛沦陷了，邱吉尔政府很可能还会迁到加拿大再继续打下去。至于其他的自治领是否仍服从它的领导却是无法预知的。不过无论如何，征服了英伦三岛也还是不等于大英帝国的完全失败。(注：英国人民是否会继续抵抗，抑或会有傀儡政权出现，这也是无法预测的。)  
　　不过最重要一点却是可以断定的，若是德国征服了英伦三岛，将使对方丧失了向欧陆发动海上攻击时所绝对不可少的基地——至少就那个时候而言是这样的。即使美国投入战争，在那个时候若无这个岛屿作跳板，要想越过大西洋入侵欧洲，也是绝无可能的。假使不列颠被占领，英国空军被消灭，英国舰队被逐出了大西洋，这些岛上的战争潜力都完全化为乌有，德国也就可以安然的去应付地中海的情况，而不害怕任何的牵制。  
（未完）

而且即使英国政府在丧失了母国之后决心打下去，它也很少有赢得胜利的希望。在这种环境之下，所有的自治领还会继续支援它么？  
　　假使俄国人在可以想见的将来，对于所谓第二战场不再寄予希望，那么它对于德国的潜在威胁还会有什么意义呢？在希特勒默许下，斯大林是否会把他的注意移向亚洲呢？假使美国人知道他们将单独承受战争的重担，他们还会对德国发动“十字军”么？  
　　在今天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找到确实的答案，在将来也是如此。诚然，德国隔着海洋是无法迫使他国接受和平。不过有一点却可以断言，若是能够攻占英国，则德国的地位无论如何总要比希特勒以后所造成的要愉快得多。  
　　从军事的观点上来看，在1940年夏季中入侵英国若能成功的话，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正确答案。应该采取何种步骤，使德国在胜利之后，可以获得一个谈判的和平，这应为一个合理的德国政策的目标，不过它不属于这本军事学书籍范围之内。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军事方面，分析假使在1940年入侵英国，是否有任何成功希望的问题。我相信关于这一点的意见一定不会一致，“海狮”作战毫无疑问包含巨大风险。  
　　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能因为看到盟军在1944年入侵欧陆时大量的技术装备，就断定依赖比较原始渡海工具的德军注定失败。同样，盟军在1944年在空中和海上都拥有绝对优势，而且的确具有决定性，但这对于1940年的情形却并不适用。  
　　在1940年6月间，德军完全没有这些优势，但它却另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那就是英国海岸线上最初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有组织的防御。英军缺乏适当的装备、训练和领导。至少其陆军兵力在1940年夏天是这样的。不列颠大体都是毫无防御的。假使希特勒在敦刻尔克不让英国远征军逃走，则英国就可以说是真正毫无防御了。  
　　在1940年夏季，对英的入侵战要想获得成功，有赖于两个因素：  
　　 1. 应尽量提早执行入侵计划，这样就可以趁英国还是在无防御状态下打击它，并且能够利用夏天的好天气。(照我们自己的经验看来，海峡在每年7、8两月间和9月的开始都还是风平浪静的。)  
　　 2. 在渡海期间和以后的一个阶段内，我们应有抗衡海峡地区的英国空军和舰队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对天气和德国空军获得最低限度空中优势的能力感到没有把握时，“海狮”作战也就注定了要冒巨大的危险。因此德国军事当局对于这个计划的执行不免感到犹豫和不安。  
　　希特勒本人的决心也不像过去那样明白坚定。在所有各阶层中都缺乏通常所惯有的从上而下的推动力。联合作战处的主管约德尔将军就认为以整个情况而言，入侵企图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措施而已。  
　　空军总司令戈林根本上就不认为他的空中攻势是入侵计划中的一个完整部分。相反他却不断的分散和浪费空军的实力，证明他把对英国的空中攻势当作一个独立的作战看待。  
　　海军总部是第一个提出入侵不列颠问题的权威当局，至少它曾根据其实际研究，认为只要某些先决的条件能够满足，则这个作战是具有可行性的。此外，它也比任何方面更关注其装备的不适当。  
　　观点最积极的毫无疑问的是陆军总部方面，不过在法国沦陷之前，它却似乎不曾考虑过入侵的观念。  
　　有一件事却是必然的，假使“海狮”计划真正实行时，那些第一批要受到考验的陆军部队，也就是对准备工作最具有热心和信心的。因为我所指挥的第38军就是预定在第一波中渡海的，所以我有资格这样说。虽然并不把危险估计过低，但我们对成功却深具信心。同时，我们在当时对其他两个军种的忧惧情形不太了解。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根据两个理由(或者是借口)最后取消了“海狮”计划。第一是准备时间太长了，使第一波兵力也至少要到9月24日才能渡海。这个时间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即使第一波能够成功，后续部队的渡海也仍需要良好的天气。第二，事实上直到这时为止，空军不曾获得必要的空中优势，这是真正决定性的理由。  
　　即使上述两个事足以作为在1940年9月中止入侵计划执行的理由，它并不能证明假使德军统帅部对事件的处理若采取不同的方式，入侵也是否同样的不可能。要批评希特勒决心避免与英国决一死战以便转过身来对付俄国的想法，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基础。  
　　问题就在于是否上述的两个事实都绝对无法避免，而是必然呢？  
　　专就第一点而论，即把登陆之期延到了9月底，这是毫无疑问可以避免的。假使早有一个战争计划，并且以击败英国为其重点。那么在西线战役尚在进行之际，相当部分的技术或准备工作也就可以同时进行了。假使早有这种计划的存在，则无论希特勒的动机为何，在敦刻尔恳演许英军逃走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假使至迟在法兰西沦陷时(即6月中旬)德国人已经决定入侵英国，而不是一个月后(即7月中旬)才作此决定，那么登陆的时间最迟也不会到深秋。7月间下达命令，结果在九月中旬就完成了一切必要的准备，若早四个星期决定，可能在八月中旬即能渡海。  
　　至于说到放弃“海狮”作战的第二个理由，即不列颠之战的进度不能令人感到满意，那也这样评论：在入侵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就执行一种孤立的空中战争企图争取不列颠上空的空中优势，是一种领导上的错误。想在入侵之前获得不列颠上空的空中优势，目的当然是为了保证入侵的成功。不过结果却只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徒然过早的消耗了空军的实力。  
　　德国空军当局对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若能作冷静的估计，他们也至少应该会怀疑自己的实力能否执行这种攻击英国空军和其生产中心的作战，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第一点，德国空军总部对英国战斗机部队的实力估计过低，对自己的轰炸机效力估计太高，此外对方有效的雷达体系也使他们受到了奇袭。其次，轰炸机的航程和透入地区都远赶不上要求(战斗机更是如此)，结果使英国的空军可以躲避歼灭性的打击。在英国上空，德国战斗机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对方交战，轰炸机也常常不能获得战斗机的适当保护。  
　　这些考虑就应该足以使德国空军总部决定拒绝与英国空军摊牌，应该等到实际入侵行动开始时，再参加作战，并迫使英国空军在双方相似的条件下接战——即在海峡的上空。  
　　最后，德国当局又犯了另一个重大的错误，当双方实际上是恰好打成平手时，却又突然的转移了空中攻势的作战目标。9月7日，攻击的重心移到了伦敦城上——这是一个与入侵准备毫无作战关系的目标。  
　　在入侵之前首先获得空中优势的理想固然不错，但是若将各种因素作慎重的分析，应该足以使德军当局认清空军的决定性打击应该与入侵更密切的配合。当然有人会表示反对，说这样一来空军的任务实在太多了：1. 攻击在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2. 掩护在法国港口中的装载工作，3. 保护运输船渡海，4. 支援第一波兵力登陆，5. 与海军和海岸炮兵合作阻止英国舰队的干涉。  
　　不过所有这些任务并非同时的，它们可以连续的加以解决。举例来说，英国的舰队——除了驻在英国南部港口中的轻型兵力以外——可能要等到第一波兵力已经登陆之后才会加入作战。  
　　一切都有赖于一次大空战的结果，这是当海陆军一开始发动入侵时就应该在海峡或英国南部上空进行的。德国空军在这个会战中所处的条件将会远比深入内地进行空袭时要大为有利。  
　　自然，这种行动方式有孤注一掷的意味，不过在这种环境中若想冒险入侵，则势必要准备付出这种高价。  
　　当希特勒基于前述的理由在1940年9月间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时，这些理由在当时也许是很动听的，不过事实上，仅仅因为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中除了希特勒外，就无任何权威能对全盘战略政策负责，所以这种理由才会出现。德国没有这样一个权威当局，能够在适当时机拟定一个包括英国在内的战争计划，并能对入侵作有效的指导，把它当作是一个三军的统一作战行动来看待。  
　　假使说德国统帅部是自动放弃了这次对英国作最后打击的机会，那么其理由就不仅要在参谋组织的缺点中寻找，而且更要注意到希特勒的政治思想。  
　　无疑，希特勒一向想避免与英国人和大英帝国发生冲突。他曾经一再声明，大英帝国的毁灭对于德国并无好处。他也欣赏这个帝国，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成就。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些话的表面价值，但至少有一件事却是可以确定的：希持勒知道，若是大英帝国毁灭了，继承者不会是他本人和德国，而将会是美国、日本、或俄国。根据这种现实的看法，所以他对于英国的态度并非是虚伪的。他不希望也不期待对英国的战争，所以他希望尽量的避免与英国摊牌。  
　　这种态度，加上他完全没有想到对法国可以那样轻易取胜，就足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没有采取一个以击败英国为目标的战争计划。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在英国登陆。他的政治观念与西线胜利后的战略要求发生了冲突。最令人惋惜的就是他的政治观念却并未能获得英国人的同情。  
　　相反，希特勒对于俄国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尽管他在1939年与斯大林缔结同盟。他一向不信任和瞧不起俄国人。他也害怕俄国人的传统扩张趋势，尽管他自己签订莫斯科条约，为俄国打开了西进的大门。  
　　我们应假定希特勒明知当两个极权强国变成了紧邻之后是迟早会发生冲突的。此外，他也坚持其“生存空间”的观念，这也只能向东方寻求。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迟早要与俄国冲突，当法国沦陷后，希特勒似乎感觉到他自己已经是欧洲的主人，所以他认为可以动手了。同时俄国正在德国东界上增兵，因此也更引起了希特勒的疑忌。  
　　希特勒现在面对着侵英的问题，他深知这个行动所包括着的高度危险。假使这个入侵战失败了，则参加作战的海陆军将会全军覆没，甚至空军的实力也会大为削弱。虽然从纯军事的观点上来看，入侵的失败并不使德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但是较重大的影响却还是在政治方面。一方面，这种挫败将更增强了英国人继续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到美俄两国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大败会使这位独裁者在德国和全世界的威望受到严重的打击。  
　　这正是这位独裁者不敢冒的风险。正好像他对大英帝国的态度使他不想与它摊牌，又好像他对于英国人心理的误解，使他希望和平解决一样，现在他也不想冒险而自动撤退了。他希望能避免与英国决战的危险。他不想毁灭英国的强国地位，而只想打掉它手中的最后武器，使英国知道和平解决的必要。  
　　可是在这里，希特勒还是犯了最大的判断错误。因为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假使希特勒在这个对他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放弃了对英决战的机会，结果迟早德国会被迫处于一个更坏的情况中。对英国的战争拖得愈长，俄国对德国的威胁也就会愈大。  
　　当希特勒在1940年的夏天里，未能冒险对英国作决定性的打击时，他也就丧失了唯一的机会。他不能再等待了，只有在这个时候，他还可以冒险去发动一个“预防性战争”，以消灭俄国的威胁，而暂时不必害怕在西方受到敌人的牵制。  
　　事实上，这也就等于说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侵英的冒险，结果反而作了更大的冒险——即两面的战争。同时拖了那么久才终于放弃烈央侵的计划，希特勒也就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当中，德国很可能获得一个最终的解决。这种延迟是一个永远无法补救的损失。  
　　 9月底“海狮”作战取消后，第38军恢复了正常的训练。渡海的装备都撤入了港口中，在英军空袭下，它们早已损毁了许多。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希特勒有关俄国方向的意图还一无所知，他的最后决心可能是在以后才下的。直到1941年春季，我才听到一点风声。那时我正调了一个新职。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