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后看 “庐山会议”[转帖]

44年后看 “庐山会议”

● 孟令伟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庐山会议”，距今已有44年了。透过44年的历史风云去重新梳理和思考这次会议，所感受到的不仅仅再是这次会议的沉重，而是体现出的冷峻的历史必然性――庐山会议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它的命运隐含了或者说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
     
    庐山会议是历史上党内斗争消极因素发展的高峰，另方面标志着党内斗争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政治经验，而且打通了走向文革的道路。在庐山会议以前，以反左右倾机会主义为主线、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从总体看，党内斗争为纠正错误路线，错误倾向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党内斗争并不总是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有时恰恰是消极因素占了主导地位，比如王明路线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如此。而且在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消极的因素。比如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就酿成了西路军的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发生了所谓的“抢救运动”。问题还在于，党内斗争的消极因素、阴暗因素不但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过反而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有时是潜在地、有时是明显地发展着。从王明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延安整风时期“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五七年反右时期大批党员被“扩大化”处理，可以大致看出消极因素的发展轨迹。到庐山会议，消极因素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其标志是：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个人倾向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个人权威完全凌驾于党的权威之上；将正常的不同意见表达上升到了不可再高的路线斗争的高度，另一方面将严肃的高层党内论争变成了无聊的、一边倒的人身攻击和批判。但庐山会议绝不仅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突破”的标志是：“机会主义者”开始变成“反党集团”；党内论争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将对付敌人的方式搬到了党的高层内部，从而使党内斗争从方式到性质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旦获得了全党的认可（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这种斗争“新经验”一旦为全党接受（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就必然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发展开来。“文化大革命”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正是庐山会议的逻辑发展、“庐山经验”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的应用推广。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从对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为彭德怀反案的批判切入，那末，庐山会议的要害就是为文革在全党范围内打倒“走资派”提供了武器，为全国性的批判造反运动架起了祭坛。(www.yypl.net)
     
    庐山会议将个人崇拜推向了高峰――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就同时授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权杖。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在全党逐渐树立起巨大的个人威信，这种威信的树立和他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分不开。但也必须看到，伴随个人威信的确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倾向也在滋长。特别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三大改造的完成、一系列建设成就取得，对毛泽东宣传的突出和加强，个人崇拜就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自己讲要有个人崇拜，有的高级领导人也有意识地推动这种崇拜。如刘少奇就曾坦言：“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对个人崇拜的提倡和推动逐渐在党内形成一种默契，惟毛泽东的态度是瞻。合作化的错误、大跃进恶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全党上下惟毛泽东态度是瞻造成的。尽管如此，在庐山会议以前，还不能说毛泽东在党内树立了绝对权威，也才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才有“彭黄张周”公开“反对派”的出现。但经过庐山会议较量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就正式树立起来，后来又经过林彪等人的“大树特树”，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的绝对权威地位就确立了，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换种说法，没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林彪、“四人帮”的能量即使再大，这场矛头针对多数老干部的文化大革命也难以发动起来，更难进行下去。(www.yypl.net)
     
    在庐山会议上，除林彪等别有用心者以外，党内其他高级干部对彭德怀等人一边倒的批判，也就同时为自己种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打倒的种子。庐山会议开始定的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当然属于前者。他在会议上发言以后，感到言犹未尽，也对不少同志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希望和毛泽东本人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以利于会议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参考。于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书》，会议争论逐渐热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信中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但从毛泽东正式在会上发表尖锐讲话以示反击后，会议倾向就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出现了“一边倒”的批判趋势。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从24日起的小组会，就成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批判会。连原先对彭信内容有同感或发表过类似观点的人，也纷纷收回自己的话，以示“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保卫党的路线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立场的考验的心情，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反戈一击”，加上两人在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后的当天晚上还有“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很快划为彭张联盟成员，成了批判对象。在一边倒的批判声讨声中，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斗争进一步加码。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将彭、黄、张、周的问题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反党集团”。后来在北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追逼了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大会通过的决议将彭、黄进一步说成“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的”。纵观庐山会议及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除林彪、康生等极少数人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以售其奸外，其他包括刘少奇在内绝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或是违心被动地、或是自觉主动地、或是半被动半主动地但都是不约而同一边倒地参与了这场是非颠倒、无中生有的党内斗争，而且不少人前后立场的转变之快令人惊讶！竟没有一个人敢以“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对这场斗争包括通过的决议提出非议!这也就逻辑地注定了其中大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承受类似灾难的命运。因为既然庐山会议能莫名其妙地给彭德怀等人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而打入政治冷宫，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能以莫须有的“走资派”罪名将大批老干部都打倒呢？既然在庐山会议上许多党内老战友能对彭德怀等人穷追深挖，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就不能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并“踏上一只脚”呢？所谓纵容罪恶者到头必受罪恶所祸，何况推波助澜者。需要指出的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以遭到如此冤枉的对待，也是1958年他在主持军内反教条主义“错误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1958年在军内反教条主义中，由彭德怀主持对肖克等人所谓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斗争，给肖克等做出了类如“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反党反军委领导的宗派主义活动”等错误结论，伤害了军内一批同志，其中包括深受世人尊敬的刘伯承元帅。转年彭德怀就受到更为不公正的对待。所谓“…错误的逻辑方法和结论一旦形成，就必然地会扩而大之的起作用；”“斗争之火，烧错了别人，反过来也会烧到自己身上。”(www.yypl.net)
     
    庐山会议置党法于不顾，文化大革命当然就可以置国法于不顾；文化大革命践踏宪法是庐山会议践踏党章的必然发展。按照党章，党员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包括最高领导人提批评建议是其应有权利。但长期以来这个权利履行得不好。建国以后这种权利由于种种原因更难履行，特别是批评党的核心领导人更为犯忌之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就触犯了这一大忌。但彭德怀的做法毫无疑义是在党法范围内的合法行为，何况他还是政治局委员、战功卓著的共和国元帅。无论采取会议发言、书信表达或当面交换看法的形式，于情于理都应无可指责。但由于个人崇拜的发展，当时已接近神圣不容侵犯的毛泽东却容不得彭德怀那直爽的批评，更容不得彭德怀以上书形式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及相当一部分与会者把这看作是对领袖权威的公然挑战，是一种“犯上作乱”行为，于是加以批判斗争，结果保住了领袖神圣的面子，却践踏了神圣的党章。然而党章既能被党内高级干部随心所欲地践踏，那末国法也就理所当然应该遭到蔑视。果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践踏了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冲击国家机关、武斗夺权、打砸抢、逼供信、大批大斗、抄家游街不受约束。直到这时，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才深深尝到无法无天的恶果，才想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为时已晚。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7年面对红卫兵侮辱义正辞严地诉诸宪法而后者却根本不屑一顾，其根源就在于宪法在此以前就早被亲手制定宪法的人亵渎了。
     
    庐山会议以后，随着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导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党的历史、共和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开始了。经过大迫害、大动乱和几次生死存亡的较量后，到1976年，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风云人物先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下的却是浑身伤痕、积弊重重、冤狱遍地的烂摊子。教训之深令人难以言表。(www.yyp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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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令伟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庐山会议”，距今已有44年了。透过44年的历史风云去重新梳理和思考这次会议，所感受到的不仅仅再是这次会议的沉重，而是体现出的冷峻的历史必然性――庐山会议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它的命运隐含了或者说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
     
    庐山会议是历史上党内斗争消极因素发展的高峰，另方面标志着党内斗争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政治经验，而且打通了走向文革的道路。在庐山会议以前，以反左右倾机会主义为主线、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从总体看，党内斗争为纠正错误路线，错误倾向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党内斗争并不总是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有时恰恰是消极因素占了主导地位，比如王明路线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如此。而且在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消极的因素。比如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就酿成了西路军的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发生了所谓的“抢救运动”。问题还在于，党内斗争的消极因素、阴暗因素不但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过反而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有时是潜在地、有时是明显地发展着。从王明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延安整风时期“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五七年反右时期大批党员被“扩大化”处理，可以大致看出消极因素的发展轨迹。到庐山会议，消极因素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其标志是：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个人倾向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个人权威完全凌驾于党的权威之上；将正常的不同意见表达上升到了不可再高的路线斗争的高度，另一方面将严肃的高层党内论争变成了无聊的、一边倒的人身攻击和批判。但庐山会议绝不仅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突破”的标志是：“机会主义者”开始变成“反党集团”；党内论争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将对付敌人的方式搬到了党的高层内部，从而使党内斗争从方式到性质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旦获得了全党的认可（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这种斗争“新经验”一旦为全党接受（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就必然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发展开来。“文化大革命”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正是庐山会议的逻辑发展、“庐山经验”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的应用推广。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从对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为彭德怀反案的批判切入，那末，庐山会议的要害就是为文革在全党范围内打倒“走资派”提供了武器，为全国性的批判造反运动架起了祭坛。(www.yypl.net)
     
    庐山会议将个人崇拜推向了高峰――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就同时授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权杖。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在全党逐渐树立起巨大的个人威信，这种威信的树立和他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分不开。但也必须看到，伴随个人威信的确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倾向也在滋长。特别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三大改造的完成、一系列建设成就取得，对毛泽东宣传的突出和加强，个人崇拜就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自己讲要有个人崇拜，有的高级领导人也有意识地推动这种崇拜。如刘少奇就曾坦言：“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对个人崇拜的提倡和推动逐渐在党内形成一种默契，惟毛泽东的态度是瞻。合作化的错误、大跃进恶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全党上下惟毛泽东态度是瞻造成的。尽管如此，在庐山会议以前，还不能说毛泽东在党内树立了绝对权威，也才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才有“彭黄张周”公开“反对派”的出现。但经过庐山会议较量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就正式树立起来，后来又经过林彪等人的“大树特树”，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的绝对权威地位就确立了，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换种说法，没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林彪、“四人帮”的能量即使再大，这场矛头针对多数老干部的文化大革命也难以发动起来，更难进行下去。(www.yypl.net)
     
    在庐山会议上，除林彪等别有用心者以外，党内其他高级干部对彭德怀等人一边倒的批判，也就同时为自己种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打倒的种子。庐山会议开始定的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当然属于前者。他在会议上发言以后，感到言犹未尽，也对不少同志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希望和毛泽东本人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以利于会议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参考。于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书》，会议争论逐渐热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信中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但从毛泽东正式在会上发表尖锐讲话以示反击后，会议倾向就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出现了“一边倒”的批判趋势。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从24日起的小组会，就成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批判会。连原先对彭信内容有同感或发表过类似观点的人，也纷纷收回自己的话，以示“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保卫党的路线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立场的考验的心情，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反戈一击”，加上两人在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后的当天晚上还有“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很快划为彭张联盟成员，成了批判对象。在一边倒的批判声讨声中，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斗争进一步加码。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将彭、黄、张、周的问题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反党集团”。后来在北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追逼了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大会通过的决议将彭、黄进一步说成“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的”。纵观庐山会议及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除林彪、康生等极少数人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以售其奸外，其他包括刘少奇在内绝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或是违心被动地、或是自觉主动地、或是半被动半主动地但都是不约而同一边倒地参与了这场是非颠倒、无中生有的党内斗争，而且不少人前后立场的转变之快令人惊讶！竟没有一个人敢以“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对这场斗争包括通过的决议提出非议!这也就逻辑地注定了其中大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承受类似灾难的命运。因为既然庐山会议能莫名其妙地给彭德怀等人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而打入政治冷宫，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能以莫须有的“走资派”罪名将大批老干部都打倒呢？既然在庐山会议上许多党内老战友能对彭德怀等人穷追深挖，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就不能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并“踏上一只脚”呢？所谓纵容罪恶者到头必受罪恶所祸，何况推波助澜者。需要指出的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以遭到如此冤枉的对待，也是1958年他在主持军内反教条主义“错误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1958年在军内反教条主义中，由彭德怀主持对肖克等人所谓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斗争，给肖克等做出了类如“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反党反军委领导的宗派主义活动”等错误结论，伤害了军内一批同志，其中包括深受世人尊敬的刘伯承元帅。转年彭德怀就受到更为不公正的对待。所谓“…错误的逻辑方法和结论一旦形成，就必然地会扩而大之的起作用；”“斗争之火，烧错了别人，反过来也会烧到自己身上。”(www.yypl.net)
     
    庐山会议置党法于不顾，文化大革命当然就可以置国法于不顾；文化大革命践踏宪法是庐山会议践踏党章的必然发展。按照党章，党员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包括最高领导人提批评建议是其应有权利。但长期以来这个权利履行得不好。建国以后这种权利由于种种原因更难履行，特别是批评党的核心领导人更为犯忌之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就触犯了这一大忌。但彭德怀的做法毫无疑义是在党法范围内的合法行为，何况他还是政治局委员、战功卓著的共和国元帅。无论采取会议发言、书信表达或当面交换看法的形式，于情于理都应无可指责。但由于个人崇拜的发展，当时已接近神圣不容侵犯的毛泽东却容不得彭德怀那直爽的批评，更容不得彭德怀以上书形式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及相当一部分与会者把这看作是对领袖权威的公然挑战，是一种“犯上作乱”行为，于是加以批判斗争，结果保住了领袖神圣的面子，却践踏了神圣的党章。然而党章既能被党内高级干部随心所欲地践踏，那末国法也就理所当然应该遭到蔑视。果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践踏了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冲击国家机关、武斗夺权、打砸抢、逼供信、大批大斗、抄家游街不受约束。直到这时，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才深深尝到无法无天的恶果，才想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为时已晚。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7年面对红卫兵侮辱义正辞严地诉诸宪法而后者却根本不屑一顾，其根源就在于宪法在此以前就早被亲手制定宪法的人亵渎了。
     
    庐山会议以后，随着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导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党的历史、共和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开始了。经过大迫害、大动乱和几次生死存亡的较量后，到1976年，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风云人物先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下的却是浑身伤痕、积弊重重、冤狱遍地的烂摊子。教训之深令人难以言表。(www.yyp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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