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1937年夏天的西瓜 作者: 风尘仆仆

1937年夏天的西瓜

今年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电视里播出了不少与此相关的影视作品。前不久，在陪伴着家母看了几集电视连续剧《大刀》后，我那年近八十岁的老母亲关掉电视机，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七十年前的她亲身经历的故事：


七十年前，家母住在北京南面的大红门附近一个叫旧宫的村子，家境还说得过去，能上得起学，不必担心温饱。就在宛平城头响起枪声不久，学校停课了。不过学生们还是每天跑到学校去，围着老师打听前方的战事，而老师们则再三的劝说学生们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家母那时候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样子，总是跟在邻居家的一个高年级的女生身后跑来跑去。战场并不遥远，能听得到时不时传来的爆炸声。但孩子们似乎天生就不知道害怕甚至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大人们自然是十分恐慌，能走掉的已经带好细软离开了，不能走的也在做着某种准备工作。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天刚亮，“县长太太”就来了。挨家的敲门。她的目的很明确：招募志愿者，组成一支以小学生们为主力的队伍。去为二十九军做点事情。

“县长太太”是大家背后对她的称呼。而当面打招呼时，则是要尊一声：“某夫人”的（遗憾的是家母已经记不清这位夫人的姓氏了）。“县长太太”的丈夫早已谢世，家母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任宛平县长的前任，还是前任的前任。只知道“县长太太”是上过学的，并且去过很多地方。“县长太太”五十岁出头，身材很高，言语不多，平时总穿着很素雅的布旗袍，头发梳的整整齐齐，乐善好施。在当地，这位夫人还是很有名望的。

许多父母不同意自己的孩子跟“县长太太”去“劳军”， 那时节人心惶惶，怕孩子有个什么闪失也是人之常情。但最后她还是纠集到了十七八个学生，大的也就十三四岁，小的不过七八岁。我想这些孩子的父母们未必都是深明民族大义都有很高的抗战热情，多半是出于对“县长太太”的尊敬和信任———我外祖母就是这样。

我的母亲领着自家的“牧鸭犬”（一条很聪明的黄狗，个子不大但很机灵，傍晚时分可以将鸭群轰回来———那些鸭子吃饱了肚子就乐不思蜀，居然打算合伙露宿在河中间的露出水面的大大小小的沙滩上）跟在县长太太身后走出了村子（邻居家的高年级的女生也在队伍中），但将要去做些什么，一时还不清楚。走了不算很远的一段路，“队伍”来到了一条大路上，这是大红门通向前方的主要道路之一。路上来来往往的全是军人和民夫，个个步履匆匆，表情严肃。现在家母已经记不得那是通向哪里的道路，她也实在想不起那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几天。我也查不到当时的战区分布和二十九军的运动路线。所以不知道这支志愿小分队最后究竟是“支援”了二十九军哪一部分官兵———在道路的那一端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抵抗。

大路两侧是瓜田，无数硕大的西瓜躺在地里。瓜农们还没跑掉，看来是舍不得抛弃那些将为他们换回许多生活必需品的西瓜。县长太太召集了所有的瓜农，从一个很“洋气”的袋子里一把一把的掏出了许多“袁大头”，分别交到瓜农们的手中然后宣布：所有的瓜她全部买下了，大家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回去和家人们呆在一起。有的人拿到银元后迅速的走了，还有一部分人却留了下来：他们已经猜到了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令人尊敬的女士打算做什么了：不错，她是想用这些西瓜去支援那些仍在浴血奋战的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很快的，留下来的瓜农们在大路两侧的空地上搭起了许多低矮的长条木台（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那么快的找来这许多木板，有的竟然是门板）。并將地里的西瓜尽可能多的摘下来搬到木台旁边，然后抡起西瓜刀不停地将它们分解成一块块的、诱人的瓜瓣。

功夫不大，大量的伤兵、医护人员和抬担架的民夫以及过往的部队官兵就享受到这特殊时期的特殊慰问了。在县长太太的指挥下，“志愿小分队”的全体成员有条不紊的做着他们那十分简单而又忙碌的工作———把切好的西瓜送到路过的所有那些正在为战争而奔走或流血的人们的手中。到底是孩子，尤其是上过学堂的。小嘴儿就是甜，见到年轻的就喊叔叔，见到留胡子的士兵就叫大爷，看见背着“匣子枪”的就尊一声“长官”。这使得那些苦不堪言的军人们的脸上竟然也露出了几丝笑意。而县长太太坐在路边，切一会儿西瓜，吸一支纸烟，然后再切，过一会儿再吸一支。

伤兵，大量的伤兵。他们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是互相搀扶着步履蹒跚；有的伤兵腿脚还好，但头部被绷带缠裹得严严实实，只能像盲人一样在同伴的引领下慢慢的移动着脚步。似乎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半湿的，没湿的那部分泛着花白的汗碱。他们接到西瓜后，只是简单的道一声谢，然后大口大口的吃起来。医护人员则用纱布将西瓜瓤包起来，送到那些已不能自己进食的甚至是昏迷的伤兵们的嘴边，将西瓜汁挤到他们的嘴里。

不久，这里就很像是一个临时兵站了。尤其是医护人员，他们看到这里居然能够找到这么适合伤员的饮料，纷纷停下来，一面给伤员喂西瓜，一面重新处置一下他们的创伤。随处可以看见血迹，有的伤兵还在淌着血。家母说她学医、行医大半生，几十年看到的血迹加起来也不如那天一个小时所看到的多！除了伤兵和抬担架的民夫，运送物资到前线的军人们也被拦住，除了享受到小分队的“劳军”，还会碰到很让他们为难的事情：成堆的西瓜被瓜农们试图搬到车上。“让前边的长官和弟兄们解解渴吧！”瓜农们如是说。二十九军的军纪真的很好，那些向前方开进的官兵们只肯吃几块切好的送到手里的瓜，对于瓜农们企图搬上车的整瓜却一再的予以谢绝。除非出现一位“能拿事儿”的军官开口应允，否则一个瓜也上不去车。聪明的小学生们很快就有了办法：先围住一个貌似“领头的长官”，接着就是一通热情的纠缠。于是大量的西瓜最终伴随着弹药、枪支和其他军用物资一起驶向了远处鸣响着枪炮声的某个地方。

大家从早到晚都没吃饭，没人送饭，即便有，也不得空闲去吃。饿了就吃西瓜，渴了还是西瓜。“牧鸭犬”大概很不高兴，因为它对西瓜毫无兴趣，早早的就溜号了。吃西瓜太多就忍不住内急，男孩子们背过身，掏出小鸡鸡很自然的“解决问题”，女孩子们则要结伴儿跑到远处的小树林里方便。

黄昏到来了，人们开始感觉到凉爽的风吹过这里。但是气氛却有些紧张，因为枪炮声似乎距离这里更近了，比起早晨那会儿要清晰的多。军人们的行进方向也变得单一了：全是向着大红门方向，而且不仅是伤兵，成建制的一队队的官兵也出现在路上。县长太太打发走了所有瓜农，独自一人切着西瓜。不一会儿，家母看到一个“大官”走到县长太太跟前，两人开始不停地交谈。看上去这个“大官”的表情很是焦虑，但县长太太一直很固执的摇着头。最后县长太太命令孩子们马上离开，立即回到自己父母身边。然后独自一人招呼着军人们，请他们尽量多吃一些。

“小分队”的孩子们离开了，家母回过头远远的看去，县长太太还站在路边，只能看到她在夕阳下的一个剪影，手里还拎着那把西瓜刀。

第二天，家母就随着外祖父和外祖母躲进了北京城里，这一躲就是八年，直到抗战胜利（中间外祖父曾回去过，但是家里的二十多亩地已被鬼子拿去修了什么车库机场之类的———已经没办法在那里生存了）。

自打离开那块瓜田后，我的母亲再也没能见到过这位“县长太太”。1937年夏天的西瓜

今年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电视里播出了不少与此相关的影视作品。前不久，在陪伴着家母看了几集电视连续剧《大刀》后，我那年近八十岁的老母亲关掉电视机，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七十年前的她亲身经历的故事：


七十年前，家母住在北京南面的大红门附近一个叫旧宫的村子，家境还说得过去，能上得起学，不必担心温饱。就在宛平城头响起枪声不久，学校停课了。不过学生们还是每天跑到学校去，围着老师打听前方的战事，而老师们则再三的劝说学生们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家母那时候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样子，总是跟在邻居家的一个高年级的女生身后跑来跑去。战场并不遥远，能听得到时不时传来的爆炸声。但孩子们似乎天生就不知道害怕甚至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大人们自然是十分恐慌，能走掉的已经带好细软离开了，不能走的也在做着某种准备工作。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天刚亮，“县长太太”就来了。挨家的敲门。她的目的很明确：招募志愿者，组成一支以小学生们为主力的队伍。去为二十九军做点事情。

“县长太太”是大家背后对她的称呼。而当面打招呼时，则是要尊一声：“某夫人”的（遗憾的是家母已经记不清这位夫人的姓氏了）。“县长太太”的丈夫早已谢世，家母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任宛平县长的前任，还是前任的前任。只知道“县长太太”是上过学的，并且去过很多地方。“县长太太”五十岁出头，身材很高，言语不多，平时总穿着很素雅的布旗袍，头发梳的整整齐齐，乐善好施。在当地，这位夫人还是很有名望的。

许多父母不同意自己的孩子跟“县长太太”去“劳军”， 那时节人心惶惶，怕孩子有个什么闪失也是人之常情。但最后她还是纠集到了十七八个学生，大的也就十三四岁，小的不过七八岁。我想这些孩子的父母们未必都是深明民族大义都有很高的抗战热情，多半是出于对“县长太太”的尊敬和信任———我外祖母就是这样。

我的母亲领着自家的“牧鸭犬”（一条很聪明的黄狗，个子不大但很机灵，傍晚时分可以将鸭群轰回来———那些鸭子吃饱了肚子就乐不思蜀，居然打算合伙露宿在河中间的露出水面的大大小小的沙滩上）跟在县长太太身后走出了村子（邻居家的高年级的女生也在队伍中），但将要去做些什么，一时还不清楚。走了不算很远的一段路，“队伍”来到了一条大路上，这是大红门通向前方的主要道路之一。路上来来往往的全是军人和民夫，个个步履匆匆，表情严肃。现在家母已经记不得那是通向哪里的道路，她也实在想不起那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几天。我也查不到当时的战区分布和二十九军的运动路线。所以不知道这支志愿小分队最后究竟是“支援”了二十九军哪一部分官兵———在道路的那一端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抵抗。

大路两侧是瓜田，无数硕大的西瓜躺在地里。瓜农们还没跑掉，看来是舍不得抛弃那些将为他们换回许多生活必需品的西瓜。县长太太召集了所有的瓜农，从一个很“洋气”的袋子里一把一把的掏出了许多“袁大头”，分别交到瓜农们的手中然后宣布：所有的瓜她全部买下了，大家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回去和家人们呆在一起。有的人拿到银元后迅速的走了，还有一部分人却留了下来：他们已经猜到了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令人尊敬的女士打算做什么了：不错，她是想用这些西瓜去支援那些仍在浴血奋战的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很快的，留下来的瓜农们在大路两侧的空地上搭起了许多低矮的长条木台（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那么快的找来这许多木板，有的竟然是门板）。并將地里的西瓜尽可能多的摘下来搬到木台旁边，然后抡起西瓜刀不停地将它们分解成一块块的、诱人的瓜瓣。

功夫不大，大量的伤兵、医护人员和抬担架的民夫以及过往的部队官兵就享受到这特殊时期的特殊慰问了。在县长太太的指挥下，“志愿小分队”的全体成员有条不紊的做着他们那十分简单而又忙碌的工作———把切好的西瓜送到路过的所有那些正在为战争而奔走或流血的人们的手中。到底是孩子，尤其是上过学堂的。小嘴儿就是甜，见到年轻的就喊叔叔，见到留胡子的士兵就叫大爷，看见背着“匣子枪”的就尊一声“长官”。这使得那些苦不堪言的军人们的脸上竟然也露出了几丝笑意。而县长太太坐在路边，切一会儿西瓜，吸一支纸烟，然后再切，过一会儿再吸一支。

伤兵，大量的伤兵。他们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是互相搀扶着步履蹒跚；有的伤兵腿脚还好，但头部被绷带缠裹得严严实实，只能像盲人一样在同伴的引领下慢慢的移动着脚步。似乎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半湿的，没湿的那部分泛着花白的汗碱。他们接到西瓜后，只是简单的道一声谢，然后大口大口的吃起来。医护人员则用纱布将西瓜瓤包起来，送到那些已不能自己进食的甚至是昏迷的伤兵们的嘴边，将西瓜汁挤到他们的嘴里。

不久，这里就很像是一个临时兵站了。尤其是医护人员，他们看到这里居然能够找到这么适合伤员的饮料，纷纷停下来，一面给伤员喂西瓜，一面重新处置一下他们的创伤。随处可以看见血迹，有的伤兵还在淌着血。家母说她学医、行医大半生，几十年看到的血迹加起来也不如那天一个小时所看到的多！除了伤兵和抬担架的民夫，运送物资到前线的军人们也被拦住，除了享受到小分队的“劳军”，还会碰到很让他们为难的事情：成堆的西瓜被瓜农们试图搬到车上。“让前边的长官和弟兄们解解渴吧！”瓜农们如是说。二十九军的军纪真的很好，那些向前方开进的官兵们只肯吃几块切好的送到手里的瓜，对于瓜农们企图搬上车的整瓜却一再的予以谢绝。除非出现一位“能拿事儿”的军官开口应允，否则一个瓜也上不去车。聪明的小学生们很快就有了办法：先围住一个貌似“领头的长官”，接着就是一通热情的纠缠。于是大量的西瓜最终伴随着弹药、枪支和其他军用物资一起驶向了远处鸣响着枪炮声的某个地方。

大家从早到晚都没吃饭，没人送饭，即便有，也不得空闲去吃。饿了就吃西瓜，渴了还是西瓜。“牧鸭犬”大概很不高兴，因为它对西瓜毫无兴趣，早早的就溜号了。吃西瓜太多就忍不住内急，男孩子们背过身，掏出小鸡鸡很自然的“解决问题”，女孩子们则要结伴儿跑到远处的小树林里方便。

黄昏到来了，人们开始感觉到凉爽的风吹过这里。但是气氛却有些紧张，因为枪炮声似乎距离这里更近了，比起早晨那会儿要清晰的多。军人们的行进方向也变得单一了：全是向着大红门方向，而且不仅是伤兵，成建制的一队队的官兵也出现在路上。县长太太打发走了所有瓜农，独自一人切着西瓜。不一会儿，家母看到一个“大官”走到县长太太跟前，两人开始不停地交谈。看上去这个“大官”的表情很是焦虑，但县长太太一直很固执的摇着头。最后县长太太命令孩子们马上离开，立即回到自己父母身边。然后独自一人招呼着军人们，请他们尽量多吃一些。

“小分队”的孩子们离开了，家母回过头远远的看去，县长太太还站在路边，只能看到她在夕阳下的一个剪影，手里还拎着那把西瓜刀。

第二天，家母就随着外祖父和外祖母躲进了北京城里，这一躲就是八年，直到抗战胜利（中间外祖父曾回去过，但是家里的二十多亩地已被鬼子拿去修了什么车库机场之类的———已经没办法在那里生存了）。

自打离开那块瓜田后，我的母亲再也没能见到过这位“县长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