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历史学不能没有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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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不能没有价值判断
——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论坛一瞥
2007-12-16
石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历史文化联系紧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华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之必然，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之一”。日前，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的学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历史文化”为主题展开研讨。
历史学：民族灵魂的内容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一门立足于现实的关于价值判断的科学。英国克拉克爵士主编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时，在该书的《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中说：‘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于沛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史不可亡”，它是民族灵魂的具体内容之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从来不曾中断。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能离开对民族历史的系统认识和科学理解。歪曲、丑化、否定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解放，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与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全背道而驰。
于沛认为，从乱史到乱国，甚至从乱史到亡国，这方面的实例不难举出。对此，我国历代史家都有明确认识。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写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一些苏联历史学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什么呢？”
于沛指出，历史的记忆与传承事关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扬，离开历史的现实存在，民族精神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集中表现，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与热爱贯穿于历史研究的始终，是历史科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五千年爱国主义一脉相承
针对史学界曾经流行的：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19世纪中期大清帝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之后才产生的，而在此之前并没有“外敌”侵略，只有民族大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打架”，并不构成爱国主义的错误观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扬忠研究员进行了深刻剖析。
刘扬忠指出：以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念来衡估古代爱国作家，就连屈原、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史可法等千载公认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志士都被抹煞掉了。它反映出思想文化界，有相当一部分文史工作者忘记了或者干脆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懂得源远流长的中国爱国主义和华夏民族精神既有其连续性又有其历史阶段性这一简单道理。
刘扬忠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并不只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后一百多年来的爱国感情，而且是指中华民族在自己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对我们这个伟大祖国的热烈、久远和深厚的感情。“爱国”这个概念，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产生。《战国策》中就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这样的话。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征，但其前后相连、古今相通的关系，则是十分明显的。
诚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问题，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神州大地上的民族斗争多半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但其中的的确确存在正义与非正义、压迫与反压迫、掠夺与反掠夺、侵略与反侵略、统一与分裂、投降与抵抗、爱国与卖国等重大问题。这是几千年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不能因为历史上曾与华夏民族争斗过的某些民族后来融入了“中国”，就抹煞这些基本事实，否则，中国几千年的爱国主义便无从谈起。
刘扬忠认为，今天，文学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梳理和论证古代文学中爱国主义形成、发展和影响华夏民族精神的全过程，描画出其阶段性特征和某种规律性，以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所贡献。
以历史理性为核心综合创新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深入研究和处理三种理性的关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在发言中分析了当前在文化和价值领域的讨论中涉及的三种理性——即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西学东渐以来的启蒙理性，以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理性。
李景源说，西学东渐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釜底抽薪般的冲击，在它的影响下，不少知识分子对待中国文化建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总在天理与人欲框架里兜圈子，启蒙理性使人们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从传统内跳到传统外，不再理会传统话语，用自由、平等、民主话语来思考制度设计。
李景源指出：但启蒙话语并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脱离了下层广大民众，它始终处在边缘地带。所以，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脱离了救亡。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硬说自由问题就是个人问题，只要争得个人自由，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就自然实现了；以为只要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面对中国的危亡局势，只从抽象的人性及其权利出发，明显地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上个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就暴露了传统的道德理性的局限。
针对不少传统文化人接续内圣外王、天理人欲的思路，力图使人生观问题和科学绝缘的现象，李景源认为：以为人生观问题在科学之外即可解决，它本身不受因果律支配，这些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传统文化的内在论思路往往只关注终极问题，同样忽视了具体的时代要求，他们没有也无意于把终极性关怀转换成时代性课题。这种形上思辨与时代的隔绝，使他们的声音曲高和寡。
因此，真正克服文化道德主义和启蒙理性的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历史理性。构建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点是历史理性，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解决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所以，我们要在对西方文化、本土文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理性为核心，进行综合创新。历史学不能没有价值判断
——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论坛一瞥
2007-12-16
石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历史文化联系紧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华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之必然，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之一”。日前，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的学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历史文化”为主题展开研讨。
历史学：民族灵魂的内容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一门立足于现实的关于价值判断的科学。英国克拉克爵士主编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时，在该书的《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中说：‘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于沛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史不可亡”，它是民族灵魂的具体内容之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从来不曾中断。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能离开对民族历史的系统认识和科学理解。歪曲、丑化、否定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解放，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与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全背道而驰。
于沛认为，从乱史到乱国，甚至从乱史到亡国，这方面的实例不难举出。对此，我国历代史家都有明确认识。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写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一些苏联历史学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什么呢？”
于沛指出，历史的记忆与传承事关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扬，离开历史的现实存在，民族精神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集中表现，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与热爱贯穿于历史研究的始终，是历史科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五千年爱国主义一脉相承
针对史学界曾经流行的：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19世纪中期大清帝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之后才产生的，而在此之前并没有“外敌”侵略，只有民族大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打架”，并不构成爱国主义的错误观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扬忠研究员进行了深刻剖析。
刘扬忠指出：以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念来衡估古代爱国作家，就连屈原、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史可法等千载公认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志士都被抹煞掉了。它反映出思想文化界，有相当一部分文史工作者忘记了或者干脆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懂得源远流长的中国爱国主义和华夏民族精神既有其连续性又有其历史阶段性这一简单道理。
刘扬忠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并不只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后一百多年来的爱国感情，而且是指中华民族在自己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对我们这个伟大祖国的热烈、久远和深厚的感情。“爱国”这个概念，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产生。《战国策》中就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这样的话。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征，但其前后相连、古今相通的关系，则是十分明显的。
诚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问题，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神州大地上的民族斗争多半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但其中的的确确存在正义与非正义、压迫与反压迫、掠夺与反掠夺、侵略与反侵略、统一与分裂、投降与抵抗、爱国与卖国等重大问题。这是几千年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不能因为历史上曾与华夏民族争斗过的某些民族后来融入了“中国”，就抹煞这些基本事实，否则，中国几千年的爱国主义便无从谈起。
刘扬忠认为，今天，文学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梳理和论证古代文学中爱国主义形成、发展和影响华夏民族精神的全过程，描画出其阶段性特征和某种规律性，以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所贡献。
以历史理性为核心综合创新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深入研究和处理三种理性的关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在发言中分析了当前在文化和价值领域的讨论中涉及的三种理性——即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西学东渐以来的启蒙理性，以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理性。
李景源说，西学东渐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釜底抽薪般的冲击，在它的影响下，不少知识分子对待中国文化建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总在天理与人欲框架里兜圈子，启蒙理性使人们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从传统内跳到传统外，不再理会传统话语，用自由、平等、民主话语来思考制度设计。
李景源指出：但启蒙话语并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脱离了下层广大民众，它始终处在边缘地带。所以，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脱离了救亡。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硬说自由问题就是个人问题，只要争得个人自由，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就自然实现了；以为只要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面对中国的危亡局势，只从抽象的人性及其权利出发，明显地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上个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就暴露了传统的道德理性的局限。
针对不少传统文化人接续内圣外王、天理人欲的思路，力图使人生观问题和科学绝缘的现象，李景源认为：以为人生观问题在科学之外即可解决，它本身不受因果律支配，这些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传统文化的内在论思路往往只关注终极问题，同样忽视了具体的时代要求，他们没有也无意于把终极性关怀转换成时代性课题。这种形上思辨与时代的隔绝，使他们的声音曲高和寡。
因此，真正克服文化道德主义和启蒙理性的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历史理性。构建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点是历史理性，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解决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所以，我们要在对西方文化、本土文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理性为核心，进行综合创新。
——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论坛一瞥
2007-12-16
石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历史文化联系紧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华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之必然，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之一”。日前，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的学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历史文化”为主题展开研讨。
历史学：民族灵魂的内容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一门立足于现实的关于价值判断的科学。英国克拉克爵士主编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时，在该书的《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中说：‘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于沛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史不可亡”，它是民族灵魂的具体内容之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从来不曾中断。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能离开对民族历史的系统认识和科学理解。歪曲、丑化、否定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解放，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与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全背道而驰。
于沛认为，从乱史到乱国，甚至从乱史到亡国，这方面的实例不难举出。对此，我国历代史家都有明确认识。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写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一些苏联历史学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什么呢？”
于沛指出，历史的记忆与传承事关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扬，离开历史的现实存在，民族精神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集中表现，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与热爱贯穿于历史研究的始终，是历史科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五千年爱国主义一脉相承
针对史学界曾经流行的：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19世纪中期大清帝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之后才产生的，而在此之前并没有“外敌”侵略，只有民族大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打架”，并不构成爱国主义的错误观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扬忠研究员进行了深刻剖析。
刘扬忠指出：以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念来衡估古代爱国作家，就连屈原、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史可法等千载公认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志士都被抹煞掉了。它反映出思想文化界，有相当一部分文史工作者忘记了或者干脆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懂得源远流长的中国爱国主义和华夏民族精神既有其连续性又有其历史阶段性这一简单道理。
刘扬忠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并不只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后一百多年来的爱国感情，而且是指中华民族在自己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对我们这个伟大祖国的热烈、久远和深厚的感情。“爱国”这个概念，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产生。《战国策》中就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这样的话。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征，但其前后相连、古今相通的关系，则是十分明显的。
诚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问题，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神州大地上的民族斗争多半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但其中的的确确存在正义与非正义、压迫与反压迫、掠夺与反掠夺、侵略与反侵略、统一与分裂、投降与抵抗、爱国与卖国等重大问题。这是几千年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不能因为历史上曾与华夏民族争斗过的某些民族后来融入了“中国”，就抹煞这些基本事实，否则，中国几千年的爱国主义便无从谈起。
刘扬忠认为，今天，文学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梳理和论证古代文学中爱国主义形成、发展和影响华夏民族精神的全过程，描画出其阶段性特征和某种规律性，以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所贡献。
以历史理性为核心综合创新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深入研究和处理三种理性的关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在发言中分析了当前在文化和价值领域的讨论中涉及的三种理性——即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西学东渐以来的启蒙理性，以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理性。
李景源说，西学东渐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釜底抽薪般的冲击，在它的影响下，不少知识分子对待中国文化建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总在天理与人欲框架里兜圈子，启蒙理性使人们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从传统内跳到传统外，不再理会传统话语，用自由、平等、民主话语来思考制度设计。
李景源指出：但启蒙话语并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脱离了下层广大民众，它始终处在边缘地带。所以，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脱离了救亡。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硬说自由问题就是个人问题，只要争得个人自由，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就自然实现了；以为只要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面对中国的危亡局势，只从抽象的人性及其权利出发，明显地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上个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就暴露了传统的道德理性的局限。
针对不少传统文化人接续内圣外王、天理人欲的思路，力图使人生观问题和科学绝缘的现象，李景源认为：以为人生观问题在科学之外即可解决，它本身不受因果律支配，这些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传统文化的内在论思路往往只关注终极问题，同样忽视了具体的时代要求，他们没有也无意于把终极性关怀转换成时代性课题。这种形上思辨与时代的隔绝，使他们的声音曲高和寡。
因此，真正克服文化道德主义和启蒙理性的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历史理性。构建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点是历史理性，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解决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所以，我们要在对西方文化、本土文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理性为核心，进行综合创新。历史学不能没有价值判断
——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论坛一瞥
2007-12-16
石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历史文化联系紧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华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之必然，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之一”。日前，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的学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历史文化”为主题展开研讨。
历史学：民族灵魂的内容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一门立足于现实的关于价值判断的科学。英国克拉克爵士主编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时，在该书的《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中说：‘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于沛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史不可亡”，它是民族灵魂的具体内容之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从来不曾中断。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能离开对民族历史的系统认识和科学理解。歪曲、丑化、否定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解放，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与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全背道而驰。
于沛认为，从乱史到乱国，甚至从乱史到亡国，这方面的实例不难举出。对此，我国历代史家都有明确认识。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写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一些苏联历史学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什么呢？”
于沛指出，历史的记忆与传承事关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扬，离开历史的现实存在，民族精神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集中表现，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与热爱贯穿于历史研究的始终，是历史科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五千年爱国主义一脉相承
针对史学界曾经流行的：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19世纪中期大清帝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之后才产生的，而在此之前并没有“外敌”侵略，只有民族大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打架”，并不构成爱国主义的错误观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扬忠研究员进行了深刻剖析。
刘扬忠指出：以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念来衡估古代爱国作家，就连屈原、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史可法等千载公认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志士都被抹煞掉了。它反映出思想文化界，有相当一部分文史工作者忘记了或者干脆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懂得源远流长的中国爱国主义和华夏民族精神既有其连续性又有其历史阶段性这一简单道理。
刘扬忠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并不只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后一百多年来的爱国感情，而且是指中华民族在自己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对我们这个伟大祖国的热烈、久远和深厚的感情。“爱国”这个概念，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产生。《战国策》中就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这样的话。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征，但其前后相连、古今相通的关系，则是十分明显的。
诚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问题，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神州大地上的民族斗争多半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但其中的的确确存在正义与非正义、压迫与反压迫、掠夺与反掠夺、侵略与反侵略、统一与分裂、投降与抵抗、爱国与卖国等重大问题。这是几千年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不能因为历史上曾与华夏民族争斗过的某些民族后来融入了“中国”，就抹煞这些基本事实，否则，中国几千年的爱国主义便无从谈起。
刘扬忠认为，今天，文学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梳理和论证古代文学中爱国主义形成、发展和影响华夏民族精神的全过程，描画出其阶段性特征和某种规律性，以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所贡献。
以历史理性为核心综合创新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深入研究和处理三种理性的关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在发言中分析了当前在文化和价值领域的讨论中涉及的三种理性——即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西学东渐以来的启蒙理性，以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理性。
李景源说，西学东渐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釜底抽薪般的冲击，在它的影响下，不少知识分子对待中国文化建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总在天理与人欲框架里兜圈子，启蒙理性使人们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从传统内跳到传统外，不再理会传统话语，用自由、平等、民主话语来思考制度设计。
李景源指出：但启蒙话语并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脱离了下层广大民众，它始终处在边缘地带。所以，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脱离了救亡。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硬说自由问题就是个人问题，只要争得个人自由，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就自然实现了；以为只要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面对中国的危亡局势，只从抽象的人性及其权利出发，明显地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上个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就暴露了传统的道德理性的局限。
针对不少传统文化人接续内圣外王、天理人欲的思路，力图使人生观问题和科学绝缘的现象，李景源认为：以为人生观问题在科学之外即可解决，它本身不受因果律支配，这些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传统文化的内在论思路往往只关注终极问题，同样忽视了具体的时代要求，他们没有也无意于把终极性关怀转换成时代性课题。这种形上思辨与时代的隔绝，使他们的声音曲高和寡。
因此，真正克服文化道德主义和启蒙理性的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历史理性。构建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点是历史理性，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解决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所以，我们要在对西方文化、本土文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理性为核心，进行综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