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朝鲜能否“卖”出一条生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25:45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安娜•费菲尔德(Anna Fifield)
以朝鲜的标准衡量，潘云勇（Pak Hyun-yong，音译）是位创业者。可这位创业者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在上世纪90年代末肆虐朝鲜的饥荒中，他眼看着家人饿死——先是弟弟，接着是姐姐的孩子。最后，姐姐也饿死了。
潘云勇总算熬过了那段朝鲜当局所称的“艰苦长征”，并开始做一些非共产主义、几乎有些颠覆意味的事儿。他开始卖面条。
那时，潘云勇每天都会拿着10公斤“玉米面”（朝鲜一种用晒干的玉米粒加工成的玉米面），把这种糟糕的仿制面做成面条。然而，他骑上自行车，在位于东海岸的家乡咸兴沿街叫卖。他要用面条换12公斤的玉米面：10公斤用来做第二天的面条，剩下的2公斤养家糊口。
潘云勇表示：“有时警察走过来，劝我不要卖面条，他们说，我不应向资本主义低头，亲爱的领袖会解决食品短缺问题。”一年前，他逃离了朝鲜。虽然潘云勇经历了种种苦难，但他显得乐观而且颇有精力。
潘云勇今年32岁，如今躲在中国北方一个荒凉偏远的村落。这个村子距离中朝边境不远。在当地人的庇护和帮助下，他和一起出逃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在一间没有浴室的房子里安顿下来。
他表示：“（朝鲜）警方甚至威胁我，如果我还去卖面条，就把我关进监狱。我突然意识到，在朝鲜，他们不让人活下去。” 潘云勇坐在屋里温暖的地上，身上还穿着在附近屠宰厂上班穿的围裙。
“听说中国是个富裕、现代的国家。他们有拖拉机，人们天天都能吃上米饭，甚至在农村也是如此。”他摇着头说道，“中国的狗都不会吃我们的米——它们吃得更好。”
我在中朝边境做了近20次采访，出生在中国的鲜族人和朝鲜难民称，朝鲜的变革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在领袖金正日(Kim Jong-il)的指引下进行的。就在两个月前，我们采访的一些难民还生活在朝鲜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
朝鲜仍是全球管控最严的国家。但朝鲜难民近来谈到，在一些靠近中国的地区，特别是北部城市罗津和会宁以及中朝边境南端的新义州，求生的需求正推动着变革。
如果说这代表着朝鲜开始像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一样，向自由市场改革过渡，那是夸大其词。但一些朝鲜难民表示，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导致朝鲜各地开始经商，并出现一批新兴的、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
在2002年“经济改善”时期，朝鲜不仅只有国有市场，并容忍一些农贸市场存在。此后，在政府的默许下——如果说不是鼓励的话，农贸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目前，农贸市场支撑着朝鲜摇摇欲坠的经济，因为按照定量配给制度，政府几乎什么都提供不了。
朝鲜经济陷入困境，可能是金正日决定放弃核武计划的推动因素。分析人士表示，六方去核会谈正取得令人意外的进展，金正日政府希望为其陈旧的工业寻求重油，并结束经济制裁。
根据最近逃离朝鲜难民讲述，朝鲜国内状况令人绝望。据悉，有1万至3万朝鲜难民逃到中国东北，特别是吉林和黑龙江。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东北是落后地区。
英国《金融时报》走访了东北，采访了一些朝鲜人。为了避免因采访危及他们的生命，记者对他们的名字做了改动。（从中国遣返的朝鲜人，会面临进劳改营或更为严重的惩罚。那些没有被抓获的朝鲜难民与记者交谈，则可能会使家人面临危险。）
今年22岁的吴万福(Oh Man-bok,音译) 9月份逃离朝鲜，他表示：“在罗津，所有工厂都已停产。” 罗津位于朝俄和朝中边境附近。人们认为这个城市相对繁荣，因为它是朝鲜主要贸易通道之一。他表示：“人们还要去上班、点名，却无事可做。他们有时闲着，有时回家。他们拿不到工资，在好的月份里，有时可能会分到15天的玉米配给。”
这意味着，女性越来越成为养家糊口的人。她们进山采野菜，或者去集市卖些家里做的小吃。“人们靠小生意维持生计。为了赚钱，她们卖油条、修鞋、或者补衣服，什么事都做。”吴万福表示，“要赚够维生的钱很难，即便在罗津，许多人也要吃豆渣熬的粥。”
作为与中国贸易的主要通道，罗津和新义州一度比朝鲜其它地区更为开放。目前，罗津和新义州的资本主义试验似乎在向会宁蔓延。
从边境线的中国一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会宁市。中朝两国之间的分界线是一条浅浅的江，有些地方仅有20米宽。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看到，在连接中朝两国的桥上，几辆朝鲜卡车开往中国，还有很多中国人和一些佩戴金日成(Kim Il-sung)像章的朝鲜人拖着大包走过。金日成是金正日已故的父亲，是朝鲜缔造者。
一位中国边防官员称，每天约有100人从中国这边过桥。他们主要是去探望家人。在夏季，每天随团到朝鲜东海岸海滩度假的人会多达300人。每天约有10个朝鲜人进入中国境内，他们做生意，或探望亲戚。这位中国官员表示：“即便他们在这里没有家人，只要带上1000元人民币也能过关。所以，他们经常借钱来这边买东西，然后到会宁市场做交易。”
随着贸易和旅行增加，贿赂现象似乎越来越普遍，从上供几颗烟通过国内检查站，到过境交几百元人民币不等。“现在谁都想当边防卫兵，”一位中国鲜族商人表示：“他们不会明说‘给我钱'，而是没完没了地查你的文件，问你很多问题，直到给他们钱才行。”
据出逃的朝鲜人说，朝鲜政府似乎了解边防贿赂的事，对此默许并每半年换一次边防，让全国官员都高兴一次，有机会捞点外快。
以前，会宁农贸市场就在边境的桥旁，但今年则搬到市中心一栋教学楼。会宁市人口有18万，由于金正日已故的母亲生在此地，这里居民的生活相对好一些。
宋美玉（Song Mi-ok，音译）表示，在老百姓需求的推动下，农贸市场已成为会宁市和人们生活的中心。宋美玉是中国鲜族人，她最近去过会宁几次。她以探亲（是假亲戚）为名过境，每次假装去探亲时，都会给这家人1000元人民币。
会宁农贸市场早晨七点半开放，黄昏时关闭。“那儿什么都有，” 宋美玉谈到会宁农贸市场时说。“通常，人们先是卖自己种的或做的食物，然而靠利润去做货物交易。”
朝鲜人说，市场上什么都能买到，只有“猫角”买不到（注：猫角是朝鲜人的一种说法，类似汉语中的麟角之意）。宋美玉说，市场上还卖韩国援助的大米。即使冒着韩国米被官方没收的风险，商贩也会把米袋拿给人看，因为人们知道韩国米质量好。
在会宁农贸市场上，一公斤大米要价900朝元。鉴于政府工作人员每月平均薪金约为3000至4000朝元，这个价钱相当贵。
“（市场上）做买卖的人很多，全是货币交易；现在没有实物交易了。”宋美玉表示，“朝鲜人很穷，看到人们有这么多钱感到很吃惊。国家不给他们钱，这些钱都是自己赚的。”
一位中国鲜族人去年曾到会宁探亲，他谈到了日益猖獗的毒品交易。他说，二三十岁的人会走到你跟前，卖一种叫做“冰”的白色麻醉药（可能是一种结晶状脱氧麻黄碱），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在中国，这些毒品的价格是朝鲜价格的20倍，使走私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但中国对毒品走私的惩罚措施非常严厉，毒品贩子会竭力把它卖给到会宁来的中国人。
鉴于朝鲜推出新的边界规定，上述农贸市场日益繁荣。几个助人跨境的中国鲜族人称，由于中朝两国加强边境监管，非法越境的人数有所降低；同时，合法进入中国的朝鲜人数量则稳步上升。
对于在中国有亲戚、在韩国没有亲戚的朝鲜人来说，他们可以申请跨境护照。这在造就新一批移民工人，他们合法跨境，为自己和家人工作，而不是为国家工作。李银哲（Ri In-chol，音译）是来自中国的一位朝鲜族传教士，他说：“年轻人来自平壤和其它地区，到这儿工作一两个月，赚点钱。”无论合法跨境，还是以其它的方式跨境，他都对这些人提供帮助。
这位传教士说：“他们花300至400元人民币拿到一个护照，然后就能过境。现在流动更自由了，因为金正日意识到这是让人们活下来的唯一方法。过境的人从亲戚那儿带回钱、旧缝纫机和旧衣服，到市场上去卖。”
尽管中国服装最常见，但由于韩国产品质量较高，朝鲜人更喜欢韩国货。另一位最近去过罗津的中国鲜族人说：“要把商标从韩国服装上剪下来，如果没商标，人们就会假定它们是韩国货，并更喜欢这些衣服。”
李银哲说，朝鲜官员对于过境货物颇为挑剔。他说：“朝鲜人去中国时，允许带回旧衣物。可中国鲜族人想给在朝鲜的亲戚一些衣服时，衣服必须是新的，否则官员会认为有失尊严。”（牛仔装和短裙则被视为美国式道德败坏的象征，仍属被禁物品。）
对金正日政权而言，经济变革（特别是对国家依赖程度的降低）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它们弱化了统治工具。这意味着，在允许和不允许之间的界限很微妙。中国延边大学(Yanbian University)研究朝鲜和韩国问题的高敬洙教授表示：“由于人们要生存，金正日现在允许这种开放。如果他某天早晨醒来，看到资本主义蔓延过头了，就会下令禁止这一切。”延边大学位于（中朝）边境。
“朝鲜很小，如果变化太多，将威胁政权的持续稳定，从而导致政权垮台。”高教授表示，“朝鲜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好朋友(Good Friends)是一个总部设在首尔、搜集朝鲜内部生活情况的市民团体。该团体上个月表示，平壤在打击街头的女商贩。好朋友援引一位在华朝鲜官员的话说：“官方认为，女商贩已达到威胁国家政府的程度。”
据报道，这位官员表示：“男人被拴在工作单位工作，却得不到适当的配给。这把男人养家的负担转移到女人身上。由于贸易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计，（对女商贩的）打击并不顺利。”
事实上，这可能已经太迟了。朝鲜与中国的经济交流有所增长，意味着传到朝鲜的信息在稳步增加。一位经常开货车去朝鲜的中国鲜族人表示：“人们的认识和幻想都在变。”
正是这种对华交流，在对金正日政权造成威胁。金正日政权割断了本国人民与外界的联系，借以控制着2300多万朝鲜人，并称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天堂。传教士Ri In-chol称：“生活在罗津和会宁等开放地区的人，正在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可你深入朝鲜其它地区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因此，即使朝鲜变得更加开放，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何时会变。如果你参与政治，他们就会来抓你。”
最近一些逃离朝鲜的人表示，人们（私底下）越来越多地讨论一个话题，即“亲爱的领袖”总有一天去世的事。他们说，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去年离开咸兴的潘云勇表示：“国家的控制措施与以前一样严，但如今人们在家中聚会时，会说这种体制是错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事。”
“金正日总是说，他会养活朝鲜人民，让他们幸福，事实并非如此。如今，有很多人希望金正日早点死。”他说这话的时候耸了耸肩。“我得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国家开始瓦解了。”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 ... pa1=0&loc=STORY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安娜•费菲尔德(Anna Fifield)
以朝鲜的标准衡量，潘云勇（Pak Hyun-yong，音译）是位创业者。可这位创业者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在上世纪90年代末肆虐朝鲜的饥荒中，他眼看着家人饿死——先是弟弟，接着是姐姐的孩子。最后，姐姐也饿死了。
潘云勇总算熬过了那段朝鲜当局所称的“艰苦长征”，并开始做一些非共产主义、几乎有些颠覆意味的事儿。他开始卖面条。
那时，潘云勇每天都会拿着10公斤“玉米面”（朝鲜一种用晒干的玉米粒加工成的玉米面），把这种糟糕的仿制面做成面条。然而，他骑上自行车，在位于东海岸的家乡咸兴沿街叫卖。他要用面条换12公斤的玉米面：10公斤用来做第二天的面条，剩下的2公斤养家糊口。
潘云勇表示：“有时警察走过来，劝我不要卖面条，他们说，我不应向资本主义低头，亲爱的领袖会解决食品短缺问题。”一年前，他逃离了朝鲜。虽然潘云勇经历了种种苦难，但他显得乐观而且颇有精力。
潘云勇今年32岁，如今躲在中国北方一个荒凉偏远的村落。这个村子距离中朝边境不远。在当地人的庇护和帮助下，他和一起出逃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在一间没有浴室的房子里安顿下来。
他表示：“（朝鲜）警方甚至威胁我，如果我还去卖面条，就把我关进监狱。我突然意识到，在朝鲜，他们不让人活下去。” 潘云勇坐在屋里温暖的地上，身上还穿着在附近屠宰厂上班穿的围裙。
“听说中国是个富裕、现代的国家。他们有拖拉机，人们天天都能吃上米饭，甚至在农村也是如此。”他摇着头说道，“中国的狗都不会吃我们的米——它们吃得更好。”
我在中朝边境做了近20次采访，出生在中国的鲜族人和朝鲜难民称，朝鲜的变革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在领袖金正日(Kim Jong-il)的指引下进行的。就在两个月前，我们采访的一些难民还生活在朝鲜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
朝鲜仍是全球管控最严的国家。但朝鲜难民近来谈到，在一些靠近中国的地区，特别是北部城市罗津和会宁以及中朝边境南端的新义州，求生的需求正推动着变革。
如果说这代表着朝鲜开始像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一样，向自由市场改革过渡，那是夸大其词。但一些朝鲜难民表示，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导致朝鲜各地开始经商，并出现一批新兴的、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
在2002年“经济改善”时期，朝鲜不仅只有国有市场，并容忍一些农贸市场存在。此后，在政府的默许下——如果说不是鼓励的话，农贸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目前，农贸市场支撑着朝鲜摇摇欲坠的经济，因为按照定量配给制度，政府几乎什么都提供不了。
朝鲜经济陷入困境，可能是金正日决定放弃核武计划的推动因素。分析人士表示，六方去核会谈正取得令人意外的进展，金正日政府希望为其陈旧的工业寻求重油，并结束经济制裁。
根据最近逃离朝鲜难民讲述，朝鲜国内状况令人绝望。据悉，有1万至3万朝鲜难民逃到中国东北，特别是吉林和黑龙江。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东北是落后地区。
英国《金融时报》走访了东北，采访了一些朝鲜人。为了避免因采访危及他们的生命，记者对他们的名字做了改动。（从中国遣返的朝鲜人，会面临进劳改营或更为严重的惩罚。那些没有被抓获的朝鲜难民与记者交谈，则可能会使家人面临危险。）
今年22岁的吴万福(Oh Man-bok,音译) 9月份逃离朝鲜，他表示：“在罗津，所有工厂都已停产。” 罗津位于朝俄和朝中边境附近。人们认为这个城市相对繁荣，因为它是朝鲜主要贸易通道之一。他表示：“人们还要去上班、点名，却无事可做。他们有时闲着，有时回家。他们拿不到工资，在好的月份里，有时可能会分到15天的玉米配给。”
这意味着，女性越来越成为养家糊口的人。她们进山采野菜，或者去集市卖些家里做的小吃。“人们靠小生意维持生计。为了赚钱，她们卖油条、修鞋、或者补衣服，什么事都做。”吴万福表示，“要赚够维生的钱很难，即便在罗津，许多人也要吃豆渣熬的粥。”
作为与中国贸易的主要通道，罗津和新义州一度比朝鲜其它地区更为开放。目前，罗津和新义州的资本主义试验似乎在向会宁蔓延。
从边境线的中国一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会宁市。中朝两国之间的分界线是一条浅浅的江，有些地方仅有20米宽。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看到，在连接中朝两国的桥上，几辆朝鲜卡车开往中国，还有很多中国人和一些佩戴金日成(Kim Il-sung)像章的朝鲜人拖着大包走过。金日成是金正日已故的父亲，是朝鲜缔造者。
一位中国边防官员称，每天约有100人从中国这边过桥。他们主要是去探望家人。在夏季，每天随团到朝鲜东海岸海滩度假的人会多达300人。每天约有10个朝鲜人进入中国境内，他们做生意，或探望亲戚。这位中国官员表示：“即便他们在这里没有家人，只要带上1000元人民币也能过关。所以，他们经常借钱来这边买东西，然后到会宁市场做交易。”
随着贸易和旅行增加，贿赂现象似乎越来越普遍，从上供几颗烟通过国内检查站，到过境交几百元人民币不等。“现在谁都想当边防卫兵，”一位中国鲜族商人表示：“他们不会明说‘给我钱'，而是没完没了地查你的文件，问你很多问题，直到给他们钱才行。”
据出逃的朝鲜人说，朝鲜政府似乎了解边防贿赂的事，对此默许并每半年换一次边防，让全国官员都高兴一次，有机会捞点外快。
以前，会宁农贸市场就在边境的桥旁，但今年则搬到市中心一栋教学楼。会宁市人口有18万，由于金正日已故的母亲生在此地，这里居民的生活相对好一些。
宋美玉（Song Mi-ok，音译）表示，在老百姓需求的推动下，农贸市场已成为会宁市和人们生活的中心。宋美玉是中国鲜族人，她最近去过会宁几次。她以探亲（是假亲戚）为名过境，每次假装去探亲时，都会给这家人1000元人民币。
会宁农贸市场早晨七点半开放，黄昏时关闭。“那儿什么都有，” 宋美玉谈到会宁农贸市场时说。“通常，人们先是卖自己种的或做的食物，然而靠利润去做货物交易。”
朝鲜人说，市场上什么都能买到，只有“猫角”买不到（注：猫角是朝鲜人的一种说法，类似汉语中的麟角之意）。宋美玉说，市场上还卖韩国援助的大米。即使冒着韩国米被官方没收的风险，商贩也会把米袋拿给人看，因为人们知道韩国米质量好。
在会宁农贸市场上，一公斤大米要价900朝元。鉴于政府工作人员每月平均薪金约为3000至4000朝元，这个价钱相当贵。
“（市场上）做买卖的人很多，全是货币交易；现在没有实物交易了。”宋美玉表示，“朝鲜人很穷，看到人们有这么多钱感到很吃惊。国家不给他们钱，这些钱都是自己赚的。”
一位中国鲜族人去年曾到会宁探亲，他谈到了日益猖獗的毒品交易。他说，二三十岁的人会走到你跟前，卖一种叫做“冰”的白色麻醉药（可能是一种结晶状脱氧麻黄碱），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在中国，这些毒品的价格是朝鲜价格的20倍，使走私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但中国对毒品走私的惩罚措施非常严厉，毒品贩子会竭力把它卖给到会宁来的中国人。
鉴于朝鲜推出新的边界规定，上述农贸市场日益繁荣。几个助人跨境的中国鲜族人称，由于中朝两国加强边境监管，非法越境的人数有所降低；同时，合法进入中国的朝鲜人数量则稳步上升。
对于在中国有亲戚、在韩国没有亲戚的朝鲜人来说，他们可以申请跨境护照。这在造就新一批移民工人，他们合法跨境，为自己和家人工作，而不是为国家工作。李银哲（Ri In-chol，音译）是来自中国的一位朝鲜族传教士，他说：“年轻人来自平壤和其它地区，到这儿工作一两个月，赚点钱。”无论合法跨境，还是以其它的方式跨境，他都对这些人提供帮助。
这位传教士说：“他们花300至400元人民币拿到一个护照，然后就能过境。现在流动更自由了，因为金正日意识到这是让人们活下来的唯一方法。过境的人从亲戚那儿带回钱、旧缝纫机和旧衣服，到市场上去卖。”
尽管中国服装最常见，但由于韩国产品质量较高，朝鲜人更喜欢韩国货。另一位最近去过罗津的中国鲜族人说：“要把商标从韩国服装上剪下来，如果没商标，人们就会假定它们是韩国货，并更喜欢这些衣服。”
李银哲说，朝鲜官员对于过境货物颇为挑剔。他说：“朝鲜人去中国时，允许带回旧衣物。可中国鲜族人想给在朝鲜的亲戚一些衣服时，衣服必须是新的，否则官员会认为有失尊严。”（牛仔装和短裙则被视为美国式道德败坏的象征，仍属被禁物品。）
对金正日政权而言，经济变革（特别是对国家依赖程度的降低）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它们弱化了统治工具。这意味着，在允许和不允许之间的界限很微妙。中国延边大学(Yanbian University)研究朝鲜和韩国问题的高敬洙教授表示：“由于人们要生存，金正日现在允许这种开放。如果他某天早晨醒来，看到资本主义蔓延过头了，就会下令禁止这一切。”延边大学位于（中朝）边境。
“朝鲜很小，如果变化太多，将威胁政权的持续稳定，从而导致政权垮台。”高教授表示，“朝鲜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好朋友(Good Friends)是一个总部设在首尔、搜集朝鲜内部生活情况的市民团体。该团体上个月表示，平壤在打击街头的女商贩。好朋友援引一位在华朝鲜官员的话说：“官方认为，女商贩已达到威胁国家政府的程度。”
据报道，这位官员表示：“男人被拴在工作单位工作，却得不到适当的配给。这把男人养家的负担转移到女人身上。由于贸易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计，（对女商贩的）打击并不顺利。”
事实上，这可能已经太迟了。朝鲜与中国的经济交流有所增长，意味着传到朝鲜的信息在稳步增加。一位经常开货车去朝鲜的中国鲜族人表示：“人们的认识和幻想都在变。”
正是这种对华交流，在对金正日政权造成威胁。金正日政权割断了本国人民与外界的联系，借以控制着2300多万朝鲜人，并称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天堂。传教士Ri In-chol称：“生活在罗津和会宁等开放地区的人，正在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可你深入朝鲜其它地区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因此，即使朝鲜变得更加开放，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何时会变。如果你参与政治，他们就会来抓你。”
最近一些逃离朝鲜的人表示，人们（私底下）越来越多地讨论一个话题，即“亲爱的领袖”总有一天去世的事。他们说，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去年离开咸兴的潘云勇表示：“国家的控制措施与以前一样严，但如今人们在家中聚会时，会说这种体制是错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事。”
“金正日总是说，他会养活朝鲜人民，让他们幸福，事实并非如此。如今，有很多人希望金正日早点死。”他说这话的时候耸了耸肩。“我得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国家开始瓦解了。”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 ... pa1=0&loc=STORY
以朝鲜的标准衡量，潘云勇（Pak Hyun-yong，音译）是位创业者。可这位创业者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在上世纪90年代末肆虐朝鲜的饥荒中，他眼看着家人饿死——先是弟弟，接着是姐姐的孩子。最后，姐姐也饿死了。
潘云勇总算熬过了那段朝鲜当局所称的“艰苦长征”，并开始做一些非共产主义、几乎有些颠覆意味的事儿。他开始卖面条。
那时，潘云勇每天都会拿着10公斤“玉米面”（朝鲜一种用晒干的玉米粒加工成的玉米面），把这种糟糕的仿制面做成面条。然而，他骑上自行车，在位于东海岸的家乡咸兴沿街叫卖。他要用面条换12公斤的玉米面：10公斤用来做第二天的面条，剩下的2公斤养家糊口。
潘云勇表示：“有时警察走过来，劝我不要卖面条，他们说，我不应向资本主义低头，亲爱的领袖会解决食品短缺问题。”一年前，他逃离了朝鲜。虽然潘云勇经历了种种苦难，但他显得乐观而且颇有精力。
潘云勇今年32岁，如今躲在中国北方一个荒凉偏远的村落。这个村子距离中朝边境不远。在当地人的庇护和帮助下，他和一起出逃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在一间没有浴室的房子里安顿下来。
他表示：“（朝鲜）警方甚至威胁我，如果我还去卖面条，就把我关进监狱。我突然意识到，在朝鲜，他们不让人活下去。” 潘云勇坐在屋里温暖的地上，身上还穿着在附近屠宰厂上班穿的围裙。
“听说中国是个富裕、现代的国家。他们有拖拉机，人们天天都能吃上米饭，甚至在农村也是如此。”他摇着头说道，“中国的狗都不会吃我们的米——它们吃得更好。”
我在中朝边境做了近20次采访，出生在中国的鲜族人和朝鲜难民称，朝鲜的变革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在领袖金正日(Kim Jong-il)的指引下进行的。就在两个月前，我们采访的一些难民还生活在朝鲜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
朝鲜仍是全球管控最严的国家。但朝鲜难民近来谈到，在一些靠近中国的地区，特别是北部城市罗津和会宁以及中朝边境南端的新义州，求生的需求正推动着变革。
如果说这代表着朝鲜开始像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一样，向自由市场改革过渡，那是夸大其词。但一些朝鲜难民表示，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导致朝鲜各地开始经商，并出现一批新兴的、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
在2002年“经济改善”时期，朝鲜不仅只有国有市场，并容忍一些农贸市场存在。此后，在政府的默许下——如果说不是鼓励的话，农贸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目前，农贸市场支撑着朝鲜摇摇欲坠的经济，因为按照定量配给制度，政府几乎什么都提供不了。
朝鲜经济陷入困境，可能是金正日决定放弃核武计划的推动因素。分析人士表示，六方去核会谈正取得令人意外的进展，金正日政府希望为其陈旧的工业寻求重油，并结束经济制裁。
根据最近逃离朝鲜难民讲述，朝鲜国内状况令人绝望。据悉，有1万至3万朝鲜难民逃到中国东北，特别是吉林和黑龙江。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东北是落后地区。
英国《金融时报》走访了东北，采访了一些朝鲜人。为了避免因采访危及他们的生命，记者对他们的名字做了改动。（从中国遣返的朝鲜人，会面临进劳改营或更为严重的惩罚。那些没有被抓获的朝鲜难民与记者交谈，则可能会使家人面临危险。）
今年22岁的吴万福(Oh Man-bok,音译) 9月份逃离朝鲜，他表示：“在罗津，所有工厂都已停产。” 罗津位于朝俄和朝中边境附近。人们认为这个城市相对繁荣，因为它是朝鲜主要贸易通道之一。他表示：“人们还要去上班、点名，却无事可做。他们有时闲着，有时回家。他们拿不到工资，在好的月份里，有时可能会分到15天的玉米配给。”
这意味着，女性越来越成为养家糊口的人。她们进山采野菜，或者去集市卖些家里做的小吃。“人们靠小生意维持生计。为了赚钱，她们卖油条、修鞋、或者补衣服，什么事都做。”吴万福表示，“要赚够维生的钱很难，即便在罗津，许多人也要吃豆渣熬的粥。”
作为与中国贸易的主要通道，罗津和新义州一度比朝鲜其它地区更为开放。目前，罗津和新义州的资本主义试验似乎在向会宁蔓延。
从边境线的中国一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会宁市。中朝两国之间的分界线是一条浅浅的江，有些地方仅有20米宽。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看到，在连接中朝两国的桥上，几辆朝鲜卡车开往中国，还有很多中国人和一些佩戴金日成(Kim Il-sung)像章的朝鲜人拖着大包走过。金日成是金正日已故的父亲，是朝鲜缔造者。
一位中国边防官员称，每天约有100人从中国这边过桥。他们主要是去探望家人。在夏季，每天随团到朝鲜东海岸海滩度假的人会多达300人。每天约有10个朝鲜人进入中国境内，他们做生意，或探望亲戚。这位中国官员表示：“即便他们在这里没有家人，只要带上1000元人民币也能过关。所以，他们经常借钱来这边买东西，然后到会宁市场做交易。”
随着贸易和旅行增加，贿赂现象似乎越来越普遍，从上供几颗烟通过国内检查站，到过境交几百元人民币不等。“现在谁都想当边防卫兵，”一位中国鲜族商人表示：“他们不会明说‘给我钱'，而是没完没了地查你的文件，问你很多问题，直到给他们钱才行。”
据出逃的朝鲜人说，朝鲜政府似乎了解边防贿赂的事，对此默许并每半年换一次边防，让全国官员都高兴一次，有机会捞点外快。
以前，会宁农贸市场就在边境的桥旁，但今年则搬到市中心一栋教学楼。会宁市人口有18万，由于金正日已故的母亲生在此地，这里居民的生活相对好一些。
宋美玉（Song Mi-ok，音译）表示，在老百姓需求的推动下，农贸市场已成为会宁市和人们生活的中心。宋美玉是中国鲜族人，她最近去过会宁几次。她以探亲（是假亲戚）为名过境，每次假装去探亲时，都会给这家人1000元人民币。
会宁农贸市场早晨七点半开放，黄昏时关闭。“那儿什么都有，” 宋美玉谈到会宁农贸市场时说。“通常，人们先是卖自己种的或做的食物，然而靠利润去做货物交易。”
朝鲜人说，市场上什么都能买到，只有“猫角”买不到（注：猫角是朝鲜人的一种说法，类似汉语中的麟角之意）。宋美玉说，市场上还卖韩国援助的大米。即使冒着韩国米被官方没收的风险，商贩也会把米袋拿给人看，因为人们知道韩国米质量好。
在会宁农贸市场上，一公斤大米要价900朝元。鉴于政府工作人员每月平均薪金约为3000至4000朝元，这个价钱相当贵。
“（市场上）做买卖的人很多，全是货币交易；现在没有实物交易了。”宋美玉表示，“朝鲜人很穷，看到人们有这么多钱感到很吃惊。国家不给他们钱，这些钱都是自己赚的。”
一位中国鲜族人去年曾到会宁探亲，他谈到了日益猖獗的毒品交易。他说，二三十岁的人会走到你跟前，卖一种叫做“冰”的白色麻醉药（可能是一种结晶状脱氧麻黄碱），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在中国，这些毒品的价格是朝鲜价格的20倍，使走私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但中国对毒品走私的惩罚措施非常严厉，毒品贩子会竭力把它卖给到会宁来的中国人。
鉴于朝鲜推出新的边界规定，上述农贸市场日益繁荣。几个助人跨境的中国鲜族人称，由于中朝两国加强边境监管，非法越境的人数有所降低；同时，合法进入中国的朝鲜人数量则稳步上升。
对于在中国有亲戚、在韩国没有亲戚的朝鲜人来说，他们可以申请跨境护照。这在造就新一批移民工人，他们合法跨境，为自己和家人工作，而不是为国家工作。李银哲（Ri In-chol，音译）是来自中国的一位朝鲜族传教士，他说：“年轻人来自平壤和其它地区，到这儿工作一两个月，赚点钱。”无论合法跨境，还是以其它的方式跨境，他都对这些人提供帮助。
这位传教士说：“他们花300至400元人民币拿到一个护照，然后就能过境。现在流动更自由了，因为金正日意识到这是让人们活下来的唯一方法。过境的人从亲戚那儿带回钱、旧缝纫机和旧衣服，到市场上去卖。”
尽管中国服装最常见，但由于韩国产品质量较高，朝鲜人更喜欢韩国货。另一位最近去过罗津的中国鲜族人说：“要把商标从韩国服装上剪下来，如果没商标，人们就会假定它们是韩国货，并更喜欢这些衣服。”
李银哲说，朝鲜官员对于过境货物颇为挑剔。他说：“朝鲜人去中国时，允许带回旧衣物。可中国鲜族人想给在朝鲜的亲戚一些衣服时，衣服必须是新的，否则官员会认为有失尊严。”（牛仔装和短裙则被视为美国式道德败坏的象征，仍属被禁物品。）
对金正日政权而言，经济变革（特别是对国家依赖程度的降低）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它们弱化了统治工具。这意味着，在允许和不允许之间的界限很微妙。中国延边大学(Yanbian University)研究朝鲜和韩国问题的高敬洙教授表示：“由于人们要生存，金正日现在允许这种开放。如果他某天早晨醒来，看到资本主义蔓延过头了，就会下令禁止这一切。”延边大学位于（中朝）边境。
“朝鲜很小，如果变化太多，将威胁政权的持续稳定，从而导致政权垮台。”高教授表示，“朝鲜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好朋友(Good Friends)是一个总部设在首尔、搜集朝鲜内部生活情况的市民团体。该团体上个月表示，平壤在打击街头的女商贩。好朋友援引一位在华朝鲜官员的话说：“官方认为，女商贩已达到威胁国家政府的程度。”
据报道，这位官员表示：“男人被拴在工作单位工作，却得不到适当的配给。这把男人养家的负担转移到女人身上。由于贸易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计，（对女商贩的）打击并不顺利。”
事实上，这可能已经太迟了。朝鲜与中国的经济交流有所增长，意味着传到朝鲜的信息在稳步增加。一位经常开货车去朝鲜的中国鲜族人表示：“人们的认识和幻想都在变。”
正是这种对华交流，在对金正日政权造成威胁。金正日政权割断了本国人民与外界的联系，借以控制着2300多万朝鲜人，并称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天堂。传教士Ri In-chol称：“生活在罗津和会宁等开放地区的人，正在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可你深入朝鲜其它地区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因此，即使朝鲜变得更加开放，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何时会变。如果你参与政治，他们就会来抓你。”
最近一些逃离朝鲜的人表示，人们（私底下）越来越多地讨论一个话题，即“亲爱的领袖”总有一天去世的事。他们说，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去年离开咸兴的潘云勇表示：“国家的控制措施与以前一样严，但如今人们在家中聚会时，会说这种体制是错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事。”
“金正日总是说，他会养活朝鲜人民，让他们幸福，事实并非如此。如今，有很多人希望金正日早点死。”他说这话的时候耸了耸肩。“我得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国家开始瓦解了。”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 ... pa1=0&loc=STORY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安娜•费菲尔德(Anna Fifield)
以朝鲜的标准衡量，潘云勇（Pak Hyun-yong，音译）是位创业者。可这位创业者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在上世纪90年代末肆虐朝鲜的饥荒中，他眼看着家人饿死——先是弟弟，接着是姐姐的孩子。最后，姐姐也饿死了。
潘云勇总算熬过了那段朝鲜当局所称的“艰苦长征”，并开始做一些非共产主义、几乎有些颠覆意味的事儿。他开始卖面条。
那时，潘云勇每天都会拿着10公斤“玉米面”（朝鲜一种用晒干的玉米粒加工成的玉米面），把这种糟糕的仿制面做成面条。然而，他骑上自行车，在位于东海岸的家乡咸兴沿街叫卖。他要用面条换12公斤的玉米面：10公斤用来做第二天的面条，剩下的2公斤养家糊口。
潘云勇表示：“有时警察走过来，劝我不要卖面条，他们说，我不应向资本主义低头，亲爱的领袖会解决食品短缺问题。”一年前，他逃离了朝鲜。虽然潘云勇经历了种种苦难，但他显得乐观而且颇有精力。
潘云勇今年32岁，如今躲在中国北方一个荒凉偏远的村落。这个村子距离中朝边境不远。在当地人的庇护和帮助下，他和一起出逃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在一间没有浴室的房子里安顿下来。
他表示：“（朝鲜）警方甚至威胁我，如果我还去卖面条，就把我关进监狱。我突然意识到，在朝鲜，他们不让人活下去。” 潘云勇坐在屋里温暖的地上，身上还穿着在附近屠宰厂上班穿的围裙。
“听说中国是个富裕、现代的国家。他们有拖拉机，人们天天都能吃上米饭，甚至在农村也是如此。”他摇着头说道，“中国的狗都不会吃我们的米——它们吃得更好。”
我在中朝边境做了近20次采访，出生在中国的鲜族人和朝鲜难民称，朝鲜的变革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在领袖金正日(Kim Jong-il)的指引下进行的。就在两个月前，我们采访的一些难民还生活在朝鲜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
朝鲜仍是全球管控最严的国家。但朝鲜难民近来谈到，在一些靠近中国的地区，特别是北部城市罗津和会宁以及中朝边境南端的新义州，求生的需求正推动着变革。
如果说这代表着朝鲜开始像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一样，向自由市场改革过渡，那是夸大其词。但一些朝鲜难民表示，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导致朝鲜各地开始经商，并出现一批新兴的、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
在2002年“经济改善”时期，朝鲜不仅只有国有市场，并容忍一些农贸市场存在。此后，在政府的默许下——如果说不是鼓励的话，农贸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目前，农贸市场支撑着朝鲜摇摇欲坠的经济，因为按照定量配给制度，政府几乎什么都提供不了。
朝鲜经济陷入困境，可能是金正日决定放弃核武计划的推动因素。分析人士表示，六方去核会谈正取得令人意外的进展，金正日政府希望为其陈旧的工业寻求重油，并结束经济制裁。
根据最近逃离朝鲜难民讲述，朝鲜国内状况令人绝望。据悉，有1万至3万朝鲜难民逃到中国东北，特别是吉林和黑龙江。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东北是落后地区。
英国《金融时报》走访了东北，采访了一些朝鲜人。为了避免因采访危及他们的生命，记者对他们的名字做了改动。（从中国遣返的朝鲜人，会面临进劳改营或更为严重的惩罚。那些没有被抓获的朝鲜难民与记者交谈，则可能会使家人面临危险。）
今年22岁的吴万福(Oh Man-bok,音译) 9月份逃离朝鲜，他表示：“在罗津，所有工厂都已停产。” 罗津位于朝俄和朝中边境附近。人们认为这个城市相对繁荣，因为它是朝鲜主要贸易通道之一。他表示：“人们还要去上班、点名，却无事可做。他们有时闲着，有时回家。他们拿不到工资，在好的月份里，有时可能会分到15天的玉米配给。”
这意味着，女性越来越成为养家糊口的人。她们进山采野菜，或者去集市卖些家里做的小吃。“人们靠小生意维持生计。为了赚钱，她们卖油条、修鞋、或者补衣服，什么事都做。”吴万福表示，“要赚够维生的钱很难，即便在罗津，许多人也要吃豆渣熬的粥。”
作为与中国贸易的主要通道，罗津和新义州一度比朝鲜其它地区更为开放。目前，罗津和新义州的资本主义试验似乎在向会宁蔓延。
从边境线的中国一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会宁市。中朝两国之间的分界线是一条浅浅的江，有些地方仅有20米宽。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看到，在连接中朝两国的桥上，几辆朝鲜卡车开往中国，还有很多中国人和一些佩戴金日成(Kim Il-sung)像章的朝鲜人拖着大包走过。金日成是金正日已故的父亲，是朝鲜缔造者。
一位中国边防官员称，每天约有100人从中国这边过桥。他们主要是去探望家人。在夏季，每天随团到朝鲜东海岸海滩度假的人会多达300人。每天约有10个朝鲜人进入中国境内，他们做生意，或探望亲戚。这位中国官员表示：“即便他们在这里没有家人，只要带上1000元人民币也能过关。所以，他们经常借钱来这边买东西，然后到会宁市场做交易。”
随着贸易和旅行增加，贿赂现象似乎越来越普遍，从上供几颗烟通过国内检查站，到过境交几百元人民币不等。“现在谁都想当边防卫兵，”一位中国鲜族商人表示：“他们不会明说‘给我钱'，而是没完没了地查你的文件，问你很多问题，直到给他们钱才行。”
据出逃的朝鲜人说，朝鲜政府似乎了解边防贿赂的事，对此默许并每半年换一次边防，让全国官员都高兴一次，有机会捞点外快。
以前，会宁农贸市场就在边境的桥旁，但今年则搬到市中心一栋教学楼。会宁市人口有18万，由于金正日已故的母亲生在此地，这里居民的生活相对好一些。
宋美玉（Song Mi-ok，音译）表示，在老百姓需求的推动下，农贸市场已成为会宁市和人们生活的中心。宋美玉是中国鲜族人，她最近去过会宁几次。她以探亲（是假亲戚）为名过境，每次假装去探亲时，都会给这家人1000元人民币。
会宁农贸市场早晨七点半开放，黄昏时关闭。“那儿什么都有，” 宋美玉谈到会宁农贸市场时说。“通常，人们先是卖自己种的或做的食物，然而靠利润去做货物交易。”
朝鲜人说，市场上什么都能买到，只有“猫角”买不到（注：猫角是朝鲜人的一种说法，类似汉语中的麟角之意）。宋美玉说，市场上还卖韩国援助的大米。即使冒着韩国米被官方没收的风险，商贩也会把米袋拿给人看，因为人们知道韩国米质量好。
在会宁农贸市场上，一公斤大米要价900朝元。鉴于政府工作人员每月平均薪金约为3000至4000朝元，这个价钱相当贵。
“（市场上）做买卖的人很多，全是货币交易；现在没有实物交易了。”宋美玉表示，“朝鲜人很穷，看到人们有这么多钱感到很吃惊。国家不给他们钱，这些钱都是自己赚的。”
一位中国鲜族人去年曾到会宁探亲，他谈到了日益猖獗的毒品交易。他说，二三十岁的人会走到你跟前，卖一种叫做“冰”的白色麻醉药（可能是一种结晶状脱氧麻黄碱），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在中国，这些毒品的价格是朝鲜价格的20倍，使走私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但中国对毒品走私的惩罚措施非常严厉，毒品贩子会竭力把它卖给到会宁来的中国人。
鉴于朝鲜推出新的边界规定，上述农贸市场日益繁荣。几个助人跨境的中国鲜族人称，由于中朝两国加强边境监管，非法越境的人数有所降低；同时，合法进入中国的朝鲜人数量则稳步上升。
对于在中国有亲戚、在韩国没有亲戚的朝鲜人来说，他们可以申请跨境护照。这在造就新一批移民工人，他们合法跨境，为自己和家人工作，而不是为国家工作。李银哲（Ri In-chol，音译）是来自中国的一位朝鲜族传教士，他说：“年轻人来自平壤和其它地区，到这儿工作一两个月，赚点钱。”无论合法跨境，还是以其它的方式跨境，他都对这些人提供帮助。
这位传教士说：“他们花300至400元人民币拿到一个护照，然后就能过境。现在流动更自由了，因为金正日意识到这是让人们活下来的唯一方法。过境的人从亲戚那儿带回钱、旧缝纫机和旧衣服，到市场上去卖。”
尽管中国服装最常见，但由于韩国产品质量较高，朝鲜人更喜欢韩国货。另一位最近去过罗津的中国鲜族人说：“要把商标从韩国服装上剪下来，如果没商标，人们就会假定它们是韩国货，并更喜欢这些衣服。”
李银哲说，朝鲜官员对于过境货物颇为挑剔。他说：“朝鲜人去中国时，允许带回旧衣物。可中国鲜族人想给在朝鲜的亲戚一些衣服时，衣服必须是新的，否则官员会认为有失尊严。”（牛仔装和短裙则被视为美国式道德败坏的象征，仍属被禁物品。）
对金正日政权而言，经济变革（特别是对国家依赖程度的降低）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它们弱化了统治工具。这意味着，在允许和不允许之间的界限很微妙。中国延边大学(Yanbian University)研究朝鲜和韩国问题的高敬洙教授表示：“由于人们要生存，金正日现在允许这种开放。如果他某天早晨醒来，看到资本主义蔓延过头了，就会下令禁止这一切。”延边大学位于（中朝）边境。
“朝鲜很小，如果变化太多，将威胁政权的持续稳定，从而导致政权垮台。”高教授表示，“朝鲜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好朋友(Good Friends)是一个总部设在首尔、搜集朝鲜内部生活情况的市民团体。该团体上个月表示，平壤在打击街头的女商贩。好朋友援引一位在华朝鲜官员的话说：“官方认为，女商贩已达到威胁国家政府的程度。”
据报道，这位官员表示：“男人被拴在工作单位工作，却得不到适当的配给。这把男人养家的负担转移到女人身上。由于贸易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计，（对女商贩的）打击并不顺利。”
事实上，这可能已经太迟了。朝鲜与中国的经济交流有所增长，意味着传到朝鲜的信息在稳步增加。一位经常开货车去朝鲜的中国鲜族人表示：“人们的认识和幻想都在变。”
正是这种对华交流，在对金正日政权造成威胁。金正日政权割断了本国人民与外界的联系，借以控制着2300多万朝鲜人，并称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天堂。传教士Ri In-chol称：“生活在罗津和会宁等开放地区的人，正在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可你深入朝鲜其它地区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因此，即使朝鲜变得更加开放，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何时会变。如果你参与政治，他们就会来抓你。”
最近一些逃离朝鲜的人表示，人们（私底下）越来越多地讨论一个话题，即“亲爱的领袖”总有一天去世的事。他们说，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去年离开咸兴的潘云勇表示：“国家的控制措施与以前一样严，但如今人们在家中聚会时，会说这种体制是错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事。”
“金正日总是说，他会养活朝鲜人民，让他们幸福，事实并非如此。如今，有很多人希望金正日早点死。”他说这话的时候耸了耸肩。“我得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国家开始瓦解了。”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 ... pa1=0&loc=STORY
30年前在香港采访逃港者的稿子该一下就是这一篇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