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西藏边防的真实情况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3:48:05
作者：sharp
既然独立(按照达赖们的希望)的西藏必须依靠一个大国建立边防，那个大国只能是印度无疑。既然在中国战略家的心目中，中印之间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危险，那麽西藏一独立，就相当於印度军事力量可以不发一枪一弹便长驱几千公里，部署到中国腹地。
如果西藏是独立的，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只有很小一段接壤（在中国新疆与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之间）。西藏被中国纳入主权控制之下，西藏与印度的1450公里接壤就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边界，中国与印度实际接壤达到2250公里。
两个亚洲大国紧密地挨在一起。这两个大国都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按照主权标准，都有过耻辱的历史，因此在主权方面都格外地敏感和激烈。恰恰这一条边界的很多段落，在历史上都处於东方式的模糊状态中，没有明确地划分过，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纳入新的主权体系，发生冲突就成了必然的。
只印在地图上的中国领土
在今天中国印制的各种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标着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那片地区只在中国地图上属於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人囗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达九万二千平方公里之多。
本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势力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1914年3月，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一条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五千支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边界被篡改了，反正西藏代表在那个条约上签了字。因为当时的西藏已经摆脱了中国控制，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没阻挡住所谓「麦克马洪线」产生。印度地图已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正式合法边界。
1950年以前，不管双方地图怎麽画，那片争议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老百姓按照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国际政治与他们无关。1949年後，新独立的印度看到一个咄咄逼人的新中国正在产生，而且即将向西藏挺进，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时先下手为强。印军开始向北推进，到1953年，「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全部被印度实际控制。中共那时刚刚进藏，没有能力做出实质性反应。而当时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又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中国也不好翻脸。
中国与印度在中段边境和西段边境还有另外35000多平方公里领土争议，其中西段33000平方公里目前大部分被中国控制。
中国和印度有在历史上有很多相像之处，惺惺相惜，五十年代两国同为世界反殖民主义阵营中坚，两国领导人意气相投，彼此倾慕，照理应该保持很好的关系，然而在主权争端面前，一切势必退居次要地位。1962年，这两个亚洲巨人打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从此相互为敌几十年，即使有时出现短暂缓和，两国的未来也将始终是潜在的对手。五十年代，中印两国容忍了边界存在的争议，双方在1954年还就西藏问题签定了包括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双边协定。但是1959年印度政府收留了逃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跟随其的数万西藏难民，中国政府对此耿耿於怀，自此以後两国边境争议就迅速地上升，边境争端成了中国对印度进行攻击的焦点。
从中国一部《西藏大事辑录》中看，从1949年到1958年，辑录中没有一条与中印边界有关。然而自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之後，当年就开始出现中印边界争端的条目，此後年年都有，一直延续。这里只摘录1959年9月的有关段落，可略见概貌。
9月8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答覆印度总理尼赫鲁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来信。希望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进入我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等地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立刻缓和下来。
9月11日至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扩大的第六至八次会议。十一日，周恩来总理作了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
十三日，陈毅副总理作重要发言，朱德委员长在会议结束前讲了话。最後，会议通过了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
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同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座谈会，许多西藏着名人士发言，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严正立场，愤怒抗议印度军队无理侵占我国领土。
9月14日拉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千多人集会，驳斥印方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言论，坚决拥护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会上，班禅额尔德尼作了书面讲话。
这种冲突不断升级，到1962年，发展到了相当激烈的地步。仅1962年的7月上旬，北京和新德里之间互换的抗议照会即高达378次。同年9月份，双方开始小规模交火；10月20日，中国军队向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印边境战争正式开始。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断定中印战争是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报复印度，但不能不认为有一定关系。
中国大胜撤军令世界震惊
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其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印度人自己的书这样写：在这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中－－实际上，战争持续了不超过十天－－中国人到达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以南两百英里的阿萨姆平原的边缘，抵达了卡门边区伏特山他们的主张线。在东北边境特区另一端的鲁希特边区，他们向南和西南方向推进了100英里，强占了从基比杜到瓦弄和哈渝梁的大片领土，他们还到达了距迪格搏伊油田仅剩下85英里的地方......
据印度国会披露的官方数字，印军死伤6765人；中国方面宣布俘虏包括一名印军准将和16名军官在内927人。
1962年11月21日，在开战一个月後，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立刻撤军，并宣布为了表现诚意，不仅退回到战争开始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还从「麦克马洪线」继续後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囗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囗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种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
我在西藏期间，曾就中国为什麽自动撤军寻找答案。透过毛泽东的帝王意气、国际政治的万千风云，在那些浓艳色彩背後，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要归结到一个老老实实的技术问题（当然也是实力问题）－－在西藏高原上保障後勤的困难。
後撤的原因在於後勤困难
西藏军区林芝军分区的防卫区正是当时对印作战的东线主战场，从林芝军分区原司令李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军队的後勤系统多麽落後：“反击战开始後，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麽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麽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牦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牦牛就有三万多头。这边的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一○○迫击炮弹，一人只能背一发。50人运，几分钟就敲出去了。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老乡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岁，跟爸爸妈妈一起，他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重，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
当时战区老百姓支持中国军队，未见得是把他们当成共产党汉人军队，而是从统一西藏的角度。那一带历史上为藏文明覆盖，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印控区，老百姓对西藏保持向心力并不奇怪。
然而那种靠牦牛和老百姓的双肩维系的後勤支援，不可能长久，也只适用於最前线。战争主要的物资供应，是靠汽车从上千公里外的中国内地运上来。西藏的冬季，道路随时可能被大雪封住。积雪有时达几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更别说车辆。中国军队在西藏边境进行战争，装备给养来自中国内地，而从中国内地进藏的几条干线公路全有被大雪封山可能，从干线公路通向中印战场的支线公路，因为大都需要进入或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更随时可能封闭。
我在九十年代数次驾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到过当年与印度战争边境，对那里行车艰难深有体会。30多年以前道路只会更为恶劣。冬雪夏雨随时切断运输线。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至今从四川进西藏的川藏公路，每年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通车。我曾在那里被泥石流困过三天。我也曾在新疆进西藏的公路见过长达几公里的大塌方。公路全部被埋在倒塌的山石下。从云南进西藏的公路有一段80多公里的塌方区，严重时可同时出现上百处塌方。密布在西藏高原上那些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更让人提心吊胆，说不定什麽时候就把车陷在河中间。
每年从夏季一直延续到十月，西藏的雨季算才过去。中国军队62年之所以选择10月下旬对印度发动进攻，我想正是因为需要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然而进入11月，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加上天寒地冻，道路冰雪，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现代战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犹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尽可能多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而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後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试想中国如果不及时停止作战，即使开始阶段可以获得大胜，一旦大雪封山，运输线中断，胜利是否还能保持住呢？
印度当时在军事实力上不如中国，但是从保证後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其背後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应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15个轰炸机中队，以空中打击阻止中国军队。当时急於遏止中国及共产主义势力的西方国家正在介入，而中国那时已经与苏联吵翻，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支援。世界舆论异囗同声指责中国。印度国内则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浪潮，朝野一致，发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的条件和形势没有给中国长久保持胜利的把握－－关键就在西藏高原对後勤的制约。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1962年11月21日单方面停火和撤军，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确的算计。
建立边防的代价1996年夏天，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访问时，斜对着我房间的那个门上贴着一面「雪山狮子旗」－－那是西藏独立运动的象徵。门里主人是西藏流亡政府派到中欧大学的研究生，她一谈话就宣讲流亡藏人的信念。我曾问了她一个问题－－如果西藏实现独立，将怎样建立边防？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边防是其基础之一。然而，边防完全是实力的体现和竞赛。即使是在和平状态下维持基本的边防，西藏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深切地知道在那片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广阔高原上，建立和维持一个边防体系是多麽艰难和昂贵。
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是我在多次旅行中打交道最多的群体之一。很多地方除军队以外，找不到任何可得到帮助的地方，甚至除了军队，根本找不到别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数量是多少。根据几个数字的比较换算下来，驻藏军队1980年时总数要超过18万人。中国军队於八十年代初裁军四分之一，如果西藏驻军也以相同的比例裁减，应该在12万左右。
[代续]作者：sharp
既然独立(按照达赖们的希望)的西藏必须依靠一个大国建立边防，那个大国只能是印度无疑。既然在中国战略家的心目中，中印之间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危险，那麽西藏一独立，就相当於印度军事力量可以不发一枪一弹便长驱几千公里，部署到中国腹地。
如果西藏是独立的，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只有很小一段接壤（在中国新疆与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之间）。西藏被中国纳入主权控制之下，西藏与印度的1450公里接壤就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边界，中国与印度实际接壤达到2250公里。
两个亚洲大国紧密地挨在一起。这两个大国都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按照主权标准，都有过耻辱的历史，因此在主权方面都格外地敏感和激烈。恰恰这一条边界的很多段落，在历史上都处於东方式的模糊状态中，没有明确地划分过，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纳入新的主权体系，发生冲突就成了必然的。
只印在地图上的中国领土
在今天中国印制的各种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标着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那片地区只在中国地图上属於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人囗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达九万二千平方公里之多。
本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势力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1914年3月，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一条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五千支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边界被篡改了，反正西藏代表在那个条约上签了字。因为当时的西藏已经摆脱了中国控制，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没阻挡住所谓「麦克马洪线」产生。印度地图已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正式合法边界。
1950年以前，不管双方地图怎麽画，那片争议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老百姓按照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国际政治与他们无关。1949年後，新独立的印度看到一个咄咄逼人的新中国正在产生，而且即将向西藏挺进，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时先下手为强。印军开始向北推进，到1953年，「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全部被印度实际控制。中共那时刚刚进藏，没有能力做出实质性反应。而当时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又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中国也不好翻脸。
中国与印度在中段边境和西段边境还有另外35000多平方公里领土争议，其中西段33000平方公里目前大部分被中国控制。
中国和印度有在历史上有很多相像之处，惺惺相惜，五十年代两国同为世界反殖民主义阵营中坚，两国领导人意气相投，彼此倾慕，照理应该保持很好的关系，然而在主权争端面前，一切势必退居次要地位。1962年，这两个亚洲巨人打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从此相互为敌几十年，即使有时出现短暂缓和，两国的未来也将始终是潜在的对手。五十年代，中印两国容忍了边界存在的争议，双方在1954年还就西藏问题签定了包括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双边协定。但是1959年印度政府收留了逃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跟随其的数万西藏难民，中国政府对此耿耿於怀，自此以後两国边境争议就迅速地上升，边境争端成了中国对印度进行攻击的焦点。
从中国一部《西藏大事辑录》中看，从1949年到1958年，辑录中没有一条与中印边界有关。然而自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之後，当年就开始出现中印边界争端的条目，此後年年都有，一直延续。这里只摘录1959年9月的有关段落，可略见概貌。
9月8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答覆印度总理尼赫鲁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来信。希望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进入我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等地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立刻缓和下来。
9月11日至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扩大的第六至八次会议。十一日，周恩来总理作了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
十三日，陈毅副总理作重要发言，朱德委员长在会议结束前讲了话。最後，会议通过了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
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同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座谈会，许多西藏着名人士发言，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严正立场，愤怒抗议印度军队无理侵占我国领土。
9月14日拉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千多人集会，驳斥印方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言论，坚决拥护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会上，班禅额尔德尼作了书面讲话。
这种冲突不断升级，到1962年，发展到了相当激烈的地步。仅1962年的7月上旬，北京和新德里之间互换的抗议照会即高达378次。同年9月份，双方开始小规模交火；10月20日，中国军队向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印边境战争正式开始。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断定中印战争是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报复印度，但不能不认为有一定关系。
中国大胜撤军令世界震惊
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其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印度人自己的书这样写：在这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中－－实际上，战争持续了不超过十天－－中国人到达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以南两百英里的阿萨姆平原的边缘，抵达了卡门边区伏特山他们的主张线。在东北边境特区另一端的鲁希特边区，他们向南和西南方向推进了100英里，强占了从基比杜到瓦弄和哈渝梁的大片领土，他们还到达了距迪格搏伊油田仅剩下85英里的地方......
据印度国会披露的官方数字，印军死伤6765人；中国方面宣布俘虏包括一名印军准将和16名军官在内927人。
1962年11月21日，在开战一个月後，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立刻撤军，并宣布为了表现诚意，不仅退回到战争开始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还从「麦克马洪线」继续後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囗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囗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种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
我在西藏期间，曾就中国为什麽自动撤军寻找答案。透过毛泽东的帝王意气、国际政治的万千风云，在那些浓艳色彩背後，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要归结到一个老老实实的技术问题（当然也是实力问题）－－在西藏高原上保障後勤的困难。
後撤的原因在於後勤困难
西藏军区林芝军分区的防卫区正是当时对印作战的东线主战场，从林芝军分区原司令李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军队的後勤系统多麽落後：“反击战开始後，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麽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麽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牦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牦牛就有三万多头。这边的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一○○迫击炮弹，一人只能背一发。50人运，几分钟就敲出去了。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老乡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岁，跟爸爸妈妈一起，他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重，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
当时战区老百姓支持中国军队，未见得是把他们当成共产党汉人军队，而是从统一西藏的角度。那一带历史上为藏文明覆盖，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印控区，老百姓对西藏保持向心力并不奇怪。
然而那种靠牦牛和老百姓的双肩维系的後勤支援，不可能长久，也只适用於最前线。战争主要的物资供应，是靠汽车从上千公里外的中国内地运上来。西藏的冬季，道路随时可能被大雪封住。积雪有时达几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更别说车辆。中国军队在西藏边境进行战争，装备给养来自中国内地，而从中国内地进藏的几条干线公路全有被大雪封山可能，从干线公路通向中印战场的支线公路，因为大都需要进入或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更随时可能封闭。
我在九十年代数次驾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到过当年与印度战争边境，对那里行车艰难深有体会。30多年以前道路只会更为恶劣。冬雪夏雨随时切断运输线。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至今从四川进西藏的川藏公路，每年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通车。我曾在那里被泥石流困过三天。我也曾在新疆进西藏的公路见过长达几公里的大塌方。公路全部被埋在倒塌的山石下。从云南进西藏的公路有一段80多公里的塌方区，严重时可同时出现上百处塌方。密布在西藏高原上那些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更让人提心吊胆，说不定什麽时候就把车陷在河中间。
每年从夏季一直延续到十月，西藏的雨季算才过去。中国军队62年之所以选择10月下旬对印度发动进攻，我想正是因为需要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然而进入11月，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加上天寒地冻，道路冰雪，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现代战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犹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尽可能多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而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後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试想中国如果不及时停止作战，即使开始阶段可以获得大胜，一旦大雪封山，运输线中断，胜利是否还能保持住呢？
印度当时在军事实力上不如中国，但是从保证後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其背後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应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15个轰炸机中队，以空中打击阻止中国军队。当时急於遏止中国及共产主义势力的西方国家正在介入，而中国那时已经与苏联吵翻，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支援。世界舆论异囗同声指责中国。印度国内则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浪潮，朝野一致，发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的条件和形势没有给中国长久保持胜利的把握－－关键就在西藏高原对後勤的制约。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1962年11月21日单方面停火和撤军，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确的算计。
建立边防的代价1996年夏天，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访问时，斜对着我房间的那个门上贴着一面「雪山狮子旗」－－那是西藏独立运动的象徵。门里主人是西藏流亡政府派到中欧大学的研究生，她一谈话就宣讲流亡藏人的信念。我曾问了她一个问题－－如果西藏实现独立，将怎样建立边防？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边防是其基础之一。然而，边防完全是实力的体现和竞赛。即使是在和平状态下维持基本的边防，西藏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深切地知道在那片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广阔高原上，建立和维持一个边防体系是多麽艰难和昂贵。
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是我在多次旅行中打交道最多的群体之一。很多地方除军队以外，找不到任何可得到帮助的地方，甚至除了军队，根本找不到别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数量是多少。根据几个数字的比较换算下来，驻藏军队1980年时总数要超过18万人。中国军队於八十年代初裁军四分之一，如果西藏驻军也以相同的比例裁减，应该在12万左右。
[代续]
既然独立(按照达赖们的希望)的西藏必须依靠一个大国建立边防，那个大国只能是印度无疑。既然在中国战略家的心目中，中印之间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危险，那麽西藏一独立，就相当於印度军事力量可以不发一枪一弹便长驱几千公里，部署到中国腹地。
如果西藏是独立的，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只有很小一段接壤（在中国新疆与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之间）。西藏被中国纳入主权控制之下，西藏与印度的1450公里接壤就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边界，中国与印度实际接壤达到2250公里。
两个亚洲大国紧密地挨在一起。这两个大国都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按照主权标准，都有过耻辱的历史，因此在主权方面都格外地敏感和激烈。恰恰这一条边界的很多段落，在历史上都处於东方式的模糊状态中，没有明确地划分过，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纳入新的主权体系，发生冲突就成了必然的。
只印在地图上的中国领土
在今天中国印制的各种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标着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那片地区只在中国地图上属於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人囗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达九万二千平方公里之多。
本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势力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1914年3月，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一条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五千支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边界被篡改了，反正西藏代表在那个条约上签了字。因为当时的西藏已经摆脱了中国控制，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没阻挡住所谓「麦克马洪线」产生。印度地图已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正式合法边界。
1950年以前，不管双方地图怎麽画，那片争议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老百姓按照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国际政治与他们无关。1949年後，新独立的印度看到一个咄咄逼人的新中国正在产生，而且即将向西藏挺进，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时先下手为强。印军开始向北推进，到1953年，「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全部被印度实际控制。中共那时刚刚进藏，没有能力做出实质性反应。而当时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又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中国也不好翻脸。
中国与印度在中段边境和西段边境还有另外35000多平方公里领土争议，其中西段33000平方公里目前大部分被中国控制。
中国和印度有在历史上有很多相像之处，惺惺相惜，五十年代两国同为世界反殖民主义阵营中坚，两国领导人意气相投，彼此倾慕，照理应该保持很好的关系，然而在主权争端面前，一切势必退居次要地位。1962年，这两个亚洲巨人打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从此相互为敌几十年，即使有时出现短暂缓和，两国的未来也将始终是潜在的对手。五十年代，中印两国容忍了边界存在的争议，双方在1954年还就西藏问题签定了包括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双边协定。但是1959年印度政府收留了逃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跟随其的数万西藏难民，中国政府对此耿耿於怀，自此以後两国边境争议就迅速地上升，边境争端成了中国对印度进行攻击的焦点。
从中国一部《西藏大事辑录》中看，从1949年到1958年，辑录中没有一条与中印边界有关。然而自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之後，当年就开始出现中印边界争端的条目，此後年年都有，一直延续。这里只摘录1959年9月的有关段落，可略见概貌。
9月8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答覆印度总理尼赫鲁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来信。希望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进入我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等地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立刻缓和下来。
9月11日至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扩大的第六至八次会议。十一日，周恩来总理作了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
十三日，陈毅副总理作重要发言，朱德委员长在会议结束前讲了话。最後，会议通过了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
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同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座谈会，许多西藏着名人士发言，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严正立场，愤怒抗议印度军队无理侵占我国领土。
9月14日拉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千多人集会，驳斥印方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言论，坚决拥护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会上，班禅额尔德尼作了书面讲话。
这种冲突不断升级，到1962年，发展到了相当激烈的地步。仅1962年的7月上旬，北京和新德里之间互换的抗议照会即高达378次。同年9月份，双方开始小规模交火；10月20日，中国军队向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印边境战争正式开始。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断定中印战争是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报复印度，但不能不认为有一定关系。
中国大胜撤军令世界震惊
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其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印度人自己的书这样写：在这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中－－实际上，战争持续了不超过十天－－中国人到达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以南两百英里的阿萨姆平原的边缘，抵达了卡门边区伏特山他们的主张线。在东北边境特区另一端的鲁希特边区，他们向南和西南方向推进了100英里，强占了从基比杜到瓦弄和哈渝梁的大片领土，他们还到达了距迪格搏伊油田仅剩下85英里的地方......
据印度国会披露的官方数字，印军死伤6765人；中国方面宣布俘虏包括一名印军准将和16名军官在内927人。
1962年11月21日，在开战一个月後，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立刻撤军，并宣布为了表现诚意，不仅退回到战争开始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还从「麦克马洪线」继续後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囗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囗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种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
我在西藏期间，曾就中国为什麽自动撤军寻找答案。透过毛泽东的帝王意气、国际政治的万千风云，在那些浓艳色彩背後，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要归结到一个老老实实的技术问题（当然也是实力问题）－－在西藏高原上保障後勤的困难。
後撤的原因在於後勤困难
西藏军区林芝军分区的防卫区正是当时对印作战的东线主战场，从林芝军分区原司令李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军队的後勤系统多麽落後：“反击战开始後，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麽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麽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牦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牦牛就有三万多头。这边的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一○○迫击炮弹，一人只能背一发。50人运，几分钟就敲出去了。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老乡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岁，跟爸爸妈妈一起，他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重，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
当时战区老百姓支持中国军队，未见得是把他们当成共产党汉人军队，而是从统一西藏的角度。那一带历史上为藏文明覆盖，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印控区，老百姓对西藏保持向心力并不奇怪。
然而那种靠牦牛和老百姓的双肩维系的後勤支援，不可能长久，也只适用於最前线。战争主要的物资供应，是靠汽车从上千公里外的中国内地运上来。西藏的冬季，道路随时可能被大雪封住。积雪有时达几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更别说车辆。中国军队在西藏边境进行战争，装备给养来自中国内地，而从中国内地进藏的几条干线公路全有被大雪封山可能，从干线公路通向中印战场的支线公路，因为大都需要进入或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更随时可能封闭。
我在九十年代数次驾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到过当年与印度战争边境，对那里行车艰难深有体会。30多年以前道路只会更为恶劣。冬雪夏雨随时切断运输线。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至今从四川进西藏的川藏公路，每年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通车。我曾在那里被泥石流困过三天。我也曾在新疆进西藏的公路见过长达几公里的大塌方。公路全部被埋在倒塌的山石下。从云南进西藏的公路有一段80多公里的塌方区，严重时可同时出现上百处塌方。密布在西藏高原上那些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更让人提心吊胆，说不定什麽时候就把车陷在河中间。
每年从夏季一直延续到十月，西藏的雨季算才过去。中国军队62年之所以选择10月下旬对印度发动进攻，我想正是因为需要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然而进入11月，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加上天寒地冻，道路冰雪，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现代战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犹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尽可能多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而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後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试想中国如果不及时停止作战，即使开始阶段可以获得大胜，一旦大雪封山，运输线中断，胜利是否还能保持住呢？
印度当时在军事实力上不如中国，但是从保证後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其背後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应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15个轰炸机中队，以空中打击阻止中国军队。当时急於遏止中国及共产主义势力的西方国家正在介入，而中国那时已经与苏联吵翻，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支援。世界舆论异囗同声指责中国。印度国内则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浪潮，朝野一致，发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的条件和形势没有给中国长久保持胜利的把握－－关键就在西藏高原对後勤的制约。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1962年11月21日单方面停火和撤军，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确的算计。
建立边防的代价1996年夏天，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访问时，斜对着我房间的那个门上贴着一面「雪山狮子旗」－－那是西藏独立运动的象徵。门里主人是西藏流亡政府派到中欧大学的研究生，她一谈话就宣讲流亡藏人的信念。我曾问了她一个问题－－如果西藏实现独立，将怎样建立边防？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边防是其基础之一。然而，边防完全是实力的体现和竞赛。即使是在和平状态下维持基本的边防，西藏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深切地知道在那片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广阔高原上，建立和维持一个边防体系是多麽艰难和昂贵。
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是我在多次旅行中打交道最多的群体之一。很多地方除军队以外，找不到任何可得到帮助的地方，甚至除了军队，根本找不到别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数量是多少。根据几个数字的比较换算下来，驻藏军队1980年时总数要超过18万人。中国军队於八十年代初裁军四分之一，如果西藏驻军也以相同的比例裁减，应该在12万左右。
[代续]作者：sharp
既然独立(按照达赖们的希望)的西藏必须依靠一个大国建立边防，那个大国只能是印度无疑。既然在中国战略家的心目中，中印之间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危险，那麽西藏一独立，就相当於印度军事力量可以不发一枪一弹便长驱几千公里，部署到中国腹地。
如果西藏是独立的，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只有很小一段接壤（在中国新疆与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之间）。西藏被中国纳入主权控制之下，西藏与印度的1450公里接壤就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边界，中国与印度实际接壤达到2250公里。
两个亚洲大国紧密地挨在一起。这两个大国都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按照主权标准，都有过耻辱的历史，因此在主权方面都格外地敏感和激烈。恰恰这一条边界的很多段落，在历史上都处於东方式的模糊状态中，没有明确地划分过，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纳入新的主权体系，发生冲突就成了必然的。
只印在地图上的中国领土
在今天中国印制的各种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标着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那片地区只在中国地图上属於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人囗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达九万二千平方公里之多。
本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势力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1914年3月，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一条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五千支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边界被篡改了，反正西藏代表在那个条约上签了字。因为当时的西藏已经摆脱了中国控制，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没阻挡住所谓「麦克马洪线」产生。印度地图已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正式合法边界。
1950年以前，不管双方地图怎麽画，那片争议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老百姓按照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国际政治与他们无关。1949年後，新独立的印度看到一个咄咄逼人的新中国正在产生，而且即将向西藏挺进，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时先下手为强。印军开始向北推进，到1953年，「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全部被印度实际控制。中共那时刚刚进藏，没有能力做出实质性反应。而当时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又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中国也不好翻脸。
中国与印度在中段边境和西段边境还有另外35000多平方公里领土争议，其中西段33000平方公里目前大部分被中国控制。
中国和印度有在历史上有很多相像之处，惺惺相惜，五十年代两国同为世界反殖民主义阵营中坚，两国领导人意气相投，彼此倾慕，照理应该保持很好的关系，然而在主权争端面前，一切势必退居次要地位。1962年，这两个亚洲巨人打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从此相互为敌几十年，即使有时出现短暂缓和，两国的未来也将始终是潜在的对手。五十年代，中印两国容忍了边界存在的争议，双方在1954年还就西藏问题签定了包括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双边协定。但是1959年印度政府收留了逃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跟随其的数万西藏难民，中国政府对此耿耿於怀，自此以後两国边境争议就迅速地上升，边境争端成了中国对印度进行攻击的焦点。
从中国一部《西藏大事辑录》中看，从1949年到1958年，辑录中没有一条与中印边界有关。然而自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之後，当年就开始出现中印边界争端的条目，此後年年都有，一直延续。这里只摘录1959年9月的有关段落，可略见概貌。
9月8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答覆印度总理尼赫鲁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来信。希望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进入我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等地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立刻缓和下来。
9月11日至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扩大的第六至八次会议。十一日，周恩来总理作了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
十三日，陈毅副总理作重要发言，朱德委员长在会议结束前讲了话。最後，会议通过了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
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同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座谈会，许多西藏着名人士发言，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严正立场，愤怒抗议印度军队无理侵占我国领土。
9月14日拉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千多人集会，驳斥印方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言论，坚决拥护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会上，班禅额尔德尼作了书面讲话。
这种冲突不断升级，到1962年，发展到了相当激烈的地步。仅1962年的7月上旬，北京和新德里之间互换的抗议照会即高达378次。同年9月份，双方开始小规模交火；10月20日，中国军队向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印边境战争正式开始。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断定中印战争是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报复印度，但不能不认为有一定关系。
中国大胜撤军令世界震惊
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其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印度人自己的书这样写：在这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中－－实际上，战争持续了不超过十天－－中国人到达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以南两百英里的阿萨姆平原的边缘，抵达了卡门边区伏特山他们的主张线。在东北边境特区另一端的鲁希特边区，他们向南和西南方向推进了100英里，强占了从基比杜到瓦弄和哈渝梁的大片领土，他们还到达了距迪格搏伊油田仅剩下85英里的地方......
据印度国会披露的官方数字，印军死伤6765人；中国方面宣布俘虏包括一名印军准将和16名军官在内927人。
1962年11月21日，在开战一个月後，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立刻撤军，并宣布为了表现诚意，不仅退回到战争开始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还从「麦克马洪线」继续後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囗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囗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种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
我在西藏期间，曾就中国为什麽自动撤军寻找答案。透过毛泽东的帝王意气、国际政治的万千风云，在那些浓艳色彩背後，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要归结到一个老老实实的技术问题（当然也是实力问题）－－在西藏高原上保障後勤的困难。
後撤的原因在於後勤困难
西藏军区林芝军分区的防卫区正是当时对印作战的东线主战场，从林芝军分区原司令李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军队的後勤系统多麽落後：“反击战开始後，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麽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麽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牦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牦牛就有三万多头。这边的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一○○迫击炮弹，一人只能背一发。50人运，几分钟就敲出去了。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老乡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岁，跟爸爸妈妈一起，他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重，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
当时战区老百姓支持中国军队，未见得是把他们当成共产党汉人军队，而是从统一西藏的角度。那一带历史上为藏文明覆盖，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印控区，老百姓对西藏保持向心力并不奇怪。
然而那种靠牦牛和老百姓的双肩维系的後勤支援，不可能长久，也只适用於最前线。战争主要的物资供应，是靠汽车从上千公里外的中国内地运上来。西藏的冬季，道路随时可能被大雪封住。积雪有时达几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更别说车辆。中国军队在西藏边境进行战争，装备给养来自中国内地，而从中国内地进藏的几条干线公路全有被大雪封山可能，从干线公路通向中印战场的支线公路，因为大都需要进入或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更随时可能封闭。
我在九十年代数次驾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到过当年与印度战争边境，对那里行车艰难深有体会。30多年以前道路只会更为恶劣。冬雪夏雨随时切断运输线。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至今从四川进西藏的川藏公路，每年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通车。我曾在那里被泥石流困过三天。我也曾在新疆进西藏的公路见过长达几公里的大塌方。公路全部被埋在倒塌的山石下。从云南进西藏的公路有一段80多公里的塌方区，严重时可同时出现上百处塌方。密布在西藏高原上那些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更让人提心吊胆，说不定什麽时候就把车陷在河中间。
每年从夏季一直延续到十月，西藏的雨季算才过去。中国军队62年之所以选择10月下旬对印度发动进攻，我想正是因为需要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然而进入11月，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加上天寒地冻，道路冰雪，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现代战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犹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尽可能多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而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後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试想中国如果不及时停止作战，即使开始阶段可以获得大胜，一旦大雪封山，运输线中断，胜利是否还能保持住呢？
印度当时在军事实力上不如中国，但是从保证後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其背後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应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15个轰炸机中队，以空中打击阻止中国军队。当时急於遏止中国及共产主义势力的西方国家正在介入，而中国那时已经与苏联吵翻，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支援。世界舆论异囗同声指责中国。印度国内则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浪潮，朝野一致，发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的条件和形势没有给中国长久保持胜利的把握－－关键就在西藏高原对後勤的制约。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1962年11月21日单方面停火和撤军，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确的算计。
建立边防的代价1996年夏天，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访问时，斜对着我房间的那个门上贴着一面「雪山狮子旗」－－那是西藏独立运动的象徵。门里主人是西藏流亡政府派到中欧大学的研究生，她一谈话就宣讲流亡藏人的信念。我曾问了她一个问题－－如果西藏实现独立，将怎样建立边防？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边防是其基础之一。然而，边防完全是实力的体现和竞赛。即使是在和平状态下维持基本的边防，西藏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深切地知道在那片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广阔高原上，建立和维持一个边防体系是多麽艰难和昂贵。
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是我在多次旅行中打交道最多的群体之一。很多地方除军队以外，找不到任何可得到帮助的地方，甚至除了军队，根本找不到别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数量是多少。根据几个数字的比较换算下来，驻藏军队1980年时总数要超过18万人。中国军队於八十年代初裁军四分之一，如果西藏驻军也以相同的比例裁减，应该在12万左右。
[代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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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软肋
一·西方世界的神话
按照「亡我之心不死」的传统思路，有些观点把西藏问题看作是西方国家企图「肢解中国」的官方阴谋。且不说这是出於想像还是确有根据，但至少还应同时看到，现实中的西藏问题还存在另一方面，即西方社会的非官方势力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反对，远比其官方态度更为激烈和普遍。
从官方，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有独立的根据，也没有一个政府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然而在民间，西方民众和舆论却几乎一面倒地支持达赖。今天，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遇到最多和最大的示威群体，往往都和西藏有关。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正因为西方民主体制有着使其政治家受到民间制约的特点，西方民众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才往往上升到较高的政治层面，成为一张被政客们用於各种目的的牌。
西方人为什麽对西藏情有独锺？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一直保持强烈向往。西藏地处世界最大高原的深处、雪山环绕并由「活佛」统治，具有更为神秘的特色。从19 世纪初叶开始，西藏在西方逐步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使热衷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为向往。
本世纪初，一支英国军队打进了拉萨，但由於那时的交通技术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绝，西方又在随后几十年忙於两次世界大战，对西藏的顾及有限，能够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极少。
1951 年共产党军队进藏以后，西藏更是完全遮蔽在铁幕之后。一直到 80 年代开放后，西方旅游团队才开始被允许进入西藏，一方面由於西藏旅游业接待能力不够，游客数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仍然存在各种控制，只许游客在规定线路上「观光」。所以，西藏等於至今还未对西方完全撩起面纱，类似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构理想化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完成。在当今人类已经被喷气飞机和通讯卫星连结成「地球村落」时，这世界还有什麽地方可以寄托西方人的神话境界呢？——只剩下一个西藏。
而随着西方文明显露弊端，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变得迷茫，不少西方人希望从东方神秘主义中获得新的启示（如美国的英语佛学教学中心以翻番规模增长）。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文明对他们是最具吸引力的文明之一。
曾经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蒙藏委员会」主任的张骏逸就此这样评论：「人们……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自然环境的破坏，核扩散引起对前途的焦虑等。人们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的过去的留恋……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於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统治之下，据说汉人正在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这个民族。正在这块净土上进行可以导致全人类走向毁灭的核试验。这怎能不让『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后现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动起真感情来呢？这就是为什麽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采取与政府完全不同、十分过激的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西藏问题最终成为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因」。
除了这个原因，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个人是有直接关系的。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领袖。他通过自身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瞩目。为什麽达赖喇嘛能够在西方获得这样的成功？
当年逃离西藏时，他除了提前埋在锡金的一批财宝，没有任何其他资源。但是他需要保证跟随他流亡的数万藏人生存，要使西藏文化能在海外延续，还要开展反对中国的斗争。对於这些目标，能否获得资源成了关键。——这实际上正是他与西藏流亡政府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之一。物竞天择，在国际上化缘，面对的是以西方为主的世界，从西方那里争取同情与支持，这个现实迫使流亡藏人融入以西方规则为标准的国际社会，以开放的姿态去学习西方理念与价值观，并按照西方的标准去树立自己的形象。应该承认，通过几十年不断地与国际社会互动，流亡藏人已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由此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
达赖喇嘛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堪称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会心理和操纵西方传媒，掌握在国际事务中打开局面的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用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聪明之处还表现在，他领导的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总是表示最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他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达赖还处处表示他不仅只从西方索取，还给西方宝贵的赠与——西藏宗教。他力图用西藏的哲学与修身为西方社会和民众指点迷津。随着佛教成为现在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觉得他们从藏人那里得到了原本没有的东西，因此就更愿意为藏人多做事情。总之，达赖灵活地把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结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
1989 年 10 月 5 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以后，达赖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猛增，西方各国都对他打开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他为荣，西方传媒更把他当成焦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一·西方世界的神话
按照「亡我之心不死」的传统思路，有些观点把西藏问题看作是西方国家企图「肢解中国」的官方阴谋。且不说这是出於想像还是确有根据，但至少还应同时看到，现实中的西藏问题还存在另一方面，即西方社会的非官方势力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反对，远比其官方态度更为激烈和普遍。
从官方，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有独立的根据，也没有一个政府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然而在民间，西方民众和舆论却几乎一面倒地支持达赖。今天，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遇到最多和最大的示威群体，往往都和西藏有关。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正因为西方民主体制有着使其政治家受到民间制约的特点，西方民众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才往往上升到较高的政治层面，成为一张被政客们用於各种目的的牌。
西方人为什麽对西藏情有独锺？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一直保持强烈向往。西藏地处世界最大高原的深处、雪山环绕并由「活佛」统治，具有更为神秘的特色。从19 世纪初叶开始，西藏在西方逐步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使热衷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为向往。
本世纪初，一支英国军队打进了拉萨，但由於那时的交通技术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绝，西方又在随后几十年忙於两次世界大战，对西藏的顾及有限，能够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极少。
1951 年共产党军队进藏以后，西藏更是完全遮蔽在铁幕之后。一直到 80 年代开放后，西方旅游团队才开始被允许进入西藏，一方面由於西藏旅游业接待能力不够，游客数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仍然存在各种控制，只许游客在规定线路上「观光」。所以，西藏等於至今还未对西方完全撩起面纱，类似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构理想化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完成。在当今人类已经被喷气飞机和通讯卫星连结成「地球村落」时，这世界还有什麽地方可以寄托西方人的神话境界呢？——只剩下一个西藏。
而随着西方文明显露弊端，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变得迷茫，不少西方人希望从东方神秘主义中获得新的启示（如美国的英语佛学教学中心以翻番规模增长）。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文明对他们是最具吸引力的文明之一。
曾经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蒙藏委员会」主任的张骏逸就此这样评论：「人们……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自然环境的破坏，核扩散引起对前途的焦虑等。人们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的过去的留恋……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於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统治之下，据说汉人正在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这个民族。正在这块净土上进行可以导致全人类走向毁灭的核试验。这怎能不让『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后现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动起真感情来呢？这就是为什麽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采取与政府完全不同、十分过激的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西藏问题最终成为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因」。
除了这个原因，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个人是有直接关系的。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领袖。他通过自身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瞩目。为什麽达赖喇嘛能够在西方获得这样的成功？
当年逃离西藏时，他除了提前埋在锡金的一批财宝，没有任何其他资源。但是他需要保证跟随他流亡的数万藏人生存，要使西藏文化能在海外延续，还要开展反对中国的斗争。对於这些目标，能否获得资源成了关键。——这实际上正是他与西藏流亡政府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之一。物竞天择，在国际上化缘，面对的是以西方为主的世界，从西方那里争取同情与支持，这个现实迫使流亡藏人融入以西方规则为标准的国际社会，以开放的姿态去学习西方理念与价值观，并按照西方的标准去树立自己的形象。应该承认，通过几十年不断地与国际社会互动，流亡藏人已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由此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
达赖喇嘛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堪称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会心理和操纵西方传媒，掌握在国际事务中打开局面的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用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聪明之处还表现在，他领导的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总是表示最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他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达赖还处处表示他不仅只从西方索取，还给西方宝贵的赠与——西藏宗教。他力图用西藏的哲学与修身为西方社会和民众指点迷津。随着佛教成为现在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觉得他们从藏人那里得到了原本没有的东西，因此就更愿意为藏人多做事情。总之，达赖灵活地把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结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
1989 年 10 月 5 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以后，达赖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猛增，西方各国都对他打开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他为荣，西方传媒更把他当成焦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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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青藏铁路的国防战略意义非常重大.
不仅仅是一条铁路的问题，中央政府应在此方面下更大的力气。[em02]
四、社会转型中的主权稳定
目前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是稳定的。少量分离主义活动顶多制造一些麻烦，形不成大的挑战。但是深入分析，稳定表象之下却存在着严重隐患。为甚麽中国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牢固地控制西藏呢？“无人进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人”指的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内地人。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闯关东、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的投奔之地，为甚麽唯独绕过身边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而不厄去呢？原因就在於西藏高原的高海拔所造成的缺氧、恶劣气候和荒凉环境，是被农耕文明培育的汉民族从根本上不能适应的。直到共产党进藏以前，西藏为甚麽能够始终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如果仅仅是人与人的较量，那时的中国与西藏之间实力相差的程度并不比现在小。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不取决於军事胜利，根本取决於能否有汉人进藏并留在那里工作。中国的人再多，对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再有人囗优势也没用。直到共产党进藏前，进藏的汉人总共有多少国民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着书记载，根据1943 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共约 500 馀户， 2000 馀人，其中 3/5 居住拉萨。他们大多是清代随中国官员或军队进藏当差役或开饭馆、种蔬菜者，在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後，或因原藉无亲族可依，或因没有回内地的盘缠，无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数成为赤贫无依之人，仅赖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贩以谋生计，其语言习惯多趋藏化，娶亲也多为藏人，他们的後代已不能称为汉人。不要说汉人百姓不进藏，历代中国官员也逃避进藏供职。清朝设立驻藏大臣，对西藏始有象徵性管辖，但其在藏官员“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今人所辑末代驻藏大臣联豫给朝延的奏稿，其中有关请求调人、设法留人的占1/5 以上，足见对人需求之强烈。他的要求仅是“……先後奏调咨调不下四十馀员，使皆应调到藏，又何至有乏才之叹”，而到最後，他也只能继续感叹“现在奴才等署中借差者，仅各有三四员及投效数员……”。即使是驻藏大臣本人，历代清政府计委任135 人，因为各种原因未到任的也有 23 人之多，占到 17 ％。举一数字可以说明内地夜 x 员逃避进藏的原因：清朝 112 个实际到任的驻藏大甘琚 A 加上 9 个已经上路但未到达的驻藏大臣，共 123 人，有 32 人死在西藏或进藏途中A 比例高达 26 ％，即 1/4 强，大部分病死，还有路途出事而死，另 3 人被叛乱藏人所匏。
正因为进藏汉人如此之少，当年多数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便不奇怪。直到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原子弹”（意识形态激励机制）出现，无人进藏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解决。成千上万的汉人在那时走进西藏， 50 年代即达到地方工作人员 4.5 万，军队人员５万，高峰的 70 年代更是达到总计 30 万人以上。对比一下清朝只能派进西藏几十名文员和千馀军队，不难看出中国能否在西藏确立主权，与派进西藏的汉人数量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但是今天，无人进藏又重新成为中国治藏面对的问题（随着意识形态激励机制的解体，个人利益成为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主体，自我成为人生核心，那种被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也就没有了存身之地。同时，改革开放又使中国社会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制约和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了，迫使人进藏的行政手段也就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对西藏来讲，1980 年是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转折点。进藏汉人的数量，也在这一年发生转折，从 1980 年的最高峰，随後逐年减少（以下数字表不包括驻藏军队）。这些数字只包括户囗在西藏的汉人。在藏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也五、六十年厄代从军队转业、或从内地被派进西藏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这茬被称为“老西藏”的人目前普遍快到退休年龄。根据规定，退休後他们的户囗将迁回内地。现在，他们已别无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龄，获得相应的待遇回内地养老。他们的户囗近年肯定越来越多地迁离西藏。他们是对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汉人，随他们的离去，政府将进一步失去在西藏可依赖的人员。他们调回内地，子女的户囗按规定不能随他们一块迁离，但是留得下户囗未见留得下人。由於年轻，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对子女一代不像对父辈那样是致命约束。不少年轻汉人已经自行离开西藏到内地开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没有户囗。上述人数中，目前肯定已有不少是只有户囗之数而实无其人的了。表１年份西藏汉人数跑 1980 1224001982 917201984 763231985 709321990 674071991 651011992 663181993 64890 表 2 1990 年西藏汉族人囗的地区分布地财 人囗占汉人比例 (%) 拉萨 44939 55.3 昌都 70198.6 山南 5725 7.1 日喀则 4920 6.1 那曲 2961 3.6 那里 1435 1.8 林芝 14218 17.5 合计 81217 100.00 有户囗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囗的 2.8% 。他们还从另一个方面表现无人进藏的倾向即想方设法脱离基层，向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萨集中。这里只能找到 1990 年的数字，但也可以说明问题（表 2 ）。如果有现在的数字，肯定更加突出。在藏汉人几乎全部是城镇人囗。 1990 年拉萨 镇人囗数为137661 人，也就是说汉人在其中占了 1/3，加上进藏做生意、打工的汉人流动人囗（主要也在拉萨驻扎拉萨的军队，外人不但看不出“无人进藏”的问题，反而会产生汉人充斥西藏的印象。但是通过这组数据可知道，拉萨以外的偌大西藏，汉人常住人囗总共只有三万多人（包括暂住，且基本集中在各地区首府，最低也是在县城）。毛泽东时代每个乡级（公社）政权都有汉人干部的状况，已经变成全西藏的928 个乡镇没有一疫个汉族干部。主要控制的稳定和有效与否，关键取决於基层。仅此一点，就已经显示出目前的危机。 80 年代初，还有总数大约 4000 人的中国内地大学生自愿申请进藏工作。他们被称为“最後一代理想主义者”。到 1985 年，这种自愿进藏者的数量陡降为 9 人，厄以後每年只有三五人，甚至一个没有。那批大学生在呆满了八年後，曾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向最高当局要求兑现在藏工作八年就可调回内地的当初许诺。从自愿进藏到以集体闹事的方式要求离开，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人在西藏全面溃退的大势。现在，这些人绝大部分已经离开了西藏。达赖喇嘛在国际场合宣称目前有750 万汉人迁移到西藏（“大西藏”），还说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数量超过了当地藏人。然而实际数字却是，即使在大西藏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达到152.1 万（ 1990 年），只占大西藏范围内人囗桧 ` 数的 26.9 ％，而且同样呈现汉人总数减少（ 1982 年此地区汉人总数为154.1 万）即无人进藏的趋势。有人会提出反问：内地人进藏是否是中国主权稳定的必要条件？靠藏人是否也能稳定中国的主权？无疑，藏人中有很多“翻身”农奴，也有大批共产党培养的干部，然而问题的根源在於，目前的西藏政策有一个“怪圈”。怪圈为：改革开放後中国西藏政策的主要进步是落实宗教自由，这一进步只可继续，不可逆转。
藏人全民信教的宗教本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的盲目服从。达赖既是西藏宗教领袖，同时又是中国政府的敌人和西藏反对派的政治领袖。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所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国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当然，目前的情况是只要有军队驻扎西藏，分离主义势力就不可能撼动中国主权，然而主权是否稳定，往往不是看日常条件下的是否稳定，而是需要在特殊历史时刻才能考验出来。军队对主权的作用只类似一条绳索，可以把西藏绑在中国身上，却无法让它们之间的血脉长在一起。平时，绳索是结实的，不可能被挣脱，而一旦在那些特殊关头，绳索就可能变得脆弱不堪。当今达赖喇嘛的前身十三世达赖喇嘛借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所搞的“驱汉”，即是一个典型。那时清王朝在西藏也有相对藏人非常强大的军队；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流亡於印度，采取了争取列强（英俄两国）支持西藏独立的路线；而清政府那时也彻底抛弃了达赖（甚至宣布革除十三世达赖的达赖名号），对西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控制；当时的主动权看上去几乎都在清政府手里。然而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刻，中国的辛亥革命 如同天赐不期而至。效忠王朝而非效忠国家的军队，一旦王朝崩溃，必然失去行为理性和原则。驻拉萨的清军相继哗变，分成不同派别，自立山头，各行其是。藏人则在各地趁机举事。十三世达赖喇嘛随即从印度返回西藏，领导藏人展开全面驱赶中国人的战争，其亲自发布命令“苛其地居有汉人，因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拉萨汉人（包括商人和普通百姓）被藏人围困於军营，在攻打中坚守了八个月，“迨日久食尽，遂有烹子而食者”。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内地派军增援，这本是那时控制西藏的根本威慑所在。然而正值国内分裂，各方心思全在争权夺利之上，哪还有馀力去管远在天边的西藏？当时身在印度的驻藏叁赞陆兴祺“迭电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西藏反叛遂扩展到康区，而由於边务大臣赵尔丰被革命所杀，边务废弛，镇守康区的军队因无处发饷互不相救，使大部地区失守。後川滇军阀为势力范围所计终於出兵，当川督尹昌衡解昌都之围、平定康区後，继而准备进军拉萨时，却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阻止。当时民国新立，中央政府各方面都极为虚弱，甚至有名无实。为了获得号令地方的合法性，获得列强承认是当务之急。当时的列强之首英国以不承认袁政府为要挟，不许中国进军西藏。那对袁政府无疑是至致命威胁。政客在这种选择面前，就会放弃日常挂在嘴上的“民族大义”。等不到援军的中国驻军弹尽粮绝，最後以突袭方式擒获了达赖家眷为质，双方才在尼泊尔的调停下谈和。汉人交出一切武器弹药，被驱赶出藏。从此直至 1951 年解放军进藏，西藏在将近 40 年时间里保持了实际上的独立，那段历史至今仍被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当作“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证据。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明智地指出这一点“西藏之所以得救，应当归功於中国革命的爆发，而不应当归於别的原因”。
1949年，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政权即将崩溃。藏政府认为又是一次类似辛亥革命的时机，派兵包围了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封闭电台，然後分批将在藏所有汉人押送至印度，驱离西藏，又一次割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回顾历史，可以说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一旦中国内地社会出现动乱和失控，目前中国军人的政治属性和现代军队对后勤的高度依赖，就可能使驻藏军队被军心动摇和後勤中断这两个必然出现的因素迅速瓦解（至少战斗力剧降）。那时，大量变数将同时出现：西藏会发生甚麽？达赖和流亡藏人会怎样做？印度会怎样做？列强会怎样做？综合影响的结果将是甚麽？……对这些问题，即使发生的概率再小，因为事关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也必须直面面对，不能有任何回避。从考虑危机的角度，说西藏比新疆问题更大，原因就在新疆已经有了500 多溧万汉人在那里安家 ( 其中有近 200 万人在农村和基层），无论历史发生甚麽，他们都会是中国主权在新疆根植的坚实土壤。而数量只有几万的在藏汉人，现在是人身在藏心不在，他们家在内地，脚下无根，有风则散，到那时，主权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五、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珂目前有一种治藏思路，是以推动西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去争取民心，瓦解宗教控制，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解西藏分离主义的影响，同时，现代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藏与中国内地一体化融合，也会成为对分离主义的制约。根据大致统计，从解放军进藏的
1951 年至今，中央政府给西藏自治区（不包括其他藏区）的钱物总值约为 400` 亿元人民币。按此数平均，西藏自治区全部人囗平均每人每年都能得到500 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一年到头西藏所有人甚麽都不羔做，坐等的收入也超过内地大多数百姓一年辛苦的收入。在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是中央拨款或内地支援。如果离开内地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以维持。对西藏的拨款越给越多（
1993 年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 1952 年增加 163 倍），财问题是对於上述治藏思路，效果到底怎麽样？某些方面是有作用的，如市场经济对宗教的确有消解作用，尤其是卷进 场活动较深的城市藏人，宗教意识已渐淡漠，开始热衷世俗享受。今天去拉萨，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座古老“圣城”的世俗化。不过，在经济发展淡化宗教影响的同时，传统宗教让出的空间却被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准宗教民族主义所填充，甚至宗教的被削弱还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蔓延条件和催化剂。
在这层意义上，达赖的力量并没因为宗教的削弱而变弱，因为他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其民族主义政治领袖。西藏社会世俗化进程在削弱他宗教领袖之影响的同时，同时加强了他的政治领袖之影响。事实表明，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市青年，反而更具有离心力强．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特点。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主要力量。拉萨骚乱时的囗号之一虽是“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喊囗号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不吃糌粑、热衷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另一方面，不管城 的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西藏广阔的牧区和农村，高原的严酷生活却注定了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对生活在大山雪原中的藏人只是某时有用，神对他们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西藏宗教又是不可能在西藏广大地区和多数人囗中被真正瓦解的。
［续］
目前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是稳定的。少量分离主义活动顶多制造一些麻烦，形不成大的挑战。但是深入分析，稳定表象之下却存在着严重隐患。为甚麽中国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牢固地控制西藏呢？“无人进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人”指的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内地人。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闯关东、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的投奔之地，为甚麽唯独绕过身边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而不厄去呢？原因就在於西藏高原的高海拔所造成的缺氧、恶劣气候和荒凉环境，是被农耕文明培育的汉民族从根本上不能适应的。直到共产党进藏以前，西藏为甚麽能够始终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如果仅仅是人与人的较量，那时的中国与西藏之间实力相差的程度并不比现在小。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不取决於军事胜利，根本取决於能否有汉人进藏并留在那里工作。中国的人再多，对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再有人囗优势也没用。直到共产党进藏前，进藏的汉人总共有多少国民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着书记载，根据1943 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共约 500 馀户， 2000 馀人，其中 3/5 居住拉萨。他们大多是清代随中国官员或军队进藏当差役或开饭馆、种蔬菜者，在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後，或因原藉无亲族可依，或因没有回内地的盘缠，无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数成为赤贫无依之人，仅赖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贩以谋生计，其语言习惯多趋藏化，娶亲也多为藏人，他们的後代已不能称为汉人。不要说汉人百姓不进藏，历代中国官员也逃避进藏供职。清朝设立驻藏大臣，对西藏始有象徵性管辖，但其在藏官员“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今人所辑末代驻藏大臣联豫给朝延的奏稿，其中有关请求调人、设法留人的占1/5 以上，足见对人需求之强烈。他的要求仅是“……先後奏调咨调不下四十馀员，使皆应调到藏，又何至有乏才之叹”，而到最後，他也只能继续感叹“现在奴才等署中借差者，仅各有三四员及投效数员……”。即使是驻藏大臣本人，历代清政府计委任135 人，因为各种原因未到任的也有 23 人之多，占到 17 ％。举一数字可以说明内地夜 x 员逃避进藏的原因：清朝 112 个实际到任的驻藏大甘琚 A 加上 9 个已经上路但未到达的驻藏大臣，共 123 人，有 32 人死在西藏或进藏途中A 比例高达 26 ％，即 1/4 强，大部分病死，还有路途出事而死，另 3 人被叛乱藏人所匏。
正因为进藏汉人如此之少，当年多数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便不奇怪。直到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原子弹”（意识形态激励机制）出现，无人进藏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解决。成千上万的汉人在那时走进西藏， 50 年代即达到地方工作人员 4.5 万，军队人员５万，高峰的 70 年代更是达到总计 30 万人以上。对比一下清朝只能派进西藏几十名文员和千馀军队，不难看出中国能否在西藏确立主权，与派进西藏的汉人数量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但是今天，无人进藏又重新成为中国治藏面对的问题（随着意识形态激励机制的解体，个人利益成为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主体，自我成为人生核心，那种被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也就没有了存身之地。同时，改革开放又使中国社会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制约和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了，迫使人进藏的行政手段也就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对西藏来讲，1980 年是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转折点。进藏汉人的数量，也在这一年发生转折，从 1980 年的最高峰，随後逐年减少（以下数字表不包括驻藏军队）。这些数字只包括户囗在西藏的汉人。在藏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也五、六十年厄代从军队转业、或从内地被派进西藏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这茬被称为“老西藏”的人目前普遍快到退休年龄。根据规定，退休後他们的户囗将迁回内地。现在，他们已别无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龄，获得相应的待遇回内地养老。他们的户囗近年肯定越来越多地迁离西藏。他们是对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汉人，随他们的离去，政府将进一步失去在西藏可依赖的人员。他们调回内地，子女的户囗按规定不能随他们一块迁离，但是留得下户囗未见留得下人。由於年轻，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对子女一代不像对父辈那样是致命约束。不少年轻汉人已经自行离开西藏到内地开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没有户囗。上述人数中，目前肯定已有不少是只有户囗之数而实无其人的了。表１年份西藏汉人数跑 1980 1224001982 917201984 763231985 709321990 674071991 651011992 663181993 64890 表 2 1990 年西藏汉族人囗的地区分布地财 人囗占汉人比例 (%) 拉萨 44939 55.3 昌都 70198.6 山南 5725 7.1 日喀则 4920 6.1 那曲 2961 3.6 那里 1435 1.8 林芝 14218 17.5 合计 81217 100.00 有户囗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囗的 2.8% 。他们还从另一个方面表现无人进藏的倾向即想方设法脱离基层，向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萨集中。这里只能找到 1990 年的数字，但也可以说明问题（表 2 ）。如果有现在的数字，肯定更加突出。在藏汉人几乎全部是城镇人囗。 1990 年拉萨 镇人囗数为137661 人，也就是说汉人在其中占了 1/3，加上进藏做生意、打工的汉人流动人囗（主要也在拉萨驻扎拉萨的军队，外人不但看不出“无人进藏”的问题，反而会产生汉人充斥西藏的印象。但是通过这组数据可知道，拉萨以外的偌大西藏，汉人常住人囗总共只有三万多人（包括暂住，且基本集中在各地区首府，最低也是在县城）。毛泽东时代每个乡级（公社）政权都有汉人干部的状况，已经变成全西藏的928 个乡镇没有一疫个汉族干部。主要控制的稳定和有效与否，关键取决於基层。仅此一点，就已经显示出目前的危机。 80 年代初，还有总数大约 4000 人的中国内地大学生自愿申请进藏工作。他们被称为“最後一代理想主义者”。到 1985 年，这种自愿进藏者的数量陡降为 9 人，厄以後每年只有三五人，甚至一个没有。那批大学生在呆满了八年後，曾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向最高当局要求兑现在藏工作八年就可调回内地的当初许诺。从自愿进藏到以集体闹事的方式要求离开，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人在西藏全面溃退的大势。现在，这些人绝大部分已经离开了西藏。达赖喇嘛在国际场合宣称目前有750 万汉人迁移到西藏（“大西藏”），还说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数量超过了当地藏人。然而实际数字却是，即使在大西藏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达到152.1 万（ 1990 年），只占大西藏范围内人囗桧 ` 数的 26.9 ％，而且同样呈现汉人总数减少（ 1982 年此地区汉人总数为154.1 万）即无人进藏的趋势。有人会提出反问：内地人进藏是否是中国主权稳定的必要条件？靠藏人是否也能稳定中国的主权？无疑，藏人中有很多“翻身”农奴，也有大批共产党培养的干部，然而问题的根源在於，目前的西藏政策有一个“怪圈”。怪圈为：改革开放後中国西藏政策的主要进步是落实宗教自由，这一进步只可继续，不可逆转。
藏人全民信教的宗教本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的盲目服从。达赖既是西藏宗教领袖，同时又是中国政府的敌人和西藏反对派的政治领袖。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所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国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当然，目前的情况是只要有军队驻扎西藏，分离主义势力就不可能撼动中国主权，然而主权是否稳定，往往不是看日常条件下的是否稳定，而是需要在特殊历史时刻才能考验出来。军队对主权的作用只类似一条绳索，可以把西藏绑在中国身上，却无法让它们之间的血脉长在一起。平时，绳索是结实的，不可能被挣脱，而一旦在那些特殊关头，绳索就可能变得脆弱不堪。当今达赖喇嘛的前身十三世达赖喇嘛借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所搞的“驱汉”，即是一个典型。那时清王朝在西藏也有相对藏人非常强大的军队；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流亡於印度，采取了争取列强（英俄两国）支持西藏独立的路线；而清政府那时也彻底抛弃了达赖（甚至宣布革除十三世达赖的达赖名号），对西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控制；当时的主动权看上去几乎都在清政府手里。然而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刻，中国的辛亥革命 如同天赐不期而至。效忠王朝而非效忠国家的军队，一旦王朝崩溃，必然失去行为理性和原则。驻拉萨的清军相继哗变，分成不同派别，自立山头，各行其是。藏人则在各地趁机举事。十三世达赖喇嘛随即从印度返回西藏，领导藏人展开全面驱赶中国人的战争，其亲自发布命令“苛其地居有汉人，因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拉萨汉人（包括商人和普通百姓）被藏人围困於军营，在攻打中坚守了八个月，“迨日久食尽，遂有烹子而食者”。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内地派军增援，这本是那时控制西藏的根本威慑所在。然而正值国内分裂，各方心思全在争权夺利之上，哪还有馀力去管远在天边的西藏？当时身在印度的驻藏叁赞陆兴祺“迭电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西藏反叛遂扩展到康区，而由於边务大臣赵尔丰被革命所杀，边务废弛，镇守康区的军队因无处发饷互不相救，使大部地区失守。後川滇军阀为势力范围所计终於出兵，当川督尹昌衡解昌都之围、平定康区後，继而准备进军拉萨时，却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阻止。当时民国新立，中央政府各方面都极为虚弱，甚至有名无实。为了获得号令地方的合法性，获得列强承认是当务之急。当时的列强之首英国以不承认袁政府为要挟，不许中国进军西藏。那对袁政府无疑是至致命威胁。政客在这种选择面前，就会放弃日常挂在嘴上的“民族大义”。等不到援军的中国驻军弹尽粮绝，最後以突袭方式擒获了达赖家眷为质，双方才在尼泊尔的调停下谈和。汉人交出一切武器弹药，被驱赶出藏。从此直至 1951 年解放军进藏，西藏在将近 40 年时间里保持了实际上的独立，那段历史至今仍被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当作“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证据。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明智地指出这一点“西藏之所以得救，应当归功於中国革命的爆发，而不应当归於别的原因”。
1949年，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政权即将崩溃。藏政府认为又是一次类似辛亥革命的时机，派兵包围了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封闭电台，然後分批将在藏所有汉人押送至印度，驱离西藏，又一次割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回顾历史，可以说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一旦中国内地社会出现动乱和失控，目前中国军人的政治属性和现代军队对后勤的高度依赖，就可能使驻藏军队被军心动摇和後勤中断这两个必然出现的因素迅速瓦解（至少战斗力剧降）。那时，大量变数将同时出现：西藏会发生甚麽？达赖和流亡藏人会怎样做？印度会怎样做？列强会怎样做？综合影响的结果将是甚麽？……对这些问题，即使发生的概率再小，因为事关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也必须直面面对，不能有任何回避。从考虑危机的角度，说西藏比新疆问题更大，原因就在新疆已经有了500 多溧万汉人在那里安家 ( 其中有近 200 万人在农村和基层），无论历史发生甚麽，他们都会是中国主权在新疆根植的坚实土壤。而数量只有几万的在藏汉人，现在是人身在藏心不在，他们家在内地，脚下无根，有风则散，到那时，主权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五、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珂目前有一种治藏思路，是以推动西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去争取民心，瓦解宗教控制，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解西藏分离主义的影响，同时，现代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藏与中国内地一体化融合，也会成为对分离主义的制约。根据大致统计，从解放军进藏的
1951 年至今，中央政府给西藏自治区（不包括其他藏区）的钱物总值约为 400` 亿元人民币。按此数平均，西藏自治区全部人囗平均每人每年都能得到500 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一年到头西藏所有人甚麽都不羔做，坐等的收入也超过内地大多数百姓一年辛苦的收入。在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是中央拨款或内地支援。如果离开内地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以维持。对西藏的拨款越给越多（
1993 年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 1952 年增加 163 倍），财问题是对於上述治藏思路，效果到底怎麽样？某些方面是有作用的，如市场经济对宗教的确有消解作用，尤其是卷进 场活动较深的城市藏人，宗教意识已渐淡漠，开始热衷世俗享受。今天去拉萨，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座古老“圣城”的世俗化。不过，在经济发展淡化宗教影响的同时，传统宗教让出的空间却被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准宗教民族主义所填充，甚至宗教的被削弱还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蔓延条件和催化剂。
在这层意义上，达赖的力量并没因为宗教的削弱而变弱，因为他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其民族主义政治领袖。西藏社会世俗化进程在削弱他宗教领袖之影响的同时，同时加强了他的政治领袖之影响。事实表明，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市青年，反而更具有离心力强．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特点。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主要力量。拉萨骚乱时的囗号之一虽是“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喊囗号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不吃糌粑、热衷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另一方面，不管城 的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西藏广阔的牧区和农村，高原的严酷生活却注定了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对生活在大山雪原中的藏人只是某时有用，神对他们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西藏宗教又是不可能在西藏广大地区和多数人囗中被真正瓦解的。
［续］
由此，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同时成为达赖可以左右开弓的双兵器。因而，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对经济因素的期望能有多高，是需要保持清醒的。前苏联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不可谓不高，苏联解体对各个新国家的经济造成的损失也不可谓不大，然而那并没有阻止苏联的分裂。推动民族独立的民族精英兴趣更多在获得权力，而权力是只有通过分裂才能获得的。至於割裂经济联系造成的经济衰退和生活艰难，是由老百姓承担的。民族精英们则可以将其解释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必要代价。精英阶层有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除了精英的思想能力、知识水平、自尊人格和自主性等因素以外，还因为精英集团的利益所决定。既然目前这种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权资源可以通过分裂而“无损耗复制”，那麽对相当一部分民族精英来讲，只要能够实现民族独立，立刻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平起平坐的一员，而不再是从属某一主权之下的“地方”和“少数民族”。一个新国家，无疑可以给精英提供很多新机会。
从这个角度说，在当今的主权结构中，只要是以民族主义为立场，民族矛盾的解决就永远会是困难重重。因此，对民族主义始终应该保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这一点，是需要那些企图以民族主义构造当代意识形态的想法引以为戒的。在中国这种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尤其要对民族主义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今天图它的一分有利，明天就可能换来十分有害。让少数民族的民众摆脱其民族精英的主导，直接从自身利益判断和选择其民族前途，可能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所在。这一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需要加以考虑的。六、目前对策及其局势畏应对西藏问题，一直没有出现突破性思路，基本只限於在具体政策和方法上的就事论事，尚未脱离传统框架。
只有近年出现的“援藏”体制，有别於以往，可算是一个新办法。 1994 年北京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做出决定，指派中国内地比较富裕的省 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囗支援”。支援的方面非常广泛，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对囗”的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律、四川包昌都。对囗关系暂定十年。这种“对囗支援”形成了制度化的“干部援藏”方式，以向西藏派遣内地党政干部，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干部援藏”始於80 年代初，当时是为了应付 &127; 大批汉人返回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应急措施，从各省市临时抽调了一些干部，不迁户囗，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後仍回原单位。
1994年确立“对囗援藏”体制後，这种“干部援藏”也实行了对囗的省 向西藏的对囗地区（或对囗部委向西藏的对囗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後的安置，都由对囗省 负责。这种“干部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意识形态囗号仍然与过去相同，宣传也搞得轰轰烈烈，形式上不脱离“搞运动”的框架，还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机制，已经变成了以利益交换为主。“交换”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进藏者职位提升一级基本是各地一致的，另外还有分房子、解决配偶的“农转非”和工作、子女入托上学等各种内容，甚至包括给援藏干部家安装公费电话，保证家属能经常与他们联络。第一批对囗援藏的汉人干部不到700 人。他们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这可能是今後向西藏配置内地干部的主要方式。就目前来看，这种方式有其优点，例如减轻了中央的财政负担和安置责任；给援藏干部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避免对当地干部的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西藏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不占本地编制，不存在抢位置的问题，在藏族干部中引起的抵触比较小；而且派他们进藏，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的“对囗支援”相配套的，可以通过他们从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给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以只要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援藏干部的使用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干部援藏方式因此似乎成为一条颇有前途的出路。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顾此失彼的负面效果。“援藏干部”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内地人队伍。“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甚至“献了青春献子孙”。面对“援藏干部”受到的提级进藏、物质鼓励、宣传赞扬和三年即走，他们感到倍受冷落，心理难以平衡。失去了原本的意识形态激励，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不可能不出现“吃亏”的心态，即使不产生“索债感”，至少也不会再继续“奉献”了。有人认为，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700 名“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 17000 名“在藏干部”。这 700 ： 17000 的关系，是得不偿失。“援藏干部”进藏後普遍感受“在藏干部”的排斥，这成了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他们与藏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如果说“老西藏”的队伍此前已失去了斗志，这700 “援藏干部”到来 ，其影响则可能是对“老西藏”队伍从根基上的动摇。愍然而，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渡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内地干部弄进西藏。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着报名的局面，单位甚至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後决定由谁进藏。但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哪里。有些单位则无论怎样动员也没人报名。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内地干送进西藏，由於人进而心不进，对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首先援藏干部都临时进藏．顶多三年一换。第一年不了解情况，身体也不适应，发挥不了太多作用；按规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时间县组干部为五个月，地级干部六个月，另外加一个月用於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还带点“公事”，就有理由再晚回来一些时间。这样，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结束年，每个人都早早开始做回家准备，心思已不在西藏，对工作能应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虑长远。虽然按规定进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来，名义上带一点工作，实际是回家过年休息，到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有的县干脆让分到本县工作的援藏干部大部分时间在内地，县里给名义，任务就是给县里弄钱。那些不愿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干部也宁愿利用内地的关系拉点钱．换取自己留在内地的自由和舒适。援藏体制中每个具体援藏者的这种临时性，使得这个体制在整体上变成一种肤浅的形式。援藏干部客观上不能了解情况，主观上没有长远打算。他们不学藏语，不发展群众关系，无法建立威信。下级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来来去去，几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干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位上，也掌握不了实际权力和权威。可以说，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来的环境，只不过短时间地伸进西藏一只脚，到时就走。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他们在生活、语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愿去适应西藏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对汉人官员来讲，那种艰苦环境已经属於无法生存之地。这既与失去了信仰激励有关，也是现在援藏干部的层次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所致的结果。从反映在统计报表上的学历；资历、职称和级别看，援藏干部的质量似乎挺高，然而对於稳定主权，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着手，目前最缺的是能下到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浮在上层机关的“首脑”。
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一直使中国难以在西藏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政府，“援藏”体制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七、我国民族政策的再思考多民族结合为一个共同国家，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所谓“异质”是不同民族在种族、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性质上的差异，“同构”是性质不同的各民族结合於一个共同的政治架构，服从同一主权。异质和同构是一对矛盾。完美地处理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在於二者的平衡。异质和同构缺一不可，不应该向任一方偏斜。既容许和保证异质存在，尊重民族差异，提供各民族按自己民族特色发展的空间，又能够抑制防止民族对抗和分离，保证国家主权的稳定与巩固，从而实现不同民族在统一政治架构下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这就是异质与同构的平衡。用“异质同构”的观点看，我国的民族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平衡。大致从1980 年分为两阶段， 80 年以前的失衡在过於向“同构”倾斜即在确保政权同质性的同时，强制性地消除民族异质性； 80 年以後的失衡则在过於向“异质”倾斜即在开始宽容民族异质性的同时，又放松了政权同质。前一种失衡造成少数民族内心怨恨，但因为那时政权保持着绝对的同质性，因而具有强控制力，即使不断产生问题，也都能有效地进行压制，总体上是能够保持稳定的。改革开放纠正了强制少数民族同质化的错误，给了少数民族保持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无疑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进步，但是由於缺少“异质同构”的平衡观，又导致矫枉过正，鼓励和放纵了政权异质化倾向。这种倾向在西藏相对更为突出。
1980年对西藏地方政权实行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将西藏的汉人干部职工大批撤回内地；二是授予西藏可以不执行中央命令的“尚方宝剑”。汉族干部空出的职位速迅由藏人顶替，使西藏政权从那时起转向民族化和本地化。在主权稳定的民族地区，政权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构成威胁，还应该视为民族平等的进步表现。但是对於强异质的民族地区，问题性质就有了变化。西藏的严重性，尤其还在於西藏特有的“怪圈”。因为藏族干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当高（尤其在基层），信教就要拜神，而达赖既是西藏宗教之神，又是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敌人，那麽信教干部双重之身，是以拜神为先，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就成了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许“不听中央”的尚方宝剑，其中的变数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多，後果也将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针对西藏问题的特殊性，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在充分宽容、尊重和保护西藏民族的异质性之同时，理智、谨慎并且有效地加强西藏地方政权的同质性。二者的地位应该相同，不向任何一方倾斜，始终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即对民族异质越宽容，对政权同质就要越保证，而且二者比例相同。这样的平衡不是调整一下政策和派遣一些核心干部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仍又回到“无人进藏”的老问题。上一次中国解决“无人进藏”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一次又要多久才能解决？在这样具体的事情上，也已充分体现出西藏问题将困扰中国的长期性。除非能很快在思路和方法上有超越性突破，否则中国就不得不遥遥无期地面对这种困扰。
载《战略与管理》 ［完］
从这个角度说，在当今的主权结构中，只要是以民族主义为立场，民族矛盾的解决就永远会是困难重重。因此，对民族主义始终应该保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这一点，是需要那些企图以民族主义构造当代意识形态的想法引以为戒的。在中国这种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尤其要对民族主义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今天图它的一分有利，明天就可能换来十分有害。让少数民族的民众摆脱其民族精英的主导，直接从自身利益判断和选择其民族前途，可能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所在。这一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需要加以考虑的。六、目前对策及其局势畏应对西藏问题，一直没有出现突破性思路，基本只限於在具体政策和方法上的就事论事，尚未脱离传统框架。
只有近年出现的“援藏”体制，有别於以往，可算是一个新办法。 1994 年北京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做出决定，指派中国内地比较富裕的省 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囗支援”。支援的方面非常广泛，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对囗”的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律、四川包昌都。对囗关系暂定十年。这种“对囗支援”形成了制度化的“干部援藏”方式，以向西藏派遣内地党政干部，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干部援藏”始於80 年代初，当时是为了应付 &127; 大批汉人返回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应急措施，从各省市临时抽调了一些干部，不迁户囗，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後仍回原单位。
1994年确立“对囗援藏”体制後，这种“干部援藏”也实行了对囗的省 向西藏的对囗地区（或对囗部委向西藏的对囗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後的安置，都由对囗省 负责。这种“干部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意识形态囗号仍然与过去相同，宣传也搞得轰轰烈烈，形式上不脱离“搞运动”的框架，还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机制，已经变成了以利益交换为主。“交换”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进藏者职位提升一级基本是各地一致的，另外还有分房子、解决配偶的“农转非”和工作、子女入托上学等各种内容，甚至包括给援藏干部家安装公费电话，保证家属能经常与他们联络。第一批对囗援藏的汉人干部不到700 人。他们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这可能是今後向西藏配置内地干部的主要方式。就目前来看，这种方式有其优点，例如减轻了中央的财政负担和安置责任；给援藏干部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避免对当地干部的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西藏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不占本地编制，不存在抢位置的问题，在藏族干部中引起的抵触比较小；而且派他们进藏，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的“对囗支援”相配套的，可以通过他们从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给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以只要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援藏干部的使用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干部援藏方式因此似乎成为一条颇有前途的出路。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顾此失彼的负面效果。“援藏干部”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内地人队伍。“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甚至“献了青春献子孙”。面对“援藏干部”受到的提级进藏、物质鼓励、宣传赞扬和三年即走，他们感到倍受冷落，心理难以平衡。失去了原本的意识形态激励，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不可能不出现“吃亏”的心态，即使不产生“索债感”，至少也不会再继续“奉献”了。有人认为，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700 名“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 17000 名“在藏干部”。这 700 ： 17000 的关系，是得不偿失。“援藏干部”进藏後普遍感受“在藏干部”的排斥，这成了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他们与藏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如果说“老西藏”的队伍此前已失去了斗志，这700 “援藏干部”到来 ，其影响则可能是对“老西藏”队伍从根基上的动摇。愍然而，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渡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内地干部弄进西藏。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着报名的局面，单位甚至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後决定由谁进藏。但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哪里。有些单位则无论怎样动员也没人报名。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内地干送进西藏，由於人进而心不进，对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首先援藏干部都临时进藏．顶多三年一换。第一年不了解情况，身体也不适应，发挥不了太多作用；按规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时间县组干部为五个月，地级干部六个月，另外加一个月用於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还带点“公事”，就有理由再晚回来一些时间。这样，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结束年，每个人都早早开始做回家准备，心思已不在西藏，对工作能应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虑长远。虽然按规定进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来，名义上带一点工作，实际是回家过年休息，到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有的县干脆让分到本县工作的援藏干部大部分时间在内地，县里给名义，任务就是给县里弄钱。那些不愿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干部也宁愿利用内地的关系拉点钱．换取自己留在内地的自由和舒适。援藏体制中每个具体援藏者的这种临时性，使得这个体制在整体上变成一种肤浅的形式。援藏干部客观上不能了解情况，主观上没有长远打算。他们不学藏语，不发展群众关系，无法建立威信。下级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来来去去，几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干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位上，也掌握不了实际权力和权威。可以说，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来的环境，只不过短时间地伸进西藏一只脚，到时就走。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他们在生活、语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愿去适应西藏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对汉人官员来讲，那种艰苦环境已经属於无法生存之地。这既与失去了信仰激励有关，也是现在援藏干部的层次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所致的结果。从反映在统计报表上的学历；资历、职称和级别看，援藏干部的质量似乎挺高，然而对於稳定主权，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着手，目前最缺的是能下到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浮在上层机关的“首脑”。
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一直使中国难以在西藏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政府，“援藏”体制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七、我国民族政策的再思考多民族结合为一个共同国家，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所谓“异质”是不同民族在种族、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性质上的差异，“同构”是性质不同的各民族结合於一个共同的政治架构，服从同一主权。异质和同构是一对矛盾。完美地处理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在於二者的平衡。异质和同构缺一不可，不应该向任一方偏斜。既容许和保证异质存在，尊重民族差异，提供各民族按自己民族特色发展的空间，又能够抑制防止民族对抗和分离，保证国家主权的稳定与巩固，从而实现不同民族在统一政治架构下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这就是异质与同构的平衡。用“异质同构”的观点看，我国的民族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平衡。大致从1980 年分为两阶段， 80 年以前的失衡在过於向“同构”倾斜即在确保政权同质性的同时，强制性地消除民族异质性； 80 年以後的失衡则在过於向“异质”倾斜即在开始宽容民族异质性的同时，又放松了政权同质。前一种失衡造成少数民族内心怨恨，但因为那时政权保持着绝对的同质性，因而具有强控制力，即使不断产生问题，也都能有效地进行压制，总体上是能够保持稳定的。改革开放纠正了强制少数民族同质化的错误，给了少数民族保持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无疑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进步，但是由於缺少“异质同构”的平衡观，又导致矫枉过正，鼓励和放纵了政权异质化倾向。这种倾向在西藏相对更为突出。
1980年对西藏地方政权实行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将西藏的汉人干部职工大批撤回内地；二是授予西藏可以不执行中央命令的“尚方宝剑”。汉族干部空出的职位速迅由藏人顶替，使西藏政权从那时起转向民族化和本地化。在主权稳定的民族地区，政权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构成威胁，还应该视为民族平等的进步表现。但是对於强异质的民族地区，问题性质就有了变化。西藏的严重性，尤其还在於西藏特有的“怪圈”。因为藏族干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当高（尤其在基层），信教就要拜神，而达赖既是西藏宗教之神，又是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敌人，那麽信教干部双重之身，是以拜神为先，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就成了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许“不听中央”的尚方宝剑，其中的变数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多，後果也将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针对西藏问题的特殊性，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在充分宽容、尊重和保护西藏民族的异质性之同时，理智、谨慎并且有效地加强西藏地方政权的同质性。二者的地位应该相同，不向任何一方倾斜，始终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即对民族异质越宽容，对政权同质就要越保证，而且二者比例相同。这样的平衡不是调整一下政策和派遣一些核心干部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仍又回到“无人进藏”的老问题。上一次中国解决“无人进藏”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一次又要多久才能解决？在这样具体的事情上，也已充分体现出西藏问题将困扰中国的长期性。除非能很快在思路和方法上有超越性突破，否则中国就不得不遥遥无期地面对这种困扰。
载《战略与管理》 ［完］
看完以后，深受启发。
除了加紧修建青藏铁路以外，还要配套搞一系列大的基础建设。
要把西藏的经济搞得有起色，自然就会有汉人进藏，这么多闲置劳动力，是一大笔资源。
与此相比，自然环境保护就退居其次吧！
除了加紧修建青藏铁路以外，还要配套搞一系列大的基础建设。
要把西藏的经济搞得有起色，自然就会有汉人进藏，这么多闲置劳动力，是一大笔资源。
与此相比，自然环境保护就退居其次吧！
自然环境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是首位，经济可以发展，环境破坏了就不能恢复了。
没有去过青藏，或知识去旅游过的人可能不太清楚。作为在那呆过很多年的人，偶理解那些离开西藏的人，那不是一个人能够正常生活的地方，但西藏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我想起他都在其次首先要保留强大的驻军，军人的待遇要提高5--10倍，装备水平要压倒印度，新疆同样，至于民族政策，呵呵，那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以我国现在的实力这是做得到的。
以我国现在的实力这是做得到的。
好贴
顶一下[em03]
顶一下[em03]
好文一篇。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同志能看到，也希望各位看到此文的同志广为宣传。西藏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有识之士应向中央多建言献策。
好文,见解精辟,只得推荐.
现在有西部大开发~~~完了是不是也得来个专门的西藏大开发~~~不过西藏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环保~~~
好
我有个朋友就是从西藏回来的，他的部队是那唯一装备有装甲车辆的部队，上级的命令是打仗时坚持45分钟，但是他们部队的全部储备缺只能打30分钟
好
很好的文章啊，顶下
顶,写得详细,不错.
好像王力雄写的文章。
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中央对西藏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了。
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中央对西藏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了。
好文章
应该就是王力雄写的
那一年，我还在为考上一所好大学而奋斗！
如果能够分一下段落就好了，看的好费力啊
谁帮着分一下段吧 看的眼睛好累
qqweee 发表于 2010-12-7 14:18 
找版主啊
找版主啊
天狼 发表于 2003-3-13 02:29
54机步旅听到这话会狠削你那朋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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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机步旅听到这话会狠削你那朋友地
[楼主，节选王力雄的书，要注明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