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明朝舟山海商研究(小文同学希望这个对你想不通明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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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朝贡贸易政策及失败
永乐年间以后，全国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恢复迅速。嘉靖年间以后，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尤快，出现了许多商品生产基地，如苏州、松江一带“其民独耗于木棉”，“郊原四望，遍地皆棉”，湖州以生产蚕丝著称。此外，手工业产品如杭州的绸缎，江西的瓷器、纸张，安徽的笔墨文具等也能大批生产。这为明中叶海上贸易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
但是，明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仍一贯地采取朝贡贸易政策。
朝贡贸易(又称勘合贸易)是指海外诸国与明政府间进行的以朝贡为名的有限制的贸易。明政府明文规定:“贡船者,法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所私也”（邓钟:《筹海重编》）
对明朝政府来说,贸易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抚御四夷”、显示皇威的手段。通过朝贡形式的贸易,其政治意义向来大于其经济和商业价值。它充分体现明王朝的尊严与高高在上，体现明王朝当时在国际关系中的高姿态与高地位。
朝贡贸易非常死板、僵硬。它有许多具体而繁琐的规定。明王朝不厌其烦地下令规定各国朝贡贸易的期限、入贡的船只、船只停靠的港口、随从人员、贡物品类,还规定勘合制度。如规定琉球2年一贡,安南、占城、高丽3年一贡,日本10年一贡,且每一贡期人限200名,船限2艘,并发给一些编有号码的许可证---勘合,勘合不符者不予接待。并且每一个新皇帝登基,旧的勘合作废,必须等到新的勘合颁布才可贸易。
明朝政府在宁波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接待日本的贡船。而在当时,日本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步,商业也发展起来了。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各地诸侯的奢侈欲望,他们需要更多的货物和钱财;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以换取他们所必须的东西。明朝是日本所需进口货的主要供给国。明朝的丝、丝棉、棉布、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钱、古字画、古书、药材、毡毯、马背毯、小食箩、漆器、醋等,都是日本所喜欢的。这些货物从中国运到日本后,价格都相当昂贵,如:丝绵匮乏时每百斤银至200两;红线每百斤价银70两;水银的价格10倍于中国,缺少时每百斤银300两:针每根价银7分;川芎每百斤价银60多两(胡宗宪:《筹海图编》卷2,《倭好》)。商人运货到日本可获得原本5～6倍的利益。但日本要想获得这些中国货,其正当途径只有向明政府“纳贡”。通过“纳贡”,一则可以得到超过贡物价值的赏赐,二则可以随贡船携带货物到中国进行贸易。因此,日本的实力派都争相夺取遣明贡船的组织权,并乘机捎带私货。为此,终于爆发了争贡事件。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虽然，日本的大内氏又派遣了最后两次遣明船,但每次都受到严格限制(10年一贡、船３艘、人员百、禁止带用兵器)。还有,从明朝方面的记录中可以知道,在此前后曾有船舶请求以日本入贡船方式通商,但都被以没有表文(国书)或不逢贡期为理由,而予以拒绝。由此,对严格管制下的勘合贸易敬而远之的日本一部分海商,开始参加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海商的海上贸易活动,往来于各港口,开展东亚海上的民间贸易。这些海商贸易所经营的中国商品是多方面的,有生丝、绢织物以及丝绵、棉布、锦绣、水银、铁锅、陶瓷器、药材等物品。
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环境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航海贸易商人的势力开始向东方扩展。特别是葡萄牙人的向东发展，活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他们以满刺加为根据地，逐渐将势力伸张到中国的沿海。先是到广东，继而至福建、浙江，与中国海商发生联系并展开竞争。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经济实力不够雄厚，有竞争能力的商品也不多，此时，他们还不是中国海商的对手，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未能垄断东方市场，对中国海商构成威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商的活动。于是，到了嘉靖年间，舟山的海商应势而生，并形成一定规模，他们不再受着朝贡贸易的支配，改变了以往仅仅是被动、消极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态度，而是勇敢地冲破政府的禁令，积极地参与对外贸易活动。
3.舟山群岛海上贸易基地的产生
舟山群岛历来是浙东和长江流域的出海门户，是与日本、朝鲜半岛诸国通航的主要港口，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埠。相传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求仙，就是在浙东大陆入海经过舟山抵达日本的；唐朝的舟山是日本遣唐使的中间站，著名的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也多次经过舟山；明朝的郑和３次出使日本、７次下西洋，也都经过舟山。
舟山群岛位于对日实行朝贡贸易的宁波港外围,有千余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的海湾错综复杂,避风防浪条件良好,许多港湾航门狭窄,两侧岬角突起,形成许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道。岙山岛、普陀山及沈家门外港域是日本贡船待港的地方。据景泰四年(1453)入贡的日本使臣允澎记述: “当他们的贡船到达普陀山,在莲花洋停泊后,便有彩船100余艘，绕使船前来迎接,赠给酒、水、食粮等物。进抵沈家门后,有官员乘画舫50余艘,吹角打鼓前来迎接。接着就有巡检司来的官船作向导,经由定海进入宁波”(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但日本的船只或因冒充贡船,或因贡期未至,或因超过规模,未准进入宁波港,只能在上述地方等待。碰到这种情况,一部分日本人在等待勘合中,与舟山的百姓或海上商人偷偷地私下交易了。
虽然舟山群岛的居民(除舟山岛外)在洪武二十年被明朝军队强行迁走了,但仍有部分居民不顾禁令,偷偷潜回老家他们没有户籍,对明政府来说,属于非法居民,也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他们先是偷偷地与“贡使”的队伍接触，在日本人的教唆下,把 “贡物”偷运到浙东大陆,甚至更远,并把日本人需要的货物采办回来,贩卖给日本“贡使”。这种买卖“获利颇丰”。以后他们就不满足于从日本贡船中获取“二手货”。巨额的利润,与日本便利的交通条件,吸引着他们直接前往日本采购明朝所需的日本货物,同时把中国货偷运至日本。他们发挥擅长的航海技术,参与16世纪初期的海上贸易活动。况且,这些岛屿(除舟山岛外)已基本荒芜,但遗留下来的房屋、道路和水利工程稍加修复,即可利用。
这里离省会杭州的距离比较远，明政府势力鞭长莫及；与大陆距离适中,既可以方便地把货物偷运进(出)大陆,又可以在大陆的官兵如采取军事行动时,有准备应付的时间。当然,到了后来,这些沿海的官兵大都被海商收买了,以致朱纨最后要捣平双屿港时,调动的部队大多是福建的兵马。
据明范表的《玩鹿亭稿》中记载:“浙东自来海上无寇,渔民也遵纪守法,不敢越雷池半步。渔船出洋打鱼樵柴,而不是交易通外。后来,则气势鼎盛,情形有变,冒出一二家胆大的海商,从事海上渔盐的贸易,其经营范围只限福建、广东等近海。他们“潜迫关外,贿求地方官以小船早夜进货,或托乡官说关,祖宗之法尚未破也”。时至嘉靖时期“前项贪利之徒,勾引番船,纷然往来,而海上寇盗遂亦纷然也”,他们“往则载货扬航以市海为名,归则熔金随身贸原舟而返,甚至远赘异类,持献图略,效中行翕侯之为者。”他们大批出海经商,下海通番的规模越扩越大,发展极为迅速。
起初,大多数海商都是独家经营的小商人,“各船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而还,自自买卖,未尝为群”(范表:《玩鹿亭稿》卷5,《海寇议》),后来由于海上竞争,“强弱相凌,自相劫夺”，他们就“因各结，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形成了“或五只、或十只，或十数只，成群分党,纷泊各港”(同上)的海上贸易集团。这些海上贸易集团,不但雇用本地的舵工、水手。“又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借其强悍以为护翼”，有的还“纠合富实倭奴,出本附搭买卖”他们既到日本、暹罗、南洋等地做买卖，又“于沿海兼行劫掠”（同上）。
二、舟山海商集团
在明政府厉行海禁，残酷打击海上贸易的情况下，一些海商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武装起来，组成武装海商集团，以对抗官军的追捕和残杀，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海寇。其实，这些海寇并不同于当时到东方来从事侵略、掠夺的西方海盗，他们大多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只因冲破海禁樊笼，触犯了海禁律法，而被视为海盗，其情况恰如嘉靖的主事唐枢所说：“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叙寇原》）。当然，亦商亦盗是这些海商的本色，他们在纠番诱倭的商贸活动中往往是华夷相纠，彼此间称贷互市，其中货价莫偿或诓骗财物者比比皆是，而民间海商为争夺行商地盘，也往往各结伙党，彼此间兵戎相见，互相残杀者也不乏其人。
永乐年间以后，全国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恢复迅速。嘉靖年间以后，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尤快，出现了许多商品生产基地，如苏州、松江一带“其民独耗于木棉”，“郊原四望，遍地皆棉”，湖州以生产蚕丝著称。此外，手工业产品如杭州的绸缎，江西的瓷器、纸张，安徽的笔墨文具等也能大批生产。这为明中叶海上贸易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
但是，明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仍一贯地采取朝贡贸易政策。
朝贡贸易(又称勘合贸易)是指海外诸国与明政府间进行的以朝贡为名的有限制的贸易。明政府明文规定:“贡船者,法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所私也”（邓钟:《筹海重编》）
对明朝政府来说,贸易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抚御四夷”、显示皇威的手段。通过朝贡形式的贸易,其政治意义向来大于其经济和商业价值。它充分体现明王朝的尊严与高高在上，体现明王朝当时在国际关系中的高姿态与高地位。
朝贡贸易非常死板、僵硬。它有许多具体而繁琐的规定。明王朝不厌其烦地下令规定各国朝贡贸易的期限、入贡的船只、船只停靠的港口、随从人员、贡物品类,还规定勘合制度。如规定琉球2年一贡,安南、占城、高丽3年一贡,日本10年一贡,且每一贡期人限200名,船限2艘,并发给一些编有号码的许可证---勘合,勘合不符者不予接待。并且每一个新皇帝登基,旧的勘合作废,必须等到新的勘合颁布才可贸易。
明朝政府在宁波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接待日本的贡船。而在当时,日本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步,商业也发展起来了。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各地诸侯的奢侈欲望,他们需要更多的货物和钱财;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以换取他们所必须的东西。明朝是日本所需进口货的主要供给国。明朝的丝、丝棉、棉布、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钱、古字画、古书、药材、毡毯、马背毯、小食箩、漆器、醋等,都是日本所喜欢的。这些货物从中国运到日本后,价格都相当昂贵,如:丝绵匮乏时每百斤银至200两;红线每百斤价银70两;水银的价格10倍于中国,缺少时每百斤银300两:针每根价银7分;川芎每百斤价银60多两(胡宗宪:《筹海图编》卷2,《倭好》)。商人运货到日本可获得原本5～6倍的利益。但日本要想获得这些中国货,其正当途径只有向明政府“纳贡”。通过“纳贡”,一则可以得到超过贡物价值的赏赐,二则可以随贡船携带货物到中国进行贸易。因此,日本的实力派都争相夺取遣明贡船的组织权,并乘机捎带私货。为此,终于爆发了争贡事件。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虽然，日本的大内氏又派遣了最后两次遣明船,但每次都受到严格限制(10年一贡、船３艘、人员百、禁止带用兵器)。还有,从明朝方面的记录中可以知道,在此前后曾有船舶请求以日本入贡船方式通商,但都被以没有表文(国书)或不逢贡期为理由,而予以拒绝。由此,对严格管制下的勘合贸易敬而远之的日本一部分海商,开始参加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海商的海上贸易活动,往来于各港口,开展东亚海上的民间贸易。这些海商贸易所经营的中国商品是多方面的,有生丝、绢织物以及丝绵、棉布、锦绣、水银、铁锅、陶瓷器、药材等物品。
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环境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航海贸易商人的势力开始向东方扩展。特别是葡萄牙人的向东发展，活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他们以满刺加为根据地，逐渐将势力伸张到中国的沿海。先是到广东，继而至福建、浙江，与中国海商发生联系并展开竞争。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经济实力不够雄厚，有竞争能力的商品也不多，此时，他们还不是中国海商的对手，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未能垄断东方市场，对中国海商构成威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商的活动。于是，到了嘉靖年间，舟山的海商应势而生，并形成一定规模，他们不再受着朝贡贸易的支配，改变了以往仅仅是被动、消极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态度，而是勇敢地冲破政府的禁令，积极地参与对外贸易活动。
3.舟山群岛海上贸易基地的产生
舟山群岛历来是浙东和长江流域的出海门户，是与日本、朝鲜半岛诸国通航的主要港口，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埠。相传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求仙，就是在浙东大陆入海经过舟山抵达日本的；唐朝的舟山是日本遣唐使的中间站，著名的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也多次经过舟山；明朝的郑和３次出使日本、７次下西洋，也都经过舟山。
舟山群岛位于对日实行朝贡贸易的宁波港外围,有千余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的海湾错综复杂,避风防浪条件良好,许多港湾航门狭窄,两侧岬角突起,形成许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道。岙山岛、普陀山及沈家门外港域是日本贡船待港的地方。据景泰四年(1453)入贡的日本使臣允澎记述: “当他们的贡船到达普陀山,在莲花洋停泊后,便有彩船100余艘，绕使船前来迎接,赠给酒、水、食粮等物。进抵沈家门后,有官员乘画舫50余艘,吹角打鼓前来迎接。接着就有巡检司来的官船作向导,经由定海进入宁波”(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但日本的船只或因冒充贡船,或因贡期未至,或因超过规模,未准进入宁波港,只能在上述地方等待。碰到这种情况,一部分日本人在等待勘合中,与舟山的百姓或海上商人偷偷地私下交易了。
虽然舟山群岛的居民(除舟山岛外)在洪武二十年被明朝军队强行迁走了,但仍有部分居民不顾禁令,偷偷潜回老家他们没有户籍,对明政府来说,属于非法居民,也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他们先是偷偷地与“贡使”的队伍接触，在日本人的教唆下,把 “贡物”偷运到浙东大陆,甚至更远,并把日本人需要的货物采办回来,贩卖给日本“贡使”。这种买卖“获利颇丰”。以后他们就不满足于从日本贡船中获取“二手货”。巨额的利润,与日本便利的交通条件,吸引着他们直接前往日本采购明朝所需的日本货物,同时把中国货偷运至日本。他们发挥擅长的航海技术,参与16世纪初期的海上贸易活动。况且,这些岛屿(除舟山岛外)已基本荒芜,但遗留下来的房屋、道路和水利工程稍加修复,即可利用。
这里离省会杭州的距离比较远，明政府势力鞭长莫及；与大陆距离适中,既可以方便地把货物偷运进(出)大陆,又可以在大陆的官兵如采取军事行动时,有准备应付的时间。当然,到了后来,这些沿海的官兵大都被海商收买了,以致朱纨最后要捣平双屿港时,调动的部队大多是福建的兵马。
据明范表的《玩鹿亭稿》中记载:“浙东自来海上无寇,渔民也遵纪守法,不敢越雷池半步。渔船出洋打鱼樵柴,而不是交易通外。后来,则气势鼎盛,情形有变,冒出一二家胆大的海商,从事海上渔盐的贸易,其经营范围只限福建、广东等近海。他们“潜迫关外,贿求地方官以小船早夜进货,或托乡官说关,祖宗之法尚未破也”。时至嘉靖时期“前项贪利之徒,勾引番船,纷然往来,而海上寇盗遂亦纷然也”,他们“往则载货扬航以市海为名,归则熔金随身贸原舟而返,甚至远赘异类,持献图略,效中行翕侯之为者。”他们大批出海经商,下海通番的规模越扩越大,发展极为迅速。
起初,大多数海商都是独家经营的小商人,“各船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而还,自自买卖,未尝为群”(范表:《玩鹿亭稿》卷5,《海寇议》),后来由于海上竞争,“强弱相凌,自相劫夺”，他们就“因各结，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形成了“或五只、或十只，或十数只，成群分党,纷泊各港”(同上)的海上贸易集团。这些海上贸易集团,不但雇用本地的舵工、水手。“又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借其强悍以为护翼”，有的还“纠合富实倭奴,出本附搭买卖”他们既到日本、暹罗、南洋等地做买卖，又“于沿海兼行劫掠”（同上）。
二、舟山海商集团
在明政府厉行海禁，残酷打击海上贸易的情况下，一些海商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武装起来，组成武装海商集团，以对抗官军的追捕和残杀，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海寇。其实，这些海寇并不同于当时到东方来从事侵略、掠夺的西方海盗，他们大多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只因冲破海禁樊笼，触犯了海禁律法，而被视为海盗，其情况恰如嘉靖的主事唐枢所说：“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叙寇原》）。当然，亦商亦盗是这些海商的本色，他们在纠番诱倭的商贸活动中往往是华夷相纠，彼此间称贷互市，其中货价莫偿或诓骗财物者比比皆是，而民间海商为争夺行商地盘，也往往各结伙党，彼此间兵戎相见，互相残杀者也不乏其人。
这些海商的组成成份比较复杂，他们中有的原是从事对内贸易转为从事对外贸易；有的是受官府欺压，冤抑难伸而下海经商；有的是豪门世家为牟利而参与活动；有的原是功名未就而下海从商；以及“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的小民，“凶彼、逸赋、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等等（郑晓：与彭草亭都宪，载《明经世文编》卷218）这些海商在以舟山群岛为中心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李光头、许氏兄弟、王直、徐海、毛海峰等为首的海商集团和以双屿、大茅（猫）、沥港、横港、长涂等为中心的海上贸易基地。
1.许氏海商集团
许氏海商集团包括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梓)四个兄弟,他们是徽州府歙县人。明代徽州府是一个商业资本汇聚之地,与晋商构成重要的商业势力。他们不仅活跃在国内市场,而且还经营海外贸易。俞大猷曾说:“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对许氏兄弟下海通商的过程,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胡宗宪认为许二是从福建破狱入海,勾引倭奴的。他说:“嘉靖十九年(1540),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人李七；许栋，歙人许二也,皆认罪系福建狱,逸入海,勾引倭奴,结巢于郭巨之双屿”(胡宗宪:《筹海图编》卷5)。而郑舜功《日本一鉴》则说许二、许三先年下海通番是入赘于大宜满刺加,自后许四与兄许一“尝往通之”，嘉靖十九年,许氏四兄弟“潜入大宜满剌加等国诱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泊双屿、大茅等港,以要大利”(郑舜功:《日本一鉴》卷6)。虽然他们对许氏兄弟来舟山前的活动有不同的说法,但对许氏兄弟来双屿的时间是一致的。许氏兄弟到双屿后,与原在舟山活动的福建海商李光头合为一伙。
嘉靖二十三年(1544），许二又“载货往日本贸易”，翌年“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不久,许一被明政府捕获,许三丧亡,许氏海商集团受到很大打击。但明朝政府的镇压并不能阻止他们的海上贸易活动。许二、许四为扩大海商集团的势力，“计令伙伴于直隶、苏松等处地方诱人置货，往市双屿，许二、许四阴嗾番人抢夺，阳则宽慰”。这些被抢的商人“自本者舍而去之，借本者不敢归去”，不得不跟从许氏兄弟下海贸易，“图偿货价而归”，从而扩大许氏海商集团的势力。
嘉靖二十六年（1547），海盗商人林剪自彭亨“驾船七十余艘至浙海”，与许二、许四合为一伙，使许氏海商力量大大加强。同时，另一徽州商人王直也“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许二为师”（何乔远：《闽书》卷146，载《岛夷志》）。至此，以许二为首的海商集团终于形成，成为“海上寇最称强者”。
许氏海商集团在东南沿海既从事走私贸易，又攻城略地，“每掳掠海隅富民以索重赎”。如明朝军队的指挥吴璋及总旗王雷斋被抓获，用一千二百金才赎回，又如“谢文正公迁第宅也遭其一空”。他们的活动给明朝政府很大的打击和威胁。为了消灭许氏海商集团，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执调兵遣将，进行围剿。三月，以都司卢镗率兵船泊温州之海门，海道副吏柯乔统领福清兵船泊漳州，专备海战，以遏南逸入闽广之路。在完成以上的兵力部署以后，四月，朱纨亲自带领备倭指挥刘恩至、张四维、张汉等强攻许氏海商集团的根据地——双屿港。经过激烈的战斗，明朝军队“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许氏兄弟惨遭失败，同伙李光头、许六、姚大总及“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５，载《浙江倭变记》）。许二及许四逃往西洋。虽然许氏海商集团被击溃了，但江浙海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出现了规模更大，人数更多，资本更雄厚的王直、徐海海商贸易集团。
２、王直海商集团
王直，又名汪直，也是徽州歙县人。王直“少任侠，多略不侵，然若乡有徭役讼事，常为主辩，诸恶少因倚为囊橐”（《倭志》上册，载《玄览堂丛书续集》）。《筹海图编》等书记载：“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从 “乡中有徭役讼事，常为主”。可见他从小就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善施与”，“故人宗信之”，表明他可能出自于富有之家，而且在乡里有一定的威望。另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王直年青时，与徐惟学一起做过盐商，大概在经商中触犯明朝的禁令，曾对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同伴说：“国中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与叶宗满等人跑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诸葛元声：《三朝平攘录》卷１，《海寇》）。王直下海初期，因实力不够雄厚，暂时投奔许氏兄弟海商集团，替许二“管库”，他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很快得到许二的赏识，不久，被提为“管哨”兼理军事，从而成为许二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与许氏兄弟一起，积极参与海上走私活动。
1.许氏海商集团
许氏海商集团包括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梓)四个兄弟,他们是徽州府歙县人。明代徽州府是一个商业资本汇聚之地,与晋商构成重要的商业势力。他们不仅活跃在国内市场,而且还经营海外贸易。俞大猷曾说:“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对许氏兄弟下海通商的过程,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胡宗宪认为许二是从福建破狱入海,勾引倭奴的。他说:“嘉靖十九年(1540),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人李七；许栋，歙人许二也,皆认罪系福建狱,逸入海,勾引倭奴,结巢于郭巨之双屿”(胡宗宪:《筹海图编》卷5)。而郑舜功《日本一鉴》则说许二、许三先年下海通番是入赘于大宜满刺加,自后许四与兄许一“尝往通之”，嘉靖十九年,许氏四兄弟“潜入大宜满剌加等国诱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泊双屿、大茅等港,以要大利”(郑舜功:《日本一鉴》卷6)。虽然他们对许氏兄弟来舟山前的活动有不同的说法,但对许氏兄弟来双屿的时间是一致的。许氏兄弟到双屿后,与原在舟山活动的福建海商李光头合为一伙。
嘉靖二十三年(1544），许二又“载货往日本贸易”，翌年“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不久,许一被明政府捕获,许三丧亡,许氏海商集团受到很大打击。但明朝政府的镇压并不能阻止他们的海上贸易活动。许二、许四为扩大海商集团的势力，“计令伙伴于直隶、苏松等处地方诱人置货，往市双屿，许二、许四阴嗾番人抢夺，阳则宽慰”。这些被抢的商人“自本者舍而去之，借本者不敢归去”，不得不跟从许氏兄弟下海贸易，“图偿货价而归”，从而扩大许氏海商集团的势力。
嘉靖二十六年（1547），海盗商人林剪自彭亨“驾船七十余艘至浙海”，与许二、许四合为一伙，使许氏海商力量大大加强。同时，另一徽州商人王直也“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许二为师”（何乔远：《闽书》卷146，载《岛夷志》）。至此，以许二为首的海商集团终于形成，成为“海上寇最称强者”。
许氏海商集团在东南沿海既从事走私贸易，又攻城略地，“每掳掠海隅富民以索重赎”。如明朝军队的指挥吴璋及总旗王雷斋被抓获，用一千二百金才赎回，又如“谢文正公迁第宅也遭其一空”。他们的活动给明朝政府很大的打击和威胁。为了消灭许氏海商集团，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执调兵遣将，进行围剿。三月，以都司卢镗率兵船泊温州之海门，海道副吏柯乔统领福清兵船泊漳州，专备海战，以遏南逸入闽广之路。在完成以上的兵力部署以后，四月，朱纨亲自带领备倭指挥刘恩至、张四维、张汉等强攻许氏海商集团的根据地——双屿港。经过激烈的战斗，明朝军队“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许氏兄弟惨遭失败，同伙李光头、许六、姚大总及“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５，载《浙江倭变记》）。许二及许四逃往西洋。虽然许氏海商集团被击溃了，但江浙海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出现了规模更大，人数更多，资本更雄厚的王直、徐海海商贸易集团。
２、王直海商集团
王直，又名汪直，也是徽州歙县人。王直“少任侠，多略不侵，然若乡有徭役讼事，常为主辩，诸恶少因倚为囊橐”（《倭志》上册，载《玄览堂丛书续集》）。《筹海图编》等书记载：“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从 “乡中有徭役讼事，常为主”。可见他从小就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善施与”，“故人宗信之”，表明他可能出自于富有之家，而且在乡里有一定的威望。另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王直年青时，与徐惟学一起做过盐商，大概在经商中触犯明朝的禁令，曾对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同伴说：“国中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与叶宗满等人跑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诸葛元声：《三朝平攘录》卷１，《海寇》）。王直下海初期，因实力不够雄厚，暂时投奔许氏兄弟海商集团，替许二“管库”，他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很快得到许二的赏识，不久，被提为“管哨”兼理军事，从而成为许二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与许氏兄弟一起，积极参与海上走私活动。
嘉靖二十七年（1548），许氏海上贸易集团被朱纨击溃。“许二逸去，王直素有机略，人多服之，乃领其余党”，重新组成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被众商推为舶主。这时王直虽已独立经营海上贸易，但还不能独霸一方。当时浙江洋面上还有一个海商陈思盼。他的贸易基地在横港，与王直进行抗争。王直的船队经过横港时，“屡被邀劫”（《倭志》上册，载《玄览堂丛书续集》）。王直为了消灭对手，扩大贸易集团势力，一直在寻找机会。嘉靖三十年（1551），有个姓王的海商率领番船二十艘，到浙江沿海进行贸易活动，陈思盼想邀为一伙，但被拒绝。陈恼羞成怒，“谋杀王船主，遂夺其船，其党不平，潜与直通，欲害思盼”。王直认为时机已到，“潜约慈溪贯通番柴德美，发家丁数人助己”。在陈思盼生日那天晚上，乘其不备，“遂内外夹击，杀思盼，擒其侄陈四.....余党悉归直”（《明书》卷162）。陈思盼海商势力的被吞并，使王直集团势力大大增强,从此,完全取得了浙江海面的控制权。“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５）。
王直吞并陈思盼后,成为舟山群岛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海商集团。其手下如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及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头目。王直为了扩大海上贸易，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领船队，满载各种货物，扬帆世界各国，“凡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舡主’”。接着,他又招聚徐海、陈东、叶麻等为将领，勾引倭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威望大著,人共奔之”。不仅近地人民、兴贩之徒络绎不绝,甚至“边卫之官,有与柴德美通番往来、五峰素熟者,近则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范表：《玩鹿亭稿》卷５）。
王直虽已成为财厚势大,人众船多的海商集团首领，但他并不想与明朝政府相对抗,而以“杀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他一心一意想得到明朝政府的批准,在海上从事合法的贸易活动。但顽固地执行闭关政策的封建王朝,不仅不答应王直的通商互市要求，反而派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王直突围而出,逃往日本,在萨摩州之淞浦津建立贸易基地。王直在日本,自称“徽王”，控制要害,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在中日之间进行海盗式走私贸易,成为中日海盗的总首领。
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纠岛倭及漳、泉海盗”，带领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范表：《海寇议后》），这就是著名的“壬子之变”。从此开始,“比年如是,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如攻入黄岩府,官军莫之谁何。“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其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待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傅维鳞：《明史》卷162）。嘉靖三十三年（l554)四月,王直部占据浙江拓林,“连营三百里,如老鹳嘴七八里之间,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王直由此地分一支自青浦、白鹤港而北,出太仓；又分另一支“自刘家港入趋昆山”。八月，又遣吴德宣、徐碧溪率众千余人进攻嘉定县城,接着在师家浜大破参将许国、李逢时，“时二参将所治者皆北兵，不知地利，屯所遇潮，死者甚众（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６，《直隶倭变记》）。
王直打败明朝官兵以后,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嘉靖三十四年(1555）他对明朝正副使蒋洲、陈可愿说：“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并告诉他们：“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接着又派遣毛海峰、叶宗满伴送陈可愿回国,会见胡宗宪，表达了“成功之后,他无所望,惟愿进贡互市而已”的愿望。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直亲自横渡大洋,回到舟山群岛，向胡宗宪递交要求通商的请求书，希望“胡军门代为疏请通商”。
王直尽管已沦为海盗，但始终没有放弃开放海禁的要求。他一方面等待明朝政府的答复,一方面在岑港“惟日聚群倭,砺兵刃、伐竹木为开互市计”。他对官府使者说:“必待奉明旨,许其宽宥,与以都督职使,得稽压海上,开市以息兵”（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９《平倭录》）。对于王直的通商互市要求,明朝政府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利用王直急于通商的迫切心情，采用高官厚禄的办法,将王直诱捕入狱。这样，使舟山海商集团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王直吞并陈思盼后,成为舟山群岛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海商集团。其手下如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及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头目。王直为了扩大海上贸易，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领船队，满载各种货物，扬帆世界各国，“凡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舡主’”。接着,他又招聚徐海、陈东、叶麻等为将领，勾引倭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威望大著,人共奔之”。不仅近地人民、兴贩之徒络绎不绝,甚至“边卫之官,有与柴德美通番往来、五峰素熟者,近则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范表：《玩鹿亭稿》卷５）。
王直虽已成为财厚势大,人众船多的海商集团首领，但他并不想与明朝政府相对抗,而以“杀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他一心一意想得到明朝政府的批准,在海上从事合法的贸易活动。但顽固地执行闭关政策的封建王朝,不仅不答应王直的通商互市要求，反而派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王直突围而出,逃往日本,在萨摩州之淞浦津建立贸易基地。王直在日本,自称“徽王”，控制要害,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在中日之间进行海盗式走私贸易,成为中日海盗的总首领。
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纠岛倭及漳、泉海盗”，带领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范表：《海寇议后》），这就是著名的“壬子之变”。从此开始,“比年如是,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如攻入黄岩府,官军莫之谁何。“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其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待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傅维鳞：《明史》卷162）。嘉靖三十三年（l554)四月,王直部占据浙江拓林,“连营三百里,如老鹳嘴七八里之间,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王直由此地分一支自青浦、白鹤港而北,出太仓；又分另一支“自刘家港入趋昆山”。八月，又遣吴德宣、徐碧溪率众千余人进攻嘉定县城,接着在师家浜大破参将许国、李逢时，“时二参将所治者皆北兵，不知地利，屯所遇潮，死者甚众（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６，《直隶倭变记》）。
王直打败明朝官兵以后,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嘉靖三十四年(1555）他对明朝正副使蒋洲、陈可愿说：“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并告诉他们：“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接着又派遣毛海峰、叶宗满伴送陈可愿回国,会见胡宗宪，表达了“成功之后,他无所望,惟愿进贡互市而已”的愿望。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直亲自横渡大洋,回到舟山群岛，向胡宗宪递交要求通商的请求书，希望“胡军门代为疏请通商”。
王直尽管已沦为海盗，但始终没有放弃开放海禁的要求。他一方面等待明朝政府的答复,一方面在岑港“惟日聚群倭,砺兵刃、伐竹木为开互市计”。他对官府使者说:“必待奉明旨,许其宽宥,与以都督职使,得稽压海上,开市以息兵”（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９《平倭录》）。对于王直的通商互市要求,明朝政府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利用王直急于通商的迫切心情，采用高官厚禄的办法,将王直诱捕入狱。这样，使舟山海商集团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3.徐海海商集团
当时与王直海商集团齐名的还有徐海海商集团。起初,徐海投奔王直集团,是王直部下的大头目。后来,他自拉队伍，独树一帜,与王直海商集团并驾海上,共同出没于江浙海面,进行海盗式的通商贸易活动。
徐海,徽州歙县人,少年时曾到杭州虎跑寺落发为僧,法名普净,称为“明山和尚”,或称“名山和尚”（谈迁：《国榷》卷６）。徐海出身商人家庭，弟弟徐洪是“在无锡贩芜湖布”的布商（诸葛元声：《三朝平攘录》卷１，《海寇》），叔父徐惟学（徐碧溪）是著名的海商。徐海到杭州不久,便“舍佛入贾”,从事海上贸易。关于徐海下海的经过,郑舜功《日本一鉴》记载比较简略：“嘉靖辛亥(1551)，海闻叔铨（即徐惟学）诱倭市烈港,往谒之，同行日本”。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有更详细的记述,他说：“徐惟学以其侄海质于一隅州夷，贷银使用。惟学至广东屿，为守备黑孟阳所杀，后夷之索故所贷至，海令取偿于寇掠。至是,海乃偕夷酋辛五郎聚州结党，众至数万”(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0，《浙江八》)。由此可见，徐海为寇是与其叔徐惟学负债有关的。
徐海到日本后,“日本之夷,初见徐海,谓同中华僧,敬犹活佛,多施与之,海以所得,随缮大船”（郑舜功：《日本一鉴》卷６），进行海上贸易活动。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海第一次渡海东来,“称市于烈港”。当时,驻在烈港的还有王直海商集团,因其他船上的倭人抢夺王直船货，发生冲突而离港他去。
史书说徐海“狡诈”，性倔强。在浙江海面上，除王直外，徐海为第二号海商集团首领。他力强势盛，特别是王直在日本期间，“雄海上，称天差平海大将军”（谷应泰：《沿海倭乱本末》）。嘉靖三十三年（1554），徐海集团从日本回舟山，不久即攻占嘉兴柘林，并以此为基地，分从四出，攻略城池。次年正月，徐海率众出动，夺海船，攻乍浦、海宁，陷崇德，袭德清，官兵惨败，朝廷为之震惊。徐海、叶麻、陈东等拥众五六万，有海船千余艘。杭州、苏州等危在旦夕。后在浙直总督胡宗宪的离间与诱降策略之下，徐海集团瓦解，于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败于浙北。
三、舟山海商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从明代嘉靖初年至嘉靖末年短短几十年间，舟山海商往来于东西二洋，称雄于东南沿海，先后出现过许栋、王直等名噪一时的巨商大贾，因而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航海事业根本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明代中叶，随着中国国内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及商品经济的日渐发展，明朝的海禁政策及其官方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愈来愈有碍于当时中国与海外诸国间互通有无的正常贸易往来。尤其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以及固步自封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使得明朝政府在对外政治经济往来中处于被动无为的地位。与此相反，民间海商则是亦步亦趋中外经济交流发展的时代步伐，从导夷入贡的贸易活动演变而成纠番诱倭的私市贸易活动，舟山海商不失时机地于明代中叶步入民间海外贸易商人的行列，这对于当时民间海外贸易队伍的壮大以及中外经济交流的发展，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
纠番与诱倭私市贸易是明代中叶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发展的两大进程。舟山海商凭借其在舟山群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市场腹地及熟练的航海技术参与组织并领导了与官方朝贡勘合贸易相对抗的大规模私市贸易活动。在纠番私市贸易活动中有以许氏兄弟为首的双屿港私市贸易活动，在诱倭私市贸易中则有以王直为首的烈港私市贸易活动，并进而发展到以日本平户为根据地的海外贸易集团，从而把舟山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这在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史上有其重要的一席之位。值得一提的是，以王直为首的诱倭私市贸易活动的开发，加速了明代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演变。自王直以后，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海商往来日本的一个主要据点。此外，据日本《铁炮记》所载，葡萄牙人与日本的通商贸易往来以及西洋铁炮传入日本，均与王直有关。这是舟山海商对西太平洋沿岸地区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
当时与王直海商集团齐名的还有徐海海商集团。起初,徐海投奔王直集团,是王直部下的大头目。后来,他自拉队伍，独树一帜,与王直海商集团并驾海上,共同出没于江浙海面,进行海盗式的通商贸易活动。
徐海,徽州歙县人,少年时曾到杭州虎跑寺落发为僧,法名普净,称为“明山和尚”,或称“名山和尚”（谈迁：《国榷》卷６）。徐海出身商人家庭，弟弟徐洪是“在无锡贩芜湖布”的布商（诸葛元声：《三朝平攘录》卷１，《海寇》），叔父徐惟学（徐碧溪）是著名的海商。徐海到杭州不久,便“舍佛入贾”,从事海上贸易。关于徐海下海的经过,郑舜功《日本一鉴》记载比较简略：“嘉靖辛亥(1551)，海闻叔铨（即徐惟学）诱倭市烈港,往谒之，同行日本”。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有更详细的记述,他说：“徐惟学以其侄海质于一隅州夷，贷银使用。惟学至广东屿，为守备黑孟阳所杀，后夷之索故所贷至，海令取偿于寇掠。至是,海乃偕夷酋辛五郎聚州结党，众至数万”(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0，《浙江八》)。由此可见，徐海为寇是与其叔徐惟学负债有关的。
徐海到日本后,“日本之夷,初见徐海,谓同中华僧,敬犹活佛,多施与之,海以所得,随缮大船”（郑舜功：《日本一鉴》卷６），进行海上贸易活动。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海第一次渡海东来,“称市于烈港”。当时,驻在烈港的还有王直海商集团,因其他船上的倭人抢夺王直船货，发生冲突而离港他去。
史书说徐海“狡诈”，性倔强。在浙江海面上，除王直外，徐海为第二号海商集团首领。他力强势盛，特别是王直在日本期间，“雄海上，称天差平海大将军”（谷应泰：《沿海倭乱本末》）。嘉靖三十三年（1554），徐海集团从日本回舟山，不久即攻占嘉兴柘林，并以此为基地，分从四出，攻略城池。次年正月，徐海率众出动，夺海船，攻乍浦、海宁，陷崇德，袭德清，官兵惨败，朝廷为之震惊。徐海、叶麻、陈东等拥众五六万，有海船千余艘。杭州、苏州等危在旦夕。后在浙直总督胡宗宪的离间与诱降策略之下，徐海集团瓦解，于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败于浙北。
三、舟山海商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从明代嘉靖初年至嘉靖末年短短几十年间，舟山海商往来于东西二洋，称雄于东南沿海，先后出现过许栋、王直等名噪一时的巨商大贾，因而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航海事业根本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明代中叶，随着中国国内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及商品经济的日渐发展，明朝的海禁政策及其官方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愈来愈有碍于当时中国与海外诸国间互通有无的正常贸易往来。尤其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以及固步自封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使得明朝政府在对外政治经济往来中处于被动无为的地位。与此相反，民间海商则是亦步亦趋中外经济交流发展的时代步伐，从导夷入贡的贸易活动演变而成纠番诱倭的私市贸易活动，舟山海商不失时机地于明代中叶步入民间海外贸易商人的行列，这对于当时民间海外贸易队伍的壮大以及中外经济交流的发展，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
纠番与诱倭私市贸易是明代中叶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发展的两大进程。舟山海商凭借其在舟山群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市场腹地及熟练的航海技术参与组织并领导了与官方朝贡勘合贸易相对抗的大规模私市贸易活动。在纠番私市贸易活动中有以许氏兄弟为首的双屿港私市贸易活动，在诱倭私市贸易中则有以王直为首的烈港私市贸易活动，并进而发展到以日本平户为根据地的海外贸易集团，从而把舟山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这在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史上有其重要的一席之位。值得一提的是，以王直为首的诱倭私市贸易活动的开发，加速了明代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演变。自王直以后，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海商往来日本的一个主要据点。此外，据日本《铁炮记》所载，葡萄牙人与日本的通商贸易往来以及西洋铁炮传入日本，均与王直有关。这是舟山海商对西太平洋沿岸地区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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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替倭寇和海盗翻案的垃圾文章，老子都懒得说了。
原帖由 cy1011 于 2007-11-15 15:55 发表
一篇替倭寇和海盗翻案的垃圾文章，老子都懒得说了。
这个作者百度不到,不知道是出自哪位高人之手.
此文虽然目的不纯,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倭寇和海盗势力对朝廷的危害和威胁有多大.所以说明中后期海禁原因的确和海盗倭寇有很大关系.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禁海,和中国的经济结构有关,和倭寇扰民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但如果经济上确实需要,那么这仍然不成问题
原帖由 dj98dx 于 2007-11-15 16:19 发表
所以说明中后期海禁原因的确和海盗倭寇有很大关系.
嘻嘻~~~明后期可没海禁过 哦~~~~~除了壬辰倭乱那几年~~
中期~~也只是嘉靖时期比较BT~~~~~~~
YY下~~~是不是因为走私硫磺的量太大~~~~~害那些半仙啊~真人啊~要花更多的银子~~~
所以~~~~在真君皇帝面前进言进行严厉海禁的 哦~？？？
原帖由 Suriel 于 2007-11-15 18:54 发表只要有倭患存在就会有海禁,其实也就是对日本闭关绝贡. 也只有你这样的“高手”敢说明后期没有海禁,至于嘉靖时期不是什么中期而是后期，海禁最为松弛的时候，导致了大倭患。
嘻嘻~~~明后期可没海禁过 哦~~~~~除了壬辰倭乱那几年~~
中期~~也只是嘉靖时期比较BT~~~~~~~
YY下~~~是不是因为走私硫磺的量太大~~~~~害那些半仙啊~真人啊~要花更多的银子~~~
所以~~~~在真君皇帝面前进 ...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7-11-15 18:34 发表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禁海,和中国的经济结构有关,和倭寇扰民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但如果经济上确实需要,那么这仍然不成问题
记得西班牙殖民者抢回来大量的金币之后
最先冲垮的是自己国家的贵族经济
原帖由 cy1011 于 2007-11-15 19:12 发表
只要有倭患存在就会有海禁,其实也就是对日本闭关绝贡. 也只有你这样的“高手”敢说明后期没有海禁,至于嘉靖时期不是什么中期而是后期，海禁最为松弛的时候，导致了大倭患。
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是后期~~~
嘉靖是中期~~:(
附：~只要有海禁~~~~~~就会有倭患~这里这个“倭”以职业划分~而非国别~
楼上的本家见了本殿下速速下跪
原帖由 Suriel 于 2007-11-15 23:24 发表
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是后期~~~
嘉靖是中期~~:(
附：~只要有海禁~~~~~~就会有倭患~这里这个“倭”以职业划分~而非国别~
NONO，只要有倭患就会有海禁。这个“倭”以我头像中的典型倭寇为准。
原帖由 猫殿下 于 2007-11-15 23:27 发表
楼上的本家见了本殿下速速下跪
你的头像~~~~~~
你丫被核辐射了~？？
:o
俺们猫家可没你这怪物~:Q
原帖由 cy1011 于 2007-11-15 23:28 发表
NONO，只要有倭患就会有海禁。这个“倭”以我头像中的典型倭寇为准。
你头像的这个~~~~~~
多半只是服务于海商的雇佣兵而已~~
原帖由 Suriel 于 2007-11-15 23:35 发表
你的头像~~~~~~
你丫被核辐射了~？？
:o
俺们猫家可没你这怪物~:Q
这叫潮流,你个白化猫,还不快把自己染个发:@ :@
美女斑竹转的这篇文章还是很不错的~~~
个人认为~~明有倭乱~而清无~~~
这正是明朝海洋政策比清朝先进的表现（或者说~~是因为明廷无力掌控局势而出现的“自然进化”）
个人认为~~明有倭乱~而清无~~~
这正是明朝海洋政策比清朝先进的表现（或者说~~是因为明廷无力掌控局势而出现的“自然进化”）
原帖由 Suriel 于 2007-11-15 23:42 发表
美女斑竹转的这篇文章还是很不错的~~~
个人认为~~明有倭乱~而清无~~~
这正是明朝海洋政策比清朝先进的表现（或者说~~是因为明廷无力掌控局势而出现的“自然进化”）
这不是看了垃圾文章后中毒太深的表现吗
清朝无倭患是因为日本早就取缔倭寇并禁止日本人到海外，不过你能把明有倭患说成是“明朝海洋政策比清朝先进的表现”确实是个牛人。
所谓的“自然进化”是以沿海各地化为废墟、百姓死亡20万为代价的，确实是“利国利民”啊
原帖由 Suriel 于 2007-11-15 23:37 发表
你头像的这个~~~~~~
多半只是服务于海商的雇佣兵而已~~
这是个典型的日本强盗（外形特征），不是什么雇佣兵。你所谓的“海商”也不过是日本九州某地的大名的手下而已，替我头像中的人领路的向导。
原帖由 cy1011 于 2007-11-15 23:50 发表
这不是看了垃圾文章后中毒太深的表现吗
清朝无倭患是因为日本早就取缔倭寇并禁止日本人到海外，不过你能把明有倭患说成是“明朝海洋政策比清朝先进的表现”确实是个牛人。
所谓的“自然进化”是以沿海各地化为废 ...
徐光启没看过这文章~~~
但也认为倭寇主要都是贩海逐利的商人、海盗罢了~~
徐光启~~~他老爹当年为了抗倭把家业都捐光了~~~~~
按道理他对那些人应该很抵触的~~可```照样说了大实话~
你所说的~~~沿海受到的破坏~~~主要是海盗所为~~~
与国别无关~~~~本来那个年代那些下海的都是些亡命之徒~
有机会~哪个不想干一票~？？内地没日本人了吧~~~土匪还不照样很凶~？
同样当时西方也为海盗的问题而焦头烂额~
原帖由 Suriel 于 2007-11-16 00:01 发表
徐光启没看过这文章~~~
但也认为倭寇主要都是贩海逐利的商人、海盗罢了~~
徐光启~~~他老爹当年为了抗倭把家业都捐光了~~~~~
按道理他对那些人应该很抵触的~~可```照样说了大实话~
你所说的~~~沿海受 ...
原话在哪儿？出处呢
《海防迂说》是针对倭患而写的。徐光启对倭寇的骚扰和破坏有着切身体会，特别是对倭寇给家乡带来的灾难更是难忘。他对有关倭寇的资料进行研究后，认为倭寇侵犯中国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大封建主与寺院大地主支持这种海盗掠夺活动，不能把原因归之于中断贸易。
看到了没有，倭患引起的原因在于日本封建主的鼓动，不外乎是对财富人口的贪欲。
《海防迂说》是针对倭患而写的。徐光启对倭寇的骚扰和破坏有着切身体会，特别是对倭寇给家乡带来的灾难更是难忘。他对有关倭寇的资料进行研究后，认为倭寇侵犯中国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大封建主与寺院大地主支持这种海盗掠夺活动，不能把原因归之于中断贸易。原来，自从公元16世纪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后，中国就停上了对日贸易。这时，西方商人从中国购买日本所需货物，转手卖给日本，使这些货物在日本变得昂贵起来。于是，倭寇便串通中国沿海的富商、海盗，进行走私活动，继而乘虚而入，掠劫沿海乡村，造成倭患。徐光启认为政府不恢复与日本的正当贸易关系，这种走私活动就不会终止。在文章最后他写道：“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也就是说，明朝政府只有继续同日本进行贸易，才可以“靖倭”、“知倭”、“制倭”、“谋倭”。应该说，徐光启的这些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我还正奇怪呢看了海防迂说怎么还有那么顽固的认识~~~
搜了搜~~~~~~
你所说的这段话摘自小说徐光启~~~其中错误颇多~~
劝你先把海防迂说看了再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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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说的这段话摘自小说徐光启~~~其中错误颇多~~
劝你先把海防迂说看了再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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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罪行始末辩
倭，为中国古代对日本之称。见于《山海经》、《后汉书》。故倭寇，实乃日本之海盗。
倭寇之发生，为明代最盛。然则，倭寇非明代之独有，倭寇一词最早见于文献者为高句丽好太王碑文，此碑在吉林省集安县。碑文于好太王十四年（纪元404年）条目载“倭寇溃败，斩杀无数”。此乃日本学者田中健夫考证（《倭寇——海上历史》）。
眼下，对倭寇罪行翻案者有之，扼腕者不乏，同情者大有人在，故为文以正。
1.倭寇之出现——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疯狂侵略的非常情势下被迫提出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的防范性政策，不是海禁引来倭患，而是倭患导致了海禁。
倭寇一词出现于中国，最早见于《明太祖实录》一书，记载了洪武二年倭寇劫掠山东、苏州、崇明的情况。但是，倭寇对于中国沿海的掠夺绝非始于明朝，《元史.兵制二》记载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这才是倭寇对中国最早的侵略，到明初，已经规模很大了。
基于以上史实，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在其《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中指出：“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疯狂侵略的非常情势下被迫提出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的防范性政策，不是海禁引来倭患，而是倭患导致了海禁。所谓海禁是有条件的，局部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反对所有的海外通商，不是完全禁海，不是闭关，官方市舶贸易非但没有禁止，有时还很活跃，并于正德年间出现了由市舶贸易向海外市场贸易转变的趋势，只是为了防范 ‘奸民’（也就是王直这样的人）与倭寇相结合，防范倭寇乘机而入，才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就是说，海外贸易是由官方来控制，而不是绝对禁止。用‘闭关锁国’来概括明太祖以来的海外政策是不准确的，所谓‘闭关锁国’引来倭寇更没有根据。”
倭寇之出现，是与日本的武士阶层的特性分不开的。日本学者井上清著《日本历史》一书中说：“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而在日本自13世纪起的两次变乱（南北朝对立、战国时代）之中失去知行领地的武士成为浪人后率先向海外寻求出路而形成海盗。此后，日本沿海大名（如大内、细川）见有利可图，便加以支持，于是形成有组织的侵略行经。及至王直等汉奸败类加入以及明代海防废弛、国内土地兼并严重等情况，遂导致了嘉靖时代的倭寇大规模入侵。
由此看见，倭寇之祸是家贼引外鬼的结果，而非什么民族内部矛盾。明倭寇为患尤烈不仅仅是来自日本海盗的凶残本性，更是因为有象王直这样熟知东南兵力部署、地理环境、物产风物的所谓“杰出”人士为伥为向导为助力，才会真正形成明际三大祸患之一，最终动摇了明朝的基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王直之流不仅仅是做伥，更主要的是他主动的投入到这一“事业”中,还把中国还处于萌芽的海洋之花变成了毒芽，最终成为守旧士大夫们葬送一个大陆海洋梦的口实！
2.倭寇之成因及王直等人叛国之目的——王直带着鬼子进村了！
关于倭寇之成因，咱们先看看日本学者是如何解释的。
田中健夫在《倭寇与勘合贸易》一文里写道：“因经济拮据，无法依靠国内（这个国内当然是指日本）的产物生活，所以铤而走险到海外去。”
这个海外是指哪里呢？勿庸置疑，是当时的中国和高丽。
其实，田中的这个说法还是照顾本国的面子的说法，台湾学者郑樑先生指出“倭寇成群结队的从事劫掠时，非有许多船只不可。”
这一句说的好！造船是要钱的，何况是造可以跨越东海的大海船，没钱造得起吗？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对财富的贪婪欲望使然。同理可见，王直等人也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附逆作恶，为了自己的贪欲而甘心成为汉奸的。以下就是他们作为海盗的掠夺破坏行径：
嘉靖三十二年，萧显攻上海，“焚治所，掳掠子女财帛不可胜数”（《虔台倭纂》）。翌年三月，“贼深入内地，杀掠甚惨，数百里内，人皆窜亡，困苦极矣”。四月，“掠袁花镇，焚劫甚惨……随处劫掠人口，”男人做炮灰，女人白天做缫丝苦役，夜晚轮奸。五月，攻韩撖浦不下，杀男女千人泄愤。“此党贼留居我土，凡四旬有三日（123天），杀害数千人，荡民产数万家”。六月，贼退石条街，抢劫放火，烧毁数百里房屋。三十四年正月初三，贼袭击夹石口镇，放火三日，死者无数。后攻崇德，将当地的丝绵工场抢劫一空。五月犯长安镇，平民死伤者堵塞了路途，繁华乐土一夜之间化做荒野。犯湖州街市，大肆毁坏掠夺，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倭变事略》）
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奸淫烧杀，抢劫掠夺的例子不胜枚举。汉奸们勾引倭寇，将江南富庶之地当作他们发财致富、杀人泻欲、欲取欲求的乐土，化繁华为白地，变殷实为贫穷，使商贾云集之所一夜之间尽成瓦砾。倭寇所过之处，人民大量死亡、被掳、逃亡，农业与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王直等辈在掠夺到财富后可曾将其转化为资本进行过任何增值性的投资与建设吗？他们只是完全彻底的破坏，然后将掠夺所得饱肥私囊，挥霍一空！对此，那些大喊着把东南百姓生计放在第一位的人为何视而不见呢？还是昧着良心装做看不见？
资本的萌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吸引投资，招徕客商繁荣交易。站在北京皇帝的龙庭眺望：向西大漠阻隔，向北极地寒冰，那么当我们向南张开风帆的时候，王直带着鬼子进村了！他们进犯的沿海地区正是中国资产阶级萌芽的主要地区，他们的烧杀抢劫正是摧毁扼杀这些地方的微弱萌芽的凶残魔手！试问世界上有哪个繁荣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断的被掠夺和被摧残的废墟之上的，自我中华百年兵连祸结以来自虐情节就不断困扰我们寻找真理、破开坚冰的脚步。那些倭寇翻案把王直看作民族的脊梁的人不正是那些在我们不断上升的复兴道路上再次把我们拖向愚昧与甘愿受虐的绳索么？警惕啊！美丽罂粟的结晶叫鸦片！
3.倭寇之构成——其中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挟进去的
有些人认为，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百姓。认为真倭不过占30%，假倭，也就是中国人站70%。甚至认为那30%的真倭也是雇佣兵性质。王直、徐海、陈东、麻叶，萧显等人才是倭寇的真正首领。
但是，看一支武装队伍的主流要看什么？要看其在为谁服务，看其武装的性质。否则，封建时代的军队主体是农民，却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北、东北组织的伪军也就会因其主体为农民而成为农民武装了吗？而无论哪个时代，都是以少数领导者来支配大多数百姓。
至于投入倭寇的中国人中，其中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挟进去的，还有是元末起兵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逃亡海外，再其余便是如王直这样的地痞无赖。且并非占绝大多数。倭寇“随处劫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采九德《倭变事略》）
再看战绩：嘉靖四十二年平海卫大捷“真倭首功二千二百余名颗”；四月二十六日夜，明水军“冲倭寇船四只，生擒真倭27名，斩首级20颗”（《谭襄敏公奏议》谭襄敏公即抗倭名将谭纶）。这些战斗之中均无“从贼”者，即无中国人。四十三年的仙游之战，围攻之贼“几二万”（戚继光《戚少保奏议》），其中“真倭实有万余”（《谭襄敏公奏议》）。可见，真倭绝非所谓的“十之一二”，甚至是倭寇之主力！
大量史实证明，是先有倭寇，而后王直引以为援来为祸国家民族，一逞个人私欲。没有王直倭寇还会来，但是有了王直引路，倭寇劫掠便更加得心应手！倭寇在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引起如此巨祸，不是王直给倭寇做了指路明灯又是什么？王直不是汉奸又是什么？！
4.王直等人的真实嘴脸——汉奸
有人说，王直等人是封建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是开拓海外市场的先驱者。他们与明朝的对立是民间自由贸易的诉求和闭关锁国政策之间的对立，并因此将倭寇之祸归类为国内矛盾。
对于真倭与王直等人之间的关系，明朝兵部尚书杨博如是说：“倭奴非内逆无以逞其贪狼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谋”。此诚一针见血之论！充分指出了二者之间是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关系。正是有了这些熟悉内情的民族败类的指引，倭寇才会在三百年见间愈演愈烈，形成中国之大患！
也有人说，王直等人是倭寇真正的首领。这又是一种谬论。
王直在接受胡宗宪招抚的时候，说日本三十六岛都听他的指挥。这纯属为了获得谈判筹码而自吹自擂。别说是真倭，便是称为其部下的陈东、徐海等人也未必听他的指挥。如果他真的拥有那样大的权威，在他表示归附明朝时，陈东攻打桐乡，他只需下一道命令便可制止，又何劳胡宗宪再使离间计来对付徐海呢？倒是王直在他写给胡宗宪的书信里面说出了实情：日本战国纷争，沿海诸大名各自派遣海盗，需要“便历晓谕”和“抚谕各国”，才能“杜绝诸夷”（《倭变事略》）。可见，他不过是那些贪婪大名之中的某一家的走狗而已，而并非倭寇之首领。
其实，王直能居留平户，也是通过“倾赀勾引”的手段，即向当地日本领主进献大笔钱财来换取居留权的。所谓的“夷人大信服”，不过是花钱买来的。他在日本人的眼中不过是获取财富的工具而已，什么日本人的恩人之说，不能成立。
还有，如果王直真的“征服了日本”，是日本三十六岛倭寇的真正领袖，那么在他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入狱后，倭寇之祸便应当减轻或者杜绝了，但此后的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到四十三年（1564），倭寇又先后入侵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其规模之大，多至数万之众，丝毫不逊于王直等人的时代。
再看看与王直同时期的其他汉奸的面目。
徐海本来是佛门弟子，却被他的叔父徐惟学骗到日本，作为借款抵押大偶国夷。徐惟学利用这笔钱组织倭寇侵犯广东，被明守备墨孟阳杀死，于是徐海就要做倭寇，通过劫掠来还债（《天下郡国利病书》）。可见，他的主子还是日本人。
陈东是“萨摩州君（应该是大名岛津氏）之弟掌书记（秘书）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宪说服徐海归降时，让他捉陈东作为进见礼，于是徐海出千金贿赂萨摩州君之弟，使他将陈东交到了自己的手中，然后现给胡宗宪。（《筹海图编》、《虔台倭纂》）可见，陈东这个所谓的“掌书记”不过是一个被日本主子抛弃的可怜奴才而已。
《西园闻见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被掠的中国人在倭寇内部的见闻，见闻的主角是“多谋善战，王直亦惮而让”（《筹海图编》）的厉害角色萧显。这个被掠的中国人是华亭泾（上海）人杨元祥，他在遭到审问后供述了南翔地方的富庶。倭寇大掠南翔后，杨元祥乞求得到释放，萧显却先要带他去见日本船主。“船主，日本人也，不知其名也。（萧）显见叩首，陈（杨元）祥之功”。此后，杨元祥才被放回。可见，这个连王直都忌惮的萧显连释放一名俘虏的权利都没有，还要向其日本主子叩首禀报，求得同意。如此可怜摸样，也算是倭寇首领吗？
时下一些为王直“正名”之作中，多有将错误的将封建主义自身的缺陷与外来侵略混为一潭者，此诚本末倒置之言。譬如一人得病期间，却又被另一个人拔刀砍伤，难道砍他的人是在为病人治疗吗？这病人便是明朝，而凶手就是倭寇。如此道理，实在是闻所未闻，更加难以自圆其说。难道如戚继光、谭纶、俞大猷等保卫海疆、保卫民众、反击侵略的民族英雄反而是阻挠中国进步的反动力吗？
故此，王直之倒掉，实是为国家去一毒瘤，为百姓斩一凶手，为天下除一奸佞的大快人心之事！纵将此人剖肉烹食，分飨江南万千受害百姓，亦不足抵偿其对天下苍生所犯下的无边罪孽！
5.结语——究竟是谁阻止了中国的海洋路
综上所述，倭寇之目的是掠夺与破坏，无论真倭、假倭，都是以抢劫中国大陆的财富为目的，其中还存在着日本各地方政府的指使与组织，他们才是倭寇的真正指挥者。而倭寇的行为则是有计划的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略。至于王直等人只不过是为倭寇引路的走狗，出卖本国百姓利益以肥自身的海盗、倭寇侵略中国的帮凶、不折不扣的背叛祖国与民族的汉奸！正是因为有了以他为首的这样一伙出卖灵魂的奸佞之辈，才为中国本已举步维艰的海洋路上又设置了一道新的不可逾越的藩篱。究竟是谁阻止了中国的海洋路，已经是不辩自清的事实了！他们的罪恶行径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为其翻俺辩护的理论也是荒谬的曲解和悖论！
倭，为中国古代对日本之称。见于《山海经》、《后汉书》。故倭寇，实乃日本之海盗。
倭寇之发生，为明代最盛。然则，倭寇非明代之独有，倭寇一词最早见于文献者为高句丽好太王碑文，此碑在吉林省集安县。碑文于好太王十四年（纪元404年）条目载“倭寇溃败，斩杀无数”。此乃日本学者田中健夫考证（《倭寇——海上历史》）。
眼下，对倭寇罪行翻案者有之，扼腕者不乏，同情者大有人在，故为文以正。
1.倭寇之出现——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疯狂侵略的非常情势下被迫提出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的防范性政策，不是海禁引来倭患，而是倭患导致了海禁。
倭寇一词出现于中国，最早见于《明太祖实录》一书，记载了洪武二年倭寇劫掠山东、苏州、崇明的情况。但是，倭寇对于中国沿海的掠夺绝非始于明朝，《元史.兵制二》记载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这才是倭寇对中国最早的侵略，到明初，已经规模很大了。
基于以上史实，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在其《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中指出：“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疯狂侵略的非常情势下被迫提出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的防范性政策，不是海禁引来倭患，而是倭患导致了海禁。所谓海禁是有条件的，局部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反对所有的海外通商，不是完全禁海，不是闭关，官方市舶贸易非但没有禁止，有时还很活跃，并于正德年间出现了由市舶贸易向海外市场贸易转变的趋势，只是为了防范 ‘奸民’（也就是王直这样的人）与倭寇相结合，防范倭寇乘机而入，才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就是说，海外贸易是由官方来控制，而不是绝对禁止。用‘闭关锁国’来概括明太祖以来的海外政策是不准确的，所谓‘闭关锁国’引来倭寇更没有根据。”
倭寇之出现，是与日本的武士阶层的特性分不开的。日本学者井上清著《日本历史》一书中说：“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而在日本自13世纪起的两次变乱（南北朝对立、战国时代）之中失去知行领地的武士成为浪人后率先向海外寻求出路而形成海盗。此后，日本沿海大名（如大内、细川）见有利可图，便加以支持，于是形成有组织的侵略行经。及至王直等汉奸败类加入以及明代海防废弛、国内土地兼并严重等情况，遂导致了嘉靖时代的倭寇大规模入侵。
由此看见，倭寇之祸是家贼引外鬼的结果，而非什么民族内部矛盾。明倭寇为患尤烈不仅仅是来自日本海盗的凶残本性，更是因为有象王直这样熟知东南兵力部署、地理环境、物产风物的所谓“杰出”人士为伥为向导为助力，才会真正形成明际三大祸患之一，最终动摇了明朝的基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王直之流不仅仅是做伥，更主要的是他主动的投入到这一“事业”中,还把中国还处于萌芽的海洋之花变成了毒芽，最终成为守旧士大夫们葬送一个大陆海洋梦的口实！
2.倭寇之成因及王直等人叛国之目的——王直带着鬼子进村了！
关于倭寇之成因，咱们先看看日本学者是如何解释的。
田中健夫在《倭寇与勘合贸易》一文里写道：“因经济拮据，无法依靠国内（这个国内当然是指日本）的产物生活，所以铤而走险到海外去。”
这个海外是指哪里呢？勿庸置疑，是当时的中国和高丽。
其实，田中的这个说法还是照顾本国的面子的说法，台湾学者郑樑先生指出“倭寇成群结队的从事劫掠时，非有许多船只不可。”
这一句说的好！造船是要钱的，何况是造可以跨越东海的大海船，没钱造得起吗？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对财富的贪婪欲望使然。同理可见，王直等人也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附逆作恶，为了自己的贪欲而甘心成为汉奸的。以下就是他们作为海盗的掠夺破坏行径：
嘉靖三十二年，萧显攻上海，“焚治所，掳掠子女财帛不可胜数”（《虔台倭纂》）。翌年三月，“贼深入内地，杀掠甚惨，数百里内，人皆窜亡，困苦极矣”。四月，“掠袁花镇，焚劫甚惨……随处劫掠人口，”男人做炮灰，女人白天做缫丝苦役，夜晚轮奸。五月，攻韩撖浦不下，杀男女千人泄愤。“此党贼留居我土，凡四旬有三日（123天），杀害数千人，荡民产数万家”。六月，贼退石条街，抢劫放火，烧毁数百里房屋。三十四年正月初三，贼袭击夹石口镇，放火三日，死者无数。后攻崇德，将当地的丝绵工场抢劫一空。五月犯长安镇，平民死伤者堵塞了路途，繁华乐土一夜之间化做荒野。犯湖州街市，大肆毁坏掠夺，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倭变事略》）
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奸淫烧杀，抢劫掠夺的例子不胜枚举。汉奸们勾引倭寇，将江南富庶之地当作他们发财致富、杀人泻欲、欲取欲求的乐土，化繁华为白地，变殷实为贫穷，使商贾云集之所一夜之间尽成瓦砾。倭寇所过之处，人民大量死亡、被掳、逃亡，农业与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王直等辈在掠夺到财富后可曾将其转化为资本进行过任何增值性的投资与建设吗？他们只是完全彻底的破坏，然后将掠夺所得饱肥私囊，挥霍一空！对此，那些大喊着把东南百姓生计放在第一位的人为何视而不见呢？还是昧着良心装做看不见？
资本的萌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吸引投资，招徕客商繁荣交易。站在北京皇帝的龙庭眺望：向西大漠阻隔，向北极地寒冰，那么当我们向南张开风帆的时候，王直带着鬼子进村了！他们进犯的沿海地区正是中国资产阶级萌芽的主要地区，他们的烧杀抢劫正是摧毁扼杀这些地方的微弱萌芽的凶残魔手！试问世界上有哪个繁荣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断的被掠夺和被摧残的废墟之上的，自我中华百年兵连祸结以来自虐情节就不断困扰我们寻找真理、破开坚冰的脚步。那些倭寇翻案把王直看作民族的脊梁的人不正是那些在我们不断上升的复兴道路上再次把我们拖向愚昧与甘愿受虐的绳索么？警惕啊！美丽罂粟的结晶叫鸦片！
3.倭寇之构成——其中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挟进去的
有些人认为，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百姓。认为真倭不过占30%，假倭，也就是中国人站70%。甚至认为那30%的真倭也是雇佣兵性质。王直、徐海、陈东、麻叶，萧显等人才是倭寇的真正首领。
但是，看一支武装队伍的主流要看什么？要看其在为谁服务，看其武装的性质。否则，封建时代的军队主体是农民，却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北、东北组织的伪军也就会因其主体为农民而成为农民武装了吗？而无论哪个时代，都是以少数领导者来支配大多数百姓。
至于投入倭寇的中国人中，其中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挟进去的，还有是元末起兵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逃亡海外，再其余便是如王直这样的地痞无赖。且并非占绝大多数。倭寇“随处劫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采九德《倭变事略》）
再看战绩：嘉靖四十二年平海卫大捷“真倭首功二千二百余名颗”；四月二十六日夜，明水军“冲倭寇船四只，生擒真倭27名，斩首级20颗”（《谭襄敏公奏议》谭襄敏公即抗倭名将谭纶）。这些战斗之中均无“从贼”者，即无中国人。四十三年的仙游之战，围攻之贼“几二万”（戚继光《戚少保奏议》），其中“真倭实有万余”（《谭襄敏公奏议》）。可见，真倭绝非所谓的“十之一二”，甚至是倭寇之主力！
大量史实证明，是先有倭寇，而后王直引以为援来为祸国家民族，一逞个人私欲。没有王直倭寇还会来，但是有了王直引路，倭寇劫掠便更加得心应手！倭寇在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引起如此巨祸，不是王直给倭寇做了指路明灯又是什么？王直不是汉奸又是什么？！
4.王直等人的真实嘴脸——汉奸
有人说，王直等人是封建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是开拓海外市场的先驱者。他们与明朝的对立是民间自由贸易的诉求和闭关锁国政策之间的对立，并因此将倭寇之祸归类为国内矛盾。
对于真倭与王直等人之间的关系，明朝兵部尚书杨博如是说：“倭奴非内逆无以逞其贪狼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谋”。此诚一针见血之论！充分指出了二者之间是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关系。正是有了这些熟悉内情的民族败类的指引，倭寇才会在三百年见间愈演愈烈，形成中国之大患！
也有人说，王直等人是倭寇真正的首领。这又是一种谬论。
王直在接受胡宗宪招抚的时候，说日本三十六岛都听他的指挥。这纯属为了获得谈判筹码而自吹自擂。别说是真倭，便是称为其部下的陈东、徐海等人也未必听他的指挥。如果他真的拥有那样大的权威，在他表示归附明朝时，陈东攻打桐乡，他只需下一道命令便可制止，又何劳胡宗宪再使离间计来对付徐海呢？倒是王直在他写给胡宗宪的书信里面说出了实情：日本战国纷争，沿海诸大名各自派遣海盗，需要“便历晓谕”和“抚谕各国”，才能“杜绝诸夷”（《倭变事略》）。可见，他不过是那些贪婪大名之中的某一家的走狗而已，而并非倭寇之首领。
其实，王直能居留平户，也是通过“倾赀勾引”的手段，即向当地日本领主进献大笔钱财来换取居留权的。所谓的“夷人大信服”，不过是花钱买来的。他在日本人的眼中不过是获取财富的工具而已，什么日本人的恩人之说，不能成立。
还有，如果王直真的“征服了日本”，是日本三十六岛倭寇的真正领袖，那么在他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入狱后，倭寇之祸便应当减轻或者杜绝了，但此后的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到四十三年（1564），倭寇又先后入侵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其规模之大，多至数万之众，丝毫不逊于王直等人的时代。
再看看与王直同时期的其他汉奸的面目。
徐海本来是佛门弟子，却被他的叔父徐惟学骗到日本，作为借款抵押大偶国夷。徐惟学利用这笔钱组织倭寇侵犯广东，被明守备墨孟阳杀死，于是徐海就要做倭寇，通过劫掠来还债（《天下郡国利病书》）。可见，他的主子还是日本人。
陈东是“萨摩州君（应该是大名岛津氏）之弟掌书记（秘书）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宪说服徐海归降时，让他捉陈东作为进见礼，于是徐海出千金贿赂萨摩州君之弟，使他将陈东交到了自己的手中，然后现给胡宗宪。（《筹海图编》、《虔台倭纂》）可见，陈东这个所谓的“掌书记”不过是一个被日本主子抛弃的可怜奴才而已。
《西园闻见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被掠的中国人在倭寇内部的见闻，见闻的主角是“多谋善战，王直亦惮而让”（《筹海图编》）的厉害角色萧显。这个被掠的中国人是华亭泾（上海）人杨元祥，他在遭到审问后供述了南翔地方的富庶。倭寇大掠南翔后，杨元祥乞求得到释放，萧显却先要带他去见日本船主。“船主，日本人也，不知其名也。（萧）显见叩首，陈（杨元）祥之功”。此后，杨元祥才被放回。可见，这个连王直都忌惮的萧显连释放一名俘虏的权利都没有，还要向其日本主子叩首禀报，求得同意。如此可怜摸样，也算是倭寇首领吗？
时下一些为王直“正名”之作中，多有将错误的将封建主义自身的缺陷与外来侵略混为一潭者，此诚本末倒置之言。譬如一人得病期间，却又被另一个人拔刀砍伤，难道砍他的人是在为病人治疗吗？这病人便是明朝，而凶手就是倭寇。如此道理，实在是闻所未闻，更加难以自圆其说。难道如戚继光、谭纶、俞大猷等保卫海疆、保卫民众、反击侵略的民族英雄反而是阻挠中国进步的反动力吗？
故此，王直之倒掉，实是为国家去一毒瘤，为百姓斩一凶手，为天下除一奸佞的大快人心之事！纵将此人剖肉烹食，分飨江南万千受害百姓，亦不足抵偿其对天下苍生所犯下的无边罪孽！
5.结语——究竟是谁阻止了中国的海洋路
综上所述，倭寇之目的是掠夺与破坏，无论真倭、假倭，都是以抢劫中国大陆的财富为目的，其中还存在着日本各地方政府的指使与组织，他们才是倭寇的真正指挥者。而倭寇的行为则是有计划的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略。至于王直等人只不过是为倭寇引路的走狗，出卖本国百姓利益以肥自身的海盗、倭寇侵略中国的帮凶、不折不扣的背叛祖国与民族的汉奸！正是因为有了以他为首的这样一伙出卖灵魂的奸佞之辈，才为中国本已举步维艰的海洋路上又设置了一道新的不可逾越的藩篱。究竟是谁阻止了中国的海洋路，已经是不辩自清的事实了！他们的罪恶行径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为其翻俺辩护的理论也是荒谬的曲解和悖论！
原帖由 Suriel 于 2007-11-16 00:22 发表
《海防迂说》是针对倭患而写的。徐光启对倭寇的骚扰和破坏有着切身体会，特别是对倭寇给家乡带来的灾难更是难忘。他对有关倭寇的资料进行研究后，认为倭寇侵犯中国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大封建主与寺院大地主支持这种海盗 ...
奇怪了，倭患自元代至明末不曾消停过。你怎么还那么顽固地认为是海禁引起的？
另外还得请“高人”来说说朝鲜的倭患是怎么回事？不会也是海禁吧 呵呵
倭寇“新”论VS专家辩驳
对嘉靖倭寇，从明代至今向有定评。但从上一世纪80年代起，国内史学界出现了与以往观点截然相反的一种“新”论。
倭寇“新”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嘉靖倭寇的首领王直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真倭，也受其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
明王朝的海禁使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海禁的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
16世纪中叶，对外通商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海禁与剿杀海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由此造成的东南地区的社会破坏，主要责任应有明代统治者来承担。
明代海禁政策是倭患的根子，真正解决倭患是取消海禁，而不是靠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
对二十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目：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提出质疑，认为这个结论代表“传统的史学观”，应予改写。
其实，倭寇“新”论并非新论。因为早在上一世纪的50年代，少数日本学者就率先提出类似观点。60年代，个别台湾学者也相继发表论文，阐述倭寇“新”论。80年代起，大陆学界出现倭寇“新”论的论文。
倭寇“新”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据悉，去年8月份在安徽黄山市举行的一次国际徽学讨论会上，就有学者把王直说成是“徽商的杰出代表、反海禁的先锋”。
专家辩驳
“新”论出现后，中国史学界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认为，那些穿倭服、袭倭衣，“顶前剪发，而椎髻向后”，“挟倭为雄”的中国海盗“实际上充当了外国海盗侵略自己祖国的工具。他们并无明确的反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和要求，而只是四处奔袭，烧杀抢掠，因此不仅未能起到调解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反而使东南半壁血流千里，残破糜烂”。
军事史研究专家、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中义、仝晰纲等人认为：“所谓新观点受日本人的影响很明显”，“那种把嘉靖年间倭寇的入侵归结为中国内部斗争的观点，实际是有意无意为侵略者开脱，应予摒弃”。
研究倭寇史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陈学文认为：“从倭寇的发生，以及掠夺的行为来看，它无疑是掠夺战争。他们还勾结一部分中国的奸商、豪奸、海盗，蒙蔽一些失业的劳动人民，结成倭寇队伍，骚扰我国，破坏了我国经济与扰乱了人民生活的安宁，是明代一大祸患。因此，御倭战争是完全正义的爱国自卫行动，并不是国内战争。”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南炳文说：“真倭假倭也不是像他们说的，真倭也不少。里面有走私商，但也不是单纯的走私商，是亦商亦盗。不然的话无法解释东南沿海那么多的烧杀抢掠。反海禁，怎么能残害自己同胞？嘉靖以来，从朝廷到沿海乡村，上上下下记载的那么多关于倭寇罪行的历史难道都弄错了？”
南炳文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前主任汤纲合著、去年再版的《明史》中只字未提倭寇“新”论，南炳文说：“我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说：“不深入读史，是很容易接受这些观点的。”
史实说话
嘉靖倭寇，真倭为少，假倭为多，“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这是倭寇“新”论的一个支撑点。
历史真相是如何的呢？
南炳文教授说：“不能光看数字，要看真倭、假倭两者的关系”。他告诉记者，《明史》“日本传”有这样一个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
南炳文说：“一个从字，就点清了真倭、假倭的主奴关系。这句话也说明了假倭与自己同胞作战为何如此拼命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王直是个威风八面的“倭寇王”，连“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指使”。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南炳文教授说，当时明朝廷派员出使日本，要求日本国王制止倭寇入犯中国。使臣回来“言至其国五岛，遇王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入犯”。这说明，王直在日本五岛说话并不算数，要杜绝倭寇“入犯”，还得“遍谕”诸岛统治者才行。
萧显是个极其凶残的倭寇头目，连王直见了都惧他三分，即便如此，他一见日本船主也得乖乖趴下叩头，一副奴才相。这条记载证明，假倭不管怎样耀武扬威，颐指气使，最后还得听日本主子的，他们不过是奴才而已。因此，嘉靖倭寇中的假倭就其本质而言，就相当于20世纪中国抗战中的伪军，萧显不过是个伪军大队长之类的角色。
在假倭中，为数不少的“小民”是被胁迫的，并非是因为“生路受阻”而参加“反海禁”的。史料记载，倭寇“随处掠劫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寇掳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
有一条史料更能说明问题：“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
但王直一伙就不同了：“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募岛夷之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这些倭人“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羡慕之心，而
入寇之祸不可遏矣”。
王直“倾资勾引”的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次郎等就是他劫掠的得力助手。明人指出：“自陷黄岩，其(王直)志益骄。其后四散劫掠，不于余姚，则于观海，不于乐清，则于瑞安。”
关于海禁，南炳文、陈学文和范中义、仝晰纲都认为，明代的海禁主要就是为了对付倭寇骚扰，对东南亚各国并没有实行海禁。历史的真相应当是倭寇入侵在前，明朝海禁在后。那种倭患起于海禁的认识是颠倒了因果。南炳文还强调指出，倭患那么严重，不管行吗？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总是将国家的安全放在首位的。如果老百姓的基本生命与生活都得不到保证，怎么谈得上发展经济呢？
专家们认为，说王直弃商从盗是反海禁，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到了嘉靖年间，海禁已经名存实亡，“海上番船出入无盘阻”，无需再反。实际上王直不是反海禁，而是烧杀抢掠老百姓。他是自愿为盗的，因为无本“买卖”对他吸引力更大。
对王直的堕落，范中义、仝晰纲在他们去年出版的专著《明代倭寇史略》中是这样分析的：“王直堕落的三部曲即海商、亦商亦盗和海盗的轨迹十分明显，他堕落成汉奸的三部曲也很清楚。第一步是与日本通商，进行接触；第二步是雇用倭奴，充当羽翼；第三步是与倭奴合伙，劫夺百姓。”
范、仝认为，说王直一伙的所作所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那是更谈不上的事。“他们勾引倭寇，在江南这块富庶的土地上，变乐土为丘墟，变殷实为贫穷，变商贾辐辏为凄惨荒凉。广大民众肝脑涂地，避难逃亡，手工业、农业和商业遭到极大破坏。”因此，“如果当时江南这一富庶之地有一些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话，也会被他们的烧杀抢掠所摧毁。”
而且，王直并没有把掠夺来的大量财富投入国内，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是转往日本的大本营，以求寄人篱下。从这一点看，王直之辈还不如西方海盗。
对嘉靖倭寇，从明代至今向有定评。但从上一世纪80年代起，国内史学界出现了与以往观点截然相反的一种“新”论。
倭寇“新”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嘉靖倭寇的首领王直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真倭，也受其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
明王朝的海禁使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海禁的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
16世纪中叶，对外通商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海禁与剿杀海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由此造成的东南地区的社会破坏，主要责任应有明代统治者来承担。
明代海禁政策是倭患的根子，真正解决倭患是取消海禁，而不是靠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
对二十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目：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提出质疑，认为这个结论代表“传统的史学观”，应予改写。
其实，倭寇“新”论并非新论。因为早在上一世纪的50年代，少数日本学者就率先提出类似观点。60年代，个别台湾学者也相继发表论文，阐述倭寇“新”论。80年代起，大陆学界出现倭寇“新”论的论文。
倭寇“新”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据悉，去年8月份在安徽黄山市举行的一次国际徽学讨论会上，就有学者把王直说成是“徽商的杰出代表、反海禁的先锋”。
专家辩驳
“新”论出现后，中国史学界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认为，那些穿倭服、袭倭衣，“顶前剪发，而椎髻向后”，“挟倭为雄”的中国海盗“实际上充当了外国海盗侵略自己祖国的工具。他们并无明确的反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和要求，而只是四处奔袭，烧杀抢掠，因此不仅未能起到调解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反而使东南半壁血流千里，残破糜烂”。
军事史研究专家、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中义、仝晰纲等人认为：“所谓新观点受日本人的影响很明显”，“那种把嘉靖年间倭寇的入侵归结为中国内部斗争的观点，实际是有意无意为侵略者开脱，应予摒弃”。
研究倭寇史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陈学文认为：“从倭寇的发生，以及掠夺的行为来看，它无疑是掠夺战争。他们还勾结一部分中国的奸商、豪奸、海盗，蒙蔽一些失业的劳动人民，结成倭寇队伍，骚扰我国，破坏了我国经济与扰乱了人民生活的安宁，是明代一大祸患。因此，御倭战争是完全正义的爱国自卫行动，并不是国内战争。”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南炳文说：“真倭假倭也不是像他们说的，真倭也不少。里面有走私商，但也不是单纯的走私商，是亦商亦盗。不然的话无法解释东南沿海那么多的烧杀抢掠。反海禁，怎么能残害自己同胞？嘉靖以来，从朝廷到沿海乡村，上上下下记载的那么多关于倭寇罪行的历史难道都弄错了？”
南炳文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前主任汤纲合著、去年再版的《明史》中只字未提倭寇“新”论，南炳文说：“我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说：“不深入读史，是很容易接受这些观点的。”
史实说话
嘉靖倭寇，真倭为少，假倭为多，“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这是倭寇“新”论的一个支撑点。
历史真相是如何的呢？
南炳文教授说：“不能光看数字，要看真倭、假倭两者的关系”。他告诉记者，《明史》“日本传”有这样一个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
南炳文说：“一个从字，就点清了真倭、假倭的主奴关系。这句话也说明了假倭与自己同胞作战为何如此拼命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王直是个威风八面的“倭寇王”，连“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指使”。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南炳文教授说，当时明朝廷派员出使日本，要求日本国王制止倭寇入犯中国。使臣回来“言至其国五岛，遇王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入犯”。这说明，王直在日本五岛说话并不算数，要杜绝倭寇“入犯”，还得“遍谕”诸岛统治者才行。
萧显是个极其凶残的倭寇头目，连王直见了都惧他三分，即便如此，他一见日本船主也得乖乖趴下叩头，一副奴才相。这条记载证明，假倭不管怎样耀武扬威，颐指气使，最后还得听日本主子的，他们不过是奴才而已。因此，嘉靖倭寇中的假倭就其本质而言，就相当于20世纪中国抗战中的伪军，萧显不过是个伪军大队长之类的角色。
在假倭中，为数不少的“小民”是被胁迫的，并非是因为“生路受阻”而参加“反海禁”的。史料记载，倭寇“随处掠劫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寇掳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
有一条史料更能说明问题：“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
但王直一伙就不同了：“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募岛夷之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这些倭人“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羡慕之心，而
入寇之祸不可遏矣”。
王直“倾资勾引”的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次郎等就是他劫掠的得力助手。明人指出：“自陷黄岩，其(王直)志益骄。其后四散劫掠，不于余姚，则于观海，不于乐清，则于瑞安。”
关于海禁，南炳文、陈学文和范中义、仝晰纲都认为，明代的海禁主要就是为了对付倭寇骚扰，对东南亚各国并没有实行海禁。历史的真相应当是倭寇入侵在前，明朝海禁在后。那种倭患起于海禁的认识是颠倒了因果。南炳文还强调指出，倭患那么严重，不管行吗？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总是将国家的安全放在首位的。如果老百姓的基本生命与生活都得不到保证，怎么谈得上发展经济呢？
专家们认为，说王直弃商从盗是反海禁，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到了嘉靖年间，海禁已经名存实亡，“海上番船出入无盘阻”，无需再反。实际上王直不是反海禁，而是烧杀抢掠老百姓。他是自愿为盗的，因为无本“买卖”对他吸引力更大。
对王直的堕落，范中义、仝晰纲在他们去年出版的专著《明代倭寇史略》中是这样分析的：“王直堕落的三部曲即海商、亦商亦盗和海盗的轨迹十分明显，他堕落成汉奸的三部曲也很清楚。第一步是与日本通商，进行接触；第二步是雇用倭奴，充当羽翼；第三步是与倭奴合伙，劫夺百姓。”
范、仝认为，说王直一伙的所作所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那是更谈不上的事。“他们勾引倭寇，在江南这块富庶的土地上，变乐土为丘墟，变殷实为贫穷，变商贾辐辏为凄惨荒凉。广大民众肝脑涂地，避难逃亡，手工业、农业和商业遭到极大破坏。”因此，“如果当时江南这一富庶之地有一些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话，也会被他们的烧杀抢掠所摧毁。”
而且，王直并没有把掠夺来的大量财富投入国内，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是转往日本的大本营，以求寄人篱下。从这一点看，王直之辈还不如西方海盗。
过去曾有一位蒙古族网友辩解说蒙古骑兵南侵是因明朝关闭边境互市贸易引起的，错在明朝。
想想真是啼笑皆非，这个借口找的好。明明通过掠夺能得到比互市更大的利益，蒙古人还哪会一本正经地跟你贸易啊 明朝闭关也是迫得已的，既然你照常掠夺还贸易什么？
倭患和这件事还真是相似，所谓海禁引起倭患是站不住脚的。先有倭患再有海禁。
想想真是啼笑皆非，这个借口找的好。明明通过掠夺能得到比互市更大的利益，蒙古人还哪会一本正经地跟你贸易啊 明朝闭关也是迫得已的，既然你照常掠夺还贸易什么？
倭患和这件事还真是相似，所谓海禁引起倭患是站不住脚的。先有倭患再有海禁。
晕.关了门人家就不来了....:L
原帖由 小文同学 于 2007-11-16 05:31 发表
晕.关了门人家就不来了....:L
所以徐光启说：
论者徒恐贡、市往来，导之入寇；不知入寇与通市，两事也；来市则予之，来寇则歼之，两不相妨也。必绝市而后无入寇。必日本通国之中无一人识中国之海道者然后可；此必无之理也。绝市而可以无入寇，必日本通国之中并丝帛、瓷器、药品诸物悉屏去不用，然后可；又必无之理也。且彼之所重若在利也，市则不来，真不市则来也；彼若图不逞也，市亦来、不市亦来也。假令信长而数年不死、秀吉而经营数年，邦国大定，其为我患，岂以绝市而止乎！譬有大小两家壤地相接，有无贸易必资于我，而每存跋扈；当资藉时，自宜通其往来。虑或强梁，别当图其备御；岂有伯叔亚旅恬卧嬉游，为之谋者！但令高居房闼、坚扃门牡，不图其捍卫，但禁其往来，如是而可以为安者耶！不知我大彼小，若有备也，往来可也；彼仇杀我而我无备者，殆将夺门犯关，又安得而禁之！
原帖由 小文同学 于 2007-11-16 05:31 发表
晕.关了门人家就不来了....:L
就是要人家不来啊，可是人家还是要来烧杀抢掠。
这篇文章从标题开始就骗人了，所谓的海商其实是勾结倭寇的海盗。其内容也可想而知，宣扬错误的观点。
原帖由 che 于 2007-11-16 07:37 发表
所以徐光启说：
论者徒恐贡、市往来，导之入寇；不知入寇与通市，两事也；来市则予之，来寇则歼之，两不相妨也。必绝市而后无入寇。必日本通国之中无一人识中国之海道者然后可；此必无之理也。绝市而可以 ...
可事实是，嘉靖朝海禁名存实亡才导致了空前的倭患。还是那句话，进贡之人伺机劫掠。进行“勘合”贸易的日本人同时是海盗，能通贡就通贡，能通商就通商，能劫掠就劫掠。明人杨守陈指出：“倭奴僻在海岛，其俗狙诈而狼贪……至永乐初，始复来贡，而后许之，于是往来数数，知我中国之虚实，山川之险易，因肆奸满，时舟载其方物、戌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戌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沾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其计之狡如是。”郑晓说：“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戌器满载而来，遇官兵矫云入贡……即复许贡，云不为例，嗣后再至亦复如之。我无备即肆出杀掠，满载而归。倭奴“往往出没海洋，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戌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 ”进行“勘合”贸易的日本人尚且如此，民间的贸易自然更不用说了。
原帖由 Suriel 于 2007-11-15 23:24 发表~只要有海禁~~~~~~就会有倭患~这里这个“倭”以职业划分~而非国别~
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是后期~~~
嘉靖是中期~~:(
附：~只要有海禁~~~~~~就会有倭患~这里这个“倭”以职业划分~而非国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仔细看，这家伙说的这句话太强大了。对日本进行绝贡居然可以成为倭患的原因，是跟日本人学的强盗逻辑吧，反正杀人有理，掠夺无罪。
着倭服剃倭头使倭刀的不是日本人是哪国人？竟然说“倭”是职业..真是强的逆天！
原帖由 cy1011 于 2007-11-16 00:37 发表
另外还得请“高人”来说说朝鲜的倭患是怎么回事？不会也是海禁吧 呵呵
说道朝鲜~~~想起李朝实录了~
奉承锈迹~侵朝~~~
当时报告~~倭寇前来```这里的倭寇是指国别
而朝鲜守将~~一开始却以为是“朝（鲜)倭（寇）”~~~~这里的倭寇当指职业~
原帖由 Suriel 于 2007-11-17 01:06 发表
说道朝鲜~~~想起李朝实录了~
奉承锈迹~侵朝~~~
当时报告~~倭寇前来```这里的倭寇是指国别
而朝鲜守将~~一开始却以为是“朝（鲜)倭（寇）”~~~~这里的倭寇当指职业~
朝鲜的倭患历史可远比中国悠久哦 三国史记都有大量记载
既然你认为倭寇就=日本人的 话~
那你解释下“朝倭”是何意思~？？
那你解释下“朝倭”是何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