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周边外交由主动到被动 周边国向心力增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8:25:54
中国周边外交由主动到被动 周边国向心力增强
2007年11月02日 来源：《环球》杂志
“中国周边外交，由被动到主动”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增强了”
《环球》：有这样一种说法：当前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对此您怎么看？
张蕴岭：的确，通过我们近些年的努力，中国的周边关系出现了很好的形势，主要有三点：
第一，总体上我们构建了一个稳定的框架。稳定有两层含义，一是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二是问题可爆发的风险减少了；
第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增强了。所谓向心力不一定是喜欢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能给周边国家提供的利益增加了。再者，在一些国际地区事务上，中国的声音也比较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不论喜欢不喜欢，大家都要搞好和中国的关系。
第三，创造了一些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了对话合作的平台，推动了许多务实的合作项目，有经济的，也有政治安全的。这样，很多共同关心的、利益相关的事情就可以讨论、协商和合作。合作机制的建立是把发展关系制度化，这样就创造出了一个稳定的长期合作框架。
《环球》：您能否列举一下有哪些这样的合作框架？
张蕴岭：几乎每一个热点问题我们都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比如，中印边界问题，因为建立了预防冲突的机制，就可以避免矛盾爆炸；南中国海问题，通过《南海行动声明》，大家承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避免冲突，局势就稳下来了；朝鲜问题，有六方会谈，就逐步取得了进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一个大突破，第一次在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有实际功能的地区组织，对防止分裂势力、恐怖组织破坏稳定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通过这些努力，使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降低，可控度增强。在许多问题上，过去我们只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力图被动地保住稳定的环境；而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主动构建稳定和平与合作的环境。
《环球》：这种转变发生在哪个时期？
张蕴岭：我认为是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89年西方对我们实施制裁后，我们把很多精力放在周边上，大环境不好，要开拓小环境。当时的一项方针就是经营周边，后来到了十六大，我们把周边关系确立为外交的首要发展目标。
《环球》：中国怎样才能让周边国家对我政策的转变有实际的感受？仅仅是诚意吗？
张蕴岭：当然不仅是诚意，因为中国可以给别国提供更多的利益。比如和东南亚谈判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搞“早期收获”，对落后的老挝、柬埔寨、缅甸实行单边让渡，不要求他们对等开放市场；向非WTO国家提供WTO国家待遇等等。还有，中国改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边境经贸发展区，主动推动许多倡议，使周边国家感觉得到实惠。
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地区合作机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改变。中国以前是怕和别人组织在一起，也怕别人组织在一起来算计我们。现在我们改变了，主动参与，主动提倡议。比如东亚10+3合作，在1988年的第二次会议上中国就提出设立财长和行长副手参加的对话合作机制。2000年我国主动提出要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温家宝总理主动提出中国牵头进行有关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合作研究。我作为联合专家组组长，领导了13个国家的专家进行研究，完成了报告。
《环球》：中国积极参与建设这些机制，有什么好处？
张蕴岭：好处有两点：一是参与，二是推动。参与是学习，也是寻求利益；推动是发挥自己的影响，创建对我有利的框架和环境。有机制和没有机制大不一样。有机制就可以逐步提升关系，同时也可以防退。
比如在APEC，中美就利用它沟通和改善关系。双边关系出了问题，直接沟通难启动，两家就利用APEC会面，进行对话、协商。再譬如东亚合作机制，在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时，两国领导人也还是要参会，有时就在会上进行沟通，会面。
中国与邻国建立多重合作机制、框架有助于双边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发展，这是一种多边、区域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稳定双边、加强双边的基础。
“善待周边国家的多重选择”
《环球》：在周边国家中，情况各不相同，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崛起？
张蕴岭：中国持续发展，实力上升，给周边国家带去三个影响，一是提供利益，二是造成竞争，三是增加影响。中国做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国利益，但是，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关注和利益。中国块头太大，发展太猛，在有些方面，别国往往应付不了，来不及采取一些有效的对策，使得他们陷于被动。这需要中国理解，并且采取适当措施。
《环球》：这个层面，您能否谈详细谈一谈？
张蕴岭：比如一个人走路，也可能产生善意的碰撞，对别人造成伤害。中国发展很快，竞争力很强，别的国家应付起来不容易，有时在他们国内也可能会产生政治、社会上的问题。我有一位泰国朋友说，你们是大象啊，我们只是小动物，你们只是善意地动一动腿就会踢到我们，一踢到我们，伤口就很大。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外国人经常反映，我们刚适应了中国的节奏，中国又起了变化。我就说，变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我们也处在调整期，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问题，也有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就有一定的难度，加之西方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
有外国朋友问我，表面上中国周边国家都说和中国相交很好，实际上却互不信任，这是不是事实？我回答说，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要和中国交往，因为有实际利益存在，另一面又要为自己的利益多重运筹，防备中国。用的最多的策略是hedging，两面讨好，多方讨好。
冷战后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周边国家可以多重选择，选择空间增大了。中国要善意地看待这个变化。传统的观点是对他好就不可能对我好，对我好就不能对他好，现在要转换观点，可以对大家都好。以更宽广的胸怀看待周边国家，实行更宽容的政策。
“美国也要学会接受现实”
《环球》：美国力量在亚洲无处不在，中国在处理周边关系时，会和美国发生碰撞吗？
张蕴岭：中美的确存在战略利益差别，但我们主导思想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对抗。其中含义之一是承认美国的存在和影响，承认其为一个大国，在此地区存在，有其战略、安全以及经济利益因素考虑。
比如，美日同盟、美韩同盟，我们不因美国和这些国家搞同盟就不与之发展关系，而是认可它，用英语说是acknowledge，就是知道美国的存在，不去硬碰，而是去发展我们自己的，至少起到平衡、牵制的作用。
对中国而言，有所作为就是发展新的机制，该机制不去反对美国，但去创造新的符合中国需要的利益。
《环球》：这样一来，美国就会放心吗？
张蕴岭：新机制一来创造新的利益，二来平衡旧的力量，这就是美国为什么担心。美国担心中国表面上说搞平衡，实际发展自己的势力，削弱甚至是(从亚太地区)将美国势力排挤出去。
以前美国是一家独大，现在发展起来了新的力量，美国力量自然就削弱了。这也是美国要慢慢接受的一个现实。多极化已经是一个事实。中国倡导的机制不反对美国，但同时却创造自己的利益。
美国也要有一个调整期，调整期内，双方由互不信任到慢慢接受，甚至想加入其中。所以，现在也有人提出邀请美国参加东亚合作等。
总之，我们现在的努力不针对美国现有的利益，重点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推动新的符合我们利益的基础，使各方力量更平衡。
《环球》：您认为中国周边未来还有哪些隐患，中国还需要怎样努力？
张蕴岭：隐患不少，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中国的周边关系将是一个多重构造的关系，不再像以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只有你和我，没有其他人。比如前段时间印度要在中亚建军事基地，要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印度要搞军事基地了，就是要对付中国，我们就不跟印度搞关系了？当然不能。
我认为中国应该正确判断周边多重构造关系，以更宽广的胸怀，更有自信地接受、应对、处理这种关系。现在各国都是脚踩多只船，要允许、理解各国的利益，不能以自己的关注来代替别国的关注，这是一个大国应该具备的。
有两种大国，一种是美国式的，其他人都要跟着我走；一种是中国倡导的，要和谐，大家要共处，共处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和而不同。我们一直这样倡导，但实际做起来有困难，尤其是在中国实力上升、发展的背景下。
美国是我国的既远又近的大邻居。远是地理上远，近是利益上近，作用、影响近。必须谨慎地处理好中美关系，不出大问题，增加共享的利益。中美关系对我们周边地区稳定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合作对构建稳定合作的周边关系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周边外交由主动到被动 周边国向心力增强
2007年11月02日 来源：《环球》杂志
“中国周边外交，由被动到主动”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增强了”
《环球》：有这样一种说法：当前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对此您怎么看？
张蕴岭：的确，通过我们近些年的努力，中国的周边关系出现了很好的形势，主要有三点：
第一，总体上我们构建了一个稳定的框架。稳定有两层含义，一是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二是问题可爆发的风险减少了；
第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增强了。所谓向心力不一定是喜欢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能给周边国家提供的利益增加了。再者，在一些国际地区事务上，中国的声音也比较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不论喜欢不喜欢，大家都要搞好和中国的关系。
第三，创造了一些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了对话合作的平台，推动了许多务实的合作项目，有经济的，也有政治安全的。这样，很多共同关心的、利益相关的事情就可以讨论、协商和合作。合作机制的建立是把发展关系制度化，这样就创造出了一个稳定的长期合作框架。
《环球》：您能否列举一下有哪些这样的合作框架？
张蕴岭：几乎每一个热点问题我们都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比如，中印边界问题，因为建立了预防冲突的机制，就可以避免矛盾爆炸；南中国海问题，通过《南海行动声明》，大家承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避免冲突，局势就稳下来了；朝鲜问题，有六方会谈，就逐步取得了进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一个大突破，第一次在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有实际功能的地区组织，对防止分裂势力、恐怖组织破坏稳定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通过这些努力，使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降低，可控度增强。在许多问题上，过去我们只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力图被动地保住稳定的环境；而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主动构建稳定和平与合作的环境。
《环球》：这种转变发生在哪个时期？
张蕴岭：我认为是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89年西方对我们实施制裁后，我们把很多精力放在周边上，大环境不好，要开拓小环境。当时的一项方针就是经营周边，后来到了十六大，我们把周边关系确立为外交的首要发展目标。
《环球》：中国怎样才能让周边国家对我政策的转变有实际的感受？仅仅是诚意吗？
张蕴岭：当然不仅是诚意，因为中国可以给别国提供更多的利益。比如和东南亚谈判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搞“早期收获”，对落后的老挝、柬埔寨、缅甸实行单边让渡，不要求他们对等开放市场；向非WTO国家提供WTO国家待遇等等。还有，中国改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边境经贸发展区，主动推动许多倡议，使周边国家感觉得到实惠。
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地区合作机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改变。中国以前是怕和别人组织在一起，也怕别人组织在一起来算计我们。现在我们改变了，主动参与，主动提倡议。比如东亚10+3合作，在1988年的第二次会议上中国就提出设立财长和行长副手参加的对话合作机制。2000年我国主动提出要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温家宝总理主动提出中国牵头进行有关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合作研究。我作为联合专家组组长，领导了13个国家的专家进行研究，完成了报告。
《环球》：中国积极参与建设这些机制，有什么好处？
张蕴岭：好处有两点：一是参与，二是推动。参与是学习，也是寻求利益；推动是发挥自己的影响，创建对我有利的框架和环境。有机制和没有机制大不一样。有机制就可以逐步提升关系，同时也可以防退。
比如在APEC，中美就利用它沟通和改善关系。双边关系出了问题，直接沟通难启动，两家就利用APEC会面，进行对话、协商。再譬如东亚合作机制，在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时，两国领导人也还是要参会，有时就在会上进行沟通，会面。
中国与邻国建立多重合作机制、框架有助于双边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发展，这是一种多边、区域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稳定双边、加强双边的基础。
“善待周边国家的多重选择”
《环球》：在周边国家中，情况各不相同，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崛起？
张蕴岭：中国持续发展，实力上升，给周边国家带去三个影响，一是提供利益，二是造成竞争，三是增加影响。中国做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国利益，但是，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关注和利益。中国块头太大，发展太猛，在有些方面，别国往往应付不了，来不及采取一些有效的对策，使得他们陷于被动。这需要中国理解，并且采取适当措施。
《环球》：这个层面，您能否谈详细谈一谈？
张蕴岭：比如一个人走路，也可能产生善意的碰撞，对别人造成伤害。中国发展很快，竞争力很强，别的国家应付起来不容易，有时在他们国内也可能会产生政治、社会上的问题。我有一位泰国朋友说，你们是大象啊，我们只是小动物，你们只是善意地动一动腿就会踢到我们，一踢到我们，伤口就很大。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外国人经常反映，我们刚适应了中国的节奏，中国又起了变化。我就说，变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我们也处在调整期，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问题，也有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就有一定的难度，加之西方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
有外国朋友问我，表面上中国周边国家都说和中国相交很好，实际上却互不信任，这是不是事实？我回答说，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要和中国交往，因为有实际利益存在，另一面又要为自己的利益多重运筹，防备中国。用的最多的策略是hedging，两面讨好，多方讨好。
冷战后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周边国家可以多重选择，选择空间增大了。中国要善意地看待这个变化。传统的观点是对他好就不可能对我好，对我好就不能对他好，现在要转换观点，可以对大家都好。以更宽广的胸怀看待周边国家，实行更宽容的政策。
“美国也要学会接受现实”
《环球》：美国力量在亚洲无处不在，中国在处理周边关系时，会和美国发生碰撞吗？
张蕴岭：中美的确存在战略利益差别，但我们主导思想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对抗。其中含义之一是承认美国的存在和影响，承认其为一个大国，在此地区存在，有其战略、安全以及经济利益因素考虑。
比如，美日同盟、美韩同盟，我们不因美国和这些国家搞同盟就不与之发展关系，而是认可它，用英语说是acknowledge，就是知道美国的存在，不去硬碰，而是去发展我们自己的，至少起到平衡、牵制的作用。
对中国而言，有所作为就是发展新的机制，该机制不去反对美国，但去创造新的符合中国需要的利益。
《环球》：这样一来，美国就会放心吗？
张蕴岭：新机制一来创造新的利益，二来平衡旧的力量，这就是美国为什么担心。美国担心中国表面上说搞平衡，实际发展自己的势力，削弱甚至是(从亚太地区)将美国势力排挤出去。
以前美国是一家独大，现在发展起来了新的力量，美国力量自然就削弱了。这也是美国要慢慢接受的一个现实。多极化已经是一个事实。中国倡导的机制不反对美国，但同时却创造自己的利益。
美国也要有一个调整期，调整期内，双方由互不信任到慢慢接受，甚至想加入其中。所以，现在也有人提出邀请美国参加东亚合作等。
总之，我们现在的努力不针对美国现有的利益，重点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推动新的符合我们利益的基础，使各方力量更平衡。
《环球》：您认为中国周边未来还有哪些隐患，中国还需要怎样努力？
张蕴岭：隐患不少，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中国的周边关系将是一个多重构造的关系，不再像以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只有你和我，没有其他人。比如前段时间印度要在中亚建军事基地，要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印度要搞军事基地了，就是要对付中国，我们就不跟印度搞关系了？当然不能。
我认为中国应该正确判断周边多重构造关系，以更宽广的胸怀，更有自信地接受、应对、处理这种关系。现在各国都是脚踩多只船，要允许、理解各国的利益，不能以自己的关注来代替别国的关注，这是一个大国应该具备的。
有两种大国，一种是美国式的，其他人都要跟着我走；一种是中国倡导的，要和谐，大家要共处，共处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和而不同。我们一直这样倡导，但实际做起来有困难，尤其是在中国实力上升、发展的背景下。
美国是我国的既远又近的大邻居。远是地理上远，近是利益上近，作用、影响近。必须谨慎地处理好中美关系，不出大问题，增加共享的利益。中美关系对我们周边地区稳定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合作对构建稳定合作的周边关系起着重要作用。
2007年11月02日 来源：《环球》杂志
“中国周边外交，由被动到主动”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增强了”
《环球》：有这样一种说法：当前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对此您怎么看？
张蕴岭：的确，通过我们近些年的努力，中国的周边关系出现了很好的形势，主要有三点：
第一，总体上我们构建了一个稳定的框架。稳定有两层含义，一是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二是问题可爆发的风险减少了；
第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增强了。所谓向心力不一定是喜欢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能给周边国家提供的利益增加了。再者，在一些国际地区事务上，中国的声音也比较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不论喜欢不喜欢，大家都要搞好和中国的关系。
第三，创造了一些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了对话合作的平台，推动了许多务实的合作项目，有经济的，也有政治安全的。这样，很多共同关心的、利益相关的事情就可以讨论、协商和合作。合作机制的建立是把发展关系制度化，这样就创造出了一个稳定的长期合作框架。
《环球》：您能否列举一下有哪些这样的合作框架？
张蕴岭：几乎每一个热点问题我们都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比如，中印边界问题，因为建立了预防冲突的机制，就可以避免矛盾爆炸；南中国海问题，通过《南海行动声明》，大家承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避免冲突，局势就稳下来了；朝鲜问题，有六方会谈，就逐步取得了进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一个大突破，第一次在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有实际功能的地区组织，对防止分裂势力、恐怖组织破坏稳定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通过这些努力，使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降低，可控度增强。在许多问题上，过去我们只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力图被动地保住稳定的环境；而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主动构建稳定和平与合作的环境。
《环球》：这种转变发生在哪个时期？
张蕴岭：我认为是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89年西方对我们实施制裁后，我们把很多精力放在周边上，大环境不好，要开拓小环境。当时的一项方针就是经营周边，后来到了十六大，我们把周边关系确立为外交的首要发展目标。
《环球》：中国怎样才能让周边国家对我政策的转变有实际的感受？仅仅是诚意吗？
张蕴岭：当然不仅是诚意，因为中国可以给别国提供更多的利益。比如和东南亚谈判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搞“早期收获”，对落后的老挝、柬埔寨、缅甸实行单边让渡，不要求他们对等开放市场；向非WTO国家提供WTO国家待遇等等。还有，中国改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边境经贸发展区，主动推动许多倡议，使周边国家感觉得到实惠。
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地区合作机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改变。中国以前是怕和别人组织在一起，也怕别人组织在一起来算计我们。现在我们改变了，主动参与，主动提倡议。比如东亚10+3合作，在1988年的第二次会议上中国就提出设立财长和行长副手参加的对话合作机制。2000年我国主动提出要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温家宝总理主动提出中国牵头进行有关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合作研究。我作为联合专家组组长，领导了13个国家的专家进行研究，完成了报告。
《环球》：中国积极参与建设这些机制，有什么好处？
张蕴岭：好处有两点：一是参与，二是推动。参与是学习，也是寻求利益；推动是发挥自己的影响，创建对我有利的框架和环境。有机制和没有机制大不一样。有机制就可以逐步提升关系，同时也可以防退。
比如在APEC，中美就利用它沟通和改善关系。双边关系出了问题，直接沟通难启动，两家就利用APEC会面，进行对话、协商。再譬如东亚合作机制，在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时，两国领导人也还是要参会，有时就在会上进行沟通，会面。
中国与邻国建立多重合作机制、框架有助于双边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发展，这是一种多边、区域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稳定双边、加强双边的基础。
“善待周边国家的多重选择”
《环球》：在周边国家中，情况各不相同，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崛起？
张蕴岭：中国持续发展，实力上升，给周边国家带去三个影响，一是提供利益，二是造成竞争，三是增加影响。中国做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国利益，但是，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关注和利益。中国块头太大，发展太猛，在有些方面，别国往往应付不了，来不及采取一些有效的对策，使得他们陷于被动。这需要中国理解，并且采取适当措施。
《环球》：这个层面，您能否谈详细谈一谈？
张蕴岭：比如一个人走路，也可能产生善意的碰撞，对别人造成伤害。中国发展很快，竞争力很强，别的国家应付起来不容易，有时在他们国内也可能会产生政治、社会上的问题。我有一位泰国朋友说，你们是大象啊，我们只是小动物，你们只是善意地动一动腿就会踢到我们，一踢到我们，伤口就很大。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外国人经常反映，我们刚适应了中国的节奏，中国又起了变化。我就说，变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我们也处在调整期，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问题，也有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就有一定的难度，加之西方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
有外国朋友问我，表面上中国周边国家都说和中国相交很好，实际上却互不信任，这是不是事实？我回答说，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要和中国交往，因为有实际利益存在，另一面又要为自己的利益多重运筹，防备中国。用的最多的策略是hedging，两面讨好，多方讨好。
冷战后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周边国家可以多重选择，选择空间增大了。中国要善意地看待这个变化。传统的观点是对他好就不可能对我好，对我好就不能对他好，现在要转换观点，可以对大家都好。以更宽广的胸怀看待周边国家，实行更宽容的政策。
“美国也要学会接受现实”
《环球》：美国力量在亚洲无处不在，中国在处理周边关系时，会和美国发生碰撞吗？
张蕴岭：中美的确存在战略利益差别，但我们主导思想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对抗。其中含义之一是承认美国的存在和影响，承认其为一个大国，在此地区存在，有其战略、安全以及经济利益因素考虑。
比如，美日同盟、美韩同盟，我们不因美国和这些国家搞同盟就不与之发展关系，而是认可它，用英语说是acknowledge，就是知道美国的存在，不去硬碰，而是去发展我们自己的，至少起到平衡、牵制的作用。
对中国而言，有所作为就是发展新的机制，该机制不去反对美国，但去创造新的符合中国需要的利益。
《环球》：这样一来，美国就会放心吗？
张蕴岭：新机制一来创造新的利益，二来平衡旧的力量，这就是美国为什么担心。美国担心中国表面上说搞平衡，实际发展自己的势力，削弱甚至是(从亚太地区)将美国势力排挤出去。
以前美国是一家独大，现在发展起来了新的力量，美国力量自然就削弱了。这也是美国要慢慢接受的一个现实。多极化已经是一个事实。中国倡导的机制不反对美国，但同时却创造自己的利益。
美国也要有一个调整期，调整期内，双方由互不信任到慢慢接受，甚至想加入其中。所以，现在也有人提出邀请美国参加东亚合作等。
总之，我们现在的努力不针对美国现有的利益，重点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推动新的符合我们利益的基础，使各方力量更平衡。
《环球》：您认为中国周边未来还有哪些隐患，中国还需要怎样努力？
张蕴岭：隐患不少，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中国的周边关系将是一个多重构造的关系，不再像以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只有你和我，没有其他人。比如前段时间印度要在中亚建军事基地，要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印度要搞军事基地了，就是要对付中国，我们就不跟印度搞关系了？当然不能。
我认为中国应该正确判断周边多重构造关系，以更宽广的胸怀，更有自信地接受、应对、处理这种关系。现在各国都是脚踩多只船，要允许、理解各国的利益，不能以自己的关注来代替别国的关注，这是一个大国应该具备的。
有两种大国，一种是美国式的，其他人都要跟着我走；一种是中国倡导的，要和谐，大家要共处，共处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和而不同。我们一直这样倡导，但实际做起来有困难，尤其是在中国实力上升、发展的背景下。
美国是我国的既远又近的大邻居。远是地理上远，近是利益上近，作用、影响近。必须谨慎地处理好中美关系，不出大问题，增加共享的利益。中美关系对我们周边地区稳定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合作对构建稳定合作的周边关系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周边外交由主动到被动 周边国向心力增强
2007年11月02日 来源：《环球》杂志
“中国周边外交，由被动到主动”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增强了”
《环球》：有这样一种说法：当前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对此您怎么看？
张蕴岭：的确，通过我们近些年的努力，中国的周边关系出现了很好的形势，主要有三点：
第一，总体上我们构建了一个稳定的框架。稳定有两层含义，一是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二是问题可爆发的风险减少了；
第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增强了。所谓向心力不一定是喜欢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能给周边国家提供的利益增加了。再者，在一些国际地区事务上，中国的声音也比较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不论喜欢不喜欢，大家都要搞好和中国的关系。
第三，创造了一些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了对话合作的平台，推动了许多务实的合作项目，有经济的，也有政治安全的。这样，很多共同关心的、利益相关的事情就可以讨论、协商和合作。合作机制的建立是把发展关系制度化，这样就创造出了一个稳定的长期合作框架。
《环球》：您能否列举一下有哪些这样的合作框架？
张蕴岭：几乎每一个热点问题我们都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比如，中印边界问题，因为建立了预防冲突的机制，就可以避免矛盾爆炸；南中国海问题，通过《南海行动声明》，大家承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避免冲突，局势就稳下来了；朝鲜问题，有六方会谈，就逐步取得了进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一个大突破，第一次在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有实际功能的地区组织，对防止分裂势力、恐怖组织破坏稳定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通过这些努力，使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降低，可控度增强。在许多问题上，过去我们只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力图被动地保住稳定的环境；而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主动构建稳定和平与合作的环境。
《环球》：这种转变发生在哪个时期？
张蕴岭：我认为是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89年西方对我们实施制裁后，我们把很多精力放在周边上，大环境不好，要开拓小环境。当时的一项方针就是经营周边，后来到了十六大，我们把周边关系确立为外交的首要发展目标。
《环球》：中国怎样才能让周边国家对我政策的转变有实际的感受？仅仅是诚意吗？
张蕴岭：当然不仅是诚意，因为中国可以给别国提供更多的利益。比如和东南亚谈判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搞“早期收获”，对落后的老挝、柬埔寨、缅甸实行单边让渡，不要求他们对等开放市场；向非WTO国家提供WTO国家待遇等等。还有，中国改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边境经贸发展区，主动推动许多倡议，使周边国家感觉得到实惠。
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地区合作机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改变。中国以前是怕和别人组织在一起，也怕别人组织在一起来算计我们。现在我们改变了，主动参与，主动提倡议。比如东亚10+3合作，在1988年的第二次会议上中国就提出设立财长和行长副手参加的对话合作机制。2000年我国主动提出要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温家宝总理主动提出中国牵头进行有关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合作研究。我作为联合专家组组长，领导了13个国家的专家进行研究，完成了报告。
《环球》：中国积极参与建设这些机制，有什么好处？
张蕴岭：好处有两点：一是参与，二是推动。参与是学习，也是寻求利益；推动是发挥自己的影响，创建对我有利的框架和环境。有机制和没有机制大不一样。有机制就可以逐步提升关系，同时也可以防退。
比如在APEC，中美就利用它沟通和改善关系。双边关系出了问题，直接沟通难启动，两家就利用APEC会面，进行对话、协商。再譬如东亚合作机制，在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时，两国领导人也还是要参会，有时就在会上进行沟通，会面。
中国与邻国建立多重合作机制、框架有助于双边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发展，这是一种多边、区域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稳定双边、加强双边的基础。
“善待周边国家的多重选择”
《环球》：在周边国家中，情况各不相同，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崛起？
张蕴岭：中国持续发展，实力上升，给周边国家带去三个影响，一是提供利益，二是造成竞争，三是增加影响。中国做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国利益，但是，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关注和利益。中国块头太大，发展太猛，在有些方面，别国往往应付不了，来不及采取一些有效的对策，使得他们陷于被动。这需要中国理解，并且采取适当措施。
《环球》：这个层面，您能否谈详细谈一谈？
张蕴岭：比如一个人走路，也可能产生善意的碰撞，对别人造成伤害。中国发展很快，竞争力很强，别的国家应付起来不容易，有时在他们国内也可能会产生政治、社会上的问题。我有一位泰国朋友说，你们是大象啊，我们只是小动物，你们只是善意地动一动腿就会踢到我们，一踢到我们，伤口就很大。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外国人经常反映，我们刚适应了中国的节奏，中国又起了变化。我就说，变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我们也处在调整期，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问题，也有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就有一定的难度，加之西方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
有外国朋友问我，表面上中国周边国家都说和中国相交很好，实际上却互不信任，这是不是事实？我回答说，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要和中国交往，因为有实际利益存在，另一面又要为自己的利益多重运筹，防备中国。用的最多的策略是hedging，两面讨好，多方讨好。
冷战后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周边国家可以多重选择，选择空间增大了。中国要善意地看待这个变化。传统的观点是对他好就不可能对我好，对我好就不能对他好，现在要转换观点，可以对大家都好。以更宽广的胸怀看待周边国家，实行更宽容的政策。
“美国也要学会接受现实”
《环球》：美国力量在亚洲无处不在，中国在处理周边关系时，会和美国发生碰撞吗？
张蕴岭：中美的确存在战略利益差别，但我们主导思想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对抗。其中含义之一是承认美国的存在和影响，承认其为一个大国，在此地区存在，有其战略、安全以及经济利益因素考虑。
比如，美日同盟、美韩同盟，我们不因美国和这些国家搞同盟就不与之发展关系，而是认可它，用英语说是acknowledge，就是知道美国的存在，不去硬碰，而是去发展我们自己的，至少起到平衡、牵制的作用。
对中国而言，有所作为就是发展新的机制，该机制不去反对美国，但去创造新的符合中国需要的利益。
《环球》：这样一来，美国就会放心吗？
张蕴岭：新机制一来创造新的利益，二来平衡旧的力量，这就是美国为什么担心。美国担心中国表面上说搞平衡，实际发展自己的势力，削弱甚至是(从亚太地区)将美国势力排挤出去。
以前美国是一家独大，现在发展起来了新的力量，美国力量自然就削弱了。这也是美国要慢慢接受的一个现实。多极化已经是一个事实。中国倡导的机制不反对美国，但同时却创造自己的利益。
美国也要有一个调整期，调整期内，双方由互不信任到慢慢接受，甚至想加入其中。所以，现在也有人提出邀请美国参加东亚合作等。
总之，我们现在的努力不针对美国现有的利益，重点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推动新的符合我们利益的基础，使各方力量更平衡。
《环球》：您认为中国周边未来还有哪些隐患，中国还需要怎样努力？
张蕴岭：隐患不少，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中国的周边关系将是一个多重构造的关系，不再像以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只有你和我，没有其他人。比如前段时间印度要在中亚建军事基地，要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印度要搞军事基地了，就是要对付中国，我们就不跟印度搞关系了？当然不能。
我认为中国应该正确判断周边多重构造关系，以更宽广的胸怀，更有自信地接受、应对、处理这种关系。现在各国都是脚踩多只船，要允许、理解各国的利益，不能以自己的关注来代替别国的关注，这是一个大国应该具备的。
有两种大国，一种是美国式的，其他人都要跟着我走；一种是中国倡导的，要和谐，大家要共处，共处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和而不同。我们一直这样倡导，但实际做起来有困难，尤其是在中国实力上升、发展的背景下。
美国是我国的既远又近的大邻居。远是地理上远，近是利益上近，作用、影响近。必须谨慎地处理好中美关系，不出大问题，增加共享的利益。中美关系对我们周边地区稳定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合作对构建稳定合作的周边关系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