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在数次北征中为何总是锲而不舍攻打合肥？

三国时孙权数次北征江淮，每次均攻打合肥，虽然遭到多次挫败，但他仍对合肥锲而不舍。合肥对孙权为什么有这么大吸引力呢？为何不从其它路线进军呢？纵观江淮之间的地理形势和魏吴两国的军事方针，孙权执着于合肥是几项因素导致的结果。


孙权攻打合肥的历次大战概况


208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趁曹操主力在荆州之机，亲率大军围攻合肥，攻城逾月。曹操在赤壁失败后，赶快回军北撤，派张喜带骑兵救援合肥。孙权听到曹操援军将到的消息，主动撤军，第一次攻打合肥就此结束。


215年，曹操率大军攻汉中。孙权趁曹操主力陷在汉中之机，再次带10万大军围攻合肥，引发了著名的逍遥津之战。孙权围城十余日不拔，又闻曹操主力已从汉中回师，便引军撤走。曹操合肥守将张辽纵兵追击，在逍遥津大破吴军，孙权险些丧命。这是第二次合肥之战。


229年，孙权同学似乎已经忘记了上次的伤痛，集结大军再攻合肥。这次他采取了虚虚实实的策略，先大张声势，使敌人召集兵力备战，待敌兵聚集后，又突然撤走，以麻痹敌人，想待敌召集兵力遣返后再趁虚进攻。却被曹魏扬州都督满宠识破，满宠没有遣返军队，而是继续严阵以待。十几天后，孙权再率大军到来，因敌有备而不能克，只得撤走。第三次攻打合肥未果。


232年，魏扬州都督满宠认为合肥城靠近江河，孙权来围攻时可据水得势，而魏军不易相救，遂将合肥城移到距离江河较远的鸡鸣山下。233年孙权同学听说曹魏移城，以为敌人胆怯，大喜，便有耀武扬威之意，就再度率众进攻。到了合肥新城附近，因城池离水较远，在船上待了二十多天不敢进攻。后来还是忍不住上岸耀兵，结果被满宠早就埋伏好的奇兵袭击，被杀数百人，只好夹起尾巴回家了。第四次攻打合肥失败。


234年，蜀汉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曹魏，联络孙权同时出兵，东西并举，使敌人首尾不能兼顾。于是死不悔改的孙权同学又出动大军攻合肥，兵力号称十万众。围城2个月不能拔，又听说曹魏皇帝曹睿御驾亲征来救合肥，就赶快主动开溜了。第五次攻打合肥未果。


虽然孙权同学上面的几次北伐，有时在其它战略方向上也出动了兵力配合，但合肥始终是其主攻方向，投入的也是主力部队。都说诸葛亮五次伐魏执着的钟情于陇西，而且屡败屡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跟孙权同学上述行为比起来，其实俩人都差不多。


合肥在江淮争夺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孙权屡次攻打合肥首先是因为合肥重要的战略地位。


合肥在长江和淮河的中间地带，南临施水。施水是长江的一个支流，由北流来，自西向东穿过合肥城，向东南方注入巢湖，巢湖水经濡须水向东南注入长江。在施水北面是淝水，淝水向北注入淮河。施水和淝水距离很近，在夏季江河暴涨时，两条河流相互连通，从而使船只可以经由此条水陆从淮河驶入长江。若再开凿人工河使其连接，则即使不是夏季也可以通航。因此合肥就处于联系江淮两条大河的水陆交通枢纽。曹魏占据合肥后，若再控制濡须水口，就可以把其在淮河水域的水军调到长江上，从而对孙吴的江防体系形成严重的威胁。即使短期内曹魏水军还打不过孙吴水军，但控制巢湖后就可大规模训练水军，逐步具备与孙吴水军抗衡的能力。所以曹操占据合肥后，孙吴则全力经营濡须口，在濡须水口夹水立坞，并在巢湖建立水军基地，长期驻扎水军。一是阻止敌人挺进到长江沿岸，二是确保对巢湖水域的控制。

   从陆路上看，合肥向东可进入涂水，涂水由西向东注入长江，魏军沿涂水东进可达到长江北岸的瓜步渡口，逼临孙吴国都建业北大门。但由于瓜步附近江面宽阔，渡江困难，因此这一路的威胁不大。威胁最大的是从合肥向东南到达历阳渡口，从采石渡长江，逼临建业的东大门。因为建业附近的江面上，历阳——采石之间的江面宽度最小，且有自然形成的渡口可以利用，是最佳渡江地点。而历阳——采石的下游，江面非常宽阔，且江南方面均是高岗连绵，没有合适的渡口可以登陆，因此横渡非常困难。195年孙策率军东渡，三年创建江东基业，当时就是从这里渡江的（孙策从横江渡江登陆牛渚，横江在历阳境内，牛渚即为采石）。222年曹丕三路伐吴，东路军大司马曹休出洞口准备渡江，洞口的地理位置就是历阳的横江附近。280年晋灭吴之战，东路军王浑部的攻击目标就是历阳和横江。1162年，金主完颜亮率60多万大军攻击南宋，也是由此渡江攻采石，结果被南宋名将虞允文击败。除此之外，南北朝时北方历次对建业的攻击，绝大部分都是由这里渡江。


因此曹魏控制了合肥，就可以从水路、陆路等几处前进到长江北岸，如同扼住了吴国的咽喉，使其江防非常吃力，喘不过气来。孙权锲而不舍地攻合肥，从防御角度看，是要拔除这颗钉子，将防线向北推进，使长江防线不至于暴露在敌人的直接打击之下。


而且由于合肥处于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要冲，孙权占领合肥后，可发挥水军优势，由合肥沿淝水入淮河，攻击曹魏扬州腹地，而不必担心后路被敌人骑兵抄击，补给被切断。


合肥对于孙吴来说，不论是防御还是进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孙权执着地攻击合肥，说明孙权同学不是钻牛角尖，是有现实的战略的考虑的。


合肥在江淮行军路线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其实江淮之间的行军路线不止合肥这一路，北方南下，走陆路则有合肥之东的盱眙——涂中——瓜步的陆上行军路线，晋灭吴之战，其东路司马伷军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走水路则有更东的淮阳——中渎水——广陵的水上行军路线，这条路线是春秋时吴王夫差为北上中原与齐、晋争霸而开凿的人工运河，称为邗沟，是后来京杭大运河江淮段的前身；曹丕在224年、225年两次伐吴，就是顺这条路线将其淮河舟师驶入长江。这三条路线分别对应着长江上的三个渡口：历阳(采石)、瓜步(建业)、广陵(京口)。（注：前者是江北渡口，后者是与其对应的江南渡口）虽然这三条路线均能抵达长江，但由于长江下游江面宽阔，瓜步、广陵两个渡口渡江困难，因此对孙吴威胁不大；何况邗沟是人工开凿的运河(中间连接了若干个小湖泊)，三国时由于年久失修，船只通行困难——曹丕回军时由于水浅，不得不把舟师留下，自己从陆路返回洛阳(见《三国志·蒋济传》)。宋人陆游曾说：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盖以江面狭于瓜州也。直到唐代以后，由于下游的泥沙淤积，广陵(京口)江面变得狭窄，才成为渡江的主要路线。因此在当时可以选择的三条南下路线中，合肥一路是威胁最大的。


同样孙权伐魏要北上，在可以选择的三条路线中，合肥一路也是最稳妥的。因为走涂中——盱眙的陆路，后续补给非常不便，且担心敌人骑兵的包抄，在江淮平原上曹魏的骑兵优势最容易发挥。走邗沟的水路，由于水浅，行军比较困难。只有走合肥的水路，既能发挥东吴水军的优势，又可通过施水、淝水等自然形成的河流直抵淮河。


当然除了江淮平原的上述三条进军路线之外，孙权北伐还可以走从庐江进攻六安、安丰，经略淮西的路线。但这条路线要穿越大别山脉，行动更加困难，一般很少选择。


割据自保的战略使孙权攻合肥成为必然


虽然走合肥北伐的路线最为稳妥，但其它两条路线也不是不能选择。在一定的战略形势下，三条路线互相配合也许会收到比强攻合肥而不下更好的效果。孙权之所以这么没有选择，是因为其“割据自保、趁隙寻衅”的战略。

   在割据自保的战略下，孙权的打算是先保存实力，割据江东；等待机会，趁隙寻衅而进取；决不出动倾国之兵，以免一旦失败，大伤元气；决不和敌人主力决战，以免损伤实力。因此其数次攻合肥，多是趁曹魏西方战线有事，主力西调的时机趁虚而入。一旦听说敌人主力回援，往往不等其主力部队到来，便先行撤走。每次出兵都是选择水路能够到达的地方进攻，很少贸然脱离江河同敌人在陆地上较量。这和诸葛亮每次北伐均出动倾国之兵，务必要和敌人主力决战的态度完全不同，差别就在于诸葛亮目的在于进取，而孙权的目的在于自保，因此怕伤了老本。这种情况下，走合肥北伐的路线是最符合其“割据自保、趁隙寻衅”战略的。


譬如208年孙权第一次攻合肥，当时合肥城由曹操所置扬州刺史刘馥和别驾蒋济驻守。刘馥、蒋济均非名将，孙权围城百余日，城将陷。而曹操主力陷在荆州(刚打完赤壁之战)，多染疾役，无力派大兵救援，只好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将领叫张喜的，带千余名骑兵往赴。张喜路过汝南时，把汝南的数千防军也带上了，就这样援军的总数也只有几千人。结果走到半路，这几千人也生病了，根本无力解合肥之围。蒋济只好拿出诈唬的手段，说有四万援军已到附近，并装模作样地派人出城接应，还故意让出城接应的人被孙权俘虏了。孙权听说敌人援军已近，不敢交战，吓得赶紧把辎重烧毁撤退了(见《三国志·蒋济传》)。攻陷合肥的天赐良机就这么轻易地丢掉了。以后曹操在合肥屯驻重兵，并派名将张辽、乐进、李典等驻守，孙权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天赐良机被错过，根源在于其割据自保的战略，不敢和敌人主力交战。若换了曹操，当如在邺城之战一样，以一部继续围攻，亲率主力迎击，趁敌人援军远来疲惫，争取一战击破之，则战役大局可定。(邺城之战：曹操大军围邺，袁尚带兵来救，曹操亲率主力击破之，邺城知援军已败，军无斗志，人心崩溃，遂陷)或如周瑜领导的江陵之战那样：当时曹仁守江陵，派兵围吴将甘宁于夷陵，周瑜留凌统率一部监视江陵，亲率大军解夷陵之围，破曹军，然后回军围江陵。江陵失去夷陵的犄角之势，孤城难守，曹仁遂退走。


再如247年，孙权又打算派大军北征江淮。零陵太守殷礼针对以前数攻合肥而不下的教训，向孙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计划：联络蜀国的姜维使其出兵作为西路军，攻曹魏的陇右诸郡，牵制敌人西线兵力；派诸葛瑾、朱然率大军从荆州攻襄阳，为中路军；东路则派陆逊、朱桓率大军绕合肥不攻而攻寿春，孙权自己率大军由广陵出发，沿邗沟水路北上淮阳，攻徐州。如此出动倾国之兵，数路并进，使敌首尾不相救应，一路突破，敌人的防线就有可能全线崩溃。到那时，孙权的所得就不仅仅是合肥了，而是可以全略江淮甚至问鼎中原。但是孙权处于割据自保的考虑没有采用。


殷礼的战略虽然宏伟，但风险很大，胜可兼并天下，败则元气大伤。孙权本无问鼎中原之志，此时又年老志衰，更不愿意冒险了。其实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攻合肥虽然安全，但收益甚微；弃合肥而不攻，数路出击直捣敌之腹心虽然冒险，但收益极大。孙权若有大志，早就可以这么做了，也不会等到247年。


孙策的早亡对合肥争夺战的影响


一直认为孙策英年早逝对江东事业造成了极大影响，就合肥争夺战来讲影响是直接的。


200年的时候，曹操和袁绍相持于官渡，胜负未分，孙策意欲出兵袭击曹操的许都，迎汉帝，问鼎中原。但未及出兵，便为刺客所杀。倘若孙策不死，举兵北上，即使不能克定中原，占领江淮是易如反掌的。


当时江淮的情况是：曹操因北方面临袁绍的巨大压力，无力经营江淮，江淮之间盗贼蜂起，《三国志·刘馥传》载：庐江梅成、雷绪、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于是曹操在200年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安抚江淮。刘馥单马到任，造合肥空城。当时他手里既没有兵，也没有人民归附。刘馥曾在江淮待过，他所有的只是个人的影响力罢了。于是他安抚梅成、雷绪、陈兰等割据势力，招募流亡百姓，兴办屯田，才使江淮间渐渐有了生气。但这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若当时孙策提兵北上，联络梅成、雷绪、陈兰等势力，共图曹操，则合肥可不战而克，江淮可朝夕而有，如此就不是后来孙权那样防守长江被动挨打的局面了。

   孙策死后，孙权统事。江东很多人以为孙权年轻，不堪大任，各怀不服，叛乱蜂起。孙权不得不花了四、五年时间平定叛乱，稳定后方。等到他向外征伐时，曹操已破袁绍，平定河北，势力强大，孙权已经难以同其争夺江淮了。


总结


孙权屡攻合肥，既因合肥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受其割据自保，不愿冒险的战略影响。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孙权的军事能力欠佳，所以采取了稳妥的进攻路线，不求有功，但求无损而已。这种策略于敌无大损，于己则徒耗国力，并不明智。三国时孙权数次北征江淮，每次均攻打合肥，虽然遭到多次挫败，但他仍对合肥锲而不舍。合肥对孙权为什么有这么大吸引力呢？为何不从其它路线进军呢？纵观江淮之间的地理形势和魏吴两国的军事方针，孙权执着于合肥是几项因素导致的结果。


孙权攻打合肥的历次大战概况


208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趁曹操主力在荆州之机，亲率大军围攻合肥，攻城逾月。曹操在赤壁失败后，赶快回军北撤，派张喜带骑兵救援合肥。孙权听到曹操援军将到的消息，主动撤军，第一次攻打合肥就此结束。


215年，曹操率大军攻汉中。孙权趁曹操主力陷在汉中之机，再次带10万大军围攻合肥，引发了著名的逍遥津之战。孙权围城十余日不拔，又闻曹操主力已从汉中回师，便引军撤走。曹操合肥守将张辽纵兵追击，在逍遥津大破吴军，孙权险些丧命。这是第二次合肥之战。


229年，孙权同学似乎已经忘记了上次的伤痛，集结大军再攻合肥。这次他采取了虚虚实实的策略，先大张声势，使敌人召集兵力备战，待敌兵聚集后，又突然撤走，以麻痹敌人，想待敌召集兵力遣返后再趁虚进攻。却被曹魏扬州都督满宠识破，满宠没有遣返军队，而是继续严阵以待。十几天后，孙权再率大军到来，因敌有备而不能克，只得撤走。第三次攻打合肥未果。


232年，魏扬州都督满宠认为合肥城靠近江河，孙权来围攻时可据水得势，而魏军不易相救，遂将合肥城移到距离江河较远的鸡鸣山下。233年孙权同学听说曹魏移城，以为敌人胆怯，大喜，便有耀武扬威之意，就再度率众进攻。到了合肥新城附近，因城池离水较远，在船上待了二十多天不敢进攻。后来还是忍不住上岸耀兵，结果被满宠早就埋伏好的奇兵袭击，被杀数百人，只好夹起尾巴回家了。第四次攻打合肥失败。


234年，蜀汉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曹魏，联络孙权同时出兵，东西并举，使敌人首尾不能兼顾。于是死不悔改的孙权同学又出动大军攻合肥，兵力号称十万众。围城2个月不能拔，又听说曹魏皇帝曹睿御驾亲征来救合肥，就赶快主动开溜了。第五次攻打合肥未果。


虽然孙权同学上面的几次北伐，有时在其它战略方向上也出动了兵力配合，但合肥始终是其主攻方向，投入的也是主力部队。都说诸葛亮五次伐魏执着的钟情于陇西，而且屡败屡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跟孙权同学上述行为比起来，其实俩人都差不多。


合肥在江淮争夺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孙权屡次攻打合肥首先是因为合肥重要的战略地位。


合肥在长江和淮河的中间地带，南临施水。施水是长江的一个支流，由北流来，自西向东穿过合肥城，向东南方注入巢湖，巢湖水经濡须水向东南注入长江。在施水北面是淝水，淝水向北注入淮河。施水和淝水距离很近，在夏季江河暴涨时，两条河流相互连通，从而使船只可以经由此条水陆从淮河驶入长江。若再开凿人工河使其连接，则即使不是夏季也可以通航。因此合肥就处于联系江淮两条大河的水陆交通枢纽。曹魏占据合肥后，若再控制濡须水口，就可以把其在淮河水域的水军调到长江上，从而对孙吴的江防体系形成严重的威胁。即使短期内曹魏水军还打不过孙吴水军，但控制巢湖后就可大规模训练水军，逐步具备与孙吴水军抗衡的能力。所以曹操占据合肥后，孙吴则全力经营濡须口，在濡须水口夹水立坞，并在巢湖建立水军基地，长期驻扎水军。一是阻止敌人挺进到长江沿岸，二是确保对巢湖水域的控制。

   从陆路上看，合肥向东可进入涂水，涂水由西向东注入长江，魏军沿涂水东进可达到长江北岸的瓜步渡口，逼临孙吴国都建业北大门。但由于瓜步附近江面宽阔，渡江困难，因此这一路的威胁不大。威胁最大的是从合肥向东南到达历阳渡口，从采石渡长江，逼临建业的东大门。因为建业附近的江面上，历阳——采石之间的江面宽度最小，且有自然形成的渡口可以利用，是最佳渡江地点。而历阳——采石的下游，江面非常宽阔，且江南方面均是高岗连绵，没有合适的渡口可以登陆，因此横渡非常困难。195年孙策率军东渡，三年创建江东基业，当时就是从这里渡江的（孙策从横江渡江登陆牛渚，横江在历阳境内，牛渚即为采石）。222年曹丕三路伐吴，东路军大司马曹休出洞口准备渡江，洞口的地理位置就是历阳的横江附近。280年晋灭吴之战，东路军王浑部的攻击目标就是历阳和横江。1162年，金主完颜亮率60多万大军攻击南宋，也是由此渡江攻采石，结果被南宋名将虞允文击败。除此之外，南北朝时北方历次对建业的攻击，绝大部分都是由这里渡江。


因此曹魏控制了合肥，就可以从水路、陆路等几处前进到长江北岸，如同扼住了吴国的咽喉，使其江防非常吃力，喘不过气来。孙权锲而不舍地攻合肥，从防御角度看，是要拔除这颗钉子，将防线向北推进，使长江防线不至于暴露在敌人的直接打击之下。


而且由于合肥处于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要冲，孙权占领合肥后，可发挥水军优势，由合肥沿淝水入淮河，攻击曹魏扬州腹地，而不必担心后路被敌人骑兵抄击，补给被切断。


合肥对于孙吴来说，不论是防御还是进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孙权执着地攻击合肥，说明孙权同学不是钻牛角尖，是有现实的战略的考虑的。


合肥在江淮行军路线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其实江淮之间的行军路线不止合肥这一路，北方南下，走陆路则有合肥之东的盱眙——涂中——瓜步的陆上行军路线，晋灭吴之战，其东路司马伷军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走水路则有更东的淮阳——中渎水——广陵的水上行军路线，这条路线是春秋时吴王夫差为北上中原与齐、晋争霸而开凿的人工运河，称为邗沟，是后来京杭大运河江淮段的前身；曹丕在224年、225年两次伐吴，就是顺这条路线将其淮河舟师驶入长江。这三条路线分别对应着长江上的三个渡口：历阳(采石)、瓜步(建业)、广陵(京口)。（注：前者是江北渡口，后者是与其对应的江南渡口）虽然这三条路线均能抵达长江，但由于长江下游江面宽阔，瓜步、广陵两个渡口渡江困难，因此对孙吴威胁不大；何况邗沟是人工开凿的运河(中间连接了若干个小湖泊)，三国时由于年久失修，船只通行困难——曹丕回军时由于水浅，不得不把舟师留下，自己从陆路返回洛阳(见《三国志·蒋济传》)。宋人陆游曾说：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盖以江面狭于瓜州也。直到唐代以后，由于下游的泥沙淤积，广陵(京口)江面变得狭窄，才成为渡江的主要路线。因此在当时可以选择的三条南下路线中，合肥一路是威胁最大的。


同样孙权伐魏要北上，在可以选择的三条路线中，合肥一路也是最稳妥的。因为走涂中——盱眙的陆路，后续补给非常不便，且担心敌人骑兵的包抄，在江淮平原上曹魏的骑兵优势最容易发挥。走邗沟的水路，由于水浅，行军比较困难。只有走合肥的水路，既能发挥东吴水军的优势，又可通过施水、淝水等自然形成的河流直抵淮河。


当然除了江淮平原的上述三条进军路线之外，孙权北伐还可以走从庐江进攻六安、安丰，经略淮西的路线。但这条路线要穿越大别山脉，行动更加困难，一般很少选择。


割据自保的战略使孙权攻合肥成为必然


虽然走合肥北伐的路线最为稳妥，但其它两条路线也不是不能选择。在一定的战略形势下，三条路线互相配合也许会收到比强攻合肥而不下更好的效果。孙权之所以这么没有选择，是因为其“割据自保、趁隙寻衅”的战略。

   在割据自保的战略下，孙权的打算是先保存实力，割据江东；等待机会，趁隙寻衅而进取；决不出动倾国之兵，以免一旦失败，大伤元气；决不和敌人主力决战，以免损伤实力。因此其数次攻合肥，多是趁曹魏西方战线有事，主力西调的时机趁虚而入。一旦听说敌人主力回援，往往不等其主力部队到来，便先行撤走。每次出兵都是选择水路能够到达的地方进攻，很少贸然脱离江河同敌人在陆地上较量。这和诸葛亮每次北伐均出动倾国之兵，务必要和敌人主力决战的态度完全不同，差别就在于诸葛亮目的在于进取，而孙权的目的在于自保，因此怕伤了老本。这种情况下，走合肥北伐的路线是最符合其“割据自保、趁隙寻衅”战略的。


譬如208年孙权第一次攻合肥，当时合肥城由曹操所置扬州刺史刘馥和别驾蒋济驻守。刘馥、蒋济均非名将，孙权围城百余日，城将陷。而曹操主力陷在荆州(刚打完赤壁之战)，多染疾役，无力派大兵救援，只好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将领叫张喜的，带千余名骑兵往赴。张喜路过汝南时，把汝南的数千防军也带上了，就这样援军的总数也只有几千人。结果走到半路，这几千人也生病了，根本无力解合肥之围。蒋济只好拿出诈唬的手段，说有四万援军已到附近，并装模作样地派人出城接应，还故意让出城接应的人被孙权俘虏了。孙权听说敌人援军已近，不敢交战，吓得赶紧把辎重烧毁撤退了(见《三国志·蒋济传》)。攻陷合肥的天赐良机就这么轻易地丢掉了。以后曹操在合肥屯驻重兵，并派名将张辽、乐进、李典等驻守，孙权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天赐良机被错过，根源在于其割据自保的战略，不敢和敌人主力交战。若换了曹操，当如在邺城之战一样，以一部继续围攻，亲率主力迎击，趁敌人援军远来疲惫，争取一战击破之，则战役大局可定。(邺城之战：曹操大军围邺，袁尚带兵来救，曹操亲率主力击破之，邺城知援军已败，军无斗志，人心崩溃，遂陷)或如周瑜领导的江陵之战那样：当时曹仁守江陵，派兵围吴将甘宁于夷陵，周瑜留凌统率一部监视江陵，亲率大军解夷陵之围，破曹军，然后回军围江陵。江陵失去夷陵的犄角之势，孤城难守，曹仁遂退走。


再如247年，孙权又打算派大军北征江淮。零陵太守殷礼针对以前数攻合肥而不下的教训，向孙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计划：联络蜀国的姜维使其出兵作为西路军，攻曹魏的陇右诸郡，牵制敌人西线兵力；派诸葛瑾、朱然率大军从荆州攻襄阳，为中路军；东路则派陆逊、朱桓率大军绕合肥不攻而攻寿春，孙权自己率大军由广陵出发，沿邗沟水路北上淮阳，攻徐州。如此出动倾国之兵，数路并进，使敌首尾不相救应，一路突破，敌人的防线就有可能全线崩溃。到那时，孙权的所得就不仅仅是合肥了，而是可以全略江淮甚至问鼎中原。但是孙权处于割据自保的考虑没有采用。


殷礼的战略虽然宏伟，但风险很大，胜可兼并天下，败则元气大伤。孙权本无问鼎中原之志，此时又年老志衰，更不愿意冒险了。其实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攻合肥虽然安全，但收益甚微；弃合肥而不攻，数路出击直捣敌之腹心虽然冒险，但收益极大。孙权若有大志，早就可以这么做了，也不会等到247年。


孙策的早亡对合肥争夺战的影响


一直认为孙策英年早逝对江东事业造成了极大影响，就合肥争夺战来讲影响是直接的。


200年的时候，曹操和袁绍相持于官渡，胜负未分，孙策意欲出兵袭击曹操的许都，迎汉帝，问鼎中原。但未及出兵，便为刺客所杀。倘若孙策不死，举兵北上，即使不能克定中原，占领江淮是易如反掌的。


当时江淮的情况是：曹操因北方面临袁绍的巨大压力，无力经营江淮，江淮之间盗贼蜂起，《三国志·刘馥传》载：庐江梅成、雷绪、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于是曹操在200年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安抚江淮。刘馥单马到任，造合肥空城。当时他手里既没有兵，也没有人民归附。刘馥曾在江淮待过，他所有的只是个人的影响力罢了。于是他安抚梅成、雷绪、陈兰等割据势力，招募流亡百姓，兴办屯田，才使江淮间渐渐有了生气。但这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若当时孙策提兵北上，联络梅成、雷绪、陈兰等势力，共图曹操，则合肥可不战而克，江淮可朝夕而有，如此就不是后来孙权那样防守长江被动挨打的局面了。

   孙策死后，孙权统事。江东很多人以为孙权年轻，不堪大任，各怀不服，叛乱蜂起。孙权不得不花了四、五年时间平定叛乱，稳定后方。等到他向外征伐时，曹操已破袁绍，平定河北，势力强大，孙权已经难以同其争夺江淮了。


总结


孙权屡攻合肥，既因合肥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受其割据自保，不愿冒险的战略影响。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孙权的军事能力欠佳，所以采取了稳妥的进攻路线，不求有功，但求无损而已。这种策略于敌无大损，于己则徒耗国力，并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