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儒将熊向晖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安徽凤阳人。1936年9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转战党的统一战线和外交战线。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过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周恩来把战略棋子熊向晖下到了胡宗南的身边，胡宗南不但没有察觉,还直夸熊向晖少年英俊、才识超群,加以重用

　　熊向晖,1919年4月出生于武汉。朴实忠厚、聪明好学的父亲,让熊向晖早年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他秉承了父亲的品质,读书十分刻苦认真。《孟子》、《论语》、《左传》等书,他不仅会背,而且能深刻地理解。从私塾读到中学,他的成绩总是优秀,被老师和同学看作神童。1936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经许立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变化,还是从认识中共北平市委学委蒋南翔开始。入党后,他在参加组织生活时认识了蒋南翔。他特别好学,有问不完的问题,有时竟然问得蒋南翔难以回答。
　　 “七•七”事变后,熊汇荃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1937年12月,周恩来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利用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部队“服务”的机会,打进国民党内部。周恩来对胡宗南十分了解,为了能顺利达到目标,他提出此人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言谈举止要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
　　蒋南翔听到这些条件,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人,那就是熊汇荃。他向周恩来介绍了熊汇荃的个人情况后,又说：“他的父亲现在是湖北高等法院的庭长,兄姐四人都在读大学。”
　　熊汇荃的情况令周恩来十分满意,他说：“此人非他莫属,赶快通知他吧！”
　　这天,党支部负责人郭见恩接到蒋南翔通知,要他代表组织通知熊汇荃,让他更名后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1军胡宗南部“服务”。熊汇荃接到通知后十分疑惑,不知道共产党员为何要到国民党军队去“服务”,更不明白为何还要更名。
　　郭见恩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你要坚决服从。如果有弄不明白的问题,还是去问蒋南翔,他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
　　于是熊汇荃不再追问,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更名为熊向晖,报名参加了服务团。从此,熊向晖这个名字他延用了一生。
　　服务团几天后便从长沙乘火车去了武汉,进驻武昌师范学校。一天,熊向晖在校园里看到一则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为12月31日早9时。
　　在看布告时,他听到两个青年小声地议论：“这个演讲一定要听,你知道吗？听说蒋介石最伤心的就是国民党内没有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
　　“周恩来是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蒋介石对他是又怕又恨又佩服,心情矛盾得很呢！”
　　熊向晖久仰周恩来的大名,有这样的机会岂能错过？到了31日,他早早地赶到珞珈山。上午8点钟,礼堂内已座无虚席,他只好靠着墙边站着。有人在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在会议主持者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们挥手。
　　演讲开始后,礼堂内一片寂静。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周恩来演讲时的一举一动、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听众,讲到精彩处,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总是用双手向下按一按,示意大家安静后,再继续他的话题。
　　他说：“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是到军队里去,第二是到战地服务去,第三是到乡村中去,第四是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这时,会场上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周恩来结束精彩的演讲后,微笑着向听众们挥手告别。
　　当晚,服务团的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了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从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分三批接见了服务团的人员。熊向晖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的副官唐西园安排他们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戴中将领章的军官,介绍说：“这就是胡先生。”
　　熊向晖打量着眼前这个个头矮小的军官,不禁有些意外。胡宗南手持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规定,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则审视一下,然后说“请坐”,接着提问,等回答完毕,他会在名册上画一两笔,然后点下一个人的名。熊向晖觉得胡宗南是在考察每一个人,问题都不相同,但最后一句是一样的：“你为什么到本军来？”
　　这时,熊向晖冒出一个念头,他要引起胡宗南的注意,也想让别人感到意外。因此,当胡宗南点到他的名字时,他故意坐而不立,只是举起右手,说道：“我就是！”
　　胡宗南果然感到意外,瞪眼问：“贵庚？”
　　熊向晖依旧坐着回答：“再过3个月又4天,就满19周岁。”
　　“熊先生为何要到本军来？”
　　“参加革命!”熊向晖大声回答。
　　胡宗南再一次露出惊讶的神色：“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是的!”熊向晖肯定地回答,“孙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宗南反问道：“怎样才是革命？”
　　“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的含义就是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紧绷着脸问：“照你的说法,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向晖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胡宗南又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向晖脱口而出：“杀!”
　　胡宗南与熊向晖就这么一问一答,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胡宗南问完之后,在熊向晖的名字上画了几笔。
　　点完名后,服务团的人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唐副官来找熊向晖,说胡宗南要找他谈话。熊向晖不知凶吉,问唐副官还找了什么人,唐副官说：“只找你一个。点名时,胡先生在别人的名下有的画1个圈,有的画2个圈,有的画3个圈,唯独在你的名下画了4个圈。”
　　熊向晖去见胡宗南。胡宗南先是问了熊向晖的学历,然后很随意地考察熊向晖的政治情况,如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为何反政府。熊向晖回答说,这不是学潮,是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表示,自己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反对日寇的侵略,反对华北自治。
　　胡宗南又问他,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熊向晖提到“民先”,说自己曾是清华“民先”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当胡宗南问到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时,熊向晖解释说,这个名字不是他起的,但他记得中山先生说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宗南的脸上掠过一丝喜色,说：“不错嘛,你对‘总理遗训’很有研究。”他接着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熊向晖回答：“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交谈结束后,胡宗南非常满意地与熊向晖握手,又问起他的家庭情况。熊向晖如实回答。胡宗南告诉熊向晖,他明天吩咐唐副官去熊向晖的家,专程请他的父亲来吃便餐,他紧握着熊向晖的手说：“请你转告令尊,务必光临!”
　　熊向晖的父亲本来反对他弃学从军,可是应邀与胡宗南餐叙后,就改变了态度。他说：“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要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这天晚上,熊向晖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蒋南翔不在,董必武接见了他。熊向晖向董必武汇报了上述情况后,董必武十分高兴,他说：“这和周恩来预想的一样。恩来不知你今晚来,他有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11点,你不必等,也不要再来这里,不必见南翔。”然后,他将周恩来的意见一一转告给熊向晖。
　　董必武说,周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依赖的人。周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将领,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周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
　　董必武还说,从胡宗南和熊向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有抗日的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有戒心。
　　董必武肯定了熊向晖对胡宗南的表态,指出今后仍应保持这个态度,他说熊向晖是周恩来筹划的一颗闲棋冷子,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
　　谈话到最后,董必武还毫不留情地说：“你的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你应努力克服。”他转告熊向晖,周恩来特别提醒熊向晖要注意的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目前只有周恩来、蒋南翔和董必武三人知道熊向晖所负有的特殊任务。等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再设法与熊向晖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绝对不要离开胡宗南部。取得联系后,听从组织的安排和指挥。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和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内,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肯用脑子、胆大心细的长处,善于随机应变。
　　董必武最后叮嘱说：“你已初步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以为就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是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策划“闪击延安”，熊向晖及时密报，朱毛两电退胡军，弄得蒋介石焦头烂额、处境尴尬

　　1938年春节一过,胡宗南部队开赴陕西驻防。3月的一天上午,胡宗南来到服务团,找熊向晖谈话,他说：“我听团长说,你在服务团表现很好,能吃苦,能帮人,你的同事们也夸你能干,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你还像一棵小树苗,虽茁壮但暂时还不能用,要浇水施肥整枝,长成大树后才能用。我要将你培养成材,将你送到黄埔军校七分校去学习,锤炼你成钢。你看怎么样？”
　　熊向晖两脚一并,响亮地回答：“我坚决服从胡长官的决定,任凭胡长官调遣,只要是为胡长官服务,我会拼着命干,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很好!”胡宗南非常满意地拍拍熊向晖的肩,说,“你准备一下,我明天就送你到西安军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为黄埔军校,抗战开始后迁到成都,并建了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熊向晖是七分校的第一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做第十五期。这样,熊向晖便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并参加了国民党。
　　这年10月,胡宗南再次传见他,夸他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了。他又一次问起熊的家庭情况,听到熊的父母逃难到四川、父亲失业的消息,不久便安排熊的父母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并去探望过他们。
　　1939年3月,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他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他向毕业生致辞,讲词是熊向晖自拟。在讲台上,熊向晖慷慨激昂,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会后,胡宗南找熊向晖谈话,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我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你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才。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我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熊向晖表示不敢从命,令胡宗南十分意外,追问其原因时,熊向晖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的嫌疑,在胡先生身边工作,我不好办事,别人可能会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
　　胡宗南听后,不以为然地说：“你的情况我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熊向晖不再推辞,就任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替代的工作,就是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说熊向晖起草的讲稿短小精悍,尽是豪言壮语,他最喜欢。所以,他只要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的部队去作“精神讲活”,这讲话稿都出自熊向晖的手笔。
　　1940年,组织上派吴德峰、曾三先后到熊向晖的家中找他,每次时间都不长,主要是了解胡宗南的政治态度,向他传达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有关方针政策。
　　1941年夏,地下党员王石坚搬到西安长住。熊向晖不定期地到地下党员陈忠经家中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冷子,熊向晖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反共,熊向晖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
　　转眼到了1943年4月15日,这一天,共产国际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喜出望外,赶紧密电胡宗南：
　　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你部应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
　　胡宗南当时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手下集中了4个集团军。其中第3集团军驻甘肃武威,准备进入新疆；第34集团军驻潼关至宜川一线,扼守河防；第37集团军、第38集团军全部集中在陕甘宁边区的正面,负责封锁边区的任务,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北制**”。胡宗南奉蒋“闪击延安”的密电,最初的部署就是准备使用这两个集团军,对延安实施打击,并于6月初会同蒋派出的“钦差大臣”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一起赴关中、陇东防区视察,秘密进行策划部署。
　　6月9日,胡宗南在耀县召开作战会议,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相继决定由第37集团军、第38集团军分别组成陇东兵团与关中兵团,在东线阎锡山部、北线邓宝珊部的策应下,分别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边区,夺取陕北全境。一切部署完毕,胡宗南于6月下旬回到西安。然而,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第38集团军因镇压西北民众暴动的任务至6月底仍未完成,不能按计划参加“闪击延安”的行动。
　　胡宗南只得置“东御日寇”于不顾,从坚守河防的第34集团军中,抽调第1军、第90军西上,接替第38集团军的任务,参加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为避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数先遣人员活动,大部队在发起总攻前两日进入指定的作战位置。预定发起总攻击的时间是7月9日,当时中共留在延安的正规武装力量只有一个359旅,其余的就是中央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及地方部队。敌我实力悬殊,中共中央面临严峻形势。熊向晖立即将胡宗南制定的“闪击计划”报告了联系人王石坚。王石坚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电台向延安报告,一方面派人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告。办事处通过密台立即报告了延安中央军委。
　　毛泽东接到报告,震惊之余,与朱德紧急磋商应对措施。他们权衡再三,于是采取了三项应变措施,一是把蒋、胡“闪击延安”的消息迅速向外界传播,意在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的力量制止这场战争；二是在边区进行紧急动员,准备以武力还击胡宗南的进攻；三是请此时由渝赴延途中的周恩来、林彪火速赶往西安,直接向胡交涉。
　　毛泽东的第一项措施,使中国现代史上诞生了“朱毛两电退胡军”的传奇。
　　“朱毛一电”是毛泽东于7月4日发给重庆董必武的一份急电,通报胡宗南即将发动“闪击延安”的军事行动,请董必武立即将此消息外传,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果然,美英苏等国领事馆纷纷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威胁他不得发动内战,否则立刻停止援助。“七•七”纪念日当天,驻渝外国记者纷纷就内战危机采访国民党发言人张道藩,弄得国民党政府极为尴尬。
　　“朱毛二电”是朱德总司令于同一天发给胡宗南的急电,揭露：“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等等。毛泽东下令,通过重庆《新华日报》等各种新闻渠道,刊登朱德的这份电报,广泛向各方面宣传,弄得重庆舆论哗然。
　　熊向晖7月4日收到朱德的电报后,当即送给胡宗南。胡极为震惊,看了两遍,又让熊念了一遍,紧皱着眉头说：“共产党这一手太厉害,我们的‘闪击延安’计划,他们怎么知道的？”
　　熊向晖说：“究竟是谁泄的密,此事一定要一查到底!”然后,他又煞有介事地说,“从朱德的电报上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是不许公开评论的。闪击延安行动,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急得团团转,拍着脑门说：“怎么查,怎么查？”
　　熊向晖认真地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知道后逃跑。但从现在起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密给共产党。”
　　胡宗南连连点头,当即命熊向晖找来特务头子刘大钧,交代密查**间谍的任务。
　　胡宗南生性多疑,每逢这种场合,从不让第三者在场,熊向晖知其特点,主动退出,所以没能探到胡宗南到底怀疑何人。不过,当日晚,胡宗南通知熊出席长官部召开的讨论“这一仗到底打不打”的高级幕僚人员会议,可以证明他当时还没有怀疑熊向晖。
　　当晚的会议讨论得十分热烈,并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打,理由是不能坐失良机；另一种主张不打,如日军趁火打劫,无法善后,所以坚持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岂知胡宗南却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而入,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攻陕北,将给**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胡宗南说罢,当即令参谋长起草电报,由他核发报蒋。
　　蒋此时被弄得焦头烂额,心情烦乱,已无心权衡利弊,收到电报后立即复电,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之事。胡宗南于8日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
　　一场“闪击延安”的闹剧,未经报幕,便悄然收场。

　　熊向晖提醒周恩来注意胡宗南的敬酒之计，周恩来与酒客们周旋,既巧妙地批评了“闪击延安”的阴谋,，达到了团结胡宗南的目的。周恩来一句“这几年你辛苦了”，感动得熊向晖热泪滚滚

　　按原计划,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百余人由重庆返回延安。
　　7月9日,“闪击延安”风波刚平,胡宗南获知周恩来路过西安,事先要熊向晖办了两件事：一是通知陕西省主席熊斌等,如周恩来来约谈,应矢口否认他有进攻边区的意图；二是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出30人,各偕夫人出席陪同,对周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他还规定,在酒会上,对周称周先生,对邓称周夫人,对蒋不称委座、总裁而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安徽凤阳人。1936年9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转战党的统一战线和外交战线。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过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周恩来把战略棋子熊向晖下到了胡宗南的身边，胡宗南不但没有察觉,还直夸熊向晖少年英俊、才识超群,加以重用

　　熊向晖,1919年4月出生于武汉。朴实忠厚、聪明好学的父亲,让熊向晖早年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他秉承了父亲的品质,读书十分刻苦认真。《孟子》、《论语》、《左传》等书,他不仅会背,而且能深刻地理解。从私塾读到中学,他的成绩总是优秀,被老师和同学看作神童。1936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经许立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变化,还是从认识中共北平市委学委蒋南翔开始。入党后,他在参加组织生活时认识了蒋南翔。他特别好学,有问不完的问题,有时竟然问得蒋南翔难以回答。
　　 “七•七”事变后,熊汇荃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1937年12月,周恩来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利用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部队“服务”的机会,打进国民党内部。周恩来对胡宗南十分了解,为了能顺利达到目标,他提出此人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言谈举止要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
　　蒋南翔听到这些条件,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人,那就是熊汇荃。他向周恩来介绍了熊汇荃的个人情况后,又说：“他的父亲现在是湖北高等法院的庭长,兄姐四人都在读大学。”
　　熊汇荃的情况令周恩来十分满意,他说：“此人非他莫属,赶快通知他吧！”
　　这天,党支部负责人郭见恩接到蒋南翔通知,要他代表组织通知熊汇荃,让他更名后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1军胡宗南部“服务”。熊汇荃接到通知后十分疑惑,不知道共产党员为何要到国民党军队去“服务”,更不明白为何还要更名。
　　郭见恩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你要坚决服从。如果有弄不明白的问题,还是去问蒋南翔,他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
　　于是熊汇荃不再追问,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更名为熊向晖,报名参加了服务团。从此,熊向晖这个名字他延用了一生。
　　服务团几天后便从长沙乘火车去了武汉,进驻武昌师范学校。一天,熊向晖在校园里看到一则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为12月31日早9时。
　　在看布告时,他听到两个青年小声地议论：“这个演讲一定要听,你知道吗？听说蒋介石最伤心的就是国民党内没有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
　　“周恩来是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蒋介石对他是又怕又恨又佩服,心情矛盾得很呢！”
　　熊向晖久仰周恩来的大名,有这样的机会岂能错过？到了31日,他早早地赶到珞珈山。上午8点钟,礼堂内已座无虚席,他只好靠着墙边站着。有人在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在会议主持者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们挥手。
　　演讲开始后,礼堂内一片寂静。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周恩来演讲时的一举一动、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听众,讲到精彩处,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总是用双手向下按一按,示意大家安静后,再继续他的话题。
　　他说：“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是到军队里去,第二是到战地服务去,第三是到乡村中去,第四是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这时,会场上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周恩来结束精彩的演讲后,微笑着向听众们挥手告别。
　　当晚,服务团的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了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从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分三批接见了服务团的人员。熊向晖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的副官唐西园安排他们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戴中将领章的军官,介绍说：“这就是胡先生。”
　　熊向晖打量着眼前这个个头矮小的军官,不禁有些意外。胡宗南手持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规定,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则审视一下,然后说“请坐”,接着提问,等回答完毕,他会在名册上画一两笔,然后点下一个人的名。熊向晖觉得胡宗南是在考察每一个人,问题都不相同,但最后一句是一样的：“你为什么到本军来？”
　　这时,熊向晖冒出一个念头,他要引起胡宗南的注意,也想让别人感到意外。因此,当胡宗南点到他的名字时,他故意坐而不立,只是举起右手,说道：“我就是！”
　　胡宗南果然感到意外,瞪眼问：“贵庚？”
　　熊向晖依旧坐着回答：“再过3个月又4天,就满19周岁。”
　　“熊先生为何要到本军来？”
　　“参加革命!”熊向晖大声回答。
　　胡宗南再一次露出惊讶的神色：“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是的!”熊向晖肯定地回答,“孙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宗南反问道：“怎样才是革命？”
　　“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的含义就是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紧绷着脸问：“照你的说法,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向晖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胡宗南又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向晖脱口而出：“杀!”
　　胡宗南与熊向晖就这么一问一答,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胡宗南问完之后,在熊向晖的名字上画了几笔。
　　点完名后,服务团的人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唐副官来找熊向晖,说胡宗南要找他谈话。熊向晖不知凶吉,问唐副官还找了什么人,唐副官说：“只找你一个。点名时,胡先生在别人的名下有的画1个圈,有的画2个圈,有的画3个圈,唯独在你的名下画了4个圈。”
　　熊向晖去见胡宗南。胡宗南先是问了熊向晖的学历,然后很随意地考察熊向晖的政治情况,如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为何反政府。熊向晖回答说,这不是学潮,是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表示,自己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反对日寇的侵略,反对华北自治。
　　胡宗南又问他,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熊向晖提到“民先”,说自己曾是清华“民先”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当胡宗南问到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时,熊向晖解释说,这个名字不是他起的,但他记得中山先生说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宗南的脸上掠过一丝喜色,说：“不错嘛,你对‘总理遗训’很有研究。”他接着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熊向晖回答：“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交谈结束后,胡宗南非常满意地与熊向晖握手,又问起他的家庭情况。熊向晖如实回答。胡宗南告诉熊向晖,他明天吩咐唐副官去熊向晖的家,专程请他的父亲来吃便餐,他紧握着熊向晖的手说：“请你转告令尊,务必光临!”
　　熊向晖的父亲本来反对他弃学从军,可是应邀与胡宗南餐叙后,就改变了态度。他说：“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要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这天晚上,熊向晖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蒋南翔不在,董必武接见了他。熊向晖向董必武汇报了上述情况后,董必武十分高兴,他说：“这和周恩来预想的一样。恩来不知你今晚来,他有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11点,你不必等,也不要再来这里,不必见南翔。”然后,他将周恩来的意见一一转告给熊向晖。
　　董必武说,周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依赖的人。周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将领,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周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
　　董必武还说,从胡宗南和熊向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有抗日的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有戒心。
　　董必武肯定了熊向晖对胡宗南的表态,指出今后仍应保持这个态度,他说熊向晖是周恩来筹划的一颗闲棋冷子,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
　　谈话到最后,董必武还毫不留情地说：“你的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你应努力克服。”他转告熊向晖,周恩来特别提醒熊向晖要注意的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目前只有周恩来、蒋南翔和董必武三人知道熊向晖所负有的特殊任务。等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再设法与熊向晖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绝对不要离开胡宗南部。取得联系后,听从组织的安排和指挥。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和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内,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肯用脑子、胆大心细的长处,善于随机应变。
　　董必武最后叮嘱说：“你已初步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以为就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是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策划“闪击延安”，熊向晖及时密报，朱毛两电退胡军，弄得蒋介石焦头烂额、处境尴尬

　　1938年春节一过,胡宗南部队开赴陕西驻防。3月的一天上午,胡宗南来到服务团,找熊向晖谈话,他说：“我听团长说,你在服务团表现很好,能吃苦,能帮人,你的同事们也夸你能干,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你还像一棵小树苗,虽茁壮但暂时还不能用,要浇水施肥整枝,长成大树后才能用。我要将你培养成材,将你送到黄埔军校七分校去学习,锤炼你成钢。你看怎么样？”
　　熊向晖两脚一并,响亮地回答：“我坚决服从胡长官的决定,任凭胡长官调遣,只要是为胡长官服务,我会拼着命干,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很好!”胡宗南非常满意地拍拍熊向晖的肩,说,“你准备一下,我明天就送你到西安军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为黄埔军校,抗战开始后迁到成都,并建了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熊向晖是七分校的第一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做第十五期。这样,熊向晖便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并参加了国民党。
　　这年10月,胡宗南再次传见他,夸他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了。他又一次问起熊的家庭情况,听到熊的父母逃难到四川、父亲失业的消息,不久便安排熊的父母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并去探望过他们。
　　1939年3月,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他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他向毕业生致辞,讲词是熊向晖自拟。在讲台上,熊向晖慷慨激昂,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会后,胡宗南找熊向晖谈话,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我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你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才。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我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熊向晖表示不敢从命,令胡宗南十分意外,追问其原因时,熊向晖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的嫌疑,在胡先生身边工作,我不好办事,别人可能会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
　　胡宗南听后,不以为然地说：“你的情况我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熊向晖不再推辞,就任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替代的工作,就是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说熊向晖起草的讲稿短小精悍,尽是豪言壮语,他最喜欢。所以,他只要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的部队去作“精神讲活”,这讲话稿都出自熊向晖的手笔。
　　1940年,组织上派吴德峰、曾三先后到熊向晖的家中找他,每次时间都不长,主要是了解胡宗南的政治态度,向他传达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有关方针政策。
　　1941年夏,地下党员王石坚搬到西安长住。熊向晖不定期地到地下党员陈忠经家中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冷子,熊向晖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反共,熊向晖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
　　转眼到了1943年4月15日,这一天,共产国际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喜出望外,赶紧密电胡宗南：
　　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你部应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
　　胡宗南当时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手下集中了4个集团军。其中第3集团军驻甘肃武威,准备进入新疆；第34集团军驻潼关至宜川一线,扼守河防；第37集团军、第38集团军全部集中在陕甘宁边区的正面,负责封锁边区的任务,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北制**”。胡宗南奉蒋“闪击延安”的密电,最初的部署就是准备使用这两个集团军,对延安实施打击,并于6月初会同蒋派出的“钦差大臣”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一起赴关中、陇东防区视察,秘密进行策划部署。
　　6月9日,胡宗南在耀县召开作战会议,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相继决定由第37集团军、第38集团军分别组成陇东兵团与关中兵团,在东线阎锡山部、北线邓宝珊部的策应下,分别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边区,夺取陕北全境。一切部署完毕,胡宗南于6月下旬回到西安。然而,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第38集团军因镇压西北民众暴动的任务至6月底仍未完成,不能按计划参加“闪击延安”的行动。
　　胡宗南只得置“东御日寇”于不顾,从坚守河防的第34集团军中,抽调第1军、第90军西上,接替第38集团军的任务,参加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为避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数先遣人员活动,大部队在发起总攻前两日进入指定的作战位置。预定发起总攻击的时间是7月9日,当时中共留在延安的正规武装力量只有一个359旅,其余的就是中央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及地方部队。敌我实力悬殊,中共中央面临严峻形势。熊向晖立即将胡宗南制定的“闪击计划”报告了联系人王石坚。王石坚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电台向延安报告,一方面派人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告。办事处通过密台立即报告了延安中央军委。
　　毛泽东接到报告,震惊之余,与朱德紧急磋商应对措施。他们权衡再三,于是采取了三项应变措施,一是把蒋、胡“闪击延安”的消息迅速向外界传播,意在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的力量制止这场战争；二是在边区进行紧急动员,准备以武力还击胡宗南的进攻；三是请此时由渝赴延途中的周恩来、林彪火速赶往西安,直接向胡交涉。
　　毛泽东的第一项措施,使中国现代史上诞生了“朱毛两电退胡军”的传奇。
　　“朱毛一电”是毛泽东于7月4日发给重庆董必武的一份急电,通报胡宗南即将发动“闪击延安”的军事行动,请董必武立即将此消息外传,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果然,美英苏等国领事馆纷纷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威胁他不得发动内战,否则立刻停止援助。“七•七”纪念日当天,驻渝外国记者纷纷就内战危机采访国民党发言人张道藩,弄得国民党政府极为尴尬。
　　“朱毛二电”是朱德总司令于同一天发给胡宗南的急电,揭露：“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等等。毛泽东下令,通过重庆《新华日报》等各种新闻渠道,刊登朱德的这份电报,广泛向各方面宣传,弄得重庆舆论哗然。
　　熊向晖7月4日收到朱德的电报后,当即送给胡宗南。胡极为震惊,看了两遍,又让熊念了一遍,紧皱着眉头说：“共产党这一手太厉害,我们的‘闪击延安’计划,他们怎么知道的？”
　　熊向晖说：“究竟是谁泄的密,此事一定要一查到底!”然后,他又煞有介事地说,“从朱德的电报上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是不许公开评论的。闪击延安行动,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急得团团转,拍着脑门说：“怎么查,怎么查？”
　　熊向晖认真地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知道后逃跑。但从现在起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密给共产党。”
　　胡宗南连连点头,当即命熊向晖找来特务头子刘大钧,交代密查**间谍的任务。
　　胡宗南生性多疑,每逢这种场合,从不让第三者在场,熊向晖知其特点,主动退出,所以没能探到胡宗南到底怀疑何人。不过,当日晚,胡宗南通知熊出席长官部召开的讨论“这一仗到底打不打”的高级幕僚人员会议,可以证明他当时还没有怀疑熊向晖。
　　当晚的会议讨论得十分热烈,并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打,理由是不能坐失良机；另一种主张不打,如日军趁火打劫,无法善后,所以坚持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岂知胡宗南却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而入,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攻陕北,将给**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胡宗南说罢,当即令参谋长起草电报,由他核发报蒋。
　　蒋此时被弄得焦头烂额,心情烦乱,已无心权衡利弊,收到电报后立即复电,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之事。胡宗南于8日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
　　一场“闪击延安”的闹剧,未经报幕,便悄然收场。

　　熊向晖提醒周恩来注意胡宗南的敬酒之计，周恩来与酒客们周旋,既巧妙地批评了“闪击延安”的阴谋,，达到了团结胡宗南的目的。周恩来一句“这几年你辛苦了”，感动得熊向晖热泪滚滚

　　按原计划,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百余人由重庆返回延安。
　　7月9日,“闪击延安”风波刚平,胡宗南获知周恩来路过西安,事先要熊向晖办了两件事：一是通知陕西省主席熊斌等,如周恩来来约谈,应矢口否认他有进攻边区的意图；二是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出30人,各偕夫人出席陪同,对周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他还规定,在酒会上,对周称周先生,对邓称周夫人,对蒋不称委座、总裁而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