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个卧底宋名扬的事，我很感慨，真心向坛子的警察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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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警.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雄 实习记者 代双双 麻晓天  
发自：北京 2012-10-30 15:23:52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宋名扬胳膊上的疤痕依稀可见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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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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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染上毒瘾，对刑警宋名扬来说仅是悲剧的开始。他风光而隐秘的工作像一个悖论：以情义换取更多的背叛。他相信忠诚信义，却未曾提防人生拐角处，警方和线人正合谋布下一场牢狱之灾

“戴过吗？”管教拿大脚链子咔往那一扔，跟我开玩笑。

我说给人戴半辈子这东西了。

“自己戴过吗？”他又问。我说什么意思啊李哥。他看我真急了，说没办法，咱出门都得戴。我就不说话了，自己吭哧吭哧戴上。

刚要走，他问沉不沉。我没说话。“会趟吗？”我也没说话，这时候眼泪歘就下来了。

那时候真给我憋屈够呛的。我×你妈的，给人戴半辈子今天我摊上它了，是不是给人戴多了？那脚链子多沉，我拿手掂量过，但没用脚衡量过。什么滋味啊？脚磨得直流血，现在都成疤了，能不疼吗？弯腰能减轻点负担，走起路就跟狗似的。但我就这么挺直了走。

我不想弯着腰跟狗似的。我是警察，虽然有今天，但我还是个人。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一

在宋名扬（化名）第二次出狱两个月后，我们约在一家中档饭馆见面。他点了两样：酸菜馅饺子，猪肉炖粉条。“其实不瞒你说，我以前就没这么吃过饭，”他说，“什么时候，都是一大帮人，哗啦一大桌菜，”跟那些北京侃爷一样，他爱用拟声词，“这样的菜我都觉得寒碜。现在我知道节省了，点多了怕人笑话，说我都这样了还装呢。”

采访进行到第3个小时，宋名扬才把一直戴着的蛤蟆镜摘下来——他的派头还在，90年代人称“宋大款”，一件当时售价几千元的登喜路polo衫，如今穿上身也不觉过时。

49岁的前公务员宋名扬已进入退休后的第7年，头发乌黑，散发出光泽。染发膏、摩丝和20年前的名牌让他看上去显得清爽恬淡，像所有享受这个年纪的绅士一样。

外人无法想象，就在60天前，老父亲在看守所门口看他满头华发走出来时会是多难过。

30年前，成为警察的欣喜没有在这个工人家庭持续太久。在他当刑警的那些年里，送到门上的恐吓信迫使他两度搬家；在他染上毒瘾后，昂贵的戒毒费用和他屡败屡戒的努力，耗光了老父母的退休金和他们小卖部的收入。痛楚和绝望的情绪，在三代人蜗居的那套63平米的老房子里挥之不去。

直到有天他带律师来家里取材料，打开抽屉，从一只皱巴巴的白色塑料袋取出6块公安部监制的个人三等功奖章，还有若干集体功证书。老父亲惊异地瞪着那些蒙尘的荣誉。在此之前，宋名扬从未在家人面前展示过这些。

他的妻子长期在精神病院住院。出狱后他去探望，一年不见，妻子模样未变，他却已满头斑白。

“半年没来看我了吧？” 妻子说。

“对，我出差去了。”

“身体怎么样？怎么就胖不起来了呢？”她端详丈夫的脸，“你是不是又把被子烧了个大洞？”

他们的儿子很少说话，这成了他现在最大的心病。“从小没管过他。干我这行说不准哪天就光荣了，所以我不能让孩子依赖我。”他说。




宋名扬在90年代屡立战功，背后多有线人相助

二

宋名扬的车开得很稳。并道，停车，动作规范，甚至有些谦让。但在离开饭馆启动汽车时，他扭头倒车，麻利地从周围乱糟糟的车群中脱围，却露出几分让乘客不那么踏实的霸道来。“年轻的时候，我开车跟土匪似的。”他说，“正喝着酒，电话响了，那真是拉着警报就走。”他觉得那是这个职业的“特权”，审讯时他爱说的一句话是：“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的特权。”

出狱后他几乎没去见任何朋友，当然也鲜有人上门拜访。“朋友很多，但一点用都没有。”平常他总窝在家里不愿见人。他说自己常“看见日出就想死”。天一下雨，他便心情大好，独自开车四处溜达，漫无目的，走哪算哪。出狱第三天，北京赶上难得的大雨，他从西长安街尽头一路飙到崇文门，眼见雨越来越大，路上积水快要淹了车轮。他没敢再往前走，慌忙找了个地方停车。那是北京的“7·21”。

他常到家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散步，那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蔫不出溜的中年男人。倒是有时，路边的黑车司机们见他会低声交头接耳：这个人就是宋名扬……

他们中的一些人十几年前就认识他，那个90年代S区的风云人物。他是流氓的“大哥”，黑车司机、货摊摊主、饭店掌柜、梁上君子抑或地头蛇圈子里的任何一种身份，都可能成为宋名扬的朋友。

宋名扬成为警察是个意外。1976年，父亲因工作调动进入首钢，一家人从辽宁抚顺来到北京S区。子从父业是那时人们对于生活近乎本能的展望，宋名扬本该像他哥哥一样，顺理成章成为家族的第二代首钢工人。

从小到大他成绩不坏，高考却不幸落榜。他和一群工厂子弟参加首钢招工考试，名落孙山者仅他一人。报名参军，脚上的鸡眼让他没能通过体检。但他得到了一次并非寻常的机会，北京市公安局在1983年底向社会招聘警察。他每天写日记，边写边哭，祈求老天暗中庇护，终于得偿所愿，当上了北京市公安局S分局的一名刑警。

对一个外地来京、高考落榜的少年而言，他的人生开局堪称完美。

他在三教九流中有着良好的人缘，大概得益于他抢着埋单和爱话唠的毛病；但他又远不是个只会吹牛的糙爷们。他喜欢写日记，那些细腻而善感的文字很难让人将其与刑警联系起来。1990年夏天，他被调入刑警大队特情队。在这里他开始展示他的交往天赋。

特情即“线人”，刑警安插在群众或潜在犯罪群体中的耳目。做特情干部的10年里，他是S区黑白两道通吃的红人。他再不必穿着制服在公安局朝九晚五。他开始行踪不定，开着豪车四处溜达。他烫发，打摩丝，戴蛤蟆镜，穿名牌。手里有特情经费供他开销，他接触各类圈子尤其是各路流氓，暗暗考察他们。他手脚上各种骇人的疤痕，是流氓圈内古怪的自虐文化留下的印记。“我跟他们在一起，没人看出我是警察。”

但只有这些是不够的。他真心喜欢跟这些人交往，觉得他们有义气。但这是个鼓励出卖的行当，自古叛徒不得好死，他必须非常小心地保持与特情们之间紧密却危险的单线联系。

“我们特勤讲究破案留根，比如说你的事犯得比较小，吸毒这个，抓你判你个一年半载，有个什么用？我就拿这个当把儿（把柄）。这次大哥给你放了，你给我立功去。下回别人拉他一起偷个汽车，他告诉我了，我就让他只负责望风，别的都不参与，这样我能给他摘出来。”

“会让特情阻止犯罪么？”

“很难。我们压力也很大，一年要破多少现案都有指标的。”

他和手下的特情们都明白，大哥小弟相称的背后依然是冰冷的利用关系。但他一直努力超越这层赤裸裸的利益。凭什么让特情们出卖兄弟？靠的是平日里苦心经营的“感情”。

他对特情永远有求必应，不遗余力。特情夫妻吵架都会找他倾诉。“大哥你来一趟找你有点事”——他们大约要反映线索，或者只是缺大烟抽，也可能只是想找他聊天。即便是半夜，他放心不下家中妻儿，便开车带上他们一起出现在联络点。对方半惊讶半打趣道：

“大哥，你真是共产党员。”

“滚你妈，跟你丫没关系，你明白吗？”他表情冷淡地骂道，“但大哥感谢你，因为你信任大哥。”

那是做大哥的代价。只有彻底豁出去，才能换来线人忠贞不二的信任。很难说清这是否仅仅出于工作需要。但直到病退后，他依然与特情们保持密切的来往。

“哪怕特情站在公安局门口，让我给他送点儿（毒品），我都敢说你等着大哥给你送去。”

他也得到了不菲的回报。在90年代，他屡立战功的背后多有线人相助。他的野心也在膨胀，并开始接触S区外的大流氓，“往全市发展”，他希望能破获更大的案件。

“宋哥，你跺一下脚，S区都得颤一颤啊。”流氓奉承他。宋名扬调侃道：“那么说有点大，起码他妈的道南（S区的繁华地带）得颤颤。”

有次宋名扬跟大队长说，要不是家里负担太重，这S区真装不下他。

他的家庭远没有事业那般风光。妻子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她是个胆小且有些神经质的女人。当刑警的丈夫没给她带来安全感，陌生人送到家门口的子弹则让她惊魂未定。在他不回家的午夜，她的电话会打到刑警队。她只记得这个号码，他们恋爱时，号码那头的男人总能逗她开心。但此时他并不在电话那头，而她则陷入到一种翻来覆去的唠叨中，他的值班同事们只能心情复杂地倾听她的焦虑，然后给出一些毫无作用的安抚。

他觉得对不起她，却在感情上离她越来越远。实际上婚后他就知道彼此不是一路人，他们有了一个有自闭倾向的儿子，这更像是对他们婚姻的嘲讽。每天他都回家一趟，但这里就像他那些例行巡逻的地方一样：他到了，看一眼，没什么问题——那就没问题了。

1998年，她被送入精神病院。2010年，在他被捕前4天她再次入院。这回她没能出院，直到现在。

既然家庭失败，那么事业上希望能有更大的成功吧，他想。




他想过自杀，但不甘心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三

2010年宋名扬第一次被捕时，与郭方（化名）被关在同一间拘禁室里。

“什么情况啊？”宋名扬问。

“宋哥，我是真扛不住了。”

“那你说我这后半生怎么办？”

“这么着：等你出来了，你跟我一块儿干（做生意）？”

“我还能信任你吗？”

“那我给你拿点钱吧。”

“你拿多少合适啊？我这后半辈子名誉你怎么还我？”

信任与尊严在此刻被绝望彻底撕毁。他没有想到，警方居然用他的线人把他钓进来。他把随身所带的速效救心丸和12片安定一股脑吞下。

“太累心了，起码能睡会。死了倒解脱了。”

郭方是他的特情之一。认识他俩的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宋名扬最终会因为郭“进去”。俩人年纪相仿，都是首钢子弟；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但相识已是成年后。在此之前，郭方是S区一个默默无闻的二道贩子。他犯过事，在流氓圈内没有名气。宋名扬把他引见给各路流氓。郭方跟流氓们处得不坏，慢慢就变成“郭哥”了。

“我跟他什么关系？单位给我的房子我一天都没住，给他住了8年，每月象征性收点房租。他原来有个夏利车，说5万块钱卖我，他急着用钱，我说行。完后他又没车开，跟我一说，又把车给开走了。等我管他要的时候，他说车丢了，我也没让他赔。”

有次听同僚介绍案情，宋名扬站起来说：可以了，3天内给你把人抓到。“他们都说我太狂了。我说我就是这么肯定，我接到线报，肯定错不了。”

郭方帮他立过功，跟他借过钱，一起吸过毒，最后做了警方的“钩子”坑了他。但他并不恨郭，作为警察他懂得“实在扛不住”意味着什么。何况他本来并非郭的目标，只是打了一圈“毒友”电话，要么没接通，要么有事不能来，才找到了宋名扬。

“宋哥……给我弄300块钱的好吗？”

“你等着啊。”宋名扬没敢耽误，带上东西出了门。

四

当毒品在90年代刚流入北京时，流氓们旁若无人地在饭馆里细嗅一支海洛因，旁人十有八九看不懂他们在做什么。彼时圈内讲究“不抽不流氓”。直到1998年，吸毒人群里还在流传“抽是享受，抽好了养身体”。

流氓们有时邀请宋名扬一起分享，他不敢。他笃信老辈人关于大烟的教诲：“很可怕，不要去碰。”但他好奇。在一个特情家中，宋名扬特意让他示范了海洛因的抽法，不是电影里那种躺床上叼根长烟枪的模样，而是从烟盒锡纸上撕出一片，里面一层纸用打火机点着弄掉，海洛因平平抹一层，慢火加温，用纸叠管吸服。

特情陷入一种半昏迷状态，话密，语无伦次，嘴里叼根烟掉了也不知道。这便是“嗨了”。

等到他第一次抽上时，却完全没觉得“嗨”。“特别臊，吸进去像一团雾气不散，捂在心里。”他尝了一口，被那味道恶心到。

一屋子流氓都看着他。

那是1996年4月，他接到线索，潜入朝阳区一处涉嫌贩卖枪支的窝点。在被枪指着脑袋、必须吸一口证明自己不是警察时，他没有选择。

他动作熟练，完全不像个生手。只是抽完开始干呕，喝了口矿泉水后，没忍住呕吐——不是吐，是喷。

但他不紧张了，他知道这是新手的反应，也有老手抽很久后也会如此，他见过。

他有些犯晕，眼睛睁不开。流氓们的谈话他听不太清，他知道自己抽后仪态不佳，但那套娴熟的动作足以让他们信服。

“你们不是来劲吗？还想找茬吗？”他故意叫板，但他得控制自己说下去的冲动。他打了个电话借机脱身。出门到街上，已是晚上8点多钟。上车开了一百米眼睛就眯成一条缝，行人和车辆都在眼前打晃。他赶忙靠边，把座位放倒，两条腿抽筋似地一蹬蹬。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觉得恢复了一些，继续往家开。

早上5点，他完成了拿到驾照后最为艰难的一次出车。在平常，那段车程大约只需一小时。

五

他在家睡了一天，准确地说是似睡非睡。除了浑身有些痒之外，并没有太难受。那种迷迷瞪瞪的半睡眠状态也挺舒服。在窝点的卧底仍然继续，开戒之后他也隔三岔五与流氓们一起抽上几口。只是关于枪支的线索，仍然看起来遥遥无期。

有天，宋名扬跟队长去河北白沟抓捕逃犯。到晚上人没抓到，他觉得像突然染了重感冒，便申请独自开了间房。与黑夜一同降临的是抓心挠肝般的不自在，他涕泪横流，一个人在屋里五脊六兽地站不稳。他觉得心神不定，拿起提包胡乱翻起来，他觉得那里面能有点什么。翻出个报纸折的烟枪，他拿火柴棒小心地把那些黑色的烟油子抠下来。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一遍遍重复这些动作。也许精力集中就能好些，他想。

刀割似的长夜在迷糊中过去了。第二天他们依然一无所获，这回他听清心里那个藏了两天的声音：到时间该抽了。

他饿狼般一路拉着警报狂飙回北京。在跟线人的联络点，他得到了他要的东西。几口下去，所有的不适都消失了。

上道了，他想。

“我连死都不怕，这东西算个什么呢？”他自我安慰般地冒出这样的念头，何况抽第一口的时候那么恶心。他觉得自己能搞定。

六

2012年9月26日，我陪宋名扬来到大兴区精神病院戒毒科。他对这里很熟悉，这让他看上去放松很多。他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微笑，就像这里的主人一样。

年过八旬的宋森林院长见媒体来访，便分享起他的戒毒心得来。他不认同戒毒所对吸毒者进行身体惩戒的做法，“他们是病人，不应该被当作犯人对待。”他说，“吸毒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是种慢性病。到目前为止，吸毒成瘾没有根治的可能，只能说多少年没有复发。”

在治疗期间，病人不允许离开自己的房间，手机禁止使用。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隔壁精神病楼的窗户外有封闭式铁栏杆，而戒毒楼的窗户则是一面密密麻麻扎满极小圆孔的厚铁皮。这种只能起通风作用的窗户表明，戒毒者受到了比精神病人更为严厉的看护。“都是为了防止病人间相互串联毒品。”宋院长说，尽管来这里的病人都真心希望戒除毒瘾，但在发作时，他们会做出任何事情以获取毒品。

我们走进一间双人病房。病人们脸色不好，他们沮丧的神态，让人想起一群刚刚放走瞪羚的狮子。宋名扬问一位正在看书的患者：来几回了？答案是20次。

十几年前，当宋名扬第一次住院时也这样问别人，听说有人来了7次他忍不住大笑，“太没毅力了。”现在他应该笑不出来。我问院长宋名扬的记录，他想了下，“加起来得有一百多回了吧。”

医护人员都很喜欢宋名扬，他守规矩，也从不因为治疗的痛苦找茬发脾气。这里是他最后的安慰，也是他修复崩塌人生的补给站。他说他最迷信宋院长，因为他总在鼓励他：“这很正常”，“你是个好人，我乐意帮助你。”

“他平时会给你打电话吗？”我问院长。

“也有，不多。他这个人很自尊，不太要别人帮助。”

七

让他染上霉运的卧底行动终于消耗半年后无功而返。1997年，他通过线人的帮助，顺利缴获一把手枪和20发子弹。那是他从警生涯的最后一次三等功。

毒品仍然在肉体和精神上一点点啃噬他。他再也不会跑步练拳，哼着《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得胜归来；他的车不时在夜里鬼使神差地溜到人行道上；他变得虚胖，脸色发青；他不再立功，进军市局已经变成了笑话。分局里关于他的传言很多，但没人关心地问一句“身体还好吗”。

一次同行聚餐，一位市局缉毒刑警对他半认真半调侃道：“宋哥，你颓废了。”

他又羞又恼：“你他妈说什么呢？”随即推门而去。

外面下着雨。他没开车，独自走到联络点，摸出一包粉抽起来。电视上正在播臧天朔的MV《朋友》，他放声大哭。

他委屈，恐惧，他终于意识到毒品已经像幽灵般牢牢缠住他。那些军功章堆砌起来的骄傲，在毒品面前竟坍塌得如此彻底。他不再顾及面子，在朋友们面前嚎啕痛哭。很多人同情他，但他几乎从未得到过真正的理解。连家人也想不通的是：一个不可谓没有意志的人何以堕落至此？

1998年6月，分局政治部找他谈话，问他“抽吗”。“抽啊，”他点点头，等着单位的处理意见。之前分局曾开除过一位吸毒的警察。

但“处理意见”没有到来。单位没开除他，也没有送他去戒毒。在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里，一切照旧。

刑警队在2001年重新分组，他与另外3名警官被末位淘汰。他觉得自己正变得没用——或者已经没用，组织在抛弃他。

他被调到预审科，在这里他需要重新适应朝九晚五的坐班生活。从警生涯的最后一站只让他觉得晦暗无光，也许混到退休，便是最好的结局了。

2000年入职的同事苗成（化名）回忆，宋名扬有两点让他印象深刻：一是烟瘾极大，审讯时烟不离手，指头被烤得焦黄；第二，思维敏捷口才好，“问话技巧上他很有一套，很懂流氓的心理。有影响的案件，交给他审就好像上了保险。”

在年轻人那里，他的光环还在。宋名扬爱跟他们聊他立功破案的那些往事，有时话题也会转向迟迟不被提拔的愤懑。但关于吸毒之痛，他始终只字未提。他一走远路就出虚汗，聚餐时不胜酒力，苗成和同事们都看在眼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2005年年底，饱受毒瘾和抑郁症困扰的宋名扬办理了病休。这年他刚满43岁，正是同批同事们升任处长、所长的年纪。没有送别仪式，同事里他只给苗成留了手机号。“人情冷暖吧，他比较敏感。”苗成说，“走时他还是有些留恋的。”

他需要时间。他想彻底把毒戒掉，以图东山再起。办完病休，他立马去了戒毒医院。10天后，家人买好火车票送他再回东北。这个为期一年的隔离计划在坚持半年后宣告失败，在那里他遇到住院时的一个病友，复吸了。

很多戒毒无望的瘾君子会选择一针过量的毒品结束生命，这种方法可以使他们在最后一次快感中体面地了断痛苦。他也动过这念头，但一想到尸检结果上会写“吸毒过量，正常死亡”，他不甘心。在日记本上，他有过一段自白：

这么些年来，我没骗家里人的钱。我重人品，死我都不会出卖人格，但家人不理解我，我很伤心。现在病中妻子还不知，她还在认为我是退休警察……哎，想得很多，是太想逃避现实。让暴风雨来得再快些，这样天天折磨我实在扛不住。我现在成天想一了百了，但我怕这样就更讲不清了。那就是警察的败类，还怕我儿子将一生背着个坏警察爸爸的名声……

有一阵他爱后半夜出门。沿长安街开车到天安门，挤在人堆里，掉着眼泪看完升旗。

“有时候我觉得这辈子，真是白来世上一回。”他说。

外面的世界也在变化。灰头土脸的S区一天天变得跟城里一样时髦，当年的流氓们各忙自己的生意，不再以吸毒为荣。只有那些不可自拔的瘾君子仍沉沦于吸——戒的无尽循环中。他与线人从大哥小弟变成了难兄难弟。只要线人开口：“宋哥我难受。”他就偷偷塞给对方一点。有时他身上没带，线人便伸手到他衣兜里，抽出一张100元，剩下的塞回给他：

“宋哥我走了啊。”

“赶紧滚。”

“感情没到那份上能让他这样吗？”他说，“毒瘾上来杀人的心都有，我知道那滋味，10分钟我都不让人等。”

“从法律上来讲，这都构成贩毒。但没有人真拿这个盈利，都是受害者。饥一顿饱一顿，互相匀点都是为了维持。这些人平时根本就不防备，存心想钓我——我能不死吗？”

八

2010年2月26日，郭方给他打电话，说他在古城公园门口，要“300块钱的”。

“你等着。”他没犹豫，像过去那个“及时雨”宋江一般的宋哥，很快出现在郭面前。他知道郭方在闹胃炎，怕他疼得自己动不了，走前特意帮他灌好了。“我掌握不好你的量，先打这点顶下。”

黑暗中坐着的两个人站起身，要拽住宋名扬的手。“甭拽，”他瞬间明白了，自己已经掉进一个圈套，“我跟你们走。”

那天他穿着警察制服。直到现在，宋名扬还在嘲笑那两个抓他的警察“手铐都戴不利索”。骂他们无能：“我干这么多年，就没抓过吸毒的，因为没什么好抓。拘留几天，贩毒的判个半年几个月，有什么用？”

“这事能解决么？”他问。

“那得看你的。”

他懂这话的意思。“金字塔式抓人。抓一个，说你给我钓俩就放人。你要问他们肯定不承认——但我干这个，我还不明白吗？”

“让你们头儿来跟我谈，”他对警察说，“我还有问题要问呢：你们作为派出所，跨区用这种钓鱼的方式抓人合适吗？第二，我只知道公安机关只有刑侦部门才有侦查权。你们派出所有吗？”

一个警察说，老宋，你帮我顶个事儿。他想让宋名扬做他的特情。宋名扬冷笑：“亏你想得出来，你岁数还没我警龄长呢！你还发展我？”

没人理他了。

但无论是宋名扬还是郭方都觉得，分局应该会出面帮他脱身。就像过去，郭有事时宋名扬也会去“捞”他一样。

“退一万步讲，我宋名扬犯罪了，零点零零几克毒品，不是不可救药。但我从警这么多年，又是因公吸毒，你从恻隐之心讲，大家都是警察，当时我还穿着制服，你们丫就这么下得了手？我想不通。”

在两区分局沟通后，处理意见是：

“依法处理”。

他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法院部分采纳了“宋名扬系初犯，认罪态度好，其涉毒原因特殊、曾多次立功”等辩护意见，酌予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3000元。庭审中公诉人出具了公安部门的证明，证明他是在工作中染上毒品。

自那时起，宋名扬的工资和医疗保险就停发了。

2011年7月，在他出狱一年后，线人钓鱼的剧情重演。只是这次法庭判得更重：有期徒刑一年，罚款2000元……

郭方后来也出狱了，他表示要给宋名扬一些补偿。“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找你。”宋名扬说。当然，郭方从他房子里搬了出来。

有人曾想请宋名扬做“私家侦探”，他觉得没劲。“都是监控监听，玩机器，没意思。”他怀念过去蹲坑、养线人的时光，那是用人，靠人和人的关系来破案。他觉得其乐无穷。

实际上，他的刑警队的老同事们也在感慨刑警的老传统丢了。“现在我们更重视技术手段。”苗成透露。他的个人感受是，公安部门刑侦手段从重口供、重群众基础向现代科技手段过渡，大约就在2005年宋名扬退休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卧底染上毒瘾，对刑警宋名扬来说仅是悲剧的开始。他风光而隐秘的工作像一个悖论：以情义换取更多的背叛。他相信忠诚信义，却未曾提防人生拐角处，警方和线人正合谋布下一场牢狱之灾。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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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警.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雄 实习记者 代双双 麻晓天  
发自：北京 2012-10-30 15:23:52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宋名扬胳膊上的疤痕依稀可见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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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
毒瘾





卧底染上毒瘾，对刑警宋名扬来说仅是悲剧的开始。他风光而隐秘的工作像一个悖论：以情义换取更多的背叛。他相信忠诚信义，却未曾提防人生拐角处，警方和线人正合谋布下一场牢狱之灾

“戴过吗？”管教拿大脚链子咔往那一扔，跟我开玩笑。

我说给人戴半辈子这东西了。

“自己戴过吗？”他又问。我说什么意思啊李哥。他看我真急了，说没办法，咱出门都得戴。我就不说话了，自己吭哧吭哧戴上。

刚要走，他问沉不沉。我没说话。“会趟吗？”我也没说话，这时候眼泪歘就下来了。

那时候真给我憋屈够呛的。我×你妈的，给人戴半辈子今天我摊上它了，是不是给人戴多了？那脚链子多沉，我拿手掂量过，但没用脚衡量过。什么滋味啊？脚磨得直流血，现在都成疤了，能不疼吗？弯腰能减轻点负担，走起路就跟狗似的。但我就这么挺直了走。

我不想弯着腰跟狗似的。我是警察，虽然有今天，但我还是个人。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一

在宋名扬（化名）第二次出狱两个月后，我们约在一家中档饭馆见面。他点了两样：酸菜馅饺子，猪肉炖粉条。“其实不瞒你说，我以前就没这么吃过饭，”他说，“什么时候，都是一大帮人，哗啦一大桌菜，”跟那些北京侃爷一样，他爱用拟声词，“这样的菜我都觉得寒碜。现在我知道节省了，点多了怕人笑话，说我都这样了还装呢。”

采访进行到第3个小时，宋名扬才把一直戴着的蛤蟆镜摘下来——他的派头还在，90年代人称“宋大款”，一件当时售价几千元的登喜路polo衫，如今穿上身也不觉过时。

49岁的前公务员宋名扬已进入退休后的第7年，头发乌黑，散发出光泽。染发膏、摩丝和20年前的名牌让他看上去显得清爽恬淡，像所有享受这个年纪的绅士一样。

外人无法想象，就在60天前，老父亲在看守所门口看他满头华发走出来时会是多难过。

30年前，成为警察的欣喜没有在这个工人家庭持续太久。在他当刑警的那些年里，送到门上的恐吓信迫使他两度搬家；在他染上毒瘾后，昂贵的戒毒费用和他屡败屡戒的努力，耗光了老父母的退休金和他们小卖部的收入。痛楚和绝望的情绪，在三代人蜗居的那套63平米的老房子里挥之不去。

直到有天他带律师来家里取材料，打开抽屉，从一只皱巴巴的白色塑料袋取出6块公安部监制的个人三等功奖章，还有若干集体功证书。老父亲惊异地瞪着那些蒙尘的荣誉。在此之前，宋名扬从未在家人面前展示过这些。

他的妻子长期在精神病院住院。出狱后他去探望，一年不见，妻子模样未变，他却已满头斑白。

“半年没来看我了吧？” 妻子说。

“对，我出差去了。”

“身体怎么样？怎么就胖不起来了呢？”她端详丈夫的脸，“你是不是又把被子烧了个大洞？”

他们的儿子很少说话，这成了他现在最大的心病。“从小没管过他。干我这行说不准哪天就光荣了，所以我不能让孩子依赖我。”他说。




宋名扬在90年代屡立战功，背后多有线人相助

二

宋名扬的车开得很稳。并道，停车，动作规范，甚至有些谦让。但在离开饭馆启动汽车时，他扭头倒车，麻利地从周围乱糟糟的车群中脱围，却露出几分让乘客不那么踏实的霸道来。“年轻的时候，我开车跟土匪似的。”他说，“正喝着酒，电话响了，那真是拉着警报就走。”他觉得那是这个职业的“特权”，审讯时他爱说的一句话是：“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的特权。”

出狱后他几乎没去见任何朋友，当然也鲜有人上门拜访。“朋友很多，但一点用都没有。”平常他总窝在家里不愿见人。他说自己常“看见日出就想死”。天一下雨，他便心情大好，独自开车四处溜达，漫无目的，走哪算哪。出狱第三天，北京赶上难得的大雨，他从西长安街尽头一路飙到崇文门，眼见雨越来越大，路上积水快要淹了车轮。他没敢再往前走，慌忙找了个地方停车。那是北京的“7·21”。

他常到家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散步，那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蔫不出溜的中年男人。倒是有时，路边的黑车司机们见他会低声交头接耳：这个人就是宋名扬……

他们中的一些人十几年前就认识他，那个90年代S区的风云人物。他是流氓的“大哥”，黑车司机、货摊摊主、饭店掌柜、梁上君子抑或地头蛇圈子里的任何一种身份，都可能成为宋名扬的朋友。

宋名扬成为警察是个意外。1976年，父亲因工作调动进入首钢，一家人从辽宁抚顺来到北京S区。子从父业是那时人们对于生活近乎本能的展望，宋名扬本该像他哥哥一样，顺理成章成为家族的第二代首钢工人。

从小到大他成绩不坏，高考却不幸落榜。他和一群工厂子弟参加首钢招工考试，名落孙山者仅他一人。报名参军，脚上的鸡眼让他没能通过体检。但他得到了一次并非寻常的机会，北京市公安局在1983年底向社会招聘警察。他每天写日记，边写边哭，祈求老天暗中庇护，终于得偿所愿，当上了北京市公安局S分局的一名刑警。

对一个外地来京、高考落榜的少年而言，他的人生开局堪称完美。

他在三教九流中有着良好的人缘，大概得益于他抢着埋单和爱话唠的毛病；但他又远不是个只会吹牛的糙爷们。他喜欢写日记，那些细腻而善感的文字很难让人将其与刑警联系起来。1990年夏天，他被调入刑警大队特情队。在这里他开始展示他的交往天赋。

特情即“线人”，刑警安插在群众或潜在犯罪群体中的耳目。做特情干部的10年里，他是S区黑白两道通吃的红人。他再不必穿着制服在公安局朝九晚五。他开始行踪不定，开着豪车四处溜达。他烫发，打摩丝，戴蛤蟆镜，穿名牌。手里有特情经费供他开销，他接触各类圈子尤其是各路流氓，暗暗考察他们。他手脚上各种骇人的疤痕，是流氓圈内古怪的自虐文化留下的印记。“我跟他们在一起，没人看出我是警察。”

但只有这些是不够的。他真心喜欢跟这些人交往，觉得他们有义气。但这是个鼓励出卖的行当，自古叛徒不得好死，他必须非常小心地保持与特情们之间紧密却危险的单线联系。

“我们特勤讲究破案留根，比如说你的事犯得比较小，吸毒这个，抓你判你个一年半载，有个什么用？我就拿这个当把儿（把柄）。这次大哥给你放了，你给我立功去。下回别人拉他一起偷个汽车，他告诉我了，我就让他只负责望风，别的都不参与，这样我能给他摘出来。”

“会让特情阻止犯罪么？”

“很难。我们压力也很大，一年要破多少现案都有指标的。”

他和手下的特情们都明白，大哥小弟相称的背后依然是冰冷的利用关系。但他一直努力超越这层赤裸裸的利益。凭什么让特情们出卖兄弟？靠的是平日里苦心经营的“感情”。

他对特情永远有求必应，不遗余力。特情夫妻吵架都会找他倾诉。“大哥你来一趟找你有点事”——他们大约要反映线索，或者只是缺大烟抽，也可能只是想找他聊天。即便是半夜，他放心不下家中妻儿，便开车带上他们一起出现在联络点。对方半惊讶半打趣道：

“大哥，你真是共产党员。”

“滚你妈，跟你丫没关系，你明白吗？”他表情冷淡地骂道，“但大哥感谢你，因为你信任大哥。”

那是做大哥的代价。只有彻底豁出去，才能换来线人忠贞不二的信任。很难说清这是否仅仅出于工作需要。但直到病退后，他依然与特情们保持密切的来往。

“哪怕特情站在公安局门口，让我给他送点儿（毒品），我都敢说你等着大哥给你送去。”

他也得到了不菲的回报。在90年代，他屡立战功的背后多有线人相助。他的野心也在膨胀，并开始接触S区外的大流氓，“往全市发展”，他希望能破获更大的案件。

“宋哥，你跺一下脚，S区都得颤一颤啊。”流氓奉承他。宋名扬调侃道：“那么说有点大，起码他妈的道南（S区的繁华地带）得颤颤。”

有次宋名扬跟大队长说，要不是家里负担太重，这S区真装不下他。

他的家庭远没有事业那般风光。妻子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她是个胆小且有些神经质的女人。当刑警的丈夫没给她带来安全感，陌生人送到家门口的子弹则让她惊魂未定。在他不回家的午夜，她的电话会打到刑警队。她只记得这个号码，他们恋爱时，号码那头的男人总能逗她开心。但此时他并不在电话那头，而她则陷入到一种翻来覆去的唠叨中，他的值班同事们只能心情复杂地倾听她的焦虑，然后给出一些毫无作用的安抚。

他觉得对不起她，却在感情上离她越来越远。实际上婚后他就知道彼此不是一路人，他们有了一个有自闭倾向的儿子，这更像是对他们婚姻的嘲讽。每天他都回家一趟，但这里就像他那些例行巡逻的地方一样：他到了，看一眼，没什么问题——那就没问题了。

1998年，她被送入精神病院。2010年，在他被捕前4天她再次入院。这回她没能出院，直到现在。

既然家庭失败，那么事业上希望能有更大的成功吧，他想。




他想过自杀，但不甘心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三

2010年宋名扬第一次被捕时，与郭方（化名）被关在同一间拘禁室里。

“什么情况啊？”宋名扬问。

“宋哥，我是真扛不住了。”

“那你说我这后半生怎么办？”

“这么着：等你出来了，你跟我一块儿干（做生意）？”

“我还能信任你吗？”

“那我给你拿点钱吧。”

“你拿多少合适啊？我这后半辈子名誉你怎么还我？”

信任与尊严在此刻被绝望彻底撕毁。他没有想到，警方居然用他的线人把他钓进来。他把随身所带的速效救心丸和12片安定一股脑吞下。

“太累心了，起码能睡会。死了倒解脱了。”

郭方是他的特情之一。认识他俩的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宋名扬最终会因为郭“进去”。俩人年纪相仿，都是首钢子弟；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但相识已是成年后。在此之前，郭方是S区一个默默无闻的二道贩子。他犯过事，在流氓圈内没有名气。宋名扬把他引见给各路流氓。郭方跟流氓们处得不坏，慢慢就变成“郭哥”了。

“我跟他什么关系？单位给我的房子我一天都没住，给他住了8年，每月象征性收点房租。他原来有个夏利车，说5万块钱卖我，他急着用钱，我说行。完后他又没车开，跟我一说，又把车给开走了。等我管他要的时候，他说车丢了，我也没让他赔。”

有次听同僚介绍案情，宋名扬站起来说：可以了，3天内给你把人抓到。“他们都说我太狂了。我说我就是这么肯定，我接到线报，肯定错不了。”

郭方帮他立过功，跟他借过钱，一起吸过毒，最后做了警方的“钩子”坑了他。但他并不恨郭，作为警察他懂得“实在扛不住”意味着什么。何况他本来并非郭的目标，只是打了一圈“毒友”电话，要么没接通，要么有事不能来，才找到了宋名扬。

“宋哥……给我弄300块钱的好吗？”

“你等着啊。”宋名扬没敢耽误，带上东西出了门。

四

当毒品在90年代刚流入北京时，流氓们旁若无人地在饭馆里细嗅一支海洛因，旁人十有八九看不懂他们在做什么。彼时圈内讲究“不抽不流氓”。直到1998年，吸毒人群里还在流传“抽是享受，抽好了养身体”。

流氓们有时邀请宋名扬一起分享，他不敢。他笃信老辈人关于大烟的教诲：“很可怕，不要去碰。”但他好奇。在一个特情家中，宋名扬特意让他示范了海洛因的抽法，不是电影里那种躺床上叼根长烟枪的模样，而是从烟盒锡纸上撕出一片，里面一层纸用打火机点着弄掉，海洛因平平抹一层，慢火加温，用纸叠管吸服。

特情陷入一种半昏迷状态，话密，语无伦次，嘴里叼根烟掉了也不知道。这便是“嗨了”。

等到他第一次抽上时，却完全没觉得“嗨”。“特别臊，吸进去像一团雾气不散，捂在心里。”他尝了一口，被那味道恶心到。

一屋子流氓都看着他。

那是1996年4月，他接到线索，潜入朝阳区一处涉嫌贩卖枪支的窝点。在被枪指着脑袋、必须吸一口证明自己不是警察时，他没有选择。

他动作熟练，完全不像个生手。只是抽完开始干呕，喝了口矿泉水后，没忍住呕吐——不是吐，是喷。

但他不紧张了，他知道这是新手的反应，也有老手抽很久后也会如此，他见过。

他有些犯晕，眼睛睁不开。流氓们的谈话他听不太清，他知道自己抽后仪态不佳，但那套娴熟的动作足以让他们信服。

“你们不是来劲吗？还想找茬吗？”他故意叫板，但他得控制自己说下去的冲动。他打了个电话借机脱身。出门到街上，已是晚上8点多钟。上车开了一百米眼睛就眯成一条缝，行人和车辆都在眼前打晃。他赶忙靠边，把座位放倒，两条腿抽筋似地一蹬蹬。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觉得恢复了一些，继续往家开。

早上5点，他完成了拿到驾照后最为艰难的一次出车。在平常，那段车程大约只需一小时。

五

他在家睡了一天，准确地说是似睡非睡。除了浑身有些痒之外，并没有太难受。那种迷迷瞪瞪的半睡眠状态也挺舒服。在窝点的卧底仍然继续，开戒之后他也隔三岔五与流氓们一起抽上几口。只是关于枪支的线索，仍然看起来遥遥无期。

有天，宋名扬跟队长去河北白沟抓捕逃犯。到晚上人没抓到，他觉得像突然染了重感冒，便申请独自开了间房。与黑夜一同降临的是抓心挠肝般的不自在，他涕泪横流，一个人在屋里五脊六兽地站不稳。他觉得心神不定，拿起提包胡乱翻起来，他觉得那里面能有点什么。翻出个报纸折的烟枪，他拿火柴棒小心地把那些黑色的烟油子抠下来。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一遍遍重复这些动作。也许精力集中就能好些，他想。

刀割似的长夜在迷糊中过去了。第二天他们依然一无所获，这回他听清心里那个藏了两天的声音：到时间该抽了。

他饿狼般一路拉着警报狂飙回北京。在跟线人的联络点，他得到了他要的东西。几口下去，所有的不适都消失了。

上道了，他想。

“我连死都不怕，这东西算个什么呢？”他自我安慰般地冒出这样的念头，何况抽第一口的时候那么恶心。他觉得自己能搞定。

六

2012年9月26日，我陪宋名扬来到大兴区精神病院戒毒科。他对这里很熟悉，这让他看上去放松很多。他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微笑，就像这里的主人一样。

年过八旬的宋森林院长见媒体来访，便分享起他的戒毒心得来。他不认同戒毒所对吸毒者进行身体惩戒的做法，“他们是病人，不应该被当作犯人对待。”他说，“吸毒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是种慢性病。到目前为止，吸毒成瘾没有根治的可能，只能说多少年没有复发。”

在治疗期间，病人不允许离开自己的房间，手机禁止使用。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隔壁精神病楼的窗户外有封闭式铁栏杆，而戒毒楼的窗户则是一面密密麻麻扎满极小圆孔的厚铁皮。这种只能起通风作用的窗户表明，戒毒者受到了比精神病人更为严厉的看护。“都是为了防止病人间相互串联毒品。”宋院长说，尽管来这里的病人都真心希望戒除毒瘾，但在发作时，他们会做出任何事情以获取毒品。

我们走进一间双人病房。病人们脸色不好，他们沮丧的神态，让人想起一群刚刚放走瞪羚的狮子。宋名扬问一位正在看书的患者：来几回了？答案是20次。

十几年前，当宋名扬第一次住院时也这样问别人，听说有人来了7次他忍不住大笑，“太没毅力了。”现在他应该笑不出来。我问院长宋名扬的记录，他想了下，“加起来得有一百多回了吧。”

医护人员都很喜欢宋名扬，他守规矩，也从不因为治疗的痛苦找茬发脾气。这里是他最后的安慰，也是他修复崩塌人生的补给站。他说他最迷信宋院长，因为他总在鼓励他：“这很正常”，“你是个好人，我乐意帮助你。”

“他平时会给你打电话吗？”我问院长。

“也有，不多。他这个人很自尊，不太要别人帮助。”

七

让他染上霉运的卧底行动终于消耗半年后无功而返。1997年，他通过线人的帮助，顺利缴获一把手枪和20发子弹。那是他从警生涯的最后一次三等功。

毒品仍然在肉体和精神上一点点啃噬他。他再也不会跑步练拳，哼着《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得胜归来；他的车不时在夜里鬼使神差地溜到人行道上；他变得虚胖，脸色发青；他不再立功，进军市局已经变成了笑话。分局里关于他的传言很多，但没人关心地问一句“身体还好吗”。

一次同行聚餐，一位市局缉毒刑警对他半认真半调侃道：“宋哥，你颓废了。”

他又羞又恼：“你他妈说什么呢？”随即推门而去。

外面下着雨。他没开车，独自走到联络点，摸出一包粉抽起来。电视上正在播臧天朔的MV《朋友》，他放声大哭。

他委屈，恐惧，他终于意识到毒品已经像幽灵般牢牢缠住他。那些军功章堆砌起来的骄傲，在毒品面前竟坍塌得如此彻底。他不再顾及面子，在朋友们面前嚎啕痛哭。很多人同情他，但他几乎从未得到过真正的理解。连家人也想不通的是：一个不可谓没有意志的人何以堕落至此？

1998年6月，分局政治部找他谈话，问他“抽吗”。“抽啊，”他点点头，等着单位的处理意见。之前分局曾开除过一位吸毒的警察。

但“处理意见”没有到来。单位没开除他，也没有送他去戒毒。在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里，一切照旧。

刑警队在2001年重新分组，他与另外3名警官被末位淘汰。他觉得自己正变得没用——或者已经没用，组织在抛弃他。

他被调到预审科，在这里他需要重新适应朝九晚五的坐班生活。从警生涯的最后一站只让他觉得晦暗无光，也许混到退休，便是最好的结局了。

2000年入职的同事苗成（化名）回忆，宋名扬有两点让他印象深刻：一是烟瘾极大，审讯时烟不离手，指头被烤得焦黄；第二，思维敏捷口才好，“问话技巧上他很有一套，很懂流氓的心理。有影响的案件，交给他审就好像上了保险。”

在年轻人那里，他的光环还在。宋名扬爱跟他们聊他立功破案的那些往事，有时话题也会转向迟迟不被提拔的愤懑。但关于吸毒之痛，他始终只字未提。他一走远路就出虚汗，聚餐时不胜酒力，苗成和同事们都看在眼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2005年年底，饱受毒瘾和抑郁症困扰的宋名扬办理了病休。这年他刚满43岁，正是同批同事们升任处长、所长的年纪。没有送别仪式，同事里他只给苗成留了手机号。“人情冷暖吧，他比较敏感。”苗成说，“走时他还是有些留恋的。”

他需要时间。他想彻底把毒戒掉，以图东山再起。办完病休，他立马去了戒毒医院。10天后，家人买好火车票送他再回东北。这个为期一年的隔离计划在坚持半年后宣告失败，在那里他遇到住院时的一个病友，复吸了。

很多戒毒无望的瘾君子会选择一针过量的毒品结束生命，这种方法可以使他们在最后一次快感中体面地了断痛苦。他也动过这念头，但一想到尸检结果上会写“吸毒过量，正常死亡”，他不甘心。在日记本上，他有过一段自白：

这么些年来，我没骗家里人的钱。我重人品，死我都不会出卖人格，但家人不理解我，我很伤心。现在病中妻子还不知，她还在认为我是退休警察……哎，想得很多，是太想逃避现实。让暴风雨来得再快些，这样天天折磨我实在扛不住。我现在成天想一了百了，但我怕这样就更讲不清了。那就是警察的败类，还怕我儿子将一生背着个坏警察爸爸的名声……

有一阵他爱后半夜出门。沿长安街开车到天安门，挤在人堆里，掉着眼泪看完升旗。

“有时候我觉得这辈子，真是白来世上一回。”他说。

外面的世界也在变化。灰头土脸的S区一天天变得跟城里一样时髦，当年的流氓们各忙自己的生意，不再以吸毒为荣。只有那些不可自拔的瘾君子仍沉沦于吸——戒的无尽循环中。他与线人从大哥小弟变成了难兄难弟。只要线人开口：“宋哥我难受。”他就偷偷塞给对方一点。有时他身上没带，线人便伸手到他衣兜里，抽出一张100元，剩下的塞回给他：

“宋哥我走了啊。”

“赶紧滚。”

“感情没到那份上能让他这样吗？”他说，“毒瘾上来杀人的心都有，我知道那滋味，10分钟我都不让人等。”

“从法律上来讲，这都构成贩毒。但没有人真拿这个盈利，都是受害者。饥一顿饱一顿，互相匀点都是为了维持。这些人平时根本就不防备，存心想钓我——我能不死吗？”

八

2010年2月26日，郭方给他打电话，说他在古城公园门口，要“300块钱的”。

“你等着。”他没犹豫，像过去那个“及时雨”宋江一般的宋哥，很快出现在郭面前。他知道郭方在闹胃炎，怕他疼得自己动不了，走前特意帮他灌好了。“我掌握不好你的量，先打这点顶下。”

黑暗中坐着的两个人站起身，要拽住宋名扬的手。“甭拽，”他瞬间明白了，自己已经掉进一个圈套，“我跟你们走。”

那天他穿着警察制服。直到现在，宋名扬还在嘲笑那两个抓他的警察“手铐都戴不利索”。骂他们无能：“我干这么多年，就没抓过吸毒的，因为没什么好抓。拘留几天，贩毒的判个半年几个月，有什么用？”

“这事能解决么？”他问。

“那得看你的。”

他懂这话的意思。“金字塔式抓人。抓一个，说你给我钓俩就放人。你要问他们肯定不承认——但我干这个，我还不明白吗？”

“让你们头儿来跟我谈，”他对警察说，“我还有问题要问呢：你们作为派出所，跨区用这种钓鱼的方式抓人合适吗？第二，我只知道公安机关只有刑侦部门才有侦查权。你们派出所有吗？”

一个警察说，老宋，你帮我顶个事儿。他想让宋名扬做他的特情。宋名扬冷笑：“亏你想得出来，你岁数还没我警龄长呢！你还发展我？”

没人理他了。

但无论是宋名扬还是郭方都觉得，分局应该会出面帮他脱身。就像过去，郭有事时宋名扬也会去“捞”他一样。

“退一万步讲，我宋名扬犯罪了，零点零零几克毒品，不是不可救药。但我从警这么多年，又是因公吸毒，你从恻隐之心讲，大家都是警察，当时我还穿着制服，你们丫就这么下得了手？我想不通。”

在两区分局沟通后，处理意见是：

“依法处理”。

他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法院部分采纳了“宋名扬系初犯，认罪态度好，其涉毒原因特殊、曾多次立功”等辩护意见，酌予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3000元。庭审中公诉人出具了公安部门的证明，证明他是在工作中染上毒品。

自那时起，宋名扬的工资和医疗保险就停发了。

2011年7月，在他出狱一年后，线人钓鱼的剧情重演。只是这次法庭判得更重：有期徒刑一年，罚款2000元……

郭方后来也出狱了，他表示要给宋名扬一些补偿。“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找你。”宋名扬说。当然，郭方从他房子里搬了出来。

有人曾想请宋名扬做“私家侦探”，他觉得没劲。“都是监控监听，玩机器，没意思。”他怀念过去蹲坑、养线人的时光，那是用人，靠人和人的关系来破案。他觉得其乐无穷。

实际上，他的刑警队的老同事们也在感慨刑警的老传统丢了。“现在我们更重视技术手段。”苗成透露。他的个人感受是，公安部门刑侦手段从重口供、重群众基础向现代科技手段过渡，大约就在2005年宋名扬退休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卧底染上毒瘾，对刑警宋名扬来说仅是悲剧的开始。他风光而隐秘的工作像一个悖论：以情义换取更多的背叛。他相信忠诚信义，却未曾提防人生拐角处，警方和线人正合谋布下一场牢狱之灾。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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