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陵被挖有遭报应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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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本和丘处机过牛家村一个路数.

肯定是报应来着，谁叫万历挖了那么多人的祖坟;P

今年5月17日，距经国家批准惟一一座按计划主动发掘的明代皇家陵墓——定陵发掘整整过去50年。50年过去了，当年开掘的种种神秘和不安，都湮没于如织的参观者喧嚣的人流中了，50年过去了，当年提议、参与发掘的前辈都已先后作古，惟一健在的发掘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已80高龄，谈起往事，老人激动不已。

　　【起由】

发掘定陵本为“练手”

已80岁高龄的定陵发掘亲历者，当年的发掘队队长赵其昌老人告诉记者，他担任考古队长时不过是个20几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生，当初让他担任考古队长，感觉胆战心惊。而且鉴于长陵勘探毫无线索，所以向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请示，找一座规模稍小的陵寝“试掘”一下。考虑到定陵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而且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所以发掘长陵改为发掘定陵。

【勘察】

城砖塌陷打开挖掘之门

工作队来到定陵后，从宝城前开始勘察，几天的劳苦奔波，队员们个个脖子发木，腰酸腿痛，精疲力竭，然而回报他们的仍是一无所获。一天，当队员们转悠到宝城一角时，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由于没梯子，队员们便搭人梯上到洞口。经观察，这个洞口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队员们欢呼雀跃，把长期以来的困惑抛在了一边。

后来经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亲临现场勘探，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也估计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民工意外发现定陵“钥匙”

由于发掘工作量大，发掘委员会雇请了十三陵周围村庄的农民60多人。1956年5月17日，发掘定陵的第一锹土在这天铲起。发掘工程是在宝城内侧对着那个发现的洞口外挖一条宽3.5米、长20米的深沟，目的是摸摸情况。

两小时后，宝城内侧砌的石条暴露出来，在一块石条前，有个民工忽然惊异地大喊一声：“石条上有字！”大家循声而至，围住石条，只见石条上露出了雕刻粗浅的字迹：“隧道门”。吴晗和夏鼐闻讯后驱车赶到工地，一致作出“这里就是地下玄宫隧道入口”的结论。10多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的深处时，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间距离8米，如同一个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伸张。这由砖墙构成的通道便是史书记载的通向皇陵的第一条隧道——“砖隧道”。

进入1956年9月后，一直不太顺利的发掘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一名参与发掘的民工栾世海意外地在土中发现了一块刻有字迹的小石碑，小石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这块小石碑后来被考古队称做“打开定陵地下玄宫的钥匙”，至今还安静地躺在定陵博物馆展室的玻璃柜中。



考古工作者在拆卸金刚墙上的砖

【发掘】

寻找地宫入口整用一年

在明代，人们把地宫的墓墙称为“金刚墙”，显然，这块小石条明确提出了地宫的具体位置。就在通向宝顶中心的方向，考古队挖开了第三条探沟。

第三条探沟开挖不久便发现两道东西走向的石墙，两墙南北相隔8米，用花斑石条砌成，全长40米，这便是“石隧道”。找到“石隧道”，说明地宫不远了。

果然，到了石隧道尽头，出现了一道横贯南北的大墙，墙高8.8米，厚1.6米，厚厚的墙基由4层石条铺就，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端有黄色琉璃瓦檐，这就是小石碑所记载的“金刚墙”。通过工作队员的仔细观察，发现金刚墙的中央是一个圭形的砖砌门券，上窄下宽，由于陵道填土多年的侧压力，它向里凹进去约两厘米多。圭形门券上的砌砖没有用灰浆，是干垒起的，这为发掘人员拆墙提供了便利。可以断定，进入圭形门券，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地下玄宫了。

这一天是1957年5月17日，从工作队挖下第一锹土，到找到金刚墙的封口，正好花了一周年。

这么说遭报应的帝王多了.

当帝后尸骨遭遇“革命”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定陵也没能逃过红卫兵小将的手掌。他们将地面的景物浏览一遍后，兴致盎然地要进地宫，砸烂这几百年封建王朝的老窝。

　　“快交出仓库钥匙，我们要抓万历!”20岁的女讲解员W对仓库保管员李亚娟下命令。箱子被一个个打开，只见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完整地躺在里面。

　　三具尸骨被摆到定陵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由W组织人员进行批斗。除尸骨外，还有一箱帝后的画像、照片等资料性的“罪证”，和尸骨一同被抬了出来。帝后的三幅画像是清理地宫时，发掘队员曹国鉴精描细绘画成的，仅画像上的金粉就用了二两之多。

　　W为了显示这次声势浩大不同寻常的批斗大会，特意作了一番精心安排。她派人到长陵管理处、长陵供销社、林场、粮站、学校等单位联系，要求他们派人前来声援。与此同时，有人建议批斗结束后，将帝后尸骨砸碎焚烧，以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和气魄。W当机立断，拍手赞成。下午2点15分，定陵园内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除邀请的几个单位人员外，还有附近农村的农民、红卫兵、学生，人们纷纷前来，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都见证了这一段沉痛的历史。

　　三具尸骨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万历皇帝的尸骨在中，两个皇后分居两侧。周围堆放着帝后画像和照片资料等实物“罪证”。一切准备就绪，W开始带头高喊革命口号：“打倒保皇派!”……

　　口号刚一结束，W冲人群大喊一声：“革命现在开始!”话音刚落，十几个大汉便把怀中抱得太久的石块，猛力向尸骨投去。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动，三具尸骨被击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

　　人群开始涌动，惊讶、困惑、麻木、赞叹、欢喜……各种目光一齐向W射来。W心中一热，立即吩咐身边的人员：“点火烧了他们!”

　　一声令下，烈焰腾起，广场一片火海。木柴伴着尸骨，在烈焰中“啪啪”炸响，似在呻吟，又像在反抗。烟灰四散飘落，纷纷扬扬，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气味。随着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燃烧的尸骨在涌动的水流中浮荡飘摇，和翻起的泥土融为一体，重新回到了广袤的大自然之中。

　　七条人命：棺椁的诅咒

　　1990年秋，当我们来到定陵打捞历史的碎片时，听到了一个恐怖而又令人不解的消息：当年扔掉的棺椁被当地农民捡去，并有七人为它丧了命。

　　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被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大家见到这块表面虽剥蚀、整体却完好的棺木，如获至宝。有一对年迈的夫妇，特地用这珍贵的楠木请人打做棺材，以备后事。第一具棺木制成后，老太太蹬腿归天；第二具刚刚完工，老头子也一命呜呼，前后不到半个月。

　　五个月后，一个更加神秘恐怖的故事发生了。

　　在捡棺木的公社社员中，裕陵村农民XX收获最大。棺木扔下宝城时，他正和老婆在陵墙外的山坡上劳动。他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好木料，于是立即行动，和老婆一起将宽大厚实的金丝楠木板一块块连拖带拉弄到自己地里，找人做成了两个躺柜，端端正正地摆在堂屋里。村人不无忌妒地警告说：“皇帝的东西不是随便可以用的，要是没那福分，消受不起，还会搭上性命……”这些话，XX没放在心上。不久，悲剧真的发生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XX和老婆带着满身泥水收工回家时，突然发现四个孩子不见了。当夫妻俩转了一圈重新回到屋里时，蓦然发现躺柜边放着四双小鞋。两人迅速打开柜盖，只见4个孩子相互挤压着，早已气绝身亡。孩子们的手指根部渗出了血渍，柜壁布满了抓过的痕迹。当地公安人员将4个孩子(3男1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女孩仅5岁)的死因作了详细分析后，得出“系缺氧憋死”的结论。

　　4个孩子死后，夫妻俩在短短的几年中又生了4个(这次是3女1男)。令人悲叹和困惑的是，他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不久，未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一个静谧的深夜，趴在躺柜上神秘地死去。据说是因为烧煤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我们走进屋里，潮湿阴暗的堂屋中，两个朱漆躺柜依墙而卧，俨然两副棺椁，令人毛骨悚然。XX的妹妹主动上前讲述30年前那悲惨的一幕：“在柜盖和柜壁之间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严后可以锁上，孩子们一定是钻进躺柜里打闹时，不料盖子自动落下，挂钩正好挂住。这样，任凭里边怎样叫喊挣扎，也只有死路一条。”

　　当我们问XX为什么不将躺柜扔掉时，他的妹妹说：“我看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没有这个躺柜，5个孩子也不一定能保住……”转了一圈又回到命上。

注意，定陵的挖掘是从一开始就是有政府同意的有组织、有计划挖掘。这个在历史上恐怕不多。抢救性挖掘不能算在内。

挖明陵之议，是吴晗以权谋私

结果也没有好报

另外，此人在文革前是和康生齐名的文物大盗，前朝、前前朝名人手里的好东西被他强购去不少

古今中外，没有被挖得皇陵有几个呀。
要想不被挖其实也简单，只要不把那多珍宝带走，只可惜他们大多想不开呀。哈哈

我觉得还是别谈风水，谈谈政治原因更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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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文革中那么多墓被挖了，我们可以坐等某人遭受报应了。

　按照楼上的逻辑，看来还有人要遭报应。


----------“保存如此完整、装饰精美的战国中晚期车乘的发现在甘肃尚属首次，在全国也十分罕见，对于研究这一时期车辆的制造技术具有重要意义。”让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队长周广济给出如此之高评价的，是最近在甘肃省张家川县发现的国内罕见的战国墓葬。11月27日，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文物部门已准备将张家川战国墓葬和已经取得重大研究进展的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联合申报今年全国的十大考古发现。
　　然而，富有意味的是，与大堡子山遗址被发现同出一辙，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竟然也是源于盗墓者的“引导”，再一次上演了“跟踪追击”。

　　古墓“鬼影”接连吞噬地下文物

　　7月中旬的一天，当地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在张家川木河乡桃园村一农田里发现了盗墓者挖掘的盗洞。警方为此连续蹲守。7月19日，3个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过跟踪调查，警方锁定3人为盗墓嫌疑人。
　　8月4日凌晨2时许，当地一村民与两名外地男子，来到自家的责任田里开始盗掘古墓。就在他们挑灯“苦干”时，民警赶到现场，将3名盗墓贼当场抓获。民警顺着绳索下到墓穴查看，发现竟是一个很大的墓室。
　　情况迅速反映到了文物保护部门。8月7日，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紧急投入到对古墓的抢救性清理发掘中。随着土层一层层被考古专家剥离，一个具有极高历史、文物价值的大型古墓浮现了出来。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相似的场景在甘肃已不止一次地上演。
　　原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文治谈起20世纪90年代初礼县大堡子山大肆盗掘文物的情景，仍然义愤填膺。“最严重时，全乡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都上山挖文物去了，以至于山上兴起了卖大饼、卖冰棍的服务市场。”他回忆道，当他们得到消息赶到礼县察看时，只见大堡子山上插着红旗，满山晃动着扬锨刨土的人影。
　　甘肃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初世宾告诉记者：“大堡子山被挖开之前，文物部门根本就不知道那里有文物，更别说是文物保护了，让盗墓分子抢占了先机。”
　　一些文博专家告诉记者，近百年来，我国大致经历了3次文物浩劫：第一次为列强侵华掠夺，第二次是“文革”时期的破坏，第三次则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主要表现是盗墓和走私文物猖獗。

　　盗墓团伙正向边远地区渗透

　　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来，甘肃省文物部门在对大堡子山进行大规模地抢救发掘的同时，还在礼县成立了文物保护小组，竖立遗址、墓群的标志，并划定出保护范围，并在重要的区域聘请了文物义务保护员，保证文物的安全。一系列保护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并未能完全阻断盗墓者的“痴心妄想”。
　　在暴利的驱动下，一些盗墓团伙总是闻风而动，他们与本地不法之徒、甚至一些为文物保护部门工作过的人内外勾结，不顾一切将盗掘古墓的魔爪伸向还尚未挖掘的区域。
　　一些盗墓团伙组织甚至已经形成集团化、专业化、装备现代化的特点。团伙分工明确，有的组织、有的联络、有的放哨、有的挖墓，其中不乏盗墓高手。他们打着各种幌子和旗号，白天公开踩点，晚上勾结少数本地不法之徒肆无忌惮地盗墓，同时用武力威胁知情群众不许报案。初世宾告诉记者：他曾经在一次文物调查中发现，一些文物盗墓分子为了作案，把已经踩好的点圈起来建成工厂，故意让烟囱冒烟装作正常生产，其实在里面疯狂盗宝。
　　盗墓贼还将触角向不易被发现的边远落后地区延伸，盗墓贼团伙由亲朋好友固定组合逐渐发展成跨省区“专业人士”临时组合。在一些文物富集地区，一些农民每到农闲季节就把盗掘古墓和古遗址作为增收的“副业”，甚至还出现了盗墓专业村和盗墓专业户。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介绍，根据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全国大约有40多万处不可移动文物，但现在估计至少三分之一已经没有了，自然破坏是一个方面，但主要是人为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盗掘。

　　行规滞后导致文物保护动作慢

　　让人深思的是，作为文物研究考古部门，为什么在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上毫无预见性？为什么盗墓分子总是先于文物保护部门而屡屡得手？
　　原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文治介绍说，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一直奉行这样的原则———埋在地下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地下文物应被动发掘。然而，受“国际大气候”影响，文物迅速升值，盗墓活动的一本万利使得盗墓贼疯狂作案。事实证明，这个奉行了五十多年的地下文物保护行规，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保护需要。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初世宾一语道破天机：那是因为我们对盗墓活动的来势估计不足，对当地历史了解得不深不透，对文物分布范围勘查不全面不彻底，这才导致地下文物保护局面被动。
　　据了解，从整体力量对比上，盗墓的黑势力并不处于劣势。许多犯罪团伙的通讯手段要强于文物保护工作者，他们用卫星定位仪、雷达联系，出入有专车，甚至在和执法队员对抗时的武器也更先进。
　　初世宾认为：“盗墓分子刚一露头时，我们就应该行动起来，但是，对方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与政府躯体庞大、行动迟缓形成鲜明对比，往往使得文物保护追不上盗墓贼的脚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杨惠福告诉记者：“从1992年到2002年这10年，甘肃省内地下文物遭到的破坏比任何时期都多。据不完全统计，仅礼县大堡子山至今流失海外的青铜器秦公簋(guǐ)等珍贵文物就达150多件。”

　　打掉保护伞完善文保制度体系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在过去几年间，中国至少有二十多万座古墓被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文物素质”低下的政府官员无形中成了盗墓贼的庇护神，有的领导干部竟堂而皇之地说：“盗墓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手段。”
　　“这是一件大堡子山先秦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古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从盗墓贼手中收缴后，曾将其当作礼物送给了他人……当时挖得满地都是窟窿，一个先秦大墓的盗洞正朝着礼县某乡政府门口，当地政府官员仍然视而不见。”马文治指着这件青铜古鼎的图片无奈地说。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所长杨惠福告诉记者：“由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各项制度建设还存在着漏洞，因此从制度层面上讲，文物保护是一项重大并且深远的课题，需要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注意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案，从而逐步完善这个文物保护的制度体系。”
　　在努力打击国内形形色色盗卖文物活动的同时，如何阻断中国的文物出境，也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除了本国的文物犯罪外，一些外籍不法分子也不断打着中国文物的主意。初世宾告诉记者：“甘肃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被盗，就是典型的海内外勾结的盗墓行为。”
　　现在，不管是合法得到的还是盗掠来的，各种文物交易都在“蓬勃发展”。有专家表示：“一些珍贵的中国文物若要回归故里，需要重金才能从国外买回来。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有效斩断伸向文物的黑手，中国最终将在文化上和经济上均蒙受巨大的损失。”
　　法制网兰州11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