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 风范永存

一代宗师
风范永存
——纪念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徐舜寿诞辰九十周年
今年8月21日是我国飞机设计宗师、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新中国飞机设计机构的创建者、中国飞机设计院士们的导师徐舜寿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徐舜寿先生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在新中国的航空史上树起了不朽的丰碑，为飞机科研机构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一批英才。今天，特以此文缅怀徐舜寿先生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表达对徐舜寿总师的崇敬和爱戴。
徐舜寿先生1917年出生在江南历史文化名镇——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徐一冰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1908年从日本回国，深感国家贫困，遂毁家兴学，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徐舜寿先生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养成了坚毅、好学和进取精神。他学习勤奋，酷爱数学，曾获得吴兴县数学竞赛第一名。1933年9月，16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组。1937年6月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轰炸杭州笕桥，徐舜寿立志要“航空救国”。1944年9月他被派往美国实习，1946年8月回国。1949年春，徐舜寿先生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他以送妻小回乡为由，毅然摆脱了国民党的桎梏，在姐夫伍修权将军的指引下，携妻子宋蜀碧和女儿先到上海，后在我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越过封锁线，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从此，他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中。
飞机设计是以基础科学和应用研究为基础，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建国初期，我国的航空工业极其薄弱，只有为数极少、规模很小的飞机及其配件修造厂，根本谈不上自行设计。为摆脱这一落后局面，1953年国家把航空工业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周恩来总理为航空工业提出了“由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的战略发展方针。1956年8月，在沈阳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徐舜寿担任主任设计师，黄志千、叶正大任副主任设计师。设计室成立不到两年，便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开创了我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先河。1958年3月，徐舜寿会同总设计师黄志千和陆孝彭提出了“强五”飞机的初步设计方案。1961年8月，徐舜寿担任新成立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技术副所长，为该所的创建和技术储备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亲自组织领导了米格-21飞机的消化摸透工作，狠抓专业建设，为后来歼八飞机设计成功打下了必要的技术基础。1964年7月，徐舜寿奉命调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前身之一）任技术副所长兼首任总设计师，为运七飞机正确选型和总体设计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我国民用飞机的研制闯出了一条新路。
鲜为人知的是，徐舜寿先生也为“两弹一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领导完成了我国核爆炸试验用的取样器的设计任务。他接受利用飞机投放氢弹的可行性研究任务，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为中央下决心用飞机投放氢弹提供了科学依据。由于他的言传身教，狠抓基本功和专业建设，也为“中国飞豹”飞机研制成功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1968年1月6日，徐舜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致死，终年51岁。
徐舜寿先生是国家最早的二级工程师，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上校军衔，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我国的航空事业，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撰写了《飞机性能捷算法》，编译了第一部《英汉航空工程名词字典》。翻译出版的《飞机构造学》、《飞机强度学》两本书是当时中国唯一引进的飞机设计准则和方法，被先后成立的航空院校选作教材，而徐舜寿将所得的全部稿费捐献给了抗美援朝。就是在文革被批斗的逆境中，仍抱病编译了《飞机寿命》一书，并合作选编了《疲劳译文集》，首次系统地向国内介绍飞机结构的疲劳问题，以及“安全寿命”设计原则。他非常重视科研队伍的培养，亲自组织编制了各专业的《基本功大纲》和《设计员手册》，是当时国内唯一可行的飞机设计依据。
更为可贵的是，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造就了一批中国航空工业的栋梁之才，如对两院院士顾诵芬，工程院院士屠基达、陈一坚、管德、陆孝彭，副总设计师程不时、陈嵩禄、郭松林、黄德森、高忠社、钟定逵、陈绍猷、吴克明、龚国政、付大卫等的培养和指导，是他慧眼识才、知人善用的历史明证。他认为，飞机设计需要两种人才，用他的话说就是：“常规的快手，关键的专家”。设计时要做到六快（即构思、查表、计算、画图、论证、总结要快），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苦练基本功，多看技术资料，多看型号图纸，多画图，多练仿宋字。他有一句口头禅：“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他鼓励年轻人要“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争当技术尖子。他特别欣赏苏联专家克拉西莫夫的“小狗游泳论”，对人才坚持优先培养，自然淘汰。徐舜寿对人才培养的远见卓识对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徐舜寿先生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总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向领导直言相谏，为领导当好参谋。即使遇有不同意见，他也直言不讳，据理力争，从不随波逐流。在飞机设计室成立不久，他就遵循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向国家提出自行设计初、中教练机的建议；在“大跃进”中，让他组织设计超音速战斗机时，他从实际出发，直言劝阻。他一直认为“搞设计必须有科学程序，前后衔接，逐次接近”、“航空工业最好是一个飞机一个飞机的干下去，人也培养出来了，技术也提高了”，这些观点在今天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飞机研制确实要尊重真专家，一步步按科学规律干，不能超常规超程序，更不能以忙乱的行政指挥代替科学的技术决策。要研究和学习现代民机研制模式，面向市场，注重商业成功。
徐舜寿先生在飞机设计事业上是一代宗师，生活中也是大家的楷模。他情趣高雅，爱好广泛，擅长多种文体活动。学生时代，他便是清华大学乒乓球队、网球队队员。他还喜欢打桥牌，与夫人就是在打桥牌时相识并走到一起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常邀请年轻人到家里，边欣赏音乐边给他们讲解，深受年轻人的爱戴。徐舜寿在家里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会做一手好菜，会干多种家务活。他与夫人相濡以沫，从没红过脸。他教子有方，几个孩子都学有所成，在工作上颇有建树。
为了缅怀这位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杰出的总设计师，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于1989年在西安阎良为他塑了铜像，并设立了“徐舜寿青年科技进步奖”。2005年5月19日，在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成立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向清华大学赠送了一代宗师——徐舜寿汉白玉雕像，雕像高2.37米（意为1937年清华大学毕业）。让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让徐舜寿的光辉形象和高尚品格感召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航空报国，追求第一！
我们正在肩负着加快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神圣使命。我们学习徐舜寿先生，就是要抓住大型飞机重大科技专项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牢记“两个务必”，增强“三个意识”，做到“四个坚定不移”，求真务实地践行科学发展观，大胆创新，锐意改革，力戒虚夸浮躁，弘扬务实作风，为大型飞机工程的技术和商业成功并形成产业，为我国航空工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黄
强一代宗师
风范永存
——纪念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徐舜寿诞辰九十周年
今年8月21日是我国飞机设计宗师、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新中国飞机设计机构的创建者、中国飞机设计院士们的导师徐舜寿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徐舜寿先生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在新中国的航空史上树起了不朽的丰碑，为飞机科研机构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一批英才。今天，特以此文缅怀徐舜寿先生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表达对徐舜寿总师的崇敬和爱戴。
徐舜寿先生1917年出生在江南历史文化名镇——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徐一冰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1908年从日本回国，深感国家贫困，遂毁家兴学，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徐舜寿先生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养成了坚毅、好学和进取精神。他学习勤奋，酷爱数学，曾获得吴兴县数学竞赛第一名。1933年9月，16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组。1937年6月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轰炸杭州笕桥，徐舜寿立志要“航空救国”。1944年9月他被派往美国实习，1946年8月回国。1949年春，徐舜寿先生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他以送妻小回乡为由，毅然摆脱了国民党的桎梏，在姐夫伍修权将军的指引下，携妻子宋蜀碧和女儿先到上海，后在我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越过封锁线，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从此，他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中。
飞机设计是以基础科学和应用研究为基础，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建国初期，我国的航空工业极其薄弱，只有为数极少、规模很小的飞机及其配件修造厂，根本谈不上自行设计。为摆脱这一落后局面，1953年国家把航空工业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周恩来总理为航空工业提出了“由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的战略发展方针。1956年8月，在沈阳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徐舜寿担任主任设计师，黄志千、叶正大任副主任设计师。设计室成立不到两年，便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开创了我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先河。1958年3月，徐舜寿会同总设计师黄志千和陆孝彭提出了“强五”飞机的初步设计方案。1961年8月，徐舜寿担任新成立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技术副所长，为该所的创建和技术储备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亲自组织领导了米格-21飞机的消化摸透工作，狠抓专业建设，为后来歼八飞机设计成功打下了必要的技术基础。1964年7月，徐舜寿奉命调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前身之一）任技术副所长兼首任总设计师，为运七飞机正确选型和总体设计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我国民用飞机的研制闯出了一条新路。
鲜为人知的是，徐舜寿先生也为“两弹一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领导完成了我国核爆炸试验用的取样器的设计任务。他接受利用飞机投放氢弹的可行性研究任务，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为中央下决心用飞机投放氢弹提供了科学依据。由于他的言传身教，狠抓基本功和专业建设，也为“中国飞豹”飞机研制成功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1968年1月6日，徐舜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致死，终年51岁。
徐舜寿先生是国家最早的二级工程师，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上校军衔，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我国的航空事业，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撰写了《飞机性能捷算法》，编译了第一部《英汉航空工程名词字典》。翻译出版的《飞机构造学》、《飞机强度学》两本书是当时中国唯一引进的飞机设计准则和方法，被先后成立的航空院校选作教材，而徐舜寿将所得的全部稿费捐献给了抗美援朝。就是在文革被批斗的逆境中，仍抱病编译了《飞机寿命》一书，并合作选编了《疲劳译文集》，首次系统地向国内介绍飞机结构的疲劳问题，以及“安全寿命”设计原则。他非常重视科研队伍的培养，亲自组织编制了各专业的《基本功大纲》和《设计员手册》，是当时国内唯一可行的飞机设计依据。
更为可贵的是，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造就了一批中国航空工业的栋梁之才，如对两院院士顾诵芬，工程院院士屠基达、陈一坚、管德、陆孝彭，副总设计师程不时、陈嵩禄、郭松林、黄德森、高忠社、钟定逵、陈绍猷、吴克明、龚国政、付大卫等的培养和指导，是他慧眼识才、知人善用的历史明证。他认为，飞机设计需要两种人才，用他的话说就是：“常规的快手，关键的专家”。设计时要做到六快（即构思、查表、计算、画图、论证、总结要快），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苦练基本功，多看技术资料，多看型号图纸，多画图，多练仿宋字。他有一句口头禅：“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他鼓励年轻人要“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争当技术尖子。他特别欣赏苏联专家克拉西莫夫的“小狗游泳论”，对人才坚持优先培养，自然淘汰。徐舜寿对人才培养的远见卓识对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徐舜寿先生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总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向领导直言相谏，为领导当好参谋。即使遇有不同意见，他也直言不讳，据理力争，从不随波逐流。在飞机设计室成立不久，他就遵循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向国家提出自行设计初、中教练机的建议；在“大跃进”中，让他组织设计超音速战斗机时，他从实际出发，直言劝阻。他一直认为“搞设计必须有科学程序，前后衔接，逐次接近”、“航空工业最好是一个飞机一个飞机的干下去，人也培养出来了，技术也提高了”，这些观点在今天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飞机研制确实要尊重真专家，一步步按科学规律干，不能超常规超程序，更不能以忙乱的行政指挥代替科学的技术决策。要研究和学习现代民机研制模式，面向市场，注重商业成功。
徐舜寿先生在飞机设计事业上是一代宗师，生活中也是大家的楷模。他情趣高雅，爱好广泛，擅长多种文体活动。学生时代，他便是清华大学乒乓球队、网球队队员。他还喜欢打桥牌，与夫人就是在打桥牌时相识并走到一起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常邀请年轻人到家里，边欣赏音乐边给他们讲解，深受年轻人的爱戴。徐舜寿在家里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会做一手好菜，会干多种家务活。他与夫人相濡以沫，从没红过脸。他教子有方，几个孩子都学有所成，在工作上颇有建树。
为了缅怀这位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杰出的总设计师，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于1989年在西安阎良为他塑了铜像，并设立了“徐舜寿青年科技进步奖”。2005年5月19日，在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成立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向清华大学赠送了一代宗师——徐舜寿汉白玉雕像，雕像高2.37米（意为1937年清华大学毕业）。让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让徐舜寿的光辉形象和高尚品格感召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航空报国，追求第一！
我们正在肩负着加快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神圣使命。我们学习徐舜寿先生，就是要抓住大型飞机重大科技专项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牢记“两个务必”，增强“三个意识”，做到“四个坚定不移”，求真务实地践行科学发展观，大胆创新，锐意改革，力戒虚夸浮躁，弘扬务实作风，为大型飞机工程的技术和商业成功并形成产业，为我国航空工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黄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