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大家来说说新加坡的体制如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2:06:40
好像新加坡也是一党专政的，并且还老子传位给儿子，但西方那些民主国家们为什么没有说话呵！我们可不可以学习新加坡的体制！！！
注：好好讨论，别破口骂人，显得好没收养！！！！！:P好像新加坡也是一党专政的，并且还老子传位给儿子，但西方那些民主国家们为什么没有说话呵！我们可不可以学习新加坡的体制！！！
注：好好讨论，别破口骂人，显得好没收养！！！！！:P
注：好好讨论，别破口骂人，显得好没收养！！！！！:P好像新加坡也是一党专政的，并且还老子传位给儿子，但西方那些民主国家们为什么没有说话呵！我们可不可以学习新加坡的体制！！！
注：好好讨论，别破口骂人，显得好没收养！！！！！:P
觉得还是学日本的好。。。
:hug: 只适合新加坡.
日本，个人感觉日本体制还是比较适应我们的。
原帖由 ytgk9999 于 2007-8-22 09:07 发表
日本，个人感觉日本体制还是比较适应我们的。
;P 万年执政地自民党...
原帖由 ytgk9999 于 2007-8-22 09:07 发表
日本，个人感觉日本体制还是比较适应我们的。
精英政治？:o :o
原帖由 happygolf 于 2007-8-22 09:10 发表
精英政治？:o :o
有过“平民政治”么？
原帖由 happygolf 于 2007-8-22 09:10 发表
精英政治？:o :o
这个世界上好像都是精英政治
原帖由 jiangpub 于 2007-8-22 09:15 发表
新加坡代表了当代华人的最高成就,尤其是最高的政治成就.
新加坡也是建立在发达的经济文化教育基础之上的，没有基础哪来的民主，不过我认为新加坡比较小，可以学习，但不能模仿
新加坡怎么说也不能算是中国借鉴的榜样。
第一，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靠着严刑峻法、统治者的勤奋和仁慈可以治理好一个城市，但绝对没有办法推广到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在中国类似的实践，朱元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并不是最成功的城市。一般的初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讲到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都会把新加坡和香港作比。这两个城市起步的水平和实践非常类似，但是新加坡在80年代开始明显地发展乏力，而香港则在同一个时期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个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是以投资为主，而香港则是以科技为主要动力。单纯靠投资带动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受到diminishing return的制约，难以继续发展。新加坡的地理优势比香港还要更加优越，发展这么快就遇到瓶颈，恰恰说明了其体制本身是有问题的。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以日本为主要学习对象的。而且我也觉得小二说的在理，日本的模式更加适合我们。
第一，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靠着严刑峻法、统治者的勤奋和仁慈可以治理好一个城市，但绝对没有办法推广到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在中国类似的实践，朱元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并不是最成功的城市。一般的初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讲到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都会把新加坡和香港作比。这两个城市起步的水平和实践非常类似，但是新加坡在80年代开始明显地发展乏力，而香港则在同一个时期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个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是以投资为主，而香港则是以科技为主要动力。单纯靠投资带动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受到diminishing return的制约，难以继续发展。新加坡的地理优势比香港还要更加优越，发展这么快就遇到瓶颈，恰恰说明了其体制本身是有问题的。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以日本为主要学习对象的。而且我也觉得小二说的在理，日本的模式更加适合我们。
原帖由 jiangpub 于 2007-8-22 10:14 发表
首先新加坡是除中国以外的唯一的华人国家,而且很成功.
其次新加坡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恶劣,极其危险,但新加坡化解得很不错.
而且新加坡并不照搬西方民主,而是走一条现代文明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事实成功 ...
新加坡何时领先现代文明了？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新加坡有多少影响力？新加坡的文化产品除了华人圈子谁人买单？把西方的东西学的很好是不错，说什么领先就是胡扯了。
向日本体制学习
日本? 日本貌似现在也有两党轮流执政的倾向了~~~
我觉得日本的体制还是跟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关,中国不一定合适~~~
另外很讨厌日本政界里头那种严重论资排辈的做法,派系林立,挺讨厌的
我觉得日本的体制还是跟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关,中国不一定合适~~~
另外很讨厌日本政界里头那种严重论资排辈的做法,派系林立,挺讨厌的
原帖由 XBOX 于 2007-8-22 10:31 发表
日本? 日本貌似现在也有两党轮流执政的倾向了~~~
我觉得日本的体制还是跟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关,中国不一定合适~~~
另外很讨厌日本政界里头那种严重论资排辈的做法,派系林立,挺讨厌的
日本形为两党，实为一党专政。
日本现在的安培，他的祖父就当过首相
原帖由 XBOX 于 2007-8-22 10:31 发表
日本? 日本貌似现在也有两党轮流执政的倾向了~~~
我觉得日本的体制还是跟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关,中国不一定合适~~~
另外很讨厌日本政界里头那种严重论资排辈的做法,派系林立,挺讨厌的
要学的是人家的系统，貌似论资排辈是系统的潜规则，而不是系统的副作用，想学也未必学得来。
不过民主政治里面论资排辈、派系林立本来就是普遍现象，地球上暂时也没有能免俗的。
原帖由 fengxiang 于 2007-8-22 10:34 发表
日本形为两党，实为一党专政。
日本现在的安培，他的祖父就当过首相
这个其实也是民主政治的普遍现象。政客一旦职业化，就势必出现政客世家。反倒是社会主义国家（走味的不算），比如苏联和中国，还没有过两代领导人有血缘关系的先例。
原帖由 xbill 于 2007-8-22 10:42 发表
这个其实也是民主政治的普遍现象。政客一旦职业化，就势必出现政客世家。反倒是社会主义国家（走味的不算），比如苏联和中国，还没有过两代领导人有血缘关系的先例。
核心领导人倒是没有，不过部级干部里有不少
原帖由 jiangpub 于 2007-8-22 10:44 发表
1, 新加坡的影响力不大,是局限于其总体实力,但并不说明它个体很差.我说的领先是在华人的范围内.
2, 大地方就是由小地方组成的.拿朱元璋跟新加坡比真是笑话,中国怎么不跟太平天国比呀.
3, 新加坡是独立主权国家 ...
任何政策都有适用的特定对象。当年西欧的发展模型被西方经济学家移植到南美尚且弄了个一塌糊涂，凭什么新家坡一个430万人的地方靠着某个统治者的勤奋和仁慈形成的一个并不能算很成功的发展就能适用于一个13万万人，面积大了无数倍的地方？更何况新加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地利，中国沿海尚且占全国比例都不大，更别说是马六甲这种在地球上屈指可数的优越地理位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独立和要学习人家的模式有什么联系？
原帖由 ytgk9999 于 2007-8-22 09:12 发表
有过“平民政治”么？
我说错了，应该是“门阀闺阁”政治？
虽说都是政客世家，总觉得日本式的体制是种罐里养王八的体制……
原帖由 fengxiang 于 2007-8-22 10:34 发表
日本现在的安培，他的祖父就当过首相
是外祖父，岸信介。
即使不能学习战后日本，能有个大正德谟克拉西，偶就要高呼满塞了。:b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7-8-22 11:00 发表
是外祖父，岸信介。
小泉祖上也是牛人
原帖由 jiangpub 于 2007-8-22 11:01 发表
任何政策都有适用的特定对象。当年苏联的发展模型被苏联经济学家移植到中国弄了个一塌糊涂，凭什么新加坡立足于华人文化就一定不能借鉴呢?
新加坡是利用的地理,而且是用好了地理.但并非完全依靠地理.而中国有地 ...
香港靠发展科技带动经济长时间增长和新加坡单纯依赖投资的不可持续增长哪个更加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是不是主权独立国家有没有任何的联系？
新加坡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依赖地利。一个要资源没资源，要人口没人口、要土地美土地的地方，如果不是刚好在马六甲的咽喉，凭什么吸引那么多的投资？可是中国呢，有几个地方有这样的地利？一个都没有，连一个可以说是接近的都没有（只有香港勉强算是）。
立足华人的国家又和经济发展有什么联系？我学过这么多经济发展的课程，就没听说过经济发展和民族血统还有联系的。
发展模式的借鉴对于国家而言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是可以试试看的吗？新加坡和中国相比，除了都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是华人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借鉴这样的国家，那真是侮辱中国人的智力。
闪光却非金子——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
吴庸
新加坡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国父的李光耀说：“我们将推进我们所极力主张的事业――在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后构建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自由市场机制追逐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又用社会公正理念调节财富分配，追求社会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他们把前者称作“资本主义的效率”，把后者叫作“社会主义的公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元老拉贾拉南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它所建立的自由市场竞争、混合所有制、福利保障体制，具有世界上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共有的特征。它还有多党共存、议会制度和法制管理，这也颇象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应有的形式。
不过，剥开它的多党共存、议会制度的外皮就可发现其内核既非民主，也非社会公正，其法制管理的中心乃“东方家长制”统治。
且说“一党独大”。李光耀于1954年创立的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是执政党。尽管有多党共存，最多时有22个反对党公开活动，但在历届议会选举中均被行动党打压，从未获得执政机会。打压办法包括：行动党控制选举委员会，在选区划分上作手脚。如果某一政党在某选区占优势，则用分割或合并选区的方式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使之便于行动党获胜。对选举结果的设计则体现保大压小原则。2006年行动党占有66.6％得票率，但在议会总共84个议席中却占有82席，议席占有率显然超过得票率。选举法还规定，得票率小于12.5％的竞选方，其参选押金即被没收，这对小党当然是不利的。行动党还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打击参选各党。如果竞选时批评行动党领袖，出言稍有不慎就会被控以“诽谤罪”，由高等法院判处赔偿名誉损失。1997年大选，一位候选人就因诽谤罪被法院判处赔偿总理“形像损害费”260万美元，致该候选人被迫逃离新加坡。此外，尚有多种“非常手段”，如干扰反对党在公共场所的活动，冻结反对党的资金来源，瓦解反对党的基层组织，拘捕反对党的主要干部等等。行动党控制选举的最厉害的手段是凭借所掌握的行政资源诱导选民投票方向。政府握有“组屋翻修计划”，这是关系居住福祉的大事，翻修后可使私宅无偿增值。行动党候选人即以此为诱饵，宣扬将根据选民支持率大小决定翻新顺序，以此煽动选民投自己的票。即使反对党能在该选区获胜，但无法回击行动党的攻势，只能认居下风。总之，这些打压反对党的办法均算不得政治博奕中的光明正大行为，无非是屑小辈之阴谋、刻毒花招而已。
李光耀等人出此绝计还有一套理论支架。（1）稳定压倒一切论。李光耀说：“因为这个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新社会中存在有一人一票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得不把政治稳定当作首要任务。”就是说，他把“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看作“不稳定因素”，由此种选举引发的反对党的活动、监督机制的启动、民主因素的加强、公民意志的表达，在他看来，都威胁到“一党独大”的安全，必须予以排除而以“稳定”为首要任务。总理吴作栋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新加坡几个主要政党不相上下，每个都想执政，因而出现一个联合政府，内部争吵不休，“那将是一场大动乱”。这种论调就其实质讲，是不能容纳政治的多元化，最终是崇拜一党专制乃至寡头政治。李光耀从1959年执掌政权直到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实行31年寡头政治，接着又改任资政，实行监政至今――这就是“一党独大”的结果。（2）东方威权主义。在制度设计中，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精巧安排，以合法程序占有政治优势，又以合法程序允许不同政治力量公开活动，这种活动既有政治多元化外衣又不会在实质上形成对行动党执政资格的严重挑战。这使行动党的执政合法化和稳固化兼而有之。有学者称这种政体为“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总之，这是一种东方权威主义。（3）有限民主论。行动党认为，人民的最大需要是有秩序的体面生活，只要满足这一需要，一党执政就无可厚非。因此，他们的制度设计是：公民的有节制的权利和有限制的民主。他们不鼓吹人权，不扩大民主。李光耀认为，政治民主必须符合本民族传统，而新加坡的民族传统强调的是对集体和国家的服从。正是这种服从精神的灌输，新加坡公民被训练成具有严格自律和他律精神的人。（4）严刑峻法说。行动党崇尚法制，以法治国相当突出。它的法制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生活，无所不及。法律管辖的范围，甚至波及居民交往方式、阳台种花模式等等。其严峻程度可以从保留鞭刑至今看出一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新加坡绝不是一句空话。评论者认为，这使新加坡保持了长期社会稳定，而李光耀因此赢得“刻板、严苛的东方家长”的称号。
行动党的权威使它占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李光耀不会忽略这一特点，他强调“当你加入人民行动党时，就象是加入一个神圣的行列”，要求人们“入党时内心涌起神圣感”。这种超人教育与他的精英治国论是一致的。行动党的精英自然成为党国要员，而党与国也就融为一体。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他称赞这种党政一体产生非凡效率，政府的命令会立即实现。
行动党通过御用的人民协会对社会进行控制。人民协会由行动党秘书长任主席，组织和促进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活动，把行动党的理念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动。协会还主管庞大的社区中心网络，将行动党的影响渗透到千家万户。
行动党热衷于搞群众运动，这个特点似乎不亚于中共。它搞过“全民大扫除运动”、“除虫运动”、“反对说粗话运动”等等，这不免让人想起大陆中国的“全民捉麻雀运动”。这种现象的共性其实就是威权统治所需要的那种一呼百应的满足感，以为“上面一招手，下边呼万岁”，号召就迅速落实。
1991年议会通过《共同价值观》，作为统一的社会意识规范。它规定：（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尊重个人。（4）求同存异，协同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种族到宗教，都要在这些价值观念下生存。这是行动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推行的党文化，是统治意识的基本观念。
有了正面的精英治国、党政合一、人民协会、群众运动、共同价值仍然不够，还要从反面加以巩固。
行动党对公民的自由是不宽容的。它通过“社团法”严格控制结社活动，限制结社自由。凡社团登记处认为“其规则不足以对其进行合适的管理与控制”或者“被登记社团的名称可能导致公众对其真正目的和特性发生误解”，均可拒绝登记。所以，新加坡除了一些技术性社团外，很少有社会性社团的活动空间。
行动党对舆论的控制是严格的。全国有两大国有媒体集团，一个以报纸为主，一个以电视广播为主。所有公开的媒体都受这两家垄断集团和新加坡广播局的监督和控制。对网络媒体的限制极严。竞选时，公开的媒体对反对党的报道往往以只言片语加以歪曲，使接受者无法得悉全貌。禁止反对党使用网络媒体作新闻报道或使用博客传播政见。所以，记者无国界的总共170多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中，新加坡曾名列第140名。
从以上简短介绍不难了解，“金子是闪光的，但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这句谚语用来形容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很合适的。它企图利用自己的闪光点，将“一党独大”冒充“民主社会主义”，并混入社会党国际，一时赢得不少风光。可是，闪光却非金子，假的不能充真，终于被识破，1976年社会党国际宣布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开除国际。李光耀的“民主”和他的“社会主义”彻底露出真相。
我们从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真相中可以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值得认真思考。
吴庸
新加坡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国父的李光耀说：“我们将推进我们所极力主张的事业――在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后构建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自由市场机制追逐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又用社会公正理念调节财富分配，追求社会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他们把前者称作“资本主义的效率”，把后者叫作“社会主义的公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元老拉贾拉南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它所建立的自由市场竞争、混合所有制、福利保障体制，具有世界上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共有的特征。它还有多党共存、议会制度和法制管理，这也颇象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应有的形式。
不过，剥开它的多党共存、议会制度的外皮就可发现其内核既非民主，也非社会公正，其法制管理的中心乃“东方家长制”统治。
且说“一党独大”。李光耀于1954年创立的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是执政党。尽管有多党共存，最多时有22个反对党公开活动，但在历届议会选举中均被行动党打压，从未获得执政机会。打压办法包括：行动党控制选举委员会，在选区划分上作手脚。如果某一政党在某选区占优势，则用分割或合并选区的方式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使之便于行动党获胜。对选举结果的设计则体现保大压小原则。2006年行动党占有66.6％得票率，但在议会总共84个议席中却占有82席，议席占有率显然超过得票率。选举法还规定，得票率小于12.5％的竞选方，其参选押金即被没收，这对小党当然是不利的。行动党还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打击参选各党。如果竞选时批评行动党领袖，出言稍有不慎就会被控以“诽谤罪”，由高等法院判处赔偿名誉损失。1997年大选，一位候选人就因诽谤罪被法院判处赔偿总理“形像损害费”260万美元，致该候选人被迫逃离新加坡。此外，尚有多种“非常手段”，如干扰反对党在公共场所的活动，冻结反对党的资金来源，瓦解反对党的基层组织，拘捕反对党的主要干部等等。行动党控制选举的最厉害的手段是凭借所掌握的行政资源诱导选民投票方向。政府握有“组屋翻修计划”，这是关系居住福祉的大事，翻修后可使私宅无偿增值。行动党候选人即以此为诱饵，宣扬将根据选民支持率大小决定翻新顺序，以此煽动选民投自己的票。即使反对党能在该选区获胜，但无法回击行动党的攻势，只能认居下风。总之，这些打压反对党的办法均算不得政治博奕中的光明正大行为，无非是屑小辈之阴谋、刻毒花招而已。
李光耀等人出此绝计还有一套理论支架。（1）稳定压倒一切论。李光耀说：“因为这个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新社会中存在有一人一票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得不把政治稳定当作首要任务。”就是说，他把“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看作“不稳定因素”，由此种选举引发的反对党的活动、监督机制的启动、民主因素的加强、公民意志的表达，在他看来，都威胁到“一党独大”的安全，必须予以排除而以“稳定”为首要任务。总理吴作栋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新加坡几个主要政党不相上下，每个都想执政，因而出现一个联合政府，内部争吵不休，“那将是一场大动乱”。这种论调就其实质讲，是不能容纳政治的多元化，最终是崇拜一党专制乃至寡头政治。李光耀从1959年执掌政权直到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实行31年寡头政治，接着又改任资政，实行监政至今――这就是“一党独大”的结果。（2）东方威权主义。在制度设计中，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精巧安排，以合法程序占有政治优势，又以合法程序允许不同政治力量公开活动，这种活动既有政治多元化外衣又不会在实质上形成对行动党执政资格的严重挑战。这使行动党的执政合法化和稳固化兼而有之。有学者称这种政体为“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总之，这是一种东方权威主义。（3）有限民主论。行动党认为，人民的最大需要是有秩序的体面生活，只要满足这一需要，一党执政就无可厚非。因此，他们的制度设计是：公民的有节制的权利和有限制的民主。他们不鼓吹人权，不扩大民主。李光耀认为，政治民主必须符合本民族传统，而新加坡的民族传统强调的是对集体和国家的服从。正是这种服从精神的灌输，新加坡公民被训练成具有严格自律和他律精神的人。（4）严刑峻法说。行动党崇尚法制，以法治国相当突出。它的法制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生活，无所不及。法律管辖的范围，甚至波及居民交往方式、阳台种花模式等等。其严峻程度可以从保留鞭刑至今看出一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新加坡绝不是一句空话。评论者认为，这使新加坡保持了长期社会稳定，而李光耀因此赢得“刻板、严苛的东方家长”的称号。
行动党的权威使它占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李光耀不会忽略这一特点，他强调“当你加入人民行动党时，就象是加入一个神圣的行列”，要求人们“入党时内心涌起神圣感”。这种超人教育与他的精英治国论是一致的。行动党的精英自然成为党国要员，而党与国也就融为一体。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他称赞这种党政一体产生非凡效率，政府的命令会立即实现。
行动党通过御用的人民协会对社会进行控制。人民协会由行动党秘书长任主席，组织和促进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活动，把行动党的理念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动。协会还主管庞大的社区中心网络，将行动党的影响渗透到千家万户。
行动党热衷于搞群众运动，这个特点似乎不亚于中共。它搞过“全民大扫除运动”、“除虫运动”、“反对说粗话运动”等等，这不免让人想起大陆中国的“全民捉麻雀运动”。这种现象的共性其实就是威权统治所需要的那种一呼百应的满足感，以为“上面一招手，下边呼万岁”，号召就迅速落实。
1991年议会通过《共同价值观》，作为统一的社会意识规范。它规定：（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尊重个人。（4）求同存异，协同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种族到宗教，都要在这些价值观念下生存。这是行动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推行的党文化，是统治意识的基本观念。
有了正面的精英治国、党政合一、人民协会、群众运动、共同价值仍然不够，还要从反面加以巩固。
行动党对公民的自由是不宽容的。它通过“社团法”严格控制结社活动，限制结社自由。凡社团登记处认为“其规则不足以对其进行合适的管理与控制”或者“被登记社团的名称可能导致公众对其真正目的和特性发生误解”，均可拒绝登记。所以，新加坡除了一些技术性社团外，很少有社会性社团的活动空间。
行动党对舆论的控制是严格的。全国有两大国有媒体集团，一个以报纸为主，一个以电视广播为主。所有公开的媒体都受这两家垄断集团和新加坡广播局的监督和控制。对网络媒体的限制极严。竞选时，公开的媒体对反对党的报道往往以只言片语加以歪曲，使接受者无法得悉全貌。禁止反对党使用网络媒体作新闻报道或使用博客传播政见。所以，记者无国界的总共170多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中，新加坡曾名列第140名。
从以上简短介绍不难了解，“金子是闪光的，但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这句谚语用来形容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很合适的。它企图利用自己的闪光点，将“一党独大”冒充“民主社会主义”，并混入社会党国际，一时赢得不少风光。可是，闪光却非金子，假的不能充真，终于被识破，1976年社会党国际宣布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开除国际。李光耀的“民主”和他的“社会主义”彻底露出真相。
我们从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真相中可以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值得认真思考。
君主立宪？？？:D
一党专政而已，有什么好学的？
原帖由 2000wcw 于 2007-8-22 11:22 发表
一党专政而已，有什么好学的？
体制内改革，否则真的很难
在国际政治体制中，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在新加坡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资政李光耀所创建的，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通过对程序立法的精心设计，以及经过对选战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术性安排与处理，从而把反对党的活动有效地限制在对执政党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挑战的范围内。这样，新加坡一方面既可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成为多元民主大家族的一员，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保持着持续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历史纪录。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正因为如此，有些政治学者把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称之为“选举权威主义”：一方面新加坡政治体制具有所有多元民主政体的基本选举程序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成功地享有了权威主义的政治权势。可以说，是一种介乎于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特殊政体模式。它是一种在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者说是一种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
在国外政治学界，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民主模式，是不是如同其经济模式一样，在今后某一个时候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可以先通过中国政治的“新加坡化”作为启动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政治学问题。
更具体地说，这种“新加坡模式的中国版”的特点，可以表述为：逐步开放民主竞争空间，在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并在条件成熟时开放民主选举的政治空间。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人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实现这种独大党民主模式，似乎还存在着一系列先天有利条件。首先，列宁主义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对政治、经济、法律、新闻传媒等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执政党拥有中国的绝大多数天下精杰与人才资源，以及它对社会各基层的组织渗透优势。更重要的是，二十年执政党推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实效，使执政党的威望在中国公民中已经进一步提升。中国执政党在这些方面的优势，甚至远过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只要在程序设计方面作些精心的考量与准备，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后全能政治体制（Post-totalitarianism）向一种类似于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体制过渡似乎是颇具可能性的。
然而，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国情进行较为具体的考量，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就使中国要成功地效法新加坡政治模式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当下的改革开放过程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引爆性的社会问题。在改革开放二十年过程中，累积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这一状况与中国从全能体制中脱离出来的特点有密切关联。归纳起来中国社会转型存在着五大困境，一是相当一部分官僚的经济腐败，二是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公，三是贫富两极分化与地区差别扩大，四是农村失业严重，五是金融坏帐问题。此外，还存在*对政府权威的持续挑战，少数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以及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在一旦出现多元竞争时，反对党必然会把这类问题作为攻击执政党的突破口，使原来受到压抑的不满得到渲泄的合法机会，并进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
更具体地说，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在全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大量困难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治问题严峻性，矛盾的复杂性，使反对派利用选战来反对执政党的资源更为丰富，中国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激活的广场效应，将在短时期内形成对现存政府权威的严重挑战，政治冲突对立与危机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连锁反应。
相反，新加坡作为一个超小型的东亚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则没有这类问题的严重困忧，特别要提出的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恰恰在长期执政中逐步解决了困扰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在解决过程中获得了更为丰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在执政党的经济效绩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即使边缘性的小党取得竞选资格，也不会构成对执政党权威的挑战。换言之，新加坡是在还不存在重大的社会分裂与认同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权威主义方式解决了认同危机，并进入选举权威主义时期的。相反，如果中国在已经出现了认同危机与社会分化的条件下仿效选举权威主义，其结果会如同东施效颦一样，适得其反。
第二，中国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性质根本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这在一体制下，一方面是政治决定一切，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时期形成的体制通过政治动员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文化，并要求社会成员高度关心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是动员型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具有高度的易感性，即知识分子、民众与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对政治高度敏感与政治参与愿望，有人说“中国人个个是政治家”正表明中国人对政治的过度关注性。这种政治文化虽然在**后的威权主义政治制约下，以及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弱化，“一切向钱看”取代了“突出政治”，然而，只要体制外的反对党竞争合法存在，革命政治文化的基因就会重新被激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积极地参与到反对党组织中来，形成对政府的巨大压力，出现爆炸性的政治参与扩大。
相反，新加坡的政治文化与中国相比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是英国殖民地时期长期形成的法制传统与完整的司法体系，人民习惯于在法制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其次，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冷淡型，新加坡民众一般没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新加坡人的民族性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用李光耀的话来说，新加坡华人是“福建船民与苦力的后代”，整体上没有受到过革命动员性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权威主义的多党制下多比较“老实本份”。这两个特点相结合，使新加坡型的“选举权威主义”可以通过法制框架来有效规范公众的政治行为。同时，由于新加坡公众的政治文化是冷淡型的，反对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则相当有限。尤其是受到执政党通过资源垄断对反对党的活动的限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即使存在合法的多党制，新加坡也不会形成政治参与过度扩大。政治稳定可以持续下来。
第三，中国与新加坡在相比，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紧张，所有这一切都会极大的增加多元民主竞争下国家控制的难度。相反，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新加坡没有不同地区的巨大经济社会文化差距，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政府对政治反对党易于控制，而中国则难于控制。
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模式”下的民主是相当有限的，但新加坡政治生活中的反对党的有限存在，虽然不会对执政党的权威地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却对于防止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可能出现政治惰性，对于激发执政党的政治活力，加强社会力量对国家官员的监督，确实也发挥着一定的如同“疫苗”般的积极作用。从执政党安排落选反对党议员担任“非选区议员”这一制度来看，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本身，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点。某种意义上，人们仍然可以把这种低度民主模式看作是从权威体制向更高度的民主化模式长期演进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就这一点而言，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对于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主义向民主转型，仍然可以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正因为如此，有些政治学者把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称之为“选举权威主义”：一方面新加坡政治体制具有所有多元民主政体的基本选举程序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成功地享有了权威主义的政治权势。可以说，是一种介乎于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特殊政体模式。它是一种在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者说是一种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
在国外政治学界，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民主模式，是不是如同其经济模式一样，在今后某一个时候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可以先通过中国政治的“新加坡化”作为启动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政治学问题。
更具体地说，这种“新加坡模式的中国版”的特点，可以表述为：逐步开放民主竞争空间，在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并在条件成熟时开放民主选举的政治空间。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人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实现这种独大党民主模式，似乎还存在着一系列先天有利条件。首先，列宁主义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对政治、经济、法律、新闻传媒等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执政党拥有中国的绝大多数天下精杰与人才资源，以及它对社会各基层的组织渗透优势。更重要的是，二十年执政党推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实效，使执政党的威望在中国公民中已经进一步提升。中国执政党在这些方面的优势，甚至远过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只要在程序设计方面作些精心的考量与准备，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后全能政治体制（Post-totalitarianism）向一种类似于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体制过渡似乎是颇具可能性的。
然而，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国情进行较为具体的考量，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就使中国要成功地效法新加坡政治模式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当下的改革开放过程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引爆性的社会问题。在改革开放二十年过程中，累积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这一状况与中国从全能体制中脱离出来的特点有密切关联。归纳起来中国社会转型存在着五大困境，一是相当一部分官僚的经济腐败，二是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公，三是贫富两极分化与地区差别扩大，四是农村失业严重，五是金融坏帐问题。此外，还存在*对政府权威的持续挑战，少数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以及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在一旦出现多元竞争时，反对党必然会把这类问题作为攻击执政党的突破口，使原来受到压抑的不满得到渲泄的合法机会，并进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
更具体地说，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在全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大量困难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治问题严峻性，矛盾的复杂性，使反对派利用选战来反对执政党的资源更为丰富，中国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激活的广场效应，将在短时期内形成对现存政府权威的严重挑战，政治冲突对立与危机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连锁反应。
相反，新加坡作为一个超小型的东亚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则没有这类问题的严重困忧，特别要提出的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恰恰在长期执政中逐步解决了困扰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在解决过程中获得了更为丰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在执政党的经济效绩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即使边缘性的小党取得竞选资格，也不会构成对执政党权威的挑战。换言之，新加坡是在还不存在重大的社会分裂与认同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权威主义方式解决了认同危机，并进入选举权威主义时期的。相反，如果中国在已经出现了认同危机与社会分化的条件下仿效选举权威主义，其结果会如同东施效颦一样，适得其反。
第二，中国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性质根本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这在一体制下，一方面是政治决定一切，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时期形成的体制通过政治动员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文化，并要求社会成员高度关心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是动员型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具有高度的易感性，即知识分子、民众与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对政治高度敏感与政治参与愿望，有人说“中国人个个是政治家”正表明中国人对政治的过度关注性。这种政治文化虽然在**后的威权主义政治制约下，以及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弱化，“一切向钱看”取代了“突出政治”，然而，只要体制外的反对党竞争合法存在，革命政治文化的基因就会重新被激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积极地参与到反对党组织中来，形成对政府的巨大压力，出现爆炸性的政治参与扩大。
相反，新加坡的政治文化与中国相比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是英国殖民地时期长期形成的法制传统与完整的司法体系，人民习惯于在法制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其次，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冷淡型，新加坡民众一般没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新加坡人的民族性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用李光耀的话来说，新加坡华人是“福建船民与苦力的后代”，整体上没有受到过革命动员性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权威主义的多党制下多比较“老实本份”。这两个特点相结合，使新加坡型的“选举权威主义”可以通过法制框架来有效规范公众的政治行为。同时，由于新加坡公众的政治文化是冷淡型的，反对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则相当有限。尤其是受到执政党通过资源垄断对反对党的活动的限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即使存在合法的多党制，新加坡也不会形成政治参与过度扩大。政治稳定可以持续下来。
第三，中国与新加坡在相比，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紧张，所有这一切都会极大的增加多元民主竞争下国家控制的难度。相反，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新加坡没有不同地区的巨大经济社会文化差距，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政府对政治反对党易于控制，而中国则难于控制。
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模式”下的民主是相当有限的，但新加坡政治生活中的反对党的有限存在，虽然不会对执政党的权威地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却对于防止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可能出现政治惰性，对于激发执政党的政治活力，加强社会力量对国家官员的监督，确实也发挥着一定的如同“疫苗”般的积极作用。从执政党安排落选反对党议员担任“非选区议员”这一制度来看，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本身，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点。某种意义上，人们仍然可以把这种低度民主模式看作是从权威体制向更高度的民主化模式长期演进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就这一点而言，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对于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主义向民主转型，仍然可以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
——专访蔡定剑
发表日期：2006年2月16日/出处：《南风窗》杂志/作者：本刊记者郭宇宽/发自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2005年7月到10月，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之邀做访问研究，得以对新加坡的制度亲历考查。回国后，他撰文总结考察成果，认为国内官员、学者所推崇的所谓新加坡经验其实存在很大的偏颇和误解，对人们了解新加坡产生了相当大的误导。
为此，本刊专访蔡定剑先生，请他谈谈他所了解到的新加坡经验。
令人困惑的新加坡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都对新加坡推崇有加，大量的中国干部被送到新加坡学习考察，你作为一个法学家对新加坡的兴趣是从何时产生的？
蔡定剑（以下简称蔡）：过去我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能从有限的渠道了解新加坡。确实有大量中国官员去新加坡考察，但他们中大部分告诉我们的新加坡让人不可理解。这些年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是一个异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民主，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力，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但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它相信权威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父亲可以隔代传位给儿子；它同样很文明，没有人随地吐痰，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似乎生活得很幸福。大家对新加坡都很羡慕，很多中国人都想去留学，或者以各种形式移民去那里。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困惑，把中国变成一个大新加坡不是挺好吗？
这些问题实在想不通，所以这些年我也没有专门去考虑它，直到有了2005年这次机会真正近距离地观察新加坡。
《南》：就您的观感，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呢？
蔡：我感觉我们确实一度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为什么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他们工资水平高就用不着搞腐败了。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清廉只要给他们加工资、加福利就可以了。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出，公务员加薪和他们廉洁程度的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没搞清楚。
《南》：对于新加坡的误读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所谓新加坡奇迹本身没有我们传得那么神，还有一种是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但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蔡：我的感受主要是后一种，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
它良好的社会治理就不用说了，我刚到新加坡就感觉整个政府权力实在太大了，掌握的经济资源非常多，比如在街头我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区，就问这是谁盖的房子？他们告诉我居然大多数都是政府盖的。这些他们叫“组屋”，是给普通收入水平的居民提供的一种低价商品房，而且由政府来分配。大家都知道住房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在不同的地段，不同的朝向，不同的建筑材料使用水平，价格差别很大。我本能地想到，新加坡的政府官员，会不会在最好的黄金地段，用最好的材料盖一批豪宅，然后以“组屋”或者“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低价分配给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作为工资之外的隐形福利呢？我询问了一些普通新加坡人，他们都觉得这在新加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对我来说更不可理解的是在一些高利润的竞争性行业，新加坡政府居然是直接投资者，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苏州工业园居然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这里面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都给政府和负责的官员留下了太多的寻租空间。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有这么大的权力，它的官员居然保持不腐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我们的经验出发简直无法理解，但新加坡确实就是这样。
被曲解的新加坡经验
《南》：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传递、报道，问题出在哪里？
蔡：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大量都是断章取义的，多年来只让人知道一面，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公众所接受的信息是经过很不负责的过滤的，所以我这次在新加坡本来是以学术交流为目的，但回来却写了一篇极不学术的文章。
就拿“高薪养廉”来说，我们这么多年来说得有鼻子有眼，确实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表面上看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两点我们没有注意：一是这些拿100万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门估计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这个薪金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部长包括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政府才会派车。他们需要纳税，而且没有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都要自己上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
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不能当部长，那他什么也没有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到市场上购买。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就对我震撼很大，是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公务，有点业余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点的地方，我介绍了一处。部长一行四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跟部长开玩笑说，能给部长开车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把这些都考虑在内以后，我觉得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新加坡的官员总体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通常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年薪的人，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年薪，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入，而不能算高。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进入政府的出发点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被忽略的先进执政理念
《南》：关于新加坡的“权威主义”一说您怎么看？
蔡：新加坡确实可以说是权威主义，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现在它选举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但是也有活跃的反对党存在，虽然目前比较弱小，不过这些反对党合法地以谋求执政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人民行动党一旦失去了民心，不需要任何社会震荡，它就会被轻而易举地选下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权威主义是受到民主和宪政框架制约的。
新加坡目前的选举并不是很公正，他们自己私下也承认：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运用财政和政府资源、操控选举程序，比如在选区划分、候选人资格审查等方面，还有利用媒体舆论，甚至不惜用司法手段打压反对党。但不管怎样，它在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民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
另外新加坡有一套先进的执政理念，新加坡的新闻界确实也不敢随便批评政府，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媒体的运作，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比如告人家诽谤罪、公开答辩这种方法来解决。另外当媒体和舆论真正对政府官员有批评的时候，政府往往并不采取封杀的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格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解释。
前些年，据说李显龙有一次买了一处房子，是用折扣价买的，坊间议论得沸沸扬扬。新加坡民众在这方面非常敏感，很多人觉得里面肯定有猫腻，是李显龙和地产商之间的隐性贿赂。结果新加坡政府包括李光耀积极调查、主动公开，坦白地告诉大家，李显龙买房子接受了大约10%的折扣，老百姓一听，觉得这样的折扣处于商家促销的合理范围，就理解了。还有一个部长被怀疑在工程中收受贿赂，公众对他的传闻很多，于是政府主动对他进行调查，虽然没有掌握能够判刑的证据，还是让他辞职了事。
而且人民行动党多年以来保持高度的自律，这和它的高层领导人多年以来的率先垂范是分不开的。如果以李光耀为代表的领导人，不公开自己和家族的财产，透明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全党上下保持廉洁估计会很难。
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官员和学者，都对行动党总部的小楼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机场路边，仅是在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二层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用我们的话来说，没有太多的“党产”。
究竟是因为人民行动党保持了这样廉洁俭朴的作风，才能持续地赢得选举，还是因为他们必须赢得选举，才保持了廉洁俭朴的作风，无论怎么理解，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缔造奇迹是靠儒家传统吗？
《南》：对于新加坡的成就，有两种观点，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东亚价值观”，但前几年又听说，李光耀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承认，新加坡在应付上次东亚金融危机时的表现，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您的观点倾向于哪一种认识？
蔡：我觉得还是西方价值发挥的作用比较关键。它的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一套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发挥了最基础的作用。虽然他们标榜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但核心的东西应该说是和西方接轨的。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并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在新加坡下层人一般都说中国话，比如你坐出租车，或者在小摊子吃馄饨，你和老板用华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到政府办事，大家说的都是英语，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好像你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
《南》：儒家传统和价值观有没有发挥部分积极作用呢？
蔡：当然也有，如果说儒家文化在政府运作中的积极作用，以我的观察，“选贤与能”可以算是儒家的。它是标榜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而它的一些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
据说在新加坡只要你有了一定的成就，而且社会声望比较好，人民行动党就会主动来发展你入党，他们也有类似我们中组部的组织，不过他们特别留意一些没有政府工作经验但是优秀的人，比如企业的优秀管理人员。他们会举行一些茶会，邀请大家来交流，同时暗地里观察你，如果你让他们满意，并且表现出服务社会的热情，他们很可能再约你专门出来喝茶，这时候就会邀请你入党，加入政府。
新加坡可有教训？
《南》：我们强调了很多新加坡的经验，但硬币总有正反两面，您能否总结一下，值得我们警惕的新加坡教训？
蔡：这也是我在新加坡考察中最关注的问题，有时候我和新加坡人交流，也问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有什么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包办了几乎一切，导致人民思维不活跃，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过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缺乏原创精神。新加坡学术非常落后，虽然国家投入了大笔钱，但是在科技上一直没有什么竞争力，这点让新加坡的知识分子非常忧患，他们自己也觉得新加坡这样下去会很有问题。中国现在要塑造创新型社会，新加坡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而且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执政经验”，他们自己也不认为具有普适性，最简单的解释是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比不上中国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新加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是少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对此李光耀的解释是：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纷争政治，否则将难以生存。他们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告诫国人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性。
不知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他们政府的权威，却忽视了他们通过细致的工作赢得选民支持，通过议会选举解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这些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有很大的误导成分，危害非常大。这样下去没有学到新加坡的精髓，却吸收了新加坡人自己都不喜欢的糟粕，如果我们及时反省还来得及矫正。
——专访蔡定剑
发表日期：2006年2月16日/出处：《南风窗》杂志/作者：本刊记者郭宇宽/发自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2005年7月到10月，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之邀做访问研究，得以对新加坡的制度亲历考查。回国后，他撰文总结考察成果，认为国内官员、学者所推崇的所谓新加坡经验其实存在很大的偏颇和误解，对人们了解新加坡产生了相当大的误导。
为此，本刊专访蔡定剑先生，请他谈谈他所了解到的新加坡经验。
令人困惑的新加坡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都对新加坡推崇有加，大量的中国干部被送到新加坡学习考察，你作为一个法学家对新加坡的兴趣是从何时产生的？
蔡定剑（以下简称蔡）：过去我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能从有限的渠道了解新加坡。确实有大量中国官员去新加坡考察，但他们中大部分告诉我们的新加坡让人不可理解。这些年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是一个异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民主，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力，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但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它相信权威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父亲可以隔代传位给儿子；它同样很文明，没有人随地吐痰，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似乎生活得很幸福。大家对新加坡都很羡慕，很多中国人都想去留学，或者以各种形式移民去那里。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困惑，把中国变成一个大新加坡不是挺好吗？
这些问题实在想不通，所以这些年我也没有专门去考虑它，直到有了2005年这次机会真正近距离地观察新加坡。
《南》：就您的观感，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呢？
蔡：我感觉我们确实一度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为什么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他们工资水平高就用不着搞腐败了。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清廉只要给他们加工资、加福利就可以了。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出，公务员加薪和他们廉洁程度的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没搞清楚。
《南》：对于新加坡的误读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所谓新加坡奇迹本身没有我们传得那么神，还有一种是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但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蔡：我的感受主要是后一种，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
它良好的社会治理就不用说了，我刚到新加坡就感觉整个政府权力实在太大了，掌握的经济资源非常多，比如在街头我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区，就问这是谁盖的房子？他们告诉我居然大多数都是政府盖的。这些他们叫“组屋”，是给普通收入水平的居民提供的一种低价商品房，而且由政府来分配。大家都知道住房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在不同的地段，不同的朝向，不同的建筑材料使用水平，价格差别很大。我本能地想到，新加坡的政府官员，会不会在最好的黄金地段，用最好的材料盖一批豪宅，然后以“组屋”或者“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低价分配给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作为工资之外的隐形福利呢？我询问了一些普通新加坡人，他们都觉得这在新加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对我来说更不可理解的是在一些高利润的竞争性行业，新加坡政府居然是直接投资者，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苏州工业园居然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这里面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都给政府和负责的官员留下了太多的寻租空间。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有这么大的权力，它的官员居然保持不腐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我们的经验出发简直无法理解，但新加坡确实就是这样。
被曲解的新加坡经验
《南》：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传递、报道，问题出在哪里？
蔡：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大量都是断章取义的，多年来只让人知道一面，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公众所接受的信息是经过很不负责的过滤的，所以我这次在新加坡本来是以学术交流为目的，但回来却写了一篇极不学术的文章。
就拿“高薪养廉”来说，我们这么多年来说得有鼻子有眼，确实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表面上看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两点我们没有注意：一是这些拿100万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门估计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这个薪金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部长包括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政府才会派车。他们需要纳税，而且没有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都要自己上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
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不能当部长，那他什么也没有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到市场上购买。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就对我震撼很大，是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公务，有点业余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点的地方，我介绍了一处。部长一行四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跟部长开玩笑说，能给部长开车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把这些都考虑在内以后，我觉得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新加坡的官员总体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通常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年薪的人，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年薪，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入，而不能算高。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进入政府的出发点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被忽略的先进执政理念
《南》：关于新加坡的“权威主义”一说您怎么看？
蔡：新加坡确实可以说是权威主义，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现在它选举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但是也有活跃的反对党存在，虽然目前比较弱小，不过这些反对党合法地以谋求执政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人民行动党一旦失去了民心，不需要任何社会震荡，它就会被轻而易举地选下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权威主义是受到民主和宪政框架制约的。
新加坡目前的选举并不是很公正，他们自己私下也承认：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运用财政和政府资源、操控选举程序，比如在选区划分、候选人资格审查等方面，还有利用媒体舆论，甚至不惜用司法手段打压反对党。但不管怎样，它在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民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
另外新加坡有一套先进的执政理念，新加坡的新闻界确实也不敢随便批评政府，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媒体的运作，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比如告人家诽谤罪、公开答辩这种方法来解决。另外当媒体和舆论真正对政府官员有批评的时候，政府往往并不采取封杀的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格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解释。
前些年，据说李显龙有一次买了一处房子，是用折扣价买的，坊间议论得沸沸扬扬。新加坡民众在这方面非常敏感，很多人觉得里面肯定有猫腻，是李显龙和地产商之间的隐性贿赂。结果新加坡政府包括李光耀积极调查、主动公开，坦白地告诉大家，李显龙买房子接受了大约10%的折扣，老百姓一听，觉得这样的折扣处于商家促销的合理范围，就理解了。还有一个部长被怀疑在工程中收受贿赂，公众对他的传闻很多，于是政府主动对他进行调查，虽然没有掌握能够判刑的证据，还是让他辞职了事。
而且人民行动党多年以来保持高度的自律，这和它的高层领导人多年以来的率先垂范是分不开的。如果以李光耀为代表的领导人，不公开自己和家族的财产，透明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全党上下保持廉洁估计会很难。
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官员和学者，都对行动党总部的小楼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机场路边，仅是在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二层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用我们的话来说，没有太多的“党产”。
究竟是因为人民行动党保持了这样廉洁俭朴的作风，才能持续地赢得选举，还是因为他们必须赢得选举，才保持了廉洁俭朴的作风，无论怎么理解，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缔造奇迹是靠儒家传统吗？
《南》：对于新加坡的成就，有两种观点，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东亚价值观”，但前几年又听说，李光耀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承认，新加坡在应付上次东亚金融危机时的表现，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您的观点倾向于哪一种认识？
蔡：我觉得还是西方价值发挥的作用比较关键。它的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一套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发挥了最基础的作用。虽然他们标榜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但核心的东西应该说是和西方接轨的。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并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在新加坡下层人一般都说中国话，比如你坐出租车，或者在小摊子吃馄饨，你和老板用华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到政府办事，大家说的都是英语，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好像你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
《南》：儒家传统和价值观有没有发挥部分积极作用呢？
蔡：当然也有，如果说儒家文化在政府运作中的积极作用，以我的观察，“选贤与能”可以算是儒家的。它是标榜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而它的一些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
据说在新加坡只要你有了一定的成就，而且社会声望比较好，人民行动党就会主动来发展你入党，他们也有类似我们中组部的组织，不过他们特别留意一些没有政府工作经验但是优秀的人，比如企业的优秀管理人员。他们会举行一些茶会，邀请大家来交流，同时暗地里观察你，如果你让他们满意，并且表现出服务社会的热情，他们很可能再约你专门出来喝茶，这时候就会邀请你入党，加入政府。
新加坡可有教训？
《南》：我们强调了很多新加坡的经验，但硬币总有正反两面，您能否总结一下，值得我们警惕的新加坡教训？
蔡：这也是我在新加坡考察中最关注的问题，有时候我和新加坡人交流，也问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有什么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包办了几乎一切，导致人民思维不活跃，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过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缺乏原创精神。新加坡学术非常落后，虽然国家投入了大笔钱，但是在科技上一直没有什么竞争力，这点让新加坡的知识分子非常忧患，他们自己也觉得新加坡这样下去会很有问题。中国现在要塑造创新型社会，新加坡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而且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执政经验”，他们自己也不认为具有普适性，最简单的解释是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比不上中国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新加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是少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对此李光耀的解释是：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纷争政治，否则将难以生存。他们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告诫国人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性。
不知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他们政府的权威，却忽视了他们通过细致的工作赢得选民支持，通过议会选举解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这些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有很大的误导成分，危害非常大。这样下去没有学到新加坡的精髓，却吸收了新加坡人自己都不喜欢的糟粕，如果我们及时反省还来得及矫正。
一个区区百万人口的城市(发展之初)，单纯依赖严刑峻法和统治者自己勤奋监督，的确可以制造出清廉。毕竟中国古代整体腐败的时代，个别地方清廉的例子也不鲜见。
这样的制度如何放大到整个中国？莫非要在每个角落都培养出勤奋又廉洁的官员当一把手？这是儒家努力了2000年（主要是喊口号）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这样的制度如何放大到整个中国？莫非要在每个角落都培养出勤奋又廉洁的官员当一把手？这是儒家努力了2000年（主要是喊口号）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原帖由 zjqrg 于 2007-8-22 11:22 发表
君主立宪？？？:D
中国人不能搞君主立宪，因为君主立宪，至少要求国民把君主看成国家象征，对于王室有起码的敬重——这套根本别想在中国推行，中国改朝换代多少次了，人人都知道皇帝轮流做，还不少人指望明年到我家。
说白了，中国人对于皇帝，是怕加蔑视，而绝无尊敬。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7-8-22 11:31 发表
中国人不能搞君主立宪，因为君主立宪，至少要求国民把君主看成国家象征，对于王室有起码的敬重——这套根本别想在中国推行，中国改朝换代多少次了，人人都知道皇帝轮流做，还不少人指望明年到我家。
说白 ...
中国要搞共产主义
猛士说得有理。
日本那种打了几百年内战、争权夺利到无以复加，结果还人人心系天皇的奇特景象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人的确从来就没有真心尊敬统治者的习惯。
日本那种打了几百年内战、争权夺利到无以复加，结果还人人心系天皇的奇特景象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人的确从来就没有真心尊敬统治者的习惯。
原帖由 xbill 于 2007-8-22 11:37 发表
猛士说得有理。
日本那种打了几百年内战、争权夺利到无以复加，结果还人人心系天皇的奇特景象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人的确从来就没有真心尊敬统治者的习惯。
他们这一点倒是奇怪的很噢~~~
真跟民族性有关系? 可也说不过去噢
原帖由 xbill 于 2007-8-22 11:37 发表
猛士说得有理。
日本那种打了几百年内战、争权夺利到无以复加，结果还人人心系天皇的奇特景象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人的确从来就没有真心尊敬统治者的习惯。
中国人早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声音，中国人的思想开放的挺早，就是近代落后了
有个屁关系。一个城市想发展，有一万种可以成功的方法。要说成功，卢森堡区区一个城市靠着钢厂和旅游业坐拥世界最高的人均GDP，不是比一个依仗不可复制的地利最后也没有出头的地方成功一百万倍？
新加坡何处体现了华人的智力？从头到尾就是依靠外资，等到外资增长停滞，整个经济就再无起色，这就是中国人智力的体现？太侮辱中国人的智力了。要说智力，起码也是香港这种把科技创新作为原动力的发展才能算得上。
人是随着环境改变的。去过新加坡吗？能告诉我新加坡人的华人除了讲中文，写简体字之外，和大陆的中国人在文化上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吗？没去过自己去一趟，你要是还能认为人家和你文化相同，我就送个服字给你。
新加坡何处体现了华人的智力？从头到尾就是依靠外资，等到外资增长停滞，整个经济就再无起色，这就是中国人智力的体现？太侮辱中国人的智力了。要说智力，起码也是香港这种把科技创新作为原动力的发展才能算得上。
人是随着环境改变的。去过新加坡吗？能告诉我新加坡人的华人除了讲中文，写简体字之外，和大陆的中国人在文化上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吗？没去过自己去一趟，你要是还能认为人家和你文化相同，我就送个服字给你。
原帖由 xbill 于 2007-8-22 11:43 发表
有个屁关系。一个城市想发展，有一万种可以成功的方法。要说成功，卢森堡区区一个城市靠着钢厂和旅游业坐拥世界最高的人均GDP，不是比一个依仗不可复制的地利最后也没有出头的地方成功一百万倍？
新加坡何处 ...
新加坡人更本瞧不起大陆人，咱们往往就是一厢情愿
日本的问题是政教合一，所以不管谁当政，也不敢把全国人民都信仰的牌位给砸了。
中国的皇帝从来都是靠实力统治天下，所以中国人自然认为这个至尊的位置应该能者居之。条件稍微允许，谁敢说自己不是能者？白莲教闹了700年，还不就是因为这个。
中国的皇帝从来都是靠实力统治天下，所以中国人自然认为这个至尊的位置应该能者居之。条件稍微允许，谁敢说自己不是能者？白莲教闹了700年，还不就是因为这个。
怎么说呢，有时觉得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比新加坡和中国人更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