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揭秘现代国际条约签署内幕：既"严肃"也"荒唐"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30:21
揭秘现代国际条约签署内幕：既"严肃"也"荒唐"
2007年08月17日 来源：环球
--------------------------------------------------------------------------------
将“诚信”立为当今的普世原则，相信反对的人不会多。就算在纷繁芜杂的政治领域，虽然不时冒出尔虞我诈的内幕故事，但在明面儿上，“诚信守约”仍然是政治家赖以立足的根本。
随着政治家从国内走向国际，“诚信守约”这一政治操守已经上升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品格”。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守约”的“约”，特指的是条约。
条约的玄机
条约，在国际上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泛指规定当事方(国家或国际组织)权利义务的法律性文件。条约的名称多种多样，如宪章、公约、章程、协定书或议定书等等。
谅解备忘录也是条约的一种形式。需要注意的是，有时人们将谅解备忘录与备忘录混用，这是不正确的。谅解备忘录是双方之间达成协议的一种形式，双方都要遵守，而备忘录则是一方发给另一方的文件，是单方面的文件，换言之，对另一方未必有拘束作用。比如，你发现有一份美国政府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它只能说明美国政府的单方面立场。如果是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则很可能就是一份条约了。
条约有许多分类，可能是双边的，也可能是多边的。不同的条约，作用和重要程度可能不同。
一般来说，以国家名义签订的条约，都是比较重要的，比如领土边界条约，基本都以国家名义签订；政府名义次之；而以政府部门名义缔结的协议，也在广义的条约范围之内，但一般不能使用“条约”的名称。
一项条约看起来只是一份几页或几十页纸的文件，但谁都不会等闲视之。作为国家或国际组织间相互交往的法律文件，条约也是构成国际法的主要渊源。
为了规范条约的各个方面，联合国于1969年在维也纳通过了《国家间条约法公约》，1986年通过了《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维也纳公约》。中国也于1990年12月28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每年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大大小小的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达二三百项。
国际条约的诞生，通常要经过复杂的程序。以著名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例：它的酝酿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正式谈判在1973年至1982年进行，但9年谈判也未谈成。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中国际海底区域的内容强烈不满，后来又花了好几年，才在1994年谈出了一项《关于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说穿了，就是修改了公约，只是为了好听，才叫“执行协定”。这项公约，谈了这么多年，条款有400多条，堪称条约之最。
签字的秘密
条约谈完了，都会有很正规的签字仪式。由于工作需要，我们经常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助签服务，从而见证了许多重要条约的签字仪式。这份工作看上去很风光，但每当面对无穷多噼哩啪啦乱闪的镁光灯，面对那么多的媒体乃至镜头外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有时总难免会紧张，总担心出什么差错。有时领导人来了兴致，会跟助签人说上几句话，但我们没有时间去品味这其中所包含的荣幸，却惟恐因此“干扰”正常工作。
有时为了助签不出意外，还要自备一些“秘密武器”如备用笔、分页条等，关键时候还真派上用场。有一次，一位领导签字时用力过大，将笔尖折弯，助签人立即从衣兜中拿出备用笔，确保签字仪式顺利完成。
一项条约少则两种文本，多则五个六个，甚至十几个，各方要各执一整套各语种文本，每处都要签上领导人的大名，如果某位领导人漏签了一处，这份条约就成了一个无效的文件，那就真是“后果很严重，领导很生气”了。
所以，助签人名为“助签”，其实有一定的现场指导、协调作用。一般人看到的签字仪式镜头，通常是签字人签字、从座位上站起、握手、相互交换条约文本、再握手并举杯庆贺。但看客可能有所不知，这要经过精心设计，确保交换文本后，签字人手里拿到的一定是自己一方应当保存的文本。我们的条约夹一般为红色，封面有国徽，装订条约的丝带为红黄国旗色，倘若倒来倒去，最后落到人家手里可就有损形象了。
双边条约签字仪式的程序相对容易安排，但如果是多边条约(如上海合作组织六国签署文件)的签字仪式，则特别需要不同国度助签者们事先精心协调设计和现场周密运作，而这时的签字人无论职务多高，也只好悉听助签者的安排。
由于条约重要，与条约有关的东西往往成为有兴趣人士追逐的对象。比较典型的事情就是签字人所用签字笔经常丢失，有的是被签字人顺手牵羊拿走，多数情况是被参加仪式的个别收藏爱好者据为已有。为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也为贯彻“勤俭办外交”原则，外交部礼宾司专门定制了一种台式签字笔。这种笔更加美观大方，但笔帽固定在有大理石底座的台架上，有意“牵羊”者便不再“顺手”。
到条约处工作的人，首先面临的并非是想像中那风光体面的谈判和签约，而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学会助签，在不同型号的条约纸上打孔、穿线，排列文本顺序，使用火漆炉熬制火漆，浇盖火漆印，备好签字用具等等技术活儿。在参加工作后有幸先学一步的条约处工作人员，常奉领导之命将这些绝活儿传授给其他同事，因此在处里荣获“师傅”之美誉。待大家都学会了，相互之间便以“师傅”相称。多年以后，当年的年轻人成长为各自主管一方的领导和专家，但在彼此见面时，还情不自禁地称呼着“高师傅”、“王师傅”。这在外交部也算是独特的一景。
与人们想像有差别的是，条约的签字并非都是在人民大会堂那种宽敞明亮、举世瞩目的地方进行。1993年，我们在常驻肯尼亚期间，恰逢与莱索托进行恢复外交关系谈判。一切都谈妥后，中国大使操劳过度，突然病倒住进了医院，国内又指示必须在某一日期签署建交文件。当时我们俩一个担任使馆政治处新闻官，一个担任大使秘书，一起协助大使处理具体事务。两人为此很是犯难。
最后采用了罕见的“背靠背”方式，由莱索托驻肯尼亚高专(英联邦成员相互派驻高级专员的简称，相当于大使)在他的办公室、中国大使在病房，分开签字。就这样，我俩一个驾车，一个紧紧抱着几大本条约文件，小心翼翼地在市中心的高专办公室和城外的医院间穿梭，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
严肃的荒唐
有些条约的名称来历，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眼下好像气候变化问题骤然升温，其实早在近20年前各国就开始了艰苦的气候变化谈判。
最初，有的代表为了突出气候变暖问题，建议谈判的公约定名为《联合国气候变暖公约》，但有代表争辩说，那假如以后出现气候变冷怎么办，咱们管不管？后来，又有人指出，这个公约不是解决具体义务指标问题的，应当加上“框架”的字样。于是，最后公约的名称就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公约生效后，要谈有具体减排指标的文件了，该叫什么名称呢？又争论了好长时间。到了最后阶段，谈判委员会主席、阿根廷驻华大使艾斯特拉达说，谈了那么长时间，总不能没有个名称啊，他向大家建议说，咱们不是在京都结束谈判的吗，就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吧，一个新的国际条约就这样诞生了。
为了谈判这个京都议定书，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精力，花费了很多心血。尤其是最后两天连续52小时不停顿谈判，也创了条约谈判史的一个新纪录。
也是这个京都议定书，在克林顿执政时，迫于国内外强大压力，美国政府签了字。但没过几年，轮到小布什执政时，又反悔了：中国、巴西和印度都没承担义务，我们为什么要减排？有个法律顾问出了个主意，咱们来个“撤销签字”。美国政府居然就这么办了，一本正经地向全世界宣告，撤销在京都议定书上的签字。
签字还有“撤销”的？国际法学家们又多了一个研究课题。国际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签字，肯定有个说法；后悔了，也得找个说法。只是有时候，很严肃的事情，却可能一下子变得很荒唐。（王宗来 王冬）揭秘现代国际条约签署内幕：既"严肃"也"荒唐"
2007年08月17日 来源：环球
--------------------------------------------------------------------------------
将“诚信”立为当今的普世原则，相信反对的人不会多。就算在纷繁芜杂的政治领域，虽然不时冒出尔虞我诈的内幕故事，但在明面儿上，“诚信守约”仍然是政治家赖以立足的根本。
随着政治家从国内走向国际，“诚信守约”这一政治操守已经上升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品格”。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守约”的“约”，特指的是条约。
条约的玄机
条约，在国际上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泛指规定当事方(国家或国际组织)权利义务的法律性文件。条约的名称多种多样，如宪章、公约、章程、协定书或议定书等等。
谅解备忘录也是条约的一种形式。需要注意的是，有时人们将谅解备忘录与备忘录混用，这是不正确的。谅解备忘录是双方之间达成协议的一种形式，双方都要遵守，而备忘录则是一方发给另一方的文件，是单方面的文件，换言之，对另一方未必有拘束作用。比如，你发现有一份美国政府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它只能说明美国政府的单方面立场。如果是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则很可能就是一份条约了。
条约有许多分类，可能是双边的，也可能是多边的。不同的条约，作用和重要程度可能不同。
一般来说，以国家名义签订的条约，都是比较重要的，比如领土边界条约，基本都以国家名义签订；政府名义次之；而以政府部门名义缔结的协议，也在广义的条约范围之内，但一般不能使用“条约”的名称。
一项条约看起来只是一份几页或几十页纸的文件，但谁都不会等闲视之。作为国家或国际组织间相互交往的法律文件，条约也是构成国际法的主要渊源。
为了规范条约的各个方面，联合国于1969年在维也纳通过了《国家间条约法公约》，1986年通过了《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维也纳公约》。中国也于1990年12月28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每年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大大小小的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达二三百项。
国际条约的诞生，通常要经过复杂的程序。以著名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例：它的酝酿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正式谈判在1973年至1982年进行，但9年谈判也未谈成。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中国际海底区域的内容强烈不满，后来又花了好几年，才在1994年谈出了一项《关于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说穿了，就是修改了公约，只是为了好听，才叫“执行协定”。这项公约，谈了这么多年，条款有400多条，堪称条约之最。
签字的秘密
条约谈完了，都会有很正规的签字仪式。由于工作需要，我们经常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助签服务，从而见证了许多重要条约的签字仪式。这份工作看上去很风光，但每当面对无穷多噼哩啪啦乱闪的镁光灯，面对那么多的媒体乃至镜头外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有时总难免会紧张，总担心出什么差错。有时领导人来了兴致，会跟助签人说上几句话，但我们没有时间去品味这其中所包含的荣幸，却惟恐因此“干扰”正常工作。
有时为了助签不出意外，还要自备一些“秘密武器”如备用笔、分页条等，关键时候还真派上用场。有一次，一位领导签字时用力过大，将笔尖折弯，助签人立即从衣兜中拿出备用笔，确保签字仪式顺利完成。
一项条约少则两种文本，多则五个六个，甚至十几个，各方要各执一整套各语种文本，每处都要签上领导人的大名，如果某位领导人漏签了一处，这份条约就成了一个无效的文件，那就真是“后果很严重，领导很生气”了。
所以，助签人名为“助签”，其实有一定的现场指导、协调作用。一般人看到的签字仪式镜头，通常是签字人签字、从座位上站起、握手、相互交换条约文本、再握手并举杯庆贺。但看客可能有所不知，这要经过精心设计，确保交换文本后，签字人手里拿到的一定是自己一方应当保存的文本。我们的条约夹一般为红色，封面有国徽，装订条约的丝带为红黄国旗色，倘若倒来倒去，最后落到人家手里可就有损形象了。
双边条约签字仪式的程序相对容易安排，但如果是多边条约(如上海合作组织六国签署文件)的签字仪式，则特别需要不同国度助签者们事先精心协调设计和现场周密运作，而这时的签字人无论职务多高，也只好悉听助签者的安排。
由于条约重要，与条约有关的东西往往成为有兴趣人士追逐的对象。比较典型的事情就是签字人所用签字笔经常丢失，有的是被签字人顺手牵羊拿走，多数情况是被参加仪式的个别收藏爱好者据为已有。为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也为贯彻“勤俭办外交”原则，外交部礼宾司专门定制了一种台式签字笔。这种笔更加美观大方，但笔帽固定在有大理石底座的台架上，有意“牵羊”者便不再“顺手”。
到条约处工作的人，首先面临的并非是想像中那风光体面的谈判和签约，而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学会助签，在不同型号的条约纸上打孔、穿线，排列文本顺序，使用火漆炉熬制火漆，浇盖火漆印，备好签字用具等等技术活儿。在参加工作后有幸先学一步的条约处工作人员，常奉领导之命将这些绝活儿传授给其他同事，因此在处里荣获“师傅”之美誉。待大家都学会了，相互之间便以“师傅”相称。多年以后，当年的年轻人成长为各自主管一方的领导和专家，但在彼此见面时，还情不自禁地称呼着“高师傅”、“王师傅”。这在外交部也算是独特的一景。
与人们想像有差别的是，条约的签字并非都是在人民大会堂那种宽敞明亮、举世瞩目的地方进行。1993年，我们在常驻肯尼亚期间，恰逢与莱索托进行恢复外交关系谈判。一切都谈妥后，中国大使操劳过度，突然病倒住进了医院，国内又指示必须在某一日期签署建交文件。当时我们俩一个担任使馆政治处新闻官，一个担任大使秘书，一起协助大使处理具体事务。两人为此很是犯难。
最后采用了罕见的“背靠背”方式，由莱索托驻肯尼亚高专(英联邦成员相互派驻高级专员的简称，相当于大使)在他的办公室、中国大使在病房，分开签字。就这样，我俩一个驾车，一个紧紧抱着几大本条约文件，小心翼翼地在市中心的高专办公室和城外的医院间穿梭，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
严肃的荒唐
有些条约的名称来历，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眼下好像气候变化问题骤然升温，其实早在近20年前各国就开始了艰苦的气候变化谈判。
最初，有的代表为了突出气候变暖问题，建议谈判的公约定名为《联合国气候变暖公约》，但有代表争辩说，那假如以后出现气候变冷怎么办，咱们管不管？后来，又有人指出，这个公约不是解决具体义务指标问题的，应当加上“框架”的字样。于是，最后公约的名称就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公约生效后，要谈有具体减排指标的文件了，该叫什么名称呢？又争论了好长时间。到了最后阶段，谈判委员会主席、阿根廷驻华大使艾斯特拉达说，谈了那么长时间，总不能没有个名称啊，他向大家建议说，咱们不是在京都结束谈判的吗，就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吧，一个新的国际条约就这样诞生了。
为了谈判这个京都议定书，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精力，花费了很多心血。尤其是最后两天连续52小时不停顿谈判，也创了条约谈判史的一个新纪录。
也是这个京都议定书，在克林顿执政时，迫于国内外强大压力，美国政府签了字。但没过几年，轮到小布什执政时，又反悔了：中国、巴西和印度都没承担义务，我们为什么要减排？有个法律顾问出了个主意，咱们来个“撤销签字”。美国政府居然就这么办了，一本正经地向全世界宣告，撤销在京都议定书上的签字。
签字还有“撤销”的？国际法学家们又多了一个研究课题。国际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签字，肯定有个说法；后悔了，也得找个说法。只是有时候，很严肃的事情，却可能一下子变得很荒唐。（王宗来 王冬）
2007年08月17日 来源：环球
--------------------------------------------------------------------------------
将“诚信”立为当今的普世原则，相信反对的人不会多。就算在纷繁芜杂的政治领域，虽然不时冒出尔虞我诈的内幕故事，但在明面儿上，“诚信守约”仍然是政治家赖以立足的根本。
随着政治家从国内走向国际，“诚信守约”这一政治操守已经上升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品格”。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守约”的“约”，特指的是条约。
条约的玄机
条约，在国际上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泛指规定当事方(国家或国际组织)权利义务的法律性文件。条约的名称多种多样，如宪章、公约、章程、协定书或议定书等等。
谅解备忘录也是条约的一种形式。需要注意的是，有时人们将谅解备忘录与备忘录混用，这是不正确的。谅解备忘录是双方之间达成协议的一种形式，双方都要遵守，而备忘录则是一方发给另一方的文件，是单方面的文件，换言之，对另一方未必有拘束作用。比如，你发现有一份美国政府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它只能说明美国政府的单方面立场。如果是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则很可能就是一份条约了。
条约有许多分类，可能是双边的，也可能是多边的。不同的条约，作用和重要程度可能不同。
一般来说，以国家名义签订的条约，都是比较重要的，比如领土边界条约，基本都以国家名义签订；政府名义次之；而以政府部门名义缔结的协议，也在广义的条约范围之内，但一般不能使用“条约”的名称。
一项条约看起来只是一份几页或几十页纸的文件，但谁都不会等闲视之。作为国家或国际组织间相互交往的法律文件，条约也是构成国际法的主要渊源。
为了规范条约的各个方面，联合国于1969年在维也纳通过了《国家间条约法公约》，1986年通过了《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维也纳公约》。中国也于1990年12月28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每年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大大小小的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达二三百项。
国际条约的诞生，通常要经过复杂的程序。以著名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例：它的酝酿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正式谈判在1973年至1982年进行，但9年谈判也未谈成。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中国际海底区域的内容强烈不满，后来又花了好几年，才在1994年谈出了一项《关于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说穿了，就是修改了公约，只是为了好听，才叫“执行协定”。这项公约，谈了这么多年，条款有400多条，堪称条约之最。
签字的秘密
条约谈完了，都会有很正规的签字仪式。由于工作需要，我们经常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助签服务，从而见证了许多重要条约的签字仪式。这份工作看上去很风光，但每当面对无穷多噼哩啪啦乱闪的镁光灯，面对那么多的媒体乃至镜头外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有时总难免会紧张，总担心出什么差错。有时领导人来了兴致，会跟助签人说上几句话，但我们没有时间去品味这其中所包含的荣幸，却惟恐因此“干扰”正常工作。
有时为了助签不出意外，还要自备一些“秘密武器”如备用笔、分页条等，关键时候还真派上用场。有一次，一位领导签字时用力过大，将笔尖折弯，助签人立即从衣兜中拿出备用笔，确保签字仪式顺利完成。
一项条约少则两种文本，多则五个六个，甚至十几个，各方要各执一整套各语种文本，每处都要签上领导人的大名，如果某位领导人漏签了一处，这份条约就成了一个无效的文件，那就真是“后果很严重，领导很生气”了。
所以，助签人名为“助签”，其实有一定的现场指导、协调作用。一般人看到的签字仪式镜头，通常是签字人签字、从座位上站起、握手、相互交换条约文本、再握手并举杯庆贺。但看客可能有所不知，这要经过精心设计，确保交换文本后，签字人手里拿到的一定是自己一方应当保存的文本。我们的条约夹一般为红色，封面有国徽，装订条约的丝带为红黄国旗色，倘若倒来倒去，最后落到人家手里可就有损形象了。
双边条约签字仪式的程序相对容易安排，但如果是多边条约(如上海合作组织六国签署文件)的签字仪式，则特别需要不同国度助签者们事先精心协调设计和现场周密运作，而这时的签字人无论职务多高，也只好悉听助签者的安排。
由于条约重要，与条约有关的东西往往成为有兴趣人士追逐的对象。比较典型的事情就是签字人所用签字笔经常丢失，有的是被签字人顺手牵羊拿走，多数情况是被参加仪式的个别收藏爱好者据为已有。为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也为贯彻“勤俭办外交”原则，外交部礼宾司专门定制了一种台式签字笔。这种笔更加美观大方，但笔帽固定在有大理石底座的台架上，有意“牵羊”者便不再“顺手”。
到条约处工作的人，首先面临的并非是想像中那风光体面的谈判和签约，而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学会助签，在不同型号的条约纸上打孔、穿线，排列文本顺序，使用火漆炉熬制火漆，浇盖火漆印，备好签字用具等等技术活儿。在参加工作后有幸先学一步的条约处工作人员，常奉领导之命将这些绝活儿传授给其他同事，因此在处里荣获“师傅”之美誉。待大家都学会了，相互之间便以“师傅”相称。多年以后，当年的年轻人成长为各自主管一方的领导和专家，但在彼此见面时，还情不自禁地称呼着“高师傅”、“王师傅”。这在外交部也算是独特的一景。
与人们想像有差别的是，条约的签字并非都是在人民大会堂那种宽敞明亮、举世瞩目的地方进行。1993年，我们在常驻肯尼亚期间，恰逢与莱索托进行恢复外交关系谈判。一切都谈妥后，中国大使操劳过度，突然病倒住进了医院，国内又指示必须在某一日期签署建交文件。当时我们俩一个担任使馆政治处新闻官，一个担任大使秘书，一起协助大使处理具体事务。两人为此很是犯难。
最后采用了罕见的“背靠背”方式，由莱索托驻肯尼亚高专(英联邦成员相互派驻高级专员的简称，相当于大使)在他的办公室、中国大使在病房，分开签字。就这样，我俩一个驾车，一个紧紧抱着几大本条约文件，小心翼翼地在市中心的高专办公室和城外的医院间穿梭，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
严肃的荒唐
有些条约的名称来历，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眼下好像气候变化问题骤然升温，其实早在近20年前各国就开始了艰苦的气候变化谈判。
最初，有的代表为了突出气候变暖问题，建议谈判的公约定名为《联合国气候变暖公约》，但有代表争辩说，那假如以后出现气候变冷怎么办，咱们管不管？后来，又有人指出，这个公约不是解决具体义务指标问题的，应当加上“框架”的字样。于是，最后公约的名称就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公约生效后，要谈有具体减排指标的文件了，该叫什么名称呢？又争论了好长时间。到了最后阶段，谈判委员会主席、阿根廷驻华大使艾斯特拉达说，谈了那么长时间，总不能没有个名称啊，他向大家建议说，咱们不是在京都结束谈判的吗，就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吧，一个新的国际条约就这样诞生了。
为了谈判这个京都议定书，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精力，花费了很多心血。尤其是最后两天连续52小时不停顿谈判，也创了条约谈判史的一个新纪录。
也是这个京都议定书，在克林顿执政时，迫于国内外强大压力，美国政府签了字。但没过几年，轮到小布什执政时，又反悔了：中国、巴西和印度都没承担义务，我们为什么要减排？有个法律顾问出了个主意，咱们来个“撤销签字”。美国政府居然就这么办了，一本正经地向全世界宣告，撤销在京都议定书上的签字。
签字还有“撤销”的？国际法学家们又多了一个研究课题。国际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签字，肯定有个说法；后悔了，也得找个说法。只是有时候，很严肃的事情，却可能一下子变得很荒唐。（王宗来 王冬）揭秘现代国际条约签署内幕：既"严肃"也"荒唐"
2007年08月17日 来源：环球
--------------------------------------------------------------------------------
将“诚信”立为当今的普世原则，相信反对的人不会多。就算在纷繁芜杂的政治领域，虽然不时冒出尔虞我诈的内幕故事，但在明面儿上，“诚信守约”仍然是政治家赖以立足的根本。
随着政治家从国内走向国际，“诚信守约”这一政治操守已经上升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品格”。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守约”的“约”，特指的是条约。
条约的玄机
条约，在国际上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泛指规定当事方(国家或国际组织)权利义务的法律性文件。条约的名称多种多样，如宪章、公约、章程、协定书或议定书等等。
谅解备忘录也是条约的一种形式。需要注意的是，有时人们将谅解备忘录与备忘录混用，这是不正确的。谅解备忘录是双方之间达成协议的一种形式，双方都要遵守，而备忘录则是一方发给另一方的文件，是单方面的文件，换言之，对另一方未必有拘束作用。比如，你发现有一份美国政府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它只能说明美国政府的单方面立场。如果是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则很可能就是一份条约了。
条约有许多分类，可能是双边的，也可能是多边的。不同的条约，作用和重要程度可能不同。
一般来说，以国家名义签订的条约，都是比较重要的，比如领土边界条约，基本都以国家名义签订；政府名义次之；而以政府部门名义缔结的协议，也在广义的条约范围之内，但一般不能使用“条约”的名称。
一项条约看起来只是一份几页或几十页纸的文件，但谁都不会等闲视之。作为国家或国际组织间相互交往的法律文件，条约也是构成国际法的主要渊源。
为了规范条约的各个方面，联合国于1969年在维也纳通过了《国家间条约法公约》，1986年通过了《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维也纳公约》。中国也于1990年12月28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每年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大大小小的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达二三百项。
国际条约的诞生，通常要经过复杂的程序。以著名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例：它的酝酿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正式谈判在1973年至1982年进行，但9年谈判也未谈成。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中国际海底区域的内容强烈不满，后来又花了好几年，才在1994年谈出了一项《关于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说穿了，就是修改了公约，只是为了好听，才叫“执行协定”。这项公约，谈了这么多年，条款有400多条，堪称条约之最。
签字的秘密
条约谈完了，都会有很正规的签字仪式。由于工作需要，我们经常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助签服务，从而见证了许多重要条约的签字仪式。这份工作看上去很风光，但每当面对无穷多噼哩啪啦乱闪的镁光灯，面对那么多的媒体乃至镜头外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有时总难免会紧张，总担心出什么差错。有时领导人来了兴致，会跟助签人说上几句话，但我们没有时间去品味这其中所包含的荣幸，却惟恐因此“干扰”正常工作。
有时为了助签不出意外，还要自备一些“秘密武器”如备用笔、分页条等，关键时候还真派上用场。有一次，一位领导签字时用力过大，将笔尖折弯，助签人立即从衣兜中拿出备用笔，确保签字仪式顺利完成。
一项条约少则两种文本，多则五个六个，甚至十几个，各方要各执一整套各语种文本，每处都要签上领导人的大名，如果某位领导人漏签了一处，这份条约就成了一个无效的文件，那就真是“后果很严重，领导很生气”了。
所以，助签人名为“助签”，其实有一定的现场指导、协调作用。一般人看到的签字仪式镜头，通常是签字人签字、从座位上站起、握手、相互交换条约文本、再握手并举杯庆贺。但看客可能有所不知，这要经过精心设计，确保交换文本后，签字人手里拿到的一定是自己一方应当保存的文本。我们的条约夹一般为红色，封面有国徽，装订条约的丝带为红黄国旗色，倘若倒来倒去，最后落到人家手里可就有损形象了。
双边条约签字仪式的程序相对容易安排，但如果是多边条约(如上海合作组织六国签署文件)的签字仪式，则特别需要不同国度助签者们事先精心协调设计和现场周密运作，而这时的签字人无论职务多高，也只好悉听助签者的安排。
由于条约重要，与条约有关的东西往往成为有兴趣人士追逐的对象。比较典型的事情就是签字人所用签字笔经常丢失，有的是被签字人顺手牵羊拿走，多数情况是被参加仪式的个别收藏爱好者据为已有。为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也为贯彻“勤俭办外交”原则，外交部礼宾司专门定制了一种台式签字笔。这种笔更加美观大方，但笔帽固定在有大理石底座的台架上，有意“牵羊”者便不再“顺手”。
到条约处工作的人，首先面临的并非是想像中那风光体面的谈判和签约，而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学会助签，在不同型号的条约纸上打孔、穿线，排列文本顺序，使用火漆炉熬制火漆，浇盖火漆印，备好签字用具等等技术活儿。在参加工作后有幸先学一步的条约处工作人员，常奉领导之命将这些绝活儿传授给其他同事，因此在处里荣获“师傅”之美誉。待大家都学会了，相互之间便以“师傅”相称。多年以后，当年的年轻人成长为各自主管一方的领导和专家，但在彼此见面时，还情不自禁地称呼着“高师傅”、“王师傅”。这在外交部也算是独特的一景。
与人们想像有差别的是，条约的签字并非都是在人民大会堂那种宽敞明亮、举世瞩目的地方进行。1993年，我们在常驻肯尼亚期间，恰逢与莱索托进行恢复外交关系谈判。一切都谈妥后，中国大使操劳过度，突然病倒住进了医院，国内又指示必须在某一日期签署建交文件。当时我们俩一个担任使馆政治处新闻官，一个担任大使秘书，一起协助大使处理具体事务。两人为此很是犯难。
最后采用了罕见的“背靠背”方式，由莱索托驻肯尼亚高专(英联邦成员相互派驻高级专员的简称，相当于大使)在他的办公室、中国大使在病房，分开签字。就这样，我俩一个驾车，一个紧紧抱着几大本条约文件，小心翼翼地在市中心的高专办公室和城外的医院间穿梭，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
严肃的荒唐
有些条约的名称来历，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眼下好像气候变化问题骤然升温，其实早在近20年前各国就开始了艰苦的气候变化谈判。
最初，有的代表为了突出气候变暖问题，建议谈判的公约定名为《联合国气候变暖公约》，但有代表争辩说，那假如以后出现气候变冷怎么办，咱们管不管？后来，又有人指出，这个公约不是解决具体义务指标问题的，应当加上“框架”的字样。于是，最后公约的名称就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公约生效后，要谈有具体减排指标的文件了，该叫什么名称呢？又争论了好长时间。到了最后阶段，谈判委员会主席、阿根廷驻华大使艾斯特拉达说，谈了那么长时间，总不能没有个名称啊，他向大家建议说，咱们不是在京都结束谈判的吗，就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吧，一个新的国际条约就这样诞生了。
为了谈判这个京都议定书，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精力，花费了很多心血。尤其是最后两天连续52小时不停顿谈判，也创了条约谈判史的一个新纪录。
也是这个京都议定书，在克林顿执政时，迫于国内外强大压力，美国政府签了字。但没过几年，轮到小布什执政时，又反悔了：中国、巴西和印度都没承担义务，我们为什么要减排？有个法律顾问出了个主意，咱们来个“撤销签字”。美国政府居然就这么办了，一本正经地向全世界宣告，撤销在京都议定书上的签字。
签字还有“撤销”的？国际法学家们又多了一个研究课题。国际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签字，肯定有个说法；后悔了，也得找个说法。只是有时候，很严肃的事情，却可能一下子变得很荒唐。（王宗来 王冬）
小布什耍无赖
现在遭报应了吧
现在遭报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