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中国开始“拐大弯”（转贴）

2003，中国开始“拐大弯”（转贴）

2003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说其具有“标志性”，并不是因为这一年是胡温执政的第一年，不是因为这一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也不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预料之外和预料之内的重大事件，而是因为对执政党而言，这一年是人心重整的一年，是扭转历史发展惯性的一年，是颇有“中兴”意味的“拐大弯”的一年。 中共十六大刚刚闭幕不久，在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新任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带领中央书记处一班人，来到了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这个中共进京执政前的最后一站，胡锦涛用非常严肃的口吻，一字一句地重复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必须向党内讲明白” 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过，提起西柏坡，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还是毛泽东在动身北上之前说的那一段话：“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胡锦涛在西柏坡的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到李自成的名字，但他还是顺着毛泽东的口风说，在新世纪新阶段，这场考试仍在“继续”，中共一定要“经受考验，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显然，这位新任的总书记是想通过这次颇具象征意义的“重新出发”，唤醒党内同僚的危机意识，同时也是为自己日后的执政生涯定下一个基调。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2003年岁末，正当人们忙忙碌碌迎接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宿舍区里，30岁的文法学院讲师许志永却把自己“封闭”起来，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对国家未来的憧憬，赶写一篇酝酿已久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感动2003》。
　　
　　许志永确实有理由为自己过去的一年而感动，因为在这一年，他以一位普通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了两件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的大案――孙志刚案和孙大午案。
　　
　　孙志刚，广州一家服装公司的平面设计师，2003年3月17日，当他在广州的一条大街上正常行走时，却因没有“暂住证”被广州天河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收容”了，随后他又被送到了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正是在这个地方，27岁的孙志刚被暴打身亡，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就这样被不明不白地夺去了生命。这个事件被媒体披露以后，舆论一片哗然。正当社会各界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严惩凶手的时候，许志永和他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俞江、滕彪一起，就直接导致孙志刚案件发生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了进行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他说，自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如果错过了这一机会，孙志刚案件的意义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出乎许志永预料的是，距离他“上书”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就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已经实行了五十年、让许多打工人员担惊受怕的收容遣送制度就这样寿终正寝了。许志永自己说，当他在新闻联播节目中看到这条消息时，“一下子惊呆了！”
　　
　　孙大午是位于河北省徐水县郎五庄村的大午集团的董事长。他个人资产过亿，却生活俭朴，没有专车，住的是矮小的平房，甚至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他不给各级官员送礼，甚至还动不动就和当地的政府部门打官司。他说：“我不是不懂、不会圆滑，而是耻于这样做人。”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他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管理企业，自己出资为当地百姓修建学校和公路，追求与乡亲们共同致富。就是这样一位在当地享有众望的人物，却于2003年5月28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当地司法部门羁押。孙大午的遭遇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许志永和其他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一起在法庭上为他进行辩护，最后孙大午没有被判处许多人曾经担心的“重罪”，而是以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结果收场，被羁押将近半年之久的孙大午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有些事情几乎是所有人都会支持的，在孙大午案件上，除了道义，我们没有别的武器。”许志永事后说。
　　
　　许志永把自己所做的事称作“公益事业”，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政府尊重民意”。
　　
　　当然，在2003年受到感动的不只是许志永一个人.，也不只是表现在孙志刚案和孙大午案两个案件上。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辽宁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案，从二审时的死缓到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时又恢复初审的“斩立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意作用的结果。
　　
　　“为什么这段时期大家对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气氛的感受很深，感触很大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说，“我觉得，这主要是由于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政治治理过程中努力体现我国传统政治的一个根本理念，就是民本的理念。”按照他的解释，民本理念的基本表现就是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尊重民意。
　　
　　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民本理念和亲民作风，不只是表现在“幕后”，还表现在他们在政治前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中。
　　
　　胡锦涛上任之初，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3月份，他就学习郑培民的事迹作出批示：“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4月份，在广东非典最为严重的时候，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来到了广州街头，说自己“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揪心”；在慰问海军361号潜艇遇难官兵亲属时，他说：“361艇遇难官兵，既是你们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我和你们一样感到非常难过和悲痛”；在“七一”讲话中，他把“三个代表”的本质修正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说“群众利益无小事”，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淮河流域出现严重洪灾时，他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同全国公安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他说：“凡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事情，都要竭尽全力去做；凡是失民心、背民意的问题，都要雷厉风行去改”……
　　
　　羊年伊始，正在享受合家团圆的天伦之乐的人们都记住了这样一幅画面：在辽宁阜新视察工作的温家宝来到了720米深的矿井深处，和矿工一起吃年夜饺子；在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深知人民的期待”；在非典肆虐中国的时候，他说：“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最近睡觉，我经常泪流满面”；9月教师节前夕，他走进一所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说“一定要让进城务工农民的孩子有书读、有学上”，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几个大字；在重庆视察工作时，他握住熊德明那双黑糊糊的手，承诺一定要为她丈夫讨回拖欠的2000多元的工钱，并说这些钱在县里是小事，在老百姓那里却是大事。2003年终去美国访问时，他把自己的风格概括为“四真”：真实、真情、真挚、真切。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2003年中共高层自身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出京考察时去不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次数增加了，出国访问时变得更加节约和务实了，迎来送往的仪式取消了，沿袭多年的夏季去北戴河办公的惯例也被打破了。
　　
　　还有，中央对自己直接管辖的高级干部的腐败行为的处罚比例和力度明显加大了。2003年，中国共有12名省部级高官因自身的腐败行为遭到查处，平均每月一名，其中就包括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以及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等正省部级官员。一年之中打掉如此之多的“老虎”，实属罕见。

其实，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的征兆早在今年年初就表现出来了。据悉，在2003年2月17日召开的中纪委全会上，一向内敛沉稳的胡锦涛一反常态，在讲话中两次脱稿，一次是针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一篇报道，反映的是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李铁成的贪污情况，胡锦涛脱稿质问：“在我们的一把手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另一次是在讲到反腐败机制时，他忽然抬起头，表情凝重地说：“我郑重地向同志们表个态，在党风廉政方面，我自己一定以身作则，诚恳希望大家对我进行监督。”此言一出，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对于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执政第一年的所作所为，有人认为是“新官上任”的因素在起作用，有人认为是“个人性格”的因素在起作用，还有人认为是“二元权力中心”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一位熟谙中国内情的时事观察人士却认为，这些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其实，不论是中共高层对百姓的“温情”，还是对腐败高官的“铁腕”，其最终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重整人心，以扭转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因为在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繁荣表象背后，是各级官员的腐败行为的日益蔓延和深化，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现实，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社会的断裂。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中国顺着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非常危险，就像一艘快要沉没的船。
　　
　　李昌平，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的党委书记，2000年初他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基的一封上书使他成了这几年新闻界的一位焦点人物。在他看到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的现实，碰到老人拉着他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他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之后，发出了“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悲天悯人的呐喊。他的一位老同学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如果有人领头造反，我会积极响应，哪怕是坐牢、杀头也无所谓。我失去的只是贫穷、锁链、卑贱，我渴望得到的是小康、自由、尊严！”他由此认识到，如果不用民主的力量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会重复暴力革命交替政权的历史。我们面临的问题太多，已经再没有时间等待了。
　　
　　与李昌平具有类似感受的还有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研究人员于建嵘。他在湖南省衡阳县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跟踪调查后发现，现在农村已经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他们意志坚定，具有为了农民利益不怕牺牲的“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在广大农民中具有难以估量的道德号召力。在他们的领导下，以“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等名称成立的组织不断涌现，组织之间的联合正在从村、乡镇走向全县的范围，政治诉求的目标也开始从具体权益向抽象权利的方向发展，甚至提出了诸如“解放现代农奴”之类的激进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农民从对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发展到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表明目前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已面临着相当严重的治理性危机，这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可以预测的。也许，于建嵘讨论的“农民有组织抗争”的话题过于刺激，揭示的农村现状过于触目惊心，他的文章得到了中共高层人士的关注，并在日后莫名其妙地获得了一百万元的研究经费资助。
　　
　　其实，社会之弦越绷越紧不仅仅表现在农村，还表现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的工潮中，表现在越来越严重的上访大潮中。仅以全国人大一家单位接受的上访为例，从2003年1月1日至11月26日，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去年同期增长20%；人大信访接待室接待信访案件17063件，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三分之一。照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的说法，80%的信访案件是“有道理”的，并且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
　　
　　“执政者的执政地位，从来不能建立在自恋自夸的基础上，否则就只能用赤裸裸的暴力来维系，最终也必然被无情的革命暴力所摧毁。”于建嵘忧心忡忡地说，“现代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应该来自人民自觉自愿的认同和支持。代表资格从来不是自封的，否则历史上的所有暴君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臣民的代表；赢得人民的资格认定也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菲律宾的马科斯为什么被他从前的选民无情地抛弃。”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历经一年的思考和摸索之后，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推出了具有“执政纲领”性质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可以认为，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性纠偏”的大幕由此正式拉开。
　　
　　在中国企业界，流行着一个“提前拐大弯”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由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发明的，说的是一个企业在做战略设计的时候，要多想两步，不要让它出现死扣，为了避免出现到时候想拐弯却拐不过来的情况，就不能不事先把弯拐得大一点。一个企业的道理如此，一个国家的道理也是如此。
　　
　　“新发展观”、“五个统筹”的提出就是要“提前拐大弯”，用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引用的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说，这叫“治之于未乱”。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压倒一切的大道理，但是中国又确确实实地面临着现代化进程再一次出现断裂的危险，而这样的结果一旦出现，就会是灾难性的，中国可能会因此永远地失去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机会，那当代的中国人也就成了“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未来的中国究竟会何去何从，无论是对在朝者还是对在野者而言，都不失为一种智慧的考验。
　　
　　“处非常之时，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
　　
　　在湖北黄冈孙志刚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孙大午曾说耶稣的故事让他感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向人们讨口水喝，有人却拿破布蘸上盐水递给他，耶稣只怜悯地望着天说：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说他也是这种心态。在遭受劫难之后，他表示自己的较真性格不会改变，“好人难当，还要继续当；好事难做，还要继续做。”但是，他也越来越认为，一个人很难改变社会的进程，理想的实现最终要靠整个社会的努力。
　　
　　今年许志永除了积极参与了孙志刚案和孙大午案之外，还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了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并获得了成功。他说：“早在北大法学院读博士期间，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努力，也曾经因为给农民提供法律援助被地方政府误解甚至遭到扣押，但这些不会让我产生偏见或嫉恨，反而能让我更加理性地认识中国。”他虽然在做事时拒绝掺杂过多的激情，但是却用饱蘸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让我们真诚对待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政府、我们民族的过去。不管历史曾经给多少人造成了伤害，不管你如何怀疑眼前的现实，不管未来面临多少艰辛，让我们行动起来吧，有了行动才有进步的可能。”
　　
　　许志永呼吁的“行动”好像正好印证了一位以思想深度见长的智者最近说的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民族能否取得自由，不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理论家，而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实践者。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正如许志永所言，2003年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继续推进的一年，它好比一个路牌，也许人们会忽视它指称的地名，但是可以辨识它指明的方向。确实，2003年的中国是充满希望的，不过人们更加希望官方与民间的良性互动在2003年后的中国能够得以持续。这既是在朝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在野者本来就应该享有的权利。
　　
　　中国，一路走好！2003，中国开始“拐大弯”（转贴）

2003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说其具有“标志性”，并不是因为这一年是胡温执政的第一年，不是因为这一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也不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预料之外和预料之内的重大事件，而是因为对执政党而言，这一年是人心重整的一年，是扭转历史发展惯性的一年，是颇有“中兴”意味的“拐大弯”的一年。 中共十六大刚刚闭幕不久，在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新任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带领中央书记处一班人，来到了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这个中共进京执政前的最后一站，胡锦涛用非常严肃的口吻，一字一句地重复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必须向党内讲明白” 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过，提起西柏坡，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还是毛泽东在动身北上之前说的那一段话：“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胡锦涛在西柏坡的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到李自成的名字，但他还是顺着毛泽东的口风说，在新世纪新阶段，这场考试仍在“继续”，中共一定要“经受考验，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显然，这位新任的总书记是想通过这次颇具象征意义的“重新出发”，唤醒党内同僚的危机意识，同时也是为自己日后的执政生涯定下一个基调。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2003年岁末，正当人们忙忙碌碌迎接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宿舍区里，30岁的文法学院讲师许志永却把自己“封闭”起来，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对国家未来的憧憬，赶写一篇酝酿已久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感动2003》。
　　
　　许志永确实有理由为自己过去的一年而感动，因为在这一年，他以一位普通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了两件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的大案――孙志刚案和孙大午案。
　　
　　孙志刚，广州一家服装公司的平面设计师，2003年3月17日，当他在广州的一条大街上正常行走时，却因没有“暂住证”被广州天河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收容”了，随后他又被送到了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正是在这个地方，27岁的孙志刚被暴打身亡，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就这样被不明不白地夺去了生命。这个事件被媒体披露以后，舆论一片哗然。正当社会各界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严惩凶手的时候，许志永和他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俞江、滕彪一起，就直接导致孙志刚案件发生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了进行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他说，自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如果错过了这一机会，孙志刚案件的意义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出乎许志永预料的是，距离他“上书”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就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已经实行了五十年、让许多打工人员担惊受怕的收容遣送制度就这样寿终正寝了。许志永自己说，当他在新闻联播节目中看到这条消息时，“一下子惊呆了！”
　　
　　孙大午是位于河北省徐水县郎五庄村的大午集团的董事长。他个人资产过亿，却生活俭朴，没有专车，住的是矮小的平房，甚至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他不给各级官员送礼，甚至还动不动就和当地的政府部门打官司。他说：“我不是不懂、不会圆滑，而是耻于这样做人。”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他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管理企业，自己出资为当地百姓修建学校和公路，追求与乡亲们共同致富。就是这样一位在当地享有众望的人物，却于2003年5月28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当地司法部门羁押。孙大午的遭遇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许志永和其他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一起在法庭上为他进行辩护，最后孙大午没有被判处许多人曾经担心的“重罪”，而是以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结果收场，被羁押将近半年之久的孙大午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有些事情几乎是所有人都会支持的，在孙大午案件上，除了道义，我们没有别的武器。”许志永事后说。
　　
　　许志永把自己所做的事称作“公益事业”，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政府尊重民意”。
　　
　　当然，在2003年受到感动的不只是许志永一个人.，也不只是表现在孙志刚案和孙大午案两个案件上。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辽宁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案，从二审时的死缓到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时又恢复初审的“斩立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意作用的结果。
　　
　　“为什么这段时期大家对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气氛的感受很深，感触很大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说，“我觉得，这主要是由于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政治治理过程中努力体现我国传统政治的一个根本理念，就是民本的理念。”按照他的解释，民本理念的基本表现就是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尊重民意。
　　
　　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民本理念和亲民作风，不只是表现在“幕后”，还表现在他们在政治前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中。
　　
　　胡锦涛上任之初，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3月份，他就学习郑培民的事迹作出批示：“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4月份，在广东非典最为严重的时候，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来到了广州街头，说自己“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揪心”；在慰问海军361号潜艇遇难官兵亲属时，他说：“361艇遇难官兵，既是你们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我和你们一样感到非常难过和悲痛”；在“七一”讲话中，他把“三个代表”的本质修正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说“群众利益无小事”，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淮河流域出现严重洪灾时，他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同全国公安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他说：“凡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事情，都要竭尽全力去做；凡是失民心、背民意的问题，都要雷厉风行去改”……
　　
　　羊年伊始，正在享受合家团圆的天伦之乐的人们都记住了这样一幅画面：在辽宁阜新视察工作的温家宝来到了720米深的矿井深处，和矿工一起吃年夜饺子；在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深知人民的期待”；在非典肆虐中国的时候，他说：“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最近睡觉，我经常泪流满面”；9月教师节前夕，他走进一所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说“一定要让进城务工农民的孩子有书读、有学上”，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几个大字；在重庆视察工作时，他握住熊德明那双黑糊糊的手，承诺一定要为她丈夫讨回拖欠的2000多元的工钱，并说这些钱在县里是小事，在老百姓那里却是大事。2003年终去美国访问时，他把自己的风格概括为“四真”：真实、真情、真挚、真切。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2003年中共高层自身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出京考察时去不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次数增加了，出国访问时变得更加节约和务实了，迎来送往的仪式取消了，沿袭多年的夏季去北戴河办公的惯例也被打破了。
　　
　　还有，中央对自己直接管辖的高级干部的腐败行为的处罚比例和力度明显加大了。2003年，中国共有12名省部级高官因自身的腐败行为遭到查处，平均每月一名，其中就包括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以及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等正省部级官员。一年之中打掉如此之多的“老虎”，实属罕见。

其实，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的征兆早在今年年初就表现出来了。据悉，在2003年2月17日召开的中纪委全会上，一向内敛沉稳的胡锦涛一反常态，在讲话中两次脱稿，一次是针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一篇报道，反映的是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李铁成的贪污情况，胡锦涛脱稿质问：“在我们的一把手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另一次是在讲到反腐败机制时，他忽然抬起头，表情凝重地说：“我郑重地向同志们表个态，在党风廉政方面，我自己一定以身作则，诚恳希望大家对我进行监督。”此言一出，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对于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执政第一年的所作所为，有人认为是“新官上任”的因素在起作用，有人认为是“个人性格”的因素在起作用，还有人认为是“二元权力中心”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一位熟谙中国内情的时事观察人士却认为，这些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其实，不论是中共高层对百姓的“温情”，还是对腐败高官的“铁腕”，其最终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重整人心，以扭转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因为在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繁荣表象背后，是各级官员的腐败行为的日益蔓延和深化，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现实，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社会的断裂。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中国顺着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非常危险，就像一艘快要沉没的船。
　　
　　李昌平，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的党委书记，2000年初他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基的一封上书使他成了这几年新闻界的一位焦点人物。在他看到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的现实，碰到老人拉着他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他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之后，发出了“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悲天悯人的呐喊。他的一位老同学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如果有人领头造反，我会积极响应，哪怕是坐牢、杀头也无所谓。我失去的只是贫穷、锁链、卑贱，我渴望得到的是小康、自由、尊严！”他由此认识到，如果不用民主的力量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会重复暴力革命交替政权的历史。我们面临的问题太多，已经再没有时间等待了。
　　
　　与李昌平具有类似感受的还有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研究人员于建嵘。他在湖南省衡阳县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跟踪调查后发现，现在农村已经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他们意志坚定，具有为了农民利益不怕牺牲的“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在广大农民中具有难以估量的道德号召力。在他们的领导下，以“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等名称成立的组织不断涌现，组织之间的联合正在从村、乡镇走向全县的范围，政治诉求的目标也开始从具体权益向抽象权利的方向发展，甚至提出了诸如“解放现代农奴”之类的激进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农民从对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发展到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表明目前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已面临着相当严重的治理性危机，这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可以预测的。也许，于建嵘讨论的“农民有组织抗争”的话题过于刺激，揭示的农村现状过于触目惊心，他的文章得到了中共高层人士的关注，并在日后莫名其妙地获得了一百万元的研究经费资助。
　　
　　其实，社会之弦越绷越紧不仅仅表现在农村，还表现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的工潮中，表现在越来越严重的上访大潮中。仅以全国人大一家单位接受的上访为例，从2003年1月1日至11月26日，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去年同期增长20%；人大信访接待室接待信访案件17063件，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三分之一。照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的说法，80%的信访案件是“有道理”的，并且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
　　
　　“执政者的执政地位，从来不能建立在自恋自夸的基础上，否则就只能用赤裸裸的暴力来维系，最终也必然被无情的革命暴力所摧毁。”于建嵘忧心忡忡地说，“现代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应该来自人民自觉自愿的认同和支持。代表资格从来不是自封的，否则历史上的所有暴君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臣民的代表；赢得人民的资格认定也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菲律宾的马科斯为什么被他从前的选民无情地抛弃。”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历经一年的思考和摸索之后，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推出了具有“执政纲领”性质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可以认为，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性纠偏”的大幕由此正式拉开。
　　
　　在中国企业界，流行着一个“提前拐大弯”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由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发明的，说的是一个企业在做战略设计的时候，要多想两步，不要让它出现死扣，为了避免出现到时候想拐弯却拐不过来的情况，就不能不事先把弯拐得大一点。一个企业的道理如此，一个国家的道理也是如此。
　　
　　“新发展观”、“五个统筹”的提出就是要“提前拐大弯”，用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引用的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说，这叫“治之于未乱”。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压倒一切的大道理，但是中国又确确实实地面临着现代化进程再一次出现断裂的危险，而这样的结果一旦出现，就会是灾难性的，中国可能会因此永远地失去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机会，那当代的中国人也就成了“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未来的中国究竟会何去何从，无论是对在朝者还是对在野者而言，都不失为一种智慧的考验。
　　
　　“处非常之时，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
　　
　　在湖北黄冈孙志刚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孙大午曾说耶稣的故事让他感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向人们讨口水喝，有人却拿破布蘸上盐水递给他，耶稣只怜悯地望着天说：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说他也是这种心态。在遭受劫难之后，他表示自己的较真性格不会改变，“好人难当，还要继续当；好事难做，还要继续做。”但是，他也越来越认为，一个人很难改变社会的进程，理想的实现最终要靠整个社会的努力。
　　
　　今年许志永除了积极参与了孙志刚案和孙大午案之外，还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了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并获得了成功。他说：“早在北大法学院读博士期间，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努力，也曾经因为给农民提供法律援助被地方政府误解甚至遭到扣押，但这些不会让我产生偏见或嫉恨，反而能让我更加理性地认识中国。”他虽然在做事时拒绝掺杂过多的激情，但是却用饱蘸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让我们真诚对待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政府、我们民族的过去。不管历史曾经给多少人造成了伤害，不管你如何怀疑眼前的现实，不管未来面临多少艰辛，让我们行动起来吧，有了行动才有进步的可能。”
　　
　　许志永呼吁的“行动”好像正好印证了一位以思想深度见长的智者最近说的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民族能否取得自由，不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理论家，而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实践者。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正如许志永所言，2003年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继续推进的一年，它好比一个路牌，也许人们会忽视它指称的地名，但是可以辨识它指明的方向。确实，2003年的中国是充满希望的，不过人们更加希望官方与民间的良性互动在2003年后的中国能够得以持续。这既是在朝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在野者本来就应该享有的权利。
　　
　　中国，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