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文 革 轶 事（原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0: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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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党内的走资派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旨，恐怕是要首先揪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伟人认为，他们才是和平演变夺取无产阶级印把子最大的潜在威胁。伟人亲自带头放了一把火，写出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
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最先抛出的都是一些替罪羊（例如，何YH就是），来转移斗争大方向。1966年6月6日以学生会主席顾QH为首的四位学生首先贴出了针对学院领导的大字报。随即遭到自觉或不自觉“保皇派”的强烈围剿。但在强大的革命狂潮下，“打倒党内走资派”的形势锐不可挡。作为当权派本人最终也未能逃脱被批斗的命运。太机院（太原机械学院，现中北大学—编者注）一级的当权派，包括院长、党委正副书记均未幸免。
第一个在全院挨批斗的是张XK。他工农出身，在这个山沟沟的小王国内，一步一个脚印地由一个普通工农干部爬到了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他习性耿直，却沾染了不少官气架子，爱用训斥的口气说话，是个时不时就得罪人的人。尤其面对黑染缸内滚出来的知识分子，怀有一股天然的“红色”优越感。我们对他均敬而远之。正是这个党委副书记，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却也直言不讳，很令我们惊奇。在64年涨工资时，象我们即便参加工作8年以来，一级未曾动过，心中虽有嘀咕，表面亦未敢有任何表示，更不敢公开争执，只能听从组织的安排。而据闻，这位张副书记却在讨论工资的会议上公然表示：“好歹是个县团级，地方上看也算县太爷一个，不涨工资，县太爷的地位往哪儿搁？”听说工资最后还是调上去了。
张副书记是由造反派学生点名散步示众的。他被抹成黑脸，头上戴着一顶乌纱帽，看起来有意造型成一个阎罗王的模样，敲罗打鼓地沿学校走一大圈。他面色略带愧意，但神态基本自若。这么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工农干部，把他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整，委实有点冤枉他。但“革命不是请客送礼，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红卫兵抄家
红卫兵最初起源于北京，是由革命干部、先烈们子弟自发组织而迅猛发展起来的。最初，学校仅个别学生带着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标，十分枪眼。校园中曾贴有一张类似红卫兵宣言般的大字报，是从北京转抄来的。上面激扬文字，充满革命豪情，也充满天生的优越感与骄傲：“当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我们的父辈就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诞生在窑洞、在荒原、在战壕、在牢房，我们全身流淌着来自父辈身上鲜红的血液，连我们的骨子都是红透的。我们注定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先后9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很快在全国兴起。红卫兵赋予自己的“革命造反”权利越来越大，尤其在后期，不加约束，越来越放肆。对他们自认为的各类专政对象，可以进行随意性的抄家、绑架、批斗、审讯乃至施刑等等。后期的红卫兵不再限于革干子弟，也不局限于学生。一般干部子女、家庭成分好的年青教工也纷纷加入到红卫兵队伍的行列中来；最后期，简直有点鱼龙混杂了。
在太机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造反行动是抄家“破四旧”。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抄家的对象属于出身不好的或社会关系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有历史问题的、以及其他的灰类、黑类人物。（可见档案部门提供了名单）。总之，打击面相当大。我们就属于被抄之列。我分析，我有所谓的地主家庭成分问题（我虽学生出身，父亲虽职员出身，但祖父为地主）；启开（作者夫人--编者注）有海外关系，同样也有类似莫名其妙的家庭成分问题。
红卫兵分成小组在高音喇叭指挥下，同一时间内进入各家。红卫兵头头先带着你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招例不会自己跑掉”等几段相关的毛主席语录；然后让你回答，家中有那些四旧的东西。其实我是很干净的人，我也实在想不出哪些东西是四旧的。最后红卫兵们翻箱倒柜进行搜查。结果，几张最好的苏联原版音乐唱片、一本我最精美的相册、一本我最珍贵的日记本都被抄走了。为什么不拿走别的东西，比如唱机、西服、领带等等，偏拿走我最心爱的几件宝贝。我心疼极了，直至今天，我还在心疼。他们还拿走启开家中几张发旧的老照片，一叠昔日的信件，一张她大哥从国外寄回家的彩照，一张早已泛黄的垫箱底的老报纸等等。被抄物品写了一张清单留下。个别红卫兵显得朽气蛮横。那个后来成为造反派头头的NYS，指着一张我们当年在北京颐和园夕阳落山并坐在一块的照片说：“你自己看看，这象个什么样子？”就是这张照片，连别的红卫兵看来也非常普通的照片，那本像册最终被莫名其妙地被抄走了。应该说，那次抄家中多数红卫兵还是通情达理的。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判明红卫兵全国范围内抄家的意义。江青，作为当代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位30年代的影星蓝苹，曾留下不少风流韵事；以后她又投奔革命，来到了延安，其个人历史亦有被指之疑点。人非完人，尤其在那个充满动荡不安的岁月，个人不能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旧社会年代，历程上的问题、憾事常常在所难免，亦属情理可原。但自她飞黄腾达，最终步上中国当代红色女皇的宝座之后，为了掩盖个人的历史污点，以显示自己圣而又圣，不惜借用伟人的崇高威望，打着破四旧的旗号，通过红卫兵小将之手，时处文明的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搜取30年代以来与自己丑事有关的旧报纸、旧书札、旧照片……等等，从而达到控制与消灭罪证的目的。这种举措与中国古代历史中某些独裁专制帝王的做法有何差异？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旨，恐怕是要首先揪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伟人认为，他们才是和平演变夺取无产阶级印把子最大的潜在威胁。伟人亲自带头放了一把火，写出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
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最先抛出的都是一些替罪羊（例如，何YH就是），来转移斗争大方向。1966年6月6日以学生会主席顾QH为首的四位学生首先贴出了针对学院领导的大字报。随即遭到自觉或不自觉“保皇派”的强烈围剿。但在强大的革命狂潮下，“打倒党内走资派”的形势锐不可挡。作为当权派本人最终也未能逃脱被批斗的命运。太机院（太原机械学院，现中北大学—编者注）一级的当权派，包括院长、党委正副书记均未幸免。
第一个在全院挨批斗的是张XK。他工农出身，在这个山沟沟的小王国内，一步一个脚印地由一个普通工农干部爬到了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他习性耿直，却沾染了不少官气架子，爱用训斥的口气说话，是个时不时就得罪人的人。尤其面对黑染缸内滚出来的知识分子，怀有一股天然的“红色”优越感。我们对他均敬而远之。正是这个党委副书记，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却也直言不讳，很令我们惊奇。在64年涨工资时，象我们即便参加工作8年以来，一级未曾动过，心中虽有嘀咕，表面亦未敢有任何表示，更不敢公开争执，只能听从组织的安排。而据闻，这位张副书记却在讨论工资的会议上公然表示：“好歹是个县团级，地方上看也算县太爷一个，不涨工资，县太爷的地位往哪儿搁？”听说工资最后还是调上去了。
张副书记是由造反派学生点名散步示众的。他被抹成黑脸，头上戴着一顶乌纱帽，看起来有意造型成一个阎罗王的模样，敲罗打鼓地沿学校走一大圈。他面色略带愧意，但神态基本自若。这么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工农干部，把他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整，委实有点冤枉他。但“革命不是请客送礼，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红卫兵抄家
红卫兵最初起源于北京，是由革命干部、先烈们子弟自发组织而迅猛发展起来的。最初，学校仅个别学生带着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标，十分枪眼。校园中曾贴有一张类似红卫兵宣言般的大字报，是从北京转抄来的。上面激扬文字，充满革命豪情，也充满天生的优越感与骄傲：“当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我们的父辈就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诞生在窑洞、在荒原、在战壕、在牢房，我们全身流淌着来自父辈身上鲜红的血液，连我们的骨子都是红透的。我们注定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先后9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很快在全国兴起。红卫兵赋予自己的“革命造反”权利越来越大，尤其在后期，不加约束，越来越放肆。对他们自认为的各类专政对象，可以进行随意性的抄家、绑架、批斗、审讯乃至施刑等等。后期的红卫兵不再限于革干子弟，也不局限于学生。一般干部子女、家庭成分好的年青教工也纷纷加入到红卫兵队伍的行列中来；最后期，简直有点鱼龙混杂了。
在太机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造反行动是抄家“破四旧”。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抄家的对象属于出身不好的或社会关系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有历史问题的、以及其他的灰类、黑类人物。（可见档案部门提供了名单）。总之，打击面相当大。我们就属于被抄之列。我分析，我有所谓的地主家庭成分问题（我虽学生出身，父亲虽职员出身，但祖父为地主）；启开（作者夫人--编者注）有海外关系，同样也有类似莫名其妙的家庭成分问题。
红卫兵分成小组在高音喇叭指挥下，同一时间内进入各家。红卫兵头头先带着你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招例不会自己跑掉”等几段相关的毛主席语录；然后让你回答，家中有那些四旧的东西。其实我是很干净的人，我也实在想不出哪些东西是四旧的。最后红卫兵们翻箱倒柜进行搜查。结果，几张最好的苏联原版音乐唱片、一本我最精美的相册、一本我最珍贵的日记本都被抄走了。为什么不拿走别的东西，比如唱机、西服、领带等等，偏拿走我最心爱的几件宝贝。我心疼极了，直至今天，我还在心疼。他们还拿走启开家中几张发旧的老照片，一叠昔日的信件，一张她大哥从国外寄回家的彩照，一张早已泛黄的垫箱底的老报纸等等。被抄物品写了一张清单留下。个别红卫兵显得朽气蛮横。那个后来成为造反派头头的NYS，指着一张我们当年在北京颐和园夕阳落山并坐在一块的照片说：“你自己看看，这象个什么样子？”就是这张照片，连别的红卫兵看来也非常普通的照片，那本像册最终被莫名其妙地被抄走了。应该说，那次抄家中多数红卫兵还是通情达理的。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判明红卫兵全国范围内抄家的意义。江青，作为当代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位30年代的影星蓝苹，曾留下不少风流韵事；以后她又投奔革命，来到了延安，其个人历史亦有被指之疑点。人非完人，尤其在那个充满动荡不安的岁月，个人不能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旧社会年代，历程上的问题、憾事常常在所难免，亦属情理可原。但自她飞黄腾达，最终步上中国当代红色女皇的宝座之后，为了掩盖个人的历史污点，以显示自己圣而又圣，不惜借用伟人的崇高威望，打着破四旧的旗号，通过红卫兵小将之手，时处文明的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搜取30年代以来与自己丑事有关的旧报纸、旧书札、旧照片……等等，从而达到控制与消灭罪证的目的。这种举措与中国古代历史中某些独裁专制帝王的做法有何差异？
大字报使我陷入困境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50年代整风反右时期中国首创的四大革命武器。值得反思的是，这四大革命武器在文化大革命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文革后被否定为不合法手段。）
每天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是必修的功课。大字报有写在旧报纸上的，也有写在颜色纸上的；有揭发性的，也有批判性的；有贴在墙上的，悬挂在空中的，还有敷在地上的。真所谓五花八门，铺天盖地。
大字报确实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它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它能点火、播火、煽火，大造声势，大事炒作。它能在一夜之间毁掉一个名人；也能在一夜之间制造一个名人。它可以传播消息，供众人分享；它也可以制造谎言，混淆视听。在众多大字报的海洋中，能使一个清醒的头脑丧失清醒；使一个糊涂的头脑更加糊涂。它是当年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土互联网”。
由于大字报太多太多，所贴的地方太广太广，漏看的也不少。
自我从工厂回来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到在教研室有种被孤立的感觉。我虽不是老右，历史上也很清楚，亦没有学术权威的地位，但在这个年轻人的教研室中，我的学历最高（苏联专家研究生），资历最早，业务最拔尖。这样的人迟早有一天会招来大字报，成为教研室被批的代表人物。
一天，我终于在4系食堂内，看到了一张针对我的大字报。揭发我资产阶级情调：爱听外国音乐；不把小孩送托儿所，而高价寄托在私人家中等等。
揭发人是小Y。小Y是上海人，与启开同一教研室。过去和我们来往一直比较密切。启开（作者夫人--编者注）回苏州生小苏时，她俩结伴同行。启开分娩后回太原，她与我同去太原车站接。小苏（作者长子--编者注）小时眼睛黑溜溜，长得白白胖胖，非常逗人喜爱。她常来我们家，把小苏抱到她们单身女舍玩。在这个远离南方的穷乡僻壤山沟沟内，有那么多的人看不惯从大城市来的人。他们不能容忍女同志穿连衣裙；他们看不惯情侣挽手在夕阳下漫步……后山的风景虽然也非常美丽，但它却被规划为学校员工的墓地，从而显得那样阴森，叫人避讳。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上海姑娘，在这儿有着太多的封闭和隔离的感觉。我们从北京迁来后，她就与我们谈得来，有如他乡逢故知。
的确，她的大字报反映出在这个山沟沟内我们生活是多么的脱群，早已引起四周人们的看法。因此我认为她的大字报完全出于压力，迫于无奈。我心中对她并无嫉恨。
不久果然有了针对我的第二张大字报，是以教研室的名义贴的。大字报中主要之点有下：①以学术权威自居，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子；②资产阶级情调，爱听西方音乐，借西方音乐之尸，还资产阶级自由泛滥之魂（其实大部分都是非常健康的前苏联轻音乐和欧美民间音乐）③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年轻学生，与那些只专不红的、思想落后的、闹个人主义学生的关系密切（指的恰恰都是65年下厂实习时期我所带的全部学生）；④借检查思想来“散布、宣扬” 修正主义毒素（在以往所有运动中既要求别人检查与深挖思想，现在又说是有意宣扬）；此外还有小孩不上托儿所等等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这张大字报不仅上纲上线凶，很多地方完全是凭空想象，主观臆测，把好的动机歪曲成坏的东西。我对此很有看法。上纲上线，宁左勿右确实是那个时期的时髦。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革命旗帜鲜明，革命立场坚定。
接着，教研室杨SC单独贴了我第三张大字报。列出了：①地主家庭出身；②走“只专不红” 的道路……内容比较以理服人。老杨是教师支部的党小组长，为人正派，很讲义气。他留苏返国后，本可留北京工业学院。北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编者注）也设法挽留他。但他偏偏弃京选择来太机，回我们原教研室。我对他印象很好，我们间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我对家庭出身问题一直持有异议。（为什么李云鹏——江青祖父是地主，其父沦为作坊主，而她本人却为手工业家庭出身呢？）我想我的出身问题一定是杨根据我档案材料中摘出来的。至于只专不红的问题，这顶帽子在过去的历次思想运动中，我都多次自我扣在自己的头上。他给我扣上也算是顺理成章，在劫难逃难溜的。运动已经深入到了“人海战术”阶段，正如我所料想的，即使在清一色年轻人的教研室内，也应该寻找出一个代表人物作为批判的对象吧！杨的这张大字报有可能正是这种周围环境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我对他当时乃至后来均无怨恨。
40年后的今天，别看我写得这样轻松，并辩驳分析得有理有据；而40年前的当时确是那么一种气候。作为一介儒雅书生且未经历过大风大雨世面的我，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其实，自解放以来，自己政治上一贯跟着党走，不甘落后，处处用刘少奇的修养论指点自己。而招来的大字报却处处上纲上线，被描绘得一团漆黑。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路是何等的艰难？心中冤屈无处申辩，一切只能自己背着，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这就是我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心境。
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我确实陷入了一种困境。教研室的个别人甚至试图阻止我参加院内的某些批斗会；在以教研室名义写的大字报中，把我的署名用纸粘贴掉。他们很想孤立我，想营造一种氛围，把我渐渐地划为革命队伍外的另一类人。
革命战斗队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各种名目的战斗队纷纷成立。教研室新留校的年轻教师，都是工农家庭出身，以他们为核心也成立了战斗队，取名为“长征战斗队”；并吸收其他一些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加入。当时党的组织形式虽然还存在，而党、团的正常活动实际已经停顿，因此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发组成的战斗队已被广大群众所肯定，并且成为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单元；而加入战斗队也就成为个人某种革命性资格的标志。我既非党员，出身不好，又挨了大字报，被靠边站着，当然无人叫我加入。与我类似游离在战斗队以外的另类人，教研室还有几个。
我是否应该主动提出申请加入教研室的战斗队呢？我实在有些捉磨不定。我需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分析。
其实我平素与人为善，并不轻易得罪人；为人公正，不阿谀奉承，不会溜须拍马；最多只是有些看不惯个别人的做法而与其远之外，与多数人的关系是融洽的。我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要革命难道还应遭到拒绝吗？
另一方面又心存疑虑：政治运动不是以个人“品行”来划线的。“品行”是有阶级性的；你的那一套“诚实、守信、恭谦、礼让”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或封建阶级虚伪的那一套。万一战斗队不吸纳我，反而主动给那些存心作梗的人留下讽刺奚落的把柄，招来说三道四，岂不是更不好吗？
经过左思右想，反反复复，最终我还是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进行试探。因为，我也要学会去适应环境，在特殊的环境中保护自己。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
申请书是这样写的。
“长征战斗队全体队员同志：
为了更好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申请加入长征战斗队。使我能在统一的组织下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人，正像教研室的革命同志在大字报揭发的那样。但是，我已下定决心，要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决裂。也正如此，我才鼓起最大的勇气向你们提出申请，加入你们的队伍，能在你们的帮助、监督、鼓舞与组织下，更好地对客观与主观的资产阶级世界进行改造。
除此以外，我愿意申明：
⑴在我加入战斗队以后，我将随时听取你们的批评，欢迎你们的揭发，并在必要的时候接受你们对我的除名。
⑵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能成为一名正式队员，我愿意接受列为一名非正式队员。我完全同意在重要的甚或一切战斗队文告、大字报、宣言书上不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愿意尽一切战斗队员的革命任务，而不享受战斗队员的任何革命权利。
因为，我要求加入战斗队的唯一目的，只是希望自己能在一定的革命组织内参加活动，受到教育，跟上形势；为革命参与一分自己的力量。
我还申明：
不论我能否加入战斗队，我所持的基本态度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群众，追随并支持一切革命战斗组织的革命行动，让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检验自己。
衷心希望你们考察我的动机，研究我的申请。 签名 1966/8/25 ”
递交申请后，并无回音。但我的心情变得更为平静。虽然我仍处于靠边站的状态，却暗暗觉得他们与自己的距离并未拉远，他们看我没有鄙视的目光；尤其是那几个新留校的年轻人似乎与我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非常尊敬我的。）
我仍定期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这是我长期的习惯，表明我任何时候都在靠近党。通过汇报，我也可以澄清一些事实，表明自己的一些原始思想并非上纲上线所说的那样。教师党支书Li及党小组站长Y仍然在认真地听取。我认为他们对我未存偏见。
我努力回想，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正式加入到教研室的战斗队。
随着形势的变化，我慢慢从孤立的状态中被解放出来；我与周围的人际关系和正常来往也得以恢复。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50年代整风反右时期中国首创的四大革命武器。值得反思的是，这四大革命武器在文化大革命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文革后被否定为不合法手段。）
每天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是必修的功课。大字报有写在旧报纸上的，也有写在颜色纸上的；有揭发性的，也有批判性的；有贴在墙上的，悬挂在空中的，还有敷在地上的。真所谓五花八门，铺天盖地。
大字报确实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它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它能点火、播火、煽火，大造声势，大事炒作。它能在一夜之间毁掉一个名人；也能在一夜之间制造一个名人。它可以传播消息，供众人分享；它也可以制造谎言，混淆视听。在众多大字报的海洋中，能使一个清醒的头脑丧失清醒；使一个糊涂的头脑更加糊涂。它是当年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土互联网”。
由于大字报太多太多，所贴的地方太广太广，漏看的也不少。
自我从工厂回来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到在教研室有种被孤立的感觉。我虽不是老右，历史上也很清楚，亦没有学术权威的地位，但在这个年轻人的教研室中，我的学历最高（苏联专家研究生），资历最早，业务最拔尖。这样的人迟早有一天会招来大字报，成为教研室被批的代表人物。
一天，我终于在4系食堂内，看到了一张针对我的大字报。揭发我资产阶级情调：爱听外国音乐；不把小孩送托儿所，而高价寄托在私人家中等等。
揭发人是小Y。小Y是上海人，与启开同一教研室。过去和我们来往一直比较密切。启开（作者夫人--编者注）回苏州生小苏时，她俩结伴同行。启开分娩后回太原，她与我同去太原车站接。小苏（作者长子--编者注）小时眼睛黑溜溜，长得白白胖胖，非常逗人喜爱。她常来我们家，把小苏抱到她们单身女舍玩。在这个远离南方的穷乡僻壤山沟沟内，有那么多的人看不惯从大城市来的人。他们不能容忍女同志穿连衣裙；他们看不惯情侣挽手在夕阳下漫步……后山的风景虽然也非常美丽，但它却被规划为学校员工的墓地，从而显得那样阴森，叫人避讳。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上海姑娘，在这儿有着太多的封闭和隔离的感觉。我们从北京迁来后，她就与我们谈得来，有如他乡逢故知。
的确，她的大字报反映出在这个山沟沟内我们生活是多么的脱群，早已引起四周人们的看法。因此我认为她的大字报完全出于压力，迫于无奈。我心中对她并无嫉恨。
不久果然有了针对我的第二张大字报，是以教研室的名义贴的。大字报中主要之点有下：①以学术权威自居，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子；②资产阶级情调，爱听西方音乐，借西方音乐之尸，还资产阶级自由泛滥之魂（其实大部分都是非常健康的前苏联轻音乐和欧美民间音乐）③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年轻学生，与那些只专不红的、思想落后的、闹个人主义学生的关系密切（指的恰恰都是65年下厂实习时期我所带的全部学生）；④借检查思想来“散布、宣扬” 修正主义毒素（在以往所有运动中既要求别人检查与深挖思想，现在又说是有意宣扬）；此外还有小孩不上托儿所等等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这张大字报不仅上纲上线凶，很多地方完全是凭空想象，主观臆测，把好的动机歪曲成坏的东西。我对此很有看法。上纲上线，宁左勿右确实是那个时期的时髦。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革命旗帜鲜明，革命立场坚定。
接着，教研室杨SC单独贴了我第三张大字报。列出了：①地主家庭出身；②走“只专不红” 的道路……内容比较以理服人。老杨是教师支部的党小组长，为人正派，很讲义气。他留苏返国后，本可留北京工业学院。北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编者注）也设法挽留他。但他偏偏弃京选择来太机，回我们原教研室。我对他印象很好，我们间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我对家庭出身问题一直持有异议。（为什么李云鹏——江青祖父是地主，其父沦为作坊主，而她本人却为手工业家庭出身呢？）我想我的出身问题一定是杨根据我档案材料中摘出来的。至于只专不红的问题，这顶帽子在过去的历次思想运动中，我都多次自我扣在自己的头上。他给我扣上也算是顺理成章，在劫难逃难溜的。运动已经深入到了“人海战术”阶段，正如我所料想的，即使在清一色年轻人的教研室内，也应该寻找出一个代表人物作为批判的对象吧！杨的这张大字报有可能正是这种周围环境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我对他当时乃至后来均无怨恨。
40年后的今天，别看我写得这样轻松，并辩驳分析得有理有据；而40年前的当时确是那么一种气候。作为一介儒雅书生且未经历过大风大雨世面的我，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其实，自解放以来，自己政治上一贯跟着党走，不甘落后，处处用刘少奇的修养论指点自己。而招来的大字报却处处上纲上线，被描绘得一团漆黑。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路是何等的艰难？心中冤屈无处申辩，一切只能自己背着，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这就是我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心境。
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我确实陷入了一种困境。教研室的个别人甚至试图阻止我参加院内的某些批斗会；在以教研室名义写的大字报中，把我的署名用纸粘贴掉。他们很想孤立我，想营造一种氛围，把我渐渐地划为革命队伍外的另一类人。
革命战斗队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各种名目的战斗队纷纷成立。教研室新留校的年轻教师，都是工农家庭出身，以他们为核心也成立了战斗队，取名为“长征战斗队”；并吸收其他一些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加入。当时党的组织形式虽然还存在，而党、团的正常活动实际已经停顿，因此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发组成的战斗队已被广大群众所肯定，并且成为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单元；而加入战斗队也就成为个人某种革命性资格的标志。我既非党员，出身不好，又挨了大字报，被靠边站着，当然无人叫我加入。与我类似游离在战斗队以外的另类人，教研室还有几个。
我是否应该主动提出申请加入教研室的战斗队呢？我实在有些捉磨不定。我需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分析。
其实我平素与人为善，并不轻易得罪人；为人公正，不阿谀奉承，不会溜须拍马；最多只是有些看不惯个别人的做法而与其远之外，与多数人的关系是融洽的。我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要革命难道还应遭到拒绝吗？
另一方面又心存疑虑：政治运动不是以个人“品行”来划线的。“品行”是有阶级性的；你的那一套“诚实、守信、恭谦、礼让”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或封建阶级虚伪的那一套。万一战斗队不吸纳我，反而主动给那些存心作梗的人留下讽刺奚落的把柄，招来说三道四，岂不是更不好吗？
经过左思右想，反反复复，最终我还是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进行试探。因为，我也要学会去适应环境，在特殊的环境中保护自己。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
申请书是这样写的。
“长征战斗队全体队员同志：
为了更好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申请加入长征战斗队。使我能在统一的组织下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人，正像教研室的革命同志在大字报揭发的那样。但是，我已下定决心，要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决裂。也正如此，我才鼓起最大的勇气向你们提出申请，加入你们的队伍，能在你们的帮助、监督、鼓舞与组织下，更好地对客观与主观的资产阶级世界进行改造。
除此以外，我愿意申明：
⑴在我加入战斗队以后，我将随时听取你们的批评，欢迎你们的揭发，并在必要的时候接受你们对我的除名。
⑵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能成为一名正式队员，我愿意接受列为一名非正式队员。我完全同意在重要的甚或一切战斗队文告、大字报、宣言书上不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愿意尽一切战斗队员的革命任务，而不享受战斗队员的任何革命权利。
因为，我要求加入战斗队的唯一目的，只是希望自己能在一定的革命组织内参加活动，受到教育，跟上形势；为革命参与一分自己的力量。
我还申明：
不论我能否加入战斗队，我所持的基本态度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群众，追随并支持一切革命战斗组织的革命行动，让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检验自己。
衷心希望你们考察我的动机，研究我的申请。 签名 1966/8/25 ”
递交申请后，并无回音。但我的心情变得更为平静。虽然我仍处于靠边站的状态，却暗暗觉得他们与自己的距离并未拉远，他们看我没有鄙视的目光；尤其是那几个新留校的年轻人似乎与我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非常尊敬我的。）
我仍定期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这是我长期的习惯，表明我任何时候都在靠近党。通过汇报，我也可以澄清一些事实，表明自己的一些原始思想并非上纲上线所说的那样。教师党支书Li及党小组站长Y仍然在认真地听取。我认为他们对我未存偏见。
我努力回想，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正式加入到教研室的战斗队。
随着形势的变化，我慢慢从孤立的状态中被解放出来；我与周围的人际关系和正常来往也得以恢复。
长征大串联
文化大革命的风头逐渐转向大串联。年轻人都在筹划如何步履革命先辈的足迹，走访昔日的革命圣地，亲身体验一下革命先驱者的大无畏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也可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增加见识，开阔眼界。
一天，教研室的朱HS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大串联。我当然求之不得，痛快响应。他串联了室内四个能志同道合的人：朱HS上海人，能干灵活，是个很能办事且效率十分高的人；李JY，虽年纪最大，但平日我们都叫他小李子；李LY，说话幽默；我则为人平和，与他们平时关系都很融洽。
最初原打算参与系内学生的串联大队，和他们合在一起串联，步行走一条通向革命圣地延安的路线。学生同意了，我们积极准备。临行前，学生又变卦了，担心我们成为包袱，决定摔掉我们。其实这也很符合我们的心意，我们也可以摆脱学生的羁绊，更自由自在一些。老朱马上到系委会开好串联所必需的证明介绍信等。邻室的孙ZH闻讯后也赶来要求参加，这样，一个5人的串联小队组织好了，只待择日成行。
串联的预定路线为：从太原出发至风陵渡，过黄河至潼关，转郑州、南京、上海、宁波、杭州、长沙，然后步行至革命圣地井冈山，最终返回。路途迂回，展转南北，也是一次万里长征了。
大家约定，各自携带衣被及简单的生活用具，于11月24日下午4：00在太原城××处集合，一起上火车。
我找了一张红色的塑料单，收拾了最简单的被褥衣物，打成一个行军模样的铺盖卷；买了一双解放鞋，一个军背包，备了一支手电筒。试背一下全副武装，感到很满意。
到了约定的日子，为了不张扬，吃完中饭趁大家午休时，我背着行装出发了。在太原我们约定地点碰了头，签上了去风陵渡的火车。
火车徐徐启动，心中一阵激动。透过车窗望去，外面一片漆黑。但车厢内人声鼎沸，乘客的多数都是串联的。
令人难忘的黄河梢公
次日清晨抵达风陵渡站。我们背着行李，5人列成一队，随着人群队伍向黄河渡口进发。一路上红旗招展，雄赳赳，气昂昂，好不威风。数十分钟的路程即至黄河渡口。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的母亲河。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对黄河特别神往：黄河之水天上来，波涛滚滚，黄河上的船夫…等等。现在黄河就在我脚下，真是不可思议。但眼下的黄河似乎与想象的不太一样。河滩虽宽，河面却有点窄，河水浑浊，水流好像也不十分湍急，可能是枯水期的缘故吧。河东（山西）滩地比较平坦，延伸很远才临江面；河西（陕西）地势则十分陡峭。对面的潼关城堡巍然挺立，与我童年画册中的一模一样。
我们放下行李，轮流守候。渡口挤满了人群，大都往革命圣地延安方向去的。只有一只渡船来回摆渡，估计我们至少要等到午后才能渡河。我在有鹅卵石的河滩上踱着，寻找是否有卖早点的。我发现一种独特的食品。一个老汉将和好的面团捏巴捏巴，随意捏成一个既不圆溜也不平整的面饼，然后放在烘热的小卵石（黄豆粒大小）上来回烘烤。不大一会儿，一个干面饼就成了。可以说，这种色香味俱无的干面饼，用来充饥可能是最实惠不过的了。
终于轮到上船了。渡船很大，一次可以运载六七十人。船上的老梢公，鹤发童颜，两眼炯炯有神，显出非凡的感召力，下巴翘出一缕白白的胡须，形象美极了。他指挥大家有次序地上船后站立整齐，彼此靠紧微蹲，告诫大家不得乱动，不许东张西望，不许喧哗。人上完了，再上骡马。
“开船罗！”一声吆喝，两个船工开始解缆，撑篙。老梢公亲自掌舵，并指挥着船工。船到江心，湍急的水流显示出威力，渡船急迅顺着水流下淌。船工奋力摇橹，与江水搏斗，体现了真实的“黄河船夫曲”精彩的一幕。
船终于顺利抵达对岸。大家依次下船，沿着陡坡向潼关车站挺进。到达潼关站天色已晚，站上似乎停电，漆黑一片。好不容易挤上一列开往郑州方向去闷罐车，稀里糊涂靠着行李我就进入了梦乡。
金陵梦
至郑州，我们被载入郑州新区。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是一排排新盖的宿舍，似乎未完全入住。我们5人被分配在一个教室模样的大房间，房间内也就仅仅我们5人。打开行李，铺开被褥躺着睡了一个自串联以来的好觉。在郑州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
下一站是古都南京。
大串联坐火车是不要钱的，只需凭介绍信事先签好票后，按行驶方向排队等候，放人进站后即可自行上车。中国的火车向来超员，但从来没有像大串联时期那样超员。进入站台，人们蜂拥般奔向列车，爬门的，钻窗子的，塞行李的，帮同伙推上一把的，各种招式都有。车厢内挤得水泄不通，坐着的，站着的，见缝插针。原坐10人的单元隔，一般要挤上17~8人甚至更多。车厢内根本无法行走。如果要挪动一个车厢，恐怕至少要花上半个钟点以上。
一个小学生摸样的男孩，憋尿急了，只好站在茶几台上，管他三七二十一，掏出小东西朝着窗外就小便。尿儿在车外顺着风势，又飘回至下个窗口。窗口旁边背向站着一个中学生大小的女孩，尿儿刚巧飘在她的脸上。
“哎呀，天下雨了！”不知情的女孩叫了起来。我正站在单元隔的中间，还有旁人也看清了全部情况。大家不禁暗自笑了起来。幸好，“雨”不久就停了，女孩也一直不知情。不然，她多尴尬呀！
车到浦口，与南京仅一江天堑之隔。当时还没有修建长江大桥，列车必须乘轮渡过江。
长江，中国的另一条母亲河，江面宽广，渡江的气势比之风凌渡壮观多了。整趟列车被分成三列，缓缓从路轨上导引至渡船轨道上；轮渡过江后再将列车复原。现在通过南京长江大桥仅三五分钟，当时至少要两个多小时。
到南京下关站已是中午时分。
南京是我早已向往的地方。还在小学的国语课文上，我就读过南京。它是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有着宏伟的明城墙；还有明孝陵、中山陵；有玄武湖、雨花台……我以前虽数次坐车经过，但从未有机会下车拜访。
出站后，广场上停满了军卡车。有人带领串联队伍顺次上车。上满一辆开一辆，显得次序井然。卡车将我们送到鼓楼广场。沿途浓浓密密的法国梧桐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们被分配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南京高校甚多，我们计划去南大、南工等几所学校看大字报。尤其是想到南炮工一访。
南京炮兵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编者注），这所从哈军工分出来的部队学校，是太原机械学院的兄弟院校，有着类同的命运。
……
解放初期，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国家决定聘请苏联专家援建两所国防高校。一所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所为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全新建立起来的，归属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建制。北京工业学院则是在原华北工学院基础上，经专业改向教师转行发展起来的，归属二机部，为地方老百姓建制。在专业取向上，哈军工侧重于使用与开发；北工则偏于设计与制造。两校的许多系及专业均相互映照（如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与北工的枪炮弹药专业）。
50年代中期，由于美苏的军备竞赛，高新技术武器（如核技术、制导技术等）得到长足发展。也引起国内一片对高新技术的关注和呼唤。59年甚至有人提出“保粮、保钢、保尖端”的口号。这两所国防院校的领导随之头脑发热，把所谓的“常规”专业，通通踢出校门，去筹建所谓的“尖端”专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从哈尔滨迁出，展转于南京，成立了炮兵工程学院；而北工的枪炮弹药等专业则迁入至太原机械学院。
60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国务会议，国家领导人重申战争中常规武器的重要意义。这股发热风才被止住。遗憾的是生米烧成熟饭，事已不可逆转。而且事后发现，搬迁专业时交代的理由与好处，并未得到任何证实。为此，我满怀热情，以负责的态度给当时主管国防科委的聂荣臻元帅写信反映。信中罗列了种种事实，说明这次搬迁专业得不偿失。不仅对仪器设施、试验手段造成直接损失，更为主要的是涣散了人气，封闭了学术环境……信中也提出建议，希望将太机的枪炮弹药专业统统合并于南炮工，使之获得更好的发展。事后我虽未接到回音，但我收到了盖有“国防科工委办公室”大印的回执。我想，无论如何，我这民意确实上达了。回想此事，显然与我对南京的向往很有关联。
……
我们约花了大半天来南炮工看大字报。南炮工坐落在南京东郊风景区，面临中山陵。校园很大，法国梧桐修剪整齐，给人以良好的第一印象。校内大字报比之地方院校既清冷，又有次序，反映了某种部队院校的作风。回返时在孝陵卫候车。这个小镇当时没有几户人家，汽车走过时，土马路上扬起一片尘土。
按预定计划，下一站是上海。
在军院用完最后一顿晚餐，办好离宁手续，整理好行装，从珠江路坐无轨至下关火车站。在无轨电车上，人不太挤，我坐定，环视一下周围夜景，尤其是这个站台，我似乎很熟悉。一种预感油然而生：我还会回来的！这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我这个凡人，一无背景，二无关系，在这个铁定的身不由己的年代，会有这样幸运的事情降临在我的头上？这只能是个梦！
安慰赛
到了下关火车站，我们签好至上海的票后，便在车站广场排队候车。广场上人山人海人挤人，全都是年轻学生。年轻人彼此是很容易沟通的，相互询问与交谈串联趣事……队伍半天也难挪动几步，人们渐渐散成一团一伙的。终于有人吆喝：“排好队，排好队，要进站罗！”大家兴奋起来，背好行囊，进入队伍，一点一点往前挪动。几步后，又停下，又等待，又挪动，绕了一个圈子竟回到了原地。如此循环……大家称之为“安慰赛”。夜已深，凉气袭人。犯困的人，开始蹲在行李上打起瞌睡来。但这种反反复复的“安慰赛”，使人们的希望得以续存。不知不觉已经熬到了次日凌晨，终于轮到我们进站了。人群一阵狂跑，奔向车厢，车门口挤成一团。李JY这回不客气了，选择了一个打开的窗口，往里直钻。出乎意料，车厢并不挤，并且每个人都找到了座位。
一位戴眼镜的教师模样的人，上车后指着李JY直截了当地批评说：
“大家要讲点秩序，爬什么窗子。现在不是都有位子吗？即便没有位子也不应爬窗子呀！”
李JY的脸刷的下子红到了脖子根。我的这位湖南老乡向来有着一副坳脾气，心服口不服：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爬出去就是。”
小李子居然走到原窗口翻了出去，再从车厢门堂而皇之地走了进来，引起满车厢人哄堂大笑。小李子狠狠瞅了那个人一眼，那个人不禁也笑了出来。
开车时，天已黎明。南京渐渐消失在视线之外，牵着那个不知是否能实现的金陵之梦。
安亭事件
火车刚过了昆山，已离上海不远，突然停了下来，说是临时停车。等了很长时间，火车启动，缓缓走了一段又停下。火车也搞起了“安慰赛”。大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已是中午时分，肚子开始叫唤起来。渐渐看到有一拨一拨的串联队伍，从上海方向徒步走来。经打听，原来前面有工人闹事，散步卧轨，使交通中断。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安亭事件”，是由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一伙策划的。王洪文由此发迹，从一个普通工人爬到了文革的领导核心，成为“四人帮”头目之一。
繁忙的沪宁线上平均10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据传来的消息说，被堵的列车已延续至苏州了。看来一时半会火车是开不了的。沉不住气的人，开始下车，打算徒步前进；但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等待。一直熬到下午，列车开始缓缓后退，临时停在一个小站的叉路口上。车上无水无吃的，人们纷纷下车至附近村庄镇子买点吃喝。我又饥又渴，也决定下车。江南到底是富庶之地。小小村镇不仅尽显小桥流水之美；村子的平常百姓家也开着小铺子，供给饭菜。现在被挤得人山人海。我匆匆买了一些糕点临时充饥，迅速赶回车上，以换其他同伙下车。
我们在车上迷迷糊糊过了一晚。早上醒来，发现火车已退到了昆山。昆山站给饿了一天的乘客准备了饭菜，敞开供应。我记得，昆山的米饭特别好吃。
国务院特别为这次安亭事件，发表了一个“抓革命 促生产”的社论。
上午10时许，道路终于通了，我们安然抵沪。我们被安排在一个中学的教室内住下。
上海印象
上海是个先进的城市，文化大革命也很“先进”。就在这所中学，小小的中学生斗争老师异常不讲情面。一位中年女教师头发被剃光一半（谓之阴阳头），天天出现在人们视线中，劳动、打扫厕所，认认真真……从她严肃的表情中，她也许是一位班主任，或者校领导，只是办事太认真，为人太严格，今天却难逃一劫。
我们依然至高校观看大字报。我们还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这在当时很是一个是非之地。在小小的厅堂中，贴满了大字报，挤满了观看大字报的人群。五六十年代，每个单位都会在周末放映露天电影。人们也喜欢看电影。不过没有什么“追星族”，对电影演员的名字记住的很少。但象赵丹、祝希娟、陈强、王刚等脍炙人口的演员人们还是知晓的。我记得，我看过赵丹演的电影有《马路天使》、《聂耳》、《铁窗烈火（即红岩）》、《青山恋》（他与祝希娟主演的）等，都是一些很好的电影。
果然，有不少关于赵丹的大字报。大字报揭发他与祝希娟关系暧昧。因为他曾送给祝希娟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如果我年轻，我一定爱你。”赵丹是个硬骨头，他反驳说：“这其实很自然，正因为我现在不年轻，我无非分之想。那如果我年轻，我一定爱她。”赵丹是一个艺人，艺人独有的浪漫思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呢？是的，以一种保守的，甚至是封建的眼光去看一个姑娘对着镜子梳头，都是不正常的，都会梳出阶级斗争来。这种在党报上公载的观点难道是危言耸听吗？
赵丹是个说真心话的人。据说，在他后来病故前，对我国的电影界讲出了一些心中的肺腑之言，可惜的是并未获得相关人士的理解。
……
上海是个精细的城市，也是一个高效率的城市。串联者在其他所有城市吃饭采用餐卷制。即每天按三角钱及一斤粮票（早晚各三两，中午四两）的伙食标准，购买所在单位的餐卷，吃大锅饭，有啥吃啥。上海则是餐票制。即在任意一个街道或里弄食堂，购换该食堂专用的钱粮卷。（粮卷精确到半两。）这样，你可以根据你的口味，食堂菜肴与主食的花色，以及个人的食欲随意挑选品种。你甚至可以只买半份菜，半只馒头。街道和里弄食堂比比皆是，少数几个工作人员即可供给很多人的饭菜，饭菜也极为可口。你不愿意在这个食堂吃，还可以选择另一个食堂吃。
我们在上海逗留了五六天，除了看大字报，也逛逛街。我给小苏买了一些巧克力寄回太原；还给他买了一付尼龙手套，一条游泳用的尼龙短裤，这都是当时最时髦的产品。
下一站是海渡宁波，从十六铺码头上船。
罪恶的浪费
船缓缓起锚。我们发现黄浦江中漂浮着很多烧饼，我感到有点愤愤。我注视着，发现竟是一个中学生男孩子丢的。他还没有丢完，象做游戏似地继续丢着。我喝住了他，怎么能这样呢？
我在思索，难道他不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或许他真的不知道。从他的衣着外表看，他并不象一个奢侈的孩子，那么他应该懂得“珍爱粮食”这个十分简单的生活道理！
在大串联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孩子出门串联，父母不放心，在他的口袋中缝了5元钱。他在全国串联完毕后，那5元钱依旧原封不动地交还了父母。是的，为了响应伟人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每个单位对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娇子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在大串联中，他们没有了伙食费，随便打张欠条就可以借给；没有了冬衣、被褥，当地也可以借用或发放……
我想那个丢烧饼的孩子，他一定“借取”了多多烧饼（这些烧饼原是经过人们辛勤劳动制作而成，供人充饥而且很可口的食品），结果吃不完，只得丢弃了。因为“有借不还，再借依旧不难嘛”。真不知道，造成这种罪恶浪费的根源是孩子？抑或是其他？
……
船缓缓驶出黄浦江，进入海域，天完全黑了。我们摊开被褥，在船舱中睡下。次晨4点，天还没有亮，已经抵达宁波。
宁波港的码头可能正在新建。下船显得特别缓慢和拥挤。大家簇拥着通过一座桥。桥面晃晃悠悠，我甚至捏了一把汗。桥没有倒塌，是上帝在保佑。沿着大路，我们到达了宁波火车站。那时的宁波火车站还很简陋，全部敞在露天中。
宁波只是一个中转站。当天下午我们便签好去杭州的火车票。
杭州遇阻强行
随着旅行的南下，天气越来越暖。到杭州站后，为了轻装上阵，我们决定将多余的冬衣铁路托运至武汉孙镇和哥哥处。托运办理得十分顺利。我们分配在杭州师范学院，当时师范学院位于郊区。我们睡在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内。
在杭州的活动依然是看大字报，顺便游览了西湖。总共逗留了三天。
下一站是长沙。长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长征的起点。因为，我们打算从长沙开始步行，一直走到井冈山。令我们意外的是，国务院发出了一号通令，要求各地的串联师生立即返校闹革命。
我们清晨便赶到了火车站。火车站内的队伍已挤得人山人海。我们选择西行南下的队伍，好不容易熬到入站门口。看完我们的介绍信，纠察队员却不让我们进入。站口已采取强制措施：凡是北方学校的师生一律乘坐北上开往上海的列车：而南方学校的则乘坐西行南下方向的列车。起初，我们和工作人员交涉，说我们的冬衣已经托运至武汉，并拿出车站的托运证明材料。
“你要我们返回北方，我们岂不冻死？”
说了半天，对方为头的那位还是不同意。但后面的人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一个劲地往前挤，我们趁势半推半就地被挤进了站门，坐上了去株州长沙的火车。
文化大革命的风头逐渐转向大串联。年轻人都在筹划如何步履革命先辈的足迹，走访昔日的革命圣地，亲身体验一下革命先驱者的大无畏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也可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增加见识，开阔眼界。
一天，教研室的朱HS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大串联。我当然求之不得，痛快响应。他串联了室内四个能志同道合的人：朱HS上海人，能干灵活，是个很能办事且效率十分高的人；李JY，虽年纪最大，但平日我们都叫他小李子；李LY，说话幽默；我则为人平和，与他们平时关系都很融洽。
最初原打算参与系内学生的串联大队，和他们合在一起串联，步行走一条通向革命圣地延安的路线。学生同意了，我们积极准备。临行前，学生又变卦了，担心我们成为包袱，决定摔掉我们。其实这也很符合我们的心意，我们也可以摆脱学生的羁绊，更自由自在一些。老朱马上到系委会开好串联所必需的证明介绍信等。邻室的孙ZH闻讯后也赶来要求参加，这样，一个5人的串联小队组织好了，只待择日成行。
串联的预定路线为：从太原出发至风陵渡，过黄河至潼关，转郑州、南京、上海、宁波、杭州、长沙，然后步行至革命圣地井冈山，最终返回。路途迂回，展转南北，也是一次万里长征了。
大家约定，各自携带衣被及简单的生活用具，于11月24日下午4：00在太原城××处集合，一起上火车。
我找了一张红色的塑料单，收拾了最简单的被褥衣物，打成一个行军模样的铺盖卷；买了一双解放鞋，一个军背包，备了一支手电筒。试背一下全副武装，感到很满意。
到了约定的日子，为了不张扬，吃完中饭趁大家午休时，我背着行装出发了。在太原我们约定地点碰了头，签上了去风陵渡的火车。
火车徐徐启动，心中一阵激动。透过车窗望去，外面一片漆黑。但车厢内人声鼎沸，乘客的多数都是串联的。
令人难忘的黄河梢公
次日清晨抵达风陵渡站。我们背着行李，5人列成一队，随着人群队伍向黄河渡口进发。一路上红旗招展，雄赳赳，气昂昂，好不威风。数十分钟的路程即至黄河渡口。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的母亲河。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对黄河特别神往：黄河之水天上来，波涛滚滚，黄河上的船夫…等等。现在黄河就在我脚下，真是不可思议。但眼下的黄河似乎与想象的不太一样。河滩虽宽，河面却有点窄，河水浑浊，水流好像也不十分湍急，可能是枯水期的缘故吧。河东（山西）滩地比较平坦，延伸很远才临江面；河西（陕西）地势则十分陡峭。对面的潼关城堡巍然挺立，与我童年画册中的一模一样。
我们放下行李，轮流守候。渡口挤满了人群，大都往革命圣地延安方向去的。只有一只渡船来回摆渡，估计我们至少要等到午后才能渡河。我在有鹅卵石的河滩上踱着，寻找是否有卖早点的。我发现一种独特的食品。一个老汉将和好的面团捏巴捏巴，随意捏成一个既不圆溜也不平整的面饼，然后放在烘热的小卵石（黄豆粒大小）上来回烘烤。不大一会儿，一个干面饼就成了。可以说，这种色香味俱无的干面饼，用来充饥可能是最实惠不过的了。
终于轮到上船了。渡船很大，一次可以运载六七十人。船上的老梢公，鹤发童颜，两眼炯炯有神，显出非凡的感召力，下巴翘出一缕白白的胡须，形象美极了。他指挥大家有次序地上船后站立整齐，彼此靠紧微蹲，告诫大家不得乱动，不许东张西望，不许喧哗。人上完了，再上骡马。
“开船罗！”一声吆喝，两个船工开始解缆，撑篙。老梢公亲自掌舵，并指挥着船工。船到江心，湍急的水流显示出威力，渡船急迅顺着水流下淌。船工奋力摇橹，与江水搏斗，体现了真实的“黄河船夫曲”精彩的一幕。
船终于顺利抵达对岸。大家依次下船，沿着陡坡向潼关车站挺进。到达潼关站天色已晚，站上似乎停电，漆黑一片。好不容易挤上一列开往郑州方向去闷罐车，稀里糊涂靠着行李我就进入了梦乡。
金陵梦
至郑州，我们被载入郑州新区。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是一排排新盖的宿舍，似乎未完全入住。我们5人被分配在一个教室模样的大房间，房间内也就仅仅我们5人。打开行李，铺开被褥躺着睡了一个自串联以来的好觉。在郑州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
下一站是古都南京。
大串联坐火车是不要钱的，只需凭介绍信事先签好票后，按行驶方向排队等候，放人进站后即可自行上车。中国的火车向来超员，但从来没有像大串联时期那样超员。进入站台，人们蜂拥般奔向列车，爬门的，钻窗子的，塞行李的，帮同伙推上一把的，各种招式都有。车厢内挤得水泄不通，坐着的，站着的，见缝插针。原坐10人的单元隔，一般要挤上17~8人甚至更多。车厢内根本无法行走。如果要挪动一个车厢，恐怕至少要花上半个钟点以上。
一个小学生摸样的男孩，憋尿急了，只好站在茶几台上，管他三七二十一，掏出小东西朝着窗外就小便。尿儿在车外顺着风势，又飘回至下个窗口。窗口旁边背向站着一个中学生大小的女孩，尿儿刚巧飘在她的脸上。
“哎呀，天下雨了！”不知情的女孩叫了起来。我正站在单元隔的中间，还有旁人也看清了全部情况。大家不禁暗自笑了起来。幸好，“雨”不久就停了，女孩也一直不知情。不然，她多尴尬呀！
车到浦口，与南京仅一江天堑之隔。当时还没有修建长江大桥，列车必须乘轮渡过江。
长江，中国的另一条母亲河，江面宽广，渡江的气势比之风凌渡壮观多了。整趟列车被分成三列，缓缓从路轨上导引至渡船轨道上；轮渡过江后再将列车复原。现在通过南京长江大桥仅三五分钟，当时至少要两个多小时。
到南京下关站已是中午时分。
南京是我早已向往的地方。还在小学的国语课文上，我就读过南京。它是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有着宏伟的明城墙；还有明孝陵、中山陵；有玄武湖、雨花台……我以前虽数次坐车经过，但从未有机会下车拜访。
出站后，广场上停满了军卡车。有人带领串联队伍顺次上车。上满一辆开一辆，显得次序井然。卡车将我们送到鼓楼广场。沿途浓浓密密的法国梧桐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们被分配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南京高校甚多，我们计划去南大、南工等几所学校看大字报。尤其是想到南炮工一访。
南京炮兵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编者注），这所从哈军工分出来的部队学校，是太原机械学院的兄弟院校，有着类同的命运。
……
解放初期，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国家决定聘请苏联专家援建两所国防高校。一所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所为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全新建立起来的，归属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建制。北京工业学院则是在原华北工学院基础上，经专业改向教师转行发展起来的，归属二机部，为地方老百姓建制。在专业取向上，哈军工侧重于使用与开发；北工则偏于设计与制造。两校的许多系及专业均相互映照（如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与北工的枪炮弹药专业）。
50年代中期，由于美苏的军备竞赛，高新技术武器（如核技术、制导技术等）得到长足发展。也引起国内一片对高新技术的关注和呼唤。59年甚至有人提出“保粮、保钢、保尖端”的口号。这两所国防院校的领导随之头脑发热，把所谓的“常规”专业，通通踢出校门，去筹建所谓的“尖端”专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从哈尔滨迁出，展转于南京，成立了炮兵工程学院；而北工的枪炮弹药等专业则迁入至太原机械学院。
60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国务会议，国家领导人重申战争中常规武器的重要意义。这股发热风才被止住。遗憾的是生米烧成熟饭，事已不可逆转。而且事后发现，搬迁专业时交代的理由与好处，并未得到任何证实。为此，我满怀热情，以负责的态度给当时主管国防科委的聂荣臻元帅写信反映。信中罗列了种种事实，说明这次搬迁专业得不偿失。不仅对仪器设施、试验手段造成直接损失，更为主要的是涣散了人气，封闭了学术环境……信中也提出建议，希望将太机的枪炮弹药专业统统合并于南炮工，使之获得更好的发展。事后我虽未接到回音，但我收到了盖有“国防科工委办公室”大印的回执。我想，无论如何，我这民意确实上达了。回想此事，显然与我对南京的向往很有关联。
……
我们约花了大半天来南炮工看大字报。南炮工坐落在南京东郊风景区，面临中山陵。校园很大，法国梧桐修剪整齐，给人以良好的第一印象。校内大字报比之地方院校既清冷，又有次序，反映了某种部队院校的作风。回返时在孝陵卫候车。这个小镇当时没有几户人家，汽车走过时，土马路上扬起一片尘土。
按预定计划，下一站是上海。
在军院用完最后一顿晚餐，办好离宁手续，整理好行装，从珠江路坐无轨至下关火车站。在无轨电车上，人不太挤，我坐定，环视一下周围夜景，尤其是这个站台，我似乎很熟悉。一种预感油然而生：我还会回来的！这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我这个凡人，一无背景，二无关系，在这个铁定的身不由己的年代，会有这样幸运的事情降临在我的头上？这只能是个梦！
安慰赛
到了下关火车站，我们签好至上海的票后，便在车站广场排队候车。广场上人山人海人挤人，全都是年轻学生。年轻人彼此是很容易沟通的，相互询问与交谈串联趣事……队伍半天也难挪动几步，人们渐渐散成一团一伙的。终于有人吆喝：“排好队，排好队，要进站罗！”大家兴奋起来，背好行囊，进入队伍，一点一点往前挪动。几步后，又停下，又等待，又挪动，绕了一个圈子竟回到了原地。如此循环……大家称之为“安慰赛”。夜已深，凉气袭人。犯困的人，开始蹲在行李上打起瞌睡来。但这种反反复复的“安慰赛”，使人们的希望得以续存。不知不觉已经熬到了次日凌晨，终于轮到我们进站了。人群一阵狂跑，奔向车厢，车门口挤成一团。李JY这回不客气了，选择了一个打开的窗口，往里直钻。出乎意料，车厢并不挤，并且每个人都找到了座位。
一位戴眼镜的教师模样的人，上车后指着李JY直截了当地批评说：
“大家要讲点秩序，爬什么窗子。现在不是都有位子吗？即便没有位子也不应爬窗子呀！”
李JY的脸刷的下子红到了脖子根。我的这位湖南老乡向来有着一副坳脾气，心服口不服：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爬出去就是。”
小李子居然走到原窗口翻了出去，再从车厢门堂而皇之地走了进来，引起满车厢人哄堂大笑。小李子狠狠瞅了那个人一眼，那个人不禁也笑了出来。
开车时，天已黎明。南京渐渐消失在视线之外，牵着那个不知是否能实现的金陵之梦。
安亭事件
火车刚过了昆山，已离上海不远，突然停了下来，说是临时停车。等了很长时间，火车启动，缓缓走了一段又停下。火车也搞起了“安慰赛”。大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已是中午时分，肚子开始叫唤起来。渐渐看到有一拨一拨的串联队伍，从上海方向徒步走来。经打听，原来前面有工人闹事，散步卧轨，使交通中断。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安亭事件”，是由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一伙策划的。王洪文由此发迹，从一个普通工人爬到了文革的领导核心，成为“四人帮”头目之一。
繁忙的沪宁线上平均10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据传来的消息说，被堵的列车已延续至苏州了。看来一时半会火车是开不了的。沉不住气的人，开始下车，打算徒步前进；但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等待。一直熬到下午，列车开始缓缓后退，临时停在一个小站的叉路口上。车上无水无吃的，人们纷纷下车至附近村庄镇子买点吃喝。我又饥又渴，也决定下车。江南到底是富庶之地。小小村镇不仅尽显小桥流水之美；村子的平常百姓家也开着小铺子，供给饭菜。现在被挤得人山人海。我匆匆买了一些糕点临时充饥，迅速赶回车上，以换其他同伙下车。
我们在车上迷迷糊糊过了一晚。早上醒来，发现火车已退到了昆山。昆山站给饿了一天的乘客准备了饭菜，敞开供应。我记得，昆山的米饭特别好吃。
国务院特别为这次安亭事件，发表了一个“抓革命 促生产”的社论。
上午10时许，道路终于通了，我们安然抵沪。我们被安排在一个中学的教室内住下。
上海印象
上海是个先进的城市，文化大革命也很“先进”。就在这所中学，小小的中学生斗争老师异常不讲情面。一位中年女教师头发被剃光一半（谓之阴阳头），天天出现在人们视线中，劳动、打扫厕所，认认真真……从她严肃的表情中，她也许是一位班主任，或者校领导，只是办事太认真，为人太严格，今天却难逃一劫。
我们依然至高校观看大字报。我们还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这在当时很是一个是非之地。在小小的厅堂中，贴满了大字报，挤满了观看大字报的人群。五六十年代，每个单位都会在周末放映露天电影。人们也喜欢看电影。不过没有什么“追星族”，对电影演员的名字记住的很少。但象赵丹、祝希娟、陈强、王刚等脍炙人口的演员人们还是知晓的。我记得，我看过赵丹演的电影有《马路天使》、《聂耳》、《铁窗烈火（即红岩）》、《青山恋》（他与祝希娟主演的）等，都是一些很好的电影。
果然，有不少关于赵丹的大字报。大字报揭发他与祝希娟关系暧昧。因为他曾送给祝希娟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如果我年轻，我一定爱你。”赵丹是个硬骨头，他反驳说：“这其实很自然，正因为我现在不年轻，我无非分之想。那如果我年轻，我一定爱她。”赵丹是一个艺人，艺人独有的浪漫思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呢？是的，以一种保守的，甚至是封建的眼光去看一个姑娘对着镜子梳头，都是不正常的，都会梳出阶级斗争来。这种在党报上公载的观点难道是危言耸听吗？
赵丹是个说真心话的人。据说，在他后来病故前，对我国的电影界讲出了一些心中的肺腑之言，可惜的是并未获得相关人士的理解。
……
上海是个精细的城市，也是一个高效率的城市。串联者在其他所有城市吃饭采用餐卷制。即每天按三角钱及一斤粮票（早晚各三两，中午四两）的伙食标准，购买所在单位的餐卷，吃大锅饭，有啥吃啥。上海则是餐票制。即在任意一个街道或里弄食堂，购换该食堂专用的钱粮卷。（粮卷精确到半两。）这样，你可以根据你的口味，食堂菜肴与主食的花色，以及个人的食欲随意挑选品种。你甚至可以只买半份菜，半只馒头。街道和里弄食堂比比皆是，少数几个工作人员即可供给很多人的饭菜，饭菜也极为可口。你不愿意在这个食堂吃，还可以选择另一个食堂吃。
我们在上海逗留了五六天，除了看大字报，也逛逛街。我给小苏买了一些巧克力寄回太原；还给他买了一付尼龙手套，一条游泳用的尼龙短裤，这都是当时最时髦的产品。
下一站是海渡宁波，从十六铺码头上船。
罪恶的浪费
船缓缓起锚。我们发现黄浦江中漂浮着很多烧饼，我感到有点愤愤。我注视着，发现竟是一个中学生男孩子丢的。他还没有丢完，象做游戏似地继续丢着。我喝住了他，怎么能这样呢？
我在思索，难道他不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或许他真的不知道。从他的衣着外表看，他并不象一个奢侈的孩子，那么他应该懂得“珍爱粮食”这个十分简单的生活道理！
在大串联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孩子出门串联，父母不放心，在他的口袋中缝了5元钱。他在全国串联完毕后，那5元钱依旧原封不动地交还了父母。是的，为了响应伟人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每个单位对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娇子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在大串联中，他们没有了伙食费，随便打张欠条就可以借给；没有了冬衣、被褥，当地也可以借用或发放……
我想那个丢烧饼的孩子，他一定“借取”了多多烧饼（这些烧饼原是经过人们辛勤劳动制作而成，供人充饥而且很可口的食品），结果吃不完，只得丢弃了。因为“有借不还，再借依旧不难嘛”。真不知道，造成这种罪恶浪费的根源是孩子？抑或是其他？
……
船缓缓驶出黄浦江，进入海域，天完全黑了。我们摊开被褥，在船舱中睡下。次晨4点，天还没有亮，已经抵达宁波。
宁波港的码头可能正在新建。下船显得特别缓慢和拥挤。大家簇拥着通过一座桥。桥面晃晃悠悠，我甚至捏了一把汗。桥没有倒塌，是上帝在保佑。沿着大路，我们到达了宁波火车站。那时的宁波火车站还很简陋，全部敞在露天中。
宁波只是一个中转站。当天下午我们便签好去杭州的火车票。
杭州遇阻强行
随着旅行的南下，天气越来越暖。到杭州站后，为了轻装上阵，我们决定将多余的冬衣铁路托运至武汉孙镇和哥哥处。托运办理得十分顺利。我们分配在杭州师范学院，当时师范学院位于郊区。我们睡在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内。
在杭州的活动依然是看大字报，顺便游览了西湖。总共逗留了三天。
下一站是长沙。长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长征的起点。因为，我们打算从长沙开始步行，一直走到井冈山。令我们意外的是，国务院发出了一号通令，要求各地的串联师生立即返校闹革命。
我们清晨便赶到了火车站。火车站内的队伍已挤得人山人海。我们选择西行南下的队伍，好不容易熬到入站门口。看完我们的介绍信，纠察队员却不让我们进入。站口已采取强制措施：凡是北方学校的师生一律乘坐北上开往上海的列车：而南方学校的则乘坐西行南下方向的列车。起初，我们和工作人员交涉，说我们的冬衣已经托运至武汉，并拿出车站的托运证明材料。
“你要我们返回北方，我们岂不冻死？”
说了半天，对方为头的那位还是不同意。但后面的人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一个劲地往前挤，我们趁势半推半就地被挤进了站门，坐上了去株州长沙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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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辛苦了。
文革的文章一般都是写66年，似乎本文也不例外。
文革的文章一般都是写66年，似乎本文也不例外。
刚才看了一下，大概写到76年，不过可能后面的生活趋于平淡，写得不多。老先生在Word的原稿中有不少花里胡哨的技巧，我贴不出来，照片什么的，也都免了。编辑起来有点累。:$
派别鼎立
学校形式以发生了很大变化，斗争矛头主要由学校指向社会。学校的革命组织不断扩大，成员不仅有学生、教师，工人、一般干部均加入其中。社会上，各形各色的革命组织已遍及厂矿、商店，乃至广大农村中。相同观点的革命组织挂钩，形成一个更大的体系。
太机的组织共分为四派：
“红旗”以三系学生及一、三系教工为主；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派；“红旗”最早就造了院党委的反，并夺权成立了院革命委员会；在社会上属于支持山西军区司令员张日清的派系。
“第四野战军”以四系学生及教工为主，是打砸抢勇猛称著的组织；在社会上属于支持山西省第一把手刘格平的派系。
此外还有“华北野战军”及“革命造反团”等等。
不同派别之间，有的彼此观点对立，水火不容；有的彼此观点相近，属友军性质。观点的分歧已经不是早期通过辩论方式互相表达，说服对方；而是发展成为一种派别的观点。每派都宣称自己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责对方站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
每个组织都占据一定的地盘；更甚者，构筑相应的防御工事，形成自己活动的势力割据范围。派人昼夜轮流值班，戒备森严，不容侵犯。
马上有人与我串联，希望我参加“红旗”。这是很正常的事。加入“红旗”后，我的情绪受到激发，热情高涨，积极参加“红旗”的组织活动。
大部分活动是听取形势动态报告。经常有联络员与社会是兄弟组织串通，彼此传递省市直至中央的消息和情报。借助这些形势动态报告进一步鼓动成员必胜的信心。除了在校内听取形势动态报告外，有时也到太原市内听取兄弟组织联合召开的形势报告。
人们还记得，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叫蒯大富的学生领袖的，领导了一个名为“井冈山”的革命组织。该组织来太原串联，晚上他们预定在太原市的五一广场作形势报告。虽然时间在晚上，但其观点相近，我们也坐车前往。听完报告回校常常已是半夜……
我们也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展活动；如何写大字报贴在社会上进行宣传等等。
逍遥
随着派别活动的升级，国内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武斗。虽然中央一再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对立派间的武斗气势几乎很难避免。实际上，社会和学校已变成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真空状态。不久，学校的枪械陈列室被“四野”造反，凡是可用的枪支均被洗劫一空。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教师的理智不允许他们卷入武斗的旋涡中，纷纷避退三舍，离开学校，返回老家。坚守派别活动岗位者，主要是年轻学生和少数青年“铁竿派”教师。
我们确实也无处可去，只好在学校逍遥。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在落实毛主席指示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么，逍遥则是老百姓对此一个绝好的缓冲，他们确实想休歇一下，以便把崩得过度紧张的阶级斗争之弦暂时松弛一下。这是非常必要的。
特别地，对我个人及家庭而言，逍遥期间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意义。
第一，我的第二个孩子友原诞生了。友原最幸运的是，就是因为他恰巧诞生在那个动乱年代的逍遥时期。
第二，我利用这段难得的逍遥时期大好时光看了点业务书。可以说，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认认真真扩展过自己的业务，始终处于一种应付工作的状态。知识随时都在不断更新，不能只吃老本。总想独自看一点业务书，人们又爱把“专”字和“白”字联系在一起。什么走“走白专道路”啦，“只专不红”啦等等帽子一个劲地往你头上扣，叫人宁可无所事事，也不能正正经经读书。趁着这个逍遥时期来钻点业务，确是一个大好时机。我比较系统地补习了数力基础及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知识，这些为我后来应付业务问题大大增加了发言权。我还重新拣起多年不用的英语；复习了德语语法；到书店买回英文版、德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进行阅读。（虽然后来德语缺乏实际应用而逐渐淡忘）
友原诞生
当时，启开已怀友原数月，在家逍遥休养。
启开的预产期快到了，为安全起见，决定提前送她住太原市中心医院待产。学校离太原市较远，必须坐火车早往晚返。也有公共汽车，间隔两小时一班，但钟点很不准确。其间我曾带友苏去市内探望过一次，启开好象没有即产的兆征。她叫我不必天天赶来。因为去探望一次要消磨一整天的时间，比较疲累。
就在第二天的下午，不记得谁遇见我，惊讶地说：你没听见“华野”的大喇叭广播了好几遍，叫你立刻至中心医院去，你的爱人已经生产了。
次日清晨，我起床后，做早饭；给友苏穿衣、洗脸；并给他洗了一个梨。此后牵着他向兰村车站慢慢走去。友苏手上的梨掉地了，回头给他捡梨。猛一看表，不好，快到点了。我抱着友苏急忙向车站跑去。临近火车站的那一段碎石子堆路太崎岖不平了。我确实赶到了列车厢的旁边（站台的另一边）。火车汽笛声响了，一个女生从我身后一窜，拉住火车扶手跨上了车。可我就是没法抱着友苏从地上登上火车的第一级扶梯，眼看着火车徐徐离去。
我们只好回来，休息片刻，打算赶乘9点的公共汽车。在我的想象中，时间似乎还很充裕。整理了一会家务，然后至公共汽车站。良久也未见汽车来。再看表已是9点15分。公共汽车可能早已开走。这是我的第二次失误。太遗憾也太抱歉了。
直到第三天才赶到市中心医院，将母子接回学校。
友原小时候长得丑丑的，黑黑的，蛮蛮的。但人们都很喜欢他。我们的邻居，常常把他抱过去，喂他好吃的。尤其是邻居的小姑娘——益群姐姐抢着要抱他，喜欢喊他“丑原子”，或者“臭元子”，听起来还蛮亲切的。殊不知，“丑”、“臭”的称谓，在山西都包含怀有吉祥、平安的希翼在内。
学校院墙外，有两座石头山，样子很像馒头。人们就称它为“馒头山”。“馒头山”即使近在咫尺，虽来太原已七、八年光景，我们从未去过。在这段逍遥期间，趁风和日丽的天气，我和邻居李清瑞及他的孩子——小弟去爬山。翻过石头山，再沿陡峭的山岭继续攀登，路旁有一个小村落，不多几户人家，像是世外桃源。我们走进农家歇息，他们问我们是否要买鸡蛋。鸡蛋又大又新鲜，要价也便宜。我们几乎全部买下，真是意外的收获。
楼下邻居有个男孩叫淘淘，其实他很懂事。他主动带我去柏板。柏板离学校较远，约有10里左右。我们沿着水渠行走，在漫漫的田野间行走。人，一旦融身于大自然，心情会变得轻松自在。柏板是一个相对大的村镇。有农家院子，也有路旁小店。我学会了走家串户，在农家常常可以买到新鲜的猪肉、母鸡、鸡蛋；在小店则可搜寻到特产食品等。我分给淘淘品尝，他还懂得讲客气，先是不要；即使接受一点点，也异常开心满足……是呀，逆境中的孩子多是早熟的，肯帮助人，也惹人怜惜，适应环境能力强。这些可贵的品质将会伴随他终生。使他获益。
阿婆逃难太原
68年5月启开突接其嫂丁文娟的北京电报，阿婆（作者的岳母--编者注）携小宝（阿婆的孙女--编者注）将从京来太。她们对太原人生地不熟；况且抵站时刻也先于太原/兰村的火车。我们只好托老朱（他居住在市内）至站先接。老朱是个能干人，他一定能办好此事。
我牵着小苏，启开抱着小原，一家四口乘车从兰村至太原。一出站就看见老朱带着阿婆、小宝在等。阿婆是第一次来太原；也是第一次看见她的小外孙，通常那应该是个高兴的场面。但至今我还记得那个五月黄沙天气的日子。天空一片漫黄，太阳已无灿烂的光芒。在风沙中，阿婆满面愁容，显得十分无可奈何的神情。
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馆，暂在旅馆休息，等候下午5点30分由太原至兰村的火车。抵家时已是傍晚时分。
事后才知道阿婆逃难太原的缘由。启开胞兄启宏——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师，因无端遭人检举，说他怀有偷渡之嫌，加上家庭成分“不好”，并有海外关系，被该校文革专案组隔离审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家属区淘气的小孩经常对其住所进行袭扰，搞得合家惶惶不可终日。文娟又拖带三个孩子，难于度日，乃决定送阿婆来太原躲避。
又没有犯法，躲避什么？动乱年代，这些道理又如何说得清?
阿婆来太原后，总算放下一颗心，平平稳稳在太原暂时住下。
武斗
武斗事件还是终于在太机发生了。
“四野”与“革命造反团”是的对立两派，却占据着同一教学楼的东西两翼。各自行走各自的门，其间砌起高高的砖墙隔开。但彼此的大喇叭相互对骂，彼此视对方如眼中钉，肉中刺。对恃的气氛一天天恶化。果然，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天，好象是早饭后时分，有枪声响起。不久有人叫唤：
“出事了，快叫救护车！”
我后来才搞清楚：“四野”决定向“造反团”攻楼，而坚守在楼上的“造反团”战士则向楼底扔砖块，甚至泼洒硫酸。“四野”的人向楼上开枪扫射，致使“造反团”的一名守楼小将中弹，因流血过多，抢救不及时当场死亡。死者是一名附中学生——基础课部Z老师的大孩子。
“造反团”人员被迫撤出，“四野”终于占领了整个大楼，铲除了心腹之患。
人们不禁感慨，“昔日同窗友，现成同楼敌，彼此血相见，缘何如此逼？”
此事发生后，人心更加惶惶不安。又有大批教工离校。全国派战、武斗正酣，奈何也。
*****
一天，我去兰村镇上买菜。走至校门附近，见到校门口高高的花坛上，架着一挺机枪，子弹已上膛，弹链拖得长长地。两名“四野”战士坐在两旁；其中一名裤腿卷锝高高的，手持扳机，鼓大眼睛望着校门的前方。另外几名“四野”战士在大门两侧巡逻。
我提心吊胆地走向门口，他们对我进行盘问。我说我是本院职工，去兰村买菜。他们没有对我进行阻拦。回来时，正面对视了一下那个持枪的“四野”战士，满脸杀气腾腾，威风十足。他们原来是为了防止市内的对立派来校串联的。幸亏当天平安无事。
不速的夜访
那天晚上约9点许，我们刚躺下，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硬着头皮起来开门。原来是两位“红旗”战士，其中一名还是本专业我教过的学生。他们要求我穿好衣服立即跟他们走。我问是什么事情，他们才讲清来意。原来因武斗需要，要我去指导制造弹药或爆炸器材。
这可是大难临头了。去吧，我将来不可避免地要承当杀人放火实实在在的罪名；不去吧，他们也可强力挟持，不得由你不去。
我实在太感为难了。我找出一些推脱的理由进行诉说。也许，他们从我迟疑不决的神态看到了我的难处；也许，他们看到了躺在床上襁褓中的婴儿；他们并未过多跟我纠缠，最终放了我一马。我终于逃过一劫。
还有一次，我已忘记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几个“四野”战士闯进了家找启开什么事。启开是个非常不清醒也缺乏克制的人。竟在这个时候，与“四野”战士对顶了一、两句，差点被逮去。我一直在旁边打圆场，说好话，来平静气氛。最后总算没有发生大事。启开的这种臭脾气，过去不知吃过多少亏，就是不改，连我都很恼火。要知道，在那个无理可讲的年代，仅凭态度就可以使矛盾激化，不仅让你个人受罪，弄不好还会殃及全家。
果然我们家的大门又贴满一副对联标语。这些事情发生后，我们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前前后后阿婆在太原住了将近半年。
苏州之行
武斗形势发展越来越严峻；大批人员纷纷离校。我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宁，阿婆觉得太原也不安宁。我们决定举家暂去苏州避一避风头。这是非常不得已的事情。并电告了北京的文娟，请她设法来北京站接；又电告了苏州的启芳（启开的姐姐--编者注）。
苏州是王的老家，有启开的三姐（启芳）、四姐（启珍）在。启芳夫妇在医院工作；启珍夫妇在邮电系统工作，但其夫因背上“历史反革命”罪名，一直在车间“劳动改造”。我们暂住启芳家。她是姊妹中的能干人。
实际上，她成天忧心重重。全国各地都在清理阶级队伍；单位经常派人查户口。阿婆又从北京再次转到苏州；现在她已经没有户口，成为一个“黑”人。为了避人耳目，三姐将阿婆安顿在某熟人处居住。
情况更加糟糕的是，三姐本人也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她有点变得脾气暴躁，神经质地摔东西，踹楼扳，责骂孩子……
我们深感愧疚，我们来此给她带来了麻烦，我们打算回太原。
她终于提出，希望我们回太原时将阿婆带回北京或太原。
“看到你们远远从太原赶来，一定有困难之处。既然来了，我何能拒绝。我也同样面临着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阿婆。户口本被抄了，那户人家已多次提出不能这样长期住下去。”她推心置腹地说。
我们自己虽有同样难处，但实在不好拒绝，同意将阿婆带至北京。
我们扶老携幼，从苏州到了北京，当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前夕。
选民证到那里去了
阿婆之所以如此受折磨，是因为建工学院认为她是地主成分。如果是地主，就要遣回原籍劳动改造。
什么是原籍？是生活数拾年苏州市的九坛园旧居？还是70多年以前早已无处可觅的出生地？这本身就是一个糊涂概念。
再者，凭什么说她是地主？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阿婆50年代就曾具有选举权，并有选民证。遗憾的是正是这张足以证明身份的选民证，无端被建工学院的造反派们抄走了。
到北京后，我把友苏、友原暂安顿在堂嫂家。（堂哥当时被下放在湖北孝感农场劳动）我与启开直接将阿婆送到管庄。
丁文娟感到此事非常麻烦。她带我们找到了军宣队的同志。军宣队的同志还算比较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希望我们将阿婆带去太原。他解释说：
“因为即将召开‘九大’，北京要严格控制‘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
他还答应可以为我们开具证明信……
“既然她是地主，为什么她从前具有选举权，具有选民证？”我终于提出了这个问题。
“是吗？” 军宣队的那个头儿感到有点惊奇。
“是的，但已被红卫兵抄走了。”
军宣队的同志当即领我们至专案组问清原由。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一个个子不高教师模样的人。他首先否认此事，借口说应去居委会查问。接着他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对着启开说：
“王的问题很多；社会关系复杂；许多问题不老实交代。你作为妹妹的，清不清楚台湾的姐夫在国民党的情况？”
“我不清楚。”启开回答。
“作为妹妹，难道一点也不清楚？”多狡猾，这岂非趁火打劫。
“那时她年岁很小。想想看，如果你是她的姐夫，你会把你所做的隐秘事情无端去告诉一个年幼的妹妹吗？”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头脑清醒，反应极快，异常敏锐地如此回驳。
“说得倒也是。” 对方沉思了片刻，感到理屈。
访问如此结束。
回到管庄，我不甘心，再至居委会询问。居委会翻了半天资料档案，没有查到，说可能在派出所。我又跑至派出所再询问。派出所也搞不清我的来头，以为我是“外调”的。（文革中全国派出成千上万的人，至各地调查问题人的材料，简称为“外调”）起先对我还和颜悦色，说阿婆的成分是地主。
“如果是地主，为何她具有选民证？”我进一步追问。
“你是那里的？” 看到我比较对立的态度，他们开始反问。
我感觉形势不妙，立刻解身退脱。幸亏他们也未进一步纠缠。万一被他们逮着，并将情况反映至我的单位，说不定会被扣上‘为地主分子翻案’的帽子。一想起来此事非常后怕。的确，那时我虽已三十好几，处事仍然单纯幼稚；一些想法甚至和一个天真的儿童相差无几。
总之，在那个不讲理的时日，‘黑九类们’，你就低着脑袋夹着尾巴过日子吧！
*****
无可奈何，拿着军宣队的证明信（此信后来未交），买了至太原的票，回了太原。到达兰村，天色很晚，在茫茫夜幕中我们象作贼似地回到家中。
无可奈何的结局
以后的日子提心吊胆。我与启开常常也因一些生活小事发生争执，无形中也给老人形成了压力。一天，她突然叹着气说“真不如一头钻进阴沟了却痛快”。她的这句话深深刻在我的心中，令我担心。要知道文革中由于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的人，比比皆是。太机已有例子。
听说，军宣队要进驻我院了。启开与我商量，决定再次买好去北京的票，由我亲自将阿婆送回北京。丁文娟瞒着同事来站接。当时，北京建工学院的家属区在东郊管庄，教学办公区却在西直门，二者相距数十里。文娟现在只身带着小女儿住西直门单身宿舍。16岁的大女儿（小宝）及14岁的二女儿（友棋）已被下放至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橡胶园，除了割橡胶，还常常要扛又大又沉重的木头。
当夜住在东郊管庄。这是平房宿舍区，房屋间间相连，人来人往，所有情况均暴露于众。
这确实是个惶恐不安之夜。顽皮的小孩往我们玻璃窗上扔泥块，撞门，喊叫威胁性的话语。
次日，文娟与我商量，北京是个很难逗留的地方，决定把阿婆再送苏州。她把车票买好，并电报通知启芳，要求来人至站接。我搀扶着阿婆，送上去苏州的火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如此流离颠沛；一个文弱的女老师，用自行车驮着小女儿，从北京的西郊直至东郊来回奔波；另一个未知命运的我们……情况确实都很艰难、无奈。
老人在困境中长眠
阿婆后来悲惨的遭遇我只是从启开那里听来的。
一位年记耄耄、白发苍苍的小脚老太，在一个年仅16岁的姑娘（她的外孙女清清）搀扶下，踏上了茫茫旅程。
旅途中，随身携带钱物被骗窃一空。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湘西的常德，寻找到了新迁于此的建工学院。
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探听到的结果是，她的儿子已被正式判罪，投入监狱。
她生养了二儿五女。大儿子早已殁于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在她心目中，她的二儿子早已成为她的依靠、她的根苗、她的光环、她的希望……这一切的一切，均象梦幻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万念俱灰……打开或许是早已准备好的药瓶，吞服下安眠药片。
她被救起，重返苏州
她最终逝于困境中的1978年，享年87岁。
她没能熬到另一个春天曙光来到的日子；她没能看到她的根苗——二儿子的冤案终被昭雪；他已被委任为建工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市及全国的政协委员；她没能看到她的大孙女小宝作为当届全国高考中的女状元，成为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她没能看到她的女儿门已家家平安。
她是不幸的，因为她没能看到她想看到的这一切。
她是幸福的，因为她的在天之灵，俯瞰大地，看到了她的后人们已从动乱的苦竞中走出，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学校形式以发生了很大变化，斗争矛头主要由学校指向社会。学校的革命组织不断扩大，成员不仅有学生、教师，工人、一般干部均加入其中。社会上，各形各色的革命组织已遍及厂矿、商店，乃至广大农村中。相同观点的革命组织挂钩，形成一个更大的体系。
太机的组织共分为四派：
“红旗”以三系学生及一、三系教工为主；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派；“红旗”最早就造了院党委的反，并夺权成立了院革命委员会；在社会上属于支持山西军区司令员张日清的派系。
“第四野战军”以四系学生及教工为主，是打砸抢勇猛称著的组织；在社会上属于支持山西省第一把手刘格平的派系。
此外还有“华北野战军”及“革命造反团”等等。
不同派别之间，有的彼此观点对立，水火不容；有的彼此观点相近，属友军性质。观点的分歧已经不是早期通过辩论方式互相表达，说服对方；而是发展成为一种派别的观点。每派都宣称自己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责对方站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
每个组织都占据一定的地盘；更甚者，构筑相应的防御工事，形成自己活动的势力割据范围。派人昼夜轮流值班，戒备森严，不容侵犯。
马上有人与我串联，希望我参加“红旗”。这是很正常的事。加入“红旗”后，我的情绪受到激发，热情高涨，积极参加“红旗”的组织活动。
大部分活动是听取形势动态报告。经常有联络员与社会是兄弟组织串通，彼此传递省市直至中央的消息和情报。借助这些形势动态报告进一步鼓动成员必胜的信心。除了在校内听取形势动态报告外，有时也到太原市内听取兄弟组织联合召开的形势报告。
人们还记得，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叫蒯大富的学生领袖的，领导了一个名为“井冈山”的革命组织。该组织来太原串联，晚上他们预定在太原市的五一广场作形势报告。虽然时间在晚上，但其观点相近，我们也坐车前往。听完报告回校常常已是半夜……
我们也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展活动；如何写大字报贴在社会上进行宣传等等。
逍遥
随着派别活动的升级，国内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武斗。虽然中央一再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对立派间的武斗气势几乎很难避免。实际上，社会和学校已变成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真空状态。不久，学校的枪械陈列室被“四野”造反，凡是可用的枪支均被洗劫一空。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教师的理智不允许他们卷入武斗的旋涡中，纷纷避退三舍，离开学校，返回老家。坚守派别活动岗位者，主要是年轻学生和少数青年“铁竿派”教师。
我们确实也无处可去，只好在学校逍遥。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在落实毛主席指示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么，逍遥则是老百姓对此一个绝好的缓冲，他们确实想休歇一下，以便把崩得过度紧张的阶级斗争之弦暂时松弛一下。这是非常必要的。
特别地，对我个人及家庭而言，逍遥期间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意义。
第一，我的第二个孩子友原诞生了。友原最幸运的是，就是因为他恰巧诞生在那个动乱年代的逍遥时期。
第二，我利用这段难得的逍遥时期大好时光看了点业务书。可以说，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认认真真扩展过自己的业务，始终处于一种应付工作的状态。知识随时都在不断更新，不能只吃老本。总想独自看一点业务书，人们又爱把“专”字和“白”字联系在一起。什么走“走白专道路”啦，“只专不红”啦等等帽子一个劲地往你头上扣，叫人宁可无所事事，也不能正正经经读书。趁着这个逍遥时期来钻点业务，确是一个大好时机。我比较系统地补习了数力基础及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知识，这些为我后来应付业务问题大大增加了发言权。我还重新拣起多年不用的英语；复习了德语语法；到书店买回英文版、德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进行阅读。（虽然后来德语缺乏实际应用而逐渐淡忘）
友原诞生
当时，启开已怀友原数月，在家逍遥休养。
启开的预产期快到了，为安全起见，决定提前送她住太原市中心医院待产。学校离太原市较远，必须坐火车早往晚返。也有公共汽车，间隔两小时一班，但钟点很不准确。其间我曾带友苏去市内探望过一次，启开好象没有即产的兆征。她叫我不必天天赶来。因为去探望一次要消磨一整天的时间，比较疲累。
就在第二天的下午，不记得谁遇见我，惊讶地说：你没听见“华野”的大喇叭广播了好几遍，叫你立刻至中心医院去，你的爱人已经生产了。
次日清晨，我起床后，做早饭；给友苏穿衣、洗脸；并给他洗了一个梨。此后牵着他向兰村车站慢慢走去。友苏手上的梨掉地了，回头给他捡梨。猛一看表，不好，快到点了。我抱着友苏急忙向车站跑去。临近火车站的那一段碎石子堆路太崎岖不平了。我确实赶到了列车厢的旁边（站台的另一边）。火车汽笛声响了，一个女生从我身后一窜，拉住火车扶手跨上了车。可我就是没法抱着友苏从地上登上火车的第一级扶梯，眼看着火车徐徐离去。
我们只好回来，休息片刻，打算赶乘9点的公共汽车。在我的想象中，时间似乎还很充裕。整理了一会家务，然后至公共汽车站。良久也未见汽车来。再看表已是9点15分。公共汽车可能早已开走。这是我的第二次失误。太遗憾也太抱歉了。
直到第三天才赶到市中心医院，将母子接回学校。
友原小时候长得丑丑的，黑黑的，蛮蛮的。但人们都很喜欢他。我们的邻居，常常把他抱过去，喂他好吃的。尤其是邻居的小姑娘——益群姐姐抢着要抱他，喜欢喊他“丑原子”，或者“臭元子”，听起来还蛮亲切的。殊不知，“丑”、“臭”的称谓，在山西都包含怀有吉祥、平安的希翼在内。
学校院墙外，有两座石头山，样子很像馒头。人们就称它为“馒头山”。“馒头山”即使近在咫尺，虽来太原已七、八年光景，我们从未去过。在这段逍遥期间，趁风和日丽的天气，我和邻居李清瑞及他的孩子——小弟去爬山。翻过石头山，再沿陡峭的山岭继续攀登，路旁有一个小村落，不多几户人家，像是世外桃源。我们走进农家歇息，他们问我们是否要买鸡蛋。鸡蛋又大又新鲜，要价也便宜。我们几乎全部买下，真是意外的收获。
楼下邻居有个男孩叫淘淘，其实他很懂事。他主动带我去柏板。柏板离学校较远，约有10里左右。我们沿着水渠行走，在漫漫的田野间行走。人，一旦融身于大自然，心情会变得轻松自在。柏板是一个相对大的村镇。有农家院子，也有路旁小店。我学会了走家串户，在农家常常可以买到新鲜的猪肉、母鸡、鸡蛋；在小店则可搜寻到特产食品等。我分给淘淘品尝，他还懂得讲客气，先是不要；即使接受一点点，也异常开心满足……是呀，逆境中的孩子多是早熟的，肯帮助人，也惹人怜惜，适应环境能力强。这些可贵的品质将会伴随他终生。使他获益。
阿婆逃难太原
68年5月启开突接其嫂丁文娟的北京电报，阿婆（作者的岳母--编者注）携小宝（阿婆的孙女--编者注）将从京来太。她们对太原人生地不熟；况且抵站时刻也先于太原/兰村的火车。我们只好托老朱（他居住在市内）至站先接。老朱是个能干人，他一定能办好此事。
我牵着小苏，启开抱着小原，一家四口乘车从兰村至太原。一出站就看见老朱带着阿婆、小宝在等。阿婆是第一次来太原；也是第一次看见她的小外孙，通常那应该是个高兴的场面。但至今我还记得那个五月黄沙天气的日子。天空一片漫黄，太阳已无灿烂的光芒。在风沙中，阿婆满面愁容，显得十分无可奈何的神情。
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馆，暂在旅馆休息，等候下午5点30分由太原至兰村的火车。抵家时已是傍晚时分。
事后才知道阿婆逃难太原的缘由。启开胞兄启宏——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师，因无端遭人检举，说他怀有偷渡之嫌，加上家庭成分“不好”，并有海外关系，被该校文革专案组隔离审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家属区淘气的小孩经常对其住所进行袭扰，搞得合家惶惶不可终日。文娟又拖带三个孩子，难于度日，乃决定送阿婆来太原躲避。
又没有犯法，躲避什么？动乱年代，这些道理又如何说得清?
阿婆来太原后，总算放下一颗心，平平稳稳在太原暂时住下。
武斗
武斗事件还是终于在太机发生了。
“四野”与“革命造反团”是的对立两派，却占据着同一教学楼的东西两翼。各自行走各自的门，其间砌起高高的砖墙隔开。但彼此的大喇叭相互对骂，彼此视对方如眼中钉，肉中刺。对恃的气氛一天天恶化。果然，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天，好象是早饭后时分，有枪声响起。不久有人叫唤：
“出事了，快叫救护车！”
我后来才搞清楚：“四野”决定向“造反团”攻楼，而坚守在楼上的“造反团”战士则向楼底扔砖块，甚至泼洒硫酸。“四野”的人向楼上开枪扫射，致使“造反团”的一名守楼小将中弹，因流血过多，抢救不及时当场死亡。死者是一名附中学生——基础课部Z老师的大孩子。
“造反团”人员被迫撤出，“四野”终于占领了整个大楼，铲除了心腹之患。
人们不禁感慨，“昔日同窗友，现成同楼敌，彼此血相见，缘何如此逼？”
此事发生后，人心更加惶惶不安。又有大批教工离校。全国派战、武斗正酣，奈何也。
*****
一天，我去兰村镇上买菜。走至校门附近，见到校门口高高的花坛上，架着一挺机枪，子弹已上膛，弹链拖得长长地。两名“四野”战士坐在两旁；其中一名裤腿卷锝高高的，手持扳机，鼓大眼睛望着校门的前方。另外几名“四野”战士在大门两侧巡逻。
我提心吊胆地走向门口，他们对我进行盘问。我说我是本院职工，去兰村买菜。他们没有对我进行阻拦。回来时，正面对视了一下那个持枪的“四野”战士，满脸杀气腾腾，威风十足。他们原来是为了防止市内的对立派来校串联的。幸亏当天平安无事。
不速的夜访
那天晚上约9点许，我们刚躺下，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硬着头皮起来开门。原来是两位“红旗”战士，其中一名还是本专业我教过的学生。他们要求我穿好衣服立即跟他们走。我问是什么事情，他们才讲清来意。原来因武斗需要，要我去指导制造弹药或爆炸器材。
这可是大难临头了。去吧，我将来不可避免地要承当杀人放火实实在在的罪名；不去吧，他们也可强力挟持，不得由你不去。
我实在太感为难了。我找出一些推脱的理由进行诉说。也许，他们从我迟疑不决的神态看到了我的难处；也许，他们看到了躺在床上襁褓中的婴儿；他们并未过多跟我纠缠，最终放了我一马。我终于逃过一劫。
还有一次，我已忘记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几个“四野”战士闯进了家找启开什么事。启开是个非常不清醒也缺乏克制的人。竟在这个时候，与“四野”战士对顶了一、两句，差点被逮去。我一直在旁边打圆场，说好话，来平静气氛。最后总算没有发生大事。启开的这种臭脾气，过去不知吃过多少亏，就是不改，连我都很恼火。要知道，在那个无理可讲的年代，仅凭态度就可以使矛盾激化，不仅让你个人受罪，弄不好还会殃及全家。
果然我们家的大门又贴满一副对联标语。这些事情发生后，我们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前前后后阿婆在太原住了将近半年。
苏州之行
武斗形势发展越来越严峻；大批人员纷纷离校。我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宁，阿婆觉得太原也不安宁。我们决定举家暂去苏州避一避风头。这是非常不得已的事情。并电告了北京的文娟，请她设法来北京站接；又电告了苏州的启芳（启开的姐姐--编者注）。
苏州是王的老家，有启开的三姐（启芳）、四姐（启珍）在。启芳夫妇在医院工作；启珍夫妇在邮电系统工作，但其夫因背上“历史反革命”罪名，一直在车间“劳动改造”。我们暂住启芳家。她是姊妹中的能干人。
实际上，她成天忧心重重。全国各地都在清理阶级队伍；单位经常派人查户口。阿婆又从北京再次转到苏州；现在她已经没有户口，成为一个“黑”人。为了避人耳目，三姐将阿婆安顿在某熟人处居住。
情况更加糟糕的是，三姐本人也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她有点变得脾气暴躁，神经质地摔东西，踹楼扳，责骂孩子……
我们深感愧疚，我们来此给她带来了麻烦，我们打算回太原。
她终于提出，希望我们回太原时将阿婆带回北京或太原。
“看到你们远远从太原赶来，一定有困难之处。既然来了，我何能拒绝。我也同样面临着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阿婆。户口本被抄了，那户人家已多次提出不能这样长期住下去。”她推心置腹地说。
我们自己虽有同样难处，但实在不好拒绝，同意将阿婆带至北京。
我们扶老携幼，从苏州到了北京，当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前夕。
选民证到那里去了
阿婆之所以如此受折磨，是因为建工学院认为她是地主成分。如果是地主，就要遣回原籍劳动改造。
什么是原籍？是生活数拾年苏州市的九坛园旧居？还是70多年以前早已无处可觅的出生地？这本身就是一个糊涂概念。
再者，凭什么说她是地主？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阿婆50年代就曾具有选举权，并有选民证。遗憾的是正是这张足以证明身份的选民证，无端被建工学院的造反派们抄走了。
到北京后，我把友苏、友原暂安顿在堂嫂家。（堂哥当时被下放在湖北孝感农场劳动）我与启开直接将阿婆送到管庄。
丁文娟感到此事非常麻烦。她带我们找到了军宣队的同志。军宣队的同志还算比较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希望我们将阿婆带去太原。他解释说：
“因为即将召开‘九大’，北京要严格控制‘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
他还答应可以为我们开具证明信……
“既然她是地主，为什么她从前具有选举权，具有选民证？”我终于提出了这个问题。
“是吗？” 军宣队的那个头儿感到有点惊奇。
“是的，但已被红卫兵抄走了。”
军宣队的同志当即领我们至专案组问清原由。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一个个子不高教师模样的人。他首先否认此事，借口说应去居委会查问。接着他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对着启开说：
“王的问题很多；社会关系复杂；许多问题不老实交代。你作为妹妹的，清不清楚台湾的姐夫在国民党的情况？”
“我不清楚。”启开回答。
“作为妹妹，难道一点也不清楚？”多狡猾，这岂非趁火打劫。
“那时她年岁很小。想想看，如果你是她的姐夫，你会把你所做的隐秘事情无端去告诉一个年幼的妹妹吗？”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头脑清醒，反应极快，异常敏锐地如此回驳。
“说得倒也是。” 对方沉思了片刻，感到理屈。
访问如此结束。
回到管庄，我不甘心，再至居委会询问。居委会翻了半天资料档案，没有查到，说可能在派出所。我又跑至派出所再询问。派出所也搞不清我的来头，以为我是“外调”的。（文革中全国派出成千上万的人，至各地调查问题人的材料，简称为“外调”）起先对我还和颜悦色，说阿婆的成分是地主。
“如果是地主，为何她具有选民证？”我进一步追问。
“你是那里的？” 看到我比较对立的态度，他们开始反问。
我感觉形势不妙，立刻解身退脱。幸亏他们也未进一步纠缠。万一被他们逮着，并将情况反映至我的单位，说不定会被扣上‘为地主分子翻案’的帽子。一想起来此事非常后怕。的确，那时我虽已三十好几，处事仍然单纯幼稚；一些想法甚至和一个天真的儿童相差无几。
总之，在那个不讲理的时日，‘黑九类们’，你就低着脑袋夹着尾巴过日子吧！
*****
无可奈何，拿着军宣队的证明信（此信后来未交），买了至太原的票，回了太原。到达兰村，天色很晚，在茫茫夜幕中我们象作贼似地回到家中。
无可奈何的结局
以后的日子提心吊胆。我与启开常常也因一些生活小事发生争执，无形中也给老人形成了压力。一天，她突然叹着气说“真不如一头钻进阴沟了却痛快”。她的这句话深深刻在我的心中，令我担心。要知道文革中由于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的人，比比皆是。太机已有例子。
听说，军宣队要进驻我院了。启开与我商量，决定再次买好去北京的票，由我亲自将阿婆送回北京。丁文娟瞒着同事来站接。当时，北京建工学院的家属区在东郊管庄，教学办公区却在西直门，二者相距数十里。文娟现在只身带着小女儿住西直门单身宿舍。16岁的大女儿（小宝）及14岁的二女儿（友棋）已被下放至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橡胶园，除了割橡胶，还常常要扛又大又沉重的木头。
当夜住在东郊管庄。这是平房宿舍区，房屋间间相连，人来人往，所有情况均暴露于众。
这确实是个惶恐不安之夜。顽皮的小孩往我们玻璃窗上扔泥块，撞门，喊叫威胁性的话语。
次日，文娟与我商量，北京是个很难逗留的地方，决定把阿婆再送苏州。她把车票买好，并电报通知启芳，要求来人至站接。我搀扶着阿婆，送上去苏州的火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如此流离颠沛；一个文弱的女老师，用自行车驮着小女儿，从北京的西郊直至东郊来回奔波；另一个未知命运的我们……情况确实都很艰难、无奈。
老人在困境中长眠
阿婆后来悲惨的遭遇我只是从启开那里听来的。
一位年记耄耄、白发苍苍的小脚老太，在一个年仅16岁的姑娘（她的外孙女清清）搀扶下，踏上了茫茫旅程。
旅途中，随身携带钱物被骗窃一空。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湘西的常德，寻找到了新迁于此的建工学院。
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探听到的结果是，她的儿子已被正式判罪，投入监狱。
她生养了二儿五女。大儿子早已殁于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在她心目中，她的二儿子早已成为她的依靠、她的根苗、她的光环、她的希望……这一切的一切，均象梦幻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万念俱灰……打开或许是早已准备好的药瓶，吞服下安眠药片。
她被救起，重返苏州
她最终逝于困境中的1978年，享年87岁。
她没能熬到另一个春天曙光来到的日子；她没能看到她的根苗——二儿子的冤案终被昭雪；他已被委任为建工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市及全国的政协委员；她没能看到她的大孙女小宝作为当届全国高考中的女状元，成为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她没能看到她的女儿门已家家平安。
她是不幸的，因为她没能看到她想看到的这一切。
她是幸福的，因为她的在天之灵，俯瞰大地，看到了她的后人们已从动乱的苦竞中走出，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原帖由 有还无 于 2007-8-8 17:42 发表
刚才看了一下，大概写到76年，不过可能后面的生活趋于平淡，写得不多。老先生在Word的原稿中有不少花里胡哨的技巧，我贴不出来，照片什么的，也都免了。编辑起来有点累。:$
最好就摘点精华的。太长了，恐怕只有我这样的人才有耐心看了。:)
都是一些会议的片断，很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军宣队入校
学校旁边有一条河——汾河。河滩很宽，但河面却窄。枯水季节，可以直接越滩而过。河对面有一个部队营房。为了获得部队支持，“红旗”曾去拜访，与他们联欢。终于有一天，该部作为支左部队进驻了学校。
军宣队初入校时，态度中立。最先只派出解放军战士至各系调查、摸情况，广泛搜集师生反映。由于“四野”打砸枪的臭名在外，深不得民心。其余三派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他们共同的呼声，引起这些战士们的共鸣。
随后，军宣队的干部头头陆续露面。他们最初没有表态。因为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不同派别间的团结。实际上，他们究竟支持哪一派，打压哪一派，心中早已明确。因为，他们完全奉上级意图行事，但表面上还要装成“一碗水端平的样子”。
逐渐，人们开始察觉，他们实际是上厚此薄彼，支持“四野”一派。这令人们大失所望。不久，学校出现了矛头指向军宣队“支一派、压一派”的大字报。旁观者看来，军宣队仿佛也表现出了某些派性。
一次，在军宣队主持的全院大会上，“红旗”与“四野”在激烈的争辩中发生严重对立。军宣队的态度明显偏向“四野”。“红旗”中一个叫‘匕首’的学生战斗队，当即冲到台上造反，夺取了话筒，直接与军宣队展开面对面的唇枪舌战。我还记得，军宣队那个头头的话“咱们是骑着毛驴看唱本，走这瞧！”
和军宣队对着干，犹如螳臂挡车，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军宣队改变策略，转向以系为单位开展活动：狠批派性，促进革命大联合。而首先开刀的对象是教师。我们教研组的壮YL是第一个替罪羊。
壮YL的悲剧
壮YL，上海人，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在我印象中，他还属发展全面、追求完美的人。我看过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很有见地。他在论文中批评我，认为我在苏联专家译稿基础上的新编专业教材是“换汤不换药”（其中他所提出的某些思路，确实很有创造性。）毕业后留教研室，因肝炎在上海家中长期养病 ，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返回学校。
回校后他在教研室组织“长征战斗队”，逐渐成为一系“红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在军宣队与多数革命群众观点对立、矛盾近乎激化的关键时刻，他被以批派性为由，成为军宣队在我系第一个拿来开刀的人。
在此以后，他变得沉沦，锐气大减。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战中，又将他列为清理的重点对象。
军宣队除了组织群众贴大字报对他进行揭发外，还派专人着实对他进行了一番‘外调’，搜集了许多有关他家庭、社会等不利于他的材料。这些材料究竟有几分真实？即使真实，今天看来也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而已。他终于被运动彻底打倒了，一个有为的年轻人被摧残了。
他是文化大革命牺牲品的典型例子。究其原因，可能有下。
造反初期，他冲击走资派，同时也得罪了大多数“保皇派”。他们多是管理学生的班主任，或系办公室的政工干部。他们毕竟年轻，出身好，现在又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骨干，专案组的成员。他们具有极强的潜在势力。他们对壮多多少少怀有成见。
从壮本人来看，他出身高知家庭（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好的出身），有较重的优越感，加之年少傲物，刚愎自用。这些也是栽跟斗的原因之一。
我来南京后听说他被贬到杭州某纺织厂当工人，但详情不清。
吃一堑，长一智，他或许在另一个环境中，重新站起来后，并以全新面貌去开创自己的未来，亦未可料。但愿苍天保佑好人。
忆苦饭
军宣队按照他们对群众运动的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使局面得到完全控制，迅速进入正常轨道。
太机一系专门搞了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组织了少数有代表性工农家庭出身的年轻教师，及全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及其子女参加。军宣队头头在动员会上这样说：
“我们组织这个活动，目的有两个：一是要工农家庭出身的教师不忘本；二是要全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极其子女，亲身体会一下旧社会被剥削阶级所受之苦！”
忆苦饭是由野菜加少量玉米碴子做成，味道确实难吃，带有苦涩及嗖酸味。我带着友苏，事先一再向他交代，怎么样也要吃完，即使嚼着泥块也要吞咽，千万别吐出来。他当时年纪小小，确实懂事，顺顺当当吃了一小碗“冤枉忆苦饭”。有人问他“好吃吗？”，他点点头说“好吃。”
清理积案
我系有两件最著名的积案。
一件是反标案：61年刚迁太原不久，曾在一系楼男厕所内，发现一条反标（即反动标语），用钢笔写下细小的五个字“打倒×××”。据云，当时曾请公安局来人查过，没有任何结果。现在旧事重提，在教师中展开大规模排查，要大家回忆，提线索，检举揭发。最后集中在几个教师身上，将之隔离审查。
一天，我碰到15教研组昔日研究生同窗Y君，他面色苍白，精神显得十分疲累，笑着给我打了一声招呼：“我算是解放了！”我一时没有摸清头脑。因为我不知道他曾经正被隔离审查。
经过几日几夜审问的折磨，一位老先生终于扛不住而承认是自己所为。
除了他自己被判刑外，家庭受到极大牵连，弄得儿子脱离父子关系……虽然最终平了反，他毕竟失去了时光岁月，失去了事业，失去了永远追回不了的一切。
另一件是失窃案：约62或63年，12教研组实验室的一架照相机被窃。在该教研室进行广泛排查。怀疑圈逐步缩小，最后集中在该实验室的负责人身上。经过围剿，他很快承认自己监守自盗。
他先说是偷盗后将照相机用塑料裹着埋在后山上……带人去挖，根本没有！
第二次又交代说，将赃物拿到自由市场卖了，买主何等模样，穿着何等衣服，情节说得活龙活现……
以后又有多次交代，反反复复。直到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军宣队肯定他的态度是好的，但仍需“竹筒倒豆子”，全盘托出。
最终结果如何，豆子倒干净了没有？我就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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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教师，则要求自己交代问题。例如，解放前是否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等类问题。解放已经二十年，又经过多次政治运动。一般问题早已交代完毕；重大问题如果过去未予交代，恐怕今天也难于交代了。
15教研室的W君，中学时集体参加了三青团，读大学期间早已交代完毕，细节也交代得十分详细。这是个一般问题，早有定论。
不过，现在仍然要他再交代一遍，看是否有遗漏，是否和过去交代的相符。
“你再回忆回忆，哪个领头的是谁？叫什么名字？”专案组如此追问。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当时我不过是个初中生，细节现在确实在记不清了。我所交代的档案中肯定会有。要不，把我自己交代的书面材料借来看一下，行啵？” W君如此提出。
“不行！档案岂有可借之理？”
事情变得很滑稽。逼得W君左右为难，也叫人们哭笑不得。
幸亏，解放前我没有什么历史问题。高中年代我是拥共的；初中年代我是贪玩的。
人事档案，档案人世，大部由本人书写积累而成，少部由外来材料转入。对于老实人，冥思苦想，严格剖析，自己上纲上线，但日后象一根绳索，套住自己一生；对于无辜者，外来材料不经本人见面，不能澄清事实真相，背一辈子黑锅，还蒙在鼓里；对于投机者，亦可自我吹捧，甚至弄虚作假，胡编乱造，从此飞黄腾达。
观其弊病，如此档案管理，真是不改不行也。
文字狱
文字狱在中国古已有之。如果说，文革前吴晗所写的《海瑞骂皇帝》及《海瑞罢官》有点‘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从而被钦点批斗，很象文字狱；那么文革中的文字狱则希奇古怪，无奇不有。
文革初期，有人发现报纸上的头版印有伟人的头象，而背面恰有“打倒”字样，从而认为这是报社编辑心怀鬼胎，在进行恶毒攻击；还有人发现杂志封面上的宣传画，经他左看右看、横看竖看、顺看倒看，越看越有问题，画中红旗下的队伍充满了魑魅魍魉……更有甚者，有人发现郭沫若为小说《欧阳海之歌》所签书名，经一笔一划拆开后，竟然含有‘反毛泽东思想’字样。如果这些仅属于社会上的恶意流传；可一旦出现在某个具体单位，那就变成了人命关天的‘现行反革命’问题。
文革初期，我校原有一个‘牛鬼蛇神’队，由造反派管着；后来，造反派管厌了，交给他们自管。‘牛鬼蛇神’队此时的任务是为造反派抄写大字报。
前面曾提到的何YH老先生，在抄完大字报后的检查过程中，突然变得面色苍白。原来他发现自己将“打倒刘○○”的口号，误写为“打倒毛○○”！他首先想将之贴掉，但这是销毁罪证！他只好向他的头头袁DM汇报，并再三解释并非有意而是笔误疏忽。作为“走资派”的袁DM虽然理解，但他也担心自己会有牵联之嫌，最终仍向军宣队作了汇报。
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谅解。可怜的何YH老先生由‘反动学术权威’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全院进行了狠狠的批斗。
当时天天学报纸社论，读报人害怕口误念错而出问题，所以采取每人念一段的方式。听报人听得无聊，常常用笔下意识地在桌上涂鸦，信手写下报上的字句。偏偏两句互连，构成针对革命接班人林彪的反革命标语。基础课部的那名女教师（后来某工程院士的夫人）被拿到全院大会上批斗。揪她的头发，要她交代其狼子野心。她实在没有狼子野心，从而被“喷气式”，压跪在地上，摧残得特别厉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两年以后，这位革命接班人林彪竟是一个阴谋窜党夺权，加害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千古罪人。
这些事件出现后，搞得人人自危。因为越是紧张越容易出问题，连喊口号也怕出错，干脆不喊，或搀和其中喃喃而已。
受害者无一出于本意。这不是通常的文字狱，而是“冤字狱”。
儿童涉案
我国儿童受到爱党、爱国的教育，深深激发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但在文革中由于过分强调‘阶级’与‘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儿童。
一名小学生发现了一张反标，立即向老师报告，被获得表扬。随后另一名小学生也发现了一张反标，也报告了老师。经反复查证，竟是这位少年自己所写：因为他也希望获得表扬。这可能是文革中太机第一桩儿童涉案例子。
一些儿童向自己家长“告密”：某某用枪比划，指着那屋子里挂的毛主席画像……某某说他爸听敌台或者说了什么反动话……某某在《毛主席语录》上划杠杠……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家长听到这些儿童间的情报，十分为难。究竟是否向单位报告？孩子毕竟不知轻重，万一捅了出去，自己是知情不报，犯包庇之嫌；报告吧，又怕冤枉了好人。
一天夜里，大喇叭突然广播，有重大事件发生，要求全体教工紧急集合。大家前往，听取案情。原来是这么回事。
移居平房的“牛鬼蛇神”XG先生（我国著名内弹道学专家），一天劳动完毕，洗完脚准备歇下。突然一颗‘子弹’射穿门上的玻璃气窗，打中墙上毛主席的挂像，留下一个带泥的弹坑。
也许XG先生平时遭受这类威胁惯了，独自承受而已。现在的事闹大了，甚至变性了，他不得不报告。保卫组的人员在XG先生的房间内仔细检查，可能也找到了那颗非真的‘子弹’，他们应该具有经验，那只不过是由弹弓（或玩具枪）射出的‘子弹’而已。他们居然大张旗鼓地排查，煞有介事。
这一“重大事件”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
我们家中有很多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我一本一本地检查，居然发现其中一本的个别页上，有圆珠笔的涂鸦痕迹，虽然并不严重，外人也不会知情。我与启开商量如何处置，最后还是决定销毁。夜深人静，我悄悄捅开炉火，一页一页地投入火中，红宝书化为灰烬，一干二净。实际上我对伟人的著作素来敬仰，为了自我保护，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学校旁边有一条河——汾河。河滩很宽，但河面却窄。枯水季节，可以直接越滩而过。河对面有一个部队营房。为了获得部队支持，“红旗”曾去拜访，与他们联欢。终于有一天，该部作为支左部队进驻了学校。
军宣队初入校时，态度中立。最先只派出解放军战士至各系调查、摸情况，广泛搜集师生反映。由于“四野”打砸枪的臭名在外，深不得民心。其余三派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他们共同的呼声，引起这些战士们的共鸣。
随后，军宣队的干部头头陆续露面。他们最初没有表态。因为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不同派别间的团结。实际上，他们究竟支持哪一派，打压哪一派，心中早已明确。因为，他们完全奉上级意图行事，但表面上还要装成“一碗水端平的样子”。
逐渐，人们开始察觉，他们实际是上厚此薄彼，支持“四野”一派。这令人们大失所望。不久，学校出现了矛头指向军宣队“支一派、压一派”的大字报。旁观者看来，军宣队仿佛也表现出了某些派性。
一次，在军宣队主持的全院大会上，“红旗”与“四野”在激烈的争辩中发生严重对立。军宣队的态度明显偏向“四野”。“红旗”中一个叫‘匕首’的学生战斗队，当即冲到台上造反，夺取了话筒，直接与军宣队展开面对面的唇枪舌战。我还记得，军宣队那个头头的话“咱们是骑着毛驴看唱本，走这瞧！”
和军宣队对着干，犹如螳臂挡车，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军宣队改变策略，转向以系为单位开展活动：狠批派性，促进革命大联合。而首先开刀的对象是教师。我们教研组的壮YL是第一个替罪羊。
壮YL的悲剧
壮YL，上海人，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在我印象中，他还属发展全面、追求完美的人。我看过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很有见地。他在论文中批评我，认为我在苏联专家译稿基础上的新编专业教材是“换汤不换药”（其中他所提出的某些思路，确实很有创造性。）毕业后留教研室，因肝炎在上海家中长期养病 ，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返回学校。
回校后他在教研室组织“长征战斗队”，逐渐成为一系“红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在军宣队与多数革命群众观点对立、矛盾近乎激化的关键时刻，他被以批派性为由，成为军宣队在我系第一个拿来开刀的人。
在此以后，他变得沉沦，锐气大减。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战中，又将他列为清理的重点对象。
军宣队除了组织群众贴大字报对他进行揭发外，还派专人着实对他进行了一番‘外调’，搜集了许多有关他家庭、社会等不利于他的材料。这些材料究竟有几分真实？即使真实，今天看来也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而已。他终于被运动彻底打倒了，一个有为的年轻人被摧残了。
他是文化大革命牺牲品的典型例子。究其原因，可能有下。
造反初期，他冲击走资派，同时也得罪了大多数“保皇派”。他们多是管理学生的班主任，或系办公室的政工干部。他们毕竟年轻，出身好，现在又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骨干，专案组的成员。他们具有极强的潜在势力。他们对壮多多少少怀有成见。
从壮本人来看，他出身高知家庭（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好的出身），有较重的优越感，加之年少傲物，刚愎自用。这些也是栽跟斗的原因之一。
我来南京后听说他被贬到杭州某纺织厂当工人，但详情不清。
吃一堑，长一智，他或许在另一个环境中，重新站起来后，并以全新面貌去开创自己的未来，亦未可料。但愿苍天保佑好人。
忆苦饭
军宣队按照他们对群众运动的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使局面得到完全控制，迅速进入正常轨道。
太机一系专门搞了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组织了少数有代表性工农家庭出身的年轻教师，及全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及其子女参加。军宣队头头在动员会上这样说：
“我们组织这个活动，目的有两个：一是要工农家庭出身的教师不忘本；二是要全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极其子女，亲身体会一下旧社会被剥削阶级所受之苦！”
忆苦饭是由野菜加少量玉米碴子做成，味道确实难吃，带有苦涩及嗖酸味。我带着友苏，事先一再向他交代，怎么样也要吃完，即使嚼着泥块也要吞咽，千万别吐出来。他当时年纪小小，确实懂事，顺顺当当吃了一小碗“冤枉忆苦饭”。有人问他“好吃吗？”，他点点头说“好吃。”
清理积案
我系有两件最著名的积案。
一件是反标案：61年刚迁太原不久，曾在一系楼男厕所内，发现一条反标（即反动标语），用钢笔写下细小的五个字“打倒×××”。据云，当时曾请公安局来人查过，没有任何结果。现在旧事重提，在教师中展开大规模排查，要大家回忆，提线索，检举揭发。最后集中在几个教师身上，将之隔离审查。
一天，我碰到15教研组昔日研究生同窗Y君，他面色苍白，精神显得十分疲累，笑着给我打了一声招呼：“我算是解放了！”我一时没有摸清头脑。因为我不知道他曾经正被隔离审查。
经过几日几夜审问的折磨，一位老先生终于扛不住而承认是自己所为。
除了他自己被判刑外，家庭受到极大牵连，弄得儿子脱离父子关系……虽然最终平了反，他毕竟失去了时光岁月，失去了事业，失去了永远追回不了的一切。
另一件是失窃案：约62或63年，12教研组实验室的一架照相机被窃。在该教研室进行广泛排查。怀疑圈逐步缩小，最后集中在该实验室的负责人身上。经过围剿，他很快承认自己监守自盗。
他先说是偷盗后将照相机用塑料裹着埋在后山上……带人去挖，根本没有！
第二次又交代说，将赃物拿到自由市场卖了，买主何等模样，穿着何等衣服，情节说得活龙活现……
以后又有多次交代，反反复复。直到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军宣队肯定他的态度是好的，但仍需“竹筒倒豆子”，全盘托出。
最终结果如何，豆子倒干净了没有？我就不得而知。
*****
对于一般教师，则要求自己交代问题。例如，解放前是否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等类问题。解放已经二十年，又经过多次政治运动。一般问题早已交代完毕；重大问题如果过去未予交代，恐怕今天也难于交代了。
15教研室的W君，中学时集体参加了三青团，读大学期间早已交代完毕，细节也交代得十分详细。这是个一般问题，早有定论。
不过，现在仍然要他再交代一遍，看是否有遗漏，是否和过去交代的相符。
“你再回忆回忆，哪个领头的是谁？叫什么名字？”专案组如此追问。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当时我不过是个初中生，细节现在确实在记不清了。我所交代的档案中肯定会有。要不，把我自己交代的书面材料借来看一下，行啵？” W君如此提出。
“不行！档案岂有可借之理？”
事情变得很滑稽。逼得W君左右为难，也叫人们哭笑不得。
幸亏，解放前我没有什么历史问题。高中年代我是拥共的；初中年代我是贪玩的。
人事档案，档案人世，大部由本人书写积累而成，少部由外来材料转入。对于老实人，冥思苦想，严格剖析，自己上纲上线，但日后象一根绳索，套住自己一生；对于无辜者，外来材料不经本人见面，不能澄清事实真相，背一辈子黑锅，还蒙在鼓里；对于投机者，亦可自我吹捧，甚至弄虚作假，胡编乱造，从此飞黄腾达。
观其弊病，如此档案管理，真是不改不行也。
文字狱
文字狱在中国古已有之。如果说，文革前吴晗所写的《海瑞骂皇帝》及《海瑞罢官》有点‘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从而被钦点批斗，很象文字狱；那么文革中的文字狱则希奇古怪，无奇不有。
文革初期，有人发现报纸上的头版印有伟人的头象，而背面恰有“打倒”字样，从而认为这是报社编辑心怀鬼胎，在进行恶毒攻击；还有人发现杂志封面上的宣传画，经他左看右看、横看竖看、顺看倒看，越看越有问题，画中红旗下的队伍充满了魑魅魍魉……更有甚者，有人发现郭沫若为小说《欧阳海之歌》所签书名，经一笔一划拆开后，竟然含有‘反毛泽东思想’字样。如果这些仅属于社会上的恶意流传；可一旦出现在某个具体单位，那就变成了人命关天的‘现行反革命’问题。
文革初期，我校原有一个‘牛鬼蛇神’队，由造反派管着；后来，造反派管厌了，交给他们自管。‘牛鬼蛇神’队此时的任务是为造反派抄写大字报。
前面曾提到的何YH老先生，在抄完大字报后的检查过程中，突然变得面色苍白。原来他发现自己将“打倒刘○○”的口号，误写为“打倒毛○○”！他首先想将之贴掉，但这是销毁罪证！他只好向他的头头袁DM汇报，并再三解释并非有意而是笔误疏忽。作为“走资派”的袁DM虽然理解，但他也担心自己会有牵联之嫌，最终仍向军宣队作了汇报。
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谅解。可怜的何YH老先生由‘反动学术权威’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全院进行了狠狠的批斗。
当时天天学报纸社论，读报人害怕口误念错而出问题，所以采取每人念一段的方式。听报人听得无聊，常常用笔下意识地在桌上涂鸦，信手写下报上的字句。偏偏两句互连，构成针对革命接班人林彪的反革命标语。基础课部的那名女教师（后来某工程院士的夫人）被拿到全院大会上批斗。揪她的头发，要她交代其狼子野心。她实在没有狼子野心，从而被“喷气式”，压跪在地上，摧残得特别厉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两年以后，这位革命接班人林彪竟是一个阴谋窜党夺权，加害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千古罪人。
这些事件出现后，搞得人人自危。因为越是紧张越容易出问题，连喊口号也怕出错，干脆不喊，或搀和其中喃喃而已。
受害者无一出于本意。这不是通常的文字狱，而是“冤字狱”。
儿童涉案
我国儿童受到爱党、爱国的教育，深深激发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但在文革中由于过分强调‘阶级’与‘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儿童。
一名小学生发现了一张反标，立即向老师报告，被获得表扬。随后另一名小学生也发现了一张反标，也报告了老师。经反复查证，竟是这位少年自己所写：因为他也希望获得表扬。这可能是文革中太机第一桩儿童涉案例子。
一些儿童向自己家长“告密”：某某用枪比划，指着那屋子里挂的毛主席画像……某某说他爸听敌台或者说了什么反动话……某某在《毛主席语录》上划杠杠……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家长听到这些儿童间的情报，十分为难。究竟是否向单位报告？孩子毕竟不知轻重，万一捅了出去，自己是知情不报，犯包庇之嫌；报告吧，又怕冤枉了好人。
一天夜里，大喇叭突然广播，有重大事件发生，要求全体教工紧急集合。大家前往，听取案情。原来是这么回事。
移居平房的“牛鬼蛇神”XG先生（我国著名内弹道学专家），一天劳动完毕，洗完脚准备歇下。突然一颗‘子弹’射穿门上的玻璃气窗，打中墙上毛主席的挂像，留下一个带泥的弹坑。
也许XG先生平时遭受这类威胁惯了，独自承受而已。现在的事闹大了，甚至变性了，他不得不报告。保卫组的人员在XG先生的房间内仔细检查，可能也找到了那颗非真的‘子弹’，他们应该具有经验，那只不过是由弹弓（或玩具枪）射出的‘子弹’而已。他们居然大张旗鼓地排查，煞有介事。
这一“重大事件”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
我们家中有很多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我一本一本地检查，居然发现其中一本的个别页上，有圆珠笔的涂鸦痕迹，虽然并不严重，外人也不会知情。我与启开商量如何处置，最后还是决定销毁。夜深人静，我悄悄捅开炉火，一页一页地投入火中，红宝书化为灰烬，一干二净。实际上我对伟人的著作素来敬仰，为了自我保护，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现在有些事情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看来没有什么。但当时，面临随时可能家破人亡的普通老百姓的来说，这些经历多少有些惊心动魄了。
文革过了头两年就平淡了，可能就是后来的 “追查516” 还有点波澜。
如果有当时中央文件的传达内容，发点来也好看。
如果有当时中央文件的传达内容，发点来也好看。
劳动锻炼
从文革开始直到72年恢复招生，高校基本未开展任何教学活动。大好时光付于阶级斗争、派战、逍遥、学习文件、劳动等。劳动是必修课，但穿插在主要政治活动的间隙处。
早在60年我国处于“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刻（其实是“人为的”），我曾在北工的农场基地下放劳动过一年。放羊种庄稼，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每月口粮27斤，填补各种野菜、树叶、甚至花生壳粉，热量入不敷出，人人浮肿不堪。虽然如此，并未与贫下中农有所接触。这些旧事就不提了……
文革期间，第一次是去介休农村劳动。师生虽住在农家院内，但炕上都是自己人。吃派饭，即每天被派向不同农家吃饭，交一斤粮票三毛钱，现做现吃。主食一般是“轧疙瘩”，即由棒子面搓成的疙瘩颗，下入沸水煮熟而成；副食多是农家自制的腌菜。在吃饭过程中，我们与贫下中农彼此交流各种问题。贫下中农认为我们来自城市，是读书人，对我们均很尊重，并无阶级门户之见。劳动结束，大家都建立了较深厚的感情。
第二次是去黄寨劳动。主要是开山挖水渠。有一条河流顺着山势，弯弯曲曲绕过黄寨。当地为了开山造田，决定将阻挡的山坡劈开，挖出一条就近的直线河道，将上下游予以联通。迂回的河滩就可改为大片良田。这种劳动确系“愚公移山”之举。我们每天早出晚归；与当地农民共同劳动。中午我们就在工地吃饭；老乡们则自带干粮。和他们一起劳动，气氛轻松愉快。工间休息之时，几个青年活跃分子，模仿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之段落，做得惟妙惟肖，引来一片喝彩声。青年男女当众相互打斗，扭在一起也毫无顾忌，远非我们原先之想象。
工地上有一对身着黑色棉袄的中年夫妇，干活时特别卖力，休息时确显得恬静。尤其一些较危险（如塌方）的活，他总是争着先上，劳动技巧显得更高一筹。人们对他都翘大拇指。后来才听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被政府枪决，他亲自从刑场为父亲收尸。一个贫农的女儿却主动嫁给了他。村里的人都称赞他们俩口。以前我听说过一些农村的冤假错案，查不清案犯时，便推在地主及其子女身上。现在看来，实际情况并不这样。老百姓看问题本分而实在：谁个好，谁个劣，他们心中清清楚楚。不论地主还是农民，用一个尺子衡量，不存任何偏见。
我在一户贫农家中吃派饭。他家窑洞破旧，至今仍一贫如洗。寒冬中一两岁大的婴儿仍旧光着屁股……出于人之同情心理，借休假之际，我从家中清理出友苏幼时的婴儿衣服，打成一包，特地抽空送往他家。不料村广播站却将此区区小事，在大喇叭中表扬一通。反倒弄得我十分尴尬。说不定同去的头头，心中想我还会在外面卖乖呢。
军宣队离校以后，全院教师在学校内部搞基建，平整道路、当搬运工、开山炸石头、烧石灰、打井等等，样样都干。知识分子劳动力不仅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也是最好调配，最好管理的劳动力。凡遇难活、烂活及其他不好办的活，首先想到交给教师，他们肯定可以完成。
在背水泥时，每个人背两袋。一袋50斤，两袋100斤。可怜的自身体重不满100斤的OY，她也是两袋一斤不少。劳动回来，满身尘土可想而知。那段时期我的痔疮毛病迅速加剧，时常出血不止，也只能自己强忍着。
火车站一大堆由东北运来的原始森林圆木，交由一系教师搬运，工具是平板车。我们第一天只能运几根，家伙实在太大太沉了。第二天改进了作业程序和方法，就能运上一、二十根。不几天全部完成任务。
学校基建甚至连打井的任务也交给我们。这是专业技术性很强的活。要在粗大的铸铁管上钻孔，在其上缠绕粗细铁丝。车间仅有一台钻床，几台电焊机。大家现学现干，自制简单的工卡具，进度越来越快。虽主要依靠手工劳动，但一件件半成品堆积如山。
等待
军宣队走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但命运、前途如何？大家不得而知。出现各种传说。
一说，上面决定将太机（太原机械学院--编者注）停办，改建成光学厂。
又说，上级决定重点建设好两所国防院校——北工（北京工业学院--编者注）与南炮工（炮兵工程学院--编者注），撤消太机。
总之，太机前途命运不明。全体教职员工都在翘首等待。后经证实，确有其事。
回首旧事：61年常规兵器专业迁此安营扎寨；63年始人心稳定；65年大建校舍，初具规模；66年文革开始至此，学校一事无成；现终于决定停办改厂。
果然，新建的教学大楼，尚未启用，又将教室之隔墙砸掉，改为工厂车间。
果然，北工来人，调查教学设备，准备拖走。
果然，南炮工来人，调查教学人员，准备调去。
调出这个山沟沟的机会终于来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教师纷纷出动，向来人自我推荐。
老实说，当时还是处于任人唯政治、唯成分的年代，象我们这号人物入选是比较困难的。不过，比之年岁更长的教师、专家、教授仍有一线希望。
策略
我几乎冥思苦想了整整一个星期，如何在这次劣势的竞争中胜出。定下了如下四条行动策略。
1. 我不善言辞，而擅长笔述，宁可写一份关于自己个人学历、经历、专业特长的书面材料，递交给南炮工人员。注意，材料是在作自我介绍，必须实事求是，绝不含任何吹嘘或自我评价成分。同时也要表达自己心中的愿望与抱负，不失本分和诚恳。
2. 找党小组长Y君交谈。他与我性格相投，私人关系较好。希望他能把我的想法转达给组织。
3. 亲自找教师党支书谈一次。支书L君他也是一个实在人，对我未存偏见。希望他能向南炮工如实介绍我的情况，并作推荐。
4. 一切行动对外保密。
他们的回应都是叫我静候等待。
已经有人在下面排队：谁个能去，谁个不能去；哪个是正册，哪个是歪册。当然，我属不能去之列。
直至宣布前的两三天，Y君已对我暗示，问题不大，我放下心来。此时，个别心直口快的左派还在对我说：“老魏，安心在这里呆一辈子吧。”
“没有法子，怎能和你相比？”我装成无可奈何的样子，但心中却在暗笑。
宣布名单的前一天，中选的人员已经获得通知。
宣布名单时，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我的中选，令一些人十分惊奇。仔细想想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你能说出我究竟有什么问题吗？偏见是十分可怕的东西。
为了这次调动，国务院就此特批户口指标，给了北京80名，南京120名，（含家属，子女随行）。结果是，北工调了40人，南炮工调了80人。两校均未用足户口名额，可以留作单位自由调配。
南炮工还宣布：行李由专列统一托运，人员自行启程，在规定日期前赴校报到。
金陵梦的实现
那几天仿佛如梦，命运巨变前前后后不足3个月时间。
我约老朱结伴同行。托运行李完毕，立即买好车票赴宁。在德州转车，人们用奇怪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两家大大小小。这不象是迁居吗？由北方迁往南方，谈何容易。果然有江浙方面的转车旅客凑上前来打听，是如何解决户口问题的……我们象是一群幸运儿，惹人羡慕。
列车驶过长江大桥，停靠南京新站。步出站外，眼前豁然开朗。美丽的玄武湖，在阳光映照下闪闪发光，令人心旷神怡。此时此刻，不禁心潮澎拜：我的金陵梦终于实现了！。
在新车站餐厅用餐，我们两家围成一桌，虽是家常便饭，亦有鱼虾肉蛋。价格十分便宜，不足10元。当然由我掏钱请客。
下午赶到南炮工报道，我们属最早到者。记得哪天正是1971年6月28日——我的40岁的生日。太凑巧了，太吉利了。这或许是上苍的安排，它预示着我的时来运转，一个新的后半生即将开始。
抓5.16反革命
对不起，时至今日我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5.16反革命”及其来龙去脉。在太机，运动还没有开展到这一步；报纸上好象也没有具体交代过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建立、成员发展等具体情况。来南炮工后，揭发、批斗5.16反革命分子，搞得如火如荼。我参加了数次会议，始终还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
这里戏称5.16反革命分子为“小六子”。据云，我们202教研室就是一个烂了的教研室，绝大部分人都属被审查之列。我们是外来者，被默认是没有问题的人。因此，我们自然也就成了审查者。我很不习惯此举。因为我过去多半是被批判的对象，有着被审查者的切身体会。我很怀疑，一个教研室那来这么多的反革命“小六子”？但你又不得不批。临场我只能做做样子。
有时，我被指定和审查对象单独谈话。我绝不盛气凌人，去摆出穷凶极恶的样子，而是比较倾听对方的意见。我知道，历来政治运动中，被审查对象只能检讨，只能听指责、批判，却无为自己申诉的机会。
因此，别人说我软弱。我宁可如此……
我不清楚最后这场运动是如何收场的？究竟查出了几个货真价实的5.16反革命分子？但至少在202教研室没有看到有什么“小六子”。
9.13事件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即文革中的副统帅——两年前被确定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正式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林彪，竟是一个妄图谋害毛主席、进行抢班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事情败露后，林彪仓皇座机出逃，被摔死于蒙古的温都尔汗。
这一事件无疑要引起人们的反思，如果他们有思想的话。
革命前辈相继逝世
1976年1月8日那个特别寒冷的日子，传来了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在凛冽的寒风中，北京市民倾城出动，十里长街迎送总理的灵车，千万人的泪水，静悄悄地夺目而出……人民对总理的热爱，那么出自内心，世间少有。
1976年6月德高望重的朱老总不幸逝世。
1976年9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逝世。这位当代伟人，将散沙般的中国重新捏起，使之屹立于世界东方。他雄韬伟略，气魄非凡，既不畏惧西方列强；也不屈服于东方霸主，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两千年前，秦瀛政并吞六国，一统中原；书同文，车同轨；建阿房，修长城；自称始皇帝，欲传万世。但毛主席的功绩大大超过了这个“始皇帝”。
秦始皇为了独占霸业，防止思想入侵，不惜焚书坑儒，被后世人所不齿。伟人并不如此认为。他的想法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他不仅认为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并且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太少。他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他不仅“焚”掉许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也“坑”掉中国当代众多将、仕、儒、民。他的过错同样大大超过了“始皇帝”。
毕竟，他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为众人所追随。基于他的思想，中国走上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独特的道路。不论在前进过程中，后来的继承者还有何种变化与发展，人们始终坚信，定能达到一个人人安康幸福和谐社会的彼岸。
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无疑是文革中一次最重要的事件。它是广大人民和“四人帮”一次公开的决战。它象征着“四人帮”垮台在望；文革结束在望。它象征着民意不可侮！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周总理既要维护毛主席的声望，又要与文革中的极“左”作斗争，作周旋。他要在举国无政府主义的氛围中努力维护国家的秩序；他要在闭门锁国的情况下开展外交活动；他要在“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中保护好老同志；他要在全国生产几乎停顿形势下来抓生产……
周总理的一生辅佐毛主席，人们用诸葛亮辅佐刘备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比拟。不同的是，周总理还要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忍辱负重，义无反顾，砥柱中流，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他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身先逝，留取丹青照汗青”。周总理的一生为国为民，尽心操劳，直至身心憔悴。他的崇高品质与其人格魅力深深赢得全国人民的心，人们誉之为“人民的好总理”
“四人帮”不顾人民的感情，竟在周总理抱病在身之刻，授意其文人墨客，大批“周公”，批“克己复礼”，矛头直指周总理。老百姓心中早已不平，早已窝了一肚子火。这座火山迟早会在一天暴发。
周总理逝世后的三个月，这座火山终于暴发了。
1976年的清明节，人民为缅怀周总理，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置放花圈；在四周松柏树上挂上朵朵白花及飘带，上面写下留言寄语；人们胸戴小白花，纷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交流、演讲，抒发对周总理的怀念，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规模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象烈火一般，迅速向全国扩展。
当时还在当权的“四人帮”对此却吓得要死，动用报纸、广播喉舌工具，将这些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出动“工宣队”进行强力阻拦……
与此同时，下文至全国各地，要求取缔纪念活动，并检举活动参与者。岂知，此时各单位的上下干部，也是“阳奉阴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执行“四人帮”的旨意。
天安门事件在形式上被压下去了。但是它表达了民心所向；为日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毛主席的逝世，对于文革起家的四人帮来说，也就失掉了唯一的靠山。他们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华国峰作为毛临终前授意的继任人，上台主持中央工作。他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领导人策应，于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人心大快。
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会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华国峰为人忠厚清廉，但其悲剧在于：他并未摆脱文革的错误影响，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继续强调要“反右”而不是纠“左”。更为严重的是：他继续肯定党内有“走资派”，认定“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归根结蒂，他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定维护。”
彻底铲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并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的是邓小平。
从文革开始直到72年恢复招生，高校基本未开展任何教学活动。大好时光付于阶级斗争、派战、逍遥、学习文件、劳动等。劳动是必修课，但穿插在主要政治活动的间隙处。
早在60年我国处于“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刻（其实是“人为的”），我曾在北工的农场基地下放劳动过一年。放羊种庄稼，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每月口粮27斤，填补各种野菜、树叶、甚至花生壳粉，热量入不敷出，人人浮肿不堪。虽然如此，并未与贫下中农有所接触。这些旧事就不提了……
文革期间，第一次是去介休农村劳动。师生虽住在农家院内，但炕上都是自己人。吃派饭，即每天被派向不同农家吃饭，交一斤粮票三毛钱，现做现吃。主食一般是“轧疙瘩”，即由棒子面搓成的疙瘩颗，下入沸水煮熟而成；副食多是农家自制的腌菜。在吃饭过程中，我们与贫下中农彼此交流各种问题。贫下中农认为我们来自城市，是读书人，对我们均很尊重，并无阶级门户之见。劳动结束，大家都建立了较深厚的感情。
第二次是去黄寨劳动。主要是开山挖水渠。有一条河流顺着山势，弯弯曲曲绕过黄寨。当地为了开山造田，决定将阻挡的山坡劈开，挖出一条就近的直线河道，将上下游予以联通。迂回的河滩就可改为大片良田。这种劳动确系“愚公移山”之举。我们每天早出晚归；与当地农民共同劳动。中午我们就在工地吃饭；老乡们则自带干粮。和他们一起劳动，气氛轻松愉快。工间休息之时，几个青年活跃分子，模仿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之段落，做得惟妙惟肖，引来一片喝彩声。青年男女当众相互打斗，扭在一起也毫无顾忌，远非我们原先之想象。
工地上有一对身着黑色棉袄的中年夫妇，干活时特别卖力，休息时确显得恬静。尤其一些较危险（如塌方）的活，他总是争着先上，劳动技巧显得更高一筹。人们对他都翘大拇指。后来才听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被政府枪决，他亲自从刑场为父亲收尸。一个贫农的女儿却主动嫁给了他。村里的人都称赞他们俩口。以前我听说过一些农村的冤假错案，查不清案犯时，便推在地主及其子女身上。现在看来，实际情况并不这样。老百姓看问题本分而实在：谁个好，谁个劣，他们心中清清楚楚。不论地主还是农民，用一个尺子衡量，不存任何偏见。
我在一户贫农家中吃派饭。他家窑洞破旧，至今仍一贫如洗。寒冬中一两岁大的婴儿仍旧光着屁股……出于人之同情心理，借休假之际，我从家中清理出友苏幼时的婴儿衣服，打成一包，特地抽空送往他家。不料村广播站却将此区区小事，在大喇叭中表扬一通。反倒弄得我十分尴尬。说不定同去的头头，心中想我还会在外面卖乖呢。
军宣队离校以后，全院教师在学校内部搞基建，平整道路、当搬运工、开山炸石头、烧石灰、打井等等，样样都干。知识分子劳动力不仅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也是最好调配，最好管理的劳动力。凡遇难活、烂活及其他不好办的活，首先想到交给教师，他们肯定可以完成。
在背水泥时，每个人背两袋。一袋50斤，两袋100斤。可怜的自身体重不满100斤的OY，她也是两袋一斤不少。劳动回来，满身尘土可想而知。那段时期我的痔疮毛病迅速加剧，时常出血不止，也只能自己强忍着。
火车站一大堆由东北运来的原始森林圆木，交由一系教师搬运，工具是平板车。我们第一天只能运几根，家伙实在太大太沉了。第二天改进了作业程序和方法，就能运上一、二十根。不几天全部完成任务。
学校基建甚至连打井的任务也交给我们。这是专业技术性很强的活。要在粗大的铸铁管上钻孔，在其上缠绕粗细铁丝。车间仅有一台钻床，几台电焊机。大家现学现干，自制简单的工卡具，进度越来越快。虽主要依靠手工劳动，但一件件半成品堆积如山。
等待
军宣队走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但命运、前途如何？大家不得而知。出现各种传说。
一说，上面决定将太机（太原机械学院--编者注）停办，改建成光学厂。
又说，上级决定重点建设好两所国防院校——北工（北京工业学院--编者注）与南炮工（炮兵工程学院--编者注），撤消太机。
总之，太机前途命运不明。全体教职员工都在翘首等待。后经证实，确有其事。
回首旧事：61年常规兵器专业迁此安营扎寨；63年始人心稳定；65年大建校舍，初具规模；66年文革开始至此，学校一事无成；现终于决定停办改厂。
果然，新建的教学大楼，尚未启用，又将教室之隔墙砸掉，改为工厂车间。
果然，北工来人，调查教学设备，准备拖走。
果然，南炮工来人，调查教学人员，准备调去。
调出这个山沟沟的机会终于来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教师纷纷出动，向来人自我推荐。
老实说，当时还是处于任人唯政治、唯成分的年代，象我们这号人物入选是比较困难的。不过，比之年岁更长的教师、专家、教授仍有一线希望。
策略
我几乎冥思苦想了整整一个星期，如何在这次劣势的竞争中胜出。定下了如下四条行动策略。
1. 我不善言辞，而擅长笔述，宁可写一份关于自己个人学历、经历、专业特长的书面材料，递交给南炮工人员。注意，材料是在作自我介绍，必须实事求是，绝不含任何吹嘘或自我评价成分。同时也要表达自己心中的愿望与抱负，不失本分和诚恳。
2. 找党小组长Y君交谈。他与我性格相投，私人关系较好。希望他能把我的想法转达给组织。
3. 亲自找教师党支书谈一次。支书L君他也是一个实在人，对我未存偏见。希望他能向南炮工如实介绍我的情况，并作推荐。
4. 一切行动对外保密。
他们的回应都是叫我静候等待。
已经有人在下面排队：谁个能去，谁个不能去；哪个是正册，哪个是歪册。当然，我属不能去之列。
直至宣布前的两三天，Y君已对我暗示，问题不大，我放下心来。此时，个别心直口快的左派还在对我说：“老魏，安心在这里呆一辈子吧。”
“没有法子，怎能和你相比？”我装成无可奈何的样子，但心中却在暗笑。
宣布名单的前一天，中选的人员已经获得通知。
宣布名单时，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我的中选，令一些人十分惊奇。仔细想想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你能说出我究竟有什么问题吗？偏见是十分可怕的东西。
为了这次调动，国务院就此特批户口指标，给了北京80名，南京120名，（含家属，子女随行）。结果是，北工调了40人，南炮工调了80人。两校均未用足户口名额，可以留作单位自由调配。
南炮工还宣布：行李由专列统一托运，人员自行启程，在规定日期前赴校报到。
金陵梦的实现
那几天仿佛如梦，命运巨变前前后后不足3个月时间。
我约老朱结伴同行。托运行李完毕，立即买好车票赴宁。在德州转车，人们用奇怪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两家大大小小。这不象是迁居吗？由北方迁往南方，谈何容易。果然有江浙方面的转车旅客凑上前来打听，是如何解决户口问题的……我们象是一群幸运儿，惹人羡慕。
列车驶过长江大桥，停靠南京新站。步出站外，眼前豁然开朗。美丽的玄武湖，在阳光映照下闪闪发光，令人心旷神怡。此时此刻，不禁心潮澎拜：我的金陵梦终于实现了！。
在新车站餐厅用餐，我们两家围成一桌，虽是家常便饭，亦有鱼虾肉蛋。价格十分便宜，不足10元。当然由我掏钱请客。
下午赶到南炮工报道，我们属最早到者。记得哪天正是1971年6月28日——我的40岁的生日。太凑巧了，太吉利了。这或许是上苍的安排，它预示着我的时来运转，一个新的后半生即将开始。
抓5.16反革命
对不起，时至今日我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5.16反革命”及其来龙去脉。在太机，运动还没有开展到这一步；报纸上好象也没有具体交代过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建立、成员发展等具体情况。来南炮工后，揭发、批斗5.16反革命分子，搞得如火如荼。我参加了数次会议，始终还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
这里戏称5.16反革命分子为“小六子”。据云，我们202教研室就是一个烂了的教研室，绝大部分人都属被审查之列。我们是外来者，被默认是没有问题的人。因此，我们自然也就成了审查者。我很不习惯此举。因为我过去多半是被批判的对象，有着被审查者的切身体会。我很怀疑，一个教研室那来这么多的反革命“小六子”？但你又不得不批。临场我只能做做样子。
有时，我被指定和审查对象单独谈话。我绝不盛气凌人，去摆出穷凶极恶的样子，而是比较倾听对方的意见。我知道，历来政治运动中，被审查对象只能检讨，只能听指责、批判，却无为自己申诉的机会。
因此，别人说我软弱。我宁可如此……
我不清楚最后这场运动是如何收场的？究竟查出了几个货真价实的5.16反革命分子？但至少在202教研室没有看到有什么“小六子”。
9.13事件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即文革中的副统帅——两年前被确定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正式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林彪，竟是一个妄图谋害毛主席、进行抢班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事情败露后，林彪仓皇座机出逃，被摔死于蒙古的温都尔汗。
这一事件无疑要引起人们的反思，如果他们有思想的话。
革命前辈相继逝世
1976年1月8日那个特别寒冷的日子，传来了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在凛冽的寒风中，北京市民倾城出动，十里长街迎送总理的灵车，千万人的泪水，静悄悄地夺目而出……人民对总理的热爱，那么出自内心，世间少有。
1976年6月德高望重的朱老总不幸逝世。
1976年9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逝世。这位当代伟人，将散沙般的中国重新捏起，使之屹立于世界东方。他雄韬伟略，气魄非凡，既不畏惧西方列强；也不屈服于东方霸主，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两千年前，秦瀛政并吞六国，一统中原；书同文，车同轨；建阿房，修长城；自称始皇帝，欲传万世。但毛主席的功绩大大超过了这个“始皇帝”。
秦始皇为了独占霸业，防止思想入侵，不惜焚书坑儒，被后世人所不齿。伟人并不如此认为。他的想法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他不仅认为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并且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太少。他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他不仅“焚”掉许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也“坑”掉中国当代众多将、仕、儒、民。他的过错同样大大超过了“始皇帝”。
毕竟，他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为众人所追随。基于他的思想，中国走上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独特的道路。不论在前进过程中，后来的继承者还有何种变化与发展，人们始终坚信，定能达到一个人人安康幸福和谐社会的彼岸。
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无疑是文革中一次最重要的事件。它是广大人民和“四人帮”一次公开的决战。它象征着“四人帮”垮台在望；文革结束在望。它象征着民意不可侮！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周总理既要维护毛主席的声望，又要与文革中的极“左”作斗争，作周旋。他要在举国无政府主义的氛围中努力维护国家的秩序；他要在闭门锁国的情况下开展外交活动；他要在“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中保护好老同志；他要在全国生产几乎停顿形势下来抓生产……
周总理的一生辅佐毛主席，人们用诸葛亮辅佐刘备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比拟。不同的是，周总理还要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忍辱负重，义无反顾，砥柱中流，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他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身先逝，留取丹青照汗青”。周总理的一生为国为民，尽心操劳，直至身心憔悴。他的崇高品质与其人格魅力深深赢得全国人民的心，人们誉之为“人民的好总理”
“四人帮”不顾人民的感情，竟在周总理抱病在身之刻，授意其文人墨客，大批“周公”，批“克己复礼”，矛头直指周总理。老百姓心中早已不平，早已窝了一肚子火。这座火山迟早会在一天暴发。
周总理逝世后的三个月，这座火山终于暴发了。
1976年的清明节，人民为缅怀周总理，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置放花圈；在四周松柏树上挂上朵朵白花及飘带，上面写下留言寄语；人们胸戴小白花，纷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交流、演讲，抒发对周总理的怀念，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规模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象烈火一般，迅速向全国扩展。
当时还在当权的“四人帮”对此却吓得要死，动用报纸、广播喉舌工具，将这些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出动“工宣队”进行强力阻拦……
与此同时，下文至全国各地，要求取缔纪念活动，并检举活动参与者。岂知，此时各单位的上下干部，也是“阳奉阴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执行“四人帮”的旨意。
天安门事件在形式上被压下去了。但是它表达了民心所向；为日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毛主席的逝世，对于文革起家的四人帮来说，也就失掉了唯一的靠山。他们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华国峰作为毛临终前授意的继任人，上台主持中央工作。他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领导人策应，于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人心大快。
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会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华国峰为人忠厚清廉，但其悲剧在于：他并未摆脱文革的错误影响，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继续强调要“反右”而不是纠“左”。更为严重的是：他继续肯定党内有“走资派”，认定“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归根结蒂，他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定维护。”
彻底铲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并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的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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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亲身经历者，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会有 “抓5.16”。有点遗憾。:)
作者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说句老实话，我的一个同学父母都是5.16。我曾经问他516是什么，他也答不出来。我现在的一个同事的父亲，是位老革命，当年也负责清查516，他居然也说不出所以然，他们单位居然只有几个人不是516，他是其中一个。:D
关于516，老人们说，其实就是打击激进分子。名义上叫516，可具体在中央文件里，把比如蒯大富围新华门都算成一大罪状。
所以说，“什么都算516”，只要你闹过事。目的就是压制以前闹得凶的人，稳定社会。和 “再教育”、“上山下乡” 一个意思。
所以说，“什么都算516”，只要你闹过事。目的就是压制以前闹得凶的人，稳定社会。和 “再教育”、“上山下乡” 一个意思。
但是我的印象里，516人数很多啊，有的单位基本上都是，我同学里不少父母都是516。:o
原帖由 有还无 于 2007-8-8 18:15 发表
但是我的印象里，516人数很多啊，有的单位基本上都是，我同学里不少父母都是516。:o
为什么说 “什么都算516” 呢。按字面理解，这个运动应该是反保守派的。但实际中央文件中列出的罪行指标，却更多的是把扳子打在造反派屁股上。就象我说的，把蒯大富们搞的那些都算进去了（蒯大富斗刘少奇谁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算516呢？）。“清查516” 其实是冲着 “中央文革” 去的。
文革中的人都很单纯的，还不象我们现在这么考虑问题，所以很多人也没明白其中的含义。我家里老人也说，有些事情当时就明白，有些事情后来才明白。
毛泽东在文革中态度有一个转变，对 “左派” 从大力支持转向压制。比如在基层他和蒯大富的冲突、在中央和林彪的冲突，都有指标性的。
毛泽东计划中理想的基层权力结构是 “三权分立”（就是所谓 “三结合”：群众组织表达的是 “中央文革”，老干部表达的是官僚系统，工宣队表达的是他毛泽东）。毛发动文革，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政改目标（他认为让群众来监督官僚系统，能确保政权的人民性、革命性），这是文革最核心的政治。
毛泽东要的并不是造反（造反只是手段，为了成功实现分权），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民主监督。
父母也曾经全国串联过..........:D
尽管很多人不知道516的具体含义，但是机关学校里的人中516分子很多，只能说明文革后期一样混乱。
作者身处的环境是中国常规武器研究的最高技术环境，作者本人也是其专业中的皎皎者（作者是军事大百科和大百科军事卷其专业领条的作者），而在文革期间类似他这样的人基本上在本专业的学术工作基本停滞，如果有人还认为文革对国家的工业包括军事工业没有影响，看来也太孤陋寡闻了。实际上我印象里学校里的老师，除了参加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政治学习，好像没什么事可干。
作者身处的环境是中国常规武器研究的最高技术环境，作者本人也是其专业中的皎皎者（作者是军事大百科和大百科军事卷其专业领条的作者），而在文革期间类似他这样的人基本上在本专业的学术工作基本停滞，如果有人还认为文革对国家的工业包括军事工业没有影响，看来也太孤陋寡闻了。实际上我印象里学校里的老师，除了参加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政治学习，好像没什么事可干。
没人顶，自己顶一下。作者原先不同意发表。我劝他，虽然现在网络上争议很多，但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不了解，也很难体会当时人们的心理。而网络上的文章偏激的很多，所以作为过来人，你应该让下一代了解那个时代。所以作者重新修改了文章，隐去了部分姓名。72年以后的事写得比较少，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斗争已经不像开始暴风骤雨一样，二来作者毕竟后来一直在现在的单位，不愿意招来更多麻烦，因为认识作者的人很多，只要简单查一下就知道作者的姓名和文章中涉及人物的真实身份。所以，作者的博客上，仍任没有登出这篇文章。
作者选取的片断大部分是较轻松的故事，但还是能从中间看到当时压抑和紧张的气氛。
作者选取的片断大部分是较轻松的故事，但还是能从中间看到当时压抑和紧张的气氛。
有没有更多的文革相关信息，现在很多材料一边倒的反文革，希望看到更多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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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有还无 于 2007-8-9 12:41 发表
尽管很多人不知道516的具体含义，但是机关学校里的人中516分子很多，只能说明文革后期一样混乱。
作者身处的环境是中国常规武器研究的最高技术环境，作者本人也是其专业中的皎皎者（作者是军事大百科和大百科 ...
同感。其实我也有相同情况，我某些长辈的某些经历只能在自己家人中讲，涉及的敏感层次很高。
文革的事是非常复杂，我们无需作什么结论，只要把实际情况讲出来。如果有人因成见而害怕真相，那他是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整个事件的。
辛苦你了，希望能看到更多。如果网友是有心人的话，就明白这些讲述比口水的价值高百倍。
:)
原帖由 虎魄 于 2007-8-8 17:56 发表
文革过了头两年就平淡了，可能就是后来的 “追查516” 还有点波澜。
如果有当时中央文件的传达内容，发点来也好看。
是呀，日本兵在后来也基本不搞三光了。呵呵
原帖由 缥缈神龙 于 2007-8-10 13:34 发表
是呀，日本兵在后来也基本不搞三光了。呵呵
别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