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的非科学性

（摘自《批评中医》，方舟子著，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中医的理论基础是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

    气被当成是万物的本原，人做为万物之一也是由气聚集而成，“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八难》）。气维持着生命活动的全过程，“人之有生，全赖此气。”（《类经·摄生》）。任何事物、任何变化都可以说成是气的形成、变化的结果，“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素问·五常政大论》）它似乎组成了一切事物，但是又不像基本粒子那样具有实在的物质基础，只是一个玄之又玄的模糊而抽象的概念。利用它似乎能够解释万事万物，然而实际上又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

    阴阳同样是个抽象的概念，“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它也是无所不在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分成阴阳，而阴或阳之中又可再分出阴阳，可以一直划分下去，“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素问·阴阳离合论》）但是什么是阴，什么是阳，却无明确的标准。内脏中，六腑因为传化物而不藏被划为阳，五脏则因为藏精气而不泄被划为阴，都是主观的划分。而本来属于阴的五脏中，又能分出了阴阳，在胸腔的心、肺被划为阳，在腹腔的脾、肝、肾被划为阴，也还是主观的划分。至于一个脏器还能再分阴阳，什么心阴、心阳，肾阴、肾阳，如何设定的，更是难以说清了。阴阳相互对立制约，然而又互根互用，相互依存，它们之间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运动变化中，又能相互转化，“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素问·调经论》）“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既然万物都可以随意划分阴阳，而阴与阳之间又可以存在任何关系，这样的学说当然能够解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然而实际上还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

    五行的相生相克最初来源于对木、火、土、金、水五者属性的观察，木生火（木头能燃烧）、火生土（变成灰烬）、土生金（矿石能冶金）、金生水（金属能熔化成液体）、水生木（水分促进树木的生长）；木克土（树木能破土而出）、土克水（土能抵挡水）、水克火（水能灭火）、火克金（火能熔化金属）、金克木（金属器械能伐木）。这种观察当然是非常原始、粗陋的，根本经不起推敲（水银属金还是属水？很多金属和非金属元素都能够燃烧，岂非金生火、土生火？）。把宇宙万物的变化全都归为这五者的相生相克，就更为牵强附会了，例如，为了能与五行对应，硬把四季改成了五季（加了一个“长夏”），而五色（青、赤、黄、白、黑）也与现代三原色的说法不符合。在人体中，与五行相对应的有五脏（肝、心、脾、肺、肾）、五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五官（目、舌、口、鼻、耳）、五体（筋、脉、肉、皮、骨）、五志（怒、喜、思、悲、恐）、五液（泪、汗、涎、涕、唾）、五声（呼、笑、歌、哭、呻）。为了凑成五个，中医本来说的六腑只好舍去一个（三焦），七情也只好舍去两个（忧、惊）。即使凑成了五个，要与五行相配，也是随意指定的。例如，为什么肝属木？说是“肝之性喜舒展而主升，故归于木。”（《中医学（第五版）》，郑守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p.37）但是肝何以有这样的性情呢？又是因为它属于木：“木性曲直，枝叶条达，具有向上、向外、生长、舒展的特性；肝属于木，其禀性也喜条达舒畅，恶抑郁遏制，所以说肝主疏泄。”（《中医学（第五版）》，郑守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p.39）这不成了典型的循环论证吗？要在这些牵强附会的归属中说清楚其相生相克的关系，就更难办了，于是必须做出变通，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不是固定的，任何一行都受到其他四行的不同影响，任何一行又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其他四行，相克关系能够发生转变，相生相克变成相对的了，例如金能生水，水亦能助金，土生金，金亦能助土。除了相生相克，还有相乘相侮：一方过强或一方过虚，过度的克变成了乘，反方向的克变成了侮。这样一来，五脏、五腑……的各种关系的可能组合都能在相生相克相乘相侮中找到对应关系，似乎什么都能解释了，然而实际上还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

    可见，所谓的气、阴阳、五行都是非常模糊、抽象的概念，并非客观具体的事物或现象，无法界定和证明。然而，它们又是无所不在，时刻发生变化，并囊括了各种可能的关系，它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可以根据需要对一切事物和现象做出解释，可以用于诊断、医治任何已知和未知的疾病，因此在中医中没有未明之病、不治之症，如果医生没有把病治好，也只是他的医术不高明，或你命该如此（所谓“治病不治命”），而不是中医理论本身的问题。这种理论体系实际上既无法检验，也无法否证，不可能是科学学说，而只能是哲学或玄学学说。

　　因此中医做为一个辩证的玄学系统，表面上尽善尽美，总体上无法加以否证（不排除对特例的否证），也就缺乏自我改善的能力，只能靠外来的力量扬弃。如果不是现代科学，我们大概还在相信中医的许多谬说。所以两千年前中医是这个水平，两千年后还是这个水平。从前中医对破伤风、痨病、水肿、哮喘、梅毒等等束手无策，死人无数，现在依然是束手无策，全靠现代医学来治，而现代医学从前也治不了的。一般的疾病，在中医手里也成了疑难病症，各执一词，争辩不休。

　　现代医学研究跟别的实验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同，遵循的也是“观察－建立模型－预测－验证”这一套方法。相反的，中医著作中却充满了无法检验的预测。比如历代中医家都断言夜半受孕，生子必寿且富贵，怎么检验？孙思邈断言：“但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房内补益》）又怎么个检验？只是一套美丽的空想。

    科学的检验必须是客观的，遵循实证和理性的原则，尽量避免主观的偏差。但是中医却强调主观的“心法”，非理性的“顿悟”，早期著作称为“慧然独悟”、“昭然独明”，晚期著作则大谈“禅悟”、“心悟”（《中医学（第五版）》，郑守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p.20），这显然是玄学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的方法。现在甚至有人声称中医理论完全是依据“内证实验”而创造出来的。据说，这种“内证实验”必须是通过自身修炼，具备了“内视反观”的特异功能才能做，有了这种“内视反观”的能力，就能把经络穴位、五脏六腑、血气运行等等看得清清楚楚（刘力红《思考中医——对自然与生命的时间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pp.14－16）。这更完全是神秘主义的说辞了。

    正是为了保证检验的客观性，所以科学方法特别强调可重复性和可测量性。而中医恰恰相反，它特别强调的是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测量性。上述的“心法”、“顿悟”、“内视反观”等等就纯粹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当然是不可独立地重复和测量的。在医疗实践中，中医强调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又强调一切都处于恒动之中，实际上避免了可重复性的检验。中医的可测量性同样很成问题。精气、阴阳、五行本来就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无法测量。脏器该是可以测量的吧，但是六腑中的“三焦”却是“有名而无形”，无法测量了。后世的中医家为了避免中医对五脏六腑的功能描述与解剖生理学不符的尴尬，声称五脏六腑都只是抽象符号，更是让所有脏器都变得无法测量了。除了过分抽象，中医可测量性差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量地使用模糊的描述和比喻。例如对脉象的描述，称革脉如按鼓皮、涩脉如轻刀刮竹、滑脉如盘走珠、弦脉如按琴弦、紧脉如牵绳转索等等，只是诉诸于医生的主观感受和想像，不同的医生可以有不同的判断，根本无法做客观的测量。这种模糊性，有利于随意解释，也为理论的失败准备了退路。（摘自《批评中医》，方舟子著，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中医的理论基础是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

    气被当成是万物的本原，人做为万物之一也是由气聚集而成，“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八难》）。气维持着生命活动的全过程，“人之有生，全赖此气。”（《类经·摄生》）。任何事物、任何变化都可以说成是气的形成、变化的结果，“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素问·五常政大论》）它似乎组成了一切事物，但是又不像基本粒子那样具有实在的物质基础，只是一个玄之又玄的模糊而抽象的概念。利用它似乎能够解释万事万物，然而实际上又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

    阴阳同样是个抽象的概念，“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它也是无所不在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分成阴阳，而阴或阳之中又可再分出阴阳，可以一直划分下去，“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素问·阴阳离合论》）但是什么是阴，什么是阳，却无明确的标准。内脏中，六腑因为传化物而不藏被划为阳，五脏则因为藏精气而不泄被划为阴，都是主观的划分。而本来属于阴的五脏中，又能分出了阴阳，在胸腔的心、肺被划为阳，在腹腔的脾、肝、肾被划为阴，也还是主观的划分。至于一个脏器还能再分阴阳，什么心阴、心阳，肾阴、肾阳，如何设定的，更是难以说清了。阴阳相互对立制约，然而又互根互用，相互依存，它们之间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运动变化中，又能相互转化，“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素问·调经论》）“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既然万物都可以随意划分阴阳，而阴与阳之间又可以存在任何关系，这样的学说当然能够解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然而实际上还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

    五行的相生相克最初来源于对木、火、土、金、水五者属性的观察，木生火（木头能燃烧）、火生土（变成灰烬）、土生金（矿石能冶金）、金生水（金属能熔化成液体）、水生木（水分促进树木的生长）；木克土（树木能破土而出）、土克水（土能抵挡水）、水克火（水能灭火）、火克金（火能熔化金属）、金克木（金属器械能伐木）。这种观察当然是非常原始、粗陋的，根本经不起推敲（水银属金还是属水？很多金属和非金属元素都能够燃烧，岂非金生火、土生火？）。把宇宙万物的变化全都归为这五者的相生相克，就更为牵强附会了，例如，为了能与五行对应，硬把四季改成了五季（加了一个“长夏”），而五色（青、赤、黄、白、黑）也与现代三原色的说法不符合。在人体中，与五行相对应的有五脏（肝、心、脾、肺、肾）、五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五官（目、舌、口、鼻、耳）、五体（筋、脉、肉、皮、骨）、五志（怒、喜、思、悲、恐）、五液（泪、汗、涎、涕、唾）、五声（呼、笑、歌、哭、呻）。为了凑成五个，中医本来说的六腑只好舍去一个（三焦），七情也只好舍去两个（忧、惊）。即使凑成了五个，要与五行相配，也是随意指定的。例如，为什么肝属木？说是“肝之性喜舒展而主升，故归于木。”（《中医学（第五版）》，郑守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p.37）但是肝何以有这样的性情呢？又是因为它属于木：“木性曲直，枝叶条达，具有向上、向外、生长、舒展的特性；肝属于木，其禀性也喜条达舒畅，恶抑郁遏制，所以说肝主疏泄。”（《中医学（第五版）》，郑守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p.39）这不成了典型的循环论证吗？要在这些牵强附会的归属中说清楚其相生相克的关系，就更难办了，于是必须做出变通，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不是固定的，任何一行都受到其他四行的不同影响，任何一行又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其他四行，相克关系能够发生转变，相生相克变成相对的了，例如金能生水，水亦能助金，土生金，金亦能助土。除了相生相克，还有相乘相侮：一方过强或一方过虚，过度的克变成了乘，反方向的克变成了侮。这样一来，五脏、五腑……的各种关系的可能组合都能在相生相克相乘相侮中找到对应关系，似乎什么都能解释了，然而实际上还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

    可见，所谓的气、阴阳、五行都是非常模糊、抽象的概念，并非客观具体的事物或现象，无法界定和证明。然而，它们又是无所不在，时刻发生变化，并囊括了各种可能的关系，它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可以根据需要对一切事物和现象做出解释，可以用于诊断、医治任何已知和未知的疾病，因此在中医中没有未明之病、不治之症，如果医生没有把病治好，也只是他的医术不高明，或你命该如此（所谓“治病不治命”），而不是中医理论本身的问题。这种理论体系实际上既无法检验，也无法否证，不可能是科学学说，而只能是哲学或玄学学说。

　　因此中医做为一个辩证的玄学系统，表面上尽善尽美，总体上无法加以否证（不排除对特例的否证），也就缺乏自我改善的能力，只能靠外来的力量扬弃。如果不是现代科学，我们大概还在相信中医的许多谬说。所以两千年前中医是这个水平，两千年后还是这个水平。从前中医对破伤风、痨病、水肿、哮喘、梅毒等等束手无策，死人无数，现在依然是束手无策，全靠现代医学来治，而现代医学从前也治不了的。一般的疾病，在中医手里也成了疑难病症，各执一词，争辩不休。

　　现代医学研究跟别的实验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同，遵循的也是“观察－建立模型－预测－验证”这一套方法。相反的，中医著作中却充满了无法检验的预测。比如历代中医家都断言夜半受孕，生子必寿且富贵，怎么检验？孙思邈断言：“但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房内补益》）又怎么个检验？只是一套美丽的空想。

    科学的检验必须是客观的，遵循实证和理性的原则，尽量避免主观的偏差。但是中医却强调主观的“心法”，非理性的“顿悟”，早期著作称为“慧然独悟”、“昭然独明”，晚期著作则大谈“禅悟”、“心悟”（《中医学（第五版）》，郑守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p.20），这显然是玄学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的方法。现在甚至有人声称中医理论完全是依据“内证实验”而创造出来的。据说，这种“内证实验”必须是通过自身修炼，具备了“内视反观”的特异功能才能做，有了这种“内视反观”的能力，就能把经络穴位、五脏六腑、血气运行等等看得清清楚楚（刘力红《思考中医——对自然与生命的时间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pp.14－16）。这更完全是神秘主义的说辞了。

    正是为了保证检验的客观性，所以科学方法特别强调可重复性和可测量性。而中医恰恰相反，它特别强调的是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测量性。上述的“心法”、“顿悟”、“内视反观”等等就纯粹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当然是不可独立地重复和测量的。在医疗实践中，中医强调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又强调一切都处于恒动之中，实际上避免了可重复性的检验。中医的可测量性同样很成问题。精气、阴阳、五行本来就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无法测量。脏器该是可以测量的吧，但是六腑中的“三焦”却是“有名而无形”，无法测量了。后世的中医家为了避免中医对五脏六腑的功能描述与解剖生理学不符的尴尬，声称五脏六腑都只是抽象符号，更是让所有脏器都变得无法测量了。除了过分抽象，中医可测量性差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量地使用模糊的描述和比喻。例如对脉象的描述，称革脉如按鼓皮、涩脉如轻刀刮竹、滑脉如盘走珠、弦脉如按琴弦、紧脉如牵绳转索等等，只是诉诸于医生的主观感受和想像，不同的医生可以有不同的判断，根本无法做客观的测量。这种模糊性，有利于随意解释，也为理论的失败准备了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