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仅以此献给建军节,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飞虎队

1945年10月，山东枣庄和临城日军千余人向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投降，这是有史以来军事受降中十分罕见的一幕。

　　这支由铁路工人、小摊贩、矿工和流浪者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战斗在津浦铁路兖徐段和临枣支线上，舍生忘死，在铁路线上与日军周旋了7年之久，这支部队人数最少时10余人，最多不到400人。 它自1939年在情报站基础上创立到1946年编入主力部队，在敌人的心腹地区坚持战斗达8个年头。8年中，他们以山区主力部队为后盾。以微山湖为依托，在铁道线及其两侧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精彩悲壮的抗日史剧。具有传奇般经历的铁道队英雄们，人民群众称之为能飞檐走壁的“侠客”， 日伪军称之为能从天而降的“飞虎队”，八路军首长称之为插入敌人心脏的“怀中利剑，袖中匕首”。他们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原型，中国人心目中的抗日英雄。

  在战争年代，铁道游击队的正式名称叫“鲁南铁道大队”。著名小说家刘知侠以鲁南铁道大队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小说，1945年首次在《山东文化》上发表时，便冠以《铁道队》之名。建国后刘知侠改写此书时，为点明这支武装的战斗性，才在出版时加上“游击”二字。小说面世后，立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并先后被翻译成俄、英、法、日等八国文字流传海内外。特别是经过以该小说为蓝本改编的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等媒体传播，铁道游击队之名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以至人们见着现实生活中的原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都不约而同地称他为“王强”，而对他的真实姓名却鲜有人叫。就连枣庄，这个以盛产优质煤炭著称的中等城市，其煤城称号亦不如“铁道游击队故乡”之名传得更远。 《铁道游击队》中的原型人物是谁?他们又做了哪些惊人的事迹呢?  

　　一、情报站聚义——铁道游击队光荣诞生
　　枣庄，素有煤城之称，早在唐宋时期便有人家在此地依几棵老枣树而居，开展采煤活动，并由此形成村落。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煤价逐渐上涨，枣庄地区的煤田由手工作业过渡到机器开采，产煤量大幅度提高。资本家为运销煤炭相继铺设了临(城)枣(庄)铁路支线和枣(庄)台(儿庄)、台(儿庄)赵(墩)铁路支线。这样，枣庄的煤炭便可西通津浦铁路，南运京杭大运河和陇海铁路，加之煤质盛美，供不应求， 开矿的资本家个个“勘与王侯埒富”。但是，他们的金钱财富都是用煤矿工人的血汗浇铸而成。大批失业工人衣食无着，流浪街头，情急之下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吃上了“两条线”(铁路)。通过长期磨练，他们从奔驰的火车上飞下飞上，如履平地。不管火车上有什么货物，只要他们能掀动，就掀下去换钱。洪振海、王志胜、刘金山等便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当然，他们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被路警、车警抓住，轻则一顿毒打，重则坐牢砍头。 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又不得不铤而走险。
　　1937年秋，祖国万岁员朱道南在邹坞义旗一举，便吸引了数百工人、农民。第二年5月，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便聚集枣庄地区的几点星星之火，在滕(县)峄(县)边山区墓山成立了由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王志胜也毅然参加了这支队伍。新成立的义勇总队遭到国民党祖国万岁顽固势力围攻，被迫于1938年7月转移到抱犊崮山区东部的大炉、车辋一带活动。
　　日本侵略者对枣庄的优质煤早就垂涎三尺，1938年3月侵占枣庄后马上强迫工人下井，进行掠夺性野蛮开采。从1938年至1945年日军总计从枣庄煤矿盗采原煤12948．9吨，其中大部分被运往日本。为确保长期掠夺枣庄的煤炭，日军派重兵驻守枣庄，在枣庄修筑大兵营，驻扎日军独立步兵营第194大队，还先后建立了宪兵队、警察局、宪兵分遣队、矿警队、剿共班等军队和特务组织。宪兵队是控制枣庄地区的中枢机构，队长为守岛，直属驻济南的1415部队长村上领导。日军除利用各种武装组织镇压当地抗日军民外，又组织了诸如“新民分会”、“维持会”、“商会”等民间伪组织进行欺骗性宣传，搞“大东亚共存共荣”，推行所谓“爱护村”和保甲制，以强化其对枣庄的统治。日军在枣庄的另一统治特点便是利用开设“商团”、“洋行”、 “米面代销点”等商业机构搞特务活动。他们在这些商业机构中安插便衣特务，搜集我党我军情报，同时跟踪我地下党人的活动，暗杀和逮捕我抗日军民。此外，驻枣庄的宪兵队、矿警队和步兵大队还经常单独或联合临城、峄县、费县等地日军，出城进行大规模“清剿”和“扫荡”，给我山区抗日军民造成严重威胁。日军为彻底切断枣庄与山区的联系，在通往山区的交通要道梁庄至北庄之间及渴口至北山之间设置两处关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山区抗日部队由于得不到枣庄日军活动的情报，数次与日军遭遇或被日军突然包围，致使部队情绪和战斗力都受到影响。为扭转被动局面，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领导决定从部队选派精悍人员打入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在研究人选时，总队领导不约而同地选中了三大队三中队一排长洪振海和三排长王志胜。这二人在枣庄土生土长，人熟地熟，有利于隐蔽自身和情报的搜集、递送。
　1938年10月的一个夜晚，经过短期特工培训的洪振海和王志胜，带着总队领导的嘱托和期望悄悄潜入枣庄。他们以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为基点建立了秘密抗日情报站，洪振海任站长。洪振海，1910年生，自幼与好友王志胜一起在枣庄捡破烂、拾煤核儿。当过矿工、会开火车，并练就一身飞车功夫，称“飞毛腿”。他为人豪爽义气，爱打报不平，虽脾气暴燥，但他的侠肝义胆却折服了众多伙伴的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洪哥”。这次回枣庄搞情报，他和王志胜重操旧业，联络从前一块吃两条线的弟兄，夜晚从日军的火车上扒煤炭，白天卖煤。他们利用这一职业掩护，千方百计搜集枣庄日军的部署、出动等情报，有时为了摸清敌人据点内部的情报，就冒着生命危险到据点里给敌人出苦力。日军在枣庄开设的“正泰国际公司”(群众称为“洋行”)是一个以经商为掩护的特务机构，为摸清洋行内部特务活动情况，洪振海决定派王志胜打入洋行。王志胜，1911年生于枣庄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与洪振海是好朋友。他为人憨厚，善于交往，遇事大胆果断，沉着冷静，往往能从危难中化险为夷，素有“福将”之称。他以搬运工身份打进洋行，果然不负众望，很快便查清了洋行及其特务活动情况，并及时将情报送给洪振海， 洪振海再转交给交通员刘景松，由刘景松设法送往山里。洪振海在外面又相继发展了数名正式情报员及几十名外围人员。在这些人员中有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黄包车夫、家属小孩及部分日伪人员。敌人一有增兵或调动，山里部队便可及时得到情报，提前转移，不仅使敌人的“扫荡”数次扑空，有时总队还能在半路伏击外出“扫荡”的日伪军，1939年8月，王志胜见正泰国际公司警戒较松， 便建议铲除这个特务机构。洪振海、王志胜等3人乘夜摸进洋行，将三名掌柜毙二伤一。第二天，王志胜照常去洋行上班，见三掌柜金山正躺在血泊中呼救，便打电话叫来医生。王志胜不仅末被敌人怀疑，反而因对金山有“救命之恩”被升为班头。
　　1939年10月，王志胜在为日军运货时发现有部分武器被装上火车，准备运往临城。他悄悄地在装武器的车厢上作了记号并马上找洪振海商量，打算把这批武器截下来。经过一系列周密准备，晚上9点左右，火车刚开出枣庄站，洪振海和曹德全便跃上火车，待火车行驶到王沟西侧的预定地点时，他们将包扎好的二挺机枪、12支马大盖步枪和两箱子弹掀下火车，早就埋伏在那里的王志胜等人马上将武器弹药运往蔡庄赵永泉家的地瓜窑里，并通知义勇总队派人取走。这便是人们广为传送的“飞车搞机枪”。
　　1939年秋，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部分主力挺进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亦被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鲁南抗日斗争形势大有好转。支队领导指示洪振海，在继续搞好抗日情报工作的基础上 筹建抗日武装。这时情报站除洪、王二人外，又发展了赵连有、 徐广田、赵永泉、李荣兰、王志友、曹德全六名骨干情报员，为隐蔽身份，必须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掩护，一番讨论之后，他们认为开炭场子最合适：一是所经销的煤炭不用花钱买，二是炭场子可容纳多人，有利于集体行动。经过积极筹备，“义合炭场”于 1939年11月正式挂牌开业，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因炭场子由八名情报员合“股”开办，故又称“八大股”。他们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做买卖，实际上都在千方百计地搜集敌人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去搞日军掠夺的煤炭，少数人将搞到的情报秘密送往山里。由于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利润当然也是很可观的。他们将赚来的钱除上交苏鲁支队和自己花销外，还买了两支短枪。枣庄的日本特务尽管猖狂，八方搜集我方情况，但对洪、王的活动却毫无察觉，曾被王志胜“救”过命的金山见到王志胜后，还竖起大拇指说：“王的，发财大大的!”在开炭场子的当月，洪振海便秘密组织了一支有11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取名为枣庄铁道队，公推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赵连有为副队长。随后他们又将建立武装的情况上报苏鲁支队，请求支队委派政委。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命名为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鲁南铁道队政委。杜季伟化名刘鹤亭，公开身份是“义合炭场”的管帐先生。从此，这支小型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起来。
二、飞虎队传奇——铁道游击队茁壮成长
　　杜季伟，1911年生，山东省苍山县人。1933年临沂乡师毕业。1938年初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祖国万岁。到铁道游击队前是苏鲁支队二营副教导员。他文化水平高，组织能力强，能歌善舞，常自编自演一些文艺节目活跃部队，是一名优秀的基层政工人员。当铁道队要求派政委时，支队领导就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他。
　　刚刚成立的鲁南铁道队，共有11名成员，两支短枪。队员多数来自于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他们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抡”、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在他们身上既有行侠仗义、除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不骂不说话及赌博、抽大烟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一面。即便是身为一队之长的洪振海，也主要是靠江湖义气和个人威望来领导这帮弟兄。当时在铁道队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洪队长讲话，连熊带骂。
　　如何将这支仅具雏形的松散队伍培养改造成一支能在敌人心脏纵横驰骋、有战斗力的精悍武装呢?杜政委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特别沉重。他上任后，笫一件事便是按山里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订了纪律和规范。但是队员们却不买他的帐，就连开个会也集合不起来人，往往是洪队长连熊带骂地把人召集到一起，而队员们对杜政委说教式的讲话根本听不进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调查，杜季伟认识到：将管理正规部队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来管理铁道队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铁道队的实际情况进行循序渐进的说服教育工作，且方法上要灵活多样，不能动不动就开会。可以把需要开会讲的内容放到个别谈心里去说，反正铁道队人也不多，何必摆出一副政委架式去教训人呢?此后。杜季伟就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喝几口，在喝酒中讲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来两把，在打牌中讲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到他们去嫖妓，就和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杜政委见队员们不仅听得津津有味，有人还感动得掉下泪来，于是他趁机说：“我们也是八路军，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我们肩上担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没有严明的纪律，万一出了事，牺牲自己事小，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山里的老大哥呢?”这些血性汉子最怕人瞧不起自己，听了政委一席话，个个都表示一定要改掉自己身上的坏毛病。杜政委就势引导大家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部队作风从此有很大进步。当然，想让他们一下子改掉多年养成的坏习气也是不现实的，只能随时发现随时说服教育，一般情况下队员还是能够知错就改的，但也有例外。有一次队员徐广田外出执行任务不利，烦恼中喝了一肚子闷酒。回队后杜政委见他满身酒气，就批评了他几句。徐广田本就窝火，经政委一批评，顿时酒力上涌，顺手抓起一根树枝， 照政委身上乱抽一气，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你算老几?敢管我！” 杜政委身上虽被抽得鲜血直流，可他并不还手，只说了声“广田， 你喝醉了”，就让人扶他休息去了。徐广田酒醒后非常后悔，要给政委磕头赔礼，政委抓住徐广田的手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兄弟。”徐广田当众发誓说：“奶奶的，我今后再也不喝酒啦！” 杜季伟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赵永泉、徐广田、曹德清等人加入中国产共党，并建立了党支部。祖国万岁员成了铁道队的中坚力量，队员中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现象大大减少。
　　1940年4月，炭场子的规模不断扩大，由原来的一个炭场发展成为两个炭场和3个焦池。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为了有计划地利用资金，队领导经研究决定：将每月收入的50％留作生活费和情报活动费，40％留作购置武器弹药费，10％留作办公费。这一措施的实施，不光有效地避免了挣了钱就吃光花光的挥霍浪费作风，还能节省下钱武装自己和支援山区部队。  
鲁南铁道队的队员这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基本队员已增加到15人，另有近百名外围人员。对基本队员，铁道队作了明确分工：有搞侦察的，有扒火车的，有掩护的，有运输的，有看门的，有经销煤炭的。对外围人员，也帮他们建立了十几个联络站，有情报先送给联络站，由联络站再送铁道队，情况紧急时也可直接送给铁道队。通过明确分工，不团结的现象减少了，“偷”的效率提高了，情报的准确度也增加了。队里还按队员贡献大小实行奖励政策，使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
　　为了对全体人员进行一次系统地阶级教育和抗战前途教育，杜政委和洪队长商量后，决定将队员分两批集中到枣庄西南10公里处的小屯村整训一个星期。因铁道队所在的陈庄处在敌人鼻子底下，不便于集体活动，而小屯村是苏鲁支队三营营长刘景镇的家乡，群众基础好，便于保守秘密。整训内容为：杜季伟讲《论持久战》、抗日战争新阶段和社会进化史等政治常识，洪振海讲扒火车、破铁路、袭击敌据点及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等军事常识。但队员们散漫惯了，受训像笼中之鸟，听课则如坐针毯，加之授课人教条主义的讲课方式，参训队员根本听不进去。特别是当杜政委讲到猿猴变人时，队员们大为恼火地说：“日本鬼子骂我们是‘毛猴子’，你怎么也说我们是猴子变的？”由于队员抵触情绪较大，整训只进行一期就结束了。小屯整训虽然收获不大，但意义不可低估，这毕竟让那些只会爬火车“偷”鬼子，不知整训为何物的游击队员坐下来接受了一次正规化教育，知道了八路军与老百姓的区别。
　　由于铁道队领导上的单纯军事观点，只鼓励队员“偷”鬼子，且“偷”的地点大多集中在枣庄火车站周围，而放松了对队员的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致使队员保密观念淡薄。1940年5月初，一李姓队员因与其亲戚争地亩翻脸，其亲戚便告他是八路，敌人即将陈庄包围，捕去李姓队员3名(两名队员被群众救出，一名队员残遭杀害)。其他队员虽在群众掩护下撤离， 但炭场子和焦池却被日军查抄没收。铁道游击队被迫转移到距离枣庄西北3里路的齐村，公开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在临枣铁路线上与日军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炭场子的丢失，对铁道队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队员们失去了职业掩护，断绝了宽裕的经费来源，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他们从此要经受极为艰苦的磨练，没有固定的住处，没有可靠的温饱，还要与敌人周旋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说，其艰苦卓绝已超过山区部队。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才使铁道游击队一步步成长起来，并最终汇入人民解放军的洪流中去。从这点上说，炭场子的丢失又是好事。
　　这时，铁道队已发展到30多名队员。他们之所以能在距枣庄3里的齐村站住脚，除了那里群众基础好(不少队员的家就在齐村)之外，他们设在枣庄的情报网站未遭破坏也是重要原因。枣庄的敌人有何动静，情报网的同志马上就把消息送到铁道队，使他们早有准备。因此尽管敌人数次到齐村搜查，始终未找到铁道队一个人。5月下旬，他们从枣庄送来的情报中获悉，驻枣庄日伪军将到山里“扫荡”。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打击其嚣张气焰，铁道队决定，再次袭击日军正泰洋行。 正泰洋行自1939年8月遭我军第一次打击后，由原来的3个日本特务增加到12个，由茅山一郎大佐任大掌柜，院墙也架设了铁丝网。经过周密侦察，铁道队领导将队员分为5个战斗小组，洪振海带一个组在院墙外接应，王志胜带4个组打墙洞进入洋行，将分住在4间屋内的鬼子全部用大刀片砍死。是役共杀死13名日军和一名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这便是在群众中盛传的“血染洋行”，也是铁道队公开旗号后的首次战斗。这次胜利，对威慑敌人，鼓舞队员斗志，提高铁道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具有重大意义。群众称铁道队是专杀鬼子的能飞檐走壁的侠客，而日军则视铁道队为神奇的“飞军”。第二次“血染洋行”后，枣庄地区就流传起了《打洋行五更歌》。

驻枣庄的日本侵略者眼看着铁道队在其眼皮底下将其特务机构连窝除掉，恼羞成怒，派兵包围了齐村，却扑了个空，此时铁道队已经转移到临枣铁路南侧的蔡庄、小屯一带。
　　正当铁道队沉浸在一片胜利喜悦声中时，苏鲁支队来函说： 近来日军频繁对鲁南山区“扫荡” 、“封锁”，山区抗日部队生活极端困难，活动经费非常匮乏。请铁道队想办法从敌人那里搞点资金，以解决部队暂时困难。铁道队领受任务后，首先将开炭场子结余的8000元钱托人带给支队，然后迅速给各情报联络点布置任务，让他们尽快弄清敌人运钞车的时间和路线。我地下情报员张秀盈(济南至连云港票车的车队长)回报说：“每星期六，沿途各站的日军都通过他这趟车向济南交钱，现在已到月底，估计上交的钱会更多。”机不可失，队领导马上制定了截票车方案：由12名扮作商人、农民和工人的队员分别从泥沟、峄城、枣庄三个车站上车，利用随身携带的美酒、烧鸡、牛肉等佳肴将车上的鬼子稳住看好，待急刹车时一齐动手。客车刚出枣庄，洪振海、曹德清便跃上车头，杀死日本司机，由曹德清开着继续前行。客车驶出王沟站，进入铁道队伏击圈时，曹德清猛一刹车，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王志胜等迅速登上客车，与车上的队员一起里应外合，只10余分钟，便杀死了所有押车的日伪军，并从最后一节车箱里找到5个装钱的帆布袋子扔下车。是役毙敌12人，缴获法币8万元、短枪3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铁道队除经上级批准留3支短枪自用外，其余全部上交苏鲁支队。 票车上数千名旅客亲眼目睹了铁道队勇士瞬间就把鬼子杀干净的奇迹，就一传十、十传百，把铁道队说成是从天而降的“飞虎队”。不久，铁道队又在临枣线曾店的四孔桥设伏，截击了日军从台儿庄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击毙8名押车日军，缴获步枪、手枪各4支，以及大量布匹和日用百货。铁道队将部分货物运往山区根据地，其余的分给了当地百姓。这段时间，铁道队虽然失去炭场子的茂盛财源，但由于频繁截击日军列车，缴获大批军用品和生活物资，因此生活状况虽不如从前，但还不算艰苦。
　　鲁南铁道队在临枣铁路支线不断取得胜利，不仅有力地牵制了日军部分兵力，减轻了山区抗日军民反“扫荡”的压力，同时也迅速提高了自身在群众中的威信。当地群众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铁道队，使这支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敌人遭到打击后也更加疯狂了，凡铁道队袭击过的地段都加派了兵力，对车站交通要道的过往行人严加盘查、搜身，遇有可疑人员便逮捕和枪杀。临枣线上来往的火车也增加了押车的伪军警。凡没有日军颁发的“良民证”者，均不准乘火车，否则格杀勿论。这样，鲁南铁道队在临枣线上便难以立足，只好向临城方向转移。
　　鲁南铁道队在临枣线上神出鬼没地奇袭日本侵略者，截取军用货物的活动，也影响了津浦路上“吃两道线”的穷苦百姓。他们有的组织十余人，有的组织二三十人，都自称“铁道队”。规模较大者有活动在临城南部的孙茂生部(临南铁道队)和活动在临城北部的田广瑞部(临北铁道队)。这两支铁道队经我地下工作者争取，接受了中共沛滕边县委的领导。其余各部则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拉拢过去，很快被敌人吃掉了。 鲁南铁道队由临枣线转移到津浦路临城一带后，经常与活动在那里的两支铁道队配合行动，并建立了友谊。1940年7月，为了有利于对这三支性质相同的武装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苏鲁支队经与中共沛滕边县委协商，将这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王志胜任正副大队长，杜季伟任政委。原鲁南铁道队为一中队，徐广田任中队长；临南铁道队为二中队，孙茂生任中队长；临北铁道队为三中队，田广瑞任中队长。同时又把临城一带的失业铁路工人组织起来，编为破袭队，负责破坏铁路交通；把铁路两旁的农民组织起来，组建掩护队，负责掩护截车掀货物。合编后各中队仍以分散活动为主，大队领导多随一中队活动，从此鲁南铁道大队进入大发展时期。这时台枣支线、临枣支线及津浦铁路韩庄至界河段，都成了铁道队打击敌人截取物资经常出没的地方。
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 由于人多目标大，加之日伪军“扫荡”频繁，为隐蔽自己，铁道队的活动区逐渐由临枣铁路沿线的车站附近转移到微山湖东岸津浦铁路沿线的广大乡村；供给上仍坚持“从鬼子手里要给养”的做法，不向老百姓摊派一针一线，因此深受群众欢迎。铁道队的活动规律一般是白天在村里隐蔽，夜间外出打鬼子、搞情报、截物资。白天没事时，有些队员穿着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服装，腰间插着短枪，露出花里胡哨的保险绳，红红绿绿的包枪布。这一切又使群众看着别扭，因而对铁道队往往敬而远之。杜政委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召集铁道队党员骨干开会，采取党员带头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对有缺点队员分工负责，个别教育的方式，使队员作风大有改进。过去犯有错误的队员在祖国万岁员的带动下，也像山里老八路那样，为房东担水、扫院子、干农活，使军民关系逐渐融洽。铁道队从敌人火车上搞来的东西，除自用外还经常分给群众一部分，群众都称赞铁道队是专打鬼子，不祸害百姓的真正抗日的队伍。这段时间，铁道队曾数次从日本军用列车上和临城火车站截取大批军用物资、生活用品和食品，如棉花、茶叶、白糖、火柴、布匹等，还在沙沟、韩庄之间颠覆了一辆日本军用列车，使火车上装载的坦克、汽车、大炮等武器大部分报废，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
　　1940年8月，鲁南军区成立， 鲁南铁道大队的隶属关系也由苏鲁支队移交给了鲁南军区。由于铁道队频频出击，使驻枣庄和临城的日军损失惨重，他们受了上级主子的训斥之后，便集结大批兵力对铁道队活动地区进行“扫荡”和“清剿”，妄图一口吃掉这支活跃在铁道线上的“神兵”、“飞虎队”。军区首长获悉铁道队处境后，立即下令将他们调到山区根据地整训。在一个月的整训里，山区部队艰苦奋斗的作风，高昂的斗争意志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使铁道队全体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当铁道队的同志吃着大部分是糠，只掺一点粗粮烙成的煎饼觉得难以下咽时，军区首长告诉他们：就是这样的煎饼也还是山区部队的同志吃野菜、树叶省下来的。这些在敌人刺刀面前曾高呼“死啦死啦好好的”的铁汉子，都忍不住热泪盈眶。通过整训，在铁道队中又发展一批党员，并提拔几名骨干队员任中队长。
　　同年9月，鲁南铁道大队整训后出山，原来在敌占区创立的小片游击根据地，又被敌人以强大兵力控制起来。敌伪据点遍地都是，交通要道岗哨林立，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为重新开创抗日局面，30多名骨干队员发动铁路沿线数百名群众，将临枣支线的铁轨扒掉3里多长，砍断电线杆100余根，使敌人交通和通讯中断一个多星期。11月又在沙沟至塘湖间截获日军军用火车一列，扣压司机，击毙车警，缴获大宗药物及食品等送往山里，为缺衣少药的根据地军民解决了部分困难。然而，铁道队的反击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微湖东岸敌强我弱的局面。
　　1941年初，由于形势恶化，活动在微山湖畔的主力部队暂时撤离该地，铁道队奉命在原地坚持游击战。驻临城日军为了对付铁道队，专程从济南搬来特务头子高岗和杀人不眨眼的少校队长松尾。高岗是个中国通，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对我国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也比较了解。他常通过“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笼络人心。临城附近的50多个伪乡保长，有40多个同他拜了把兄弟。许多原来替我们送情报的伪乡保长，转而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使铁道队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在铁路两侧仅剩下六炉店和乔庙两个村庄可以活动。日军又针对铁道队活动规律，采取三种毒辣手段：一是夜间盯梢，拂晓包围； 二是化装成我铁道队员，突然对我基点村袭击并抓捕群众；三是强迫老百姓在前面带路，使我方部队不便对其伏击。由于群众弄不清真假，在受了几次骗之后，往往把真的铁道队也拒之门外。铁道队只好撤到野外，在滴水成冰的冬天趴在沟边、田头过夜。早晨一起身，满身冰冰碴子叮当作响。遇到下雨便成了落汤鸡。当时铁道队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当被，地当床，半身土来半身霜。” 其艰苦可见一斑。由于敌人在车站和火车上加强了警戒，铁道队很难截取敌人的货物，而这正是他们主要的供给来源。队员们常常空着肚子在田野里一趴就是好几天。即便这样，还经常要和敌人打遭遇战。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部分思想不坚定的队员有的妥协回家，有的带枪投敌。
　1945年10月，山东枣庄和临城日军千余人向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投降，这是有史以来军事受降中十分罕见的一幕。

　　这支由铁路工人、小摊贩、矿工和流浪者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战斗在津浦铁路兖徐段和临枣支线上，舍生忘死，在铁路线上与日军周旋了7年之久，这支部队人数最少时10余人，最多不到400人。 它自1939年在情报站基础上创立到1946年编入主力部队，在敌人的心腹地区坚持战斗达8个年头。8年中，他们以山区主力部队为后盾。以微山湖为依托，在铁道线及其两侧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精彩悲壮的抗日史剧。具有传奇般经历的铁道队英雄们，人民群众称之为能飞檐走壁的“侠客”， 日伪军称之为能从天而降的“飞虎队”，八路军首长称之为插入敌人心脏的“怀中利剑，袖中匕首”。他们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原型，中国人心目中的抗日英雄。

  在战争年代，铁道游击队的正式名称叫“鲁南铁道大队”。著名小说家刘知侠以鲁南铁道大队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小说，1945年首次在《山东文化》上发表时，便冠以《铁道队》之名。建国后刘知侠改写此书时，为点明这支武装的战斗性，才在出版时加上“游击”二字。小说面世后，立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并先后被翻译成俄、英、法、日等八国文字流传海内外。特别是经过以该小说为蓝本改编的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等媒体传播，铁道游击队之名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以至人们见着现实生活中的原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都不约而同地称他为“王强”，而对他的真实姓名却鲜有人叫。就连枣庄，这个以盛产优质煤炭著称的中等城市，其煤城称号亦不如“铁道游击队故乡”之名传得更远。 《铁道游击队》中的原型人物是谁?他们又做了哪些惊人的事迹呢?  

　　一、情报站聚义——铁道游击队光荣诞生
　　枣庄，素有煤城之称，早在唐宋时期便有人家在此地依几棵老枣树而居，开展采煤活动，并由此形成村落。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煤价逐渐上涨，枣庄地区的煤田由手工作业过渡到机器开采，产煤量大幅度提高。资本家为运销煤炭相继铺设了临(城)枣(庄)铁路支线和枣(庄)台(儿庄)、台(儿庄)赵(墩)铁路支线。这样，枣庄的煤炭便可西通津浦铁路，南运京杭大运河和陇海铁路，加之煤质盛美，供不应求， 开矿的资本家个个“勘与王侯埒富”。但是，他们的金钱财富都是用煤矿工人的血汗浇铸而成。大批失业工人衣食无着，流浪街头，情急之下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吃上了“两条线”(铁路)。通过长期磨练，他们从奔驰的火车上飞下飞上，如履平地。不管火车上有什么货物，只要他们能掀动，就掀下去换钱。洪振海、王志胜、刘金山等便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当然，他们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被路警、车警抓住，轻则一顿毒打，重则坐牢砍头。 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又不得不铤而走险。
　　1937年秋，祖国万岁员朱道南在邹坞义旗一举，便吸引了数百工人、农民。第二年5月，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便聚集枣庄地区的几点星星之火，在滕(县)峄(县)边山区墓山成立了由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王志胜也毅然参加了这支队伍。新成立的义勇总队遭到国民党祖国万岁顽固势力围攻，被迫于1938年7月转移到抱犊崮山区东部的大炉、车辋一带活动。
　　日本侵略者对枣庄的优质煤早就垂涎三尺，1938年3月侵占枣庄后马上强迫工人下井，进行掠夺性野蛮开采。从1938年至1945年日军总计从枣庄煤矿盗采原煤12948．9吨，其中大部分被运往日本。为确保长期掠夺枣庄的煤炭，日军派重兵驻守枣庄，在枣庄修筑大兵营，驻扎日军独立步兵营第194大队，还先后建立了宪兵队、警察局、宪兵分遣队、矿警队、剿共班等军队和特务组织。宪兵队是控制枣庄地区的中枢机构，队长为守岛，直属驻济南的1415部队长村上领导。日军除利用各种武装组织镇压当地抗日军民外，又组织了诸如“新民分会”、“维持会”、“商会”等民间伪组织进行欺骗性宣传，搞“大东亚共存共荣”，推行所谓“爱护村”和保甲制，以强化其对枣庄的统治。日军在枣庄的另一统治特点便是利用开设“商团”、“洋行”、 “米面代销点”等商业机构搞特务活动。他们在这些商业机构中安插便衣特务，搜集我党我军情报，同时跟踪我地下党人的活动，暗杀和逮捕我抗日军民。此外，驻枣庄的宪兵队、矿警队和步兵大队还经常单独或联合临城、峄县、费县等地日军，出城进行大规模“清剿”和“扫荡”，给我山区抗日军民造成严重威胁。日军为彻底切断枣庄与山区的联系，在通往山区的交通要道梁庄至北庄之间及渴口至北山之间设置两处关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山区抗日部队由于得不到枣庄日军活动的情报，数次与日军遭遇或被日军突然包围，致使部队情绪和战斗力都受到影响。为扭转被动局面，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领导决定从部队选派精悍人员打入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在研究人选时，总队领导不约而同地选中了三大队三中队一排长洪振海和三排长王志胜。这二人在枣庄土生土长，人熟地熟，有利于隐蔽自身和情报的搜集、递送。
　1938年10月的一个夜晚，经过短期特工培训的洪振海和王志胜，带着总队领导的嘱托和期望悄悄潜入枣庄。他们以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为基点建立了秘密抗日情报站，洪振海任站长。洪振海，1910年生，自幼与好友王志胜一起在枣庄捡破烂、拾煤核儿。当过矿工、会开火车，并练就一身飞车功夫，称“飞毛腿”。他为人豪爽义气，爱打报不平，虽脾气暴燥，但他的侠肝义胆却折服了众多伙伴的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洪哥”。这次回枣庄搞情报，他和王志胜重操旧业，联络从前一块吃两条线的弟兄，夜晚从日军的火车上扒煤炭，白天卖煤。他们利用这一职业掩护，千方百计搜集枣庄日军的部署、出动等情报，有时为了摸清敌人据点内部的情报，就冒着生命危险到据点里给敌人出苦力。日军在枣庄开设的“正泰国际公司”(群众称为“洋行”)是一个以经商为掩护的特务机构，为摸清洋行内部特务活动情况，洪振海决定派王志胜打入洋行。王志胜，1911年生于枣庄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与洪振海是好朋友。他为人憨厚，善于交往，遇事大胆果断，沉着冷静，往往能从危难中化险为夷，素有“福将”之称。他以搬运工身份打进洋行，果然不负众望，很快便查清了洋行及其特务活动情况，并及时将情报送给洪振海， 洪振海再转交给交通员刘景松，由刘景松设法送往山里。洪振海在外面又相继发展了数名正式情报员及几十名外围人员。在这些人员中有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黄包车夫、家属小孩及部分日伪人员。敌人一有增兵或调动，山里部队便可及时得到情报，提前转移，不仅使敌人的“扫荡”数次扑空，有时总队还能在半路伏击外出“扫荡”的日伪军，1939年8月，王志胜见正泰国际公司警戒较松， 便建议铲除这个特务机构。洪振海、王志胜等3人乘夜摸进洋行，将三名掌柜毙二伤一。第二天，王志胜照常去洋行上班，见三掌柜金山正躺在血泊中呼救，便打电话叫来医生。王志胜不仅末被敌人怀疑，反而因对金山有“救命之恩”被升为班头。
　　1939年10月，王志胜在为日军运货时发现有部分武器被装上火车，准备运往临城。他悄悄地在装武器的车厢上作了记号并马上找洪振海商量，打算把这批武器截下来。经过一系列周密准备，晚上9点左右，火车刚开出枣庄站，洪振海和曹德全便跃上火车，待火车行驶到王沟西侧的预定地点时，他们将包扎好的二挺机枪、12支马大盖步枪和两箱子弹掀下火车，早就埋伏在那里的王志胜等人马上将武器弹药运往蔡庄赵永泉家的地瓜窑里，并通知义勇总队派人取走。这便是人们广为传送的“飞车搞机枪”。
　　1939年秋，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部分主力挺进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亦被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鲁南抗日斗争形势大有好转。支队领导指示洪振海，在继续搞好抗日情报工作的基础上 筹建抗日武装。这时情报站除洪、王二人外，又发展了赵连有、 徐广田、赵永泉、李荣兰、王志友、曹德全六名骨干情报员，为隐蔽身份，必须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掩护，一番讨论之后，他们认为开炭场子最合适：一是所经销的煤炭不用花钱买，二是炭场子可容纳多人，有利于集体行动。经过积极筹备，“义合炭场”于 1939年11月正式挂牌开业，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因炭场子由八名情报员合“股”开办，故又称“八大股”。他们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做买卖，实际上都在千方百计地搜集敌人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去搞日军掠夺的煤炭，少数人将搞到的情报秘密送往山里。由于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利润当然也是很可观的。他们将赚来的钱除上交苏鲁支队和自己花销外，还买了两支短枪。枣庄的日本特务尽管猖狂，八方搜集我方情况，但对洪、王的活动却毫无察觉，曾被王志胜“救”过命的金山见到王志胜后，还竖起大拇指说：“王的，发财大大的!”在开炭场子的当月，洪振海便秘密组织了一支有11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取名为枣庄铁道队，公推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赵连有为副队长。随后他们又将建立武装的情况上报苏鲁支队，请求支队委派政委。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命名为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鲁南铁道队政委。杜季伟化名刘鹤亭，公开身份是“义合炭场”的管帐先生。从此，这支小型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起来。
二、飞虎队传奇——铁道游击队茁壮成长
　　杜季伟，1911年生，山东省苍山县人。1933年临沂乡师毕业。1938年初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祖国万岁。到铁道游击队前是苏鲁支队二营副教导员。他文化水平高，组织能力强，能歌善舞，常自编自演一些文艺节目活跃部队，是一名优秀的基层政工人员。当铁道队要求派政委时，支队领导就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他。
　　刚刚成立的鲁南铁道队，共有11名成员，两支短枪。队员多数来自于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他们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抡”、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在他们身上既有行侠仗义、除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不骂不说话及赌博、抽大烟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一面。即便是身为一队之长的洪振海，也主要是靠江湖义气和个人威望来领导这帮弟兄。当时在铁道队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洪队长讲话，连熊带骂。
　　如何将这支仅具雏形的松散队伍培养改造成一支能在敌人心脏纵横驰骋、有战斗力的精悍武装呢?杜政委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特别沉重。他上任后，笫一件事便是按山里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订了纪律和规范。但是队员们却不买他的帐，就连开个会也集合不起来人，往往是洪队长连熊带骂地把人召集到一起，而队员们对杜政委说教式的讲话根本听不进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调查，杜季伟认识到：将管理正规部队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来管理铁道队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铁道队的实际情况进行循序渐进的说服教育工作，且方法上要灵活多样，不能动不动就开会。可以把需要开会讲的内容放到个别谈心里去说，反正铁道队人也不多，何必摆出一副政委架式去教训人呢?此后。杜季伟就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喝几口，在喝酒中讲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来两把，在打牌中讲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到他们去嫖妓，就和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杜政委见队员们不仅听得津津有味，有人还感动得掉下泪来，于是他趁机说：“我们也是八路军，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我们肩上担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没有严明的纪律，万一出了事，牺牲自己事小，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山里的老大哥呢?”这些血性汉子最怕人瞧不起自己，听了政委一席话，个个都表示一定要改掉自己身上的坏毛病。杜政委就势引导大家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部队作风从此有很大进步。当然，想让他们一下子改掉多年养成的坏习气也是不现实的，只能随时发现随时说服教育，一般情况下队员还是能够知错就改的，但也有例外。有一次队员徐广田外出执行任务不利，烦恼中喝了一肚子闷酒。回队后杜政委见他满身酒气，就批评了他几句。徐广田本就窝火，经政委一批评，顿时酒力上涌，顺手抓起一根树枝， 照政委身上乱抽一气，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你算老几?敢管我！” 杜政委身上虽被抽得鲜血直流，可他并不还手，只说了声“广田， 你喝醉了”，就让人扶他休息去了。徐广田酒醒后非常后悔，要给政委磕头赔礼，政委抓住徐广田的手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兄弟。”徐广田当众发誓说：“奶奶的，我今后再也不喝酒啦！” 杜季伟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赵永泉、徐广田、曹德清等人加入中国产共党，并建立了党支部。祖国万岁员成了铁道队的中坚力量，队员中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现象大大减少。
　　1940年4月，炭场子的规模不断扩大，由原来的一个炭场发展成为两个炭场和3个焦池。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为了有计划地利用资金，队领导经研究决定：将每月收入的50％留作生活费和情报活动费，40％留作购置武器弹药费，10％留作办公费。这一措施的实施，不光有效地避免了挣了钱就吃光花光的挥霍浪费作风，还能节省下钱武装自己和支援山区部队。  
鲁南铁道队的队员这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基本队员已增加到15人，另有近百名外围人员。对基本队员，铁道队作了明确分工：有搞侦察的，有扒火车的，有掩护的，有运输的，有看门的，有经销煤炭的。对外围人员，也帮他们建立了十几个联络站，有情报先送给联络站，由联络站再送铁道队，情况紧急时也可直接送给铁道队。通过明确分工，不团结的现象减少了，“偷”的效率提高了，情报的准确度也增加了。队里还按队员贡献大小实行奖励政策，使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
　　为了对全体人员进行一次系统地阶级教育和抗战前途教育，杜政委和洪队长商量后，决定将队员分两批集中到枣庄西南10公里处的小屯村整训一个星期。因铁道队所在的陈庄处在敌人鼻子底下，不便于集体活动，而小屯村是苏鲁支队三营营长刘景镇的家乡，群众基础好，便于保守秘密。整训内容为：杜季伟讲《论持久战》、抗日战争新阶段和社会进化史等政治常识，洪振海讲扒火车、破铁路、袭击敌据点及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等军事常识。但队员们散漫惯了，受训像笼中之鸟，听课则如坐针毯，加之授课人教条主义的讲课方式，参训队员根本听不进去。特别是当杜政委讲到猿猴变人时，队员们大为恼火地说：“日本鬼子骂我们是‘毛猴子’，你怎么也说我们是猴子变的？”由于队员抵触情绪较大，整训只进行一期就结束了。小屯整训虽然收获不大，但意义不可低估，这毕竟让那些只会爬火车“偷”鬼子，不知整训为何物的游击队员坐下来接受了一次正规化教育，知道了八路军与老百姓的区别。
　　由于铁道队领导上的单纯军事观点，只鼓励队员“偷”鬼子，且“偷”的地点大多集中在枣庄火车站周围，而放松了对队员的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致使队员保密观念淡薄。1940年5月初，一李姓队员因与其亲戚争地亩翻脸，其亲戚便告他是八路，敌人即将陈庄包围，捕去李姓队员3名(两名队员被群众救出，一名队员残遭杀害)。其他队员虽在群众掩护下撤离， 但炭场子和焦池却被日军查抄没收。铁道游击队被迫转移到距离枣庄西北3里路的齐村，公开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在临枣铁路线上与日军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炭场子的丢失，对铁道队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队员们失去了职业掩护，断绝了宽裕的经费来源，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他们从此要经受极为艰苦的磨练，没有固定的住处，没有可靠的温饱，还要与敌人周旋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说，其艰苦卓绝已超过山区部队。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才使铁道游击队一步步成长起来，并最终汇入人民解放军的洪流中去。从这点上说，炭场子的丢失又是好事。
　　这时，铁道队已发展到30多名队员。他们之所以能在距枣庄3里的齐村站住脚，除了那里群众基础好(不少队员的家就在齐村)之外，他们设在枣庄的情报网站未遭破坏也是重要原因。枣庄的敌人有何动静，情报网的同志马上就把消息送到铁道队，使他们早有准备。因此尽管敌人数次到齐村搜查，始终未找到铁道队一个人。5月下旬，他们从枣庄送来的情报中获悉，驻枣庄日伪军将到山里“扫荡”。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打击其嚣张气焰，铁道队决定，再次袭击日军正泰洋行。 正泰洋行自1939年8月遭我军第一次打击后，由原来的3个日本特务增加到12个，由茅山一郎大佐任大掌柜，院墙也架设了铁丝网。经过周密侦察，铁道队领导将队员分为5个战斗小组，洪振海带一个组在院墙外接应，王志胜带4个组打墙洞进入洋行，将分住在4间屋内的鬼子全部用大刀片砍死。是役共杀死13名日军和一名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这便是在群众中盛传的“血染洋行”，也是铁道队公开旗号后的首次战斗。这次胜利，对威慑敌人，鼓舞队员斗志，提高铁道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具有重大意义。群众称铁道队是专杀鬼子的能飞檐走壁的侠客，而日军则视铁道队为神奇的“飞军”。第二次“血染洋行”后，枣庄地区就流传起了《打洋行五更歌》。

驻枣庄的日本侵略者眼看着铁道队在其眼皮底下将其特务机构连窝除掉，恼羞成怒，派兵包围了齐村，却扑了个空，此时铁道队已经转移到临枣铁路南侧的蔡庄、小屯一带。
　　正当铁道队沉浸在一片胜利喜悦声中时，苏鲁支队来函说： 近来日军频繁对鲁南山区“扫荡” 、“封锁”，山区抗日部队生活极端困难，活动经费非常匮乏。请铁道队想办法从敌人那里搞点资金，以解决部队暂时困难。铁道队领受任务后，首先将开炭场子结余的8000元钱托人带给支队，然后迅速给各情报联络点布置任务，让他们尽快弄清敌人运钞车的时间和路线。我地下情报员张秀盈(济南至连云港票车的车队长)回报说：“每星期六，沿途各站的日军都通过他这趟车向济南交钱，现在已到月底，估计上交的钱会更多。”机不可失，队领导马上制定了截票车方案：由12名扮作商人、农民和工人的队员分别从泥沟、峄城、枣庄三个车站上车，利用随身携带的美酒、烧鸡、牛肉等佳肴将车上的鬼子稳住看好，待急刹车时一齐动手。客车刚出枣庄，洪振海、曹德清便跃上车头，杀死日本司机，由曹德清开着继续前行。客车驶出王沟站，进入铁道队伏击圈时，曹德清猛一刹车，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王志胜等迅速登上客车，与车上的队员一起里应外合，只10余分钟，便杀死了所有押车的日伪军，并从最后一节车箱里找到5个装钱的帆布袋子扔下车。是役毙敌12人，缴获法币8万元、短枪3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铁道队除经上级批准留3支短枪自用外，其余全部上交苏鲁支队。 票车上数千名旅客亲眼目睹了铁道队勇士瞬间就把鬼子杀干净的奇迹，就一传十、十传百，把铁道队说成是从天而降的“飞虎队”。不久，铁道队又在临枣线曾店的四孔桥设伏，截击了日军从台儿庄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击毙8名押车日军，缴获步枪、手枪各4支，以及大量布匹和日用百货。铁道队将部分货物运往山区根据地，其余的分给了当地百姓。这段时间，铁道队虽然失去炭场子的茂盛财源，但由于频繁截击日军列车，缴获大批军用品和生活物资，因此生活状况虽不如从前，但还不算艰苦。
　　鲁南铁道队在临枣铁路支线不断取得胜利，不仅有力地牵制了日军部分兵力，减轻了山区抗日军民反“扫荡”的压力，同时也迅速提高了自身在群众中的威信。当地群众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铁道队，使这支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敌人遭到打击后也更加疯狂了，凡铁道队袭击过的地段都加派了兵力，对车站交通要道的过往行人严加盘查、搜身，遇有可疑人员便逮捕和枪杀。临枣线上来往的火车也增加了押车的伪军警。凡没有日军颁发的“良民证”者，均不准乘火车，否则格杀勿论。这样，鲁南铁道队在临枣线上便难以立足，只好向临城方向转移。
　　鲁南铁道队在临枣线上神出鬼没地奇袭日本侵略者，截取军用货物的活动，也影响了津浦路上“吃两道线”的穷苦百姓。他们有的组织十余人，有的组织二三十人，都自称“铁道队”。规模较大者有活动在临城南部的孙茂生部(临南铁道队)和活动在临城北部的田广瑞部(临北铁道队)。这两支铁道队经我地下工作者争取，接受了中共沛滕边县委的领导。其余各部则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拉拢过去，很快被敌人吃掉了。 鲁南铁道队由临枣线转移到津浦路临城一带后，经常与活动在那里的两支铁道队配合行动，并建立了友谊。1940年7月，为了有利于对这三支性质相同的武装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苏鲁支队经与中共沛滕边县委协商，将这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王志胜任正副大队长，杜季伟任政委。原鲁南铁道队为一中队，徐广田任中队长；临南铁道队为二中队，孙茂生任中队长；临北铁道队为三中队，田广瑞任中队长。同时又把临城一带的失业铁路工人组织起来，编为破袭队，负责破坏铁路交通；把铁路两旁的农民组织起来，组建掩护队，负责掩护截车掀货物。合编后各中队仍以分散活动为主，大队领导多随一中队活动，从此鲁南铁道大队进入大发展时期。这时台枣支线、临枣支线及津浦铁路韩庄至界河段，都成了铁道队打击敌人截取物资经常出没的地方。
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 由于人多目标大，加之日伪军“扫荡”频繁，为隐蔽自己，铁道队的活动区逐渐由临枣铁路沿线的车站附近转移到微山湖东岸津浦铁路沿线的广大乡村；供给上仍坚持“从鬼子手里要给养”的做法，不向老百姓摊派一针一线，因此深受群众欢迎。铁道队的活动规律一般是白天在村里隐蔽，夜间外出打鬼子、搞情报、截物资。白天没事时，有些队员穿着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服装，腰间插着短枪，露出花里胡哨的保险绳，红红绿绿的包枪布。这一切又使群众看着别扭，因而对铁道队往往敬而远之。杜政委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召集铁道队党员骨干开会，采取党员带头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对有缺点队员分工负责，个别教育的方式，使队员作风大有改进。过去犯有错误的队员在祖国万岁员的带动下，也像山里老八路那样，为房东担水、扫院子、干农活，使军民关系逐渐融洽。铁道队从敌人火车上搞来的东西，除自用外还经常分给群众一部分，群众都称赞铁道队是专打鬼子，不祸害百姓的真正抗日的队伍。这段时间，铁道队曾数次从日本军用列车上和临城火车站截取大批军用物资、生活用品和食品，如棉花、茶叶、白糖、火柴、布匹等，还在沙沟、韩庄之间颠覆了一辆日本军用列车，使火车上装载的坦克、汽车、大炮等武器大部分报废，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
　　1940年8月，鲁南军区成立， 鲁南铁道大队的隶属关系也由苏鲁支队移交给了鲁南军区。由于铁道队频频出击，使驻枣庄和临城的日军损失惨重，他们受了上级主子的训斥之后，便集结大批兵力对铁道队活动地区进行“扫荡”和“清剿”，妄图一口吃掉这支活跃在铁道线上的“神兵”、“飞虎队”。军区首长获悉铁道队处境后，立即下令将他们调到山区根据地整训。在一个月的整训里，山区部队艰苦奋斗的作风，高昂的斗争意志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使铁道队全体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当铁道队的同志吃着大部分是糠，只掺一点粗粮烙成的煎饼觉得难以下咽时，军区首长告诉他们：就是这样的煎饼也还是山区部队的同志吃野菜、树叶省下来的。这些在敌人刺刀面前曾高呼“死啦死啦好好的”的铁汉子，都忍不住热泪盈眶。通过整训，在铁道队中又发展一批党员，并提拔几名骨干队员任中队长。
　　同年9月，鲁南铁道大队整训后出山，原来在敌占区创立的小片游击根据地，又被敌人以强大兵力控制起来。敌伪据点遍地都是，交通要道岗哨林立，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为重新开创抗日局面，30多名骨干队员发动铁路沿线数百名群众，将临枣支线的铁轨扒掉3里多长，砍断电线杆100余根，使敌人交通和通讯中断一个多星期。11月又在沙沟至塘湖间截获日军军用火车一列，扣压司机，击毙车警，缴获大宗药物及食品等送往山里，为缺衣少药的根据地军民解决了部分困难。然而，铁道队的反击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微湖东岸敌强我弱的局面。
　　1941年初，由于形势恶化，活动在微山湖畔的主力部队暂时撤离该地，铁道队奉命在原地坚持游击战。驻临城日军为了对付铁道队，专程从济南搬来特务头子高岗和杀人不眨眼的少校队长松尾。高岗是个中国通，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对我国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也比较了解。他常通过“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笼络人心。临城附近的50多个伪乡保长，有40多个同他拜了把兄弟。许多原来替我们送情报的伪乡保长，转而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使铁道队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在铁路两侧仅剩下六炉店和乔庙两个村庄可以活动。日军又针对铁道队活动规律，采取三种毒辣手段：一是夜间盯梢，拂晓包围； 二是化装成我铁道队员，突然对我基点村袭击并抓捕群众；三是强迫老百姓在前面带路，使我方部队不便对其伏击。由于群众弄不清真假，在受了几次骗之后，往往把真的铁道队也拒之门外。铁道队只好撤到野外，在滴水成冰的冬天趴在沟边、田头过夜。早晨一起身，满身冰冰碴子叮当作响。遇到下雨便成了落汤鸡。当时铁道队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当被，地当床，半身土来半身霜。” 其艰苦可见一斑。由于敌人在车站和火车上加强了警戒，铁道队很难截取敌人的货物，而这正是他们主要的供给来源。队员们常常空着肚子在田野里一趴就是好几天。即便这样，还经常要和敌人打遭遇战。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部分思想不坚定的队员有的妥协回家，有的带枪投敌。